偷：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于继承者的能力
我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被吹的最过的帝王。他是一个典型的昏君，在历史转折期，他正好坐在关键位置上，被误认为是千古一帝。
一。秦惠文王真的没有废商鞅之法？
传统说法，秦惠文王其实是敬重商鞅的，因为政治需要，他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的法，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秦惠文王性格比较温和，史书中从来没有他杀掉某个官员，或者严惩某个官员的记载，但是唯独对商鞅例外，他把商鞅五马分尸了，一个仇恨商鞅到这种地步的人，像是敬重商鞅吗？
秦惠文王很务实，他不搞一刀切，不搞“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一套，不会因为某个政策和商鞅有关就统统丢弃。他是就事论事，根据不同政策自身的合理性来逐个决定对它的态度。
后人所说的商鞅之法是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法律组成了一个严丝合缝，铁板一块的整体吗？秦惠文王对它只能或者全要，或者全不要吗？不是的。商鞅之法也是由各个领域的内容拼凑起来的，所以秦惠文王的做法很科学。
比如，对于商鞅军法治国的变法总原则，还有严刑峻法的手段他不赞同，这些政策被他取消。秦惠文王时期，军法和民法之间再次做出了区分，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这样的军法条例不再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日论囚七百人的严酷执法没有再出现，秦国的法律变得柔和了许多，秦惠文王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商鞅式的苛酷名声。
秦惠文王认为商鞅的全民耕战制是异想天开，是想当然。一个国家没有了工商业就像人体没了血液流动，它的整个经济运行都会陷入瘫痪。所以，全民耕战制被他取消，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在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货币，我们熟悉的，中国使用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就是他选择的样式。
秦惠文王认为郡县制和商鞅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各国普遍通用的制度，秦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推行过郡县制，前面的秦献公就设过一些县，所以他没有取消郡县制。
后人误会秦惠文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因为秦惠文王保留了商鞅最著名的制度--斩首授爵制。我个人觉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人能够永远正确，这个决定可能是秦惠文王生平的唯一一次判断失误。当然，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推崇斩首授爵制，认为它能够提高秦军的士气和战斗力，说明这个制度的迷惑性很强，容易造成误判，秦惠文王的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斩首授爵制的问题不是通过理论推导出来，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出来，经过100年的实践，斩首授爵制暴露出很多严重问题，它的杀戮过于血腥，激起六国强烈的反抗意识。到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决定把它取消，抹除了商鞅变法的最后遗迹，而在斩首授爵制取消之后，秦国只用30年就统一天下，它的前进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这证明此前斩首授爵制实行期间，它对秦国起到的是负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和墨家的关系很密切，至少有两个墨家派别活跃在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有自己的内部法律，他们按照内部法律自行赏罚；（《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墨者有巨子腹䵍，居秦。他的儿子因为杀人罪，按照秦律该处死，秦惠文王考虑腹䵍年岁已高，且只有这一子，因此决定网开一面，但是腹䵍坚决拒绝，并将自己儿子处死。）他们甚至有自己专属的武装力量。
法家和墨家严重对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把墨家视为和儒家一样应该彻底消灭的对象。
秦惠文王容纳墨家有他暗藏的战略目的（有助于交好魏国，燕国），但是，这起码说明，他的思维很灵活开放，一点不僵化。
秦惠文王对商鞅变法有着很多修正措施，但是，他是静悄悄做这件事的。他吸取了秦孝公和商鞅的经验教训，秦孝公和商鞅的风格太高调，太张扬，秦惠文王认为，这种风格会让敌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想做什么事，你正在做什么事，在乱世当中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相当于插标卖首。
他树立起一种正好相反的，非常低调，内敛的个人风格，尽量减少外界的注意，所以，他修正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二。秦国历代对待商鞅的态度是一致的？
前307年-305年间，秦国发生季君之乱，通过这场政变，楚系外戚夺权成功，他们不仅击败了魏系外戚，还让秦国王室靠边站。
秦昭王是楚系外戚扶持起来的，和傀儡差距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四贵权势熏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封地尽量选择了当时秦国控制范围内最富裕的工商业城市，诸如宛，邓，陶这些地方，这个时期的秦国肯定没有打压工商业，世界上有谁会和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还有，秦昭王时期，秦国引进了赦免制度，经常看到史书中有秦国占领一块土地后“赦罪人往迁之”的记载，也就是赦免一批罪犯然后把他们迁移到新土地上。后来，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继位的时候，秦国都实行了大赦。
赦免制度是一种怀柔制度，它可以部分缓解秦国法律的严酷性。这些迹象表明，秦昭王时期秦国仍然延续着秦惠文王路线，离商鞅路线越来越远。
到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商鞅路线基本上可以说被彻底抛弃。吕不韦信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赢得六国民心，秦国才能顺利的最终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也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局面。
他努力改变秦国在六国当中的形象，主张“以义兵取天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全面向六国学习，他塑造的秦国新形象是：秦国走上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
他是商人出身，不仅不会打压工商业，反而会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在吕不韦执政后，秦国逐渐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比如寡妇清和乌氏倮。
吕不韦执政时期，东方各国养门客的风俗也被引进了秦国。吕不韦手下的门客数量多达三千，李斯刚来秦国的时候，也是吕不韦手下的一个门客。
嫪毐的外在身份是太监，他觉得最好不要过于张扬，所以只养了一千门客。
法家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对国家是有用的，耕地和作战。法家对门客的看法非常负面，门客们不仅不耕战，甚至不做任何工作，完全靠权贵供养，他们的存在就是在严重浪费国家财富，还会败坏社会风气，韩非子把门客和儒家，墨家一起列在五种社会蛀虫当中（五蠹），除之而后快。
到了这个时期，秦国连养门客的事情都和国际接轨了，再和商鞅时期比比，有没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三。一个在史书中被低估的政治集团--楚系外戚
从吕不韦坐上相国位置的前250年，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间，长达30年时间里，秦国只有两次斩首记录，分别是前246年，麃公攻打卷城斩首2万，前234年，桓齮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这三十年正是秦国最后灭掉六国的三十年，国家都要被灭亡了，当然是能出动多少兵力就出动多少兵力，为什么秦国的斩首记录却变得凤毛麟角了呢？这很反常，不合逻辑。
我认为，吕不韦下令取消了商鞅变法剩下的唯一残余，也就是斩首授爵制。这两次斩首记录都是吕不韦的政敌创下的，一次可能是韩系外戚，一次是嬴政。这就是为什么麃公和桓齮此后都倒了霉，麃公从史书中突然消失，桓齮被全家抄斩。吕不韦下台后，当初支持他成为相国的楚系外戚，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主张继续实行吕不韦政策的，是他们逼迫嬴政认错并且处罚了桓齮，桓齮只是嬴政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人也是嬴政的替罪羊，谁呢？韩非子本人，他的被杀和桓齮的被问罪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嬴政为了向楚系外戚交代做出的行为。说起来也是韩非子命不好，他的师弟李斯正好是嬴政的亲信，而且李斯正好读过他的文章。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本来他不会去秦国。
如果不是因为李斯，嬴政读到韩非子文章和接触到法家思想的几率本来是极低的。李斯为什么推荐韩非子给嬴政？他觉得嬴政应该会喜欢韩非子，他猜对了。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幕后掌权的楚系外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思想真是糟透了，绝对不能容忍嬴政受到这种思想的一丁点蛊惑。可想而知，他们对韩非子其人的观感是什么。韩非子去秦国跟掉进龙潭虎穴没有任何区别，他很难活着出来。
秦孝文王能够坐上秦王位子是因为他娶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能够执政，是因为他和楚系外戚做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双赢交易，获得了楚系外戚的支持。交易过程中，双方谈好的条件包括，秦孝文王的太子将是异人，异人的太子将是他和赵姬所生的那个儿子，赵姬是吕不韦的人，这是吕不韦为他的入股争取到的保障条款。
华阳夫人可以抛开秦昭王，一个人就决定连续三任秦王的人选，楚系外戚的权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楚系外戚悄悄地发挥着影响力。前237年，嫪毐叛乱爆发。请注意，这场叛乱针对的目标是楚系外戚，把它镇压下去的也是楚系外戚，它仅仅是一场楚系外戚和赵系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嫪毐选择了一个嬴政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动叛乱，除此之外就和嬴政无关了。
吕不韦由于牵扯进了嫪毐叛乱倒台，接替他担任相国的是昌平君，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试问，他们对嬴政的钳制程度会比吕不韦小吗？
嬴政感觉做事仍然缚手缚脚，他读了韩非子的书后马上想推行法家路线，尝试着让桓齮恢复了斩首授爵制，结果遭到楚系外戚的强力反击，被迫退缩。
四。急转弯，嬴政重回法家
前230年，华阳太后去世，前225年，昌平君在攻楚战役期间叛国，嬴政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对楚系外戚集团进行清洗，杀掉了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昌文君和王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控制。不过，这个时候离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在大势所趋的氛围下，一场场重要战事接踵而来，秦国忙的马不停蹄。
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嬴政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做他早就想做的事情。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的记载中，有句话非常值得关注，“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国很久没有实行赦免了，统一天下是最大的喜事，大家都期望秦国借着庆祝这件喜事宣布一次大赦，但是过很久都没有听到消息，大家感到很失望。
赦免制度的程序是不需要罪犯做什么，等到某个时刻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原则--不赦，“赦死宥刑,社稷将危”，“不赦不宥“，”刑人必得” 。
这句话告诉我们，前221年，秦国开始执行严刑峻法的政策，法律开始变得急迫，而且开始一板一眼的遵守不赦原则，它是个明显迹象，从这一年开始，秦始皇推动秦国走上了法家路线。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他们在服役的路上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规定，迟到将被处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发动起义。很多人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发现认为秦法没那么严酷，因而置疑这个说法。其实史书的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不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睡虎地秦简是旧规定，是以前先王制定的法律，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严酷法令是新规定，是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嬴政才制定的，它还没有来得及变成记在竹简上的，白纸黑字的法律。
秦惠文王时期开始，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大大偏离了商鞅路线，吕不韦时期，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和商鞅路线截然不同。统一天下之后，不少官员认为，秦国正是因为抛弃了商鞅路线才能统一天下。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需要篡改关于商鞅的历史记载，需要给他在史书上增添一些功绩，商鞅是法家先驱，秦始皇准备走一条和商鞅类似的法家路线，准备把商鞅的部分做法重新捡起来，他还希望自己身后的历代秦国政府也走法家路线，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必须经过一番大力宣传，改变商鞅的历史形象才行。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人物，他缺乏政治才能，他的决策都是错的。秦国统一天下和他无关，这个成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所在的派系推行的政治路线所取得的，他起到的作用只是阻扰，破坏而已。
他真正掌握大权是在前225年，我们看看开始掌权的他做了什么，他插手了对楚国的战役，改变了既定作战计划，也改变了人事任命，撤掉王翦，让他欣赏的李信做主将，他的亲信蒙武做了副将。（蒙家的人都是他的亲信，包括蒙恬和蒙毅）结果是，秦军难得的遇到一次大败。而同一时间，他没有插手的灭魏国战役却获得了成功。
后来，秦国把王翦请回来领兵，作战计划也复原，一切都回到他插手之前的状态，结果秦军就获胜了。
上一次秦军大败，就是桓齮被李牧击败，桓齮提拔为大将是在前237年，嬴政亲政后的第一年，桓齮应该是他提拔的，桓齮的战败和他脱不了干系。
我们看到的规律是，嬴政插手，秦国就会战败，他不插手，秦国就一路胜利。
楚国战役结束后，统一天下还有什么任务需要嬴政完成？韩魏此前已经灭亡，赵国和燕国的都城和主要领土被秦国占领，只剩下一些残余势力在边境地区流窜。至于齐国，它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秦国统一天下不需要嬴政有什么才能，也不需要他做出什么贡献。统一天下之后，秦国迅速灭亡，反倒和他有着密切关系，和秦二世无关。
嬴政实际上是个昏君，昏庸是他的本质特点，残暴只是外在表现而已。因为昏庸，他想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能用一些简单，粗暴，直白的手段，他的法家政治路线太过于强硬，如同火上浇油。他执政时期，秦国已经遍地烽烟，全国到处都是游击队。陈胜，吴广起义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各地本来就存在的大量游击队纷纷加入了他们麾下。
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背锅侠--胡亥
秦二世试图拯救秦国，他继位的时候宣布实行大赦是一个信号，但是这个大赦政策没能彻底贯彻下去，因为李斯反对，还劝告他要继续走秦始皇的路线，他在秦始皇的儿子当中排名靠后，很多官员都质疑他，他只能依靠李斯和赵高这些秦始皇留下的人才能保住皇位，所以他退后了，没有坚持自己的政见。
他还学习秦始皇，也到东方巡游了一次，这生动地表明，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回到秦始皇的路线上。
此后没过多久，起义军就攻入关中，仓促之间，他破格提拔以前管仓库的章邯做主帅，采纳章邯的意见，惊险渡过了这个危机。如果他没有急中生智，当时秦国就灭亡了。他的决策能力在这个危急时刻表现出来，比僵化的秦始皇更加灵活，也更合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章邯解决危机的办法是赦免这些骊山罪徒，带领他们作战。秦二世反应过来，当初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应该听李斯的，秦国就不至于落到如今的悲惨地步，于是他决定杀掉李斯。
李斯是真的该死。他权力欲望很强，但却完全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只会拍嬴政的马屁，通过这个办法使劲往上爬，只会出馊主意，不断的犯错，从来没看见他办成过一件正事。他当丞相之后（李斯升任左丞相估计是在前214-213年间），秦国被他坑惨了，坑的都差点完蛋了。如果你是胡亥，你会留李斯一条命吗？
当初，吕不韦觉得嬴政这个人糊里糊涂，政治决策能力很差，如果他做秦国的掌舵人，秦国这艘船就危险了，很容易撞到礁石上翻船。他编撰吕氏春秋，就是想预先给嬴政灌输正确的思想。吕氏春秋主张，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应该推行黄老道家思想，没想到，他白费了那么大劲，嬴政最终只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
后来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都主张秦国在远方的燕，齐，楚等地设立封国，被嬴政统统拒绝了。
黄老道家，还有郡国并行的制度，这些都是汉初实行的政策。如果秦国也实行这些政策，它会二世而亡吗？合理化建议都有人向秦始皇提出过，他却一次都不听。
秦始皇死后，能够拯救秦国的只有秦惠文王那样的政治天才人物，他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判断有着绝对自信，坚决反对商鞅变法。可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几个，秦国哪里还有呢？
后面类似的人物还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如果没有皇太极给努尔哈赤擦屁股，
后金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军中的汉人比例极高，尤其是攻下辽沈之后，金军中编制了大量的汉兵。
虽然金军在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地都有屠杀行为，一年之内杀戮百姓十余万，“山骸川血，鬼哭人号”，但是大部分辽东汉人还能凑合活着。起初，努尔哈赤还让一些汉人降将独自领兵，比如说天命六年夏天他巡视辽南的时候，就曾经对一个“刘参将”下令：“我看尔海州城颓败，未经修治。着参将尔将城外木栅倾塌空缺处，妥为修治加固。城照辽东、沈阳布列车炮般，于海州城外壕内布列车炮，妥为布置。若无车炮，来辽东取去，着辽东之人复行解送。尔城若坚固，我兵毋庸镇守。”
之后，努尔哈赤又从汉人中抽丁为兵。“汉兵已二十抽一人设立矣，着给厚暖衣服，（否则）若冬季野外行走，难以御寒。将马匹妥为（喂养）肥壮。马匹缺少之人，着买齐。兵丁勿庸备办弓、撒袋，俱执炮、鸟枪。若无炮、鸟枪，令汉人工匠会同诸申匠役制造。兵丁俱如诸申例造甲。”
由于女真贵族的苛政以及粮食的匮乏，辽东各地频频发生汉人的反抗事件。尤其是被分配给女真官员管辖的汉人，被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滥杀。努尔哈赤总是筑城，而且还朝令夕改，一会儿筑一会儿拆，滥用民力，对于强征来的民夫又百般虐待，各处工地尸骸山积。于是，各地频频发生针对女真人的投毒和袭击事件，甚至连蒙古人都开始袭击孤身出门的女真人。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女真人出门必须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天命六年，金州发生了反抗运动，镇江的陈良策擒获金军游击一名，重归明朝。
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突然下令：“汉人兵丁、百姓，凡所有弓矢刀枪、炮、军械，着二十日内，送交各自管理官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军械，被出首告之，治以重罪。”同一年，又发生了海城汉人一万一千余丁投奔明朝的事件。
从天命九年开始，努尔哈赤大肆屠戮汉人，“嗣后虏法愈苛，几无噍类。渡河私归，日不乏人。冰胶之日，有如密雨”。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令将残存的汉人全部编入庄屯为奴。辽东汉人也发动了遍布辽东的反抗运动，鞍山、海州、首山、彰义、平顶山、双山、长岛、岫岩、凤城、镇江全都燃起了烽烟。
努尔哈赤不思悔改，继续采取更加残暴的镇压措施，他派兵逐村逐屯地扫荡，屠戮任何怀疑的人，尤其是读书人要全部杀光。金军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辽东经济的全面崩坏，由于人口的大量损失，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打击，到努尔哈赤死时，金国已经爆发了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竟高达八两银子。人相食，到处都是凶杀和抢劫事件。
如果金国继续按努尔哈赤的路线发展，袁崇焕“五年平辽”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只要能和金国对峙五年，他们直接就自爆了。
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后迅速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政策。首先，皇太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他把恢复生产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首先得重建辽东的农业，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作为女真贵族的利益代表，皇太极自然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汉人。但他至少把大部分辽东汉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可以凑合活着，虽然还是当牛做马，但起码有草料吃。
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全部在女真人的庄屯服役的政策，每个备御保留八个庄丁，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与女真人隔离开来，由汉官管辖，这样一来，汉人受剥削的程度就降低了一些，基本的存活能勉强保证了。
努尔哈赤时期，俘虏的汉人、蒙古人全部为奴，甚至连主动归降之人都不例外。皇太极把政策改成了俘虏部分为奴，将不少俘虏编为民户，而归降的人基本上都编为民户，重新构建了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自耕农群体。到了后期，俘虏的人口在补全八旗缺额之后，一般都编为民户。还要求配给妻室，分配房屋土地。虽然实际执行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但总归比努尔哈赤那会儿见人就杀要好了，至少汉人还能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日子。
入关抢劫以及劫掠朝鲜、蒙古得来的大量人口、财帛、牲畜，也成为了后金经济的重要补充。
对于女真贵族对汉人无节制的虐待，皇太极也做了限制，不许随意杀害奴仆，不许强奸属下汉官的家属。（这都需要大汗特意下令，可见之前女真贵族们嚣张到什么程度了。“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范文程都是这个待遇，普通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皇太极屡次训斥自己的兄弟子侄，你们把汉人都杀光了，我们去统治谁？役使谁？
对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各种繁重徭役，皇太极也做了一定的减免。全部废除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别多到把人都累死的程度。
努尔哈赤时期的逃人法极为严酷，抓住就杀，皇太极一步步将逃人法放宽，对于逃人不再一概杀戮。不过后来到了多尔衮时期，逃人法又被恢复甚至大大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全方位地优待汉人百姓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女真贵族的生产资料，把他们都优待了，女真贵族就要造反了。于是皇太极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方式，拉拢少数汉族中的高层人物为己所用。
努尔哈赤最初也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他和李永芳联姻，优待范文程。但是夺取辽沈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膨胀了，认为汉人不堪一击，把汉官汉兵都分给了女真贵族管辖。汉族官员的财物甚至老婆都任由女真主子使用，汉官死后，妻女往往为奴。许多汉官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典当糊口。
汉官的待遇如此之低，投奔明朝的自然不在少数，努尔哈赤也因此愈发不信任汉官，就连李永芳这样死心塌地为金国效力的铁杆汉奸，也因为小故被罢了官。（当时复州有汉人投奔了明朝，努尔哈赤大怒，要立刻发兵洗剿，李永芳怀疑是谣传，建议先调查再说。调查之后发现是真的，努尔哈赤便大发雷霆，认为李永芳故意袒护汉人，撤了他的职。）按照皇太极自己的说法，当时辽东汉官的处境是“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
皇太极即位之后，对汉官的待遇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现任的明朝官员来投降，一律保证原来的官位不变，如果有功，还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可以死后让子弟顶班。
第二，无官职者来投降，不会沦为奴隶，当编为民户，如果确实有用，可以授官。
第三，如果杀掉明朝的官员来投降，按照功劳大小授官。
第四，多人来投降的，按照人数多寡授予为首者官职。
第五，战场上哪怕是被包围到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也算主动投降。
第六，被俘还不肯投降的，可以酌情不杀甚至放回。
第七，投降的官员都要分配妻子、衣服、房屋、田地、奴仆、牲畜、金银。
实际执行的时候，这套规定当然不可能完全落实，比如说永平四城之役，阿敏就悍然屠杀了大量降人。但是，皇太极的政策还是给了降金汉官一条出路，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因为投降而升官发财。
比如说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收降了一百多名汉官。皇太极认为这些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虽然当时后金自己的财政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对这些大加赏赐，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就赏赐一次，花费了大量的银两、布匹、毛皮，还给了他们上千奴仆和几百头牛，分配土地庄屯给这些新降汉官。又让八旗旗主轮番设宴款待这些人，每隔五天就开一次宴会。皇太极自己也不断给汉官赐宴，最多的时候，一天赐宴三次。
皇太极对汉官的优待，已经到了令一些女真贵族不满的程度，汉官占有的丁口少则二三十，多则上千，超过了很多女真贵族。有女真贵族抱怨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皇太极教训这帮鼠目寸光之辈，说他们只看到现在花费的这些金银、布匹、牲畜，却不想想招募一大批了解明朝的人才之后，夺取明朝江山的巨大利益。
到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创立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于是皇太极对此做了调整。努尔哈赤的那一套，重军事，轻行政，排斥汉人，而且重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权力，这显然和一个封建君主国家的需要不相称。
皇太极刚一即位，就在八旗各设了一名总管旗务大臣，与贝勒们一起参与国政，即便是不兼任议政王的固山额真，也可以参与国事。这就扩大了核心决策层的范围，也分割了旗主贝勒们的权力。
此时后金的决策层内还全都是女真人，皇太极刚刚上台，也不可能做太大的调整，但是他设立了文馆，开始翻译汉文书籍。而且举行科举，考选汉官二百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在女真贵族家为奴，比如说宁完我本是萨哈廉的奴仆，皇太极觉得此人有才，立刻将他拔擢至文馆任职。
天聪五年，设立六部，每部以贝勒一名主事，以女真官两人、蒙古官一人、汉官一人辅之。
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开科举，又考选了二百多名汉官。不过后来，皇太极就不再允许奴仆参加科举了，张存仁、祖可法等人曾经劝皇太极再从奴仆中选官，皇太极认为如果抽走奴仆太多，会损害女真贵族的利益，不再这么做了。
到了天聪十年的时候，执政十年的皇太极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得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把文馆改成了内三院，像明朝那样设立大学士，女真、蒙古、汉三族皆有。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君权，阿敏、莽古尔泰、代善三人相继被斗倒，皇太极确立了南面独尊的地位。
辽东的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皇太极严厉批评满洲贵族不事生产，但知掠夺的作风，派遣了一大批官员，组织自耕农和农奴种植了大量的稗、高粱等杂粮。虽然粮食供给仍然很困难，但不至于像努尔哈赤后期那样发生全面的大饥荒了，对粮食实行有管控的市场交易。畜牧业方面，在今吉林南部一带蓄养了大量马匹，同时供给生产和军事需要。手工业方面，将俘虏的明朝手工业者编组管理，并且组织开矿，到了大凌河之战时，金军自产的大炮已经可以投入实战，三顺王来投之后，火炮技术更进一步，甚至可以与同时期的欧洲军队一较高下。
很快，皇太极称帝，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真正的封建国家清朝出现了。
到了皇太极晚年，清朝掳掠了大量汉、蒙古、朝鲜、索伦人口，在辽东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建立起了各族官员混合的成熟封建政权，而且有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强大军队。
而对面的明朝呢？还是用皇太极的话来说：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一。秦惠文王真的没有废商鞅之法？
传统说法，秦惠文王其实是敬重商鞅的，因为政治需要，他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的法，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秦惠文王性格比较温和，史书中从来没有他杀掉某个官员，或者严惩某个官员的记载，但是唯独对商鞅例外，他把商鞅五马分尸了，一个仇恨商鞅到这种地步的人，像是敬重商鞅吗？
秦惠文王很务实，他不搞一刀切，不搞“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一套，不会因为某个政策和商鞅有关就统统丢弃。他是就事论事，根据不同政策自身的合理性来逐个决定对它的态度。
后人所说的商鞅之法是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法律组成了一个严丝合缝，铁板一块的整体吗？秦惠文王对它只能或者全要，或者全不要吗？不是的。商鞅之法也是由各个领域的内容拼凑起来的，所以秦惠文王的做法很科学。
比如，对于商鞅军法治国的变法总原则，还有严刑峻法的手段他不赞同，这些政策被他取消。秦惠文王时期，军法和民法之间再次做出了区分，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这样的军法条例不再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日论囚七百人的严酷执法没有再出现，秦国的法律变得柔和了许多，秦惠文王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商鞅式的苛酷名声。
秦惠文王认为商鞅的全民耕战制是异想天开，是想当然。一个国家没有了工商业就像人体没了血液流动，它的整个经济运行都会陷入瘫痪。所以，全民耕战制被他取消，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在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货币，我们熟悉的，中国使用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就是他选择的样式。
秦惠文王认为郡县制和商鞅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各国普遍通用的制度，秦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推行过郡县制，前面的秦献公就设过一些县，所以他没有取消郡县制。
后人误会秦惠文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因为秦惠文王保留了商鞅最著名的制度--斩首授爵制。我个人觉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人能够永远正确，这个决定可能是秦惠文王生平的唯一一次判断失误。当然，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推崇斩首授爵制，认为它能够提高秦军的士气和战斗力，说明这个制度的迷惑性很强，容易造成误判，秦惠文王的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斩首授爵制的问题不是通过理论推导出来，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出来，经过100年的实践，斩首授爵制暴露出很多严重问题，它的杀戮过于血腥，激起六国强烈的反抗意识。到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决定把它取消，抹除了商鞅变法的最后遗迹，而在斩首授爵制取消之后，秦国只用30年就统一天下，它的前进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这证明此前斩首授爵制实行期间，它对秦国起到的是负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和墨家的关系很密切，至少有两个墨家派别活跃在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有自己的内部法律，他们按照内部法律自行赏罚；（《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墨者有巨子腹䵍，居秦。他的儿子因为杀人罪，按照秦律该处死，秦惠文王考虑腹䵍年岁已高，且只有这一子，因此决定网开一面，但是腹䵍坚决拒绝，并将自己儿子处死。）他们甚至有自己专属的武装力量。
法家和墨家严重对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把墨家视为和儒家一样应该彻底消灭的对象。
秦惠文王容纳墨家有他暗藏的战略目的（有助于交好魏国，燕国），但是，这起码说明，他的思维很灵活开放，一点不僵化。
秦惠文王对商鞅变法有着很多修正措施，但是，他是静悄悄做这件事的。他吸取了秦孝公和商鞅的经验教训，秦孝公和商鞅的风格太高调，太张扬，秦惠文王认为，这种风格会让敌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想做什么事，你正在做什么事，在乱世当中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相当于插标卖首。
他树立起一种正好相反的，非常低调，内敛的个人风格，尽量减少外界的注意，所以，他修正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二。秦国历代对待商鞅的态度是一致的？
前307年-305年间，秦国发生季君之乱，通过这场政变，楚系外戚夺权成功，他们不仅击败了魏系外戚，还让秦国王室靠边站。
秦昭王是楚系外戚扶持起来的，和傀儡差距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四贵权势熏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封地尽量选择了当时秦国控制范围内最富裕的工商业城市，诸如宛，邓，陶这些地方，这个时期的秦国肯定没有打压工商业，世界上有谁会和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还有，秦昭王时期，秦国引进了赦免制度，经常看到史书中有秦国占领一块土地后“赦罪人往迁之”的记载，也就是赦免一批罪犯然后把他们迁移到新土地上。后来，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继位的时候，秦国都实行了大赦。
赦免制度是一种怀柔制度，它可以部分缓解秦国法律的严酷性。这些迹象表明，秦昭王时期秦国仍然延续着秦惠文王路线，离商鞅路线越来越远。
到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商鞅路线基本上可以说被彻底抛弃。吕不韦信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赢得六国民心，秦国才能顺利的最终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也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局面。
他努力改变秦国在六国当中的形象，主张“以义兵取天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全面向六国学习，他塑造的秦国新形象是：秦国走上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
他是商人出身，不仅不会打压工商业，反而会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在吕不韦执政后，秦国逐渐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比如寡妇清和乌氏倮。
吕不韦执政时期，东方各国养门客的风俗也被引进了秦国。吕不韦手下的门客数量多达三千，李斯刚来秦国的时候，也是吕不韦手下的一个门客。
嫪毐的外在身份是太监，他觉得最好不要过于张扬，所以只养了一千门客。
法家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对国家是有用的，耕地和作战。法家对门客的看法非常负面，门客们不仅不耕战，甚至不做任何工作，完全靠权贵供养，他们的存在就是在严重浪费国家财富，还会败坏社会风气，韩非子把门客和儒家，墨家一起列在五种社会蛀虫当中（五蠹），除之而后快。
到了这个时期，秦国连养门客的事情都和国际接轨了，再和商鞅时期比比，有没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三。一个在史书中被低估的政治集团--楚系外戚
从吕不韦坐上相国位置的前250年，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间，长达30年时间里，秦国只有两次斩首记录，分别是前246年，麃公攻打卷城斩首2万，前234年，桓齮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这三十年正是秦国最后灭掉六国的三十年，国家都要被灭亡了，当然是能出动多少兵力就出动多少兵力，为什么秦国的斩首记录却变得凤毛麟角了呢？这很反常，不合逻辑。
我认为，吕不韦下令取消了商鞅变法剩下的唯一残余，也就是斩首授爵制。这两次斩首记录都是吕不韦的政敌创下的，一次可能是韩系外戚，一次是嬴政。这就是为什么麃公和桓齮此后都倒了霉，麃公从史书中突然消失，桓齮被全家抄斩。吕不韦下台后，当初支持他成为相国的楚系外戚，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主张继续实行吕不韦政策的，是他们逼迫嬴政认错并且处罚了桓齮，桓齮只是嬴政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人也是嬴政的替罪羊，谁呢？韩非子本人，他的被杀和桓齮的被问罪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嬴政为了向楚系外戚交代做出的行为。说起来也是韩非子命不好，他的师弟李斯正好是嬴政的亲信，而且李斯正好读过他的文章。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本来他不会去秦国。
如果不是因为李斯，嬴政读到韩非子文章和接触到法家思想的几率本来是极低的。李斯为什么推荐韩非子给嬴政？他觉得嬴政应该会喜欢韩非子，他猜对了。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幕后掌权的楚系外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思想真是糟透了，绝对不能容忍嬴政受到这种思想的一丁点蛊惑。可想而知，他们对韩非子其人的观感是什么。韩非子去秦国跟掉进龙潭虎穴没有任何区别，他很难活着出来。
秦孝文王能够坐上秦王位子是因为他娶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能够执政，是因为他和楚系外戚做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双赢交易，获得了楚系外戚的支持。交易过程中，双方谈好的条件包括，秦孝文王的太子将是异人，异人的太子将是他和赵姬所生的那个儿子，赵姬是吕不韦的人，这是吕不韦为他的入股争取到的保障条款。
华阳夫人可以抛开秦昭王，一个人就决定连续三任秦王的人选，楚系外戚的权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楚系外戚悄悄地发挥着影响力。前237年，嫪毐叛乱爆发。请注意，这场叛乱针对的目标是楚系外戚，把它镇压下去的也是楚系外戚，它仅仅是一场楚系外戚和赵系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嫪毐选择了一个嬴政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动叛乱，除此之外就和嬴政无关了。
吕不韦由于牵扯进了嫪毐叛乱倒台，接替他担任相国的是昌平君，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试问，他们对嬴政的钳制程度会比吕不韦小吗？
嬴政感觉做事仍然缚手缚脚，他读了韩非子的书后马上想推行法家路线，尝试着让桓齮恢复了斩首授爵制，结果遭到楚系外戚的强力反击，被迫退缩。
四。急转弯，嬴政重回法家
前230年，华阳太后去世，前225年，昌平君在攻楚战役期间叛国，嬴政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对楚系外戚集团进行清洗，杀掉了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昌文君和王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控制。不过，这个时候离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在大势所趋的氛围下，一场场重要战事接踵而来，秦国忙的马不停蹄。
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嬴政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做他早就想做的事情。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的记载中，有句话非常值得关注，“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国很久没有实行赦免了，统一天下是最大的喜事，大家都期望秦国借着庆祝这件喜事宣布一次大赦，但是过很久都没有听到消息，大家感到很失望。
赦免制度的程序是不需要罪犯做什么，等到某个时刻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原则--不赦，“赦死宥刑,社稷将危”，“不赦不宥“，”刑人必得” 。
这句话告诉我们，前221年，秦国开始执行严刑峻法的政策，法律开始变得急迫，而且开始一板一眼的遵守不赦原则，它是个明显迹象，从这一年开始，秦始皇推动秦国走上了法家路线。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他们在服役的路上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规定，迟到将被处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发动起义。很多人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发现认为秦法没那么严酷，因而置疑这个说法。其实史书的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不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睡虎地秦简是旧规定，是以前先王制定的法律，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严酷法令是新规定，是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嬴政才制定的，它还没有来得及变成记在竹简上的，白纸黑字的法律。
秦惠文王时期开始，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大大偏离了商鞅路线，吕不韦时期，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和商鞅路线截然不同。统一天下之后，不少官员认为，秦国正是因为抛弃了商鞅路线才能统一天下。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需要篡改关于商鞅的历史记载，需要给他在史书上增添一些功绩，商鞅是法家先驱，秦始皇准备走一条和商鞅类似的法家路线，准备把商鞅的部分做法重新捡起来，他还希望自己身后的历代秦国政府也走法家路线，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必须经过一番大力宣传，改变商鞅的历史形象才行。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人物，他缺乏政治才能，他的决策都是错的。秦国统一天下和他无关，这个成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所在的派系推行的政治路线所取得的，他起到的作用只是阻扰，破坏而已。
他真正掌握大权是在前225年，我们看看开始掌权的他做了什么，他插手了对楚国的战役，改变了既定作战计划，也改变了人事任命，撤掉王翦，让他欣赏的李信做主将，他的亲信蒙武做了副将。（蒙家的人都是他的亲信，包括蒙恬和蒙毅）结果是，秦军难得的遇到一次大败。而同一时间，他没有插手的灭魏国战役却获得了成功。
后来，秦国把王翦请回来领兵，作战计划也复原，一切都回到他插手之前的状态，结果秦军就获胜了。
上一次秦军大败，就是桓齮被李牧击败，桓齮提拔为大将是在前237年，嬴政亲政后的第一年，桓齮应该是他提拔的，桓齮的战败和他脱不了干系。
我们看到的规律是，嬴政插手，秦国就会战败，他不插手，秦国就一路胜利。
楚国战役结束后，统一天下还有什么任务需要嬴政完成？韩魏此前已经灭亡，赵国和燕国的都城和主要领土被秦国占领，只剩下一些残余势力在边境地区流窜。至于齐国，它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秦国统一天下不需要嬴政有什么才能，也不需要他做出什么贡献。统一天下之后，秦国迅速灭亡，反倒和他有着密切关系，和秦二世无关。
嬴政实际上是个昏君，昏庸是他的本质特点，残暴只是外在表现而已。因为昏庸，他想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能用一些简单，粗暴，直白的手段，他的法家政治路线太过于强硬，如同火上浇油。他执政时期，秦国已经遍地烽烟，全国到处都是游击队。陈胜，吴广起义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各地本来就存在的大量游击队纷纷加入了他们麾下。
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背锅侠--胡亥
秦二世试图拯救秦国，他继位的时候宣布实行大赦是一个信号，但是这个大赦政策没能彻底贯彻下去，因为李斯反对，还劝告他要继续走秦始皇的路线，他在秦始皇的儿子当中排名靠后，很多官员都质疑他，他只能依靠李斯和赵高这些秦始皇留下的人才能保住皇位，所以他退后了，没有坚持自己的政见。
他还学习秦始皇，也到东方巡游了一次，这生动地表明，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回到秦始皇的路线上。
此后没过多久，起义军就攻入关中，仓促之间，他破格提拔以前管仓库的章邯做主帅，采纳章邯的意见，惊险渡过了这个危机。如果他没有急中生智，当时秦国就灭亡了。他的决策能力在这个危急时刻表现出来，比僵化的秦始皇更加灵活，也更合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章邯解决危机的办法是赦免这些骊山罪徒，带领他们作战。秦二世反应过来，当初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应该听李斯的，秦国就不至于落到如今的悲惨地步，于是他决定杀掉李斯。
李斯是真的该死。他权力欲望很强，但却完全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只会拍嬴政的马屁，通过这个办法使劲往上爬，只会出馊主意，不断的犯错，从来没看见他办成过一件正事。他当丞相之后（李斯升任左丞相估计是在前214-213年间），秦国被他坑惨了，坑的都差点完蛋了。如果你是胡亥，你会留李斯一条命吗？
当初，吕不韦觉得嬴政这个人糊里糊涂，政治决策能力很差，如果他做秦国的掌舵人，秦国这艘船就危险了，很容易撞到礁石上翻船。他编撰吕氏春秋，就是想预先给嬴政灌输正确的思想。吕氏春秋主张，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应该推行黄老道家思想，没想到，他白费了那么大劲，嬴政最终只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
后来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都主张秦国在远方的燕，齐，楚等地设立封国，被嬴政统统拒绝了。
黄老道家，还有郡国并行的制度，这些都是汉初实行的政策。如果秦国也实行这些政策，它会二世而亡吗？合理化建议都有人向秦始皇提出过，他却一次都不听。
秦始皇死后，能够拯救秦国的只有秦惠文王那样的政治天才人物，他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判断有着绝对自信，坚决反对商鞅变法。可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几个，秦国哪里还有呢？
后面类似的人物还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如果没有皇太极给努尔哈赤擦屁股，
后金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军中的汉人比例极高，尤其是攻下辽沈之后，金军中编制了大量的汉兵。
虽然金军在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地都有屠杀行为，一年之内杀戮百姓十余万，“山骸川血，鬼哭人号”，但是大部分辽东汉人还能凑合活着。起初，努尔哈赤还让一些汉人降将独自领兵，比如说天命六年夏天他巡视辽南的时候，就曾经对一个“刘参将”下令：“我看尔海州城颓败，未经修治。着参将尔将城外木栅倾塌空缺处，妥为修治加固。城照辽东、沈阳布列车炮般，于海州城外壕内布列车炮，妥为布置。若无车炮，来辽东取去，着辽东之人复行解送。尔城若坚固，我兵毋庸镇守。”
之后，努尔哈赤又从汉人中抽丁为兵。“汉兵已二十抽一人设立矣，着给厚暖衣服，（否则）若冬季野外行走，难以御寒。将马匹妥为（喂养）肥壮。马匹缺少之人，着买齐。兵丁勿庸备办弓、撒袋，俱执炮、鸟枪。若无炮、鸟枪，令汉人工匠会同诸申匠役制造。兵丁俱如诸申例造甲。”
由于女真贵族的苛政以及粮食的匮乏，辽东各地频频发生汉人的反抗事件。尤其是被分配给女真官员管辖的汉人，被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滥杀。努尔哈赤总是筑城，而且还朝令夕改，一会儿筑一会儿拆，滥用民力，对于强征来的民夫又百般虐待，各处工地尸骸山积。于是，各地频频发生针对女真人的投毒和袭击事件，甚至连蒙古人都开始袭击孤身出门的女真人。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女真人出门必须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天命六年，金州发生了反抗运动，镇江的陈良策擒获金军游击一名，重归明朝。
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突然下令：“汉人兵丁、百姓，凡所有弓矢刀枪、炮、军械，着二十日内，送交各自管理官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军械，被出首告之，治以重罪。”同一年，又发生了海城汉人一万一千余丁投奔明朝的事件。
从天命九年开始，努尔哈赤大肆屠戮汉人，“嗣后虏法愈苛，几无噍类。渡河私归，日不乏人。冰胶之日，有如密雨”。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令将残存的汉人全部编入庄屯为奴。辽东汉人也发动了遍布辽东的反抗运动，鞍山、海州、首山、彰义、平顶山、双山、长岛、岫岩、凤城、镇江全都燃起了烽烟。
努尔哈赤不思悔改，继续采取更加残暴的镇压措施，他派兵逐村逐屯地扫荡，屠戮任何怀疑的人，尤其是读书人要全部杀光。金军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辽东经济的全面崩坏，由于人口的大量损失，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打击，到努尔哈赤死时，金国已经爆发了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竟高达八两银子。人相食，到处都是凶杀和抢劫事件。
如果金国继续按努尔哈赤的路线发展，袁崇焕“五年平辽”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只要能和金国对峙五年，他们直接就自爆了。
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后迅速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政策。首先，皇太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他把恢复生产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首先得重建辽东的农业，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作为女真贵族的利益代表，皇太极自然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汉人。但他至少把大部分辽东汉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可以凑合活着，虽然还是当牛做马，但起码有草料吃。
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全部在女真人的庄屯服役的政策，每个备御保留八个庄丁，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与女真人隔离开来，由汉官管辖，这样一来，汉人受剥削的程度就降低了一些，基本的存活能勉强保证了。
努尔哈赤时期，俘虏的汉人、蒙古人全部为奴，甚至连主动归降之人都不例外。皇太极把政策改成了俘虏部分为奴，将不少俘虏编为民户，而归降的人基本上都编为民户，重新构建了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自耕农群体。到了后期，俘虏的人口在补全八旗缺额之后，一般都编为民户。还要求配给妻室，分配房屋土地。虽然实际执行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但总归比努尔哈赤那会儿见人就杀要好了，至少汉人还能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日子。
入关抢劫以及劫掠朝鲜、蒙古得来的大量人口、财帛、牲畜，也成为了后金经济的重要补充。
对于女真贵族对汉人无节制的虐待，皇太极也做了限制，不许随意杀害奴仆，不许强奸属下汉官的家属。（这都需要大汗特意下令，可见之前女真贵族们嚣张到什么程度了。“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范文程都是这个待遇，普通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皇太极屡次训斥自己的兄弟子侄，你们把汉人都杀光了，我们去统治谁？役使谁？
对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各种繁重徭役，皇太极也做了一定的减免。全部废除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别多到把人都累死的程度。
努尔哈赤时期的逃人法极为严酷，抓住就杀，皇太极一步步将逃人法放宽，对于逃人不再一概杀戮。不过后来到了多尔衮时期，逃人法又被恢复甚至大大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全方位地优待汉人百姓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女真贵族的生产资料，把他们都优待了，女真贵族就要造反了。于是皇太极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方式，拉拢少数汉族中的高层人物为己所用。
努尔哈赤最初也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他和李永芳联姻，优待范文程。但是夺取辽沈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膨胀了，认为汉人不堪一击，把汉官汉兵都分给了女真贵族管辖。汉族官员的财物甚至老婆都任由女真主子使用，汉官死后，妻女往往为奴。许多汉官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典当糊口。
汉官的待遇如此之低，投奔明朝的自然不在少数，努尔哈赤也因此愈发不信任汉官，就连李永芳这样死心塌地为金国效力的铁杆汉奸，也因为小故被罢了官。（当时复州有汉人投奔了明朝，努尔哈赤大怒，要立刻发兵洗剿，李永芳怀疑是谣传，建议先调查再说。调查之后发现是真的，努尔哈赤便大发雷霆，认为李永芳故意袒护汉人，撤了他的职。）按照皇太极自己的说法，当时辽东汉官的处境是“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
皇太极即位之后，对汉官的待遇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现任的明朝官员来投降，一律保证原来的官位不变，如果有功，还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可以死后让子弟顶班。
第二，无官职者来投降，不会沦为奴隶，当编为民户，如果确实有用，可以授官。
第三，如果杀掉明朝的官员来投降，按照功劳大小授官。
第四，多人来投降的，按照人数多寡授予为首者官职。
第五，战场上哪怕是被包围到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也算主动投降。
第六，被俘还不肯投降的，可以酌情不杀甚至放回。
第七，投降的官员都要分配妻子、衣服、房屋、田地、奴仆、牲畜、金银。
实际执行的时候，这套规定当然不可能完全落实，比如说永平四城之役，阿敏就悍然屠杀了大量降人。但是，皇太极的政策还是给了降金汉官一条出路，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因为投降而升官发财。
比如说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收降了一百多名汉官。皇太极认为这些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虽然当时后金自己的财政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对这些大加赏赐，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就赏赐一次，花费了大量的银两、布匹、毛皮，还给了他们上千奴仆和几百头牛，分配土地庄屯给这些新降汉官。又让八旗旗主轮番设宴款待这些人，每隔五天就开一次宴会。皇太极自己也不断给汉官赐宴，最多的时候，一天赐宴三次。
皇太极对汉官的优待，已经到了令一些女真贵族不满的程度，汉官占有的丁口少则二三十，多则上千，超过了很多女真贵族。有女真贵族抱怨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皇太极教训这帮鼠目寸光之辈，说他们只看到现在花费的这些金银、布匹、牲畜，却不想想招募一大批了解明朝的人才之后，夺取明朝江山的巨大利益。
到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创立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于是皇太极对此做了调整。努尔哈赤的那一套，重军事，轻行政，排斥汉人，而且重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权力，这显然和一个封建君主国家的需要不相称。
皇太极刚一即位，就在八旗各设了一名总管旗务大臣，与贝勒们一起参与国政，即便是不兼任议政王的固山额真，也可以参与国事。这就扩大了核心决策层的范围，也分割了旗主贝勒们的权力。
此时后金的决策层内还全都是女真人，皇太极刚刚上台，也不可能做太大的调整，但是他设立了文馆，开始翻译汉文书籍。而且举行科举，考选汉官二百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在女真贵族家为奴，比如说宁完我本是萨哈廉的奴仆，皇太极觉得此人有才，立刻将他拔擢至文馆任职。
天聪五年，设立六部，每部以贝勒一名主事，以女真官两人、蒙古官一人、汉官一人辅之。
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开科举，又考选了二百多名汉官。不过后来，皇太极就不再允许奴仆参加科举了，张存仁、祖可法等人曾经劝皇太极再从奴仆中选官，皇太极认为如果抽走奴仆太多，会损害女真贵族的利益，不再这么做了。
到了天聪十年的时候，执政十年的皇太极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得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把文馆改成了内三院，像明朝那样设立大学士，女真、蒙古、汉三族皆有。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君权，阿敏、莽古尔泰、代善三人相继被斗倒，皇太极确立了南面独尊的地位。
辽东的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皇太极严厉批评满洲贵族不事生产，但知掠夺的作风，派遣了一大批官员，组织自耕农和农奴种植了大量的稗、高粱等杂粮。虽然粮食供给仍然很困难，但不至于像努尔哈赤后期那样发生全面的大饥荒了，对粮食实行有管控的市场交易。畜牧业方面，在今吉林南部一带蓄养了大量马匹，同时供给生产和军事需要。手工业方面，将俘虏的明朝手工业者编组管理，并且组织开矿，到了大凌河之战时，金军自产的大炮已经可以投入实战，三顺王来投之后，火炮技术更进一步，甚至可以与同时期的欧洲军队一较高下。
很快，皇太极称帝，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真正的封建国家清朝出现了。
到了皇太极晚年，清朝掳掠了大量汉、蒙古、朝鲜、索伦人口，在辽东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建立起了各族官员混合的成熟封建政权，而且有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强大军队。
而对面的明朝呢？还是用皇太极的话来说：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