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习近平 (中)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