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在历史背景中的来龙去脉。
改革的启动
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是最具有改革的时代，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是大刀阔斧。关于八十年代的政改可以参见金融时报的这篇《80年代政改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当时负责经济改革的主要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改革最难的是转变人的思想，开始是最难的。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赵紫阳和智囊团制定的，邓小平只是拍板，所以总设计师的称号其实应该是赵的。而后来江胡时代在经济上是搭着赵的顺风车走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
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赵紫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这些“政治改革方案”包括：
党政分开， 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
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
其他包括开放媒体，取消老干部特供等。
可以看出，这些如果有序的实施，中国不光不会混乱或者经济不发展甚至倒退，而且人民满足感会更好，会更感觉幸福和自由，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其实从上面引用文字里就可以看出，虽然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邓小平更希望政改是为了经济改革服务的，而不希望共产党可能有失去权力的隐患。
保守势力的反扑
而这时候党内的保守势力还是很顽固的，包括了一些政治实权老人如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虽然后来这些人的后代全成了著名的权贵家族，比如国开行的陈元，保利的王军王兵，那是后话）。
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六四让政改化为泡影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吧，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赵紫阳因在六四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而被迫下台。之后，由多名保守派中共元老推举的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的东欧共产主义各国解体，1991年8月苏联发生后来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八一九事件，引发中共元老们对政治改革产生高度的警惕。
江泽民上台后的左转
江泽民上台后，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一同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在1990年1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强调：“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改革措施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拖慢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并有重新转向全面公有制、结束改革开放的苗头。而邓小平在3月对媒体说“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在当时的政府政策下，加上因六四事件造成的西方各國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外商停止对当时尚不发达的中国的进一步投资，甚至抽逃资金。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政治方面，有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与原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背离。
邓小平似乎有些着急。1991年春天起，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2月15日，也即当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起，使用笔名“皇甫平”，以不完整的方式在65天内发布三篇文章，内容核心为：“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皇甫平”其实是《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1939年10月-）、《解放日報》评论部主任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施芝鴻（1951年7月-）组成的三人小组使用的笔名，上司是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其幕后正是邓小平。
但是保守势力迅速反扑，在京媒体《当代思潮》发表批评文章，强调分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此后，《高校理论战线》、《求是》、《光明日报》等纷纷发文批评“皇甫平”的理论。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起因就是因为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江泽民其人》一书称，当邓小平南巡到达第一站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时，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他们直接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记者下台。
邓小平这时候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到达邓这种高度的人物是很注重历史评价的，他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开了枪，如果改革开放再被毁掉，邓在历史上几乎就没什么成绩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
此事最初为香港无线新闻从大陆民众得知情况后，采访深圳官方并将事件首次披露。事后《解放日报》与《深圳特区报》的未经中共中央审核的社论，支持邓小平南巡。在《珠海特区报》对邓小平南巡细节的试水式报导后，中共中央发文意图统一媒体对邓小平南巡的表述。《深圳特区报》撰写的邓小平南巡细节文章被《光明日报》未经批准转载，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和肯定，并命令中共中央媒体报导，最终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肯定邓小平的南巡。
在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也明确向江泽民下了最后通牒：“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筹备中共十四大领导班子。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做好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这时候江泽民还有点软抵抗。比如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邓小平讲话，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大量内容，尤其是这句“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内容，并且不允许媒体报导南巡的详情。
当时李瑞环（口碑还算不错，后被江以“七上八下“的名义退休）曾问责《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为什么不登？”“为什么没有反应？”对方自恃有江做后台竟回击道：“邓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
不过邓小平算是军队的实权人物，当时的军队号称“杨家将”，就是指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并授意《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
3月26日《深圳的特区报》、《羊城晚报》、上海《文汇报》等都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做了重点报导之后，四天后的3月30 日，《新华社》才全文刊出。
由于军队出面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令形势急转直下，江眼看形势不对，开始口头上附和。但邓小平对江的表态认为是应付，并不满意。在随后的5月22日首钢视察中，邓小平要求陪同的北京市领导李锡铭和陈希同，再一次“给中央带话”：“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副总理田纪云（这两位都算是开明派，有改革思想）都多次对江进行暗批和不点名批评，田纪云当时说：
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句话在中共老干部们内部交流的杂志《炎黄春秋》中有提到，链接在这里。另说一下，《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主要是老同志内部交流党史的，后被习近平当局取缔。
江泽民察觉形势不对，再加上他的靠山、与田纪云不和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发出病危通知，只好将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降低。 当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后，据说江对自己可能下台寝食难安，于是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用明誓效忠邓小平。
后来，姚监复（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在2012年10月上旬在纽约举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发言说道：
“六四”后，赵紫阳不是没有复出的机会，但他拒绝以检讨认错换取复出。1990年，邓小平派人带话，说你可以出来工作。赵紫阳说，如果是到政协这样不能干事的单位，我不要；但是如果要我当总理，我肯定比李鹏干得好。1991年，邓小平又派人去告诉他，你出来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你要认错。但赵紫阳说，重新认识不必要，我的认识到此为止。
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是最具有改革的时代，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是大刀阔斧。关于八十年代的政改可以参见金融时报的这篇《80年代政改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当时负责经济改革的主要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改革最难的是转变人的思想，开始是最难的。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赵紫阳和智囊团制定的，邓小平只是拍板，所以总设计师的称号其实应该是赵的。而后来江胡时代在经济上是搭着赵的顺风车走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
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赵紫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这些“政治改革方案”包括：
党政分开， 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
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
其他包括开放媒体，取消老干部特供等。
可以看出，这些如果有序的实施，中国不光不会混乱或者经济不发展甚至倒退，而且人民满足感会更好，会更感觉幸福和自由，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其实从上面引用文字里就可以看出，虽然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邓小平更希望政改是为了经济改革服务的，而不希望共产党可能有失去权力的隐患。
保守势力的反扑
而这时候党内的保守势力还是很顽固的，包括了一些政治实权老人如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虽然后来这些人的后代全成了著名的权贵家族，比如国开行的陈元，保利的王军王兵，那是后话）。
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六四让政改化为泡影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吧，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赵紫阳因在六四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而被迫下台。之后，由多名保守派中共元老推举的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的东欧共产主义各国解体，1991年8月苏联发生后来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八一九事件，引发中共元老们对政治改革产生高度的警惕。
江泽民上台后的左转
江泽民上台后，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一同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在1990年1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强调：“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改革措施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拖慢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并有重新转向全面公有制、结束改革开放的苗头。而邓小平在3月对媒体说“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在当时的政府政策下，加上因六四事件造成的西方各國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外商停止对当时尚不发达的中国的进一步投资，甚至抽逃资金。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政治方面，有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与原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背离。
邓小平似乎有些着急。1991年春天起，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2月15日，也即当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起，使用笔名“皇甫平”，以不完整的方式在65天内发布三篇文章，内容核心为：“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皇甫平”其实是《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1939年10月-）、《解放日報》评论部主任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施芝鴻（1951年7月-）组成的三人小组使用的笔名，上司是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其幕后正是邓小平。
但是保守势力迅速反扑，在京媒体《当代思潮》发表批评文章，强调分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此后，《高校理论战线》、《求是》、《光明日报》等纷纷发文批评“皇甫平”的理论。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起因就是因为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江泽民其人》一书称，当邓小平南巡到达第一站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时，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他们直接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记者下台。
邓小平这时候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到达邓这种高度的人物是很注重历史评价的，他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开了枪，如果改革开放再被毁掉，邓在历史上几乎就没什么成绩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
此事最初为香港无线新闻从大陆民众得知情况后，采访深圳官方并将事件首次披露。事后《解放日报》与《深圳特区报》的未经中共中央审核的社论，支持邓小平南巡。在《珠海特区报》对邓小平南巡细节的试水式报导后，中共中央发文意图统一媒体对邓小平南巡的表述。《深圳特区报》撰写的邓小平南巡细节文章被《光明日报》未经批准转载，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和肯定，并命令中共中央媒体报导，最终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肯定邓小平的南巡。
在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也明确向江泽民下了最后通牒：“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筹备中共十四大领导班子。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做好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这时候江泽民还有点软抵抗。比如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邓小平讲话，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大量内容，尤其是这句“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内容，并且不允许媒体报导南巡的详情。
当时李瑞环（口碑还算不错，后被江以“七上八下“的名义退休）曾问责《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为什么不登？”“为什么没有反应？”对方自恃有江做后台竟回击道：“邓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
不过邓小平算是军队的实权人物，当时的军队号称“杨家将”，就是指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并授意《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
3月26日《深圳的特区报》、《羊城晚报》、上海《文汇报》等都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做了重点报导之后，四天后的3月30 日，《新华社》才全文刊出。
由于军队出面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令形势急转直下，江眼看形势不对，开始口头上附和。但邓小平对江的表态认为是应付，并不满意。在随后的5月22日首钢视察中，邓小平要求陪同的北京市领导李锡铭和陈希同，再一次“给中央带话”：“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副总理田纪云（这两位都算是开明派，有改革思想）都多次对江进行暗批和不点名批评，田纪云当时说：
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句话在中共老干部们内部交流的杂志《炎黄春秋》中有提到，链接在这里。另说一下，《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主要是老同志内部交流党史的，后被习近平当局取缔。
江泽民察觉形势不对，再加上他的靠山、与田纪云不和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发出病危通知，只好将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降低。 当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后，据说江对自己可能下台寝食难安，于是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用明誓效忠邓小平。
后来，姚监复（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在2012年10月上旬在纽约举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发言说道：
“六四”后，赵紫阳不是没有复出的机会，但他拒绝以检讨认错换取复出。1990年，邓小平派人带话，说你可以出来工作。赵紫阳说，如果是到政协这样不能干事的单位，我不要；但是如果要我当总理，我肯定比李鹏干得好。1991年，邓小平又派人去告诉他，你出来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你要认错。但赵紫阳说，重新认识不必要，我的认识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