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转载bbc回忆余英时先生文章的末尾部分。余英时先生的原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那个叫中国的地方已经不是中国”。）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8107149.amp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
1989年天安门学运最终以“六四”血腥清场告终。
余英时长年对中共统治作严厉批评。2013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余英时接受BBC中文专访。他说：“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曾在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国情怀》中说：“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1996年，余英时出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场有关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座谈会时曾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
“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一文，收录到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当中。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六四’后很多人认为中共很快会垮台，但他的组织太厉害，这里面也有个气数问题。”
2018年，余英时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又曾说：“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
“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台湾“反服贸”抗议参与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19/3/2014）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
“太阳花学运“成功拖慢在台湾备受争议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交付审查。
余英时也常对台湾时局有尖锐评论。2006年从新泽西州前往华盛顿接受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曾对《联合晚报》说，台湾政局确实混乱，但乱只是一时的、人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二个台湾总统任期过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一个多月——余英时到台湾演讲时，赞扬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以选举选出自己的政府，不仅权威的政党遭到推翻，新政党可以执政，如今旧政权又能回头执政，这样的民主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过去中国思想难以想像的。台湾和香港相较中国大陆，社会没有经过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残，风俗习惯文化能够具有延续性，更有条件可以推动民主。
2013年，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尚在酝酿，余英时投书香港《苹果日报》说：“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时准备赴台领奖时，“占中”抗议如箭在弦，香港《苹果日报》再次引述他说：“我想‘占中’不能说不占了，你现在不占，不是更糟糕吗？”
“你不能说：我就算了，我无办法了，我就做顺民好了，听你的话。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时曾对《世界日报》说他不愿回去中国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欢热闹，如果我回去，到处开座谈会、演讲，我受不了，我现在也不谈政治。第二基本上是价值问题，这与六四无关。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并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
最终，余英时并未盼到这一天。但或许正如他晚年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在余英时心目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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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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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
1989年天安门学运最终以“六四”血腥清场告终。
余英时长年对中共统治作严厉批评。2013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余英时接受BBC中文专访。他说：“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曾在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国情怀》中说：“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1996年，余英时出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场有关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座谈会时曾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
“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一文，收录到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当中。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六四’后很多人认为中共很快会垮台，但他的组织太厉害，这里面也有个气数问题。”
2018年，余英时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又曾说：“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
“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台湾“反服贸”抗议参与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19/3/2014）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
“太阳花学运“成功拖慢在台湾备受争议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交付审查。
余英时也常对台湾时局有尖锐评论。2006年从新泽西州前往华盛顿接受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曾对《联合晚报》说，台湾政局确实混乱，但乱只是一时的、人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二个台湾总统任期过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一个多月——余英时到台湾演讲时，赞扬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以选举选出自己的政府，不仅权威的政党遭到推翻，新政党可以执政，如今旧政权又能回头执政，这样的民主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过去中国思想难以想像的。台湾和香港相较中国大陆，社会没有经过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残，风俗习惯文化能够具有延续性，更有条件可以推动民主。
2013年，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尚在酝酿，余英时投书香港《苹果日报》说：“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时准备赴台领奖时，“占中”抗议如箭在弦，香港《苹果日报》再次引述他说：“我想‘占中’不能说不占了，你现在不占，不是更糟糕吗？”
“你不能说：我就算了，我无办法了，我就做顺民好了，听你的话。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时曾对《世界日报》说他不愿回去中国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欢热闹，如果我回去，到处开座谈会、演讲，我受不了，我现在也不谈政治。第二基本上是价值问题，这与六四无关。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并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
最终，余英时并未盼到这一天。但或许正如他晚年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在余英时心目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