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民族劫难备忘录(一):“大跃进”及其前后重大事件记录(1949-1965)

不 资料来源:通过杨继绳《墓碑》的最后事件总结改写,删去杂项,仅保留重要影响时局的事件。不过即使如此,总字数也将近了一万字,时间不足的读者自行选择其中的重点进行阅读,或者浏览。



目的:让葱友详细了解“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过程,即使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铭记共产主义对民族造成的灾难。

“大跃进”酿成了1958-1962五年时间的全国大范围饥荒,学术界认为共造成了36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一、“大跃进”前的酝酿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 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 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农村生产合作为未来的人民公社做了铺垫,也埋下了罪恶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从 12 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即“统一销售,统一购买”,农民种什么品种的粮食、种多少、吃多少均由国家统一制定,除征收粮食外还低价收购粮食并高价返销给农村,相当于控制了农民的饭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 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 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 的有 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 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 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 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 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广西在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加上农村合作化导致了部分地区缺粮并饿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二、“大跃进”的发动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 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 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 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 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 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 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生肿病 33319 人次, 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钢产指 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 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1958 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 乱关等现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 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 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 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 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 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的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其中有 12 个省达 100%。到 10 月底, 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 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 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吃饭不要钱”成为1958年粮食短暂富足期的常态,普遍浪费粮食间接导致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


1958 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 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 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 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 作越做越细。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三、“大跃进”的失败


1959 年 1 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 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提出“瞒产私分”现象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1959 年 2 月,《经 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 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2 月 22 日、28 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 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 过《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 年 3 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一、 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 15 省在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 1958 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 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 积比上年减少 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 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 月 14 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 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 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 月 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 怀发起反击。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 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仅没能纠偏,反而让原本已经糟糕的现状更加恶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 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 个管理区中,有 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 个生产队中,有 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 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和持续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反瞒产手段极其残酷,包括松针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粮、扣饭、点天灯、火烙乳头、活埋等。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 年,国家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 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 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8 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 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 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 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 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


1960 年 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14 日的讲话中提出 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 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四、“大跃进”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 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 还无法贯彻。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 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 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 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 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 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 年,中国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 326 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 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 6.63 万吨。1960 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 年进口粮食 580.97 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 万吨。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 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 1961 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 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 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 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 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 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 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 中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 2 月 26 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局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 的大约有 2 万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 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 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 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 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 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 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 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 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 月 6 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 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 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1963 年-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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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评论

我遇到过有人用大跃进洗毛腊肉的,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里装的是啥。
毛左共匪建立了農奴制,所以毛左共匪可以實行大躍進,毛左共匪背叛了農民,毛左共匪沒有建立農民嚮往的讓自耕農得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制與讓自耕農自由支配農產品的經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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