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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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西欧北美天经地义的“人人生而平等”,而在中国“有恩报恩”导致的人情社会甚至徇私舞弊的社会基础)
……
  (三)根据韦伯与帕森斯的理论,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是其道德的普遍主义:
   我们(译者注:指西方)最高的道德责任,在理论上或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非个人地”应用于所有人身上,或者大部分其范围均无关乎涉及任何特定的个人关系。……在这方面,清教徒的道德代表的是将基督教普遍倾向强化的结果。它对于社会上的偏袒徇私具有极强的敌意,在这方面,儒家道德与之正相反,儒家道德认可的是一个人对另一特殊个人的“个别”关系——并且特别强调“仅只”这种关系。在儒家道德系统认可与接受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主要的是一种“分殊主义”的关系结构。[39]
   中国社会中还报的原则应用交互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这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倾向于分殊主义,因为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只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的一笔。限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个别关系,个人的还报很容易造成——或至少在表面上——偏袒徇私的结果。
   一般说来,个别化的关系有一种倾向,使得原来意图应用于普遍态度上的制度变得分殊化,因而在中国传统中,即使为办理公务,如果能恰好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个人也得以一分受恩惠的感激之情对待那个造成如此结果的人。例如,过去参加政府考试是进入官职的主要之途,取中的考生与那选取他们的考官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有类似师生的关系。在中国的道德标准中,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处于非常尊崇的地位;因为一个人对这五种关系的亏欠,不是个人偿还得了的。
   从下面的故事[40]中,说明一个中国传统的考官如何借其职务进行社会投资。九世纪前期的一个宰相崔群以清廉著称,以前他也曾担任考官,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劝他置些房产以留给子孙,他笑着答道:“我在国中已有了三十个极好的田庄,肥沃的田地,你还要担忧房产做什么?”他的妻子很奇怪,说从未听说过。崔群说:“你记得前年我任考官时取了三十个考生,他们不是最好的财产吗?”他妻子道:“如果这样说,你自己是在陆贽底下通过考试的,但你任考官时,却特别派了人去要求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良田的话,至少陆贽家的地产之一已经荒废了。”崔群昕了这话,自觉非常惭愧,甚至几天都吃不下饭。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崔群要求陆贽之子不要参加考试的理由是避免别人怀疑他徇私。这位清廉的官吏是依照一般中国君子的态度,不使自己陷于被人褒贬的情境中。另一方面:正如他妻子所说,这样的说法,他也会被批评为自私,不知感恩,因为他不能报答他的考官与师长的恩惠。这个故事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崔群将考生比之于财产,这并不完全是笑话,它指出在中国帝制时代,考宫的确期望从他们的职务中获得相当的还报。
   这种考官与考生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是视为正常的,但在近代西方社会则会被视为有助于徇私:因为它将公职与私人个别关系混在一起。当然,究竟什么行动才构成徇私、贿赂,或某种形式的腐化是一个程度问题,再说,这也要看其道德标准是高是低;单一的或多方面的,才能下判断。
   这使我们引入一个有关儒家二元道德标准的有趣问题,即所谓“君子”道德与“小人”道德。儒家的理想主义赞扬君子的所为,但儒家的理想主义也维护,至少是容忍,小人的所为是正常的。由于在帝制中国下的儒家思想是结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成分的,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允许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同时并存。我们将以讨论这种二元标准及其在中国思想史的意义作为本文的结束。
   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41]因此,君子与小人对相同的剌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孔子说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42]但这显然是因为别人不一定是像他一样的君子。《太上感应篇》遵照这个传统,同样训示道:“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43]一般小人给予帮助也要求报偿,那些只接受帮助而不给报偿的人,事实上是低于小人的标准,这种人是一个邪恶的“小人”而不只是一个小人。一般小人如果曾施惠给一个忘恩或邪恶的人会懊悔自己的施与。
   至于一个君子,用孟子的话说:“礼人不答,反其敬。”[44]换言之,先反省确定他自己的有礼是否真正由尊敬而发。关于这种反省,孟子曾详细说明,其大略如下:如果一个谦和有礼的君子被人待以恶意无礼的态度;他首先应反省他自己,他自己是否没有达到谦恭温和的标准,或没有尽己之心,直到他对自己完全满意后,如果对方仍是恶意而不可理喻,则君子会说:“如此则与禽兽奚莫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45]
   但对于一个小人来说,他的道德标准允许他以无礼报复对方的无礼。本文前面曾说到游侠的德性,我们曾引述司马迁的话“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同样的描述也见于墨子的书中,据冯友兰氏的说法,墨子的教训与游侠的传统有密切的关联。[46]有趣的是,同样的话“言必信,行必果”,也见于《论语》中,孔子将这种人列为“小人”,但也给予这种人“可以为次”的等级,列于其他“最优”与“优等”之后。[47]这里我们注意到游侠的道德标准与孔子的有着明显的差别。
   其差别起自儒家学者对上文中“必”字的反对,《孟子》说明这一点时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8]其中“义”字表示正当或深思熟虑后的正当决定。我们比较另一个表示“讨论、考虑”的“意”字与这个“正义”的“义”字,不但在语音上相同,意义上也有关联之处。
   汉代儒者赵岐曾评论《孟子》这一段,他说:“大人仗义,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49]……若亲在,不得以其身许友也。”[50]文中所举的例子是孝道高于诚实的绝好说明,在这里,分殊主义超出了普遍主义。
   在游侠的道德标准中,还报的原则是普遍主义的,他是绝对会偿还他所接受的每一餐好心的招待,也会对别人愤怒的眼光还以颜色,不管对方是君子或小人,亲友或陌路人。但儒家的君子却拒绝与一个不讲理的人作对,他仅将之比为一个畜生,这就是儒家在古代被视为“懦者”的原因,儒字本有“懦弱”之意。[51]
   古代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是特别以他维护“义”的原则而著名,他应用这原则以一种非常审慎而委婉的态度,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在邻国担任监国的诸侯,以及另一国家的大臣,两人分别以礼物赠送孟子,孟子都接受下来,但并没有对任何一方还礼。后来,当孟子分别访问这两国时,他去拜访那个诸侯,却不去拜访另一位大臣。他对两人不同的还礼使一个门人很奇怪,因此问孟子是否因为大臣只是一个大臣而已,孟子答说“不是”,并且暗示那位大臣的礼物并未伴有适当的尊敬,于是门人懂得,那位诸侯作为一国的监国,不能离开其职位去拜访别人,但是那位大臣却没有理由不来亲自拜访,以表尊敬。[52]
   这样审慎而委婉的回报,很明显地,不但会让他的门人,也会让对方当事人思之再三。因为没有回报也是一种回报,一个人如果预期从一个君子处得到回报而结果没有,应该开始反省他自己。我们也可以同样解释孟子所说,他拒绝教授某人也是一种教授法的意义。[53]
   如此审慎而委婉的回报,却不是现实主义者荀子的特性。在另一方面,荀子的教授则较近于普遍主义,他着重于生活的制度化方面,例如:谨守父母之丧,按时献牺牲祭祀等,因此我们在他的学生中找到法家韩非子,并非意外。韩非主张以统一的法律治理全中国,在普遍主义的观念——法与儒家的观念——礼与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礼是指君子的仪节或生活方式(仅对君子而言),[54]义是指慎思后的正当行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分殊主义的正直行为。
   道德标准的不同,自然有其社会背景。如果我们记得,在周代,君子也用于称贵族,小人用于称呼一般平民,我们很容易会想到,这种二元道德标准起源于一个两层阶级的社会,在周代前期,一个有贵族地位的人与一个有君子德性的人,一般相信(即使不全然如此)是二而为一的。同样小人与平民的形象也是叠合在一起的。君子与小人各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日后周代封建秩序衰落,其社会阶级与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道德标准在内,不再能够配合。这种情形到孔子的时代已经被人注意到,自那时起,君子与小人遂各自有了特别的语义。游侠他们可能曾为贵族,但自从失去其贵族地位后,他们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平民,因而他们的道德律遂与平民的相混合。[55]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贵族武士与贵族君子之间的道德标准有所差异,因此发展成游侠与儒家二者所持不同的原则。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早于孔子的时代,因为在贵族间的社会分化与专业化的过程那时候不过才开始。在周代早期,所谓“(武)士”“君子”指的都是同一个贵族。
   自周代灭亡,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有二十一个世纪之久,帝制系统是中国社会的上层结构,而家族系统是基本单位。人对君主与对父母的责任遂受到格外重视,在这两方面,分殊主义都成为最重要的原则,交互报偿的原则受到修改。在这方面,儒家思想着重于将人的“名分”置于实际之上。君主或父母仅凭其地位即有特权接受其臣民或子女的尊敬与服侍。在极端的例子中,当一个大臣毫无理由地遭受惩罚,他仍会对君主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56]为了确保子女对父母绝对的孝顺,儒家学者发明出一言以蔽之的通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57]子女或臣民永远是该责备的,不论父母或君主如何对待他们。
   但早期儒家对父母或君主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君主的苛政,孟子赞成用反对、背弃,甚至叛变的手段来报复。[58]弑暴君在孟子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一个行暴政的君主已经不是君主,只是一个独夫。[59]孟子也允许子女在他父母犯了大错时,可以出言反对其父母,理由是如果子女对父母的残暴毫无反应,会更增二者的距离与疏远。[60]孔子也允许子女劝谏其父母,但要用温和的态度。[61]孔于对君臣关系的态度也不会与孟子的相差太远。[62]就孔子与孟子来说,他们对后世儒家所做的修改一定会觉得奇怪。
   在帝制中国下发展出分殊主义,并继续保持其二元的道德标准,但中国社会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两层阶级社会”。这个名词也许可以应用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因为士大夫与平民(其他学者偏向使用士绅与农民)间的对比是很显然的。我们还应该记得,在传统中国任何时期,社会上小人都比君子多得多,因为只有小部分人口受得起教育,至于那些不曾多读书的平民小人,他们的道德见于俗谚以及各样的民俗中,其中交互报偿一直是正常的标准,既然这在儒家看来是一个低下但却可以接受的标准,这个原则遂成为君子与小人二者共同的立足点——换言之,即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这里才是真正意义所在。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社会进行了一连串的巨变或革命, 这些对生活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但目前,我们仍难以确定人们是否会限制这项交互报偿原则的广泛应用,或人们是否不再高度自觉到这项原则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将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在现代西方道德标准的影响下,这项原则自不可能如过去一般地行使,但中国人也不可能就会希望完全放弃这项原则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
   (原载《食货月刊》3卷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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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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