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余台村看中共

春节回家陪老娘，听老娘讲古，感悟中共、人性。
我生于1966年。老娘感党恩，给我取了个乳名：党生。
我讨厌那个党也是从儿时开始。儿时经常是姥姥领（陪侍）我，听她陈述痛苦，总是“大风暴”，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明明就是人祸。先是亩产万斤、大食堂、上门收缴铁锅大炼钢铁，然后就是没饭吃、饿死人。那三年，姥姥失去了她的长子，我的大舅舅；她的弟弟，居然不是饿死、是撑（胀肚子）死：在工地理发吃了太多米糠，肚子膨胀至死。那几年死掉的还有姥姥的妈妈、我的太姥，姥爷的爸爸、叔叔。大风暴，姥姥一家靠吃“毛猴”活下来。姥姥每每说起的，就是去江管湖挖毛猴。我考察了半辈子，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毛猴是什么，大约就是一种河滩植物，它的根须能撑人命，但深藏在沙泥中，挖出来不容易。也听姥姥讲述"跑鬼子反”，日本占领区离我老家村只有几公里远，鬼子偶尔也会过来。鬼子来了，就跑到江管湖躲半天。和大风暴比，跑鬼子反倒象是休闲运动。
姥姥那么痛苦，老娘为什么要感恩党？这些年听老娘讲古，也就理解了老娘的恩从哪来。
老娘生于1942年，1958年去公社中学读初中，1962考上师范，1964年分配到邻近公社当了小学老师，嫁给了已经是军队干部的我爸爸。爸爸和妈妈同村，婚姻是家人决定，家乡话叫“说亲”，只是这亲说的运气好：说亲时，爸爸已经是军人，家乡话是当兵，虽然有点高贵，但还有不确定因素。爸爸“提干”（升职为干部），这就真成了运气好。军队干部，军官，在那个时代是高贵人。
我祖居淮河滩余台子，父亲家族余家是本土人，姥姥张家是移民，两家族在同一个台子。我姥爷，外祖父，应该是移民第四代，从太祖父移民过来余台子打长工起步，在邻近的淮河码头经商、从事建筑业，到了姥爷父辈这一代已经在本土立足，并在台东拓展出前后两排住宅。儿时去姥姥家玩，很熟悉那些邻居，吴家、余家、仁家，早先都是姥姥家的租客，租住太姥爷家或是在太姥爷家的台边搭“毛庵子”住。他们早年都住在余台子，修了淮河大堤，姥姥家和他们一起搬迁到堤外。
姥爷祖传建筑业，赶上1949年后的第一轮大基建，一度也曾风光。河堤外新宅区就是公社，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当年的CBD，姥爷家族就是那些大基建的施工队。风光不长，到了1959年，大基建收场，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
老娘儿时，姥姥家要算那个时代的中产，只是台子上还有地主，也刺激了儿时的老娘。台子本就是余家地主起建，台子中间就是余家几家地主，四周都是穷人。我那余家是前门口穷人，属于落魄的余姓本家。还有后门口穷人，多是余姓辈份（宗谱）比较高的或是外姓移民，同姓中和我同龄的，按宗谱算差不多都是我爷爷辈。台东就是姥姥张家。老娘少儿时期，台子中间那些地主富人“前后院”大宅还是让老娘产生许多想象。
斗地主分田地均了贫富，修正了同村地主富人给少年老娘带来的心理阴影。中共执政后第一轮大撒币，也让正值少年时期的老娘有了许多享受。余台子大约是1950年“解放”，没收地主家宅就开办了小学，老娘正是第一波入学的小学生。后面又建新学校、搬迁到新建的淮河大堤内，这种折腾对少儿时期的老娘都是美好记忆。还有各种新气象，解放妇女、婚嫁自由、搞戏剧演唱会之类。今年老娘甚至说起，当年余台子一个自然村居然还搞过幼儿园，读小学的老娘还曾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余台子甚至还设置过澡堂子（公共浴池），这个是第一次听老娘说，是不是记错了尚待考证。斗地主分到田地的农民自然会兴奋，想来一度生产力也会有所提升。后面开始搞的互助组，也是邻居合作，没多大影响。可是兴奋没几年，合作社人民公社，大部分村民就回到还不如没有分田地的时代，但姥爷家多了个运气：第一轮大撒币大基建，为本就以盖房子、建灶为主业的姥爷家增加了一点机会，以至大风暴来临还能撑住供养老娘读中学。今天听老娘说起细节，也几乎到了撑不住的临界点：姥爷三次去学校，要把老娘带回家，实在交不起学费了
大撒币撒完，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娘刚好去了公社中学住校读初中、后面又去读师范，受“大风暴”冲击就远没有姥姥那么大。那个初中在公社。余台子那个公社后来被合并到邻近的另一个公社，新公社离余台子有近十公里，老娘在公社读书是住学校。公社学校集体生活，对少年时代的老娘，也是个幸福的记忆，也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初中毕业，老娘有幸考中师范，毕业分配成为教师，还嫁了个军官干部，成为余台子最风光得意的成功人士。
虽然大风暴三年自然人祸给姥姥一家带来痛苦，对老娘，那却是人生转折点。姥姥的痛苦还不止于三年灾害，我少儿时假期都会回姥姥家住，对当年农村的穷困很熟悉。虽然有老娘资助，姥姥家在余台子还算好，但那种穷困还是给我留下深刻记忆。有一个场景至今记忆深刻：1975年夏天，我和舅舅，他长我12岁，坐在姥姥堂屋门两边，策划如何取下门前那棵大柳树的树枝，为姥姥烧柴应急。其时，姥姥家已经无柴可用，用做床垫的秫秸已经抽取过一轮，再抽就不能睡人了。还有一堆豆秸，那是大姨用来养兔的饲料，也不能动。
自我从70年代初有记忆，农村的贫穷就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也不再有大基建。钱早被烧光了。
也因此，我怀疑老娘说起的那个澡堂子，是不是老人记错了。当年那个条件，就算撒币再牛比，也不至于建澡堂子。老娘说起澡堂子时，我问她：哪有柴烧呢？老娘想了想，说是烧煤。这个就更不靠谱了。关于煤，我有深刻记忆，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我小学同桌就是公社煤建站长的儿子，是和我同一个阶级的牛比人士：我爸爸是特供国企。那个年代，煤和特供是同一级别的奢侈品，只供应商品粮阶级，凭票供应。我还记得和爸爸一起去煤建站拉煤的艰苦和气势。怎么可能在更早的二十年前给一个农村提供煤炭。
那时，我们家在公社所在地，父亲“复员”安排为一家国企的分部，就在公社。那个分部只有三个员工，那个年代都叫“干部”，一个主任、一个会计，还有父亲，岗位是仓管。国企供应的是那个年代特供品，父亲这个仓管没有多少货物可管，少年时记忆，父亲的工作就是坐在家中等人叫：老余！他就站起身来，过去开一下门。一度曾有个一户一个月三两糖票的福利政策。在我的记忆中，我少年时学书法，写大字，就是用糖票纸。我是三兄妹，父母都有“工作”，少儿时没有饥饿记忆。邻居主任家只有主任一个人有“工作”，四个孩子，有个小哥比我大一点，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坐在院中树下发呆，我过去问他吃饭没有，他回复说，他们家一天只有二顿饭，中午没饭吃。
姥姥家除了舅舅，还有个大姨，比我大几岁，还有个小姨，只比我大三岁，一度还是我同学。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舅舅和二个姨都在策划改变人生，我也旁听，他们都在努力吃上“八五面”。八五面，机械化加工的小麦面粉，只有“商品粮”才能享受，农村户口的社员只能吃上自己加工的面粉，时谓粗粮。将农村户口人生改为商品粮，是奋斗目标。
后来，我这三个舅姨都通过中高考成为国企商品粮，他们现在都是粉红。前不久，小姨还问我：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共产党？我也高考成功当上公务员。
我回复：姥姥教的。
还有一个敏感话题我不方便提：三个舅姨都进了体制内，但都赶上计生，各有一个孩子，我的一个表弟、二个表妹。二个表妹都是婚后离婚，年近四十还是单身，一个表弟婚后太太不能孕也是无子。我老娘性格比较张扬，以前会说余台子哪个有我混得好，后面就低调多了。毕竟按余台子文化传统，对姥姥张家，这叫断子绝孙。好在我是三兄妹，也是各一个孩子，我这长子刚刚晋升爷爷，后面还有点希望。
姥姥家族后代都进了体制内。同在余台村的，我还有个叔叔，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叔叔有五个孩子，都是第一代农民工，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孩子现在又都成了二代农民工，孩子也成了二代留守儿童。
斗地主分田地，这是人性，虽然斗完地主分了田地，日子比没分田地时更惨。阶级斗争，斗掉地主，斗出个商品粮和农村户口阶级差别，甚至更固化了。
社会进步其实没几年，也就是工业革命，有了化肥、农药、化纤，解决了吃饭问题，人类才启动一点文明。
至于化纤，记忆也很深刻，它的起点是八十年度初的8个30万吨聚乙稀，是日本还是美国哪个鬼子出售给当年的华主席。工业文明前，人类三分之一的土地资源要用于解决穿衣需求。儿时记忆，姥姥的手从不闲着，不是纳鞋底子就是在缝被套。
甚至我对文革的理解也多了一个层次。革命成功，烧钱折腾八年，后面经济倒退、社会面临崩溃，老毛无法收场，文革只是他转移矛盾的一个手段。
以此推演，总加速师会不会也来场文革？或者是统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