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
自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问世后，后世画家多有临摹、模仿之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清明上河”题材，因此传世的《清明上河图》少说也有数十个版本。其中最著名的版本有三个：张择端本，即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馆“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版本；明代仇英本，现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清代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名宫廷画师绘制的清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尽管张择端、仇英与清宫画师画的都叫作《清明上河图》，但由于生活的时空完全不同，他们所参照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张择端以北宋东京为蓝本，仇英笔下的城市实际上是明后期的苏州，而清宫画师显然会参照清时的北京城制作《清明上河图》。
细心的人应该都会看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是不设防的，没有一名士兵把守，城墙上也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有一段城墙坍塌了，也不见整修好。进入城门之后，也不见任何城防机构驻扎，宋政府只在靠近城门的城内大街边设一个商税所，向进城的货商收税。一个闲汉模样的人还登上城楼，探身看着大街上的人来人往。
而在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中，城墙高耸，上面修建有箭垛；城门外设了一道大栅栏，过了大栅栏，进入城门，里面又有一个瓮（wèng）城。瓮城是什么呢？古时候的人们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会在城门外加筑小城。这些小城大多呈瓮形，半包围着城门，这种小城也被称为月城。你可能还有疑问——瓮是什么样的？瓮是一种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瓮形指的是类似瓮这样的形状。我们再继续看画，陆路城门旁边，另有一个水道城门，门外有官兵把守，门内同样建有瓮城。穿过瓮城，才算进入了城内。城内第一个建筑物，便是城防机关，不但驻有重兵，还陈列出各种武器，以示威慑，又安放着三个警示牌，上写“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可谓戒备森严。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防，也很严密，不但城墙看起来更为雄伟、坚固，城门外设了大栅栏，城门内有瓮城，还有士兵把守的城防机关，同样挂出“固守城池”“盘诘奸细”的警示牌。
另一位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学者、同济大学博士后刘涤宇先生通过比较各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发现不管是明代摹本，还是清代摹本，画面中的城市街巷口几乎都多了一道设置——栅栏。这些栅栏，是明清时期城市中常见的设施，否则画家不会凭空将它们画入图画中。
一般认为，北京城的栅栏是在明代弘治年间设立的，到了明末，在中国生活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铁栅，并且上锁”。清王朝延续这一做法，康熙九年（1670），清廷下令，北京“城外各巷口，照城内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军民等不许行走。犯者照例惩治”，并将在巷口修建栅栏作为一项城市制度确立下来。据说光绪年间，北京内外城仍有栅栏1700余座。今天的北京胡同还保留着“大栅栏”“双栅栏”“横栅栏”之类的地名，那便是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名字。
而在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寻遍城市的每一个角度，都找不到一处这样的栅栏。记录东京与临安城市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也无一字提到“栅栏”或类似设施。这表明，宋代城市的街巷日夜都向市民开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画出了不怎么体面的社会现象，比如流浪于城市的乞丐。图卷中，城门外的板桥上，可以找到一名乞丐，看样子是个老妇人，正伸手向凭栏观鱼的市民讨钱。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贫富分化悬殊，人口流动急剧，而且宋政府对人口流动几乎不设限制，城市里出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感到意外的事情。
而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画有数不尽的市井人物，从挑夫、脚夫、江湖艺人、妓女，到小商贩、小市民、富商、官员，却不见一个乞丐。这当然不能证明明朝的城市就没有流浪乞丐，但似乎可以说明在明代画家的观念中，一幅表现清明盛世的画卷里不应该出现大煞风景的乞丐。在这一图像细节中，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宋明城市有没有流浪乞丐，而是当时的政府如何对待流浪乞丐这一社会群体。
宋朝与明朝的政府都设有福利机构来救助流浪乞丐。宋朝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颁布的“惠养乞丐法”，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
根据“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县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宋室南渡之后，也继续采用“惠养乞丐法”。
根据“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guān）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南宋时又广设养济院，绍兴三年（1133）正月，高宗下诏要求临安府的养济院“将街市冻馁（něi）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可见养济院的功能跟居养院类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是政府给贫民（包括流浪乞丐）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是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包括流浪乞丐）。两种救济都是季节性、制度化的，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赈济或收养，至翌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结束赈济。《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的东京市井风情，这时天气已转暖，政府应该结束了对流浪乞丐的收容救济，所以画家在城市街头捕捉到了乞丐的身影。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三四个月，寒冬季节，大雪漫漫，按照宋朝法律，国家设立的福利救济机构有义务收养、赈济流浪乞丐，以免他们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研究中国慈善组织史的日本汉学家夫马进指出，宋代政府设立的救济流浪乞丐的福利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包括大一点的市镇，因为城市正是大量流民涌集的地方，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助也未采用原籍地原则，而是流浪乞丐流入哪个地方，就由哪个地方的机构负责救济，并不过问被救济者的原籍。这是宋朝政府对人口频繁流动现状的承认。
明王朝立国，朱元璋也大举兴建养济院，但救助重点放在农村。《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所在官司”就是指流浪乞丐户籍所在地政府设置的养济院，如果养济院不收养的，要被处以“杖六十”的处罚。同时，朱元璋又批示说：“城市乡村，若有身无残疾老幼少壮男子妇女，一时不得已而乞觅，本里里长，及同里上中人户，量为资给。……敢有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者，同里上中人户官验其家，所有粮食除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这条记载在文献中的批示明确告诉我们：在明朝，如果同一个里中出现乞丐，这个里的里长、里中家产属中上等的富户人家都要承担起救济的责任，哪怕是没收富户人家的粮食，都要完成救济。总而言之，对乞丐的救济，被救济者户籍所在地的官府、基层组织、富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旦发现本地有外来的流浪乞丐流入，里甲必须及时扭送官府，再由官府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朱元璋的设想，无非是试图通过原籍地救助原则，杜绝或减少乞丐流入他乡，将流浪乞丐控制在萌芽状态。夫马进比较了宋明两朝的政府救济模式，认为，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是“追认现实型的政策”，明政府对乞丐的救济是“否认现实型的政策”。
除了养济院与居养院，宋代各地还大量建造了专门救助贫病流动人口的安养院、安养社、安乐庐、仁寿庐；而类似的机构在明代很难找到，这也显示了明政府对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极不欢迎。明朝“路引制”的出台，也旨在限制人口流动。大概正是受这样的时代观念的影响，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才没有画出一个流浪乞丐吧。
尽管张择端、仇英与清宫画师画的都叫作《清明上河图》，但由于生活的时空完全不同，他们所参照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张择端以北宋东京为蓝本，仇英笔下的城市实际上是明后期的苏州，而清宫画师显然会参照清时的北京城制作《清明上河图》。
细心的人应该都会看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是不设防的，没有一名士兵把守，城墙上也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有一段城墙坍塌了，也不见整修好。进入城门之后，也不见任何城防机构驻扎，宋政府只在靠近城门的城内大街边设一个商税所，向进城的货商收税。一个闲汉模样的人还登上城楼，探身看着大街上的人来人往。
而在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中，城墙高耸，上面修建有箭垛；城门外设了一道大栅栏，过了大栅栏，进入城门，里面又有一个瓮（wèng）城。瓮城是什么呢？古时候的人们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会在城门外加筑小城。这些小城大多呈瓮形，半包围着城门，这种小城也被称为月城。你可能还有疑问——瓮是什么样的？瓮是一种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瓮形指的是类似瓮这样的形状。我们再继续看画，陆路城门旁边，另有一个水道城门，门外有官兵把守，门内同样建有瓮城。穿过瓮城，才算进入了城内。城内第一个建筑物，便是城防机关，不但驻有重兵，还陈列出各种武器，以示威慑，又安放着三个警示牌，上写“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可谓戒备森严。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防，也很严密，不但城墙看起来更为雄伟、坚固，城门外设了大栅栏，城门内有瓮城，还有士兵把守的城防机关，同样挂出“固守城池”“盘诘奸细”的警示牌。
另一位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学者、同济大学博士后刘涤宇先生通过比较各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发现不管是明代摹本，还是清代摹本，画面中的城市街巷口几乎都多了一道设置——栅栏。这些栅栏，是明清时期城市中常见的设施，否则画家不会凭空将它们画入图画中。
一般认为，北京城的栅栏是在明代弘治年间设立的，到了明末，在中国生活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铁栅，并且上锁”。清王朝延续这一做法，康熙九年（1670），清廷下令，北京“城外各巷口，照城内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军民等不许行走。犯者照例惩治”，并将在巷口修建栅栏作为一项城市制度确立下来。据说光绪年间，北京内外城仍有栅栏1700余座。今天的北京胡同还保留着“大栅栏”“双栅栏”“横栅栏”之类的地名，那便是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名字。
而在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寻遍城市的每一个角度，都找不到一处这样的栅栏。记录东京与临安城市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也无一字提到“栅栏”或类似设施。这表明，宋代城市的街巷日夜都向市民开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画出了不怎么体面的社会现象，比如流浪于城市的乞丐。图卷中，城门外的板桥上，可以找到一名乞丐，看样子是个老妇人，正伸手向凭栏观鱼的市民讨钱。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贫富分化悬殊，人口流动急剧，而且宋政府对人口流动几乎不设限制，城市里出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感到意外的事情。
而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画有数不尽的市井人物，从挑夫、脚夫、江湖艺人、妓女，到小商贩、小市民、富商、官员，却不见一个乞丐。这当然不能证明明朝的城市就没有流浪乞丐，但似乎可以说明在明代画家的观念中，一幅表现清明盛世的画卷里不应该出现大煞风景的乞丐。在这一图像细节中，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宋明城市有没有流浪乞丐，而是当时的政府如何对待流浪乞丐这一社会群体。
宋朝与明朝的政府都设有福利机构来救助流浪乞丐。宋朝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颁布的“惠养乞丐法”，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
根据“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县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宋室南渡之后，也继续采用“惠养乞丐法”。
根据“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guān）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南宋时又广设养济院，绍兴三年（1133）正月，高宗下诏要求临安府的养济院“将街市冻馁（něi）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可见养济院的功能跟居养院类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是政府给贫民（包括流浪乞丐）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是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包括流浪乞丐）。两种救济都是季节性、制度化的，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赈济或收养，至翌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结束赈济。《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的东京市井风情，这时天气已转暖，政府应该结束了对流浪乞丐的收容救济，所以画家在城市街头捕捉到了乞丐的身影。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三四个月，寒冬季节，大雪漫漫，按照宋朝法律，国家设立的福利救济机构有义务收养、赈济流浪乞丐，以免他们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研究中国慈善组织史的日本汉学家夫马进指出，宋代政府设立的救济流浪乞丐的福利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包括大一点的市镇，因为城市正是大量流民涌集的地方，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助也未采用原籍地原则，而是流浪乞丐流入哪个地方，就由哪个地方的机构负责救济，并不过问被救济者的原籍。这是宋朝政府对人口频繁流动现状的承认。
明王朝立国，朱元璋也大举兴建养济院，但救助重点放在农村。《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所在官司”就是指流浪乞丐户籍所在地政府设置的养济院，如果养济院不收养的，要被处以“杖六十”的处罚。同时，朱元璋又批示说：“城市乡村，若有身无残疾老幼少壮男子妇女，一时不得已而乞觅，本里里长，及同里上中人户，量为资给。……敢有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者，同里上中人户官验其家，所有粮食除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这条记载在文献中的批示明确告诉我们：在明朝，如果同一个里中出现乞丐，这个里的里长、里中家产属中上等的富户人家都要承担起救济的责任，哪怕是没收富户人家的粮食，都要完成救济。总而言之，对乞丐的救济，被救济者户籍所在地的官府、基层组织、富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旦发现本地有外来的流浪乞丐流入，里甲必须及时扭送官府，再由官府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朱元璋的设想，无非是试图通过原籍地救助原则，杜绝或减少乞丐流入他乡，将流浪乞丐控制在萌芽状态。夫马进比较了宋明两朝的政府救济模式，认为，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是“追认现实型的政策”，明政府对乞丐的救济是“否认现实型的政策”。
除了养济院与居养院，宋代各地还大量建造了专门救助贫病流动人口的安养院、安养社、安乐庐、仁寿庐；而类似的机构在明代很难找到，这也显示了明政府对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极不欢迎。明朝“路引制”的出台，也旨在限制人口流动。大概正是受这样的时代观念的影响，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才没有画出一个流浪乞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