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帝国与帝国之后）

早在15世纪，欧洲的海外殖民帝国就兴起于大西洋诸岛（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北非部分地区，直到大约20世纪后半期，这些帝国才大体结束殖民统治。500多年的统治，漫长的岁月。但尽管殖民主义带来无可计数的后果，这只是漫漫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一方面是繁荣发达和光荣，另一方面则是屈辱的血泪史——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它却不会被忘记，这般记忆将永远留存下来。失去的可以得到补偿；得到的可以予以保护；任务和机会就在面前。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主义；这些词语需要定义。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一个国家对他国进行统治）所实行的体制（“制度或精神”）。帝国随着国家的崛起而崛起，一国强于另一国。考虑到这一漫长的起源与发展，将帝国和武力征服、外交、商业贸易、地位、权力以及财富联系起来看，“帝国”和“帝国主义”就是（曾经是）令人骄傲的字眼了。也就是源于此，英王乔治五世在1936年1月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帝国怎样了？”

帝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这也许会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随意的断言。举个例子，有些人坚信，在19世纪末左右处于巅峰的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或副产品——以列宁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基于这些，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生存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必需的（不可替代的）。这一看法的坚定性可以从无数著作中看得出，其中有人断言说帝国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物质利益，即使为此而付出高昂代价和得而复失，其实质依然如此。

历史证明，这种将帝国主义必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试想想那些古老的帝国，如埃及、中国、亚述、波斯、罗马等；或是现代的，最近解体而不被人怀念的苏联帝国。一些人在这方面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无疑应了一个需要，那就是用鼓动抵抗和革命的方式，来败坏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名声。搞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就是为了钱，还能有比这更坏的吗？与此同时，坏的定义和解释自然导致坏的结论。

殖民主义是抹黑了的帝国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殖民主义代表着社会不平等，对人性的摧残、精神上的奴役，这些都会引发抵抗运动，以及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和争取解放的斗争。”“殖民地”这个词最初的定义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在古代，它是指远方的定居地，例如腓尼基人的迦太基殖民地和希腊人在意大利建立的几处殖民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移民建定居地，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挤走当地原有的居民（空旷无人的土地太罕见了），因此也不可能是好事或善事，至少对于受害者而言不是好事。所以，建定居地形成一种制度（殖民主义）显然是坏的。在近年来的某些著述中，殖民主义的概念扩大到“任何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依附状态”，而不论这是否导致当地居民受排挤。由于殖民主义一词转为如此贬义，当今对外国（西方）的支配地位持批判态度的人往往愿用“殖民主义”取代老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更难听一些。

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我在下文中会交替着用这两个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条顿骑士执行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征服斯拉夫人的土地，再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和诺曼底，然后是英国人入侵爱尔兰，直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上述的扩张有许多都表现为吸收和同化。征服者融入当地的居民之中，直到失去他们自己的本色，或者是征服者吞没了被征服者（关键在于通婚，语言以及姓名）。例如，诺曼人在1066年及其随后的几年打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在这之前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把古罗马人赶出了不列颠岛，并征服了当地的布立吞人（即更古之时征服了岛上土人的凯尔特民族），把那些操凯尔特语的人大量驱赶到了威尔士以及海峡南面的现今法国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直到如今，操布列塔尼方言的人还大体上听得懂威尔士语的广播。

换句话说，整个不列颠岛是经过了多次成功的入侵和攫夺所形成的一个淀积层，其大部分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虽然在那些被征服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中间仍有一部分人在梦想能获得先前那种自身的独立性。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地区（但是巴斯克人在法国要少一些），在卡塔卢尼亚和科西嘉，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昔日帝国的废墟上，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想法。波斯尼亚现在的苦难告诉我们，对于失败和征服的记忆依旧持续存在，或者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和加以操纵；生命短暂，但复仇之心却可以一代代传递下去。土耳其曾于1389年在科索沃地区打败塞尔维亚人；土耳其早已将此事忘却，可是塞尔维亚人却总在重复这次战败的记忆，并将之当做激励他们民族精神的手段。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环绕着世界各地接着讲下去。千百年间，中国的汉人向南方推进，征服并同化了那里的非汉族人民。日本人从阿伊努人手中征服了他们的“本”岛，并将残余的阿伊努人驱逐到遥远的北部地区。缅甸人从他们的蒙古老家迁入，并将其占领地冠以自己民族的名字，同时也同化了当地大部分土著居民，但也遗留了不少人，直到今天还在与他们进行着斗争。阿拉伯人冲出沙漠进入新月沃地（指西亚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区，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故名；为上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然后横扫北非，使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创建了伊斯兰国家，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成了这些民族的统一的特征（到1998年，在曾经讲法语的阿尔及利亚，唯一的官方语言就是阿拉伯语）。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欧洲中心论意义上的“中东”扩展至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显而易见，那种普遍地将帝国主义看做是西方的发明创造以及是对非欧洲人的垄断统治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确有大部分人是这么看的。在欧洲人漂洋过海或驰骋全球、利用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术征服异邦民族的时候，情况的确有所不同。那些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无论是在文化上、地理上还是生理特征上都与欧洲人相差甚远。欧洲范围之内的早期的征服近在咫尺，意味着吸收和同化，然而远方的这些陌生的土地却被看做是一笔意外之财、战利品，被看做是充满机遇的地方——但是没有把它看成是自己组成中的一分子，而只看做是附加的辖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呢？被看做是次等人种——有利用价值，也可以有所发展，但不可能趋同于欧洲人。殖民地的母国没有设想新旧之间的交融，虽然这有可能，而且的确也发生了，就像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和葡萄牙在新旧大陆的那些殖民地里发生的一样。虽然西班牙政府最初想方设法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隔离开来，但是入侵者与当地人（castas）的通婚不可避免，因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混血儿，加上病魔的侵袭使印第安人减少，混血儿几乎与纯印第安人的数量相等了。这些混血儿（mestizo和criollo）有意将自己与纯印第安人相区分，他们领导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参见Klor de Al-va，“Postcolonization”一文。体育运动就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在1898年，一位英国总督在西非建立了两个板球训练场，一个是对欧洲人开放，另一个则供当地人使用。当这两个队开展比赛时，这一运动就成了种族间的较量；当非洲这一方开始有夺胜的趋势时，比赛就不得不被中断。我们自那之后已走过一段漫长的旅程：殖民主义已不再是那么盲目自大，而多了一分担忧和苦恼。

殖民主义者对那些遥远国度的吞并和剥削采取了多种形式。对于西班牙来说，问题的实质在于财富。殖民地对于他们，就是一条条矿源，加上当地的劳动力、食物以及工业品供应线，还有返回欧洲的海运线，彼此相连接。另一方面，在亚洲的葡萄牙人，是在那些比他们大得多，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征服的民族的土地上工作生存。他们不得不建立像果阿那样的一些规模小的、便于防御的据点，然后再以此为中心四处活动，做买卖交易，以及从当地商人那里强行勒索保护款。荷兰人和英国人所追求的是商业贸易中的利润，但商贸也常常导致干预当地的争斗和对土地的掠夺。对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维持治安，需要保持一批能战斗的武装人员，这是要花钱的。然而殖民者可以对这些地区享有特权和垄断，治理的费用则可以转嫁到宗主国和殖民地民众的头上。此外，派驻殖民地的总督们也各有需完成的日程；并不是只有西班牙人才是征服者。

一旦安定下来，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目标就放在种植业上。殖民地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殖民帝国就像是植物公司，将农作物传播到具有更适宜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起源于印度洋的甘蔗绕地球一周来到加勒比海诸岛；茶叶从中国移植至印度和锡兰；从巴西走私出来的橡胶籽种植到了马来亚；金鸡纳树（从中可以提取奎宁作药物）从南美移植到圣赫勒拿岛，再到爪哇岛；油橄榄从新大陆种到了西非；咖啡种在这里，可可种在那里。在伦敦泰晤士河沿岸有一处皇家植物园，最初是出于公主的嗜好而兴建的，后来则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是科学与商业相结合的模范。所有这些都要比掠夺和剥削更有益和更持久得多，尽管很显然，没有人会拒绝对财富的强取豪夺——几个世纪的掠夺，包括印度和南非的钻石，澳大利亚和非洲的金子，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

私人企业为获取利益所采取的方式都是比较理智和深谋远虑的。商人们一心追求的是商业贸易，而并不是领土。如果能有利润，他们甚至可以同魔鬼做交易。但是，他们不想让那些将外国商人看做是囊中猎物的当地商人和官员们敲诈勒索和欺侮。所以每当欧洲人遇上麻烦时，他们就会向自己的母国政府寻求帮助。殖民帝国政府通常都会插入进来。而他们的那些拘谨刻板、能力有限的代表们大多都是根据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不是以业绩为标准而选择出来的，他们大都是安逸享乐且拘泥礼节（读了这些妄自尊大的先生们的传记，会让人感觉奇怪，英帝国到底是怎样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但是只要有几位才华出众的官员就可以弥补一大批身居高位的禄虫的庸庸碌碌，更何况那些上流社会的宠臣巴不得把具体工作交给他们的部属去做）。那些出身高贵的官员们经常埋怨商人们粗俗和愚钝，贪婪和胡搅蛮缠，认为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商人们则宁愿绕过这些官员，“走外线”直接向伦敦或巴黎求助，到了那里有钱就能办事。

除此之外，官员们有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和升官之术。帝国吸引了这样的一些男人：他们不甘于将他们的生命耗费在做某些田园式的乡村的地方行政官上，认为男子汉所需要的是权力和光荣。从当时的一些报道来看，他们有时是沉醉在道德沦丧、种族杂处的自由的世界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不是健康的气候，许多殖民官都过早死亡；他们拼命地酗酒，而酒精是会叫人中毒的。但是一些精力旺盛、天生无畏的先生们自以为他们是长生不老的。同时，他们也宣扬“责任”和“发展进步”——“呼唤”更高层次的事物。

高层次的事物包括征服，“统治棕榈和松柏之乡”。帝国首都主管殖民事务的贤哲们有时也想约束一下派驻海外的代理人，可是他们的指示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送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外面的那些人完全可以造成既成事实。1842年，查尔斯·内皮尔将军派驻印度时，违令攻占了信德。事后向伦敦的上司写报告，说了一句“我有罪”就敷衍了事。就这样，二三百年下来，以英国为例，经过日积月累，最后发现自己已占有了无数块大大小小的殖民地：整个印度，大部分的缅甸，从大西洋岸一直到太平洋岸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再加上占领着主要商业线路上和大交易市场周围地区的水源和加煤加油站，战略要点以及避难所（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圣赫勒拿、开普敦、孟买、新加坡、香港、亚丁）。这些地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被大英帝国像珍珠一样绕地球串在了一起。它们中的某一些是对帝国野心实现的奖赏；另一些则是商业上的利益。而最根本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优势国力的回报。

在过去，学习世界（或欧洲）历史的学生都知道有“新”“旧”帝国之分。旧帝国是指在1500-1800年间掠夺的领土：西班牙在美洲的占领地，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在印度洋的属地。后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旧帝国”所占的所有美洲部分都与殖民帝国脱离出来。对于欧洲一些国家来说，这些损失证明了整个殖民计划的愚蠢：有那么一点收益而耗费巨大。我们从历史书了解到，结果就是人们对殖民地的胃口减退了。自1763年（英法之间签署巴黎和约）之后的一个世纪，帝国主义被说成是在原地踏步。

英国的国内政治为这种编年史的说法提供了实例：奉行实用主义的辉格党声称，整个殖民行径就是一个错误，把金钱浪费在一些不开化的、忘恩负义的、不忠诚的臣民（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同伙）——“一帮狡猾、诡诈而不忠的家伙”的身上。一些人甚至主张让那些并没有提出独立要求的殖民地获得自由。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权力的实施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工业革命的实现更增加了欧洲人的实力，并提高了他们在那些曾经无法生存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能力。帝国主义不但没有原地踏步，而且相反，在这几十年中忙碌得很，例如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英国占领印度并入侵缅甸，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还有美国的向西扩张，等等，都是证明。可是历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却教条地声称，帝国不得不等待着一个成熟（衰败？）的资本主义的召唤。

这个召唤，我们被告知说，就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新帝国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内的无产阶级越来越不听话，欧洲列强就把它们的贪婪的目光投向海外可剥削的工人的身上。尤其是非洲最为显著，同时还有亚洲和太平洋诸群岛的部分地区，都成了所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猎取目标。在这些国家当中，德国也为时已晚地认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海外殖民地，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权国家。尘埃落定过后，几乎整个非洲都陷入了欧洲各国政府魔掌之中。仅有的例外就是利比里亚，因为美国计划把黑人遣回他们自己的这一家园；还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曾企图攫取但却惨遭失败。

这个“新帝国主义”不同于“老帝国主义”。虽然它也是以理性和物质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那些后期占取的土地中，物质利益真正能得到实现的却很少。当然，其中一些殖民地的确蕴藏有大量的珍贵资源，但这些资源在被吞并时期大都还没有发掘出来。大多数对土地的掠夺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试比较开罗和好望角），或只是想先发制人（归我总比归你强）。后来的一系列发现令人惊喜，并且有时会急剧改变人们的动机，以至于激发起新的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例如，南非的金矿招致一批鲁莽但尚于练的淘金者涌向德兰士瓦省，在引起与南非白人当局的争执后，英国政府也卷了进来，最终就导致了布尔战争（1899-1902）。

激进的怀疑观察家们指责这后期的土地掠夺行径是，第一，资本家贪婪的产物，其次，这也是出于他们的需求——保证欧洲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第一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贪婪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一定只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单纯的人的贪婪。感谢那些能够连续发射的来福枪和机枪，让劫掠和杀人变得如此简单——简单到欧洲列强可以将屠杀土著居民看做是猎鸟游戏，并且还把这些受害者称作“鸟兽”（对于那些所谓的绅士来说，打猎是消除懦弱、强化残忍性格的学校，至今也是如此）。在预测即将来临的为在喀土穆战役中牺牲的戈登将军报仇而掀起的恩图曼战役时，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一个非常值得经历的时刻。当然，我们注定会赢。当然，我们会将他们铲平。”又写道：“像恩图曼之役这样的战事不会再有了。这是长期以来那些蔚为壮观的战争的最后的尾声，在那些战争中，那种激烈而庄重的残酷场面给战争平添了一份魅力。”然而土著人民很快就学会了怎样令征服者失望，那就是尽可能快地投降。这样一来，没有杀戮，也就没有了勋章，没有了升迁的机会。

第二点看法，即那种将欧洲的殖民掠夺看做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的看法，则完全是无稽之谈。的确有一部分商人在遥远而陌生的殖民地上获取了丰厚利润，但更多的却一无所获。如果说欧洲各国经济曾经从那些异域外乡获利，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好的企业家懂得这一点。惟利是图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曾邀请德国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助他治理刚果那片广袤的殖民地，布莱希罗德婉言谢绝了。同其他优秀金融家一样，他对于能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很感兴趣，但他却能预感到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波折。几年以后（19世纪80年代初），俾斯麦想在遥远的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之中占领一些土地。布莱希罗德会帮忙吗？这次这位金融家不得不坦率一些了，因为俾斯麦可是他私人的老主顾和庇护人；即便如此，他也要求保证有最低限度的回报。

公众则完全就是两回事了。你可以偶尔地蒙骗一些商人；经常地蒙骗政客们；而对于选民，则可以不计时间和地点地进行欺骗了。听一听保罗·勒鲁瓦一博利厄对法国选民们的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个好事物的解释：“殖民地所起的最有用的功能……是可以供给母国一个现成的市场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还可以满足殖民帝国居民的各种需求——无论是工业家、工人还是消费者——都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润、工资或商品。”这样一来，殖民地扩张一事就成了选民们日常闲谈的主题。在那些年代.人们对于政治的正确与否没有完全明显的概念，也不大注意是否准确。今天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应该更懂得如何严肃地对待竞选诺言。

一定要占领一个国家才能把它当做市场吗？学者们在这方面也作了新的解释。历史学家们曾经描写过（正式的）帝国，而如今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正式的统治。拿欧洲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为例。这一地区曾有过奥斯曼帝国，它名义上独立自主，但在19世纪已日益屈从于欧洲列强的要求。埃及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实际上却已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埃及19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史若不论及欧洲非正式的、实际上的控制，就会是毫无意义。波斯也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尽管从来不是殖民地，但它此时的独立也更多是存在于记忆之中，而非存在于现实。

欧洲在拉丁美洲领地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个拉丁美洲大陆曾大体上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时，除了几个小块地区和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以外，拉美各国均已先后正式宣布独立。此外，欧洲列强之所以未能在西半球攫取更多土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门罗主义。门罗摆出美洲共和国总统架势而单方面发表的宣言并没有把欧洲列强完全吓唬住。它们也许还能利用拉美头面人物作挡箭牌而避开它，法国人曾企图在墨西哥利用马克西米连，即是一例。然而它们这时毕竟要掂量美国干涉的威胁，帝国主义野心受到了遏制。这也没有什么，还可以通过做生意再赚钱：获取公共工程特许权、贷款合同和有利的市场安排。大多数关于附属国的文章都是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作品，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他们感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这一部分虽然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受到那些势力更强大的伙伴们的欺压和剥削，这有一些道理。

正式的帝国现在已很少见了。这里很大成分取决于其定义（波多黎各算是美国的殖民地吗？），但的确能发现一些零散的地方（如关岛、萨摩亚群岛、百慕大以及法国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处于某某统治之下。百慕大、新喀里多尼亚或是波多黎各有时还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种附属地位是可以有所收获的。巴拿马，像一首老歌曾唱过的那样，经过多年“为美元而工作”之后，也在反复考虑是否让美国离开巴拿马运河区的问题。但是大多数曾作为殖民地、附属国、保护国、自治领、宗主国的分支或是海外分部的土地，现在都重获自由。由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众所受到的欺压凌辱和对所受屈辱的愤怒，单纯物质上的好处是很难抵得住分裂趋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浪潮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新出现的国家不论多么小和多么不自然，都享有主权，并且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原先受剥削的国家如今自由了，应当有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在事情的另一面，原先靠压迫别人而致富、如今不得不自食其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当萎缩。正义该得到伸张。

事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那些曾是帝国的国家的经济现在空前兴旺发达。而大多数原殖民地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他们的殖民统治者们当初因为害怕他们刚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以及蔑视他们的能力，不曾教给他们多少本领——仅仅够得上完成政府的低级任务。白人统治者害怕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是一些已脱离了部落的、充满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欲望的人，以一位英国官员（1886）的话说，“是〔非洲〕西海岸的灾祸。”英国完全依靠当地的上层人物，却排斥这些deracines（完全脱离了家乡环境的人），而不让他们在政府或贸易活动中承担重要责任。

因此，尽管殖民者们身后留下公路、港口、铁路以及厂房建筑等基础设施，但这些却没有得到必要的修护和管理。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可以从旅游者那里得到证实（在那些东欧和中欧的行政系统不完善不称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看到此类景象）。原殖民地臣民大都就读于殖民者开设的大中学校，这些学校教授的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也许这就是何者优先的问题：自由第一，经济次之，因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

自由后所显示的最初人均产值和收入的数字令人振奋，但可能有所误导。它们反映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质。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换趋向于商业化，产品更多地投向市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所产生的结果就显示在统计数据上，这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经济学界权威人士预测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会有光明远大的前程，像尼日利亚（石油），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可可），阿尔及利亚（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如此。

随即到来的却是失望，没有几个前殖民地国家能保持住稳定的人均产值增长，他们对于那些变幻莫测的贸易（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依赖性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收入。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在1976年曾抱怨道，为什么他的国家要用两倍于前一年的剑麻才能购得同样数量的拖拉机？当然，他在早些年（1970-1974年）是不会有这样的满腹怨气的，当时剑麻的价格在4年之内就涨了4倍，商品价格变化的反复无常已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在1925年到1928年期间，世界市场上橡胶的价格从每磅75美分降至22美分，后来的经济大萧条又使之降到了1932年的不到3美分一磅。东南亚（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半岛）的种植业受到了巨大打击。但从那以后，橡胶的价格就一直呈上升趋势，及至战争期间，战争又急需大量的橡胶轮胎，这极大地刺激了橡胶交易。

面对自由之后的失望，那种长久不衰的怪罪于人的方式又占了上风。那些习惯于将物质利益上的失败归罪于外国的人现在认定，外国的剥削只不过是改换了外表。原殖民地拥有的只是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仍因为无形的不平等贸易和附属性而被剥削者所束缚；同时剥削者还通过给补贴和贿赂的方式换取政治上的忠诚和效忠。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有些批评这一新殖民主义的人甚至说道，发达工业国家和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所有交易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必然结论就是，穷国应该断绝一切与富国的商业往来。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妙的守穷法子了。幸好，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还聪明，知道不该切断外贸和知识交流，还有借债、送礼和补贴等等。有一个例外，就是缅甸，它自我强加的禁运使国内供应奇缺，人们要修车用的零件就得拆卸别的车；街上跑的车烧的油太低级，尽喷有毒的黑烟。幸亏车辆稀少，行人的肺才得以免于遭殃。

前殖民地国家多种多样，成分混杂，被我们统称为南方，或第三世界（有时还将穷国和极穷国再区分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它们自从独立以来，成就有高有低，大相径庭。东亚有几处成绩突出，拉丁美洲高低兼有，在缅甸和非洲许多地方则是全然倒退。这一结果的多样性表明，殖民化本身，甚至是受奴役，也并不预定着失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失败并不等于崩溃，这是事物的本质。一些国家利用了殖民地的遗产；利用了遗留的社会管理资本、教育、思想；甚至是有效利用了他们对殖民帝国的愤怒、抵抗和自豪感。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有一些国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通常是因为殖民势力看不出在那里投资会有什么收益。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太穷了，甚至都勾不起列强的贪婪欲望。

尽管有少数几处前殖民地经济繁荣，遭受失败的大多数并不能得到安慰。对于他们来说，整个的经历是令人感到屈辱和愤怒的，而接下来的失望只是加重了他们的怨恨。他们的怨恨是有道理的。然而在吮吸怨恨滋味以后，他们最好是把它吐出去。这一切本来都与人们的善意或恶意无关。它是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争辩说，他们曾是尽力而为，照顾别人的利益。

以法国人为例。他们自诩为天下理智和美德的旗手，更不用说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了。他们很少教育自己殖民地的属民，所提供的一点教育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和无穷的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你也可以成为法国人。学校教育都是采用法语，这样就教出一批脱离了父母及祖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一位教师称之为“异化机器”。教学的内容是法国历史的陈词滥调——“Nos ancetres les Gau-lois（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如何如何……”还有诸如拉辛的《安德罗马克》和高乃依的《熙德》等古典文学。成绩卓越的学生可以赢得奖学金到法国上大学，学习法国共和精神的财富，这样只能令他们厌恶自己的身份地位并将他们转变为造反的领袖。越南的胡志明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是典型的例证。

资产负债表，即最后的得失，究竟怎样？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是好还是坏？不妨让我试着列出以下若干见解：

（1）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以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代价牟取财富和劳动力。结果并不是都能如愿。另一方面，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者和弱者两边来看，几乎总是有少数一些人——精明强悍的商人、特许权获得者、官吏、中间人（买办）和当地的精英——发财致富。

（2）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给殖民地人民造成伤害；但也在有意无意中给殖民地带来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的收益。其中一些收益是来自门户开放和对外贸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9世纪中叶就从英国和亚当·斯密学说的角度指出，“……市场每一次扩展所引起的趋势，就是改善生产过程。”

贸易所产生的所有这些影响都取决于当地的殖民统治的性质。一些殖民统治者较富有，同时又有更高的欲望。他们通常在殖民地修建一些有用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设施、厂房、供水设施、废物处理设施等等。他们让当地人民以出劳力和纳税的方式支付这些改善的费用，但他们自己并不出钱。当地人民能从这方面得到的收益只是捎带性的，因为那些设施的改善主要是为了统治阶层的权威及其商业利益；他们总归是要把这些遥远的地方治理得好一些，以适于居住并有利可图，并且能在边界设防和维护社会秩序。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种收益。那些医疗设施的建设也是一样，最初是为统治者们服务的（但是要知道，公路和环境的清除也可能加快疾病的传播）。然而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机。没有谁能独占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同样，建筑师和医生们对社会也都有自己的责任感。

假设这些地方不曾沦为殖民地而在当年享有自由，会不会建起更多的这类设施呢？在当地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下，恐怕不可能。即使在现在，尽管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信念而且商界也乐于响应，那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公共工程方面却往往依然无大起色，令人失望。更糟的是，有些现政权还听任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设施损坏下去。只有东亚和东南亚的几处曾是殖民地的社会——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是重大的例外。当然，一些新的技术，例如机场和航空，还是带来了不可阻挡的进步。

但是在前殖民地，这样一些项目通常都是统治者们的炫耀性消费，他们宁愿把钱（别人的钱）浪费在新设施上，而不去维护旧有设施。前一代给我们留下了成堆的垃圾和废墟。考古学家发现的历代文明通常是一代建在另一代废墟之上的情景，正重现在未准备好的20世纪的社会里，并且将来可能会成为未来考古发掘者的乐事。在未来的废墟中有奢华的酒店，它们早已取代了老式旅馆以及那种在探险小说和电影里出现的客栈的位置。现今的商人和官员们希望在世界各地都能享受同等待遇，其中也包括到处都可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和英国天空电视新闻公司的节目。

（3）殖民世界的地图是由欧洲人绘制的。他们划定的边界线并不能反映地方和居民的实况。非洲尤其是这样的（但还有印度和缅甸），一些部族硬是被切开，又有一些不同的部族（其中包括白人定居者和移民构成的新部族）又硬是被捏到一起，这为后来所掀起的领土收复主义和一系列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当自由来临时，这些不同的部族还没有做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准备。可是新的国家把这些人为的疆界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他们害怕重新划界会更糟。这种担心完全正确：前殖民地区域的领土纠纷向来会闹得鸡犬不宁，最后不论谁输谁赢，大家都受到沉重惩罚。

（4）这些从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家的能量、资源以及潜在的善心都在自我界定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只有很少几个国家（韩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殖民统治到来时就已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抵抗，并在殖民者离开之后，可以再加以发扬。其他的国家则因缺乏明确的民族特性和合法性，而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与此同时，那些先进工业国装腔作势地表示怜悯，救援受难者，扶植暴政，制造新的受难者，绞尽脑汁地插手，通常是以拙劣的手法进行干涉，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好坏兼有，而用来安慰自己的说法则是声称自己动机高尚，目标宏大，同时自认为道义上优越而感到满足（这正是这一套把戏的道理之所在）。那些饥饿的、满身苍蝇屎斑点的儿童的照片充斥着报刊和电视的画面。慈善事业名目繁多，超过了救济的款项。除了急救之外，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什么。

（5）让我们试着看看违反事实的一种假设：假如那些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从来没接触过殖民主义的话，它们会发展和（在工业技术和生产率方面）进步得更快。赞成这种看法的论点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的：是假定这些地方的人们会摆脱国内及国外的欺诈和剥削，同样也能够学习，并改造自己的国家。反对这种看法的论点则是以历史为根据：帝国主义并不曾阻止某一些殖民地发展成为自治的中心，并且学习和自己创造工业经济的技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俄罗斯帝国辖下的芬兰、瑞典统治下的挪威以及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均是例证。如此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例子是日本，它当时虽然保持了独立（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但却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强加的关税限制。不过大家都知道，日本属于一个特别的情况。

历史表明，托管制度可以是一个学校。当然，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师的水平。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比另一些国家的高明一些，它们的殖民地在独立后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对显著一些。如按照这一标准来评价的话，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可以说是最差的，荷兰和法国较次，而英国则比较好，因为他们向殖民地投入很大的精力和资本（例如印度的铁路），同时他们委托当地的行政官员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管理。在1900年，印度所拥有的铁路线长度是名义上独立的中国的35倍之多——这也是对英国统治权和所尽的责任的一个褒奖。（挑剔的人也许会说，殖民帝国修这些铁路的原意是将棉花及其他原材料运往港口，或是将士兵运到不安宁的内地。然而，在印度这样一个容易在局部地区闹饥荒的国家，各地市场的铁路联系毕竟有利于粮食的运送。而且有时正是因为一场饥荒而修建了一条铁路）。

按照这一标准，历史上最好的殖民统治者莫过于日本了，因为没有哪个前殖民地能做到像韩国和台湾那样，从1950年到1973年的人均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那些发达工业国家（日本除外）。在我看来，这一成就也反映了这两处社会的文化，即家庭结构、工作价值观和使命感（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并不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它的作用无法加以衡量，而且只会阻碍一些好点子的实施，我还是坚持我以上的观点）。这些价值观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已存在，部分地说来是作为对日本统治的反应，每当日本统治者让当地的人有一定的工作余地时，当地人就会抓住机会牟利。然而，在殖民地时期结束以后所取得的成功，仍证明殖民时期留下了有用的遗产，即日本行政管理所注重的经济合理性，当年日本人在这些殖民地就曾着手实行“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努力，即日本自己已实行了的那种努力”。

诚然，韩国人和台湾人不会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记得日本人的暴政、酷刑和横行，他们的记忆还由于日本人公然拒绝认罪或悔恨，而变得更加苦涩。悔恨什么呢？当年的制度是起了作用的。此外，（日本）在对待其殖民地人民的政策方面应当负责……正如同比利时在刚果、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东印度群岛或者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应当负责一样。平心而论，如果不是以某种理论上的乌托邦作衡量，而是与上述的其他那些殖民地相比较，那就可以说，日本在殖民地所作的努力是应当得到评价的。

世界属于问心无愧的人，而日本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是问心无愧的。

韩国和台湾会说他们的成功完全与日本无关。日本当年曾迫使他们从事农业而脱离工业，驱使他们成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附庸。以朝鲜为例，日本人迫使他们改名换姓并将之视为二等公民，把他们送到日本人认为太危险而不愿去的地方出苦力（比如在日本本岛上采矿）。当获得自由时，朝鲜人都已将这些苦难牢记心中。但他们没有让这些记忆干涉经济发展的进程。“不要生气，要冷静。”

韩国和台湾是例外。大多数战后出现的新国家和地区由于记忆太深刻而走上了歧路。他们以前的殖民统治者的经济制度成为受诅咒的对象：资本主义被看做是与腐败和不公正紧密相连的无能的事物。它们看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就以为社会主义加专政可以保证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最终目标的实现。他们这一步真是迈错了。

现在回顾一下，从帝国主义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现实之间一直是有冲突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不单纯是反殖民主义，而且还将反殖民主义置入经济史的更大的背景（解释）：殖民地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生存的支柱。按照这一理论模式的解释，帝国像是吸血鬼，靠殖民地供血，给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营养，或是将财富从穷国转移到富国。如果没有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会崩溃，换句话说，欧洲是无法放弃殖民地的。从相反方面来说，一旦被奴役民族得到解放，他们就会迅速地繁荣昌盛。

无法放弃……完全不是。在20世纪期间，帝国统治者遇到的反抗逐渐增长。事实说明，欧洲的自由和人权理想是有感染力的，殖民地人民从殖民地统治者那里学会了怎样反抗。与此同时，原先曾热情支持帝国的舆论，也变得对帝国深表遗憾。一些重大丑闻——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传出了种种酷刑和残害黑人的消息，1899-1902年的南非布尔战争中发生了种种暴行（包括集中营）——使那些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及政治家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论据。帝国曾是强者的骄傲，小国的安慰，因为它使小国变大，使大国变成巨人，可是到了这时却失去了它的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最后的一击。西方国家丧失了不可战胜的声誉，不仅如此，它们的参战目的也使得它们对外国的统治站不住脚。此时，统治殖民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而使它们难以忍受。有的国家自尊心较强，仍勉强坚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是如此，在阿尔及利亚更是如此）。另一些国家（英国在印度和巴勒斯坦，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则是迫不及待地放手。它们做对了。这些前殖民帝国在失去这些殖民地以后，可以说是毫发无损。这真是叫那些反殖民主义理论家大失所望。

事实证明第二个论点也是错误的。1961年，一位名叫苏伦德拉·帕特尔的印度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数学计算结论宣称，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在大约30年之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便会赶超美国。他并不是独树一帜；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罗曼蒂克式的预测。这反映了他们良好的愿望和顽强的信念；还有祖国的自豪感和一种报仇雪耻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