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业是诸侯经济的活化石

制药业出现像毒胶囊这样混入有害成份的质量事故,是十分骇人的,与食品相比,药品的成份要单纯的多,其制造过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也高得多,并不存在多少可以浑水摸鱼和推卸责任的余地,可一些药厂仍如此悍然行事,可见其所面临的安全与质量约束,是多么薄弱无力。

缺乏质量约束的首要原因是市场集中度过低,厂商太多,过度分散一方面造成消费者品牌认知困难,特别是药品这样并非连续重复消费的商品,品牌认知更难以形成;同时,分散化和小规模也使得质量事故的机会成本过低,因为消费者很快就会忘记出事的是哪家药厂,而且,这些不知名的小品牌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珍视的宝贵资产,大不了换块牌子继续经营。

之前的文章中我已指出,制药业的高度分散化,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假如该行业像家电和日化等消费品行业一样经历了充分市场化,那么今天就不会处于这种格局,规模化和品牌集中必定会发生,并且由于药品的特殊性,集中度会高于日用消费品;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遗留至今而成为活化石,无疑是因为严苛的准入管制。

这一点对照其它幸存的活化石便很容易看清,实行专卖管制的烟草业是最典型的,其次是医院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行业都发展出了连锁品牌:连锁超市、连锁酒店、连锁美容院、连锁中介、连锁餐馆,为何很少见到连锁学校和连锁医院?因为准入管制。

类似局面也出现在汽车业,虽然程度不同,造汽车需要审批,新车厂进目录难如登天,大批毫无效率和优势可言的地方小厂,仅凭准入资格即可坐吃需求爆发性增长带来的厚利,这些身无长技的小厂居然可以在通用、丰田、大众面前享有大爷级的谈判地位,一堆形同废铁的破流水线能换来半数合资股权,除了准入管制,还能有什么力量创造如此奇迹?

近年来,制药业的分散局面正在改变,政策当局也屡屡号召要提高市场集中度,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90年代中期之后的市场化改革中,可以清晰的辨认出两种模式,一种是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国退民进,另一种是国企脱离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化改造、垂直化集中、“做大做强、打造超级航母”,同时建立准入壁垒来维持其垄断地位。

幸运的是,大部分消费品产业和许多日常生活类服务业都走了第一条路,而且迅速出现了激烈竞争、产业格局高速重组演变、商业模式不断创新、质量和服务水平持续改进的可喜局面,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今天回顾起来,那些过去20年在品牌建设和质量改进上最富成效、不断给消费者带来惊喜的产业,无一不是走上了这条轨道的,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充分的开放,外资和民企可以进出自如,那里的企业整天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于消费者;相反,那些航母们整天想的则是如何做大做强,何时挤进Top500,如何在同伙之间瓜分势力范围。

从目前的趋势看,制药业显然正在走向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三桶油的道路,以这种方式提高市场集中度,并不能改善质量激励机制,将大批地方国企合并成央企垄断寡头,虽便利了消费者的品牌识别,同时也压缩了他们的选择空间,这样,品牌认知便无法转变为对厂商的质量约束。

从竞争中涌现的大品牌,是消费者用钞票选出来的,尽管也拥有一些垄断地位,但随时要保持警惕,一次严重质量事故足以让大品牌一夜间声誉扫地,多年苦心经营的巨额品牌资源化为乌有;相反,由行政力量所拼凑的大型控股央企,并未经历市场淘汰机制的严酷筛选,并未在消费者面前证明过它们的信誉,未必拥有需要加以珍惜、因而构成质量约束的品牌资源。

准入壁垒所带来丰厚利润和安全感,让它们可以无视消费者的评价,也无须忌惮公众的恶评,即便它们拥有一些品牌资源,那也是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国有资产,人们没有理由期待它的部门和员工会为珍惜它而约束自己的行为,相反,关于国企的大量经验告诉我们,如同其它国有资产一样,这些部门更可能为了自身短期利益而牺牲它。

人们时常被告知,准入管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不负责任的生产者的伤害,可是,从上述两种改革模式的对照中不难看出:商业信誉、优质品牌和可靠质量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恰是开放和竞争,而不是管制和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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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9-11-15

1 个评论

中世纪欧洲这类产品质量问题也特别多。症结是用人治代替法制。富商用金钱买通掌权者,当然豆腐渣层出不穷。

启蒙运动以后欧洲渐渐法制了,这类问题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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