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严打:第八次镇反

 

上回提要：在之前的两篇文章里，我通过中国共产党官方的中央级材料与地方史志资料，勾勒了PROC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所开展的“第三次镇反运动”（1957-1959）和“第四次镇反运动”（1960-1962）。我同时写了一篇综述性的小短文，简单介绍了PROC历史上的历次“镇反”、“肃反”、“严打”运动。我谈到，PROC在征服中国后，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此后，这样的行动便不断进行着，从未间歇。反映在地方志里，这类常规性的、广义上的镇反往往被称为“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以与集中的、运动性的、狭义的“镇反”运动区别开来。除去常规的打击活动不谈，在PROC的历史上，动员范围广大的、具有狭义镇反运动性质的社会运动至少有九次，本文所整理的就是第八次实质（de facto）镇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感到诧异。1983年-1986年的“第一次严打”人所共知，许多读者还亲身经历过，这次运动不是以从重从快、严厉地打击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等刑事犯罪活动为内容的吗，怎么会和“镇反”扯上关系？

 

这里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历次镇反运动中，都是将普通刑事罪犯视为镇压的对象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反革命犯罪”的斗争和与普通刑事犯罪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体现。“严打”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所不同的是，在五、六〇年代，“反革命犯罪”数量巨大，是历次“镇反”的主要对象。而到了八十年代，“反革命犯罪”绝对数量已大大降低，而刑事犯罪的问题则更加突出，因此后者便成了“严打”的主要对象。

 

尽管如此，各地资料反映，在八〇年代初期，“反革命活动”又有了升级的迹象。如《天津通志 公安志》说：“80年代初…反革命破坏活动抬头。” 《乌鲁木齐公安志》所收之“1949-1990年政治案件一览表”现实，全市1981年共发案18起，1984年发案19起，分别是1977年到1988年十一年中发案数第二与第一高的两个年份。

 

此外，八〇年代初“反革命犯罪”的形势在“严打”决策的环境中也能体现出来。据时任“公安部长”的刘复之的回忆录记述，1983年初，全国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案件，对党内“严打”决策的影响极大。其中尤以“二王”、“六士”两大事件最为令人震惊。

 

这一年二月十二日，家住沈阳的王宗玮、王宗兄弟抢劫枪支，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后，向南逃窜。沿途又打死五人，打伤六人。直到九月八日，才在江西被“民警”击毙。五月五日，卓长仁等六人将一架由沈阳飞往上海的民航劫持至韩国，意图投奔自由中国。其中“二王”事件属于普通刑事犯罪，而六义士事件则属“反革命暴力案件”。

 中国大总统蒋经国接见卓长仁等六义士


1983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第一次“严打”开始。第一次“严打”自1983年至1986年，共持续了三年，历经三个战役。

 

该“决定”将“严打”定性为“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根据该决定：“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


一、流氓团伙分子

二、流窜作案分子

……

五、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

……

七、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挂钩信、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

 

对这七个方面的犯罪分子，都要坚决打击，依法从重从快严惩。该劳教的劳教……该杀掉的杀掉。”

 

加粗的部分说明，“严打”所主要打击的七类分子之中，有两类属于“反革命分子”，因此我们可以说83“严打”中包含了一次“镇反”运动，是为第八次狭义“镇反”。

 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当然，这不是说整个第一次“严打”都属于“镇反”。据辛明《犯罪学》，1980年，“反革命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比约1%，81年约为0.63%，84年仅为0.48%。地方上的情况，据某劳动改造机关统计，1980年“反革命”比例只有5.66%，至1986年则已降至0.59%。1983年，陕西省在押“犯罪分子”中，“反革命犯”只占5%，而辽宁省这一数字则是1.7%（陈显容、李正典：《犯罪与社会对策——当代犯罪社会学》）。

 

然而，尽管八〇年代“反革命犯罪”的绝对数量进一步下降，其所呈现的几个特点却CCP深感不安。这些或许也是促使“严打”与“镇反”相结合的因素。它们是：

 

一、社会轰动性大。如前述的六义士事件，震惊友邻，且形成了巨大的传播效应。六义士为复兴基地同胞所热烈欢迎，一时模仿者四起。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即破获了63起劫机、劫船、爆炸等暴力性的“反革命案件”（《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6年第2期）。

 

二、青少年化。如武汉市1979年未发生青少年“反革命犯罪”。自1980年开始逐年增加。81年是80年的六倍，82年比81年上升50%，而84年前半年即已达到83年全年的水平（《青少年犯罪研究》1989年第8期）。据“司法部劳改局”1988年的调查，在全国劳改单位中，年龄35岁以下的占“在押犯”总数的79.5%，其中18至25岁的占45%。

 

三、阶层主体变化。据相关资料，五、六〇年代，“反革命犯罪”的主体是中老年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出身于“反动壁垒”的青少年。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目的是光复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到了八〇年代，绝大多数“反革命分子”则出身于工人、农民、“干部”家庭。如吉林省1980年至1983年间所破获的157起“现行反革命”案件中，作案者只有一个老国民党党员。据“劳改局”1988年调查，全国“在押犯”中，原为农牧渔民的占52.6%，工人占23.6%，干部占2.36%，军人占0.33%，个体职业者占1.95%，在校学生占5.2%。这六类“固定职业”者共占“犯人”总数的80.84%。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他为“反二代”。他们与中国亡国前的情况存在隔阂。他们中的多数因缺乏丰富的论述营养，而选择“‘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攻击党的现行政策”；少部分人则受到复兴基地的心战鼓舞而认定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正确道路。

 

以下是我从地方史志、文史资料中摘抄的关于第一次“严打”中的全国第八次“镇反”运动的情况。我所掌握的资料不够详尽，仍有待进一步的补充。


《贵州省志 公安志》：“1983年，全省公安机关围绕‘严打’斗争连续多次开展侦查破案战役，破获了一批案件，打击处理了一批进行反革命煽动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1986年3月，贵阳市公安局侦破魏万兴、谢光伦为首的‘中国事业探讨协会’案，对涉案成员均依法分别进行处理。经过几年的打击，1987年至1988年，全省反革命宣传煽动案件明显下降”。

 

《天津通志·公安志》：“80年代初，全国出现了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反革命破坏活动抬头”；“1984年6月，在市公安局召开的侦查工作会议上，对侦破现行反革命案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借‘严打’声威，对现行反革命案件快侦快破…为加强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市公安局…要求各级侦查部门领导…实行专案专办，特别是对进行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案件和向海外敌特机关写信密报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案件，必须加强侦查，及时破案。”

 

《宁夏公安志》：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节标题]：“至1983年9月底，破年内反革命案件一起…平罗县侦破以王振明为首的预谋抢枪案。王振明…多次偷听敌台广播，录记敌特通讯地址和密码…五次串联组织14人预谋抢夺该县黄渠桥、头闸等公社武装部和派出所的枪支，并数次派人到陶乐县和内蒙古的临河县等地串联发展人员。固原县供电局待业工人杨家明，组织带有政治色彩的流氓集团‘八大金刚’，结盟立誓，密谋‘买几支枪，上六盘山打游击’。”

 

《江苏省志·公安志》：“严打”的战果[小节标题]：“徐州市矿务局地址勘察队组织科干事刘继俊（男，44岁）于1983年7月以来，纠集7名对现实严重不满人员组成‘中国人民党’，秘密策划反革命暴乱，企图抢钱、抢枪、袭击、杀害市委书记，炸毁铁路、电厂、电台，制造‘徐州大乱’，劫持汽车到云、贵、川‘上山打游击’。在‘严打’第一战役中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丹阳酒厂青年朱丹康等一伙人，组织‘自由党’反革命集团，叫嚣‘自由党、扛起枪、打倒共产党’，策划搞枪支弹咬，绘制了行动图，预谋炸掉电厂和邮电、公安等要害单位，并已先后五次纵火，其中烧了一次公安派出所。4名为首分子在‘严打’第二战役中落入法网”。

 

《江西省公安志》：“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省公安厅要求要把反革命案件的侦破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对组织反革命集团案件要列为大案要案，快侦快破速战速决，将敌人的破坏活动消灭在预谋之中。全年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7起。1984年反革命集团案件纠合的人数多、涉及面也比较广，全年破获9起反革命集团案，共有反革命成员46名…1985年全年共发生反革命集团案件2起…1986年发生反革命集团案4起。萍乡的“龙华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以迷信为掩护，在江西、湖南两省的4个地区、市，6个县（区）的17个乡镇发展反革命成员48人。靖安县的‘中华民主党’以做生意、搞副业为掩护，发展成员12人。玉山县‘中国国民党华东局战前委员会’纠集浙江、福建的流窜刑事犯罪分子，多次进行盗窃活动，企图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搞行动破坏。”

 

《辽宁省志·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志》：“中共辽宁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83年6月17日至20日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二战役第二仗……从1984年11月10日开始……到12月20日胜利结束……沈阳市3名犯罪分子预谋绑架军区领导劫机外逃案……等，都是在这次破案高潮中破获的”。

 

《吉林省志 卷12 司法公安志/公安》：“1983至1985年，吉林省公安机关打击现行反革命即“严打”刑事犯罪斗争结合进行。在“严打”斗争第一战役中，省内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捕获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如长岭县现行反革命集团“自由民主党”头子万×纠集9人组成“自由民主党”于当年7月6日在二里界公社靠山大队分销社开会，推举了“总指挥”、“执行主席”，任命了“部长”若干名，还逐人填写了‘党员登记表’……双阳县以李青春为首的14人反革命集团，从1981年春纠集到一起，选出“大队长”、“情报队长”、“行动队长”，制定了“行动计划”，预谋“筹备枪支弹药”、“筹集活动经费”、“壮大队伍”、“上山为匪”，并做了劫机外逃的打算。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也被公安机关在‘严打’斗争中打掉。1984年，吉林省各地公安机关对现行反革命的打击，由于发现早、侦查快，破得迅速。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蛟河、敦化、怀德、通化等市、县公安机关…领导成员都亲临第一线具体指导…1984年1月17日敦化县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恐吓信案…28天破获。1985年，吉林省公安厅认真贯彻执行公安部的指示，向各地公安机关严密地部署了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全年全省共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23起，破获20起…全年共处理现行反革命人犯23人，着重依法处理了罪行严重的首犯。”

 

《岳阳市志》：“公安机关在开展‘严打’斗争中，侦破一批反革命集团、反革命传单、标语、匿名信案件和反革命挂钩案件及特务案件，取缔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并依法处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非法组织头目和骨干分子。”

 

“八十年代‘严打’三大战役纪实”，载《五华文史资料 第13辑》：“1984年1月第二仗开始……战役中，破获有成员10人，企图爆炸邮电大楼机房、飞机场指挥塔、供电局电网、暗杀党政领导的反革命暴力组织，抓捕全部成员”。

 

 

关于第三次镇反（1957-59），见

//weibo.com/1625769787/D8voN9dXG?from=page_1001603920273249306112&type=comment

 

第四次镇反（1960-63），见

//weibo.com/1625769787/DkeOJbvyU?from=page_1001603948235206060555&type=comment

 

镇反、肃反、严打一共有几次？见

//www.weibo.com/1625769787/Dl70oDB40?from=page_1001603950318206454435&type=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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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4141

我分享了@刘放斋 的文章 °83严打：第八次镇反 �6�7�6�7�6�7�6�7

2016-9-13 18:22 来自 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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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斋

新材料继续证明83严打中包含了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称之为第八次镇反）。°83严打：第八次镇反�6�7�6�7�6�7�6�7

2016-9-13 16:32 来自 iPhone 6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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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山-重庆嘉陵江

我分享了@刘放斋 的文章 °83严打：第八次镇反 �6�7�6�7�6�7�6�7

2016-3-23 17:05 来自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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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嘴王

我分享了@刘放斋 的文章 °83严打：第八次镇反 �6�7�6�7�6�7�6�7

2016-3-21 16:0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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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斋

@刘放斋 发布了头条文章《83严打：第八次“镇反”》 °83严打：第八次镇反 �6�7�6�7�6�7�6�7

2016-3-20 15:12 来自 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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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庸俗的雅量高致：回复@我爱张小鸟:除非理论研究者，一般人当然只会借鉴前人。民国时代最近、又和TG恰好针锋相对，自然借鉴它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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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斋

芝加哥大学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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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5日，浙江温州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人民行动党”反革命集团案件，7名团伙全部落网，并缴获枪支、弹药、电台、对讲机等大量作案物资。

 

“人民行动党”组建前夕

 

1979年始，温州籍金祥克、金贤达、黄永明等7人组成犯罪团伙，连续盗窃温州市20余个单位的现金、物资。尤其到了1982年底，该团伙组织更是嚣张，窃取了温州市体委射击场小口径手枪4支、子弹2000余发。

 

秘密组建“人民行动党”

 

1982年底，金祥克、金贤达、黄永明等7人，出于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特别在手中有了枪支子弹后，公然对抗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9月定名“人民行动党”，并起草以推翻中国共产党为宗旨的政治纲领，成立行动组织“蓝色别动队”，因此，“人民行动党”又称“蓝色别动队”，制定了“组织纪律”，实行分工。当月，该反革命团伙又窃取浙江巨溪无线电厂的DJ-318对讲机2台和JDD—1超短波电台2架。

 

密谋实施“袋鼠”行动

 

该犯罪团伙计划：发展成员，以盗窃、抢劫为手段筹集经费，装备武器，并密谋爆炸温州市公安局。1983年10月，“人民行动党”团伙秘密实施代号“袋鼠”计划，拟往南京某部队抢劫枪支弹药。在温州市公安局提前打击下，成功挫败“袋鼠”阴谋，金等犯罪分子潜逃。

 

七名“党员”全部落网

 

10月23日，温州市公安局抓获团伙成员陈向东。头目金克祥指示成员转移武器、行动纲领时，被温州市公安机关包围抓捕。随后两日，其余5名全部落网。至此，以金克祥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又名“蓝色别动队）宣告覆灭，枪支弹药、电台等物资悉数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