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摧毁美国
https://www.inherit.live/post/第七章-战场上失败的德国，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摧毁美国（上）
嬉皮士、异皮士、雅皮士、黑豹党、教士以及总统的自我意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思想塑造的：马库色的口音变成了美国中西部的腔调；“德国造”的标签换成了“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的新生活方式成了迪士尼乐园版的魏玛共和国，变得妇孺皆知。
艾伦·布鲁姆
纳粹上台之后，魏玛共和国覆亡，德国的犹太人、反纳粹的知识精英纷纷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极权国家。有人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宛如当年五月花号上寻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也有人逃亡到欧洲各国。但当纳粹入侵波兰进而占据大半个欧洲之际，那些飘零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者被迫“二次流亡”。此时，除了随时可能遭到纳粹入侵、并不安全的英国之外，世外桃源般的避难之所就只剩下美国了。
尽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启程时的险恶，远不止十三万德国人和两万法国人在当时来到了美国。除了宗教领袖之外，美国政府唯一超额接收的避难者群体就是大学教授。从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便与欧洲知识分子建立起了持续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接收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大学接收了奥地利学派和包豪斯学校的若干代表人物，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了巴黎的人类博物馆人种学研究室和社会文献中心的学者和资料的转移。还有无数欧洲一流的画家、音乐家、作家来到美国，使得艺术与文化的霸权实现了从巴黎到纽约的历史性转移，以至于学者塞尔日·盖尔堡有些愤愤不平地评论说，纽约“窃取了”在欧洲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思想，尽管“该霸权的转移并非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体性策略，而是史无前例的混乱所导致的结果”。1
流亡者们或多或少有些突然地，经历了社会的边缘化、文化的背井离乡和身份的剥夺，他们后来的作品里都保留了这些痕迹。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很快在新大陆自由而宽容的文化学术氛围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美国的同仁们的肯定、赞赏与追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战争结束、祖国光复之后，仍然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战后的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世界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学术的高地和秩序的输出者。而此时的美国文化，已不再是从日内瓦-尼德兰-苏格兰-英国-北美一脉相承的清教秩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枝独秀，它成了欧洲诸国文化传统的大熔炉，欧洲的传统被打上美国烙印之后，又反刍回到欧洲。
过去，人们只知道逃离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大大加快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让美国在与德国的核武器竞争中后来居上。战争后期，美国主动从德国抢救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更使得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强国。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入侵”——尽管很多时候是通过“法国理论”这一中介。或许是因为德国思想对于英语世界来说过于艰深晦涩，需要经过法国人华丽的包装和通俗的阐释。正是法国这个中介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遗产、尼采和海德格的形象在美国广为传播，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所说：“从福柯到德里达，法国理论首先构成了一个批判的解释形式，带有德国哲学的双重传统，胡塞尔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由上一代学者，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引入法国的大学中，随后再进入美国。”左派的法国和德国思想由此取得了战后持续至今的在美国大学和思想文化界的象征性的垄断地位。
反对这一思想脉络的美国保守派学者们将“法国理论”看作是“尼采-海德格-马克思-弗洛伊德”这一“四人组”的“选择性阅读”和“挑衅性阅读”。因此，“法国理论”乃是德国哲学家的法国阅读在美国的阐释。这一切似乎是福柯、德勒兹或德里达对尼采、弗洛伊德或海德格进行评估、重新挪用、重新整理随后被延伸到美国知识领域。2当然，就整整两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乃是越过法国这座桥梁，直接对美国的知识界发号施令。在此一时刻，德国俨然成了一场隐形的文化战争的胜利者。
阿多诺：今时今日，艺术的任务就是带混乱到秩序当中
这片土地如此富饶，一个人真的可以生活在天堂……你吃过鳄梨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用几每美分到最近的水果店买几个。取出果核，然后用醋、油、盐和胡椒等酱料把洞填满，允许还要加点伍斯特沙司。这是一个人能在美国发现的最美味的食物。3
仓皇逃离越来越令人窒息的德国，继而离开不友善的势利的英国，阿多诺如释重负地投入美国的怀抱。消失的是那个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它陌生而富饶。阿多诺在给双亲的信中，如此描绘美国空旷壮丽的河山：“星期一，我们开车穿过内布拉斯加州——沿途非常单调，只有玉米地（谁吃那么多玉米啊？）。当晚，我们途径怀俄明州境内的落基山脉，仍然空无一物，甚至察觉不出海拔差异。星期二，经过冰雪覆盖的犹他州，大盐湖就在那儿。这里的风景看著有些奇怪，那些山突然像金字塔一样冒出平原，在抵达内华达州时又逐渐不见了。”那是在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看不到的旷野景色。而比景色更陌生的，是他难以理解的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阿多诺并非自觉的反法西斯斗士，他是因为族裔身份而非政治立场受到纳粹迫害。如果他有选择的权利，他会像他改信新教路德宗的父亲，当一名忠诚的德国人，而不愿当一名被怀疑的犹太人（若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但希特勒不由分说地剥夺了他的选择权。在某些方面，阿多诺就是汤玛斯·曼所谓“非政治的德国人”这个类型的左翼版本。
一九三零年代初，纳粹一上台就日益勒紧政治绳索，但阿多诺并不情愿离开德国。一九三四年，他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施拉赫的诗写了一篇阿谀奉承的评论，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在二十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申请教师资格时却被拒绝，理由是“身为非雅利安人，你没法感受和领会这样一种责任”。这是何其大的羞辱。
向纳粹低头是人性的软弱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道德上的罪”，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必苛责阿多诺。但当这个妥协在战后曝光之时，它成了一个大大的尴尬。为了自卫，阿多诺把矛头对准其死敌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跟他自己的哲学不一样，“其最深处的内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4但实际上，如果阿多诺不是犹太人，他未必对纳粹思想有足够免疫力，如同恩岑斯贝格尔所说：“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亦如正式参加过党卫军的格拉斯所说，他那一代人觉得，自己“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5
美国对欧洲逃难者足够宽容、足够接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胸襟如此宽广（比地理还宽广）的国家，尤其是牛津经历了那些装腔作势的老男人们的蔑视之后，阿多诺感触颇深。跟他先后抵达美国的，是一个庞大的欧洲知识分子社群——包括几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然而，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众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努力捍卫庇护他们的美国的宪制，反而像那个古老故事“农夫和蛇”中攻击农夫的蛇，对美国发起狠狠的反戈一击。他们用有毒的思想玷污和颠覆美国精神，且乐此不疲。
刚到美国后不久，在一封家信中，阿多诺已然透露出某种阴暗心理。他认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异常。它是一种普遍倾向”，他将美国拿来陪绑：“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也出现在了这里（美国），无论如何，比起德国的那些形式，这个半开化半文明的国家将产生的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6
另一位也在流亡路上的犹太裔哲学家雅斯培的看法与之截然不同。雅斯培在一封给汉娜·鄂兰的信中写道：“德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作为一个民族走入毁灭的民族。”所以，他的感受是：“现在，德国被摧毁了，我头一回感到心安。”而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则将美国视为“重塑历史的地方”——如果逃亡在巴西的犹太裔作家斯·茨威格拥有这种信念，他或许就不会自杀身亡了。通过与欧洲的对比，美国的这种特性获得了其道德价值。索尔·贝娄用“冷冷的直率”的语气说，美国是一个“不会置犹太人于死地”的地方。一切尽在不言中。
阿多诺一生养尊处优，从小被父母的宠爱、书籍和音乐所浸泡。他的哲学家朋友利奥·洛文塔尔记得，阿多诺拥有“你会情不自禁爱上的生活——假如你不是非常妒忌这种美好的、受尽保护的生活的话——而且阿多诺从中获得的自信心一生从未失去过”。他的父亲是富有的酒商，母亲是唱意大利歌剧的歌手——这一遗传因子让阿多诺成为一名业余音乐家。汤玛斯·曼在《小说的故事》中毫不夸张地将阿多诺形容为“智慧超卓之士”，并引用一个美国歌手的观察：“简直不可思议！他（阿多诺）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即便在流亡路上，阿多诺也从未忍受过一天苦日子——他在洛杉矶的公寓，即便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水准而言，也足够“豪华”，他收藏大量黑胶唱片和水晶玻璃杯，为其新家设计家具布置的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与其他流亡者相比，他实在是太奢侈：艾茵·兰德抵达美国时，父母给她的三百美元大都用于办签证和买船票，已所剩无几；汉娜·鄂兰抵达美国时，口袋里只有二十五美元，只能在纽约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里租到一间狭小昏暗的小公寓——厨房是共用的。
很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好几位代表人物，比熟悉圣经更熟悉马克思主义，却从未体验过“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富足得让人嫉恨。眼馋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写了一整本书来嘲笑法兰克福学派的奇形怪状——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流亡者晚会之后，布莱希特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在鲁尔夫·纽伦堡家中的花园聚会上，我们遇到了两个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个百万富翁。波洛克来自一个只能算过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钱，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资买一个教授席位，为‘研究所的革命活动提供一片阵地’。这回是在哥大……靠着他们的钱，他们养活了十几个知识分子，作为回报，这些人要为他们提供著作，但不保证有杂志会发表。所以不妨说‘这些年来他们主要的革命义务就是为研究所省钱’。”7布莱希特后来要投奔东德共产党政权才能过上官方作家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仁们在他们痛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游刃有余。
一九四零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期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写出了法兰克福学派里程碑式的著作《启蒙辩证法》——从纳粹的野蛮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明倒退出发，质问和批判欧陆自启蒙运动开始的思想史，全盘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思想体系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零年，阿多诺出版《威权主义人格》一书，该书对美国心理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将传统美国（清教徒文化）有关性别角色和性观念的看法重新定义为“偏见”——即“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专制家庭在社会中的存在，造成了容易产生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如果不铲除这些罪恶，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洲大陆发生”。阿多诺将“威权主义人格”看做是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传统，而忽略了法西斯主义本身是激烈反传统（特别是反基督教）的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种论述方式类似于共产党的大批判手段。如今，“法西斯主义”成为极左派抹黑异见时最常用的字眼，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通过出版有关心理压抑的著作，从经济学（马克思）转向心理学（佛洛伊德）。他们将社会割裂成两大主要群体：压迫者和受害者。比如，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实际上是“压迫者”定义的性别差异，性别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样的理论对女权运动来说非常好用。
阿多诺从未认为自己能融入美国、成为美国人。战后，他很快如英雄凯旋般回到德国，从此将美国抛到身后。然而，他的思想观念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日盛。
一九五零年代，是美国的单纯、浪漫和金色时代，是传统因素在美国社会中占据文化优势的最后一段时期。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开国先贤们的那个美国。美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小镇，在那里，托克维尔的世界完好无损，对自身和自身的价值充满纯朴天然的自信。爱国主义受到尊重，人们见到国旗、听到国歌会举手敬礼。“美国生活方式”是一句赞扬的话，意味着郊区大宅和海滩度假。每一年都能见到逾四百万婴儿出生。艾茵·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刚刚出版，国家航空航天局完成组建，州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美国在每一个领域都登上了世界之巅。那是“自由国度”的一个经济鼎盛时期。
那个时代，上进是人们的目标。商业上的成功受到人们的鼓掌喝彩，被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当艾森豪威尔任命通用汽车领导人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时，后者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通用汽车也有利，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参议员持异议，提名全票获得通过。8这种两党一致的情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信心、自豪和责任感这些美国特质，后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破坏这些特质的是猫王和伍迪·艾伦吗？是摇滚乐、大麻和艾滋病吗？西方文化的衰败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个松散思想宗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难辞其咎。9
一九六零年代是一个全球（甚至包括美国自己）仇美、反美、造反和革命的年代。六零年代的左派青年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抗世界，几乎都仰赖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讲课与书写。
阿多诺影响之深，使许多作家与学生都热爱引用其思想与文本，试图像他那样以奥秘又带着诗意的语言提出穿透社会的理论。德国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德文字形容这种风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诺的、带着阿多诺风格的。阿多诺的读者包括所有想借着社会学之眼看穿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工业运作模式的知识渴求者，苏珊·桑塔格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国思想，她说：“阿多诺的一册文集，便等同于一整个书架研究文学的书。”
当然，战后的德国为阿多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战争期间他在美国舒适的流亡成了他的一大资本，让他有资格定义战后德国思想的走向。阿多诺的学生克劳生形容老师是“最后一个天才”，柏林大学思想史教授菲尔许更形容战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及学生受阿多诺影响之深，使得联邦德国几乎就是“阿多诺联邦共和国”。当时在阿多诺课堂上的学生、哲学家和作家波克曼在一九六四年写给朋友的信里，称阿多诺为“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大师”。此说法稍嫌夸张，但不可否认的，当时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的居处——克腾霍夫路一二三号——堪称学生们心中的学术神殿。10
阿多诺很享受这种帝王般的待遇——至少在课堂上。他写信告诉友人，学生们对哲学如饥似渴，使他相信，尽管德国永远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国只能作为东方和西方政治列强的双重附属物得以幸存”，但德国文化可以再度繁荣，德国可以保持“文化大国”的优势。11
然而，在左派的世界里，从来都是“没有最左，只有更左”，“弑父”是左派的天性。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激进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联”挥舞着盗印的法兰克福学派经典文本，抢占政治舞台。激进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得到启示——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于是他们采纳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条（Antifa），并自认为是一场新抵抗运动的一部分。此时此刻，批评青年学生“用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理想”的阿登纳被讥讽为保守派，遭到一群女学生当面羞辱（没有中国的老师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前宣扬“只有扰乱既有秩序，人们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的阿多诺，如今自食其果，他召来警察驱逐学生，试图重建课堂秩序。由此，他与学生的关系彻底破裂。一九六九年，阿多尔诺郁郁寡欢地客死瑞士。
法兰克福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对峙：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死敌，还是一丘之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于世界工人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从而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然而，等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发动一场革命，反而穿上军装奔赴战场，为各自的国家而战，将子弹射向原本属于同一阶级的敌国士兵。
战争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扪心自问：“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有两位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卢卡奇——不约而同得出结论：欧洲工人阶级受了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就的蒙蔽。他们推断，直到二者皆被摧毁，共产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和成功。
葛兰西为意大利革命者，遭墨索里尼囚禁，一九三七年死于狱中。他提出“文化霸权”作为阶级统治手段的理论，认为在进行任何政治革命之前，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共产主义人类”。他极端敌视基督教：“只要工人们还有一个基督徒灵魂，他们就不会回应革命号召。”所以，发动革命之前，必须打倒基督教。
卢卡奇出生于一个匈牙利银行家的家庭，拥有法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使他被公认为自马克思以来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随着一战的推进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带领的星期天小组转向激进的政治哲学。12他像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一样，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
卢卡奇认为，“要想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必须摧毁现有的文化”。他指出，“我把革命摧毁社会看作是解决时代文化矛盾的唯一办法”、“要想实现全球的价值观颠覆，没有革命者消灭旧有价值观并创造新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他评论说：“恐怖在社会主义意义上是合法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而且，“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超验的体验，旧规则不再适用了”。13
一九一八年，卢卡奇当上了昙花一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负责文化和教育事务的人民委员。他意识到，如果家庭单位和性道德受到颠覆，社会便会解体。于是，他实施了一项专注于这两个目标的政策，他称之为“文化恐怖主义”——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儿童思想为目标，通过宣讲活动鼓励他们拒斥基督教伦理。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很快覆灭，卢卡奇流亡维也纳，然后流亡莫斯科，在苏联期间成了斯大林的吹鼓手。
一九二三年，在法兰克福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习周”上，卢卡奇遇到年轻富豪、马克思主义者菲力克斯·韦尔。韦尔对卢卡奇从文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很有兴趣，决定赞助成立一家新的马克思主义智库。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它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为蓝本，聚集在这里的学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该研究所确定的核心工作是：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九三零年，霍克海默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并出任所长。阿多诺、马库色、班雅明、弗洛姆等先后来到这里，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出某种“星丛”般的思想体系。
早年，该学派以其复兴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而著名（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也使用“异化”这一概念来批判毛泽东和文革，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自保策略），他们认为“异化”是现代生活的产物。由此，他们发展出最持久的先入之见：试图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14
而该学派的“批判理论”，其实是一场语义学游戏，其内容非常简单：在西方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宰制，西方文化的每一根支柱——家庭、教会、民主、普通法、言论自由等——都应当被推翻。15
由于斯大林的暴政逐渐为世人所知，这批德国学者感到有必要跟于苏维埃官定的“列宁—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他们便自称“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称“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自欺欺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局限于文化层面，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其不二法门。
当“文化马克思主义”即将成型之际，一九三三年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大选中获胜，希特勒上台执政。在纳粹高压下，这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立锥之地，遂流亡美国，落脚东西两岸的加州和纽约。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德介绍，霍克海默与该校校长商讨社会研究所迁址问题，哥大校长爽快地答应给他们可免费使用几年的房子。一九三四年九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凤凰涅槃——哥大原本就是常春藤名校中最左的大学，如今迎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正是哥大为这群居心叵测的流亡者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才得以磨刀霍霍，向美国的文化传统发起猛烈攻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批判法西斯主义，也可以批判资本主义，是一件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表面上反对的是肆虐德国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宪制和清教徒传统。这是他们的暗度陈仓之计。在美国不需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美国和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极少数对法西斯主义有强大免疫力的国家。在一九三零年代，法西斯主义是欧洲的病症，正如共产主义也是欧洲的病症。在美国高调反对法西斯主义，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在智力上是偷懒，在道德上是虚伪。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们对庇护他们的美国毫无感激之心。他们认为，美国不是民主宪政的共和国，而是隐性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不必通过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实施，只需要通过工业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就能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唯有经过他们改造和升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才可以带领革命者摆脱这种极权主义的奴役。而“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容置疑和批评，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都被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帽子——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辩论方式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一九五零年代那个同质化美国重铸成今天这个四分五裂、仇恨泛滥的国度。他们对于家庭单位无可否认的瓦解，对美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激进女权主义和种族极化贡献良多。他们塑造了一个“受害者联盟”，鼓动“无知少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女性）起来造反。美国的文化-政治建制派尽情拥抱此一理念，并借助公共教育系统、媒体及好莱坞的力量，在全美范围内推行之。然而，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夫妇，都不是弱势群体，都是富且贵的掌权者（无论是话语权、学术霸权，还是政治权力）。
法兰克福学派并非“打遍天下无敌手”，它亦有克星存在，那就是奥地利学派。并不是所有来自德语世界的知识分子移民都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左派，为美国传统和资本主义辩护的勇士中，在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勇士中，也有不少是自德语世界，如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成员——他们反抗的不单单是纳粹政权，更是整个德意志文化思想体系。德意志文化思想体系如同一根“花开两朵”的树枝，它开出的两朵花，一朵是法西斯主义，一朵是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看似决绝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叛并不彻底，他们只反叛了一半的德意志传统（法西斯主义），却紧紧拥抱另一半的德意志传统（马克思主义）。而奥地利学派才是德国乃至整个欧陆思想传统的全盘否定者。
一九四零年，法国沦陷，在日内瓦任教的米塞斯决定离开欧洲，前往安全彼岸美国。在美国，他长期未获得在奥地利那样显赫的地位，因为他是一名坚定不移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反干预主义者，而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则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还能改良资本主义，因此把他排除在学术圈外。他也坚定不移地鼓吹自由市场，而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美国知识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热情降到了最低点。16
米塞斯生于集体主义（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集体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却在黑夜中昂然高举自由的火炬，在风雨中做出照耀千古的学问。他在《反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总结说：
对于每一位科学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主义令人不能接受之处在于其理论，可它似乎没有引起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丝不快……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政治症状，而非其科学内容。他们悔恨马克思式政策对德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却看不到马克思式问题解决方案的陈腐性和缺陷对德国知性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最重要的是，他们未能觉察到那些政治和经济麻烦就是这一知性灾难的后果。他们没有领悟到日常生活科学的重要性，而且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信“现实”力量代替观念在塑造历史。17
米塞斯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社会主义同那些五花八门、标新立异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吵吵嚷嚷，反对把自己归类到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一个标签下。但正如米塞斯所示，这些群体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性的。从经济学上看，它们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均为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变种。18
米塞斯的作品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语气，他写作时自信其观点正确。他认为专业经济学越来越偏离良性科学的发展轨道。他写得越多，就越无法容忍他所藐视的蠢见。而且，他总是在与那些专业经济学家早就不感兴趣的问题论战——例如，他的论著中花了许多篇章专门驳斥德国历史学派、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19
米塞斯死后，其妻子曾这样形容他：“他最大的特质，就是他正直坦率的勇气。他总是毫不畏缩地为心中的真理辩护，从来不曾屈服。假若他肯稍微收敛对那些流行而又恶劣的政策的批评，通往高薪厚职的大门将会为他打开，但他始终没有妥协。”米塞斯终身都未能在任何一所常春藤大学谋取到教职——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成员们，后来辗转到了芝加哥大学，才开花结果成为芝加哥学派；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能轻而易举地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坛设讲，这一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一切。
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米塞斯去世后的一年，他最杰出的学生海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时，苏联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由盛而衰微；欧洲福利国家模式陷入泥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干预主义药方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美国国内的左派思潮退潮、保守主义兴起、里根革命的鼓点隐隐传来，由于一系列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沉寂的时代开始转变为对奥地利传统的兴趣重新复苏。20米塞斯在美国最聪明的学生，罗斯巴德和科兹纳在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前者是奥地利学派最一以贯之、最跨学科也最坚定的思想家，也是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自然法哲学基础的构建者；后者致力于发展动态的、企业家视角的理论，向人们展示了非常清晰的、极具启发的企业家才能驱动的市场过程思想。21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流派，奥地利学派（以及作为其嫡子的芝加哥学派）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在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的背后，有两套截然对立的观念秩序：前者是基于无神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秩序，后者是基于基督教传统、新教伦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秩序。
1、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18-19。
2、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294。
3、伊玛·谢拉特（Yvonne Sherratt）：《希特勒的哲学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11。
4、理查德·沃林：《阿多诺百年诞辰：否定辩证法的巅峰》，中国南方艺术网，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5、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uller）：《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页13。
6、伊玛·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页213。
7、理查德·沃林：《阿多诺百年诞辰：否定辩证法的巅峰》，中国南方艺术网，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8、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06。
9、大卫·加兰特：《文化马克思主义诞生记：“法兰克福学派”如何改变了美国》，ZeroHedge网站，2016年8月12日。
10、蔡庆桦：《美茵河畔思索德国》，（台北）春山出版社，2019年版。
11、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页170。
12、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05
13、 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06。
14、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60。
15、大卫·加兰特：《文化马克思主义诞生记：“法兰克福学派”如何改变了美国》
16、卡伦·沃恩（Karen Vaughn）：《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72-73。
17、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米塞斯大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约尔格·奎多·胡尔斯曼：《米塞斯：自由主义的最后武士》，转引自动静体验：《纳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社会主义者》。
19、卡伦·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页73。
20、卡伦·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页9。
21、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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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色：学生造反之父
战后，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回到德国，马库色却留下来。美国左派哲学家威廉·麦克布莱德评价说：“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怀有进步思想的美国知识分子，赫伯特·马库色的思想绝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这些人的世界中居于核心地位。”《纽约时报》将马库色称为“在世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有趣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是美国人：尚-保罗·沙特、卡缪、法农、赖希，当然还有马库色。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年轻学子们不见得读过或读得懂沙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库色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但这些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在造反运动中褶褶生辉。1马库色的作品是以德国的传统辩证法写就，他直率地承认，许多谈论他的年轻造反者其实从未阅读过他的著作。墨西哥学生运动的领袖路易斯·冈萨雷斯·奥尔巴（Luis Gonzalez Alba）说，只因为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 Diaz Ordaz）谴责墨西哥的学运受到马库色等“具有破坏性的哲学家们”的影响，她才开始阅读马库色的著作，“我翻开《单向度的人》，最多只读了五页。《爱欲与文明》简直无聊之极”。2
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君，结合沙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催生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造反运动及社会动荡。他们的学生追随新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路线，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和红军分子——RAF）。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谴责这些左翼极端分子破坏共和国的根基，也即民主的基本价值观。3然而，他们的破坏性都不如马库色那么大：马库色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游走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是同时对大西洋两岸的左派运动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初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4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英国学者大卫·麦克莱伦说过：“赫伯特·马库色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实际上，马库色是一名最“善变”的学者。在一九三二年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曾试图构建“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三、四十年代，他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十年代，他又变成“佛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因为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他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马库色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情怀。在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中，他自认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他在回答法国右派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质疑时说，“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重镇、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马库色本质上是异化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他将个人的绝望情绪表达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聪明的白日梦，具有非理性、非现实的特征，并且缺乏对生活的爱。波兰裔诗人、学者米沃什则将其归入俄罗斯虚无主义者行列：“与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一场普遍的火灾的渴望是自生自灭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他们还记得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将自己排除在人民大众之外，他们认为人民大众是愚昧无知的，因此是一种负担。”
马库色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对一九六零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该书谴责了技术社会肤浅和服从的本质，在精心建构的德国哲学体系中注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詹姆斯·迪兰式的反叛和六十年代的学生革命者的激情。5
如果说阿多尔诺坚持“不介入”或者说“思想地介入”社会现实，那么马库色则试图“积极介入”或者说“政治地介入”社会现实，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狂潮中，他频繁往来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引导青年学生“大拒绝”，这是他吸引人的观念之一——所谓“大拒绝”，即拒绝所有西方基本价值观，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主力是“大学生、贫民窟黑人、被边缘化者、反社交者”。对于种族冲突，马库色写道，“男性白人是有罪的，黑人是最自然的反叛力量”。多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终于意识到必须“告别革命”，提出“和解”与“对话”的理念。
当马库色嗅到革命的气味时，立即发表《压抑性容忍》一文，猛烈抨击美国政府“针对反抗人士的暴力行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帝国主义霸权”，这与新左派的立场不谋而合。他通过该文向学生运动抛出橄榄枝——他在题词中声明，这是献给布兰戴斯大学学生的战斗檄文，“是对在政治上已经很活跃的学生的某种声援”。
一九六五年，布兰戴斯大学拒绝与马库色续约，他随后转投左派重镇加州大学，在其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直至退休。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些具有左派传统的学校逐渐在运动中发展为新左派大本营。整个加州一度变得比纽约还要左倾。
一九六六年三月，马库色出席在洛杉矶分校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发表题为《美国对越政策的内在逻辑》的讲话。他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逻辑是“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镇压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维护既有不平等统治秩序并从中谋利”。他声称诸如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为自由而战”等口号无异于《一九八四》中极权政府的宣传伎俩，其实质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语言”——若奥威尔知道其反共著作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此误用，一定愤而批其面颊。这些犀利言辞引发在场学生的热烈反响。
同年十二月，马库色参加圣地牙哥分校举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大会”，会上做了题为《公民的不服从》的发言。他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一概念发明者梭罗的愿意迥异：梭罗坚持非暴力，马库色则不排斥暴力。马库色的论述成为后来政治哲学讨论的焦点，也成为新左派一系列反政府激进（乃至暴力）行动的理论依据。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的马库色表面上看上却是个头发花白的、颇有长者之风的老人，宠爱自己的铁灰色小猫，自得其乐地观赏动物园里的河马。6但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文质彬彬的老者：他的每一个称号背后都充满了暴力与杀戮——“学生运动的导师”、“新左派之父”及“三M”之一（另两个“M”指的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的英文名字均以M打头。一九六七年，罗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时，在旗帜上打出了“Marx, Marcuse, Mao”）。
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马库色正身处巴黎，亲自感受了这场运动的威力。回美国后，他在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将这次运动定调为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行动”而非“革命”。他认为，法国的事件对于美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即它促成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法国的学生敢于走出教室和校园，走进工厂，争取工人的支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马库色出席美国激进左派报刊《卫报》发行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表题为《关于新左派》的讲话。他提出当下新左派运动的任务是“启蒙、教育、发展政治意识”。为达成此目的，应结合以下革命策略：第一，在夺取政权方面，采用“政治游击战”把集权系统打散；第二，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概念，注重新形势下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及其作用；第三，新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需要让语言和行动冲破传统学术话语的界地，为革命意识的传播打好基础。
然而，随着新左派的内部分裂，以“气象员”为代表的极端激进派抛弃了马库色“不够革命”的思想。马库色与阿多诺一样被更激进的左派学生抛弃，他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终究没能转化成事实。
马库色在一九七九年去世时，他像等待戈多那样，一直没有等来革命。但在二零二零年，一场以“黑命贵”为名的“准革命”爆发了，如果马库色还活着，他将成为回答霍克海默一九三零年代那个问题之人：谁将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最新先锋队？他相信这个最新先锋队将是一个由少数派组成的“受害者联盟”：非裔、穷人、女性和同性恋者。
如今，“受害者联盟”及其支持者掌握了媒体和大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而来的一系列族群和性别理论，成为主流社会的主流论述。这种主流论述得到“政治正确”加持，变成像“习近平理论”一样唯我独尊、不得妄议的绝对真理。
一九六五年，马库色发表《压迫性容忍》一书，声称对所有价值和观念的容忍，便意味着对“正确”观念的压迫。正是在此处，他杜撰出“自由化容忍”这个术语，号召容忍一切来自左派的观念，绝不容忍来自右派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主题之一便是，除了自己的见解以外概不容忍，这成为当今“政治正确”信奉者的基本特征，借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逻辑非独立于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面是奥地利学派，马库色的对立面是米沃什——这是一场米塞斯所说的观念秩序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双方都是移居美国的流亡者，这绝非巧合。美国本土知识分子对此无动于衷，或许因为承平日久，他们早已失去了对危险的敏感度。
来自波兰的米沃什在外交官任上逃出使馆，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然后旅居美国。他在共产党治下生活过，对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东西深恶痛绝。他晚年看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塌，欣喜地评论说：“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无论是革命形式还是进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被击败。……必然性促使产生了一个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官僚国家，作为一种永恒且不可避免的制度而存在。……老虎只能生下老虎。”米沃什对马库色的批判，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挖到了根子的批判：
马库色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却意味着一次澄清，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被那些单纯经营仇恨的反叛者所阅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理论毫无兴趣。或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少量理论上的方程式，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通过触摸对方的触须而获得这种等价物。这些方程式可以简化为：“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这种荒诞需要被摧毁。”7
在“经营仇恨”（甚至是制造仇恨）的意义上，马库色、福柯以及在新左派运动中比他们更有影响力的格瓦拉，跟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同类。正如米沃什所说：“人变成政治化的天使之后，就会燃起针对‘所是’（what is）的最神圣的怒火，人们可能假定，人就会拥有一个审判者或宗教裁判所的臣仆的一切潜质。”米沃什笃信“美国根基”不会被马库色等人摧垮：“美国的民主制度保障其公民有权进行颠覆性宣传，从一开始，它就生活在永恒的危机状态中，迫使自己日复一日地翻转自身。”
“阿尔比恩的种子”能够抵抗日耳曼思想吗？
当阿多诺、马库色等德国思想家的思想危害美国秩序和美国信念之时，同样是德裔移民的列奥·施特劳斯首先发现了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危险性，并发起反戈一击。这似乎成了德国人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争。这一事实从反面显示了一个让人忧虑的信号：美国教会乃至美国基督教文化圈居然无法孕育出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抵抗和反击德国思想入侵的学者及学派。这是教会最大的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覆灭，是列奥·施特劳斯这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切肤之痛。未能捍卫魏玛共和国，让他抱憾终身。因此，捍卫给予他庇护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学术抱负。美国并非完全脱离被颠覆的危险。施特劳斯指出，如果任由德国思想的侵蚀，华盛顿面临着变成魏玛的威胁：
一个国家倘若在战场上被打败了，作为政治体遭受了猛烈的打击，它就通过给征服者们套上它自身的思想羁绊，而剥夺了征服者们最崇高的胜利果实。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美国人民的真实思想是什么样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却是确定地采取了在一代人之前还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成是德国思想特征的那种对于自然权利的态度。8
昔日，蒙古人和满洲人轻易征服中土，却很快被儒家文化同化，最后他们的帝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在战场上击败德国的美国，会不会重蹈此一覆辙呢？
在《城邦与人》的导论中，列奥·施特劳斯指出，西方的危机在于丧失了信念，即“西方的决心已经动摇”。这种信念的丧失有两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内部。第一个根源是多元主义：坚信有多种文化，其中每种文化从法律上都要受到与其他文化平等的对待。西方文化也不外乎是多种文化中的一种。这背后是普世包容和尊重所有文化的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根源来自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西方的完善，而是西方的对立面。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一直是西方的敌人，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原初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胜利，但同时也肯定是东方专制的最极端方式的胜利。”9
列奥·施特劳斯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原则与马基雅维利学说明确相左，这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绝无仅有。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的国家的源头都是僭主暴政，但是，施特劳斯指出，“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伦理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蔓延。”此一判断，远未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非美国所专有，美国仍是自由的堡垒。这就是施特劳斯版本的“美国例外论”。10
多元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来自于德国，它们早已通过形形色色的变形进入美国，并非始于二战之后。施特劳斯首先标榜自己是爱国的（这个“国”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然后要从德国历史主义、相对论的腐蚀中恢复美国的自然正当传统。他敏锐地发现，德国历史主义在美国的特殊实体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人在十九世纪末以来“政治正确”的趋向，但它不足以抗衡苏联的意识形态。战后西方成功的关键以及西方在冷战中取胜的关键，乃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坚不可摧。不过，施特劳斯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追溯，到洛克那里就止步，他对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不着一字，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伯克、韦伯和托克维尔那么深刻。连左派学者都发现了此一破口：施特劳斯回应多元文化的“相对主义”和欧陆理论的“虚无主义”的一大法宝是“高等的善”，号召社会精英去保护它，但是他认为神学政治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够缔造这个“善”——与美国右翼的基要主义的基督教成分相反，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可以正确地承担上帝之死，只要作为“本质”的自然公平还存在。11
紧接着论述德国思想危害的，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一般认为，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之通俗版或续篇。布鲁姆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精神危机。美国精神向相对主义及中性价值转变，这种转变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导致美国思想发生可悲变化的主要罪魁是“德国背景”。
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不是“唯二”指出此一秘密的人，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也将法国知识分子的背叛和相对主义的普遍信仰归结为德国思想的影响，“法国作家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淡然符合德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黑格尔和尼采的天才发现。他们缺乏严格的古典训练，因而无法筑起抗拒古典的堤坝”。正是因为德意志价值观的胜利以及希腊思想的破产，使得今天知识分子施展政治激情，触及到激情的一切方面：行动倾向、渴望立即回报、只关心目标、蔑视论据、爱走极端、仇恨异己和僵化的观念。最后结果只能是：“全人类就会团结成一只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决无上帝。”12
思想之战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激烈。布鲁姆发现，在盟国攻打纳粹时，德国思想占领了整个西方，而不仅仅是美国。美国精神的封闭，最重要标志是大学向大众卑躬屈膝、虚荣和缺乏信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在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它们失去了对大学崇高使命的信念，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大学放弃了研究或讲解价值的权利——对它所讲解的价值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动摇，把价值观的决定权交给了民众、时代精神和诸如此类的东西。13
当美国军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在诺曼底登陆时，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决定命运的“进攻发起日”。德国文化的入侵导致战后美国哲学思想的大变化。布鲁姆认为，二战对思想领域产生的后果更加不幸，因为战场并不是进行战斗的唯一场所。这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二战后，不仅战败的德国经历了再教育工程，胜利的美国也接受了再教育。美国深深受到德国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对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解上，美国人与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完全依赖于德国的指导与传授。德国对美国的入侵影响到古典学、神学以及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哲学和心理学——也许受其影响最深的是社会学。14毫不让人吃惊，社会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最左的一门学科。
布鲁姆指出，美国一直都是一潭死水，只充当消费者角色，完全依靠欧洲知识传统来确立自己的特点——他说的是欧洲，实际上针对的是德国。他警告说，在这个“世界历史上的美国时刻”，需要美国与欧洲思想源流划清界限，尤其是要抵制德国传统。15他希望美国精神与不朽的希腊罗马思想重新结合，警告美国人不要继续在德国的影响下发展，因为德国思想显然是对任何关于善与恶的严肃思考的终结。
布鲁姆跟他的老师施特劳斯一样，未能对美国的身份传统做出更加清晰的梳理和论述：在第一批清教徒踏上马萨诸塞时一直延续至今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说的“阿尔比恩的种子”——“阿尔比恩”是古希腊语中的大不列颠岛。费舍尔认为，来自英国不同地域的移民构成美国这个自愿社会的文化基因和决定性因素。由此，他提出修正的“起源论”，强调英国作为美国文化根源的重要性。在两百多年中，这个社会顽强地维持着民主政治，经济上保持资本主义，法律上奉行自由主义，社会里流行个人主义，而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美国文化是在英国文化这“一元”影响下之的、不同地域和民俗意义上的“多元”。16
或许正因为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对美国传统的认识的薄弱，施特劳斯学派也就缺乏磐石般的根基。到了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传入福山那里，对德国思想的批判和排斥就断裂了。福山不再把希腊传统或德意志传统看作是与英美自由主义相异的，而试图将这两个历史上彼此对立的传统结合起来。福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理论上是软弱与肤浅的，相反的传统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吸引力。福山援用黑格尔这一思想资源，就是要在自由经济（英美式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自由政治（黑格尔式自由）之间架设桥梁，为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作黑格尔式的话语包装——后者看似更高贵、更有召唤力，“黑格尔给我们机会去重新阐释近代的自由民主，解释的观点则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对自由主义的描述也有较高贵的意象，而且是一种更正确的解释，解释全世界的人希望住在民主社会时意何所指。”福山力不从心地调和德意志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图让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为论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与永恒性服务。然而，一旦福山向德国思想投降，也就意味着他不再笃信美利坚秩序，后来他跑到中南海向中国共产党取经并将“历史的终结”的封印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与美国的文化战争：千万不要饮用这被荼毒的圣杯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却并未同时对德国宣战（尽管美德关系已恶化，两国舰船在大西洋上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美国主流民意并不主张立即对德开战）。
四天之后，纳粹德国首先向美国宣战，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单独作出的。德国媒体评论说：“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由帝国保安总局编纂的民情通报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17
德国与美国的战争被纳粹视为文化战争——与对抗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不同，因为法英两国的文化虽受到批判，但在根本上是可以被接纳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希特勒在“狼穴”中发表的一次长篇大论中，声称他发现“英国人比美国人要可爱一千倍……我对美国的一切都表示最深切的仇恨与排斥。整体上看去，美国是一个半犹太、半黑人的社会”。此前，希特勒很少关注美国议题，全球性的大萧条是他崛起的社会背景，他却从这场发源于美国的大萧条中看到一个“真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全然失败了。热爱歌剧的希特勒炫耀说，德国拥有两百七十家歌剧院，还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生活，而美国人就像“在装饰华美的猪圈里的猪”。他听说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关门了（这是谣传），这表明美国的文化将要走向败落，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迹象。之后，当然会伴随军事与政治的败退。18
美国与德国的敌对状态是暂时的（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的文化交流持续了两百多年，长期以来，这种交流几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是德国文化输出美国，而美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之前对德国基本毫无影响。被誉为“美国心灵”的梭罗不希望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的仿制品，由于真正的美国传统尚未完全建立，要使美国在思想上与写作上不被英国传统束缚，需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对话，以期确立新的方向。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可以通过德国文化来填补“去英国化”之后的空缺。波士顿的牧师里普利翻译出版了德国诗歌，希望通过接受“真正德国精神”的熏陶，赋予美国文学以新气象。神学家与改良主义者帕克认为，在现代社会，英国天才的光芒在德国人身上闪耀，在英国人那里则失去了光彩——英国诗人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未获认可”，只有德国人才拿这句话当真。
阿多诺的弟子、德国思想史家萨弗兰斯基指出：“浪漫主义是德国精神的一个辉煌时代，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莫大影响力。”19有些时候，德国对美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被偶像化的德国”开始在美国浮现，连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国如此美妙。爱默生曾呐喊：“即使在古老而陈腐的德国，激情昂扬的精神都比这个国家更浓烈——那是一种源自美好自然的活力释放。我们就像是胆小怯懦、腿脚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一直沿着公路蹒跚而行，不敢偏离半步。在这一刻，我心中的精神舵手只有两个人：贝多芬和贝蒂娜（德国作家）”。爱默生相信，来自德国的精神粮食已被送到美国，你只能在美国国内找到，离开美国却无处可寻：这与地理无关，只关乎灵魂。20
追随德国浪漫主义的华丽传统，意味着美国知识分子在探寻一种新的政治行为与公民参与的方式，并期望在这种方式中，个人情感与欲望得到自由表达，这正是爱默生和他的新英格兰朋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但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有多璀璨，它的政治实践就有多危险。过去一百年来，正是德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缺陷导致德国创建法治国家努力的失败。最近一次失败就是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其理论基础是马库色的“压抑与反抗”理论：人性善，社会让他恶。倘若人们清除社会的异化现象，这个真实和自然的善就会显现。然而，苏联东欧集团的选择，不正是以此为理由吗？他们的现状一般地看来并不具有魅力，此外在哪里可以找到另一种体制的选择？萨弗兰斯基的结论充满嘲讽之意：“撇开异域的中国和古巴那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不谈，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只存在这种对体制的内在的超越性。”21
一九零零年，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大不列颠是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在思想世界的主宰仍然是德国，更为确切地说是讲德语的国家。大学是德国在思想王国处于卓越地位的理由之一。从十八世纪起，德国大学在欧洲大陆居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当普鲁士的柏林大学于一八一零年创办之后。从化学到考古学，德国大学都取得了经典性的一流学术地位，更不用说哲学博士这个概念就诞生于德国了。22
在大学教育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具有压倒一切的象征意义。美国人对德国大学非常崇敬。在一八五零年以前的几十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美国学生就读于德国一流大学的新教神学院——当时仍属于正统新教神学的德国神学正在经历唯心主义的改造。更保守的美国人，尤其是接受过苏格兰常识哲学支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教育的美国人常常发现他们很难接受德国人的观点。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从德国传入的思想正在改变居于主导地位的加尔文主义传统。23
最致命的一种德国神学思想就是所谓的“高等批判”，它假设圣经充满了历史性和科学性的谬误，而尝试以现代的思想来重新诠释圣经。他们认为科学已经推翻了神迹的可能性，拒绝圣经中有关神迹的描述，包括耶稣道成肉身与死里复活。这种思想迅速在很多神学院造成相当权威的影响，进而在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统治地位。24
美国学者亨利·特潘对普鲁士和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怀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敬心理。他从普鲁士带回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教育改革应该由国家来发动。德国的大学处在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有力控制之下，大学虽然被视为崇高的文化理想的象征，但大学受国家利益的限制，大学的发展仰赖于国王的开明。25这种带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一旦引入美国，显然是一种祸害。
美国大学中的研究生院制度也是参考德国的专家培养方案建立起来的。第一所此类研究院的确立，即约翰·霍普金斯研究生院的确立，以及他们为获得德式博士学位而采取的种种激励措施，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吉尔曼校长打算由此将德国的“科学精神”、“严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美国学生的知识生活。然而，这种科学主义本身就具有重大缺陷，正如白璧德的追问：“德国人在此时期的巨大失败难道不就在于过分相信思想性的机制与设备吗？”26或者用美国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帕利钦的话来说，德国信奉的那种“知识本身即目的”的原则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德国哲学中的这一定义既是简单化的，又是危险的，为了获得精确的“知识”可能导致对见证人施以折磨，或者药物学的操纵。因此，“知识即目的”的原则必须和更大的、更具综合性的一套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这些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美德”。27
英国学者伊冯·谢拉特将德国哲学称为“荼毒的圣杯”——仅从反犹主义的标尺而论，黑格尔、康德、尼采、恩斯特·海克尔一直到海德格尔等德国的大哲学家，几乎全都是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遍及德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民族主义到科学精神，“在德国的宝贵遗产下藏着这样一个阴暗面。德国哲学家远非大家认为的那么内心高尚并超越常人，而是给了欧洲文明被荼毒的圣杯”。28正如苹果的腐败过程，一旦出现第一个霉斑，第二个霉斑就会接踵而至，全面败坏和崩塌必然来临。
美国人不是德国人那样的钻研哲学的民族。汉娜·鄂兰说过：“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这是哲学家的傲慢和德国人的傲慢——汉娜·鄂兰虽入籍美国，但她的思想仍然是德国式的。其实，美国人不需要崇拜和研究缺乏政治常识的德国哲学，美国人只需要阅读埃德蒙·伯克和米塞斯、海耶克，只需要读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在那里就可以发现自己的灵魂。
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虽然他是以自由派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期待基督教成为“没有圣父的普世基督教”，教会成为“多元中心的世界教会”；但他毕竟承认：
对于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而言，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先导形态，也不仅仅是一种催化剂。强调平等的普遍主义是自由、团结、自主生活方式和解放、个体的道德良知、人权和民主等观念的源头……这份遗产在历史不断被批判继承，又不断被重新阐释，但其本质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以替代它的东西。即便在面对后民族挑战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依靠这份遗产。舍此之外，一切都是后现代诗式的胡言乱语。29
哈贝马斯在回顾“极端罪恶”的二十世纪（对西方而言，罪恶的顶峰是纳粹大屠杀）之时，无比珍惜“恶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上风”的欧陆之外的另一种经验——作为美国人的罗蒂充满自信地将这种经验概括为：“在一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当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一个宪政民族之下的公民恢复尊严。”哈贝马斯坦承，像他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
来自德国的流亡者、政治哲学家沃格林认为，英美文明优于日耳曼文明，美国自己家中有珍珠，不必像评论家卡米拉·帕利亚所讽刺的那样“偏离中心的主体”、“吞咽最大块的腐败的奶酪”、“追着德国人的靴子吃灰尘”。30沃格林总结说：“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社会是一个深度分层的文明，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代表西方文明传统中最古老、最稳固结合的层次，而日尔曼地区所代表的是则是西方文明中最日益现代的层面。在这种形势下，还有一线希望之光，因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在其制度中极其坚强地代表着灵魂的真理，同时也是实存中最强大的势力。但是，要使这丝微光燃烧成为熊熊火焰，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抑制灵知主义的败坏，恢复文明的力量。”美国必须破除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幻想，完成对德国思想的“超克”，并回归自己的“阿尔比恩”。
1、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后的知识分子》，（台北）左岸文化，2009年版，页145。
2、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8。
3、汉斯格德·舒尔特（Hansgerd Schulte）:<德国知识分子史>，见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25。
4、马库色留在美国，并不是他更爱美国，而是他在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担任高官。二战中，他先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负责反纳粹的宣传，一九四三年又到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中欧部门负责人，直到一九五一年退休。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5、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6-147。
6、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7。
7、米沃什：《乌托邦的再生：赫伯特·马库色》，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3406055_772018。
8、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页2。
9、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页292。
10、斯密什（Steven B. Smith）：《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页274-275
11、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181。
12、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世纪出版，2005年版，页141。
13、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页265-266。
1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0-91。
15、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7。
16、费舍尔的著作出版之后，遭到左派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攻击。有人说他有新保守主义、种族主义的倾向，有人甚至直接咒骂他的祖宗、阶级和宗教，说他是傲慢的贵族、自恨的犹太人等等。他甚至不止一次收到死亡威胁。这样正表明历史场域的争论是观念秩序之争的前沿阵地，正如班达在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身上看到了一种支持民族激情的偏向，“任何历史学家的判断都必须取决于其偏见的程度和我们对偏见本身的道德判断”。亦如欧威尔说说，谁掌握了对历史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对现实和未来的阐释权。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6、页8。
17、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告诉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美国是一个他不知道怎样去战胜的对手。那么，希特勒为何要如此“横挑强敌”乃至自寻死路呢？当然不是为了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纳粹从来没有契约精神。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后来解释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让别国对它宣战，它总是主动宣战。”伊恩·克肖（Ian Kershaw）：《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抉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页402。
18、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62-63。
19、萨弗兰斯基（Safranski）：《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页428。
20、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83-84。
21、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页421-422。
22、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8。
23、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5。
24、戴德理：《延迟的盼望：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页192。
25、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6-117。
26、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文学与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01。
27、雅罗斯拉夫·帕利钦（Jaroslav Pelikan）：《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28、伊玛·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页80-81。
29、哈贝马斯、门迪塔：《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见曹卫东编译：《赫尔墨斯的口误：从话语政治到诗学交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页201。
30、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260。
马库色：学生造反之父
战后，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回到德国，马库色却留下来。美国左派哲学家威廉·麦克布莱德评价说：“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怀有进步思想的美国知识分子，赫伯特·马库色的思想绝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这些人的世界中居于核心地位。”《纽约时报》将马库色称为“在世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有趣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是美国人：尚-保罗·沙特、卡缪、法农、赖希，当然还有马库色。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年轻学子们不见得读过或读得懂沙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库色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但这些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在造反运动中褶褶生辉。1马库色的作品是以德国的传统辩证法写就，他直率地承认，许多谈论他的年轻造反者其实从未阅读过他的著作。墨西哥学生运动的领袖路易斯·冈萨雷斯·奥尔巴（Luis Gonzalez Alba）说，只因为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 Diaz Ordaz）谴责墨西哥的学运受到马库色等“具有破坏性的哲学家们”的影响，她才开始阅读马库色的著作，“我翻开《单向度的人》，最多只读了五页。《爱欲与文明》简直无聊之极”。2
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君，结合沙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催生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造反运动及社会动荡。他们的学生追随新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路线，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和红军分子——RAF）。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谴责这些左翼极端分子破坏共和国的根基，也即民主的基本价值观。3然而，他们的破坏性都不如马库色那么大：马库色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游走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是同时对大西洋两岸的左派运动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初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4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英国学者大卫·麦克莱伦说过：“赫伯特·马库色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实际上，马库色是一名最“善变”的学者。在一九三二年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曾试图构建“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三、四十年代，他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十年代，他又变成“佛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因为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他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马库色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情怀。在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中，他自认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他在回答法国右派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质疑时说，“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重镇、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马库色本质上是异化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他将个人的绝望情绪表达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聪明的白日梦，具有非理性、非现实的特征，并且缺乏对生活的爱。波兰裔诗人、学者米沃什则将其归入俄罗斯虚无主义者行列：“与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一场普遍的火灾的渴望是自生自灭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他们还记得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将自己排除在人民大众之外，他们认为人民大众是愚昧无知的，因此是一种负担。”
马库色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对一九六零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该书谴责了技术社会肤浅和服从的本质，在精心建构的德国哲学体系中注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詹姆斯·迪兰式的反叛和六十年代的学生革命者的激情。5
如果说阿多尔诺坚持“不介入”或者说“思想地介入”社会现实，那么马库色则试图“积极介入”或者说“政治地介入”社会现实，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狂潮中，他频繁往来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引导青年学生“大拒绝”，这是他吸引人的观念之一——所谓“大拒绝”，即拒绝所有西方基本价值观，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主力是“大学生、贫民窟黑人、被边缘化者、反社交者”。对于种族冲突，马库色写道，“男性白人是有罪的，黑人是最自然的反叛力量”。多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终于意识到必须“告别革命”，提出“和解”与“对话”的理念。
当马库色嗅到革命的气味时，立即发表《压抑性容忍》一文，猛烈抨击美国政府“针对反抗人士的暴力行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帝国主义霸权”，这与新左派的立场不谋而合。他通过该文向学生运动抛出橄榄枝——他在题词中声明，这是献给布兰戴斯大学学生的战斗檄文，“是对在政治上已经很活跃的学生的某种声援”。
一九六五年，布兰戴斯大学拒绝与马库色续约，他随后转投左派重镇加州大学，在其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直至退休。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些具有左派传统的学校逐渐在运动中发展为新左派大本营。整个加州一度变得比纽约还要左倾。
一九六六年三月，马库色出席在洛杉矶分校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发表题为《美国对越政策的内在逻辑》的讲话。他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逻辑是“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镇压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维护既有不平等统治秩序并从中谋利”。他声称诸如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为自由而战”等口号无异于《一九八四》中极权政府的宣传伎俩，其实质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语言”——若奥威尔知道其反共著作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此误用，一定愤而批其面颊。这些犀利言辞引发在场学生的热烈反响。
同年十二月，马库色参加圣地牙哥分校举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大会”，会上做了题为《公民的不服从》的发言。他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一概念发明者梭罗的愿意迥异：梭罗坚持非暴力，马库色则不排斥暴力。马库色的论述成为后来政治哲学讨论的焦点，也成为新左派一系列反政府激进（乃至暴力）行动的理论依据。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的马库色表面上看上却是个头发花白的、颇有长者之风的老人，宠爱自己的铁灰色小猫，自得其乐地观赏动物园里的河马。6但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文质彬彬的老者：他的每一个称号背后都充满了暴力与杀戮——“学生运动的导师”、“新左派之父”及“三M”之一（另两个“M”指的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的英文名字均以M打头。一九六七年，罗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时，在旗帜上打出了“Marx, Marcuse, Mao”）。
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马库色正身处巴黎，亲自感受了这场运动的威力。回美国后，他在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将这次运动定调为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行动”而非“革命”。他认为，法国的事件对于美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即它促成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法国的学生敢于走出教室和校园，走进工厂，争取工人的支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马库色出席美国激进左派报刊《卫报》发行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表题为《关于新左派》的讲话。他提出当下新左派运动的任务是“启蒙、教育、发展政治意识”。为达成此目的，应结合以下革命策略：第一，在夺取政权方面，采用“政治游击战”把集权系统打散；第二，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概念，注重新形势下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及其作用；第三，新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需要让语言和行动冲破传统学术话语的界地，为革命意识的传播打好基础。
然而，随着新左派的内部分裂，以“气象员”为代表的极端激进派抛弃了马库色“不够革命”的思想。马库色与阿多诺一样被更激进的左派学生抛弃，他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终究没能转化成事实。
马库色在一九七九年去世时，他像等待戈多那样，一直没有等来革命。但在二零二零年，一场以“黑命贵”为名的“准革命”爆发了，如果马库色还活着，他将成为回答霍克海默一九三零年代那个问题之人：谁将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最新先锋队？他相信这个最新先锋队将是一个由少数派组成的“受害者联盟”：非裔、穷人、女性和同性恋者。
如今，“受害者联盟”及其支持者掌握了媒体和大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而来的一系列族群和性别理论，成为主流社会的主流论述。这种主流论述得到“政治正确”加持，变成像“习近平理论”一样唯我独尊、不得妄议的绝对真理。
一九六五年，马库色发表《压迫性容忍》一书，声称对所有价值和观念的容忍，便意味着对“正确”观念的压迫。正是在此处，他杜撰出“自由化容忍”这个术语，号召容忍一切来自左派的观念，绝不容忍来自右派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主题之一便是，除了自己的见解以外概不容忍，这成为当今“政治正确”信奉者的基本特征，借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逻辑非独立于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面是奥地利学派，马库色的对立面是米沃什——这是一场米塞斯所说的观念秩序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双方都是移居美国的流亡者，这绝非巧合。美国本土知识分子对此无动于衷，或许因为承平日久，他们早已失去了对危险的敏感度。
来自波兰的米沃什在外交官任上逃出使馆，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然后旅居美国。他在共产党治下生活过，对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东西深恶痛绝。他晚年看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塌，欣喜地评论说：“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无论是革命形式还是进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被击败。……必然性促使产生了一个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官僚国家，作为一种永恒且不可避免的制度而存在。……老虎只能生下老虎。”米沃什对马库色的批判，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挖到了根子的批判：
马库色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却意味着一次澄清，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被那些单纯经营仇恨的反叛者所阅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理论毫无兴趣。或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少量理论上的方程式，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通过触摸对方的触须而获得这种等价物。这些方程式可以简化为：“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这种荒诞需要被摧毁。”7
在“经营仇恨”（甚至是制造仇恨）的意义上，马库色、福柯以及在新左派运动中比他们更有影响力的格瓦拉，跟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同类。正如米沃什所说：“人变成政治化的天使之后，就会燃起针对‘所是’（what is）的最神圣的怒火，人们可能假定，人就会拥有一个审判者或宗教裁判所的臣仆的一切潜质。”米沃什笃信“美国根基”不会被马库色等人摧垮：“美国的民主制度保障其公民有权进行颠覆性宣传，从一开始，它就生活在永恒的危机状态中，迫使自己日复一日地翻转自身。”
“阿尔比恩的种子”能够抵抗日耳曼思想吗？
当阿多诺、马库色等德国思想家的思想危害美国秩序和美国信念之时，同样是德裔移民的列奥·施特劳斯首先发现了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危险性，并发起反戈一击。这似乎成了德国人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争。这一事实从反面显示了一个让人忧虑的信号：美国教会乃至美国基督教文化圈居然无法孕育出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抵抗和反击德国思想入侵的学者及学派。这是教会最大的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覆灭，是列奥·施特劳斯这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切肤之痛。未能捍卫魏玛共和国，让他抱憾终身。因此，捍卫给予他庇护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学术抱负。美国并非完全脱离被颠覆的危险。施特劳斯指出，如果任由德国思想的侵蚀，华盛顿面临着变成魏玛的威胁：
一个国家倘若在战场上被打败了，作为政治体遭受了猛烈的打击，它就通过给征服者们套上它自身的思想羁绊，而剥夺了征服者们最崇高的胜利果实。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美国人民的真实思想是什么样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却是确定地采取了在一代人之前还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成是德国思想特征的那种对于自然权利的态度。8
昔日，蒙古人和满洲人轻易征服中土，却很快被儒家文化同化，最后他们的帝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在战场上击败德国的美国，会不会重蹈此一覆辙呢？
在《城邦与人》的导论中，列奥·施特劳斯指出，西方的危机在于丧失了信念，即“西方的决心已经动摇”。这种信念的丧失有两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内部。第一个根源是多元主义：坚信有多种文化，其中每种文化从法律上都要受到与其他文化平等的对待。西方文化也不外乎是多种文化中的一种。这背后是普世包容和尊重所有文化的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根源来自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西方的完善，而是西方的对立面。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一直是西方的敌人，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原初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胜利，但同时也肯定是东方专制的最极端方式的胜利。”9
列奥·施特劳斯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原则与马基雅维利学说明确相左，这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绝无仅有。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的国家的源头都是僭主暴政，但是，施特劳斯指出，“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伦理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蔓延。”此一判断，远未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非美国所专有，美国仍是自由的堡垒。这就是施特劳斯版本的“美国例外论”。10
多元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来自于德国，它们早已通过形形色色的变形进入美国，并非始于二战之后。施特劳斯首先标榜自己是爱国的（这个“国”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然后要从德国历史主义、相对论的腐蚀中恢复美国的自然正当传统。他敏锐地发现，德国历史主义在美国的特殊实体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人在十九世纪末以来“政治正确”的趋向，但它不足以抗衡苏联的意识形态。战后西方成功的关键以及西方在冷战中取胜的关键，乃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坚不可摧。不过，施特劳斯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追溯，到洛克那里就止步，他对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不着一字，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伯克、韦伯和托克维尔那么深刻。连左派学者都发现了此一破口：施特劳斯回应多元文化的“相对主义”和欧陆理论的“虚无主义”的一大法宝是“高等的善”，号召社会精英去保护它，但是他认为神学政治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够缔造这个“善”——与美国右翼的基要主义的基督教成分相反，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可以正确地承担上帝之死，只要作为“本质”的自然公平还存在。11
紧接着论述德国思想危害的，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一般认为，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之通俗版或续篇。布鲁姆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精神危机。美国精神向相对主义及中性价值转变，这种转变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导致美国思想发生可悲变化的主要罪魁是“德国背景”。
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不是“唯二”指出此一秘密的人，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也将法国知识分子的背叛和相对主义的普遍信仰归结为德国思想的影响，“法国作家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淡然符合德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黑格尔和尼采的天才发现。他们缺乏严格的古典训练，因而无法筑起抗拒古典的堤坝”。正是因为德意志价值观的胜利以及希腊思想的破产，使得今天知识分子施展政治激情，触及到激情的一切方面：行动倾向、渴望立即回报、只关心目标、蔑视论据、爱走极端、仇恨异己和僵化的观念。最后结果只能是：“全人类就会团结成一只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决无上帝。”12
思想之战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激烈。布鲁姆发现，在盟国攻打纳粹时，德国思想占领了整个西方，而不仅仅是美国。美国精神的封闭，最重要标志是大学向大众卑躬屈膝、虚荣和缺乏信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在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它们失去了对大学崇高使命的信念，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大学放弃了研究或讲解价值的权利——对它所讲解的价值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动摇，把价值观的决定权交给了民众、时代精神和诸如此类的东西。13
当美国军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在诺曼底登陆时，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决定命运的“进攻发起日”。德国文化的入侵导致战后美国哲学思想的大变化。布鲁姆认为，二战对思想领域产生的后果更加不幸，因为战场并不是进行战斗的唯一场所。这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二战后，不仅战败的德国经历了再教育工程，胜利的美国也接受了再教育。美国深深受到德国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对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解上，美国人与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完全依赖于德国的指导与传授。德国对美国的入侵影响到古典学、神学以及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哲学和心理学——也许受其影响最深的是社会学。14毫不让人吃惊，社会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最左的一门学科。
布鲁姆指出，美国一直都是一潭死水，只充当消费者角色，完全依靠欧洲知识传统来确立自己的特点——他说的是欧洲，实际上针对的是德国。他警告说，在这个“世界历史上的美国时刻”，需要美国与欧洲思想源流划清界限，尤其是要抵制德国传统。15他希望美国精神与不朽的希腊罗马思想重新结合，警告美国人不要继续在德国的影响下发展，因为德国思想显然是对任何关于善与恶的严肃思考的终结。
布鲁姆跟他的老师施特劳斯一样，未能对美国的身份传统做出更加清晰的梳理和论述：在第一批清教徒踏上马萨诸塞时一直延续至今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说的“阿尔比恩的种子”——“阿尔比恩”是古希腊语中的大不列颠岛。费舍尔认为，来自英国不同地域的移民构成美国这个自愿社会的文化基因和决定性因素。由此，他提出修正的“起源论”，强调英国作为美国文化根源的重要性。在两百多年中，这个社会顽强地维持着民主政治，经济上保持资本主义，法律上奉行自由主义，社会里流行个人主义，而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美国文化是在英国文化这“一元”影响下之的、不同地域和民俗意义上的“多元”。16
或许正因为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对美国传统的认识的薄弱，施特劳斯学派也就缺乏磐石般的根基。到了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传入福山那里，对德国思想的批判和排斥就断裂了。福山不再把希腊传统或德意志传统看作是与英美自由主义相异的，而试图将这两个历史上彼此对立的传统结合起来。福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理论上是软弱与肤浅的，相反的传统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吸引力。福山援用黑格尔这一思想资源，就是要在自由经济（英美式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自由政治（黑格尔式自由）之间架设桥梁，为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作黑格尔式的话语包装——后者看似更高贵、更有召唤力，“黑格尔给我们机会去重新阐释近代的自由民主，解释的观点则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对自由主义的描述也有较高贵的意象，而且是一种更正确的解释，解释全世界的人希望住在民主社会时意何所指。”福山力不从心地调和德意志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图让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为论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与永恒性服务。然而，一旦福山向德国思想投降，也就意味着他不再笃信美利坚秩序，后来他跑到中南海向中国共产党取经并将“历史的终结”的封印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与美国的文化战争：千万不要饮用这被荼毒的圣杯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却并未同时对德国宣战（尽管美德关系已恶化，两国舰船在大西洋上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美国主流民意并不主张立即对德开战）。
四天之后，纳粹德国首先向美国宣战，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单独作出的。德国媒体评论说：“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由帝国保安总局编纂的民情通报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17
德国与美国的战争被纳粹视为文化战争——与对抗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不同，因为法英两国的文化虽受到批判，但在根本上是可以被接纳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希特勒在“狼穴”中发表的一次长篇大论中，声称他发现“英国人比美国人要可爱一千倍……我对美国的一切都表示最深切的仇恨与排斥。整体上看去，美国是一个半犹太、半黑人的社会”。此前，希特勒很少关注美国议题，全球性的大萧条是他崛起的社会背景，他却从这场发源于美国的大萧条中看到一个“真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全然失败了。热爱歌剧的希特勒炫耀说，德国拥有两百七十家歌剧院，还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生活，而美国人就像“在装饰华美的猪圈里的猪”。他听说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关门了（这是谣传），这表明美国的文化将要走向败落，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迹象。之后，当然会伴随军事与政治的败退。18
美国与德国的敌对状态是暂时的（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的文化交流持续了两百多年，长期以来，这种交流几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是德国文化输出美国，而美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之前对德国基本毫无影响。被誉为“美国心灵”的梭罗不希望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的仿制品，由于真正的美国传统尚未完全建立，要使美国在思想上与写作上不被英国传统束缚，需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对话，以期确立新的方向。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可以通过德国文化来填补“去英国化”之后的空缺。波士顿的牧师里普利翻译出版了德国诗歌，希望通过接受“真正德国精神”的熏陶，赋予美国文学以新气象。神学家与改良主义者帕克认为，在现代社会，英国天才的光芒在德国人身上闪耀，在英国人那里则失去了光彩——英国诗人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未获认可”，只有德国人才拿这句话当真。
阿多诺的弟子、德国思想史家萨弗兰斯基指出：“浪漫主义是德国精神的一个辉煌时代，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莫大影响力。”19有些时候，德国对美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被偶像化的德国”开始在美国浮现，连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国如此美妙。爱默生曾呐喊：“即使在古老而陈腐的德国，激情昂扬的精神都比这个国家更浓烈——那是一种源自美好自然的活力释放。我们就像是胆小怯懦、腿脚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一直沿着公路蹒跚而行，不敢偏离半步。在这一刻，我心中的精神舵手只有两个人：贝多芬和贝蒂娜（德国作家）”。爱默生相信，来自德国的精神粮食已被送到美国，你只能在美国国内找到，离开美国却无处可寻：这与地理无关，只关乎灵魂。20
追随德国浪漫主义的华丽传统，意味着美国知识分子在探寻一种新的政治行为与公民参与的方式，并期望在这种方式中，个人情感与欲望得到自由表达，这正是爱默生和他的新英格兰朋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但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有多璀璨，它的政治实践就有多危险。过去一百年来，正是德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缺陷导致德国创建法治国家努力的失败。最近一次失败就是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其理论基础是马库色的“压抑与反抗”理论：人性善，社会让他恶。倘若人们清除社会的异化现象，这个真实和自然的善就会显现。然而，苏联东欧集团的选择，不正是以此为理由吗？他们的现状一般地看来并不具有魅力，此外在哪里可以找到另一种体制的选择？萨弗兰斯基的结论充满嘲讽之意：“撇开异域的中国和古巴那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不谈，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只存在这种对体制的内在的超越性。”21
一九零零年，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大不列颠是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在思想世界的主宰仍然是德国，更为确切地说是讲德语的国家。大学是德国在思想王国处于卓越地位的理由之一。从十八世纪起，德国大学在欧洲大陆居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当普鲁士的柏林大学于一八一零年创办之后。从化学到考古学，德国大学都取得了经典性的一流学术地位，更不用说哲学博士这个概念就诞生于德国了。22
在大学教育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具有压倒一切的象征意义。美国人对德国大学非常崇敬。在一八五零年以前的几十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美国学生就读于德国一流大学的新教神学院——当时仍属于正统新教神学的德国神学正在经历唯心主义的改造。更保守的美国人，尤其是接受过苏格兰常识哲学支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教育的美国人常常发现他们很难接受德国人的观点。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从德国传入的思想正在改变居于主导地位的加尔文主义传统。23
最致命的一种德国神学思想就是所谓的“高等批判”，它假设圣经充满了历史性和科学性的谬误，而尝试以现代的思想来重新诠释圣经。他们认为科学已经推翻了神迹的可能性，拒绝圣经中有关神迹的描述，包括耶稣道成肉身与死里复活。这种思想迅速在很多神学院造成相当权威的影响，进而在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统治地位。24
美国学者亨利·特潘对普鲁士和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怀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敬心理。他从普鲁士带回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教育改革应该由国家来发动。德国的大学处在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有力控制之下，大学虽然被视为崇高的文化理想的象征，但大学受国家利益的限制，大学的发展仰赖于国王的开明。25这种带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一旦引入美国，显然是一种祸害。
美国大学中的研究生院制度也是参考德国的专家培养方案建立起来的。第一所此类研究院的确立，即约翰·霍普金斯研究生院的确立，以及他们为获得德式博士学位而采取的种种激励措施，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吉尔曼校长打算由此将德国的“科学精神”、“严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美国学生的知识生活。然而，这种科学主义本身就具有重大缺陷，正如白璧德的追问：“德国人在此时期的巨大失败难道不就在于过分相信思想性的机制与设备吗？”26或者用美国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帕利钦的话来说，德国信奉的那种“知识本身即目的”的原则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德国哲学中的这一定义既是简单化的，又是危险的，为了获得精确的“知识”可能导致对见证人施以折磨，或者药物学的操纵。因此，“知识即目的”的原则必须和更大的、更具综合性的一套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这些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美德”。27
英国学者伊冯·谢拉特将德国哲学称为“荼毒的圣杯”——仅从反犹主义的标尺而论，黑格尔、康德、尼采、恩斯特·海克尔一直到海德格尔等德国的大哲学家，几乎全都是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遍及德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民族主义到科学精神，“在德国的宝贵遗产下藏着这样一个阴暗面。德国哲学家远非大家认为的那么内心高尚并超越常人，而是给了欧洲文明被荼毒的圣杯”。28正如苹果的腐败过程，一旦出现第一个霉斑，第二个霉斑就会接踵而至，全面败坏和崩塌必然来临。
美国人不是德国人那样的钻研哲学的民族。汉娜·鄂兰说过：“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这是哲学家的傲慢和德国人的傲慢——汉娜·鄂兰虽入籍美国，但她的思想仍然是德国式的。其实，美国人不需要崇拜和研究缺乏政治常识的德国哲学，美国人只需要阅读埃德蒙·伯克和米塞斯、海耶克，只需要读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在那里就可以发现自己的灵魂。
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虽然他是以自由派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期待基督教成为“没有圣父的普世基督教”，教会成为“多元中心的世界教会”；但他毕竟承认：
对于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而言，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先导形态，也不仅仅是一种催化剂。强调平等的普遍主义是自由、团结、自主生活方式和解放、个体的道德良知、人权和民主等观念的源头……这份遗产在历史不断被批判继承，又不断被重新阐释，但其本质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以替代它的东西。即便在面对后民族挑战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依靠这份遗产。舍此之外，一切都是后现代诗式的胡言乱语。29
哈贝马斯在回顾“极端罪恶”的二十世纪（对西方而言，罪恶的顶峰是纳粹大屠杀）之时，无比珍惜“恶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上风”的欧陆之外的另一种经验——作为美国人的罗蒂充满自信地将这种经验概括为：“在一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当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一个宪政民族之下的公民恢复尊严。”哈贝马斯坦承，像他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
来自德国的流亡者、政治哲学家沃格林认为，英美文明优于日耳曼文明，美国自己家中有珍珠，不必像评论家卡米拉·帕利亚所讽刺的那样“偏离中心的主体”、“吞咽最大块的腐败的奶酪”、“追着德国人的靴子吃灰尘”。30沃格林总结说：“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社会是一个深度分层的文明，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代表西方文明传统中最古老、最稳固结合的层次，而日尔曼地区所代表的是则是西方文明中最日益现代的层面。在这种形势下，还有一线希望之光，因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在其制度中极其坚强地代表着灵魂的真理，同时也是实存中最强大的势力。但是，要使这丝微光燃烧成为熊熊火焰，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抑制灵知主义的败坏，恢复文明的力量。”美国必须破除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幻想，完成对德国思想的“超克”，并回归自己的“阿尔比恩”。
1、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后的知识分子》，（台北）左岸文化，2009年版，页145。
2、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8。
3、汉斯格德·舒尔特（Hansgerd Schulte）:<德国知识分子史>，见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25。
4、马库色留在美国，并不是他更爱美国，而是他在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担任高官。二战中，他先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负责反纳粹的宣传，一九四三年又到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中欧部门负责人，直到一九五一年退休。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5、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6-147。
6、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7。
7、米沃什：《乌托邦的再生：赫伯特·马库色》，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3406055_772018。
8、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页2。
9、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页292。
10、斯密什（Steven B. Smith）：《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页274-275
11、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181。
12、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世纪出版，2005年版，页141。
13、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页265-266。
1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0-91。
15、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7。
16、费舍尔的著作出版之后，遭到左派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攻击。有人说他有新保守主义、种族主义的倾向，有人甚至直接咒骂他的祖宗、阶级和宗教，说他是傲慢的贵族、自恨的犹太人等等。他甚至不止一次收到死亡威胁。这样正表明历史场域的争论是观念秩序之争的前沿阵地，正如班达在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身上看到了一种支持民族激情的偏向，“任何历史学家的判断都必须取决于其偏见的程度和我们对偏见本身的道德判断”。亦如欧威尔说说，谁掌握了对历史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对现实和未来的阐释权。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6、页8。
17、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告诉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美国是一个他不知道怎样去战胜的对手。那么，希特勒为何要如此“横挑强敌”乃至自寻死路呢？当然不是为了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纳粹从来没有契约精神。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后来解释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让别国对它宣战，它总是主动宣战。”伊恩·克肖（Ian Kershaw）：《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抉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页402。
18、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62-63。
19、萨弗兰斯基（Safranski）：《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页428。
20、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83-84。
21、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页421-422。
22、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8。
23、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5。
24、戴德理：《延迟的盼望：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页192。
25、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6-117。
26、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文学与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01。
27、雅罗斯拉夫·帕利钦（Jaroslav Pelikan）：《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28、伊玛·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页80-81。
29、哈贝马斯、门迪塔：《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见曹卫东编译：《赫尔墨斯的口误：从话语政治到诗学交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页201。
30、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260。
70年代的确是中国年轻人验证东升西降社会主义就要胜利之类扯蛋的好材料
习主席不知道把那时候人民日报都从图书馆撤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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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分享知识，传道解惑
不过为什么我打开源网站地址＂承光学会＂
中却显示没有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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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门左道制造的幻觉非常适合娱乐业。AI已经在奴化教育同志编织中国梦的故事创作中大放异彩。在中国梦里，中国共产党自古以来的死敌化身为了空有躯壳、全无灵魂的充气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