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雷锋

说到雷峰，想来中国大陆人并不陌生。但要说对雷峰其人的了解，恐怕这世界上还真没有几个。原因无他，因为大家所了解的雷锋，是中共宣传出来的雷锋，而不是真实的雷锋！
    真实的雷锋，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但也仅限于此。


一、突破中共虚假宣传的关键点——雷锋为什么要参军

    要了解真实的雷锋，就需要突破中共的虚假宣传，还原出事实的真相。那就需要寻找关键点。而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雷锋为什么要参军？
    如果大家仔细了解就会发现，雷锋当年差点就没能参上军。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政审表上面。
    现在的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为是商品经济，所以各种私营（民营）企业多得是，找工作有没有政审表不要紧。
    但在1960年的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私营企业完全被消灭（所谓的公私合营，其实就是变相的剥夺），仅存在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所以绝大部分职业必然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而政审表则是获取中共控制下的职业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如果没有政审表，雷锋从理论上来说是参不了军的！
    但为什么会没有政审表呢？当时，弓长岭铁矿保卫部门以1958年雷锋进厂时没有原始档案为由，不出具政审表。
    但弓长岭铁矿保卫部门给出的理由明显很牵强。因为如果真的在进厂时没有原始档案，那么雷锋绝对不可能入职鞍钢（弓长岭铁矿是鞍钢的分厂），更不要说很快就转为正式工了。那明显就是一个托词。
    而对于这样一个古怪情况，中共后来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雷锋工作表现出色，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后面简称书记）不想让他走。
    但中共的解释依然很牵强，因为事情就不应当那样做。
    如果书记真的一心想留下雷锋，那么硬卡政审表的做法就很愚蠢，因为被卡者绝对牢骚满腹。而牢骚满腹的人是不可能好好工作的。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给予，或者预备给予利益。比如涨工资，比如提干，比如给予某种物质奖励，等等。但事实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仅仅就是不给出政审表。这如何留得住人心？
    而且还需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细节。在雷锋参军之前，也就是1959年12月9日，弓长岭《矿报》发表雷锋《我决心应召》的申请书，表达积极要求参军的坚定决心。
    换言之，雷锋在那之前就已经公开表态一定要参军了，且闹得全厂皆知。
    如果书记真的是因为欣赏雷锋而进行挽留，那么当雷锋将事情闹到登报的那一步，也该放手了：不是继续阻止，而是鼓励，并祝贺。
    换言之，如果书记真的欣赏雷锋，那么绝对不会干出卡政审表的事情来。除非书记是个大傻瓜！
    但书记是个大傻瓜吗？我相信能当书记的人肯定不是。
    那为什么在雷锋已经公开要求参军的情况下，书记还要硬卡雷锋的政审表，而且还做得那么难看呢？
    原因只有一个，书记根本就不是在挽留雷锋，而是在整雷锋！
    这事情，就要涉及到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官员的特点了。
    过去，我曾经听一位老人这样感叹：“毛泽东的官儿整人很厉害，邓小平的官儿捞钱很厉害，都厉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任何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官员都是很厉害的，因为其权力受到的限制非常有限。正因为权力受到的限制非常有限，所以官员的行为通常都很过分。
    而专制主义社会的官员通常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三种“爱好”：整人、捞钱和美色。
    不过，那只是通常情况。有通常情况自然就有特殊情况，比如存在某种“残缺”的情况。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社会中的太监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少了“零件”，所以无法“追求”美色，算是一种“欲求不满”。正因为在美色方面欲求不满，所以太监在另外两个“爱好”方面就干得更加过分，捞钱和整人。这也是大部分掌权的太监非常遭人恨的原因。
    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经济是很糟糕的。而正因为经济糟糕，所以物资长期短缺。而物资长期短缺则必然导致人民收入很低，因为发多了钞票，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但毛泽东搞经济搞得比大家想象得还要糟糕得多：即使是仅仅发行那么点钞票，但依然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发的钞票少，但生产出来的物资更少，所以当时中共就不得不长期实行配给制，也就是凭票供应物资。而实行配给制，则意味着即使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因此，毛泽东手下的官员确实没有多少捞钱的想法。
    所以整体看来，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官员是很“廉洁”的。但那不是真廉洁，而仅仅只是因为捞到钱也没有用。
    而被迫廉洁的结果，就是官员们在捞钱方面“欲求不满”。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糟糕经济，结果把中共官员搞成了另类的太监：太监在美色方面有“残缺”，而毛泽东统治下的官员在捞钱方面有“残缺”。
    正因为有“残缺”，所以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官员在整人和美色方面都做得更加过分。
    而到了邓小平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中共官员就把大量精力投放到了捞钱方面，所以整人就不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么厉害了。
    这其实就是那位老人说那句话的原因。
    可能有人要说，就算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官儿整人厉害，但书记为什么要整雷锋呢？
    我推测，应当是雷锋得罪书记了。至于得罪的原因，我至少可以推测出两个来。
    一个原因，是雷锋好打抱不平。
    雷锋是个好人，那么看到不平的事情，就有可能给人打抱不平。比如，书记给某工人穿小鞋的时候。而打抱不平，就非常容易得罪当官的，然后遭遇报复。
    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就是清帝国时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本来其实是个很正常的病亡，结果楞是被搞成了谋杀案，为啥？因为杨乃武好打抱不平，为此还顶撞过官府。余杭知县刘锡同为了整死杨乃武，就硬把病亡搞成了谋杀案！
    要不是机缘巧合，慈禧忌惮湘军势力太大，想通过此案清洗湘军势力，所以客串了一把“清天大老爷”，否则，杨乃武和小白菜都死定了，且死得很冤！
    而另一个可能，则是与女人有关。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特别是在50年代，中共政府、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党委书记主要是由转业的军官或政工干部（指导员、教导员、政委）担任的。
    中共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将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在中共眼里，军官和政工人员不但是党员，更重要的是久经考验，是可以信任。
    那么很显然，中共当时并不信任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
    这样的转业军官和政工干部在南方地区普遍就叫做“南下干部”。但由于辽宁位于东北地区，所以不能叫南下干部。考虑到中共对于这样的干部非常信任，视为依靠，所以我干脆管这些干部叫“可靠干部”吧。
    大部分可靠干部的特点都比较类似：习惯军队命令式的行事方式，所以与当地干部格格不入；都属于外地人，与当地人不太融洽；最关键的是，因为长期打仗在外，大部分年龄大了还没有婚配！
    年龄大不是问题，关键是个个都是大老粗。为啥都是大老粗呢？因为很多都是北方农民出身，没啥文化，更重要的是保留了农村打老婆的习惯。请问，哪个当地姑娘看得上？
    正因为姑娘看不上，所以可靠干部们的婚配就成了老大难问题。
    其实南方还好点，当时问题最严重的其实是东北和西北。当地人口本来就比南方少得多，而中共派遣的大部分开拓队其实是由军队转化而来的，全是光棍。结果就导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本来就不讨喜，然后当地还出现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结果东北和西北普遍存在大量不能婚配的可靠干部。
    而后续支援团队的到来，又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
    由于东北和西北地区人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南方，特别是南方大城市的大量失业问题，中共大规模组织援助团队，开赴东北和西北。
    支援团队的到来固然是解决了当地人手不足的问题，也部分缓和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但形式对可靠干部则更加严峻了。
    为啥？城市小伙通常能说会道，见识也比较广，穿着打扮也比较讲究，还年轻。而作为对比，可靠干部年龄大了，又是大老粗，最关键还打老婆。所以在婚配问题上，可靠干部完败：不但支援团队的姑娘没分，甚至连当地的姑娘也被“抢”走了！
    讨不到老婆，不仅可靠干部自己急，中共也急，因为那样会动摇统治基础。所以，中共就不准备讲道理了——由组织来强行“分老婆”！
    我这可不是在污蔑中共，那根本就是事实。
    中共“分老婆”的基本流程是这样的。先由组织进行关怀，其实就是问可靠干部自己看上哪个姑娘了？等得到具体答案之后，就由组织出面，给那个姑娘做思想工作。
    可能有人要问，这种事情也能做思想工作？那个姑娘能答应？
    不答应是大概率事件。但中共也没打算讲道理，不答应也得答应！
    先做思想工作。做不通，那就是直接上威胁了。如果威胁不起作用，那么就动手。比如找借口扣奖金、扣工资、给处分。有职级的还降职、降级。而且不仅姑娘自己倒霉，中共还经常搞连坐，收拾姑娘的亲属。最后，干脆把姑娘，有时候还包括其亲属，一起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工作！
    而如果姑娘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某个小伙的话，那么组织上就会一并做小伙的思想工作。具体手段参考对付姑娘的那部分。
    可能有人要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挨整，那么干脆出去打工好了！
    但请各位想一想，那年头可不是改革开放后。由于消灭了私营企业，所以那时候的绝大部分职业必然为中共所控制。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中共控制的体系中谋生，那么基本上就只能当拾荒者，又或者是当乞丐了。请问，有几个姑娘扛得住中共的压力？
    所以最终，虽然极不待见那个粗鲁的死老头子，但姑娘也只能老老实实嫁过去。至少还能自我安慰：好歹是个官太太。
    但在具体执行中，这种强行“分老婆”的范围明显被扩大了。
    可靠干部只是第一波。然后，官员们又自行发展出了“分老婆”的第二波：很多当地官员，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也来了个“借东风”。同样搞强制性的包办婚姻。
    等这两波“分老婆”结束之后，才轮得到普通小伙来进行竞争。这下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恋爱，但都是挑剩下的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共是在强行“分老婆”？原因就在这里。
    而如果当时雷锋的恋人恰好被书记或书记的儿子看上，那么雷锋就很可能得罪书记。
    那么，当时雷锋究竟是如何得罪书记的呢？我认为应当是因为女人的问题，因为有证据。
    据雷锋的工友张建文回忆：“当时鞍钢文化生活很丰富，周末经常有舞会。团组织动员大家参加，很多人劝雷锋参加舞会要穿得好点。雷锋会开拖拉机，去了不久就是正式工了，工资36块多，很高了。当时年轻人都喜欢买件皮夹克穿，冬天御寒、又时尚。雷锋就拉着我去寄卖店转，我家里困难，他就买两件，他自己是棕黑色的，送我一件黑色的，还有手表也是他一块，我一块，属于比较便宜的‘小三针’。”
    从“张建文”这个姓名来看，这位应当是个男工人。但问题是，仅仅是关系好，就既送皮夹克，又送手表？须知，那年代的皮夹克和手表可是很贵重的！
    其实讲到这里，很多读者应当已经反应过来了，雷锋当时应当与张建文的姐姐或妹妹处于热恋当中，所以才可能送张建文那么贵重的礼物。
    由于不知道雷锋的恋人叫什么，只能推测出是张建文的姐姐或妹妹，所以我这里干脆用“张某”来代替。
    可能有人要觉得奇怪，雷锋既然追求的是张某，那么应当送礼物给张某才对，怎么送给张建文呢？实际上那就是当时的特色。
    现在的兄弟姐妹之间都很独立，所以如果要追求某姑娘，那么直接送礼物给那个姑娘就成了。简单，直接。
    但那个时代不成。一方面那个年代很保守，所以导致追求都非常含蓄。另一方面当时还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包括很多姑娘自身也具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当时要追求姑娘，讨好未来的小舅子、大舅子反而比直接讨好姑娘更妥当些，因为那样做更容易被当时的文化传统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知道雷锋讨好张建文，就马上明白雷锋是在追求张某的原因。时代特色罢了。
    当然，如果张建文本身就是个姑娘，那就另当别论。但看起来确实不太像。
    那么，具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根据公开的信息，我大致可以分析出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大约在1959年，雷锋恋爱了，对象就是张某。而从雷锋连续送贵重礼物给张建文这一事实来看，当时双方关系已经非常接近谈婚论嫁了。雷锋和张某大概率会在1960年结婚。
    但就在这个当口，灾难降临：书记，或者是书记的儿子，看上了张某。接下来就是中共“分老婆”的流程，组织上给张某做思想工作。
    张某明显是不愿意的，所以自然就找到了雷锋。
    而雷锋是个好人，而好人通常都爱讲道理。另外，雷锋当时年轻（19岁），正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更何况，雷锋自身多少有些底气（3次先进工作者，5次红旗手，18次标兵，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于是，雷锋很可能就跑去跟书记或书记的儿子讲道理。这一讲道理，就把书记给得罪了。
    其实，中共历来都是不讲道理的。要是讲道理，也不会干出“分老婆”这种事情来了。
    而前面我已经讲过，毛泽东的官儿是特别能整人的。
    本来就“欲求不满”，然后有个小小的工人居然敢跟堂堂党委书记讲道理，那书记会怎么做呢？那必然就是不讲道理。
    于是，雷锋就挨整了！
    如果没人管这事情，那么雷锋必然是要被整惨的。不说成为中共版的杨乃武吧，起码被书记发配到某个鸟不拉屎的角落干一辈子苦工是肯定的。
    也幸亏有人管这事情，所以雷锋的结局才好了不少。
    这个人是谁呢？我推测应当是弓长岭铁矿宣传部长（后面简称部长）。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个推测呢？因为1959年12月9日，弓长岭《矿报》发表雷锋《我决心应召》的申请书，表达积极要求参军的坚定决心。这明显就是在跟书记对着干嘛！
    部长之所以会帮助雷锋，应当是因为很欣赏他。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雷锋是弓长岭铁矿的劳动模范，与宣传部长接触必然很多。接触多了，那么自然就了解雷锋是一个好人，甚至不排除两人关系很好的可能性。所以当雷锋挨整的时候，部长也愿意管一管。
    不过，虽然如此，但我认为部长不是个卤莽的人，不可能主动去撩拔书记的“虎须”。
    由于“分老婆”这事情是中共主导的大政方针，所以部长必然不可能要求书记在姑娘的事情上让步。于是，雷锋短暂的恋情，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而部长唯一能做的，就是息事宁人，也就是求书记放过雷锋。
    但明显书记没有接受。
    然后，部长退而求其次，提出让雷锋参军。其实那意思就是让雷锋离开弓长岭铁矿。眼不见，心不烦。
    但很明显，书记又拒绝了。
    到这一步，部长其实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毕竟是求人，还得耐着性子。
    我估计，部长最后应当是对书记说了“给个面子”一类的话。而大老粗的答复很可能是“你某某某算个球！”
    可能有人要问，怎么可能有这种官员呢？实际上确实存在，而且在当时的可靠干部当中还真有一定的比例。
    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况如何，但知道在四川，当年的南下干部其实是很不受待见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说话做事太不讲究也是事实。
    比如，我就听说有南下干部在某次会议上公开讲：“如果你不如何如何，老子就毙了你！”
    虽然并不是所有南下干部都是这种人，但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就是这种人！
    书记的答复终于让部长气到爆炸，大约跟书记大吵了一通，就回去另想办法了。
    可能有人奇怪，宣传部长怎么敢跟党委书记顶呢？其实不奇怪。因为弓长岭铁矿只是鞍钢下面的一个分厂。如果部长的后台在总厂且掌握实权，那么他就不怕书记。
    而部长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进行舆论造势。之所以会想到舆论造势，是因为部长只管得到宣传部门。其他部门是不可能听部长的命令的。
    所以，这才有了1959年12月9日的那篇《我决心应召》。部长的意思就是，舆论已经造出来了，你书记也好意思硬拦着？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雷锋要参军的真实原因：雷锋其实并不想参军，他根本就是在躲灾！


二、雷锋参军记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一部分官儿确实是不讲究的，也是非常能整人的——哪怕部长已经进行了舆论造势，但书记就是硬拦着，不给出政审表。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政审表，雷锋是不可能参军的。但事实上他最后又参军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应当跟部长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从公开信息来看，雷锋能够最终参军，辽阳市兵役局政委、市征兵办公室主任余新元中校非常关键。
    但问题是，雷锋本来是湖南人，人也长期在湖南生活。直到1958年11月15日，他才进入鞍山钢铁厂。工作地点自然也在鞍山市。而直到1959年8月20日，雷锋才到弓长岭铁矿工作。而弓长岭铁矿属于鞍山市隔壁的辽阳市。
    在当地的工作时间如此之短暂，且还要谈恋爱，请问，雷锋哪来的工夫在辽阳市建立人际关系？
    可能有人要说，雷锋名气大，辽阳市的官员知道他。
    但我必须说，这一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雷锋名气大，那是后来的事情。虽然当时雷锋在鞍钢内部是劳动模范，但辽阳市的官员是不可能了解他的，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的独立性很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的组织架构属于“小社会”模式，企业内部建立了大部分的社会部门，所以正常情况下与地方的来往很少。特别是像鞍钢这种大型国营企业，那独立性就更强了。
    所以，哪怕雷锋在鞍钢内部的名气很大，辽阳市的官员也不可能了解他，毕竟他只是一个工人，而不是厂领导。说得不客气点，辽阳市兵役局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雷锋都不知道！
    如果没有人积极介绍和推动，余新元绝对不可能知道雷锋这么个人，更不可能管他的事。
    所以，必然是有人积极介绍和推动的。而这个人，大概率就是部长。
    我推测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雷锋的事情，书记连续两次狠狠得罪部长。一次是部长找书记为雷锋说和，另一次是书记硬卡雷锋的政审表。连续两次，部长那个火大啊，所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雷锋参军！
    我推测部长是当地人，所以在辽阳市有自己的关系网。而余新元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部长的拜托，然后是余新元的努力，雷锋才最终参军成功，哪怕是没有政审表。
    但正是为了雷锋参军的事情，部长欠余新元一个大大的人情。而人情是需要还的！
    所以说，雷锋能够参军的关键，主要就是部长的帮助。
    当然，雷锋参军明显是在“开后门”。但坦率讲，这种“开后门”并不让人反感——如果不是书记做得太过分，雷锋根本就不需要去参军。
    正是有了部长和余新元的帮助，雷锋终于成功参军。而弓长岭铁矿的书记大人，大概就只能在办公室里生闷气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三、雷锋未来面临的大恐怖和做好事

    为什么我说是暂时呢？因为中国大陆兵役制度有一项规定，那就是如果退役的是士兵（含士官）的话，一般都是从哪里来服兵役，那么将来退役之后就要回到哪里去。这实际上是与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相匹配的。
    但对雷锋来说，那绝对不是好消息：雷锋是从弓长岭铁矿参军的，那么将来退役的话，雷锋还得回弓长岭铁矿。
    请大家想一想，等雷锋一回到弓长岭铁矿，那书记还不得把雷锋往死里整？
    可能有人要说，不是还有部长吗？但部长能帮雷锋一时，难道还要帮雷锋一世？很显然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参军让雷锋脱离了书记的势力范围，但那仅仅只是暂时的。雷锋心中始终有一个大恐怖——将来再次回到弓长岭铁矿！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如果雷锋在军队中能够提干，不管是当军官还是当政工干部，那么将来雷锋退役的路子就宽广很多了——将来完全可以去新疆或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就是去当个党委书记。这样自然就不用再回弓长岭铁矿了。
    但我也必须强调，虽然都是党委书记，但此书记非彼书记。如果雷锋将来真的能当上党委书记，那实在是其下属的福气，因为雷锋是个好人。
    但这当中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必须能够提干，哪怕是当个士官都不成。
    换言之，不管本身的想法如何，雷锋都必须努力向上爬，且必须快，因为士兵的服役期限通常很有限。
    在中共建立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快速向上爬的路子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当特工，整日地记录战友们的言行，然后报告给情报机关。情报机关自然会给特工以奖赏，比如在提拔方面的方便什么的。
    再比如，靠整人往上爬。某人想得到某个职位，但那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且那人短时间还不会离开那个职位，怎么办呢？那就把那个人整下去，某人自己取而代之。
    但这些路子都不适合雷锋，因为他是个好人。
    对于一个好人来说，如果被现实环境逼迫得不得不拼命往上爬，那么他最先想到的不是告密或整人，而是不停地做好事。这是由不同的三观所决定的！
    只要不停地做好事，上级绝对不可能视而不见。那样一来，提干也就相对容易了。
    正是由于有退役回弓长岭铁矿的大恐怖，才逼迫雷锋由好人，转变成为一个拼命做好事的好人！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当做好事的目的是为了提干的时候，那么显然就不可能做了好事不留名，否则就白做了。
    但这就跟中共的宣传口径存在严重冲突。中共的宣传孔径历来都是要求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怎么办？
    在仔细分析之后，我发现雷锋做了一些变通，从而以比较巧妙的方式，做到做好事也留名的。
    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写日记。
    最初的日记对雷锋来说其实就是个记事本。没有风花雪月，只有政治和技术内容。
    1960年10月是个关键点。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把雷锋暂时借调到沈阳，到军区工程兵所属各单位做“忆苦”报告。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了解到雷锋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就想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因此让他带日记到军区第一招待所。这一事件促成了《雷锋日记》在1960年12月1日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正是这一事件，让雷锋意识到了日记的一个重要扩展功能，那就是既可以做好事不留名（符合中共宣传口径），但又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确实做了好事。因为当时雷锋已经比较有名气了，将来有机会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日记。
    从那之后，雷锋写日记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以至于日记越写越多。
    当然，仅仅写日记并不保险，因为万一别人不看呢？那雷锋总不能强烈要求别人看自己的日记吧？
    所以，雷锋还有保险之策。其实，那就是雷锋参军之后一直都在做的。
    保险之策是什么呢？那就是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努力把好事做到极处，让别人根本不好意思不主动了解他的身份。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望花区召开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求捐款。
    须知，那时候城市居民平均月收入不到20元，一般大约在15元左右。200元的捐款绝对是一笔巨款。当时搞得接侍人员都不好收钱了。最后因为他的态度坚决，接待人员只好收下一半，100元。
    很显然，接待人员绝对不可能不问他的身份，否则根本就不敢收那钱。
    而另外的那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政府。很显然，辽阳政府绝对不可能不主动了解雷锋的身份。
    看看，这不就做好事留名了吗？而且还是在别人的强烈要求之下，而不是雷锋自己主动的。
    另外一次，雷锋到一个建筑工地，操起一辆小车就帮忙推砖，一口气推了10多车。
    工地上自然都是工人，一个军人在其中干活当然很醒目，别人必然是要询问其身份的。
    雷锋先是坚决不说，然后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报出自己的姓名的。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的话，这事情其实是不大符合中共的宣传口径的，所以后来中共篡改了这个事情，因此才凭空冒出了一封王大力的信件来。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有巧妙地做好事但留名的事情打底，再有详细的日记记录，那么很显然，上级想不重视他都难！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雷锋不但是个好人，而且还是个懂得变通的人。
    当然，正是由于雷锋的变通，使得后来中共在宣传他的时候多少有些尴尬，因为他做好事实际上是留了名的。这就是后来中共篡改雷锋日记的根本原因。
    在雷锋去世之后的1963年1月18日，沈阳军区政治部要求《前进报》社编选《雷锋日记》，由党政组组长董祖修负责。
    而董祖修做了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将雷锋的日记本拆开，然后再重新装订上。
    董祖修对此事的解释是：为了让《雷锋日记》早日问世，为了方便组织人手抄写，所以才将雷锋的日记拆开。
    但这一说法其实很牵强，因为雷锋的日记总共有10多本，而每一本的字数其实并不多。只要一人负责抄写一本，几天就能搞定。
    很明显，对日记的篡改就是那个时侯发生的。董祖修只是摆在台面上的人，真正动手的其实是沈阳军区政治部。
    正因为如此，所以雷锋的日记，还有后来出版的《雷锋日记》，其可信度都是非常可疑的！
    可能有人要说，雷锋做了好事居然还要留名，这其实就很不好。
    但事情不能这样看待。请问，做好事为什么就不能留名了？相反，我认为做好事就是要留名。要理直气壮，要天经地义！
    其实，请大家想一想，中共为什么宣传做好事不留名？
    我这里先讲一个80年代中共拍摄的电影。片名记不得了，但还记得故事的大意：一个富有的海外华侨，由于得了绝症（癌症），又没有儿子，所以就把大部分财产捐献给了中共。
    但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虽然没有儿子，但有一个女儿啊。那个富有的华侨脑子让驴踢了，才会不把财产全部给自己的女儿，反而是把大部分捐献给了中共！
    当年看的时候，我年龄还小，但就是觉得很古怪。多年以后再回忆，就只有一个感受：中共非常贪婪！
    我若是归国的海外华侨，一定把钱袋捂得紧紧的。
    中共宣传做好事不留名，其实也是源于贪婪：如果你为我做了好事，我回报了不划算，不回报则又在道义上说不通。但如果你做好事却不留名，那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其实也是中共鼓励大家无私奉献的一个变种。说穿了，中共其实非常非常爱占便宜，非常贪婪！
    所以，不能中共宣传什么就信什么。有那工夫去听中共的宣传，还不如用用VPN！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做好事，雷锋的名气绝对不可能有后来那么大。
    对中共来说，再如何占便宜，个人的能力有限，因此实际能占到的便宜通常也有限。当然，富裕的海外华侨除外。所以总体而言，做好事对中共来说只能算是“小道”。自然，对雷锋来说，做好事也仅仅只是提干的“敲门砖”。
    那么“大道”是什么呢？那就是政治上的表率作用。比如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啊，比如做听党的话的好战士等等。
    这些“大道”在现今社会固然让人感觉很假，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没有人敢说什么。
    而最关键的是，要是只有“小道”而没有“大道”，雷锋虽然也可能提干，但概率却要小不少。而一旦不能提干，大恐怖必将变成现实！
    所以在积极做好事的基础之上，雷锋更是积极地扮演“毛主席的战士”，扮演“听党的话的好战士”！
    为什么我要说“扮演”呢？
    雷锋是个好人，是个三观很正的人。三观很正的人必然会对中共做的某些事情有看法。
    而雷锋还是个懂得变通的人，这就说明他脑子灵，很难被人忽悠。
    三观正，脑子灵，再遭遇恋人被领导抢走，而自己还挨整，请问，雷锋怎么可能对当时的社会没有看法呢？
    只不过现实需求压倒一切。为了摆脱大恐怖，雷锋不得不融入规则，利用规则，以达到提干的目的。所以他只能扮演“毛主席的好战士”，扮演“听党的话的好战士”。
    其实，他一点也不想那样做，只是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那样做而已。
    应当说，雷锋做得很成功。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前途一片光明，眼看着就能提干了。然而，突发的一场事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一个好人，就这样没了。太可惜了！
    而颇为讽刺的是，到了现在，“大道”行不通了，甚至连“小道”也没戏了。
    由于毛泽东发动了无数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以现在他的名声摔了，成为了一地的碎片。毛泽东的名声摔了，自然“毛主席的好战士”就不受待见了。
    然后是1989年北京城里的枪声。于是，“听党的话的好战士”也不受待见了。
    “大道”崩溃，然后就剩“小道”，那就是做好事。
    但姑且不说雷锋当年拼命做好事其实就是为了提干。就算不是，那又如何？社会自有其运行规律，硬要求大家做好事其实并不现实。
    西方有句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逐渐恢复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就恢复了正常，自然就没多少人学雷锋，做好事了。
    我不是反对做好事，而是说，不能要求别人做好事。做与不做，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
    实际上，后来的学雷锋做好事就完全沦为了走形式：3月5日那天，很多人就组队四处乱窜，跑孤寡老人、困难户那里去做好事。一波一波又一波，搞得别人不胜起烦，偏又不好发作。等3月5日一过，人影子都看不到！
    那么，雷锋精神是不是已经完蛋了呢？
    中共宣扬的那个，很显然是已经完蛋了。
    但我认为，雷锋有一点还是非常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正三观，做好人！

    总体来说，雷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开始于在弓长岭铁矿的一段恋情。由于中共的“分老婆”政策，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夺走了雷锋的恋人，并恶整雷锋。而在弓长岭铁矿宣传部长的帮助下，雷锋成功参军，避开了书记的恶整。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中共的兵役制度，雷锋将来还会回到弓长岭铁矿。为了避免将来回到弓长岭铁矿，为了避免将来遭到书记的长期恶整，雷锋不得不努力往上爬。而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快速往上爬的手段就不是告密或整人，而是拼命做好事和扮演“毛主席的好战士”与扮演“听党的话的好战士”。雷锋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但就在这个当口，一场事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雷锋本质上就是共产专制主义的受害者。但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既没积极告密或整人，也没有驾驶汽车疯狂冲向人群，更没有手持利刃杀向幼儿院，而是拼命地做好事。这，就是真实的雷锋！

                                                  穿越时空的凝视
                                                  2025年06月23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