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伊朗抗议的一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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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第一个夜晚，伊朗抗议者的怒火在持续燃烧。在伊朗的库赫达什特，巴赫曼广场起火，抗议活动席卷全城。在阿兹那，警察局被抗议者纵火，局势愈发紧张失控。在伊拉姆和卡瓦尔，抗议者涌上街头，撕毁、焚烧哈梅内伊政权的每一块标志。

当然，如果足够留意伊朗的新闻，你就会发现：伊朗街头的抗议不是一次突然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种长期的经济社会塌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人口8981万人，比2010年增长16%；GDP 4369亿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10.3%；人均GDP 4865美元，比2010年下降22.7%。世界银行预测，即便不考虑货币贬值，伊朗2025年的经济也将萎缩1.7%。目前伊朗约3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2800万人营养摄入不足，这个数字已经回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的水平。

所以过去一年，伊朗多地反复出现罢工和抗议。起因往往非常具体，例如工资拖欠、补贴缩水、燃料电价上涨、食品价格完全失控。2024年以来，基础食品价格多次出现单月两位数增长，肉类、食用油、乳制品都能成为普通家庭的奢侈品。不少地方的教师、钢铁工人、石化工人、港口装卸工先后停工抗议，运输司机和小商贩也开始公开抱怨政策环境。这些人群在伊朗社会中原本并不激进，他们不写宣言也不谈宏大叙事，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收入还能不能支撑自己生活下去？这正是这次问题的严重之处——抗议不再集中于精英或知识分子圈层，而是蔓延到生产和流通环节。一旦这些环节出现持续性不稳定，整个国家甚至将无法正常运转。

回顾过去，伊朗政权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2009年的“绿色革命”、2022年因头巾问题引发的示威，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冲突，参与者以学生、城市中产和知识分子为主，诉求集中在个人权利、文化自由和政治表达。这类运动政权通常可以通过高压分化和时间来应对。但这一次的性质明显不同，现在站出来的人焦点不是争论价值观，而是在计算生活的成本。过去是“你信什么”，现在是“你还能不能活”。工人、基层职员、退休人员和商人对意识形态的容忍度远高于对贫困的容忍度。当抗议从“我不认同”变成“我活不下去”，神权政治最核心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动摇。因为神权可以要求忍耐和服从，却很难解释为什么一辈子的辛苦储蓄会在几年之内化为乌有。

伊朗经济的崩塌常被简单归因于外部的制裁。例如伊朗官方电视台称，伊朗民众遭受长期的国际制裁，由于制裁，石油出口从每天250万桶骤降到不足35万桶，虽然后来通过灰色渠道回升到130至160万桶，但依旧不到制裁前的一半，导致伊朗财政收入直接腰斩。由于伊朗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占财政收入六成，一旦石油收入萎缩，整个国家机器就难以运转；而大量生活必需品又得靠进口，货币一贬值物价就飞涨。

但制裁只能说是一部分原因，无法完全解释伊朗这种完全的失控。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权力与经济的高度捆绑。例如伊朗知识分子们就指控，伊朗革命卫队长期控制伊朗的经济命脉，并将这些从伊朗民众身上搜刮的钱财用于培植中东极端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武装、也门的胡塞武装等。他们通过暗箱操作，一部分存入私人的海外账户，一部分成为这些极端武装组织反美反以色列的活动资金，但他们却完全忽视了国内百姓的基本生活。这才是伊朗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

伊朗人的这些看法并非没有根据。比如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全国40%到50%的经济活动，旗下最大工程财团有13.5万名员工、八百多家子公司，项目总额高达五百亿美元，相当于全国GDP的12%。伊朗境内的所有能源都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而革命卫队直属最高领袖控制，革命卫队负责人的政治地位甚至高于伊朗总统。伊朗的政府财政因此长期承压，却又无法真正触及这些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革命卫队本身也在被掏空。过去几年，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影子战争持续升级，无论是在叙利亚、黎巴嫩还是伊朗境内，多名革命卫队高层指挥官、情报与技术骨干被定点清除。这些人并非象征性人物，而是长期在实战组织和资源调配中已经形成威望的中间层。他们的消失直接造成了指挥链和信任链的断裂。新补上来的往往不是原体系内自然成长的接班人，而是过去处在边缘位置、依赖“混资历”的官员。这种人对哈梅内伊的忠诚更多是制度性的、机会性的，而不是生死与共的。他们更关心如何自保，而不是为这个体系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的基层成员本身也生活在通胀之中。很多巴斯基成员并非职业军人，而是兼职，靠补贴、编制优势和社会资源维持家庭生计。当里亚尔暴跌、物价失控，这些补贴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他们的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强力机器开始出现明显的“出工不出力”现象，维稳成本上升，执行意愿下降。形式上的忠诚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高强度的实际行动。神权集团赖以生存的安全基础，在经济崩溃面前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坚固。

当政府无力触动权力结构，收入无法覆盖支出，加税又会引发社会反弹。所以伊朗政府无奈选择了一个隐蔽但也极具破坏性的办法：大量印钞。2025年初的时候，伊朗的八十万里亚尔还可以兑换一美元，等到了年底就得140万里亚尔兑换一美元了。也就是说，伊朗人年初存的钱，到了年末就仅剩六成。但是美元这一年也是贬值的，要是相对欧元、人民币等，伊朗群众的财富一年能缩水一半。当货币失去信用，市场就会转向投机和囤积，进一步推高物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贫穷，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持续侵蚀。

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目前已86岁高龄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仅身体状况不佳，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原本最有可能的继任者——伊朗前总统莱希去年因直升机坠毁而遇难。莱希是哈梅内伊的接班人，他死了，那谁又是莱希的接班人呢？问题就出在这，谁也没想到莱希会出意外，所以根本没有来得及培养。接班顺序被完全打乱，这时候有两股势力冒了出来：一股是伊朗的精英阶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革派；而另外一股则是以伊朗革命卫队为代表的神权派。两方人马都想要争夺总统宝座。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是改革派的佩泽希齐扬成为了伊朗的新总统。

佩泽希齐扬上台之后，在政治上他一心想着要“迁都”，打算将首都从德黑兰迁至南部沿海地区。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德黑兰的生存情况急剧恶化，正在遭遇一场持续六年的旱灾，这是伊朗过去六十年来最严峻的水位期；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打破旧秩序，摆脱神权和革命卫队的控制。迁到新都之后，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另外这样做还可以发展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示好，希望他们可以放弃对伊朗的制裁。

在伊朗，“改革派”其实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亲美派”。但伊朗亲美派最大的敌人反而来自于美国，主要就是由于美国两党对待伊朗态度的截然不同。共和党敌视伊朗，民主党敌视俄罗斯。所以在奥巴马任期里，才会跟伊朗达成伊核协议，让伊朗亲美派进入高光时刻。但是川普上台后，在2018年直接撕毁了伊核协议，导致美伊关系再次陷入谷底。力推跟美国谈判的鲁哈尼也因此声望大减，特别是2020年1月，川普悍然下令把伊朗苏莱曼尼炸死，直接导致鲁哈尼边缘化，换上了强硬保守派莱希。而莱希死后，选出佩泽希齐扬原本是为了推动美伊和解，结果迎来的却是川普的再次上任——这是所有伊朗亲美派的噩梦。

所以现在伊朗的各个阶层都非常地不满。伊朗的强硬派觉得现任政府太软弱了，正是因为对西方的妥协才让伊朗陷入困局，应该强硬反击，把失去的都打回来；而改革派认为那些强硬派、神权派才是罪魁祸首，这些人把持经济命脉、掏空国家。至于剩下的人，他们本来是保持中立的，可现在经济这么差，甚至活不下去了，自然也是坐不住。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一种近乎完全失控的状态。

伊朗一些抗议者甚至开始喊出“伊斯兰共和国必死”这样的政治性口号，甚至有人公开呼吁流亡海外的王储礼萨·巴列维回国。这说明很多人的愤怒已经不只是针对物价和汇率，而是对伊朗的整个神权体制产生了根本性质疑。伊朗并非是一个没有历史纵深的国家，恰恰相反，它的历史记忆异常深厚。在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之前，伊朗首先是波斯。波斯帝国曾建立高度成熟的行政体系和税收制度，强调法律秩序和世俗治理。即便在伊斯兰化之后，波斯人依然保留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波斯语诗歌和历史叙事始终没有被完全宗教化。从这个角度看，神权政治并不是伊朗文明的起点，而是一段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并非不可动摇的传统。

伊朗未来会走向哪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一个政权在经济上持续失血，连内部安全体系也开始松动时，他所面对的危机将不再是一个可以靠时间化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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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基本盘是不是跟你支一样都是B站年轻人？
可惜伊朗文宣部门不够优秀
像你支一样整点什么斩杀线的支那语致幻剂 应该还是非常有效的可以让大多数猪狗牛羊继续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