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国事遗书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中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因为军事上的溃败退守重庆，汪精卫在亡国时刻大厦将倾之时离开重庆，几经辗转抵达上海，最后在南京和日本人合作，在沦陷区成立临时政府。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进展不利，显露败象，而汪精卫本人由于疾病困扰，在自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在临死前留下了这封相当于自白书的遗书，同时嘱咐亲信，希望在二十年以后再选择较好时机予以公开发表。
其原文如下：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XX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X日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如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憍，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呜(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如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挢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叁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弭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因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以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努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笔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浚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着。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今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总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主张及最后之心倩，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参考资料：《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金雄白著
其原文如下：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XX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X日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如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憍，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呜(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如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挢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叁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弭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因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以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努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笔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浚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着。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今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总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主张及最后之心倩，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参考资料：《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金雄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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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一日不被正名爲國父，支那就一日仍未被光復。
汪精衛是個偉人，曲綫救國，不能以漢奸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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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沦陷区的汪精卫政权，孙中山遗留的最大政治负资产
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虽然在很多场合很多人那里已经是盖棺定论过了，比如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深的人物，像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大伙儿的评价也都趋向于一致，但是只有汪精卫，不仅众说纷纭，而且资料也有限。身处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甚至身不由己的年代里，又做出了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国民党共产党两方的人除了照例给他扣上一顶难听的帽子之外，也差不多都尽量回避进一步的发掘。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单从金雄白所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来看，那么汪精卫不仅不是什么大汉奸，反而是为中国谋出路的盖世英雄。金雄白的书写风格是平实的，没有挟带多少的意识形态偏见，原因不外乎是他自己也参加过汪政权，和汪精卫的心腹周佛海关系密切，所以抗战胜利以后被清算，免不了也被扣上汉奸的大帽子。这反而是一种优势，正是因为在个人毁誉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受巨大的屈辱，在主流价值观上为自己辩护既然注定会失败，那么为自己辩解的最好方式是将所有的事实和盘托出。从这个方面来讲，金雄白可以说是做的相当出色。如果以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衡量的尺度，《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的叙述风格比较接近《金瓶梅》，作者丝毫不掩饰，各方人物在权力场的追逐游戏中所显露出来的真实面目，贴着人的视角来审视权力场漩涡所飞溅而出的种种泡沫，这对于理解民国近代史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价值。
汪精卫在沦陷区组建临时政府的动机是为了和日本人求和，但是求和并不是只有汪精卫一个人这么考虑，当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以后，在日军巨大的军事和武器优势面前，国民政府内部普遍对抗战持悲观态度，即使是蒋介石本人，在整个抗战时期，也通过多方渠道向日本人表达求和意愿。只是蒋介石方面和日本人之间总是谈判不成功，这里有很多原因，像是双方的决策核心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的渠道，通讯不畅，导致谈判迁延时日，而战场上又是风云变化，形势不等人。更加致命的一点，随着日军在大陆的节节胜利，日本军部的势力抬头，又开始架空文官政府，日本方面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谈判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精卫经高宗武陶希圣等人游说以后，也逐渐接受了对日本求和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求得对日本和平谈判。一开始，汪精卫只是想离开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先到达越南河内（当时是法国人的殖民地），以自由之身发表对日本求和的意愿（重庆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还是保持抗日的高调），然后再远赴欧洲。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高朗街的住宅区发生的行刺案件导致他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汪曾两家的关系不一般）不治身亡，由于这件事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悲愤交加之下，汪精卫临时改变行程，决定亲身进入日本人的占领区，以跳火坑的精神在沦陷区内组建临时政府以求得中日之间的和平。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越南的刺杀事件是国民政府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的亲信）一手安排的。但是整个河内刺杀案件疑点重重，金雄白提出过，以戴笠特务工作的老练，不至于失手，所以到底是不是有意为之呢？而且寄住在河内的汪精卫一群人也没有什么护卫，汪精卫也不相信重庆方面会对他本人采取不利行动，所以在防卫如此松弛的情况下，而处心积虑倾巢出动的军统特务偏偏没有得手，这实在过于蹊跷。只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方面只是想给汪精卫一个警告而已，并不是真的想取他本人的性命。再者，汪精卫和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内的双巨头，地位和影响力非同反响，投鼠忌器，也实在没有理由痛下杀手。两人虽然在某些具体政见上有所不同，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汪精卫对蒋介石多少还是服气和尊敬的。只是从蒋介石方面来说，对日本主持和平的计划应当置于他本人的亲自掌控之下，所以即使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亲自出马，也不可以过份地违反自己的意志，所以他觉得汪精卫的政治活动空间太过于自由，于是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金雄白还提到一点，重庆方面遍布特务人员，到处都是蒋介石的眼线，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过程却是异常顺利，提前两个星期订飞机票，而专门给他放行的机场工作人员事后也没有收到处罚。中途在云南昆明转机，和“云南王”龙云有过交谈，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洽谈也很顺利。汪精卫也不是一个人出来的，除了曾仲鸣，夫人陈璧君，还有厨师，司机等，出走之前还特地询问过，如果不愿意跟随的可以自行去留不会勉强，人多口杂，又是从四川重庆到越南河内的长途行程，所以蒋介石方面实在有太多机会可以阻止汪精卫。
促成汪精卫决然深入虎穴以近距离接触日本人以求得和平的动机，其中有一点，他充分考虑到了苏俄支持的共产党给中日战争投下的阴影。由于汪精卫曾经遵循过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的政治遗产，所以和共产党人有过一段接触，逐渐察觉到苏俄图谋中国的野心，于是扬弃了”联俄容共“的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的“中共的策略秘密”一书被发觉，其大致内容是，“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但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
以上这段“中共的策略秘密”的内容和中共以后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非常契合的，作实了苏俄时期的共产党就是一群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群体。但是蹊跷的地方在于，最爱国的汪精卫集团被无情地清算了，而汉奸群体最终坐稳了江山，所以，如何理解民国这一段历史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跳出一般的主流价值观的尺度，尝试还原它一个更接近实情的图像。
汪精卫抵达沦陷区以后着手组建政权，当时围绕在汪精卫身边的亲信只有，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陈璧君，梅思平等寥寥数人，虽然有日本人的支持，但是整个政权相当于还是从零开始建设。首要的是人事方面，《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作者金雄白借着和周佛海的关系，和他人合作，在公共租界威海路租赁了一层公寓，挂起“艺文研究社”的牌子，开始招兵买马。然后招聘过程也是非常随意，据金雄白自己透露，招人流程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没有对应聘者做任何的背景调查。那么理所应当的，从人事安排上，政权内部就混入了军统特工人员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像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地道的军统分子，程克祥后来被安排在周佛海的身边工作，朝夕作为重庆方面的眼线监视周佛海的一举一动。周佛海的左膀右臂除了金雄白之外，还有罗君强，此人非常热衷于权力斗争。他向周佛海建言，以义结金兰的形式，成立十人组织，将来把这十个人安排到十个部门的次长，这样每一个部门都有耳目。周佛海过去就是军统和cc（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负责的团体）的负责人，习惯于搞小团体，自然答应了。
不管汪精卫等人怀着怎么的信念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实际的权力制度搭建过程就严重违背了三民主义中民权的内容。如果说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权力制度建设有其历史上的特殊性的话，那么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从零开始建设的权力制度还是走的创党时期的老路，就明显是在浪费绝好的宪政落地的机会了。汪精卫集团正式还都南京以后，由周佛海（汪精卫同意的前提下）任命各级县市负责人，日本人也往往在关键的职位上干预人事任免。所以，汪政权还是没有脱离威权政体的模板，那么自然地，政权的行为模式和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日本人的枪刺威胁下，沦陷区实现县级市级层面的选举可不可行？日本人尤其是驻扎在大陆东南地区的军事部门有没有充分的动机支持沦陷区的宪政理想落地？如果可行，那么以议会选举的形式推选出省市县级别的领导人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即使是中央部委，由于人选也是在选举的大框架下，那么就可以避免小圈子政治里常见的黑箱操作等问题，同时将沦陷区各地的优秀政治人才源源不断地送到汪精卫等人的面前，一举解决了政权运作初期人手不足的问题。所以汪精卫虽然以跳火坑的精神深入日本势力的腹地，但其实他是可以在深入敌人腹地的前提下为自己创造保全政治声誉的机会。如果沦陷区的政权是当地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那么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法不责众的原因，胜利方就不好再把汉奸这顶大帽子扣在汪精卫头上了。又由于，既然是选举政治，那么伴随着的必定是开放的信息和言论自由，那么在聚光灯下，那些伪装成被选举人的重庆或者延安特务大概率会在中途被曝光，原形毕露。大伙儿都明白，像共产党或者重庆国民政府之所以特别依赖特务治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的政体是高度集权所导致的，黑箱政治成为其常态，所以就特别倚重隐匿在黑暗阴影中的特务组织。但是从汪精卫政权前前后后运行的四五年时间里，在他们内部心照不宣的共识是保持对蒋介石本人的忠诚（汪精卫因病去世以后更加明显），这不是很不正常吗？如果他们爱国的形式需要通过向某一个威权领导人来表达，这不是又走回了皇权官僚体制下对皇帝或者权臣忠诚的老路了吗？既然他们身在沦陷区，那么表达爱国之情最好的方法是还政于民。
当然，从结果上来看，汪精卫政权还是履行了他们最开始许下的很多政治诺言，比如，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作为日本人和重庆国民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汪精卫政权虽然名义上握有六十万军队，但是始终没有和重庆方面发生军事冲突。而且当时重庆方面派了相当多的特工人员潜伏在沦陷区，其中有不少人暴露被捕，事后也都是汪政权内部的周佛海等人和日本宪兵交涉，加以挽救。沦陷区政府除了维持秩序以外，和日本方面也是尽力周旋，为日本人搜刮当地物资制造重重障碍，同时坚持拒绝日本方面要从当地征兵的要求。随着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沦陷区政府的地位开始上升，使得日本方面也不敢小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汪精卫政权首次在国民政府内部通过了宪法，这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誉。如果撇去宪政理想难产的理由，那么以金雄白的看法，他认为汪精卫政权最大的败笔就是过份相信了重庆方面的甜言蜜语，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听从重庆方面的所有指示，导致了事后被出卖的悲惨结局。汪精卫政权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重庆政府之外另外组建了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威权政府，该政府所直接管辖的人口和可以征收的物资要超过重庆国民政府。他们还以为自身和重庆方面有着藕断丝连的亲缘关系。两者在权力结构上事实上已经处于并列竞争的局面，但是他们还是一厢情愿地把蒋介石当作他们的最高领袖。这就不能不说是党国体制（军政训政宪政中的训政阶段）给他们刻下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点又反映出，权力制度确实能塑造人的权力价值观，虽然有时候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重庆国民政府派出大批人员进入沦陷区接收，而抢先一步进行接收任务的，则是一批潜伏在沦陷区当地的特工人员。他们拉起一张虎皮，到处耀武扬威，看到哪里的住宅好，谁手里的票子多，就向哪里下手。名为肃奸，实则形同抢劫。接收过程既然无法可依，那么沦陷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以此搞得沦陷区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其实整个接收的过程就大致上将国民政府的败亡症结显露无疑，下一个总的结论，就是国民政府行事没有法治，甚至是蒋介石本人带头破坏法治。如果以现在民主国家的实践来看，是否选举倒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可以认为选举只是实现民主的手段，它的最大的价值还是为了推动对权力的监督，从而保障法治的顺利运行。
蒋介石等那一代民国人物，虽然他们身体进入了现代化，但是他们的政治头脑还是停留在三国时期的那一套小团体政治，这套政治想法总是脱离不开明君强臣，亲信政治。蒋介石虽然自称是理学信徒，但是理学是讲究浩然之气的，那么他这么地倚重一种见不得人的特务手段来巩固权力不是和理学原则相冲突的吗？理学虽然并没有提供一套现成的政治运行理论，但是它的理论也没有阻止信徒们向外界求索未知的部分。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养育个人气节，但是如何让美好的理念落地的实践技术则是不甚了了，如此，到最后恐怕还是难免会白忙一场吧。
还有一点，金雄白也特别提出过的，就是沦陷区里帮助汪精卫组建政权的关键人物，像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此之前和汪精卫没有多深的渊源，他们基本都是蒋介石派系的人马。汪精卫的亲信除了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外，在高宗武陶希圣叛离以后，陈公博才姗姗来迟，以私人友谊朋友的身份来协助汪精卫。汪政权前前后后四五年时间里，始终和重庆方面的电报联系络绎不绝。蒋介石从始至终都在操控全局，等到日本投降之后，再把汪政权里的昔日旧部一个个送进了监狱里，严刑峻法伺候（负责联络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幸坠机身死），把双方的关系甩得干干净净。因此作为亲历者的金雄白为他们也为自己叫屈。如果沦陷区的伪员需要被严厉清算，那么为什么满洲地区的伪员则是轻轻放过呢？不解的地方还在于，满洲地区还留有日本人精心训练的十万人左右的军队，为什么听信共产党鼓动惩治汉奸的谣言，不去接收这批军队，导致了这批装备精良的满洲军队被中共林彪部队收入囊中？国府在沦陷区制造的肃杀汉奸的运动直接逼反了苏北的吴化文部队投靠中共，吴化文部队后来参加了对济南的围攻，生擒了国民政府悍将王耀武。金雄白进而以事后眼光来总结，国府明明在对日战争中是惨胜，胜利以后却骄傲自满，追求逸乐，所以才会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士气溃败，没有了决战的意志（即使共产党方面接收了满洲军队和苏联的部分支援，但是装备了美式武器的国民革命军在军事武器上是不逊色于共产党军队的）。
国民党的党父孙中山留下的最大的负面政治遗产是那一套”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理论，它就像是一副紧箍咒一样，紧紧套在他的追随者们头上，使得他们总是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孙中山革命团体聚首在广东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大元帅府机构，从名字上来看，这应该就是军政的意思，也就是军政府。孙中山去世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继承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两人并列为国民党的双巨头。蒋介石掌握了军队的权力，而汪精卫则是主导了党政事务。所以，如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来划分，那么蒋介石应该走的还是军政道路，而汪精卫走的是训政道路。从两人最后的结果来看的话，他们都没有走出那临门一脚的勇气，就是迈入最终的宪政阶段。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虽然有时候会讥讽他的部下是军阀思想，但是以他习惯于以理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信徒自居的人，他有没有考虑过，其实他比军阀稍微多一点的仅仅只是训政的形式？所以回到“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理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合时宜的部分究竟在哪里呢？当这三个词语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形式上就完全割裂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革命者开始的时候要以武力开拓出一片政治生存活动空间，这看起来似乎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军事手段一定和宪政是矛盾的吗？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面积一开始也只是临近大西洋的那一片而已，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除了全民性的“西进运动“，还有和周边的各个强权争夺土地，有通过武力的，也有通过购买的，然后才有了现在横跨两大洋的广袤领土。所以军争和是否宪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宪政条件下也可以军争，只要元首所属的政党能够说服选民支持即可。如果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军政训政的权力制度都是金字塔形的权力网状结构，所以从军政向训政转型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宪政体制下的权力制度是三权分立，权力结构明显复杂很多，而且国会议员又是全民选举产生，所以每一个国会议员所代表的权力节点身后都有一群支持他的选民，所以单纯从国会权力和民众的关系来看，两者是倒梯形的权力形状，上边是选民，底边是议员（和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类似，处于上边的部分意味是权力的来源）。再由国会里面产生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所以宪政体制下，不仅权力关系更复杂，而且也不是一次性的权力分配，它是衔接的两个层级的权力体系。第一层是产生权力代表，第二层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专门权力任务的部门，也就是行政和司法。所以，军政往训政方向转型是容易的，但是要再次走向宪政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军政训政的经验不仅不管用，而且从实践来看，军政训政越成功，宪政就越难产，两者根本上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的。我不清楚的还有一点，为什么孙中山要以训政来命名第二个阶段呢？训，训导，训斥，当使用的训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比如在汪精卫离开重庆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好在给全体中央委员训话，只有他可以教训别人，而别人只有乖乖听从的份儿。训政这个词语倒是恰当的反映了党国体制下塑造威权领袖的过程，全过程训话，就是训政。又由于处于训政阶段的国民政府内部权力运作倚重于小团体政治，所以内部派系纷争，互相倾轧，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是大搞特务政治，以特务手段打击敌对派系从而巩固权力。那么就属于是连锁反应了。
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虽然在很多场合很多人那里已经是盖棺定论过了，比如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深的人物，像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大伙儿的评价也都趋向于一致，但是只有汪精卫，不仅众说纷纭，而且资料也有限。身处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甚至身不由己的年代里，又做出了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国民党共产党两方的人除了照例给他扣上一顶难听的帽子之外，也差不多都尽量回避进一步的发掘。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单从金雄白所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来看，那么汪精卫不仅不是什么大汉奸，反而是为中国谋出路的盖世英雄。金雄白的书写风格是平实的，没有挟带多少的意识形态偏见，原因不外乎是他自己也参加过汪政权，和汪精卫的心腹周佛海关系密切，所以抗战胜利以后被清算，免不了也被扣上汉奸的大帽子。这反而是一种优势，正是因为在个人毁誉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受巨大的屈辱，在主流价值观上为自己辩护既然注定会失败，那么为自己辩解的最好方式是将所有的事实和盘托出。从这个方面来讲，金雄白可以说是做的相当出色。如果以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衡量的尺度，《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的叙述风格比较接近《金瓶梅》，作者丝毫不掩饰，各方人物在权力场的追逐游戏中所显露出来的真实面目，贴着人的视角来审视权力场漩涡所飞溅而出的种种泡沫，这对于理解民国近代史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价值。
汪精卫在沦陷区组建临时政府的动机是为了和日本人求和，但是求和并不是只有汪精卫一个人这么考虑，当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以后，在日军巨大的军事和武器优势面前，国民政府内部普遍对抗战持悲观态度，即使是蒋介石本人，在整个抗战时期，也通过多方渠道向日本人表达求和意愿。只是蒋介石方面和日本人之间总是谈判不成功，这里有很多原因，像是双方的决策核心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的渠道，通讯不畅，导致谈判迁延时日，而战场上又是风云变化，形势不等人。更加致命的一点，随着日军在大陆的节节胜利，日本军部的势力抬头，又开始架空文官政府，日本方面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谈判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精卫经高宗武陶希圣等人游说以后，也逐渐接受了对日本求和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求得对日本和平谈判。一开始，汪精卫只是想离开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先到达越南河内（当时是法国人的殖民地），以自由之身发表对日本求和的意愿（重庆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还是保持抗日的高调），然后再远赴欧洲。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高朗街的住宅区发生的行刺案件导致他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汪曾两家的关系不一般）不治身亡，由于这件事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悲愤交加之下，汪精卫临时改变行程，决定亲身进入日本人的占领区，以跳火坑的精神在沦陷区内组建临时政府以求得中日之间的和平。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越南的刺杀事件是国民政府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的亲信）一手安排的。但是整个河内刺杀案件疑点重重，金雄白提出过，以戴笠特务工作的老练，不至于失手，所以到底是不是有意为之呢？而且寄住在河内的汪精卫一群人也没有什么护卫，汪精卫也不相信重庆方面会对他本人采取不利行动，所以在防卫如此松弛的情况下，而处心积虑倾巢出动的军统特务偏偏没有得手，这实在过于蹊跷。只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方面只是想给汪精卫一个警告而已，并不是真的想取他本人的性命。再者，汪精卫和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内的双巨头，地位和影响力非同反响，投鼠忌器，也实在没有理由痛下杀手。两人虽然在某些具体政见上有所不同，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汪精卫对蒋介石多少还是服气和尊敬的。只是从蒋介石方面来说，对日本主持和平的计划应当置于他本人的亲自掌控之下，所以即使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亲自出马，也不可以过份地违反自己的意志，所以他觉得汪精卫的政治活动空间太过于自由，于是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金雄白还提到一点，重庆方面遍布特务人员，到处都是蒋介石的眼线，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过程却是异常顺利，提前两个星期订飞机票，而专门给他放行的机场工作人员事后也没有收到处罚。中途在云南昆明转机，和“云南王”龙云有过交谈，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洽谈也很顺利。汪精卫也不是一个人出来的，除了曾仲鸣，夫人陈璧君，还有厨师，司机等，出走之前还特地询问过，如果不愿意跟随的可以自行去留不会勉强，人多口杂，又是从四川重庆到越南河内的长途行程，所以蒋介石方面实在有太多机会可以阻止汪精卫。
促成汪精卫决然深入虎穴以近距离接触日本人以求得和平的动机，其中有一点，他充分考虑到了苏俄支持的共产党给中日战争投下的阴影。由于汪精卫曾经遵循过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的政治遗产，所以和共产党人有过一段接触，逐渐察觉到苏俄图谋中国的野心，于是扬弃了”联俄容共“的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的“中共的策略秘密”一书被发觉，其大致内容是，“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但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
以上这段“中共的策略秘密”的内容和中共以后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非常契合的，作实了苏俄时期的共产党就是一群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群体。但是蹊跷的地方在于，最爱国的汪精卫集团被无情地清算了，而汉奸群体最终坐稳了江山，所以，如何理解民国这一段历史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跳出一般的主流价值观的尺度，尝试还原它一个更接近实情的图像。
汪精卫抵达沦陷区以后着手组建政权，当时围绕在汪精卫身边的亲信只有，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陈璧君，梅思平等寥寥数人，虽然有日本人的支持，但是整个政权相当于还是从零开始建设。首要的是人事方面，《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作者金雄白借着和周佛海的关系，和他人合作，在公共租界威海路租赁了一层公寓，挂起“艺文研究社”的牌子，开始招兵买马。然后招聘过程也是非常随意，据金雄白自己透露，招人流程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没有对应聘者做任何的背景调查。那么理所应当的，从人事安排上，政权内部就混入了军统特工人员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像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地道的军统分子，程克祥后来被安排在周佛海的身边工作，朝夕作为重庆方面的眼线监视周佛海的一举一动。周佛海的左膀右臂除了金雄白之外，还有罗君强，此人非常热衷于权力斗争。他向周佛海建言，以义结金兰的形式，成立十人组织，将来把这十个人安排到十个部门的次长，这样每一个部门都有耳目。周佛海过去就是军统和cc（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负责的团体）的负责人，习惯于搞小团体，自然答应了。
不管汪精卫等人怀着怎么的信念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实际的权力制度搭建过程就严重违背了三民主义中民权的内容。如果说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权力制度建设有其历史上的特殊性的话，那么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从零开始建设的权力制度还是走的创党时期的老路，就明显是在浪费绝好的宪政落地的机会了。汪精卫集团正式还都南京以后，由周佛海（汪精卫同意的前提下）任命各级县市负责人，日本人也往往在关键的职位上干预人事任免。所以，汪政权还是没有脱离威权政体的模板，那么自然地，政权的行为模式和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日本人的枪刺威胁下，沦陷区实现县级市级层面的选举可不可行？日本人尤其是驻扎在大陆东南地区的军事部门有没有充分的动机支持沦陷区的宪政理想落地？如果可行，那么以议会选举的形式推选出省市县级别的领导人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即使是中央部委，由于人选也是在选举的大框架下，那么就可以避免小圈子政治里常见的黑箱操作等问题，同时将沦陷区各地的优秀政治人才源源不断地送到汪精卫等人的面前，一举解决了政权运作初期人手不足的问题。所以汪精卫虽然以跳火坑的精神深入日本势力的腹地，但其实他是可以在深入敌人腹地的前提下为自己创造保全政治声誉的机会。如果沦陷区的政权是当地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那么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法不责众的原因，胜利方就不好再把汉奸这顶大帽子扣在汪精卫头上了。又由于，既然是选举政治，那么伴随着的必定是开放的信息和言论自由，那么在聚光灯下，那些伪装成被选举人的重庆或者延安特务大概率会在中途被曝光，原形毕露。大伙儿都明白，像共产党或者重庆国民政府之所以特别依赖特务治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的政体是高度集权所导致的，黑箱政治成为其常态，所以就特别倚重隐匿在黑暗阴影中的特务组织。但是从汪精卫政权前前后后运行的四五年时间里，在他们内部心照不宣的共识是保持对蒋介石本人的忠诚（汪精卫因病去世以后更加明显），这不是很不正常吗？如果他们爱国的形式需要通过向某一个威权领导人来表达，这不是又走回了皇权官僚体制下对皇帝或者权臣忠诚的老路了吗？既然他们身在沦陷区，那么表达爱国之情最好的方法是还政于民。
当然，从结果上来看，汪精卫政权还是履行了他们最开始许下的很多政治诺言，比如，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作为日本人和重庆国民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汪精卫政权虽然名义上握有六十万军队，但是始终没有和重庆方面发生军事冲突。而且当时重庆方面派了相当多的特工人员潜伏在沦陷区，其中有不少人暴露被捕，事后也都是汪政权内部的周佛海等人和日本宪兵交涉，加以挽救。沦陷区政府除了维持秩序以外，和日本方面也是尽力周旋，为日本人搜刮当地物资制造重重障碍，同时坚持拒绝日本方面要从当地征兵的要求。随着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沦陷区政府的地位开始上升，使得日本方面也不敢小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汪精卫政权首次在国民政府内部通过了宪法，这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誉。如果撇去宪政理想难产的理由，那么以金雄白的看法，他认为汪精卫政权最大的败笔就是过份相信了重庆方面的甜言蜜语，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听从重庆方面的所有指示，导致了事后被出卖的悲惨结局。汪精卫政权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重庆政府之外另外组建了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威权政府，该政府所直接管辖的人口和可以征收的物资要超过重庆国民政府。他们还以为自身和重庆方面有着藕断丝连的亲缘关系。两者在权力结构上事实上已经处于并列竞争的局面，但是他们还是一厢情愿地把蒋介石当作他们的最高领袖。这就不能不说是党国体制（军政训政宪政中的训政阶段）给他们刻下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点又反映出，权力制度确实能塑造人的权力价值观，虽然有时候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重庆国民政府派出大批人员进入沦陷区接收，而抢先一步进行接收任务的，则是一批潜伏在沦陷区当地的特工人员。他们拉起一张虎皮，到处耀武扬威，看到哪里的住宅好，谁手里的票子多，就向哪里下手。名为肃奸，实则形同抢劫。接收过程既然无法可依，那么沦陷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以此搞得沦陷区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其实整个接收的过程就大致上将国民政府的败亡症结显露无疑，下一个总的结论，就是国民政府行事没有法治，甚至是蒋介石本人带头破坏法治。如果以现在民主国家的实践来看，是否选举倒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可以认为选举只是实现民主的手段，它的最大的价值还是为了推动对权力的监督，从而保障法治的顺利运行。
蒋介石等那一代民国人物，虽然他们身体进入了现代化，但是他们的政治头脑还是停留在三国时期的那一套小团体政治，这套政治想法总是脱离不开明君强臣，亲信政治。蒋介石虽然自称是理学信徒，但是理学是讲究浩然之气的，那么他这么地倚重一种见不得人的特务手段来巩固权力不是和理学原则相冲突的吗？理学虽然并没有提供一套现成的政治运行理论，但是它的理论也没有阻止信徒们向外界求索未知的部分。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养育个人气节，但是如何让美好的理念落地的实践技术则是不甚了了，如此，到最后恐怕还是难免会白忙一场吧。
还有一点，金雄白也特别提出过的，就是沦陷区里帮助汪精卫组建政权的关键人物，像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此之前和汪精卫没有多深的渊源，他们基本都是蒋介石派系的人马。汪精卫的亲信除了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外，在高宗武陶希圣叛离以后，陈公博才姗姗来迟，以私人友谊朋友的身份来协助汪精卫。汪政权前前后后四五年时间里，始终和重庆方面的电报联系络绎不绝。蒋介石从始至终都在操控全局，等到日本投降之后，再把汪政权里的昔日旧部一个个送进了监狱里，严刑峻法伺候（负责联络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幸坠机身死），把双方的关系甩得干干净净。因此作为亲历者的金雄白为他们也为自己叫屈。如果沦陷区的伪员需要被严厉清算，那么为什么满洲地区的伪员则是轻轻放过呢？不解的地方还在于，满洲地区还留有日本人精心训练的十万人左右的军队，为什么听信共产党鼓动惩治汉奸的谣言，不去接收这批军队，导致了这批装备精良的满洲军队被中共林彪部队收入囊中？国府在沦陷区制造的肃杀汉奸的运动直接逼反了苏北的吴化文部队投靠中共，吴化文部队后来参加了对济南的围攻，生擒了国民政府悍将王耀武。金雄白进而以事后眼光来总结，国府明明在对日战争中是惨胜，胜利以后却骄傲自满，追求逸乐，所以才会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士气溃败，没有了决战的意志（即使共产党方面接收了满洲军队和苏联的部分支援，但是装备了美式武器的国民革命军在军事武器上是不逊色于共产党军队的）。
国民党的党父孙中山留下的最大的负面政治遗产是那一套”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理论，它就像是一副紧箍咒一样，紧紧套在他的追随者们头上，使得他们总是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孙中山革命团体聚首在广东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大元帅府机构，从名字上来看，这应该就是军政的意思，也就是军政府。孙中山去世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继承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两人并列为国民党的双巨头。蒋介石掌握了军队的权力，而汪精卫则是主导了党政事务。所以，如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来划分，那么蒋介石应该走的还是军政道路，而汪精卫走的是训政道路。从两人最后的结果来看的话，他们都没有走出那临门一脚的勇气，就是迈入最终的宪政阶段。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虽然有时候会讥讽他的部下是军阀思想，但是以他习惯于以理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信徒自居的人，他有没有考虑过，其实他比军阀稍微多一点的仅仅只是训政的形式？所以回到“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理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合时宜的部分究竟在哪里呢？当这三个词语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形式上就完全割裂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革命者开始的时候要以武力开拓出一片政治生存活动空间，这看起来似乎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军事手段一定和宪政是矛盾的吗？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面积一开始也只是临近大西洋的那一片而已，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除了全民性的“西进运动“，还有和周边的各个强权争夺土地，有通过武力的，也有通过购买的，然后才有了现在横跨两大洋的广袤领土。所以军争和是否宪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宪政条件下也可以军争，只要元首所属的政党能够说服选民支持即可。如果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军政训政的权力制度都是金字塔形的权力网状结构，所以从军政向训政转型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宪政体制下的权力制度是三权分立，权力结构明显复杂很多，而且国会议员又是全民选举产生，所以每一个国会议员所代表的权力节点身后都有一群支持他的选民，所以单纯从国会权力和民众的关系来看，两者是倒梯形的权力形状，上边是选民，底边是议员（和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类似，处于上边的部分意味是权力的来源）。再由国会里面产生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所以宪政体制下，不仅权力关系更复杂，而且也不是一次性的权力分配，它是衔接的两个层级的权力体系。第一层是产生权力代表，第二层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专门权力任务的部门，也就是行政和司法。所以，军政往训政方向转型是容易的，但是要再次走向宪政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军政训政的经验不仅不管用，而且从实践来看，军政训政越成功，宪政就越难产，两者根本上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的。我不清楚的还有一点，为什么孙中山要以训政来命名第二个阶段呢？训，训导，训斥，当使用的训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比如在汪精卫离开重庆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好在给全体中央委员训话，只有他可以教训别人，而别人只有乖乖听从的份儿。训政这个词语倒是恰当的反映了党国体制下塑造威权领袖的过程，全过程训话，就是训政。又由于处于训政阶段的国民政府内部权力运作倚重于小团体政治，所以内部派系纷争，互相倾轧，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是大搞特务政治，以特务手段打击敌对派系从而巩固权力。那么就属于是连锁反应了。
汪主席已經盡力拯救你支了
伪作
一眼假
一眼假
已隐藏
已隐藏
已隐藏
已隐藏
品葱就是这样，有点意思的内容完全没看。都是一堆做题蛆过家家。也可以了，该结束了
>> 汪兆铭一日不被正名爲國父，支那就一日仍未被光復。
本来就毫无未来永远轮回
这篇遗嘱的真实性一直不明不白的。文言或者半文言还是很难看（至少对我来说）
兆铭到日本来治病，已经超过八个月了。最近几天高烧得很厉害，我今年六十二岁，恐怕会有不测。
回想我一生跟随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从来没有安宁的时候。晚年亲眼看到国家发生巨大变化，自己常说处境危险、忧虑很深。如今国事如何演变还不知道，东亚局势也难以预料。我口授这篇文章，由冰如（我的夫人陈璧君）誊写清楚，交给某人妥善保存，等到国事合适的时候，或者在我死后二十年再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某日 兆铭
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离开重庆的，到现在已经六年。当时的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大变。我们从孤立无援，变成和英美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中国的前途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盼望、却又担心无法实现的事。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欧洲战局一败千里，远东成了日本独霸的局面，各国都袖手旁观，只有苏联用一些陈旧的飞机帮助我们。追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想让我们苦撑到底、把国家打得糜烂，一方面解除日本对苏联东方的威胁，一方面削弱我们的国本。对苏联来说，这确实是好算盘；但对中国来说，难道能一直这样被人当牺牲品，而不自己想办法保存保全吗？除了忍痛求和，还有别的办法吗？
然而自从西安事变以后，日本步步进逼，一般舆论已经形成“一战到底”的声音。重庆政府焦心焦虑，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保住国民政府的基础。我离开重庆去主和，等于是“与虎谋皮”，必须和重庆的态度完全相反，才能让日本人稍加考虑。而且必须国民党内各方面都有一两个代表人物，日本人才能相信我们有谋和的可能，从而为沦陷区的人民争取一些生存条件。
将来战事平定后，我等人负责把沦陷区交还给政府，也总比日本人直接扶植的组织或维持会要好。我这样做是行险侥幸，或许一时一地不会被国人谅解。但当时我考虑到国际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此时不自谋，将来必定会出现更艰难、更惨烈的内外夹攻局面，到那时即使想自谋也来不及了。
我既然负有国家责任，就不能只妄想不可能的事，而轻易放弃可能的一条路。这些年来我对国人昭告的就是：“说老实话，负责任。”
说老实话：今天的中国，因为敌人入侵越来越深，经济濒临破产，仍然像国父所说的“次殖民地”地位。而战事不断蔓延，百姓煎熬痛苦，也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空谈自大自强，只能一时激励民气，却救不了战事扩大后未来的惨痛遭遇。如果能尽早结束战争，我们或许还能在世界变局之外苟全。多交一些朋友，暂时谋求小康，只要国人认清现状、改变风气，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也不能轻易亡掉中国。再过三五十年，我国仍有翻身的一天。
负责任：我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多年来一直以“跳火坑”自许。个人和同志多次遭到诬蔑，唐有壬、曾仲鸣、沈次高等人被杀害的就有好几起。今年春天我东来就医，就是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挨的那一枪。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展望前途，今天中国的情形，固然还胜过戊戌年（1898年）列强瓜分的时候，也仍胜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清末没有亡，袁世凯时代也没有亡，今天也必定不会亡。我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国父在民国六年（1917年）欧战的时候，写了《中国存亡问题》，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应当在中日美三国联盟中寻找。因为日本人虽然偏狭而重意气，但国父当年革命，确实得到过一些日本志士的帮助。如果日本执政者有远大眼光，明白两国像车和辅互相依存的利益，对我国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还是有可为的。美国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没有积怨，可以引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的大助力。
今天我遥望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定失败，而它的失败主要是败在美国海空两权的优势上。日本如果能早日觉悟到这一点，以中国作为日美之间谋和的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的领土主权，那么中国应当能为它勉力筹划化干戈为玉帛的办法，国父的远大主张就能实现。
如今我六年来，只能和日本人谈国父的“大亚洲主义”，还不能谈民初国父的主张，就是因为日本军人气焰太盛，不知道亡国灭种可能在顷刻之间。
我担心的是：中国目前因为和美国联合，固然可以站稳脚跟，但战争打到最后，日本军人横冲直撞的思想，必定使我国土糜烂、房屋尽毁，我们又会陷入甲辰乙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那种局面，对实际毫无帮助。日本则受不了战败投降的耻辱，它的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势必相互激荡，而倾向于反美。这样一来，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很大的隐患。
我对民主政治一向很有热情。民国十九年（1930年）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写文章评论，说政局虽然失败，但宪法成功。我曾告诉冰如，这真是雪中送炭。
又想起南华日报在香港创办时，想多鼓吹民权主义，却苦于没有注册保证金，幸亏当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远电当局说：“汪先生素来倡导民主，可以免除报纸缴费。”我心里一直感激。
四年前国民政府还都（指汪政权成立），不过是苦撑的局面，为了对日交涉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遥戴林主席。我尸位其上，广泛邀请南北一时有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有关的人士参与其事，民主的基础或许能有所建立。
然而这些年来，因为对日主张，不免遭到英美不明实情者的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沦陷区更加痛苦，而国民政府（指汪政权）突然对外宣战，岂不是贻笑外邦？其实，强弱悬殊的国家，万无同盟的可能；如果有，也是强者拿我们当诱饵。而我们悍然宣战，实在是政府在沦陷区内，借此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的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际上没有加一兵一矢。只是对于解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事宜，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实行，这实在是我感到快慰的事。
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持时，已成为藏垢纳污的地方，八十年来受条约束缚，政府难以措手。今天不仅日本，连英法也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最终归入国民政府范围，本来就不应该因为日本的成败而改变。
对日交涉，我曾经称之为“与虎谋皮”，但仍然认为不能不忍痛交涉，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国民政府目前所在的地区是沦陷区，所代表的是沦陷区的人民，交涉的对象是蹂躏陷区的敌人。我交涉有收获，无损于重庆方面的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的进攻。所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有句诗“不望为釜望为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惜艰危，就是想乘其一丝缝隙。
第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淞沪协定时，我开始参与对日事务，此后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没有整个政策，而我们的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但在天皇制度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已睥睨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到华盛顿会议才解除厄运，但早已想乘机而动。
九一八事变初起时，粤方派陈友仁赴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反而斥之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失败后，多次交涉，发现日本政出多门，军人势力膨胀，海陆军倾轧，议会制度破产，军阀野心无止境，其前途如脱缰野马，该国有识之士早已引为隐忧。
我离开重庆与之言和，已知交涉的对象，是日政府无力控制的军人，是沦陷区当地的驻军，是仰军人鼻息的外交使节，是跋扈的校佐特务，而不是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的重臣。但因为我在国府的关系，以及乙巳（1905年）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的地位，对方即使想探知政府真意，用来谋我灭我，也不得不以我为交涉对象，而尊重我的地位，其情形或许胜过南北旧官僚。我即可借此观察其国情、窥其动向。
况且他们虽政出多门，也还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这些元老重臣，我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使那些跋扈自大、不可理喻的人，也必须通过我各级机关尽情交涉，使其稍稍收敛凶焰，以待其弊。
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犹豫，海陆军互相诽谤，时或在我面前露出真相。但他们表面上仍尊重天皇、服从命令，数十年如一日，所以目无东京却仍有东京，目无中国却仍不能将中国人的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然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也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拖延图利。因此，国府交涉的对象，不是其谋国之臣，而是重利之酋，我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使我无法拖延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内，他们既然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的伙伴，就不能完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生机。这实在是在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的手段，是我为国切谋、一己牺牲的拙策，屡次对二三同志说过的。
因为中国是弱国，没有蹙地千里而可以日益强大的道理。蒋先生是军人，守土有责，没有高唱议和的道理。其他利用抗战局面而坐大、观成败的人，也必定在蒋言和之后，造谣生事，以促使国府解体混乱，国将不国。
非我脱离重庆，不能无碍于重庆局面；非深入陷区，无法保存因战争失陷的大部分土地；既入陷区，就必须对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的各政权交涉。即使是国府过去所打倒的如吴佩孚、所斥责的安福余孽之辈，以及日人特殊的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的叛将，我也必须尽量给以好言好语，以期对日交涉没有阻碍。
我这是自毁人格，把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的历史置之不顾！也正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这种险局危策，就不足以延续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也必定以我用心良苦为可哀，哪里还有闲暇责备我自谋不当呢？
因此我的主张，其基本见解是：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矛盾重重，必定不会放弃对国府（汪政权）的利用；等到知道无法利用时，我已得到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的收拾，确实不易，战后的大难，更甚于战争的破坏，必须等到日军和平撤退后，政府陆续规复，才能保存元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庐山会议时，我已怀有此隐忧，时至今日，这种迹象更加明显。如果国人能稍稍抑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也能醒悟侵略无所得、战局逆转，从而化戾气为祥和，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关键看局势最后如何发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来南京，事后对人说：“汪先生没有情报。”因为那时日方的败局尚未明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曾周游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所以说出这种危言。但山本此语，我其实是听到了的。
我离开重庆六年，在东亚战争爆发以前，为了直接交涉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曾与重庆方面通讯。对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然有互派使节，却未曾以之为交涉对象。因为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是变局，目的专办对日本一国的交涉，甚至是对日驻军下一地方的交涉，实在不必多事捭阖，启其疑心。
然而我等的真心主张，以及交涉的曲折，并未隐瞒，各国使领也有向我进言的。我虽赤手空拳，在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的事，也无不毅然不顾一切阻碍而主张之、实行之。因为这是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后这也可以向重庆方面的同志稍述一二，使他们互知甘苦：一是恢复党的组织与国父遗教的公开讲授；一是中央军校的校训，以及我屡次在军校和中央干部学校的演讲；一是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飞、文天祥的文章照常诵读。凡我的讲词以及口号文字，都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说的“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是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余音。“同生共死”，是事变前某文中的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况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后，此项条约总成废纸，本来无碍于国家复兴。
目前我感到痛心的是，东北与内蒙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然而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谈话时，同意有改变的余地。如果我不幸病死、抱憾以终，也未能活着看到九一八事件的起因和东北的收复。
然而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悬案积有一百多件，悬而未决，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责，大祸终于爆发。如今我在南京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就是因为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是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醒悟与诚意收拾时局的时期。中国如果谋求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主动，理当争取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使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
回忆三年前山本的话，也可以说他烛见机先，不可以因为他是敌方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
华北五省局面十分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的直接控制。但日方既已放松，我当加紧准备，以便将来国土完整，不发生意外变化。我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个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的人主持。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以便重庆方面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我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1895年）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也已七年。不论国家前途如何演变，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是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也当使其明白中国抵抗是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之心。对于重庆方面，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也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
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的彻底觉悟，以及我政府对日的宽大政策。
兆铭最后的主张及最后的心情，希望与我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共同认识、共勉之。
兆铭到日本来治病，已经超过八个月了。最近几天高烧得很厉害，我今年六十二岁，恐怕会有不测。
回想我一生跟随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从来没有安宁的时候。晚年亲眼看到国家发生巨大变化，自己常说处境危险、忧虑很深。如今国事如何演变还不知道，东亚局势也难以预料。我口授这篇文章，由冰如（我的夫人陈璧君）誊写清楚，交给某人妥善保存，等到国事合适的时候，或者在我死后二十年再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某日 兆铭
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离开重庆的，到现在已经六年。当时的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大变。我们从孤立无援，变成和英美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中国的前途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盼望、却又担心无法实现的事。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欧洲战局一败千里，远东成了日本独霸的局面，各国都袖手旁观，只有苏联用一些陈旧的飞机帮助我们。追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想让我们苦撑到底、把国家打得糜烂，一方面解除日本对苏联东方的威胁，一方面削弱我们的国本。对苏联来说，这确实是好算盘；但对中国来说，难道能一直这样被人当牺牲品，而不自己想办法保存保全吗？除了忍痛求和，还有别的办法吗？
然而自从西安事变以后，日本步步进逼，一般舆论已经形成“一战到底”的声音。重庆政府焦心焦虑，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保住国民政府的基础。我离开重庆去主和，等于是“与虎谋皮”，必须和重庆的态度完全相反，才能让日本人稍加考虑。而且必须国民党内各方面都有一两个代表人物，日本人才能相信我们有谋和的可能，从而为沦陷区的人民争取一些生存条件。
将来战事平定后，我等人负责把沦陷区交还给政府，也总比日本人直接扶植的组织或维持会要好。我这样做是行险侥幸，或许一时一地不会被国人谅解。但当时我考虑到国际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此时不自谋，将来必定会出现更艰难、更惨烈的内外夹攻局面，到那时即使想自谋也来不及了。
我既然负有国家责任，就不能只妄想不可能的事，而轻易放弃可能的一条路。这些年来我对国人昭告的就是：“说老实话，负责任。”
说老实话：今天的中国，因为敌人入侵越来越深，经济濒临破产，仍然像国父所说的“次殖民地”地位。而战事不断蔓延，百姓煎熬痛苦，也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空谈自大自强，只能一时激励民气，却救不了战事扩大后未来的惨痛遭遇。如果能尽早结束战争，我们或许还能在世界变局之外苟全。多交一些朋友，暂时谋求小康，只要国人认清现状、改变风气，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也不能轻易亡掉中国。再过三五十年，我国仍有翻身的一天。
负责任：我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多年来一直以“跳火坑”自许。个人和同志多次遭到诬蔑，唐有壬、曾仲鸣、沈次高等人被杀害的就有好几起。今年春天我东来就医，就是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挨的那一枪。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展望前途，今天中国的情形，固然还胜过戊戌年（1898年）列强瓜分的时候，也仍胜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清末没有亡，袁世凯时代也没有亡，今天也必定不会亡。我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国父在民国六年（1917年）欧战的时候，写了《中国存亡问题》，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应当在中日美三国联盟中寻找。因为日本人虽然偏狭而重意气，但国父当年革命，确实得到过一些日本志士的帮助。如果日本执政者有远大眼光，明白两国像车和辅互相依存的利益，对我国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还是有可为的。美国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没有积怨，可以引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的大助力。
今天我遥望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定失败，而它的失败主要是败在美国海空两权的优势上。日本如果能早日觉悟到这一点，以中国作为日美之间谋和的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的领土主权，那么中国应当能为它勉力筹划化干戈为玉帛的办法，国父的远大主张就能实现。
如今我六年来，只能和日本人谈国父的“大亚洲主义”，还不能谈民初国父的主张，就是因为日本军人气焰太盛，不知道亡国灭种可能在顷刻之间。
我担心的是：中国目前因为和美国联合，固然可以站稳脚跟，但战争打到最后，日本军人横冲直撞的思想，必定使我国土糜烂、房屋尽毁，我们又会陷入甲辰乙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那种局面，对实际毫无帮助。日本则受不了战败投降的耻辱，它的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势必相互激荡，而倾向于反美。这样一来，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很大的隐患。
我对民主政治一向很有热情。民国十九年（1930年）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写文章评论，说政局虽然失败，但宪法成功。我曾告诉冰如，这真是雪中送炭。
又想起南华日报在香港创办时，想多鼓吹民权主义，却苦于没有注册保证金，幸亏当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远电当局说：“汪先生素来倡导民主，可以免除报纸缴费。”我心里一直感激。
四年前国民政府还都（指汪政权成立），不过是苦撑的局面，为了对日交涉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遥戴林主席。我尸位其上，广泛邀请南北一时有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有关的人士参与其事，民主的基础或许能有所建立。
然而这些年来，因为对日主张，不免遭到英美不明实情者的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沦陷区更加痛苦，而国民政府（指汪政权）突然对外宣战，岂不是贻笑外邦？其实，强弱悬殊的国家，万无同盟的可能；如果有，也是强者拿我们当诱饵。而我们悍然宣战，实在是政府在沦陷区内，借此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的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际上没有加一兵一矢。只是对于解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事宜，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实行，这实在是我感到快慰的事。
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持时，已成为藏垢纳污的地方，八十年来受条约束缚，政府难以措手。今天不仅日本，连英法也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最终归入国民政府范围，本来就不应该因为日本的成败而改变。
对日交涉，我曾经称之为“与虎谋皮”，但仍然认为不能不忍痛交涉，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国民政府目前所在的地区是沦陷区，所代表的是沦陷区的人民，交涉的对象是蹂躏陷区的敌人。我交涉有收获，无损于重庆方面的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的进攻。所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有句诗“不望为釜望为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惜艰危，就是想乘其一丝缝隙。
第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淞沪协定时，我开始参与对日事务，此后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没有整个政策，而我们的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但在天皇制度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已睥睨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到华盛顿会议才解除厄运，但早已想乘机而动。
九一八事变初起时，粤方派陈友仁赴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反而斥之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失败后，多次交涉，发现日本政出多门，军人势力膨胀，海陆军倾轧，议会制度破产，军阀野心无止境，其前途如脱缰野马，该国有识之士早已引为隐忧。
我离开重庆与之言和，已知交涉的对象，是日政府无力控制的军人，是沦陷区当地的驻军，是仰军人鼻息的外交使节，是跋扈的校佐特务，而不是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的重臣。但因为我在国府的关系，以及乙巳（1905年）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的地位，对方即使想探知政府真意，用来谋我灭我，也不得不以我为交涉对象，而尊重我的地位，其情形或许胜过南北旧官僚。我即可借此观察其国情、窥其动向。
况且他们虽政出多门，也还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这些元老重臣，我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使那些跋扈自大、不可理喻的人，也必须通过我各级机关尽情交涉，使其稍稍收敛凶焰，以待其弊。
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犹豫，海陆军互相诽谤，时或在我面前露出真相。但他们表面上仍尊重天皇、服从命令，数十年如一日，所以目无东京却仍有东京，目无中国却仍不能将中国人的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然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也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拖延图利。因此，国府交涉的对象，不是其谋国之臣，而是重利之酋，我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使我无法拖延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内，他们既然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的伙伴，就不能完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生机。这实在是在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的手段，是我为国切谋、一己牺牲的拙策，屡次对二三同志说过的。
因为中国是弱国，没有蹙地千里而可以日益强大的道理。蒋先生是军人，守土有责，没有高唱议和的道理。其他利用抗战局面而坐大、观成败的人，也必定在蒋言和之后，造谣生事，以促使国府解体混乱，国将不国。
非我脱离重庆，不能无碍于重庆局面；非深入陷区，无法保存因战争失陷的大部分土地；既入陷区，就必须对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的各政权交涉。即使是国府过去所打倒的如吴佩孚、所斥责的安福余孽之辈，以及日人特殊的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的叛将，我也必须尽量给以好言好语，以期对日交涉没有阻碍。
我这是自毁人格，把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的历史置之不顾！也正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这种险局危策，就不足以延续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也必定以我用心良苦为可哀，哪里还有闲暇责备我自谋不当呢？
因此我的主张，其基本见解是：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矛盾重重，必定不会放弃对国府（汪政权）的利用；等到知道无法利用时，我已得到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的收拾，确实不易，战后的大难，更甚于战争的破坏，必须等到日军和平撤退后，政府陆续规复，才能保存元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庐山会议时，我已怀有此隐忧，时至今日，这种迹象更加明显。如果国人能稍稍抑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也能醒悟侵略无所得、战局逆转，从而化戾气为祥和，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关键看局势最后如何发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来南京，事后对人说：“汪先生没有情报。”因为那时日方的败局尚未明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曾周游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所以说出这种危言。但山本此语，我其实是听到了的。
我离开重庆六年，在东亚战争爆发以前，为了直接交涉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曾与重庆方面通讯。对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然有互派使节，却未曾以之为交涉对象。因为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是变局，目的专办对日本一国的交涉，甚至是对日驻军下一地方的交涉，实在不必多事捭阖，启其疑心。
然而我等的真心主张，以及交涉的曲折，并未隐瞒，各国使领也有向我进言的。我虽赤手空拳，在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的事，也无不毅然不顾一切阻碍而主张之、实行之。因为这是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后这也可以向重庆方面的同志稍述一二，使他们互知甘苦：一是恢复党的组织与国父遗教的公开讲授；一是中央军校的校训，以及我屡次在军校和中央干部学校的演讲；一是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飞、文天祥的文章照常诵读。凡我的讲词以及口号文字，都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说的“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是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余音。“同生共死”，是事变前某文中的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况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后，此项条约总成废纸，本来无碍于国家复兴。
目前我感到痛心的是，东北与内蒙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然而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谈话时，同意有改变的余地。如果我不幸病死、抱憾以终，也未能活着看到九一八事件的起因和东北的收复。
然而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悬案积有一百多件，悬而未决，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责，大祸终于爆发。如今我在南京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就是因为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是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醒悟与诚意收拾时局的时期。中国如果谋求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主动，理当争取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使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
回忆三年前山本的话，也可以说他烛见机先，不可以因为他是敌方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
华北五省局面十分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的直接控制。但日方既已放松，我当加紧准备，以便将来国土完整，不发生意外变化。我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个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的人主持。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以便重庆方面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我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1895年）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也已七年。不论国家前途如何演变，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是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也当使其明白中国抵抗是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之心。对于重庆方面，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也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
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的彻底觉悟，以及我政府对日的宽大政策。
兆铭最后的主张及最后的心情，希望与我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共同认识、共勉之。
>> 这篇遗嘱的真实性一直不明不白的。文言或者半文言还是很难看（至少对我来说）兆铭到日本来治病，已经...
有劳翻译，蛮通顺的。
金雄白在他的著作里面解释过遗书的真伪性问题，以他以及其它近距离了解过汪精卫文字风格的人的看法，他认为是真实的。关于质疑的部分，他也罗列的很详细了。以汪精卫的立场，既然他这是他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封遗书，自然要写的郑重其事一些，虽然当时社会上已经在提倡白话文，但是对于深受传统汉文化影响的士子而言，为了体现正式，落笔大都会掺杂文言文风格，国民政府的很多公开文件也是这种做法的，更不必说，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生前的文胆（专门替孙中山写文章宣扬政策），他更有理由这样做。汪精卫比较重要的几篇政论文都会有很大的篇幅来描述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偏向于对地缘政治的刻画，最有名的是他年轻时候刺杀满清权贵未果，陷在监狱里的时候所写就的一篇政论文，那篇政论文和这篇遗书，两者不管在文字风格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更加证实了这篇遗书的真实性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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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被大支那批判為漢奸的人，骨子裏依然是個中華膠。即使當時日本勢大，立滿洲國。汪精衛也是非常擰巴的直到1940年才進行交涉承認。我想説的是哪怕被中華膠大支那這樣臭批的人依然如此。要是本就是鷹派的而不是汪這樣的主和派，那簡直無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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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被大支那批判為漢奸的人，骨子裏依然是個中華膠。即使當時日本勢大，立滿洲國。汪精衛也是非常擰巴的直到1940年才進行交涉承認。我想説的是哪怕被中華膠大支那這樣臭批的人依然如此。要是本就是鷹派的而不是汪這樣的主和派，那簡直無可想象。
陷于华夏主义的道德伟人。
但是无论在当时抑或如今，东亚内亚独立才是解救洼地的正途。
但是无论在当时抑或如今，东亚内亚独立才是解救洼地的正途。
>> 有劳翻译，蛮通顺的。金雄白在他的著作里面解释过遗书的真伪性问题，以他以及其它近距离了解过汪精卫...
不用客气只是文言文翻译器加润色。感谢推荐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去看的，只是网络上貌似找不到全册还是竖版的...
汪精卫无非把 被 国共绑架的 东部人链解开，让他们苟延残喘存活下来
看南京汪政府辖区
少有屠城事件了
大慈大悲活菩萨
看南京汪政府辖区
少有屠城事件了
大慈大悲活菩萨
>> 目前所疚心者，，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
其实汪政权也是在通过出价拉抬自己身价，承认满洲国的话，对于汪政权的威信是一个损失，东京方面要给汪政权补偿。上来就十八省分省建国那还要汪政权干啥？
日本近卫内阁支持汪建立政权，也就是用汪作为法理符号，统战一些不愿意反抗日本但是还是自认为中国人的那些群体。
不否认汪一直在试图减少国内损失与日本周旋，但是他真的菜啊，一直幻想着能分化日本军国主义内部，想着能不能让文官政客什么的牵制一下气焰嚣张的军人，问题在于日本内部反战声音都被橄榄，还有什么势力可以给他用来分化？
一个自我立场坚定正义，满怀大志想要救国的政治菜逼玩战时政治，只会被那些老谋深算的家伙们玩到臭名昭著还没有实质性收获，他这么多年的功德可能只有用土地和人肉缓冲拖慢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进度罢了
一个自我立场坚定正义，满怀大志想要救国的政治菜逼玩战时政治，只会被那些老谋深算的家伙们玩到臭名昭著还没有实质性收获，他这么多年的功德可能只有用土地和人肉缓冲拖慢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进度罢了
>> 不否认汪一直在试图减少国内损失与日本周旋，但是他真的菜啊，一直幻想着能分化日本军国主义内部，想...
我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我看他就是单纯不想在蒋介石手下做那个有名无实的副总裁还被蒋介石拿出来当盾牌（1935刺杀案，凶手说了想刺杀蒋介石，结果蒋介石老是不出来，才刺杀了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