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国事遗书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中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因为军事上的溃败退守重庆，汪精卫在亡国时刻大厦将倾之时离开重庆，几经辗转抵达上海，最后在南京和日本人合作，在沦陷区成立临时政府。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进展不利，显露败象，而汪精卫本人由于疾病困扰，在自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在临死前留下了这封相当于自白书的遗书，同时嘱咐亲信，希望在二十年以后再选择较好时机予以公开发表。
其原文如下：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XX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X日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如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憍，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呜(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如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挢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叁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弭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因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以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努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笔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浚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着。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今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总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主张及最后之心倩，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参考资料：《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金雄白著
其原文如下：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XX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X日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如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憍，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呜(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如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挢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叁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弭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因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以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努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笔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浚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着。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今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总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主张及最后之心倩，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参考资料：《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金雄白著
31 个评论
这篇遗嘱的真实性一直不明不白的。文言或者半文言还是很难看（至少对我来说）
兆铭到日本来治病，已经超过八个月了。最近几天高烧得很厉害，我今年六十二岁，恐怕会有不测。
回想我一生跟随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从来没有安宁的时候。晚年亲眼看到国家发生巨大变化，自己常说处境危险、忧虑很深。如今国事如何演变还不知道，东亚局势也难以预料。我口授这篇文章，由冰如（我的夫人陈璧君）誊写清楚，交给某人妥善保存，等到国事合适的时候，或者在我死后二十年再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某日 兆铭
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离开重庆的，到现在已经六年。当时的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大变。我们从孤立无援，变成和英美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中国的前途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盼望、却又担心无法实现的事。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欧洲战局一败千里，远东成了日本独霸的局面，各国都袖手旁观，只有苏联用一些陈旧的飞机帮助我们。追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想让我们苦撑到底、把国家打得糜烂，一方面解除日本对苏联东方的威胁，一方面削弱我们的国本。对苏联来说，这确实是好算盘；但对中国来说，难道能一直这样被人当牺牲品，而不自己想办法保存保全吗？除了忍痛求和，还有别的办法吗？
然而自从西安事变以后，日本步步进逼，一般舆论已经形成“一战到底”的声音。重庆政府焦心焦虑，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保住国民政府的基础。我离开重庆去主和，等于是“与虎谋皮”，必须和重庆的态度完全相反，才能让日本人稍加考虑。而且必须国民党内各方面都有一两个代表人物，日本人才能相信我们有谋和的可能，从而为沦陷区的人民争取一些生存条件。
将来战事平定后，我等人负责把沦陷区交还给政府，也总比日本人直接扶植的组织或维持会要好。我这样做是行险侥幸，或许一时一地不会被国人谅解。但当时我考虑到国际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此时不自谋，将来必定会出现更艰难、更惨烈的内外夹攻局面，到那时即使想自谋也来不及了。
我既然负有国家责任，就不能只妄想不可能的事，而轻易放弃可能的一条路。这些年来我对国人昭告的就是：“说老实话，负责任。”
说老实话：今天的中国，因为敌人入侵越来越深，经济濒临破产，仍然像国父所说的“次殖民地”地位。而战事不断蔓延，百姓煎熬痛苦，也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空谈自大自强，只能一时激励民气，却救不了战事扩大后未来的惨痛遭遇。如果能尽早结束战争，我们或许还能在世界变局之外苟全。多交一些朋友，暂时谋求小康，只要国人认清现状、改变风气，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也不能轻易亡掉中国。再过三五十年，我国仍有翻身的一天。
负责任：我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多年来一直以“跳火坑”自许。个人和同志多次遭到诬蔑，唐有壬、曾仲鸣、沈次高等人被杀害的就有好几起。今年春天我东来就医，就是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挨的那一枪。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展望前途，今天中国的情形，固然还胜过戊戌年（1898年）列强瓜分的时候，也仍胜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清末没有亡，袁世凯时代也没有亡，今天也必定不会亡。我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国父在民国六年（1917年）欧战的时候，写了《中国存亡问题》，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应当在中日美三国联盟中寻找。因为日本人虽然偏狭而重意气，但国父当年革命，确实得到过一些日本志士的帮助。如果日本执政者有远大眼光，明白两国像车和辅互相依存的利益，对我国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还是有可为的。美国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没有积怨，可以引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的大助力。
今天我遥望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定失败，而它的失败主要是败在美国海空两权的优势上。日本如果能早日觉悟到这一点，以中国作为日美之间谋和的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的领土主权，那么中国应当能为它勉力筹划化干戈为玉帛的办法，国父的远大主张就能实现。
如今我六年来，只能和日本人谈国父的“大亚洲主义”，还不能谈民初国父的主张，就是因为日本军人气焰太盛，不知道亡国灭种可能在顷刻之间。
我担心的是：中国目前因为和美国联合，固然可以站稳脚跟，但战争打到最后，日本军人横冲直撞的思想，必定使我国土糜烂、房屋尽毁，我们又会陷入甲辰乙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那种局面，对实际毫无帮助。日本则受不了战败投降的耻辱，它的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势必相互激荡，而倾向于反美。这样一来，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很大的隐患。
我对民主政治一向很有热情。民国十九年（1930年）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写文章评论，说政局虽然失败，但宪法成功。我曾告诉冰如，这真是雪中送炭。
又想起南华日报在香港创办时，想多鼓吹民权主义，却苦于没有注册保证金，幸亏当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远电当局说：“汪先生素来倡导民主，可以免除报纸缴费。”我心里一直感激。
四年前国民政府还都（指汪政权成立），不过是苦撑的局面，为了对日交涉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遥戴林主席。我尸位其上，广泛邀请南北一时有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有关的人士参与其事，民主的基础或许能有所建立。
然而这些年来，因为对日主张，不免遭到英美不明实情者的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沦陷区更加痛苦，而国民政府（指汪政权）突然对外宣战，岂不是贻笑外邦？其实，强弱悬殊的国家，万无同盟的可能；如果有，也是强者拿我们当诱饵。而我们悍然宣战，实在是政府在沦陷区内，借此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的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际上没有加一兵一矢。只是对于解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事宜，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实行，这实在是我感到快慰的事。
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持时，已成为藏垢纳污的地方，八十年来受条约束缚，政府难以措手。今天不仅日本，连英法也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最终归入国民政府范围，本来就不应该因为日本的成败而改变。
对日交涉，我曾经称之为“与虎谋皮”，但仍然认为不能不忍痛交涉，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国民政府目前所在的地区是沦陷区，所代表的是沦陷区的人民，交涉的对象是蹂躏陷区的敌人。我交涉有收获，无损于重庆方面的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的进攻。所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有句诗“不望为釜望为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惜艰危，就是想乘其一丝缝隙。
第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淞沪协定时，我开始参与对日事务，此后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没有整个政策，而我们的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但在天皇制度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已睥睨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到华盛顿会议才解除厄运，但早已想乘机而动。
九一八事变初起时，粤方派陈友仁赴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反而斥之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失败后，多次交涉，发现日本政出多门，军人势力膨胀，海陆军倾轧，议会制度破产，军阀野心无止境，其前途如脱缰野马，该国有识之士早已引为隐忧。
我离开重庆与之言和，已知交涉的对象，是日政府无力控制的军人，是沦陷区当地的驻军，是仰军人鼻息的外交使节，是跋扈的校佐特务，而不是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的重臣。但因为我在国府的关系，以及乙巳（1905年）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的地位，对方即使想探知政府真意，用来谋我灭我，也不得不以我为交涉对象，而尊重我的地位，其情形或许胜过南北旧官僚。我即可借此观察其国情、窥其动向。
况且他们虽政出多门，也还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这些元老重臣，我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使那些跋扈自大、不可理喻的人，也必须通过我各级机关尽情交涉，使其稍稍收敛凶焰，以待其弊。
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犹豫，海陆军互相诽谤，时或在我面前露出真相。但他们表面上仍尊重天皇、服从命令，数十年如一日，所以目无东京却仍有东京，目无中国却仍不能将中国人的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然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也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拖延图利。因此，国府交涉的对象，不是其谋国之臣，而是重利之酋，我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使我无法拖延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内，他们既然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的伙伴，就不能完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生机。这实在是在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的手段，是我为国切谋、一己牺牲的拙策，屡次对二三同志说过的。
因为中国是弱国，没有蹙地千里而可以日益强大的道理。蒋先生是军人，守土有责，没有高唱议和的道理。其他利用抗战局面而坐大、观成败的人，也必定在蒋言和之后，造谣生事，以促使国府解体混乱，国将不国。
非我脱离重庆，不能无碍于重庆局面；非深入陷区，无法保存因战争失陷的大部分土地；既入陷区，就必须对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的各政权交涉。即使是国府过去所打倒的如吴佩孚、所斥责的安福余孽之辈，以及日人特殊的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的叛将，我也必须尽量给以好言好语，以期对日交涉没有阻碍。
我这是自毁人格，把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的历史置之不顾！也正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这种险局危策，就不足以延续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也必定以我用心良苦为可哀，哪里还有闲暇责备我自谋不当呢？
因此我的主张，其基本见解是：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矛盾重重，必定不会放弃对国府（汪政权）的利用；等到知道无法利用时，我已得到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的收拾，确实不易，战后的大难，更甚于战争的破坏，必须等到日军和平撤退后，政府陆续规复，才能保存元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庐山会议时，我已怀有此隐忧，时至今日，这种迹象更加明显。如果国人能稍稍抑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也能醒悟侵略无所得、战局逆转，从而化戾气为祥和，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关键看局势最后如何发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来南京，事后对人说：“汪先生没有情报。”因为那时日方的败局尚未明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曾周游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所以说出这种危言。但山本此语，我其实是听到了的。
我离开重庆六年，在东亚战争爆发以前，为了直接交涉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曾与重庆方面通讯。对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然有互派使节，却未曾以之为交涉对象。因为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是变局，目的专办对日本一国的交涉，甚至是对日驻军下一地方的交涉，实在不必多事捭阖，启其疑心。
然而我等的真心主张，以及交涉的曲折，并未隐瞒，各国使领也有向我进言的。我虽赤手空拳，在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的事，也无不毅然不顾一切阻碍而主张之、实行之。因为这是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后这也可以向重庆方面的同志稍述一二，使他们互知甘苦：一是恢复党的组织与国父遗教的公开讲授；一是中央军校的校训，以及我屡次在军校和中央干部学校的演讲；一是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飞、文天祥的文章照常诵读。凡我的讲词以及口号文字，都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说的“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是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余音。“同生共死”，是事变前某文中的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况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后，此项条约总成废纸，本来无碍于国家复兴。
目前我感到痛心的是，东北与内蒙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然而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谈话时，同意有改变的余地。如果我不幸病死、抱憾以终，也未能活着看到九一八事件的起因和东北的收复。
然而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悬案积有一百多件，悬而未决，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责，大祸终于爆发。如今我在南京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就是因为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是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醒悟与诚意收拾时局的时期。中国如果谋求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主动，理当争取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使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
回忆三年前山本的话，也可以说他烛见机先，不可以因为他是敌方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
华北五省局面十分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的直接控制。但日方既已放松，我当加紧准备，以便将来国土完整，不发生意外变化。我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个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的人主持。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以便重庆方面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我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1895年）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也已七年。不论国家前途如何演变，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是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也当使其明白中国抵抗是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之心。对于重庆方面，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也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
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的彻底觉悟，以及我政府对日的宽大政策。
兆铭最后的主张及最后的心情，希望与我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共同认识、共勉之。
兆铭到日本来治病，已经超过八个月了。最近几天高烧得很厉害，我今年六十二岁，恐怕会有不测。
回想我一生跟随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从来没有安宁的时候。晚年亲眼看到国家发生巨大变化，自己常说处境危险、忧虑很深。如今国事如何演变还不知道，东亚局势也难以预料。我口授这篇文章，由冰如（我的夫人陈璧君）誊写清楚，交给某人妥善保存，等到国事合适的时候，或者在我死后二十年再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某日 兆铭
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离开重庆的，到现在已经六年。当时的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大变。我们从孤立无援，变成和英美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中国的前途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盼望、却又担心无法实现的事。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欧洲战局一败千里，远东成了日本独霸的局面，各国都袖手旁观，只有苏联用一些陈旧的飞机帮助我们。追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想让我们苦撑到底、把国家打得糜烂，一方面解除日本对苏联东方的威胁，一方面削弱我们的国本。对苏联来说，这确实是好算盘；但对中国来说，难道能一直这样被人当牺牲品，而不自己想办法保存保全吗？除了忍痛求和，还有别的办法吗？
然而自从西安事变以后，日本步步进逼，一般舆论已经形成“一战到底”的声音。重庆政府焦心焦虑，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保住国民政府的基础。我离开重庆去主和，等于是“与虎谋皮”，必须和重庆的态度完全相反，才能让日本人稍加考虑。而且必须国民党内各方面都有一两个代表人物，日本人才能相信我们有谋和的可能，从而为沦陷区的人民争取一些生存条件。
将来战事平定后，我等人负责把沦陷区交还给政府，也总比日本人直接扶植的组织或维持会要好。我这样做是行险侥幸，或许一时一地不会被国人谅解。但当时我考虑到国际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此时不自谋，将来必定会出现更艰难、更惨烈的内外夹攻局面，到那时即使想自谋也来不及了。
我既然负有国家责任，就不能只妄想不可能的事，而轻易放弃可能的一条路。这些年来我对国人昭告的就是：“说老实话，负责任。”
说老实话：今天的中国，因为敌人入侵越来越深，经济濒临破产，仍然像国父所说的“次殖民地”地位。而战事不断蔓延，百姓煎熬痛苦，也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空谈自大自强，只能一时激励民气，却救不了战事扩大后未来的惨痛遭遇。如果能尽早结束战争，我们或许还能在世界变局之外苟全。多交一些朋友，暂时谋求小康，只要国人认清现状、改变风气，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也不能轻易亡掉中国。再过三五十年，我国仍有翻身的一天。
负责任：我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多年来一直以“跳火坑”自许。个人和同志多次遭到诬蔑，唐有壬、曾仲鸣、沈次高等人被杀害的就有好几起。今年春天我东来就医，就是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挨的那一枪。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展望前途，今天中国的情形，固然还胜过戊戌年（1898年）列强瓜分的时候，也仍胜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清末没有亡，袁世凯时代也没有亡，今天也必定不会亡。我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国父在民国六年（1917年）欧战的时候，写了《中国存亡问题》，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应当在中日美三国联盟中寻找。因为日本人虽然偏狭而重意气，但国父当年革命，确实得到过一些日本志士的帮助。如果日本执政者有远大眼光，明白两国像车和辅互相依存的利益，对我国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还是有可为的。美国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没有积怨，可以引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的大助力。
今天我遥望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定失败，而它的失败主要是败在美国海空两权的优势上。日本如果能早日觉悟到这一点，以中国作为日美之间谋和的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的领土主权，那么中国应当能为它勉力筹划化干戈为玉帛的办法，国父的远大主张就能实现。
如今我六年来，只能和日本人谈国父的“大亚洲主义”，还不能谈民初国父的主张，就是因为日本军人气焰太盛，不知道亡国灭种可能在顷刻之间。
我担心的是：中国目前因为和美国联合，固然可以站稳脚跟，但战争打到最后，日本军人横冲直撞的思想，必定使我国土糜烂、房屋尽毁，我们又会陷入甲辰乙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那种局面，对实际毫无帮助。日本则受不了战败投降的耻辱，它的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势必相互激荡，而倾向于反美。这样一来，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很大的隐患。
我对民主政治一向很有热情。民国十九年（1930年）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写文章评论，说政局虽然失败，但宪法成功。我曾告诉冰如，这真是雪中送炭。
又想起南华日报在香港创办时，想多鼓吹民权主义，却苦于没有注册保证金，幸亏当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远电当局说：“汪先生素来倡导民主，可以免除报纸缴费。”我心里一直感激。
四年前国民政府还都（指汪政权成立），不过是苦撑的局面，为了对日交涉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遥戴林主席。我尸位其上，广泛邀请南北一时有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有关的人士参与其事，民主的基础或许能有所建立。
然而这些年来，因为对日主张，不免遭到英美不明实情者的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沦陷区更加痛苦，而国民政府（指汪政权）突然对外宣战，岂不是贻笑外邦？其实，强弱悬殊的国家，万无同盟的可能；如果有，也是强者拿我们当诱饵。而我们悍然宣战，实在是政府在沦陷区内，借此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的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际上没有加一兵一矢。只是对于解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事宜，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实行，这实在是我感到快慰的事。
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持时，已成为藏垢纳污的地方，八十年来受条约束缚，政府难以措手。今天不仅日本，连英法也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最终归入国民政府范围，本来就不应该因为日本的成败而改变。
对日交涉，我曾经称之为“与虎谋皮”，但仍然认为不能不忍痛交涉，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国民政府目前所在的地区是沦陷区，所代表的是沦陷区的人民，交涉的对象是蹂躏陷区的敌人。我交涉有收获，无损于重庆方面的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的进攻。所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有句诗“不望为釜望为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惜艰危，就是想乘其一丝缝隙。
第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淞沪协定时，我开始参与对日事务，此后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没有整个政策，而我们的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但在天皇制度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已睥睨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到华盛顿会议才解除厄运，但早已想乘机而动。
九一八事变初起时，粤方派陈友仁赴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反而斥之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失败后，多次交涉，发现日本政出多门，军人势力膨胀，海陆军倾轧，议会制度破产，军阀野心无止境，其前途如脱缰野马，该国有识之士早已引为隐忧。
我离开重庆与之言和，已知交涉的对象，是日政府无力控制的军人，是沦陷区当地的驻军，是仰军人鼻息的外交使节，是跋扈的校佐特务，而不是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的重臣。但因为我在国府的关系，以及乙巳（1905年）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的地位，对方即使想探知政府真意，用来谋我灭我，也不得不以我为交涉对象，而尊重我的地位，其情形或许胜过南北旧官僚。我即可借此观察其国情、窥其动向。
况且他们虽政出多门，也还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这些元老重臣，我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使那些跋扈自大、不可理喻的人，也必须通过我各级机关尽情交涉，使其稍稍收敛凶焰，以待其弊。
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犹豫，海陆军互相诽谤，时或在我面前露出真相。但他们表面上仍尊重天皇、服从命令，数十年如一日，所以目无东京却仍有东京，目无中国却仍不能将中国人的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然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也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拖延图利。因此，国府交涉的对象，不是其谋国之臣，而是重利之酋，我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使我无法拖延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内，他们既然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的伙伴，就不能完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生机。这实在是在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的手段，是我为国切谋、一己牺牲的拙策，屡次对二三同志说过的。
因为中国是弱国，没有蹙地千里而可以日益强大的道理。蒋先生是军人，守土有责，没有高唱议和的道理。其他利用抗战局面而坐大、观成败的人，也必定在蒋言和之后，造谣生事，以促使国府解体混乱，国将不国。
非我脱离重庆，不能无碍于重庆局面；非深入陷区，无法保存因战争失陷的大部分土地；既入陷区，就必须对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的各政权交涉。即使是国府过去所打倒的如吴佩孚、所斥责的安福余孽之辈，以及日人特殊的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的叛将，我也必须尽量给以好言好语，以期对日交涉没有阻碍。
我这是自毁人格，把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的历史置之不顾！也正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这种险局危策，就不足以延续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也必定以我用心良苦为可哀，哪里还有闲暇责备我自谋不当呢？
因此我的主张，其基本见解是：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矛盾重重，必定不会放弃对国府（汪政权）的利用；等到知道无法利用时，我已得到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的收拾，确实不易，战后的大难，更甚于战争的破坏，必须等到日军和平撤退后，政府陆续规复，才能保存元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庐山会议时，我已怀有此隐忧，时至今日，这种迹象更加明显。如果国人能稍稍抑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也能醒悟侵略无所得、战局逆转，从而化戾气为祥和，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关键看局势最后如何发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来南京，事后对人说：“汪先生没有情报。”因为那时日方的败局尚未明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曾周游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所以说出这种危言。但山本此语，我其实是听到了的。
我离开重庆六年，在东亚战争爆发以前，为了直接交涉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曾与重庆方面通讯。对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然有互派使节，却未曾以之为交涉对象。因为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是变局，目的专办对日本一国的交涉，甚至是对日驻军下一地方的交涉，实在不必多事捭阖，启其疑心。
然而我等的真心主张，以及交涉的曲折，并未隐瞒，各国使领也有向我进言的。我虽赤手空拳，在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的事，也无不毅然不顾一切阻碍而主张之、实行之。因为这是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后这也可以向重庆方面的同志稍述一二，使他们互知甘苦：一是恢复党的组织与国父遗教的公开讲授；一是中央军校的校训，以及我屡次在军校和中央干部学校的演讲；一是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飞、文天祥的文章照常诵读。凡我的讲词以及口号文字，都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说的“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是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余音。“同生共死”，是事变前某文中的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况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后，此项条约总成废纸，本来无碍于国家复兴。
目前我感到痛心的是，东北与内蒙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然而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谈话时，同意有改变的余地。如果我不幸病死、抱憾以终，也未能活着看到九一八事件的起因和东北的收复。
然而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悬案积有一百多件，悬而未决，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责，大祸终于爆发。如今我在南京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就是因为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是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醒悟与诚意收拾时局的时期。中国如果谋求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主动，理当争取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使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
回忆三年前山本的话，也可以说他烛见机先，不可以因为他是敌方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
华北五省局面十分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的直接控制。但日方既已放松，我当加紧准备，以便将来国土完整，不发生意外变化。我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个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的人主持。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以便重庆方面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我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1895年）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也已七年。不论国家前途如何演变，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是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也当使其明白中国抵抗是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之心。对于重庆方面，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也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
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的彻底觉悟，以及我政府对日的宽大政策。
兆铭最后的主张及最后的心情，希望与我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共同认识、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