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本土的与反殖民的
[b]基多的历史长夜(之四)[/b]
反对殖民统治,但更反土著暴君
殖民统治恶劣,土著暴君残忍,这种“两头苦”的叙事在著名的瓜曼. 波马手稿中体现得更典型。
与殖民地初年就在西班牙出版了名著而蜚声于世的梅斯蒂索人加西拉索不同,费利佩. 瓜曼. 波马是个默默无闻的纯粹土著。
他于西班牙人占领基多的那年出生在南方印加乡村——比加西拉索年长4岁,也更接近基层社会。他的父亲是地方小贵族,身份远不如加西拉索母系那种首都王族之高贵。但与许多南方印加人一样,由于反感北方暴君,也接受了西班牙的统治。
瓜曼.波马学会了西班牙语,曾在地方教堂和法庭做翻译,也领教了殖民者的迫害:由于为土著人的地权辩护,他得罪了西班牙人法官,被解雇并且失去了土地,只得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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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曼.波马父子在流浪
到了晚年,他把在各地看到的西班牙统治劣迹写成一千多页的钞本《新编年史与善治》,对殖民者的种种恶行进行控诉,要求恢复土著政权。但他虽反对殖民统治,怀念想象中美好的先民岁月,却也仇恨北方印加暴君,而且他既信天主教,也尊奉西班牙君主。所以他把这本书写成向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三世陈情、投诉的形式,告诉皇上被贪官污吏隐瞒的底层痛苦。
他希望皇上能把权力交给土著让他们自治,而非派西班牙人来统治。而他主张的“善治”,就是在国王赐予的土著自治下,实行“土著美德、基督信仰和欧洲技术的结合”。
约在1615年,他以贫困潦倒的80高龄,在儿子陪同下流浪到当时殖民统治的中心利马(今秘鲁首都),辗转托人(据说是个丹麦外交官)把此书带到欧洲,希望献给西班牙君主,却不幸佚失。从此近三百年无人知晓此事。直到1909年,这部手稿才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被学者发现,得到影印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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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年史与善治》手稿封面
如果说加西拉索的立场是非殖民者的“本土主义”,那么瓜曼.波马这本书显然就是反殖民主义的早期文献了。他虽然对西班牙君主有幻想——那个时代要求一个印加土著是共和派或者革命党,显然不现实。
就是到后来,共和与革命也是先在拉美白人中形成的概念,而印加遗民一般都寄希望于“好皇帝”,不是西班牙君主,就是如后来的图帕克.阿玛鲁起义那样寄望于古印加圣君再世,但是对刚经历阿塔瓦尔帕屠杀的那一代人而言,寄望于西班牙君主似乎更顺当——但是,他如此明确地反对殖民者统治,要求土著掌权,而且谴责西班牙人不遗余力。比起讴歌印加文化但接受殖民统治的加西拉索来,瓜曼.波马显然“进步”多了。
然而,瓜曼.波马不仅与加西拉索一样憎恨印加暴君阿塔瓦尔帕,还对加西拉索不怎么谴责的卢米尼亚维等“暴君帮凶”深恶痛绝,他笔下的卢米尼亚维残酷而嗜血,是大屠杀的主要罪犯之一。他在书中甚至画了一幅卢米尼亚维把一个妇女倒吊在树上,亲自用手斧活剥人皮的骇人插图。这与我在基多看到的“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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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尼亚维的恶魔形象
如前所述,本土主义的加西拉索今天都得到肯定,反殖民的瓜曼.波马更不用说了。但应当怎么看他对“民族英雄”的如此记载呢?这些材料在厄瓜多尔学术界也引起讨论。有人持否认瓜曼.波马的指控,维护卢米尼亚维正面形象的正统观点,有人则认为,抵抗殖民的壮烈和传统的野蛮都应当承认,考虑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应该是瑕不掩瑜。也有人认为,那时根本还没有形成“民族”,何来民族英雄?但瓜曼.波马是给西班牙朝廷上书,对西班牙人所痛恨的卢米尼亚维如此描写不必当真。卢米尼亚维“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杀人魔王”。
作为争论的旁观者,我认为,作为印加帝国灭亡的同时代人,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痛斥大屠杀惨无人道并不是基于现代才有的什么观念,就算考虑时代背景,以当时的野蛮风俗为如此出格的惨无人道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但瓜曼.波马的叙事也并非不能质疑,除了他是给西班牙君主上书这一点外,南方印加人对北方暴君之罪的控诉也不能排除有派性的夸张。
但这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从首都王族加西拉索到外省土著瓜曼.波马;接受殖民的加西拉索和反对殖民制度的瓜曼.波马;基本不骂西班牙人的加西拉索和对西班牙人大加谴责的瓜曼.波马,两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对北方印加暴君的仇恨是共同的。
笔者觉得,这是理解印加帝国为什么会庞然大物一朝瓦解的关键所在。
“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吗?
无独有偶,西班牙人在中美洲遇到的另一个专制帝国,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的阿兹特克帝国也是俨然大国,穷兵赎武,扩张势头正劲,却被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同样区区几百个征服者给轻易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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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
除了西班牙人在装备和计谋上的优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诺奇蒂特兰周围诸邦土著都苦于阿兹特克暴君的横征暴敛,因而乐于与西班牙人联手推翻帝国。这次(2019年2月)我们在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劳拉. 德. 奥尔默. 弗雷瑟教授交流时谈到这个问题。奥尔默明确地说:阿兹特克帝国的一朝覆亡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残暴不仁,周边部落都受不了啦,当时已经发生饥荒,但皇帝还要大兴土木,要民众供粮供役,而且任意杀伐,草菅人命。
“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帝国百姓已经高度不满,他们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做一大机会,希望趁机摆脱帝国的暴政。于是他们纷纷与西班牙人合作。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一小撮西班牙人和特诺奇蒂特兰周边的无数城邦、部落、村庄的百姓和贵族的共同打击下,稀里哗啦垮掉了。”
最近看到郭学明先生的一段访拉美感言,他看到智利南部分散落后的马普切人部落坚持自主,前后抵抗印加帝国、西班牙人和独立后的智利、阿根廷国家达300多年,感慨地说:“马普切是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一个文明落后生活在贫穷地区的民族,征服他们的过程长达几百年。而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文明先进,社会共同体规模大,人口几百万,军队十到二十万,可西班牙人只用几百人,打了一两场仗,就轻而易举地全面征服了。为什么征服庞大的帝国反倒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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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中的阿兹特克战士
其实何止马普切人,北美那些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可是北美的殖民者对付他们,也花了两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也只是占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进了保留地,却没能像奴役黑奴那样,把他们变成奴役对象。但西班牙人不仅极快地灭亡了两大土著帝国,而且后来的殖民统治,就是以主要奴役土著帝国遗民作为与北美最大的不同点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北美为什么不能?
郭学明思考的结果是:“庞大帝国容易征服,最重要原因是帝国的臣民已经被权力驯化了。只要把最高统治者解决了,整个帝国的臣民就会随之驯服。人口很少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也是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对臣民的驯化是国家抗征服力弱的根本原因。人类驯化了植物、驯化了动物,在这个驯化过程中形成了权力,而人类又被权力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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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劳拉. 德. 奥尔默. 弗雷瑟教授
而奥尔默则不同意权力驯化之说,她给出了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专制帝国往往统治残暴,社会潜伏着太多的不满。平时好像铁板一块,但一旦出现某种机缘,矛盾就全面爆发。外患触发内变,一下就土崩瓦解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表面上是被几百个西班牙人灭掉的,实际上是内外矛盾一起爆发而垮掉的。
我觉得其实两个说法是一回事:权力驯化似乎是铁板一块,矛盾爆发就土崩瓦解。很多专*制帝国都在这两者间反复循环。关键在于这种体制病,专*制暴君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并不比殖民统治小!
过去在反抗殖民主义时,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是人们主要的任务。这种批判的历史合理性应当肯定。但是它往往带来一个偏向,即把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专*制涂上了一层玫瑰色。其实即便在那个时期,一些清醒者如鲁迅也早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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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时代,有识之士尚且能有这样的见解,在殖民时代早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外部而不知自省,就更不可取了。
固然人们往往当局者迷,历史叙事有时也确实出于现实需要。西方人当年是殖民主体,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那是政治正确,由皮萨罗的后人来批判印加专制,总有些“身份不宜”吧。
而现代的厄瓜多尔作为一个小国,若干年前还与邻国秘鲁打过仗,卢米尼亚维被树为民族英雄,除了因为他反抗西班牙人外,也难说没有对抗南方邻国的意思——卢米尼亚维当年对抗的其实是所谓“西班牙-库斯科-卡尼亚里联盟”,并不仅仅是对抗西班牙人,他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提振国民士气,让他们自我批判可能也勉为其难。但我们本是第三方,应该更能客观也更深刻地看待他们的历史。印加与阿兹特克这两个前哥伦布时代拉美的“厉害国”,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呢?
(原址: 秦川雁塔)
殖民统治恶劣,土著暴君残忍,这种“两头苦”的叙事在著名的瓜曼. 波马手稿中体现得更典型。
与殖民地初年就在西班牙出版了名著而蜚声于世的梅斯蒂索人加西拉索不同,费利佩. 瓜曼. 波马是个默默无闻的纯粹土著。
他于西班牙人占领基多的那年出生在南方印加乡村——比加西拉索年长4岁,也更接近基层社会。他的父亲是地方小贵族,身份远不如加西拉索母系那种首都王族之高贵。但与许多南方印加人一样,由于反感北方暴君,也接受了西班牙的统治。
瓜曼.波马学会了西班牙语,曾在地方教堂和法庭做翻译,也领教了殖民者的迫害:由于为土著人的地权辩护,他得罪了西班牙人法官,被解雇并且失去了土地,只得浪迹天涯。
到了晚年,他把在各地看到的西班牙统治劣迹写成一千多页的钞本《新编年史与善治》,对殖民者的种种恶行进行控诉,要求恢复土著政权。但他虽反对殖民统治,怀念想象中美好的先民岁月,却也仇恨北方印加暴君,而且他既信天主教,也尊奉西班牙君主。所以他把这本书写成向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三世陈情、投诉的形式,告诉皇上被贪官污吏隐瞒的底层痛苦。
他希望皇上能把权力交给土著让他们自治,而非派西班牙人来统治。而他主张的“善治”,就是在国王赐予的土著自治下,实行“土著美德、基督信仰和欧洲技术的结合”。
约在1615年,他以贫困潦倒的80高龄,在儿子陪同下流浪到当时殖民统治的中心利马(今秘鲁首都),辗转托人(据说是个丹麦外交官)把此书带到欧洲,希望献给西班牙君主,却不幸佚失。从此近三百年无人知晓此事。直到1909年,这部手稿才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被学者发现,得到影印传世。
如果说加西拉索的立场是非殖民者的“本土主义”,那么瓜曼.波马这本书显然就是反殖民主义的早期文献了。他虽然对西班牙君主有幻想——那个时代要求一个印加土著是共和派或者革命党,显然不现实。
就是到后来,共和与革命也是先在拉美白人中形成的概念,而印加遗民一般都寄希望于“好皇帝”,不是西班牙君主,就是如后来的图帕克.阿玛鲁起义那样寄望于古印加圣君再世,但是对刚经历阿塔瓦尔帕屠杀的那一代人而言,寄望于西班牙君主似乎更顺当——但是,他如此明确地反对殖民者统治,要求土著掌权,而且谴责西班牙人不遗余力。比起讴歌印加文化但接受殖民统治的加西拉索来,瓜曼.波马显然“进步”多了。
然而,瓜曼.波马不仅与加西拉索一样憎恨印加暴君阿塔瓦尔帕,还对加西拉索不怎么谴责的卢米尼亚维等“暴君帮凶”深恶痛绝,他笔下的卢米尼亚维残酷而嗜血,是大屠杀的主要罪犯之一。他在书中甚至画了一幅卢米尼亚维把一个妇女倒吊在树上,亲自用手斧活剥人皮的骇人插图。这与我在基多看到的“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如前所述,本土主义的加西拉索今天都得到肯定,反殖民的瓜曼.波马更不用说了。但应当怎么看他对“民族英雄”的如此记载呢?这些材料在厄瓜多尔学术界也引起讨论。有人持否认瓜曼.波马的指控,维护卢米尼亚维正面形象的正统观点,有人则认为,抵抗殖民的壮烈和传统的野蛮都应当承认,考虑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应该是瑕不掩瑜。也有人认为,那时根本还没有形成“民族”,何来民族英雄?但瓜曼.波马是给西班牙朝廷上书,对西班牙人所痛恨的卢米尼亚维如此描写不必当真。卢米尼亚维“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杀人魔王”。
作为争论的旁观者,我认为,作为印加帝国灭亡的同时代人,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痛斥大屠杀惨无人道并不是基于现代才有的什么观念,就算考虑时代背景,以当时的野蛮风俗为如此出格的惨无人道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但瓜曼.波马的叙事也并非不能质疑,除了他是给西班牙君主上书这一点外,南方印加人对北方暴君之罪的控诉也不能排除有派性的夸张。
但这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从首都王族加西拉索到外省土著瓜曼.波马;接受殖民的加西拉索和反对殖民制度的瓜曼.波马;基本不骂西班牙人的加西拉索和对西班牙人大加谴责的瓜曼.波马,两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对北方印加暴君的仇恨是共同的。
笔者觉得,这是理解印加帝国为什么会庞然大物一朝瓦解的关键所在。
无独有偶,西班牙人在中美洲遇到的另一个专制帝国,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的阿兹特克帝国也是俨然大国,穷兵赎武,扩张势头正劲,却被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同样区区几百个征服者给轻易拿下了。
除了西班牙人在装备和计谋上的优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诺奇蒂特兰周围诸邦土著都苦于阿兹特克暴君的横征暴敛,因而乐于与西班牙人联手推翻帝国。这次(2019年2月)我们在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劳拉. 德. 奥尔默. 弗雷瑟教授交流时谈到这个问题。奥尔默明确地说:阿兹特克帝国的一朝覆亡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残暴不仁,周边部落都受不了啦,当时已经发生饥荒,但皇帝还要大兴土木,要民众供粮供役,而且任意杀伐,草菅人命。
“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帝国百姓已经高度不满,他们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做一大机会,希望趁机摆脱帝国的暴政。于是他们纷纷与西班牙人合作。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一小撮西班牙人和特诺奇蒂特兰周边的无数城邦、部落、村庄的百姓和贵族的共同打击下,稀里哗啦垮掉了。”
最近看到郭学明先生的一段访拉美感言,他看到智利南部分散落后的马普切人部落坚持自主,前后抵抗印加帝国、西班牙人和独立后的智利、阿根廷国家达300多年,感慨地说:“马普切是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一个文明落后生活在贫穷地区的民族,征服他们的过程长达几百年。而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文明先进,社会共同体规模大,人口几百万,军队十到二十万,可西班牙人只用几百人,打了一两场仗,就轻而易举地全面征服了。为什么征服庞大的帝国反倒容易?”
其实何止马普切人,北美那些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可是北美的殖民者对付他们,也花了两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也只是占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进了保留地,却没能像奴役黑奴那样,把他们变成奴役对象。但西班牙人不仅极快地灭亡了两大土著帝国,而且后来的殖民统治,就是以主要奴役土著帝国遗民作为与北美最大的不同点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北美为什么不能?
郭学明思考的结果是:“庞大帝国容易征服,最重要原因是帝国的臣民已经被权力驯化了。只要把最高统治者解决了,整个帝国的臣民就会随之驯服。人口很少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也是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对臣民的驯化是国家抗征服力弱的根本原因。人类驯化了植物、驯化了动物,在这个驯化过程中形成了权力,而人类又被权力驯化。”
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劳拉. 德. 奥尔默. 弗雷瑟教授
而奥尔默则不同意权力驯化之说,她给出了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专制帝国往往统治残暴,社会潜伏着太多的不满。平时好像铁板一块,但一旦出现某种机缘,矛盾就全面爆发。外患触发内变,一下就土崩瓦解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表面上是被几百个西班牙人灭掉的,实际上是内外矛盾一起爆发而垮掉的。
我觉得其实两个说法是一回事:权力驯化似乎是铁板一块,矛盾爆发就土崩瓦解。很多专*制帝国都在这两者间反复循环。关键在于这种体制病,专*制暴君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并不比殖民统治小!
过去在反抗殖民主义时,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是人们主要的任务。这种批判的历史合理性应当肯定。但是它往往带来一个偏向,即把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专*制涂上了一层玫瑰色。其实即便在那个时期,一些清醒者如鲁迅也早就指出:
“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时代,有识之士尚且能有这样的见解,在殖民时代早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外部而不知自省,就更不可取了。
固然人们往往当局者迷,历史叙事有时也确实出于现实需要。西方人当年是殖民主体,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那是政治正确,由皮萨罗的后人来批判印加专制,总有些“身份不宜”吧。
而现代的厄瓜多尔作为一个小国,若干年前还与邻国秘鲁打过仗,卢米尼亚维被树为民族英雄,除了因为他反抗西班牙人外,也难说没有对抗南方邻国的意思——卢米尼亚维当年对抗的其实是所谓“西班牙-库斯科-卡尼亚里联盟”,并不仅仅是对抗西班牙人,他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提振国民士气,让他们自我批判可能也勉为其难。但我们本是第三方,应该更能客观也更深刻地看待他们的历史。印加与阿兹特克这两个前哥伦布时代拉美的“厉害国”,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呢?
(原址: 秦川雁塔)
15 个评论
能在那个年代不“比烂”或是为了表明自己反对一方而无条件站在另一方,着实不易。顺带一提,为了反抗殖民统治而对前朝的灾难进行掩饰,也是我对民族主义反感的原因之一。
寧做共匪奴,不做自由人,小粉紅的愛國絕症。
一开始以为秦晖与刘仲敬一样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人,但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有学问。
这让人想起前几天被大量讨论的五四运动,实际上香港和新加坡今天的成功一方面有殖民的功劳,另一方面也有独立运动的贡献。可以说海峡华人没有中国本土的旧思想包袱,尽管可能不是出于本意,但更好的实现五四运动的理想。
这是三个字吧
两个字:带路党
其实是四个字,一带一路党
拉倒吧,白人殖民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欧美都被黑人印度人殖民
现在支那只会迎来想建立非洲部落的黑人殖民者、想建立种姓制度的印度殖民者、想建立伊斯兰国的穆斯林殖民者
现在支那只会迎来想建立非洲部落的黑人殖民者、想建立种姓制度的印度殖民者、想建立伊斯兰国的穆斯林殖民者
彻底抛掉几十年不断灌输给你的“殖民主义”概念。
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个便见仁见智。陈独秀觉得军阀混战之下 任何政治理念都无从说起,至少国家要稳定才能谈的了民主。所以他也不盼什么了,就算来个皇帝独裁者也好过现在的军阀混战。
是的殖民主义终於殖民地人民的觉醒(eg印度)
中国人应该自己思考和梁家河国家的关系是不是和殖民地和宗主国类似
(eg春晚连方言都不能说)
中国人应该自己思考和梁家河国家的关系是不是和殖民地和宗主国类似
(eg春晚连方言都不能说)
理解秦晖老师的不便之处。如果能畅所欲言,那用咱天朝做例子远比用印加人好。
1576年,西班牙总督桑迪博士上报的文件中就这样描述中国:他们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族人,明朝的皇帝与官吏虐待穷人,贪污、欺诈、抢劫,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皇帝效忠,只需4000至6000人,配备长予和火枪、船舰、炮以及所需的弹药,便足以占领所欲占领的省份,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同时代访问明朝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指出,中国官吏无知狂妄,而且贪污腐败;老百姓“受苦受难,对长官极其不满和恼怒”;还说:“中国皇帝和官吏都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外族总是不可想象地宽容慷慨,对自己的人民又总是不可忍受地残暴严厉。”
袁腾飞更直白,说菲律宾当地发生起义,西班牙的总督下令屠杀,两万多华人遭鱼池之殃。西班牙总督吓坏了,派人渡海去见明朝的两广总督报告这件事,对不起啊,我们杀错了,咱们能不能商量这件事,我们赔钱。两年后,朝廷圣旨到,赏赐这个西班牙总督,两万两白银!你不是杀了两万多中国人吗?赏你两万两白银!他们都是天朝的叛徒,都是汉奸啊。不是汉奸你跑出去干吗?你杀他们,乃为天朝除残去秽也,干得好,杀一个奖一两白银。西班牙总督得出结论,这样的国家不打还有天理吗?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英武器性能有差距,但英军并不具备降维打击的装备优势。中国军队有主场优势、人数优势,却一触即溃。唯一认真打的是镇江那1500名一根筋的满族八旗军。面对人数火力占绝对优势的一万英军,坚决打到底。虽然镇江失陷了,却给英军造成了鸦片战争以来唯一一次真正的伤亡。他们自报185人,实际应该更高,因为英方没有把仆从的印度人算在里面。连老共的恩二爷都说,如果中国军队都能象镇江那样,英国根本不可能赢。可惜绝大多数清军都是上前线走个过场,做个样子,然后掉头就跑。
再到1944年,那年日军向国军发起猛烈进攻。当时日本其实已经日薄西山,国军装备并不比对手差,补给优于他们,制空权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上,可是照样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一溃千里。更可耻的是,由于国民党横征暴敛,在河南竟然发生大批老百姓(注意了,是老百姓,不是汉奸)配合日军打击自己的国军。
有朝一日如果美军攻打土共国,解放军肯定未触即溃。为美军带路,不仅老百姓抢着去,连土共官员也会人人争先。到那时,习包子怕连挂到景山上那棵著名大树上的机会也没有,结局要么象卡扎菲,先爆菊,再枪毙;要么象齐奥塞斯库,直接被起义军打成筛子。
1576年,西班牙总督桑迪博士上报的文件中就这样描述中国:他们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族人,明朝的皇帝与官吏虐待穷人,贪污、欺诈、抢劫,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皇帝效忠,只需4000至6000人,配备长予和火枪、船舰、炮以及所需的弹药,便足以占领所欲占领的省份,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同时代访问明朝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指出,中国官吏无知狂妄,而且贪污腐败;老百姓“受苦受难,对长官极其不满和恼怒”;还说:“中国皇帝和官吏都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外族总是不可想象地宽容慷慨,对自己的人民又总是不可忍受地残暴严厉。”
袁腾飞更直白,说菲律宾当地发生起义,西班牙的总督下令屠杀,两万多华人遭鱼池之殃。西班牙总督吓坏了,派人渡海去见明朝的两广总督报告这件事,对不起啊,我们杀错了,咱们能不能商量这件事,我们赔钱。两年后,朝廷圣旨到,赏赐这个西班牙总督,两万两白银!你不是杀了两万多中国人吗?赏你两万两白银!他们都是天朝的叛徒,都是汉奸啊。不是汉奸你跑出去干吗?你杀他们,乃为天朝除残去秽也,干得好,杀一个奖一两白银。西班牙总督得出结论,这样的国家不打还有天理吗?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英武器性能有差距,但英军并不具备降维打击的装备优势。中国军队有主场优势、人数优势,却一触即溃。唯一认真打的是镇江那1500名一根筋的满族八旗军。面对人数火力占绝对优势的一万英军,坚决打到底。虽然镇江失陷了,却给英军造成了鸦片战争以来唯一一次真正的伤亡。他们自报185人,实际应该更高,因为英方没有把仆从的印度人算在里面。连老共的恩二爷都说,如果中国军队都能象镇江那样,英国根本不可能赢。可惜绝大多数清军都是上前线走个过场,做个样子,然后掉头就跑。
再到1944年,那年日军向国军发起猛烈进攻。当时日本其实已经日薄西山,国军装备并不比对手差,补给优于他们,制空权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上,可是照样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一溃千里。更可耻的是,由于国民党横征暴敛,在河南竟然发生大批老百姓(注意了,是老百姓,不是汉奸)配合日军打击自己的国军。
有朝一日如果美军攻打土共国,解放军肯定未触即溃。为美军带路,不仅老百姓抢着去,连土共官员也会人人争先。到那时,习包子怕连挂到景山上那棵著名大树上的机会也没有,结局要么象卡扎菲,先爆菊,再枪毙;要么象齐奥塞斯库,直接被起义军打成筛子。
最后人类还是会和人类互害的,无论是本土还是殖民,只不过是靠语言刻意切割,编这么多故事最后也不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有权利鄙视别人,写到最后自己也和自己讨厌的人没有区别,人与人互害就是人类的本质,所有科技进步和政治制度全都是方便这一点而存在的,最后人类只会因为一年比一年罪孽深重的互害而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