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符合中國政治宣傳的是美國

這麼說是不太合適的。美國的根基是以民團、社團、教團為基礎的小共同體社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武裝公民自治。如果沒有了小共同體，僅僅剩下形式上民主憲政的美國，就會蛻化成像羅亞爾河（Pays de la Loire）地區那樣的特權社會和吏治國家，美國夢與什麼「先進生產力」也將不復存在。

中共的上述政治宣傳，都有打壓宗教、禁止民間自組織的隱秘含義。

比如說，王滬寧為江澤民發明的「三個代表」，說要代表什麼「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實際上，日本、美國那種民間工匠社會的「發展要求」是減少政府規章、減少稅負，鼓勵民間創新與小企業的發展等。而大型科技公司的「發展要求」則與之相反，是希望政府幫他們實現行業壟斷的。王滬寧陰險地用「先進」兩個字故意將其含糊化，從而統戰了改開派和海派華人所想像的美國式生產，而實際上江澤民當局則是在推進吏治國家、甚至是寡頭政體的那種大型集中生產方式。

又比如說王滬寧、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口口聲聲講什麼「要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古今中外，和諧的社會均是民間自組織強大、能夠自我治理的社會，比如說瑞士、美國、西周等。而其自治與民間自組織的根基正是民團、社團、和教團。這裡，王滬寧又玩文字遊戲，用「積極」二字搞政治欺騙。改開派和溫中以為「積極因素」就是像美國那樣揚善懲惡、與黑社會相對的民間力量。

實際上，王滬寧的「積極因素」是以中共公安系統、國安系統更專業的警察和密探主導的專制極權體系，同時還動用了大量的民間告密者。那樣的「積極因素」，並不會建成什麼和諧社會，相反衹會加劇社會的流沙化，並且誘發遍地張獻忠的災難性大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