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滿清之後無漢人,文革之後無信仰,改革之後無道德
1.崖山之后无中国: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崖山海战是宋朝与蒙元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锋,是南宋的汉族政权对蒙古军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抵抗。这场战争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告终,宋朝就此灭亡。同样标志着作为非汉族政权第一次在地域上全面征服以往数千年的汉族中原政权并造成传统华夏政权在文明政治上的断层,因此在日韩史学界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认为自崖山之役后古典的华夏文明被外族人彻底摧毁,文化层面上的正统中国已不复存在。
2.明亡之后无华夏:
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明朝时期,虽然渐渐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明亡之后无华夏,可能更多地来自外邦如日本、韩国(朝鲜)对于汉文化的继承所造成的一种文化争论,华夏文明的传承至此存疑。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3.满清之后无汉族:
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4.文革之后无信仰:
国人为什么缺乏信仰?这话如果放在一百多年以前,显然是错误的。至少在那个时代,作为大清皇帝的子民,第一可以信仰孔子,如果不行的话,还有佛祖、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再不行,还可以崇拜满清的皇帝,所谓天地君亲师,作为延续下来的香火尚未消散的天的儿子,其实也是国民信仰的一部分。
进入民国,孙中山先生一帮人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因此陆续放开了妇女的裹脚,男人剪了辫子,断了公众对皇权的一点幻想。但是此时的国民,在思想深处仍然保留较多原来信仰的遗存。似乎可以这么说:后来思想界的种种反复,都与此有关。
五四运动以后,西风逐渐压倒东风,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是,由于决定社会走向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因而宪政无法具体实施。所以在民国后的很长时期里,实际统治中国的乃是一群政客和军阀,科学、民主成为一种憧憬而非实在的建筑物。很不幸地,在此后数十年间,在思想发生催化和转变的几十年过程中先是爆发了内战,然后是抗战,再然后是内战。
新中国建立以后,思想被高度统一。但是激进的措施毕竟无助于经济的建设,革命的非常时期所造就的非常手段无法进行科学的管理。先是“反右”,然后是自然灾害,再后来是“文革”,一直到后来的拨乱反正。
这其中,“文革”时期,在极端口号的鼓动下,社会忽左忽右,打、砸、抢手段统统派上用场,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发展基本停滞。这个时候,国人经历了“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以及“上山下乡”等运动,原有的伦理观念一下子荡然无存。好的、坏的,统统到爪哇国去了。
“文革”打乱了公众的思维,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态。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文革”结束以后,由于当时思想界仍处于“文革”的后期影响之中,中国知识界难以对“文革”时期的种种错误进行反思和纠正,以至于我们民族丧失了最宝贵的反省机会。
当今中国,公众为什么缺乏信仰?这其实与信仰本身能否取得公众的信任有关。不能取信于民,说得天花乱坠,老百姓打死也不相信。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种种思潮,但是多数是短命的。民主和科学固然是美好的,但是中国实行宪政的道路一直遥遥无期。民主和科学并没有从心底里把老百姓呼唤起来,由于民族的惰性和小农意识的作怪,绝大多数国人不是刀压到脖子上,是不会主动起来追求民主和宪政的。换句话说,老百姓本身没有从宪政身上得到好处,这个科学和民主的东西没有办法取信于民,那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信仰从何而来?!
当今中国,公众为什么缺乏信仰?个人感觉,具体地说,与两个问题有关。
其一,近百年来,国人经历的东西太多了,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先是满清皇帝,然后是儒教和文言文,再后来是繁体字,接着是孔子个人,再接着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了。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同的的,比如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平反和崇拜,对法家的颂扬;再比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整个社会的拜金热潮。——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何其不幸,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到空中再到地上的过程。整个民族都懵了,思想界都懵了,又何况普通民众?
其二,是打倒的太多,洗脚水和孩子都泼出去了,而本该树立起来的没有被树立起来。俗话说:不破不立。但是,由于该破的破了,不该破的也破了;能破的破了,不能破的也破了,最终必然导致标准的丧失。原本应该树立起来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观念,五四以后,由于抗战和内战的原因,所以没有能够实现。新中国建国以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冒进主义、“文革”和“反右”的摧毁手段,使得当代社会已经难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同时又能够被公众所认可的社会伦理体系了。
5、改革之后无道德:
在社会伦理体系和政治文化思想还未得到恢复时,新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无疑过于加快融合步伐,以至于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严重破坏,西方道德体系则见缝插针,被引入中国,直至如今这摸样。虽然传统道德也得到一定恢复,但是现在一再强调的道德理念已经非是原来面目了。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崖山海战是宋朝与蒙元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锋,是南宋的汉族政权对蒙古军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抵抗。这场战争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告终,宋朝就此灭亡。同样标志着作为非汉族政权第一次在地域上全面征服以往数千年的汉族中原政权并造成传统华夏政权在文明政治上的断层,因此在日韩史学界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认为自崖山之役后古典的华夏文明被外族人彻底摧毁,文化层面上的正统中国已不复存在。
2.明亡之后无华夏:
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明朝时期,虽然渐渐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明亡之后无华夏,可能更多地来自外邦如日本、韩国(朝鲜)对于汉文化的继承所造成的一种文化争论,华夏文明的传承至此存疑。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3.满清之后无汉族:
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4.文革之后无信仰:
国人为什么缺乏信仰?这话如果放在一百多年以前,显然是错误的。至少在那个时代,作为大清皇帝的子民,第一可以信仰孔子,如果不行的话,还有佛祖、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再不行,还可以崇拜满清的皇帝,所谓天地君亲师,作为延续下来的香火尚未消散的天的儿子,其实也是国民信仰的一部分。
进入民国,孙中山先生一帮人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因此陆续放开了妇女的裹脚,男人剪了辫子,断了公众对皇权的一点幻想。但是此时的国民,在思想深处仍然保留较多原来信仰的遗存。似乎可以这么说:后来思想界的种种反复,都与此有关。
五四运动以后,西风逐渐压倒东风,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是,由于决定社会走向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因而宪政无法具体实施。所以在民国后的很长时期里,实际统治中国的乃是一群政客和军阀,科学、民主成为一种憧憬而非实在的建筑物。很不幸地,在此后数十年间,在思想发生催化和转变的几十年过程中先是爆发了内战,然后是抗战,再然后是内战。
新中国建立以后,思想被高度统一。但是激进的措施毕竟无助于经济的建设,革命的非常时期所造就的非常手段无法进行科学的管理。先是“反右”,然后是自然灾害,再后来是“文革”,一直到后来的拨乱反正。
这其中,“文革”时期,在极端口号的鼓动下,社会忽左忽右,打、砸、抢手段统统派上用场,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发展基本停滞。这个时候,国人经历了“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以及“上山下乡”等运动,原有的伦理观念一下子荡然无存。好的、坏的,统统到爪哇国去了。
“文革”打乱了公众的思维,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态。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文革”结束以后,由于当时思想界仍处于“文革”的后期影响之中,中国知识界难以对“文革”时期的种种错误进行反思和纠正,以至于我们民族丧失了最宝贵的反省机会。
当今中国,公众为什么缺乏信仰?这其实与信仰本身能否取得公众的信任有关。不能取信于民,说得天花乱坠,老百姓打死也不相信。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种种思潮,但是多数是短命的。民主和科学固然是美好的,但是中国实行宪政的道路一直遥遥无期。民主和科学并没有从心底里把老百姓呼唤起来,由于民族的惰性和小农意识的作怪,绝大多数国人不是刀压到脖子上,是不会主动起来追求民主和宪政的。换句话说,老百姓本身没有从宪政身上得到好处,这个科学和民主的东西没有办法取信于民,那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信仰从何而来?!
当今中国,公众为什么缺乏信仰?个人感觉,具体地说,与两个问题有关。
其一,近百年来,国人经历的东西太多了,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先是满清皇帝,然后是儒教和文言文,再后来是繁体字,接着是孔子个人,再接着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了。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同的的,比如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平反和崇拜,对法家的颂扬;再比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整个社会的拜金热潮。——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何其不幸,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到空中再到地上的过程。整个民族都懵了,思想界都懵了,又何况普通民众?
其二,是打倒的太多,洗脚水和孩子都泼出去了,而本该树立起来的没有被树立起来。俗话说:不破不立。但是,由于该破的破了,不该破的也破了;能破的破了,不能破的也破了,最终必然导致标准的丧失。原本应该树立起来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观念,五四以后,由于抗战和内战的原因,所以没有能够实现。新中国建国以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冒进主义、“文革”和“反右”的摧毁手段,使得当代社会已经难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同时又能够被公众所认可的社会伦理体系了。
5、改革之后无道德:
在社会伦理体系和政治文化思想还未得到恢复时,新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无疑过于加快融合步伐,以至于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严重破坏,西方道德体系则见缝插针,被引入中国,直至如今这摸样。虽然传统道德也得到一定恢复,但是现在一再强调的道德理念已经非是原来面目了。
31 个评论
我求你們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
別再當復讀機了好不好?!
從來就沒什麽中國!
宋朝也不是什麽中華!
中華是
清末的
梁啓超
提出來的!
記住了嗎?!
所以
宋朝算他媽的哪門子中華?!宋朝用清朝概念叫自己?!
我知道用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很荒謬
但是你們整天在這上演什麽用後朝的劍指向前前前朝朝的官帽的戲碼……
太陽都笑得從西邊蹦起來了
還有你們似乎已經忘記了
也罷,畢竟幾百年了
再提醒你們一下吧
漢人這個詞
是蒙古人
征服中原之後
爲了區分自己和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韭菜們
給出的概念
你們這群兩腳羊,
用著蒙古爹賜給你們的名號反蒙古?
口口聲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口口聲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你們霸占著疆藏、内蒙、東三省,
占得很爽嘛
甚至還想吞了蒙古國全境以及西伯利亞遠東部分地區??
既要又要的精神是吧?
看來這片土地確實不只有共產黨有問題……
別再當復讀機了好不好?!
從來就沒什麽中國!
宋朝也不是什麽中華!
中華是
清末的
梁啓超
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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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用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很荒謬
但是你們整天在這上演什麽用後朝的劍指向前前前朝朝的官帽的戲碼……
太陽都笑得從西邊蹦起來了
還有你們似乎已經忘記了
也罷,畢竟幾百年了
再提醒你們一下吧
漢人這個詞
是蒙古人
征服中原之後
爲了區分自己和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韭菜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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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這群兩腳羊,
用著蒙古爹賜給你們的名號反蒙古?
口口聲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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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霸占著疆藏、内蒙、東三省,
占得很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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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又要的精神是吧?
看來這片土地確實不只有共產黨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