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火亮：何为现代性危机——从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格林说起

摘要：现代性危机似乎成为了学术界一个公认的命题，如何理解现代性危机、解释和解决现代性危机却有不同的答案，并被不同的思想家所阐发。阿伦特认为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着眼未来。施特劳斯试图寻找一种理性和精神之间的对立的解释，并探析这种解释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从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思辨的色彩。沃格林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现代性危机，将现代性危机追寻到了中世纪的灵知主义，认为现代人的精神无所皈依才是危机的本质。总结而言，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宗教的没落、技术和科学统治世界导致普通人的思考和辨别能力被严重剥夺、进步主义史观带来的盲目信仰、现代的道德和精神混乱导致信仰的缺失、现代国家不再追求正义而是希图和平。要解决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思考其产生的根源，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然而，危机真的只是现代性的吗？以复古的心态看待现代性并不利于现代性危机的消除，古代的经验和手段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却无法提供直接的答案，更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是时候正视现代性了。探寻一个足够安全和自由的现代，尊重和宽容不同的选择，或许是现代性危机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案。
引言
　　现代国家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现代性方案——结合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危机存在于现代性本身之中。危机（Crise）源于希腊语“Krinẻin”，意味着危险和决定性的判断后果。现代性依赖科学、技术、道德的进步，民主似乎成为唯一理想的制度。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分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幸福，似乎成为了唯一追求。古代政治社会关注人的自身改善和精神归宿，现代政治社会则建立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之上。代表性的现代思维方式是意识形态，这剥离了公民的思考能力，如自由主义，既承认政治是罪恶的，又认为政治的恶是必要的。诸如此类，现代思想的纷繁复杂和无的放矢，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政治的意义，于是政治哲学的思考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各种各样的学说由此产生。政治中，人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服从、自由和裁断，然而现代人根本难以明了正义、服从、自由和裁断的标准，现代性危机也由此产生。
政治思想史上通行的现代社会，可以将其定义为17世纪英国革命以来，由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率先阐述的个人主义式自由社会。现代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自由、平等、秩序和安全的要求均来源于这个商业社会，和古代社会要求秩序、精神归宿和公民美德形成了对比，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古今之别。这个商业社会带来的转变是，人们不再询问一个人是否可以或者应该调整自我去适应社会环境，而是孜孜以求地找寻什么是适应社会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这个盛行的现代性社会概念也并不具备完整的现代含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是指“根据法国和英国的17和18世纪构想出来的现代；它已经吸收了世俗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信条”。商业社会的现代性可以追逐到更远的时代，譬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因为现代性不仅使得政治哲学本身概念解体，而且已经没落到与意识形态为伍。
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性所面临的危机是全方位而真实的，如理性的危机、国家的危机和“共和的危机”。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新的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如果还一昧地对人类的进步充满信心，这不得不让人感觉非常的古怪。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在群体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个人主义深入人心但是各种意识形态也试图攻城略地的今天，科学技术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国家是最终的人类形态吗？许多诸如此类需要追根究底且不再有终极性答案的问题，引发了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许多思想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从而形成了各种思想派别，在不同的层次上呈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也让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危机时有些难以适从。因此，很有必要综合性地简述当代主流思想对现代性危机的阐述和回应，以厘清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要素，全面地理解和对待现代性危机。
一、三位思想家的角度
　　阿伦特（Hannah Arendt）可以说是阐述现代性危机最为知名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等。阿伦特的核心要点是：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然而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着眼未来。
　　阿伦特从现象学的角度重建了政治理论，深刻地展现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要素。阿伦特认为，现代危机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危机，是由现实事件触发的危机引导我们去思考现实存在的危机。用现象学的方法，阿伦特研究了现代社会中特有的危机，如极权主义。新旧世界的划分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去理解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描述。在新的世界里，即现代社会，权力的发展导致了权威的衰落，而暴力的发展又导致了权力的消失。当权力也消失时，暴力就会替代权力和权威，现代性的危机就出现了。权威的丧失是现代政治最典型的的特征。现代政治追求平等，权威政府和等级结构是人类已有的政府组织形式中最不平等的一种，因而不为现代的自由平等的观念所包容。实际上，所有人类已有的平等主义的政府都是极端专制的：要么极端自由，要么都没有自由。与平等主义危机相类似的是官僚制带来的危机。官僚系统的政治统治甚至是可怕的，“在此之中，没有人可以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最优秀的人，也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阿伦特将官僚政治斥之为“无人统治”。
　　危机是危急的时刻，是需要放弃偏见进行判断的时刻，“危机要求整个共同体看到它，并且寄生于共同体之中：这是危机本身的力量，它所显露的力量”。现代性思想越是一种开端，那么任何的改变就会触动本已存在危机的秩序，因为现代理性自身已经无力去建立或者承认一种秩序的正当性。西方整个习惯使用的政治概念工具失灵了，传统的概念又因其不足无法完全解决现代的问题，使得判断的危机凸显出来。传统的权威随着时代的终结已经终结了，要走出现代危机就必须面对现时代处境下的特殊政治事件，“对于懂得思考政治事件的人来说，政治事件以同样的方式照亮了其本身的过去，只有大的思想决定本身可以把持亮光，照亮开端之后的延续以及终结之后的遗产”。人本身的尺度就是思想判断的尺度，因为现实中合法的权威是所有的开端都可能成为权威。由此，开端成为了阿伦特解决现代危机的一种视角乃至是方案，“我们能自由地改变世界，并且在它之中开创新的事物”。
　　虽然阿伦特的许多观点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但也并非意味着阿伦特就是一个纯粹的复古主义者。实际上，阿伦特反对将古代社会过分浪漫化、理想化，毕竟，历史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处理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极权主义，不能指望回归上帝，更不能希冀回到过去。过去的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独特的思想意识基础，现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了。以极权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来源于人性中本就固有的东西，这一点应该成为思考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立足点，因为极权主义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向往古典政治哲学，批判历史主义，以阐述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试图寻找一种理性和精神之间对立的解释，并探析这种解释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思辨的色彩。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危机诞生于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和霍布斯等人抛弃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刻，是一种整个西方世界思想和理性的危机。用回归古典哲学的方式，施特劳斯思考了整个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甚至认为现代性本身就是危机：通过提出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以促使政治哲学回归古典式的思考——可以发现最好的政治模式。古典哲学并不传授任何具有普世性的教义，也不追求任何确定的答案，但是给予关于永恒性问题的思考，“古典政治哲学就其原义而言是自由主义的”。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背叛了捍卫永恒信仰的初衷，通过否认普世价值摧毁了超越价值，最终剩下了一个纯粹主观的、个人自由的选择标准，最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观念或者一项权力从产生、发展、繁荣到消亡的过程，但这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正义的。历史主义告诉人类的，是人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然而并没有真正的进步，只有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历史环境的转变。历史主义起源于现代传统中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只属于有限的认知范围之中这一思想。但是这些无法解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历史主义兴起之前，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耗费足够的笔墨去关注历史。历史主义本身也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短暂的思想现象，只具有暂时的正确性或者是根本不具有正确性。18世纪政治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主义的诞生，即历史主义是现代自然权利危机的解构：哲学被彻底政治化了，从而导致了哲学的危机。哲学是为了探讨人，是为了探析永恒的秩序而被人性化，但是从17世纪开始，哲学成了一种工具。
　　自由的获得，来自于对自然的重新认识，以及个人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重新获得，从而重新找到思考和使用真理的理由。现代性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价值判断的危机，而且是对最本质价值的质疑的漠不关心导致的。关键是判断的可能性如何：“危机总是先是判断的危机，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姿态对于实际走出危机，是必不可少的必备条件”。判断是绝对的，是一种评估善恶、正义非正义、正当非正当的能力。批判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回到古典哲学，就是施特劳斯给现代性危机开出的药方。自然权利出现的本质条件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观念的多样性，人类自由秩序的本质是善与恶的区分，捍卫自然权利就是捍卫人性本身。施特劳斯的思考回到了人的理性能力这个现代所推崇的概念本身，当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人性所具有的的感知就会出现危机。施特劳斯推崇自然权利绝对的真理性，以引导人们走出价值判断的危机，从而在自然权利和人性本身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理性成为了唯一的权威。
　　相比于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视角和施特劳斯的哲学性视角，沃格林（Eric Voegelin）看待现代性危机的方式有所不同。沃格林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现代性危机，并将现代性危机落脚为现代人的精神的无所皈依。
　　沃格林将现代性危机追寻到了中世纪的灵知主义（Gnosticism），即异端于神学的世俗主义宗教观，“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兴起”。沃格林划分了两种人的生活：在精神上的情感是神圣帝国、教会和终末论思想，在身体上的情感是世俗、此世和内在的思想。用康德主义（Kantianism）的语言来说，即“超越”与“内在”。“内在”的政治思想即现代性的政治思想。政治生活要么可以超越自身而追寻超越价值，要么变成了操控精神需要的工具。极权主义的起源，并非如阿伦特所认为的是现代大众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现代性危机，是精神和世俗之间的背离，“真正的分界线不是在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之间，而是在宗教和哲学的先验论者与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宗派论者之间”。现代大众最大的危险，是自我利益和归属感的缺失。在沃格林的语境中，我们自出生肇始就生长于斯的环境就是政治领域，我们在其中进行日常活动并构成了人生的整体，秩序是持续生存的前提条件。这个政治领域是变动不居的，并不存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但人不同。人是带有整体性，“人在原则上是以其人格之整体参与到政治唤启之中的，而且，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文明创造物都必定带有整全整体的印记”。决定着这种“政治唤启”的，是人对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或者制度安排的正义与否的接受或者反对。特定的认可或者反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消失，但是“政治唤启”所留下的“观念”则会在文字或者文明中保留下来。符号分析法使得沃格林写出了皇皇巨著《政治观念史稿》（History of Politic Idea），阐释了在政治领域中，观念和现实的“政治唤启”之间的冲突是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教会和帝国的，二者划分了世俗与精神两个不同的权力单元，二者又结合于同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同一性使得教会具有普世性的精神权威，带有终末论的色彩。生存具备符号性的制度贬低了日常生活中的制度，使得政治帝国在中世纪做出了妥协，“只有在中世纪之后，才有可能使代表着帝国政治与宗教组织的各种符号之间的争论正当化”。世俗力量在中世纪后期的兴起，带来了的是政治理论的两个新的任务：　　　　
　　“（1）塑造新力量领域的政治秩序；（2）使新秩序适合于旧的、并未停止存在的基督教秩序”。在新秩序兴起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符号的演变经历了从精神——世俗——现代的衰退性演变，现代性危机正产生于这种演变之中。在沃格林看来，现代性的到来肇始于代表属于世俗的权威和属于精神的权威二者之间的断裂，促生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觉醒和更具颠覆性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国家和教会两个相对自治的领域。属灵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与行动主义神秘论者的立场之间的冲突刻画出了新旧世界之间问题的本质：（1）对变体世界的信念不能被置于历史实存之中；（2）在行动主义者们的省思中，两个世界之间的暴力碰撞造成了两个世界之间划时代的大灾难；（3）“终末论”暴力超越于善恶，争取光明世界的战争是将黑暗势力逐出宇宙的超越性圣灵运作，那么信徒们会不可避免地沉溺于灭绝的彻底性之中，而这种灭绝在现实层面上呈现为兽性与暴行；（4）人性变化和历史变体的展开不在人类行动范围之内，因此也就并非在手段——目的的理性关联中运行；（5）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是行动主义神秘主义者扫除邪恶势力之意愿与政治家不得不做出让步之实存之间的张力。基于这一认知，沃格林直接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等极权主义斥之为“缺乏人性、全无良知”的恐怖活动，并认为其来源于“奥秘主义和动物攻击性的合流”，是在历史与政治层面上，“最为彻底的人类欲望足以得到满足，不仅逃脱道德与法律的节制，而且秉持着臻于极致的信念——最为丑恶的罪行不过是那场将世界从邪恶中解救而出之神圣擘划的手段而已”。
　　在《政治观念史稿》卷五，沃格林探讨了宗教与现代性兴起之间的关联。现代性的危机尤其是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宗教化的现象，即神化世俗秩序。人同时拥有精神和世俗两个维度，但是现代灵知主义否认了精神的维度，把人类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并成为所有意义和秩序的源泉，“拒绝了超越性的秩序之源，人现在就有力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现时秩序”。是宗派主义的精神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才产生了现代的情感和态度的问题。极权主义成为人们看待现代文明的透视镜，“人的启示”终究无法完全取代“上帝启示”，现代世界无可置疑的危机是精神秩序的危机。
　　以上就是阐述现代性危机的三个主要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三个流派的代表。除此之外，还要许多关于现代性危机的论述，但大体遵循了上述三种思路。在持有现代性危机观念的人看来，现代性危机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是找到其原因所在。
二、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首先可以追溯到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反思。极权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欧洲传统秩序的衰退有着直接的联系。极权主义内部并并不具有一致性，而是有着不同的区分：源自理性的乐观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其思想传承是理性主义——卢梭——黑格尔，这是一种社会极权主义；源自唯意志论和经验主义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源自迷信实力的乐观主义哲学的纳粹主义，这是一种种族极权主义。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不相信上帝，都迷信国家，以及都是无神论。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并阐述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柯林武德研究了战争的危险性，并将现代性危机定义为一场理念的冲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构成了对文明的反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它们”。这种背叛性在于，极权主义在不同的层面显示了现代对传统的叛离。社会极权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而刺激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普适性反而失去了理性和信仰。种族极权主义，反对理性，反对智慧，反对真理，这种反对的力量来自底层，具有严重的残暴性和野蛮性，需要智慧和真理来引导和改造。真正的善根源于智慧。种族化的极权主义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催眠，使得现代人步入一种无意识的精神障碍之中，从而被剥夺了思考能力。其后果是，现代人生活的世界模式和个人经验脱节，个人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迷茫的时代，只能诉诸集体的非理性之中寻找安全感。而自由主义假设的人性善，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时候几乎没有应对的方案，因为自由主义不承认来自人类底层的力量会反对理性和智慧，并否认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古已有之的内部秩序。自由主义过度追求平等和人类本性的思想，使得极权主义得到了生长的土壤，“一切现存的传统、既有的机构和社会的设置都要推倒重来，重新塑造，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全部的权利和自由，把他门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其次可以追溯到宗教的没落，尤其是政教分离，也就是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政治的祛魅化。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城邦作为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的观念，被人们所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宗教的教会成为人世间最高的组织，逐渐地，宗教组织高于政治组织。人身上同时有两极的存在——精神和物质，精神所特有的是自我认识，人类的进步构成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精神是人类宽容和自由的源泉；物质并不关心真正的人性，只关注个性需求。精神统治世俗的秩序基本得以维持，人的美德本身得到了体现。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伴随着现代性的宗教改革，神学偏离了中世纪的观念，教会的权力被一种新的政治权力所替代，即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承接了人们对于上帝或者对于神的信仰，但即使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现代国家也不是上帝本身。然而，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点是，人们已经认为自己从迷信带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信仰成了一种稀有乃至可笑之物。于是在最先产生现代国家的西欧，个人与人类和上帝的不和谐，成为了矛盾的中心，在精神上，个人开始无可适从。因此，许多将现代性危机归咎于宗教没落的学者，试图通过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解决现代性危机。马里坦（Jaques Maritain）就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全面觉醒可以治疗现代性的弊病。马里坦认为现代社会的缺陷就是把人二分化，即割裂了精神是世俗在人身上的一体性，“这样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只有通过宗教道德的革新才能解决”。呼唤现代的自由和创造力、追寻现代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复兴、探索超越国界和历史无尽的爱，精神意义的回归成为医治宗教没落导致的现代危机的合理解决办法。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再次可以追溯到科学技术的进步观念的盛行，特别是将科学标准引入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的意图和行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现象是技术人员的地位超过了艺术家，物质享受成为了生活的最高追求。对美、人生和宇宙的探索，似乎成了极少数人才有的特权，技术和科学家开始统治世界，普通人的思考和辨别能力被严重剥夺。人的理性被所谓的科学标准所剥夺，过度地迷信工业化和市场化能给个人带来自我价值乃至是幸福的实现。对政治和社会而言，道德不再是价值追求所在，自由社会普遍开始缺乏宽容和忍让，而进入了精确的利益计算时代。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变得同斤斤计较的经济学家一样，将市场看作是万能钥匙，试图去打开人类所有的幸福之门，包括对精神宇宙的探索之门，而人则越来越动物化了。在越来越强调生存与发展的地方，物质成为了唯一的诉求，社会具有的道德性和人所具有的思考能力被贬斥，技术和科学标准成为其唯一的替代品。现代科学的问题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成为了终极标准，抽象真理的概念被束之高阁乃至弃之一旁，可能的后果是随大流的思想无处不在，想法的普遍性成为了融入集体的必备要素。公民的智慧和思维能力被剥夺，却用物质不断鼓动人的本性和情绪，这种试图诉诸于人为控制全过程的理论成为了现代社会考评一切探索的标准。现代知识和思想的科学化，最终导致的是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人类通过科学的自由探索却丢弃了思考的自由寻找。因此，许多反对“科学技术的进补有利于敦风化俗”的学者，试图通过回归传统文化甚至是反智主义来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复次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史观带来的盲目信仰。西欧在十七世纪将进步看作是知识的积累，到了十八世纪进步就成了“人类的教化”的代名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在17世纪之前还不为人知，18世纪时发展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到了19世纪则成了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进步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引导未来的安全感，解决了人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幻觉。随着历史进入现代，尤其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之后，人类被许诺在人世得到幸福，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却证明，对上帝的放弃导致了人的灵魂和自我的迷失。在历史事件的具体逻辑里，历史的教义和理念在内部逻辑上保持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然而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历史的教义和理念则又被历史的偶然性和自主性所主导。人类的信仰和理性其实本聚集于人身上，然而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却使得这种理念趋于消失。理性受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威胁，历史将人置于权力和虚幻的过去的历史之下，盲目相信进步和未来加重了这一循环，切断了理性与精神层面的交流，使得人忘却了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变成了彻底的动物。能够从历史身上继承来的，本只有社会赖以运行的现代秩序。进步主义最早是一种人文主义，然而正如马里坦所感慨的，“经典人文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用一种恶的方式来追求一种善的结果。因此，它放弃了对人类真正价值的探索”。进步的现代社会，认为人类是封闭而孤立的。历史背后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但是本质上都是物质不断丰富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信仰和精神不断地被解构和否定。永恒的生命和现世的创造力、物质生产力，都是人可以追求的，二者统一于人身上。人类的知识技术确实是在进步，但这并不代表人本身是进步的。进步主义乐观的估计，导致了普遍的现代危机。因此，一种追寻人类尊严的历史观，在人类道德和社会秩序中重现更为深刻和全面的个人尊严，向上帝和未来找回人自己，成为解决现代危机一个可行的思考。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从次可以追溯到对古今之变的反思。当政治学者将自己定义为探索“谁、什么时候、怎样得到”这类“物质成果分配”的问题，而不再是探索“美好生活、发现和追逐有价值的善”这一类政治生活的终极问题，现代性危机就产生了。现代的道德和精神混乱，导致了信仰的缺失，人不断地探寻“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问题的同时已经丢失了“到哪儿去或者还有哪儿可以去”的终极追寻。廷德（Glenn Tinder）等人就是认为人不再追寻永恒性的政治问题，人性思考的缺失造成了文明的崩溃和现代性的危机。诸如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存在，现代世界已经和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但是并非意味着现代世界更加的安全。武器技术的研究使得小国可以和大国平起平坐，秩序正变得越来越成为稀有之物，而政治在技术的怂恿下，其隐含的力量博弈的一面越来越狰狞出来。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现代国家概念的危机。古今之变后，现代国家的概念涵括的范围越来越大，直接侵入到了公民的个人生活当中，国家不再局限于其政治职能，反过来，国家对社会和个人领域的渗透也导致了个人和社会深入到国家领域之中。这种互相影响的状况导致了现代国家的危机，正如波奇（Gianfranco Poggi）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国家，丧失了“早期所确立的国家的两个独特性特征——也是其优越性所在——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中心的特征：统一和理性”。现代国家的过度扩张，国家内部被分裂成诸多的组织，组织之间彼此竞争，而在国家的外部，个人和国家互相渗透，国家的职能不再单一化，国家也不再是最高权力的绝对统一体，反而成为了工具。在此古今之变下，如何思考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提高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成为政治学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最后还可以追溯到现代国家不再追求正义而是希图和平这一目标的终极性。虽然现代国家的奠基一般都会归因于英国伟大的思想家霍布斯，但是国家成为最高的人类组织，在德国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看来却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遗产”。亚里士多德谈论的最高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其建立基础是包含正义、宗教和所有方面原则的。霍布斯不赞同亚里士多德，因为在霍布斯眼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黑暗的哲学，国家的建立并非为了所谓的最高善，而是保障基本的安全和秩序。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理论中，只有在一个政府和一个国王的前提下，estate、etat、state三者的意义才能重合。现代国家的概念虽然是博丹（Jean Bodin）那里传播开来，但是使国家的概念发扬光大和深化的是霍布斯。从霍布斯开始，现代国家的宗教生活成为了精神所关注的范围，而精神属于信仰自由，在主权的管控之下，但不属于最高主权可以直接干涉的部分。从罗马以来精神和世俗合一的国家观，历经中世纪，教会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国家是最高级和完善的政治组织，但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最高的善，“为了拯救不灭的灵魂”，教会重视个人主义和强调自我救赎。霍布斯完全颠覆了这一罗马以来形成的观念，宗教成为了国家的手段，国家除了保护个人安全之外别无它用。国家替代上帝成为世俗最高的主宰之后，国家就成了神话：国家就是上帝，超越了善恶的利维坦是万能的工具和包治百病的良药。实际上，国家成为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要反对霍布斯，走出现代危机，“就必须首次摧毁国家观念——这个现代的邪神”。也就是，找回国家，让国家成为塑造美德而不只是希图和平的手段。
结语
　　不论是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格林还是其它政治思想家，在探讨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时，都将其归咎于现代社会的变化，而且其解决方案都带有明显的古典性。阿伦特和施特劳斯都将现代性危机看作是判断的危机，只不过阿伦特认为是现实本身的危机，而施特劳斯则认为首先是思想的危机。沃格林则从精神世界的角度解释了危机的存在。他们提出的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无论他们自己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他们均从古代的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带有某种回归古典的倾向。这种在面临现代危机而复古的心态，在政治思想史中由来已久。但是复古却不利于现代性危机的消除，毕竟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代，古代的经验和手段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却无法提供直接的答案，更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
　　是时候正视现代性了。现代性危机可能确实存在，且有着诸多方面的起源，但是现代文明也应该得到肯定。危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用过去的眼光来反思现代性无益于寻找可靠的解决之道。现代社会四五百年的发展不说其弊病是积重难返，但要改变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社会变革，还需要变革人性本身。社会的发展产生出来的不一定是进步，深值于社会内部和人的内心的政治组织和思想形态也不可能仅仅凭借外力就能改变。现代社会是一个已经到来且分工合作的社会，有些人思考人之本性和宇宙规律，有些人谋求物质享受和人身安全，但都彼此平等。罗马的荣光已经过去，中世纪的黑暗也已经成为历史。探寻一个足够安全和自由的现代，尊重和宽容不同的选择，立足自足的个体去思考和解释世界，重塑现有的政治和思想概念，或许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能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