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2)
【共产杂种上台后,把所有的社会精英和组织都消灭了】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20 个评论
不过,钱穆的论述有三点值得讨论与注意,1.钱穆的“平铺社会”概念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描述。虽然相较于欧洲封建制或印度种姓制,中国社会流动性更高,但传统社会内部仍存在宗族、乡绅、行会等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现象。将其完全描述为“平铺”简化了实际情况。2.其更侧重于有形的、集中的组织力量(如政党、大工厂、封建领主)。中国社会拥有不同形态的力量,例如基于血缘、地缘、信仰的纽带,以及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这些在特定情境下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不符合钱穆所强调的那种“力量”模式。3.他指出了平等自由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引发思考:高度的社会平等和个体自由是否必然导致组织能力的下降?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既能保障平等自由,又能有效组织社会力量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