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一位葱油的提问，“现代文明为什么诞生在欧洲而不是诞生在中国？”

题主给出的两张地图之间的对比就很明显，欧洲地图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表示地势低缓。而中国地图则是深红色的区域居多，表示低缓地带的面积只有东半靠近海岸线的部分，差不多都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低缓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水流不会太湍急。而中国地形由于西部的地势过高，东西向的巨大的海拔高度差就决定了主要河流段的危险性（可以参考现今中国水坝管理中比较常见的上游河段突然开闸放水导致下游民居被淹没的例子）。黄河历史上就经常闹洪灾（上游河流在短时间内降雨量骤然增加，因为黄河上游支流分布广泛的关系，只要有一条发生水位暴涨的情况，那么就能直接决定下游的水灾情况。理由是这样的，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了大量的当地的泥沙，日积月累，使得中下游的河段淤积的泥沙逐渐抬高了河床。那么顺其自然的，两岸的人群就修筑堤坝。由于泥沙始终不断沉积，河床越来越高，那么堤坝高度也要随之增加。水位越高，风险也越大（溃堤以后的水流冲击力越强）。如果黄河的上游的某一条支流突然强降雨导致的水位暴涨，那么很可能就成为压垮中下游河堤的一根稻草，导致决堤。黄河水位只会不断抬升，沿岸堤坝的高度也只能跟着垒高。但是以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堤坝的高度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吗？显然不可能。那么黄河沿岸决堤最终是还是要发生的，决堤时间推迟地越晚，决堤后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黄河在中国古代一定会决堤，就如同中国古代将经营重心放在黄河两岸的王朝一样，它一定会灭亡。王朝持续的时间越长，王朝末年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更加是触目惊心。黄河水有着王朝兴衰周替的某种隐喻。水灾多了，土地被淹没，定居者就被迫成为流民。和水灾相对的另外一种灾难是旱灾，如果上游水位不足，可能是气候原因或者其它周期性因素造成，总之作为农业区命脉的水源如果供应不足，一样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或者没有粮食的定居者也会集体出走成为流民。如果把水流比作鸡蛋（可以养活人），那么黄河这么一条巨大的“水库”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风险极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交替的所谓历史周期律，除了北方少数民族不定期南下进攻以外，从中原政权内部因素来说，就是作为维系生存的黄河水流量极其不稳定。欧洲大陆则没有这方面的烦恼，由于靠近海岸线的缘故，从海洋方向吹拂过来气流带来了丰富的降水，很少听到欧洲大陆或者像日本列岛之类的地区有经常发生旱灾的事情。也由于靠近海洋，如果强降雨频发，积聚的水流也可以很方便的排放到海洋里面。如果单单从水文和气候来条件来看，世界岛的两端，也就是欧洲大陆和日本列岛，它们的自然条件是极其优越的，可以说是风调雨顺。虽然从矿产资源储存量角度来说，由于处于世界岛的边缘地段，岩石厚度不够，使得它们在金属储存量（除了像铁铝等“轻”金属，还有稀土等重金属）方面比较捉襟见肘。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开展国际贸易来弥补。而水文条件则是得天独厚的，非人力可以补救。所以综合来看，世界岛的两端在文明培育的稳定性方面是占据优势的。

欧洲地图给人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它是狭长的地形深入海洋当中，陆地的海岸线和海洋充分地接触。欧洲大陆看起来是落入海水中的，被海洋整个包围住了。海岸线就像缠绕的蝴蝶结一样，足够的扭曲，线条都是尽可能地往大陆的中心凹陷，最典型的像欧洲在地中海的那一段海岸线。附带的一个好处是使得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片土地到达海岸线的平均距离都非常短，换句话说，这可以保证欧洲人非常方便地从海洋获得海鲜等各类食物（跟内陆河流相比，海洋里的食物不仅量大，而且营养价值要更高。日本以前在二战末期穷途末路的时候，因为食物供给匮乏，不少日本人赖以维持生存的手段就是到海里捕杀各类海鲜，包括营养价值很高的鲸鱼）。而中国呢，比如在古代的话，以明朝为例，如果像传统的农业区比如河南发生了旱灾，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饥民要如何生存下去呢？在缺少足够的运输船舶的情况下，恐怕他们是不容易通过黄河河运到达北直隶或者山东省的出海口的。而欧洲人，假如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他向南向北向西都可以轻易地到达海岸边。反过来，也意味着从沿岸获取到的海鲜食物可以比较容易地供应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

如果再仔细审视题主提供的地图，又会发现，基本上欧洲大陆的所有比较大型的河流都是连同海洋的，像莱茵河，易北河，赛纳河，卢瓦尔河等等。所以，就像前面提到的，漫长的海岸线为沿岸地区广泛的捕捞海洋生物基地的建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中国大陆沿岸则大都是高地类型的丘陵。从浙江省中部城市宁波市开始，沿着海岸线一直延申到广西，是一片丘陵连着一片丘陵（连绵起伏的丘陵）。沿岸的相对比较平整的土地只是集中在一小片局促的地方。珠江三角洲算是南方沿岸比较大的平原地带，但是把它放在更大范围内的以山地地形为主的南中国来看的话就显得异常狭小，使得珠江流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孤岛。沿岸的这种地形限制了对近岸资源的开发。

中国主要的沿岸河流虽然都是直接流入大海的，比如像是钱塘江，闽江，珠江流域，但是更加广阔的内陆省份的河流就基本上都需要借道黄河或者长江才能流入大海。而且和欧洲大陆的河流不同，中国的主干河流由于海纳百川的关系，它的水流量通常比较巨大，河面也比较宽。巨大的水量就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农业人口，所以这就带来古代中国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结果，在水量最大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可以繁衍最多的人口数量，造成了中国北部极其不均衡的人口数量分布。看一下欧洲地图上各个河流，由于它们的地势比较低缓，各个河流即使在接近入海口的地方，河面的宽度（以法国的赛纳河为例子）也远远不能和中国的黄河相比，称得上是“纤细”的。而且欧洲的河流分布比较平均，没有哪一支河流的水量有一家独大的情况，这点从贴主提供的地图也大致可以得出来。这就为依托河流生活的各个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相互制衡相互制约的国力基础。而在中国，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之前，北方的某一个诸侯国只要握住了黄河水量最丰富的地段，再加以妥善开发，就能获得足以碾压周边国家的实力。宋朝就是以黄河沿岸的重镇开封为基地逐渐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虽然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统一王朝的征服出发点位于陕西或者山西等和黄河河段稍微拉开点距离的地方，但那通常发生在黄河中游下地区发生混战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黄河最肥沃的中下游区域被置于一个强大的政权的统治下的话，那么关中（陕西）或者晋（山西）的统治者也就没有多少机会击败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政权了。典型的像是东汉末年在这一带崛起的曹魏势力。

地形还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塑造国家的多元权力结构。地形比较狭长的陆地通常更容易形成多个政权割据的局面，前面提到了，欧洲大陆从整体上看像是深入海洋的一片飘带。如果某一个单一国家占据了这条丝带的某一个局部地段，比如以法国为例子，那么它所面对的地缘政治上的压力主要是东边的普鲁士和西南边的西班牙人，因为它的北面是英吉利海峡，南边是地中海。因为当时的海运技术并不是很发达，所以海洋是天然的屏障。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地形，如果有一个诸侯国不是靠近海边的话，然后它也在黄河中下游的某一个地段割据称雄了，那么它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防不胜防。虽然一些统治者会依仗所谓地理屏障来为自己基地增加一些安全保障，但是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些所谓固若坚汤的堡垒（比如虎牢关，函谷关，潼关等等）都有被攻破的记录。因为整个地形偏向于一个大的圆形状，对手可以从各个方向（360度）发动奇袭战，从攻击的一方来说，所谓的避实击虚是经常用的手段。如果对方是擅长山地行军的话，那么攻击方向的自由度会更大。而这种战争手段在地形偏向于狭长的地区则是不大用得上的，或者说被使用的机会会少很多。狭长的地形有利于形成多个诸侯国的例子还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其实也应当算，如果它的三国鼎立（新罗，百济，高丽）时期没有唐朝干预的话。还有一个例子，中共军队引以为傲的游击运动战术只是在大陆地区才用得比较得心应手，一旦它的军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这种战术就立刻局促无法充分施展。也可以说，中国的地形适合流寇作战。

欧洲传统上的人文中心地带是环地中海沿岸，不仅是现在的欧洲南部像是意大利希腊等国，还包括北非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等地，再加上东地中海沿岸的波斯。如果人类文明是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么欧洲南部就是距离人类文明起源地最近的地带。近水楼台新得月，欧洲文明在起步阶段就被赠送了一个大礼包。像是北非的非尼基人那么先进的字母表系统就被希腊人学会了。古代埃及的文明火种有多少流传下来就更加不得而知了，考虑到古代埃及人遗留下来的宏伟的金字塔建筑，那他们在建筑工程学和数学上面达到了非常高的造诣，再结合古代希腊人也同样在建筑工程学和数学上的取得了非凡成就（虽然古希腊的神庙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比起来，在建筑难度上还是稍微逊色一些），那么很自然地可以认为两者有某种传承关系。

上面有网友提到，分裂为多个国家并不是影响到政治文明先进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分裂为多个国家却依然过得很糟糕的地区，像是常年军阀混战的非洲地区。有一定道理。如果分裂的国家之间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话，那么确实会有很大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混战当中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的人文大发展是因为有一个周王室作为连结他们的纽带，而日本的幕府制度也是因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他们的精神象征而得以维系的。

再补充一点，现代西方学者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可以参考中国大陆的翻译家张卜生所翻译的大量有关欧洲中世纪的西方著作。现代有些仰慕西方的华人学者经常犯的滞后性在于没有及时地接收西方最新的人文成果，还停留在启蒙年代的话语体系里面。他们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启蒙主义步伐，大肆批判过去的历史上的所有的阶段，一上来就是什么黑暗的中世纪，照搬到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古代历史，什么坐稳了奴隶的时期和没坐稳奴隶位置的时期这种简单二元化的划分。光鲜亮丽的现代社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突然从哪个孔子式的思想家的书房里面，像宇宙大爆炸一样从无到有地产生。宗教主义和科学精神在它们的初始阶段并不是相互冲突的，在牛顿等科学家看来，揭示科学的真理就是在接近上帝的智慧。虽然有个别的极端例子，像是被宗教裁判所判刑的布鲁诺，但是西方的宗教本身的内涵也是在演变中的，像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各个教派的教义和对世俗生活的包容性都不尽相同。

中国古代虽然实行的是比较稳定的皇权官僚体制，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套体制下，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的。其实所谓的制度云云，只是一种权力组织的方式，只要它能够在内部提供一定空间的言论和思想方面的自由度，那么它就能为未来的变革提供了一种机遇。当然，有一些新闻媒体人或者所谓的学者一上来就会拿出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大棒子来喝止其他人，不允许别人讨论古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好的地方，好像这会伤到了他们心目中西方体制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一样。不知道他们在恐惧什么，或者害怕什么。可能是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西方文明的唯一代言人（二十一世纪的“传教士”吗？），唯我独尊的下一步恐怕就是妄自尊大了吧。以前民国时期，那些接收了马列理论的中国共产主义分子也是以传播西方文明自居，认为了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当时的共产主义分子和现在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多衍生出来的称呼，比如像是极左派或者别的名称），虽然他们信奉的理念对象不同，但是信奉的动作却有相似之处。都有一种很强的排他性，唯我独尊。能不能像胡适所提倡的那样，以一种容忍的态度来推进自由主义理念呢？

看待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明朝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明朝末年则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大伙儿不要轻信所谓的正统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教条，事实上是，明朝中后期的民间社会以及上层建筑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思想潮流，和器物研究方面的变化，那个年代的汉人在接受新事物和开拓视野方面的努力并不比现代的中国人逊色，甚至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言论自由方面，结党结社方面，要比现在中国的权力体制下的政治生态还要开放和先进。中国在经历了毛泽东发起的毁天灭地的人祸大灾难以后，依然可以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取得非凡的物质经济方面的成果绝不是偶然的。五六百年的汉人就掌握了有关发展的某些方面的技能，虽然在明亡以后，这方面的天赋一直被压制着，但是时来运转，它总是能在某些特殊的转变条件下迎来涅磐和重生。

另外在这位贴主文章的下面，总是有网友拿明朝海禁说事，总之就是把清朝海禁和明朝海禁混为一谈。这里给出回答，明太祖虽然颁布过海禁政策，但是海禁政策从来就没有被严格的执行过。因为海外贸易的利润是巨大的，一直到嘉靖时期，由于日本浪人在宁波制造的屠杀事件，才导致了短暂的严格执行时期，而这产生了反效果。嘉靖去世以后，“隆庆开关”，从政策层面给民间海外私人贸易解绑，一直到明亡为止。知乎上有网友提到过，海禁政策并不是要禁止贸易，而是要将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利润完全装入政府的口袋里，就像历来的盐铁专卖政策一样。宋朝虽然没有明确的海禁政策，但是民间社会直接参与到贸易的并不多（也是那位知乎网友的贡献）。以民间私人贸易商为主体的海外贸易局面是明朝才出现的，这点从倭寇势力的猖獗就可见一斑。隆庆开关只是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明朝相比于宋朝的海外贸易网络的一个显著变化，西欧人主要是荷兰人葡萄牙人绕过了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人对远东贸易路线的控制，他们亲自来到东亚开设贸易公司，直接和东亚人作交易。荷兰人开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经济组织，由它所激发出来的东亚贸易路线的活跃要超过穆斯林群体所操控的传统贸易方式。虽然隆庆开关只是允许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地为合法通商港口（除了月港，还有三座明廷方面认定的走私据点。满清时期估计连稍微大型一些的走私据点都不存在吧。在明嘉靖时期，朱厚骢曾经指示过一个官员去捣毁过东南的一个海外走私贸易岛屿，这位官员不久就被整个官僚体系逼上绝路。这至少从侧面说明，支持海外私人贸易的官员是占据主流的，所以那位听从嘉靖帝的指示办事的“忠诚”官员才会倒大霉），但是毕竟还是释放了积极信号。推动明廷海外贸易政策转型的原动力是浙江福建沿海居民对财富的渴求，也离不开官僚群体里面众多的富有远见和同理心的士大夫群体的支持。重新发掘明朝历史，不是为了彰显或者称颂明代的帝王将相有多么的“英明神武”，而是由于很多以前在历史书中得不到正面评价和对待的民间商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潮流的舞台。不再总是聚光灯于一个人或者几个“天命”（“二十四史”所表明的那样）之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弄潮儿带给沉重的中国历史以一抹新生的希望。这种希望在明末结出的其中一个硕果，就是在大海商汪直（安徽人）之后，涌现出了另外一个海商巨头郑芝龙（福建人），他的儿子郑成功将会在反清复明的事业中担当非同寻常的角色。

为什么在清朝的海禁政策下，再也出现不了汪直或者郑芝龙这样的海商巨头了呢？那些将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海禁政策混为一谈的人，很有必要仔细地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两者就有着如此巨大的不同？明朝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毕竟还是保留了基本的人性的，并不会把民众因为求取财富的动机而出洋贸易的行为视为洪水猛兽，即使采取一切非常规手段也要欲除之而后快的。明廷的海禁政策是朝贡贸易体制的衍生物，民间私人贸易的活跃会打击到朝贡贸易的效果。但是海外私人贸易的活跃所带来的丰厚税收也使得明廷（对于一些官僚集团而言，这也能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用现在的话讲是利益分赃。当然分赃只是相对于走私贸易的不合法上而言，当海外私人贸易变得合法的时候，那就应该称之为利润分成）逐渐改变了看法。但是清朝的海禁政策正如满清统治者在入关以后所开展的所有大屠杀一样，它是以奴隶主的心态看待东南沿海的居民的，对不听话的被征服者轻易就使用赶尽杀绝的手段，就像他们在处理西北（现在的新疆）的问题上对准格尔部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一样。所以，为了彻底杜绝海外私人贸易（郑成功所依托的沿岸贸易据点），干脆就使出了“沿海迁界”这种从根基上摧毁海外贸易的做法。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把靠近海岸居住的当地人都杀光抢光了，海外私人贸易不就自动停止了吗？沿海当地的社区社群长期以来积淀的海外贸易氛围以及相关的贸易经验也随着这种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而烟消云散（因为其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从1661年到1683年台湾明郑陷落为止，参考维基百科词条“迁界令”）。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海禁政策，明朝和清朝的结果却是大不同的原因。

清廷颁布的“迁界令”里，要求沿海居民在三天之内全部搬家，否则就以私通明国郑成功势力的罪名处以极刑。这就是相当于为其大开杀戒提供了一个借口。三天之内怎么可能搬完家，除非他们丢下本地积累的所有的财产离开，只带上少量的干粮类食物，然后在转移的路上如果不是被活活饿死（东南沿海地形多丘陵，沿路的补给是不容易获得的），那么就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事后证明，这种将沿海地区民众赶尽杀绝的做法不仅没有给退据台湾的郑成功势力造成多大损失，反而造成了一波东南沿海居民移民台湾的热潮。当然，清廷之所以下达要三天之内离开的原因，也可能是想给满清军队一个大开杀戒的理由，防止沿海居民有从容的准备时间迁移到台湾，同时避免将清廷的暴政信息传递到海峡对岸的明郑势力以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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