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房价何去何从出发思考大陆发展趋势
（我是本文的作者，知乎和膜乎上发表本文的作者也是我，欢迎大家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文昭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者，他在事实及逻辑层面为本文提供了不少验证理论的依据，这篇文章比知乎上多出来的段落就是文昭先生所提供的依据，我也有赖于信息共享时代的福，由于我当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些依据还没有事实证明，现在有了所以就补充上去，再次感谢文昭先生。）
要回答房价何去何从，首先要先回答房价为何居高不下？
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此文很长、很长、很长，阅读前请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我国的房地产都没钱，那么钱从哪里来？没错！就是问银行借，那么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你，因为有担保，谁来做担保？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那么他们用什么来给银行做担保？用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做担保！（有朋友说国有资产不能直接提供担保，呵呵，没事，国家可以直接投资房地产企业，比如广西昆仑投资有限公司背后的出资人就是国资委，其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房子这么贵实际上能不能卖出去呢？答案是不能！有价无市！那么有的知友可能会说，不对呀，我老家的房子一预售就卖空了呀，对的，那么是谁在买？还是那群资本家在买，那么这么贵他们怎么买？问银行借！银行为什么要借？因为有担保。谁来做担保？地方政府和国企！他们拿什么做担保？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叫什么？炒房！
所以实际上房子并没有被真创造的社会财富给卖出去，那么银行的欠款要不要还？是要的！还不上怎么办？斩仓！也就是拍卖房产和担保财产！但是这可以吗？不行！为什么？
首先，房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价值，价格是被哄抬起来的，所以拍卖肯定远远无法抵扣银行的贷款。
接着，至于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能不能帮还上贷款呢？也不行！因为地方财政和国企原本就是靠卖房赚钱（因为买地的也是政府国企做的担保，所以卖地本身并不赚钱），房子卖不出去，政府也没钱偿还银行，确切的说，现在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不说本金，连银行利息都偿还不起了，就连我们的社保都已经亏空好几百亿了。截止2018年初，中国的总负债额已经超过了350%，换而言之，目前中国的经济泡沫为实际资产的3.5倍以上，远远高于“明斯基时刻”定义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风险的200%负债率的红线，最直接的例子比如2018年的镇江624镇压退伍军人事件，就因为财政紧张，连连退伍军人的基本社保都无法得到保障。
然后，地方财政无法偿还能不能强行拍卖政府和国企的财产？不能！因为政府没有资金就无法运转，就会动摇我党的统治根基。于是乎怎么办？中央、地方、国企、政府就坐在一起开会，商量银行要以国家大局为重，不得以银行私利而破坏安定繁荣的团结局面，建议银行暂缓地方财政的欠款，虽然是建议，但目前没有哪家银行不采纳的，比如2018年六月份举行的航海的股权担保处置协调会。
那么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因为投资方（开发商、政府、国企）除了要牟取暴利以外，还要偿还银行的高额利息。然而由于房子卖不出去，还不了款，银行罚息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为了偿还借款，房价也就越来越贵。
但是银行的钱也不是变出来的，如果还不上银行就要破产倒闭，同样会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破坏我们繁荣昌盛的大局。那怎么办！为什么说我党是英明的，这样的小问题可以难得到我党吗？没钱？简单！咱们印！于是乎2008年直接放水四万亿，然而此后每年都放上万亿，到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七千亿，2018年底又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新四万亿，2019年开年就降准放水八千亿，两会期间以建设交通基建为名直接放水16万亿，到了2019年9月6日，央行再次降准，释放9000亿，根据央行2019年7月12日公布的中国货币乘数均值已经达到6.22换算，换而言之，降准9000亿×6.22，相当于是又向市场放水5.5万亿（稍微解释一下货币的乘数效应：比如一家银行从央行那里拿回了更多的流动资金贷款100万给A公司，而A公司不可能立即把这笔钱花出去，而是根据需求慢慢花，那就可以把钱存入第二家银行，那相对于第二家银行，这笔钱就相当于新吸纳的存款，于是扣除一部分准备金，就可以将余额再次贷款给B公司。同样的操作在数家银行里流转，当初的100 万的流通量就发生了乘数效应。），与此同时，又对广西地方拨款一万亿，也就是说光2018至2019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局就合计放了水足足有26万亿以上，房市放了水，地方国企开发商等投资方自然就能还上一部分银行贷款，但问题是放水的钱是真的增长了社会财富吗？不是，不仅不是，而且由于放水太多，还进一步稀释了社会财富，因为放水，必然导致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货币贬值，果不其然，到了2019年8月初人民币就贬值破七，货币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百姓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只能要求收入更多的货币，于是乎导致近十几年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而由于实际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增长，于是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当局没有资金印钱怎么办？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打商人的主意。2019年1月份，网络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实现全额缴存。就是人们在支付宝账户上，通常会放些钱，作为未来网上购物的资金，这叫“备付金”。也就是人们存在支付宝账户上但没有事实进入流通的资金，其实就成了储蓄了。网络支付机构最保守的做法就是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躺着吃利息。更积极一些的做法，是用这些沉淀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短期借贷，拿去生利。而央行就说：不行，你们得把这些备付金百分百地存到央行指定的一个账户里接受监管。就是提高了这些网络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
提高准备金，就是回收流动性。这样做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限制你们这些网络公司用于放贷的资金，不去和银行业抢生意。二是从你这头回收流动性，转手就可以给银行释放流动性。东方证券一个推算，目前这些网络支付机构手上备付金的规模可能在11000多亿元，阿里的“支付宝”和腾讯的“财付通”占总数的90%以上。从你们手里回收了流动性，回头就给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给他们放水。相当于这上万亿元的流通性倒手给了银行，他们拿去放贷，产生的金融收益归他们了。大家明白这个操作了吧？这是在金融上对马云施加的限制。
还有在科研前沿领域、在资本领域，正在加速推动“央企+互联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2019年6月份见了马云，提出要实现大数据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就是让马云既出钱，也把大数据的应用成果让渡给央企，让阿里成为央企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同时充当央企的IT部门、研发部门、市场部门。央企逐渐把阿里有竞争力的部分给吸收。
对于企业而言，通货膨胀和当局施压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人工成本的提高，而且由于税率不变、货币贬值，所以实际上企业的税收负担是不断增加的，企业为了应付高额的赋税和生产成本，再按照原本的模式去生产肯定是无利可图，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在生产技术无法突飞猛进的前提下，为了获取和原本持平的经济利润，就只能走些旁门左道，于是货物欺诈、以次充好、货不对板的问题就出来了，但很明显经济下滑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收益也严重受损，于是原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通过吃拿卡要的蛋糕已经不能满足维持现状的需要，因此他们也就通过各种“超限战”手段（也就是挑刺找麻烦，什么卫生、消防、税务、食药监、工商都来查一轮，检测检验中心也不给你达标，反正就是让你企业没法开展生产，做不成生意，因为这些检查都是“合法合规”的，所以不能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职权这么干，而这种披着合法外衣干涉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就称之为“超限战”，乐天玛特就是死在超限战的手中），那企业怎么办？人家可是合法检查，手续齐全，依法依规，那只能乖乖的掏钱呗，企业掏钱意味着生产成本又进一步提高了，怎么办？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企业就只能进一步制假售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了别人的钱也不好意思再多过问，于是乎三聚氰胺、人造鸡蛋、鸿茅药酒、猪瘟等食品安全问题、假药假疫苗等药品安全问题就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所以你还会认为近年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偶发性的、少部分个别人的思想腐化导致的吗？）。这还不算，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声援，中国自15年至18年8月，已经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达到了1200亿美金（这1200亿美金往往不是直接作用于援助国的外包基建项目，而是打到援助国统治者的账户或者打到在援助国投资的党企，当中就肯定免不了当地统治者或者党企的雁过拔毛，所以真正落实到援助国百姓手里的钱还剩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光2018年就达到了600亿美金，还斥资百亿美金实现菲律宾的国立大学费用全免，而与此同时教育部却以国内资金紧张、国力不足为由拒绝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提议。
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工资又无法增长，于是乎各种996压榨员工的手段就越来越普遍了。但即便如此，企业也还是难以为继，企业大量倒闭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失业潮。星火记者联盟发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中国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计入“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农民共有12,928万，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实际就业人口。用适龄人口83,887万—实际就业人口64,675万=失业人口19,212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2019年的总人口仍然是13.9亿，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就业人口规模是7.76亿（其中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年龄人口仍然是9亿以上。这些数据与星火记者联盟测算失业数据时的2016年度基本数据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真实失业率仍然高达22%以上。
这个时候因为失业引发民愤怎么办？不怕！党国又拿起了阶级斗争的传统工具，把自己的锅甩给商人，以反送中批判李嘉诚为例（先补充一下反送中事件的背景：移送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必须无实质条件配合港共要求移交中共当局要求的疑犯，由于大陆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送中条例极容易成为内地当局侵犯人权的工具，前有四季酒店内的肖建华和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李波被跨境抓捕，后有红色背景的党媒《成报》老板谷卓恒因曝光内地高官贪腐而被红色通缉，因此反送中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宪政对抗专政、法治抵制人治的运动，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由于反送中运动的正义性，导致有230万香港同胞纷纷自发走向街头支持反送中运动，对于仅有700多万人的香港而言，230多万人相当于说，除了老弱病残和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基本上都参与了反送中运动，也体现了香港最主流的民意。反送中运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民众素质有差异也就在所难免，对于激进的抗争手段，我个人并不赞成，但这并不能成为改变反送中运动正义性的理由，但当局却不这么认为），说李嘉诚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李嘉诚旗下公司开发的“嘉湖山庄”，里面经营的小业主陷入困难，请求李嘉诚减轻和延缓其债务（我理解就是欠李嘉诚的租金），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严格按合同追债。你李嘉诚对欠你债的人都不网开一面，凭什么要求政府对激进青年网开一面。关于这件事的过程细节我不清楚，但中央政法委拿这事来怼李嘉诚，倒完全是网评员论战自由散漫联想，公权私权不分的风格。
李嘉诚和欠他债的小业主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民众和政府之间，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是商业契约。民众和政府的委托、受托关系是社会契约。当商业上的债务人陷入还债困难，希望债主（这里是李首富）减免债务、延期债务的时候，债主既无道德、也无法律上的义务接受他们的请求，债主要做的是经济损益上的考量，要是债务人有扭亏为盈的潜力，资质不错，延期债务之后还能把债还上，比现在逼债、他破产了大家都受损失要强，是可以考虑延期。但是如果债主自己也资金链吃紧，不收回债，自己向银行的贷款也还不上了，那就只有拉下脸催债。这是商业契约的处理方式。
而社会契约，政府是受民众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委托人的要求，受托人有听取的义务。香港政府算是市民的受托人吗？反正香港还有个特首的选举程序，林郑月娥自称也是服务于市民的。我说她与香港市民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相信林郑今天自己站在这里也不会否认。6月9日香港百万人大游行，委托人明确表达了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香港政府仍然强行要把修例草案送到立法会二读，这才有6月12日警民冲突的升级。现今之局势是受托人——政府，违拗委托人——民众而起的，李嘉诚说政府应该对激愤之下犯法的青年网开一面，其实算很和稀泥的说法。李嘉诚在履行个人商业契约上不网开一面，和政府在履行社会契约时，要听取民众的意见，这两件事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这个“中央政法委”把这些事一锅烩，混为一谈，显示出完全没有区分责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思维，就是一法盲言论。
但是李嘉诚被网评员们集火攻击，被贴上香港动乱罪魁祸首的标签，又是有些内情的。就是为了缓和香港的矛盾，政府想劫富济贫，从而引发政府和地产商之间的矛盾激化。港府和北京想把香港动乱的责任推给富豪：是因为他们囤地长期不开发，想坐地起价，等待土地增值赚尽最后一个铜板，才搞得香港贫富分化、大家对政府的怨气才这么大，借反送中这事爆发出来。
2019年港府在酝酿动用《收回土地条例》，以公共利益的理由收回地产商手中囤积未开发的土地，建廉租房、保障性住房。李嘉诚不想替政府的动乱背锅，又对利益受损有怨气，因此出来劝架，劝政府对青年“网开一面”。背后有这一番因缘。
北京和港府来一轮劫富济贫已经在部署中了，路透社在9月13号报了一条消息（路透社最近在报导香港形势内幕方面很引人注意）说有近百名中国最大型的国企高管近日齐聚深圳，参加一项会议。这些国企代表们承诺将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旅游业等重要行业，拉动就业、稳定金融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在动员党企队入场了。
从香港地产商手里收回土地，也是要有所补偿，资金从哪出？看来一个选项是收回土地的同时预售给内地的国有企业，他们来香港建屋。
但这并不真的是劫富济贫，是把财富从香港地产商手上转到内地国有企业手上。地产霸权虽然不好，但是在香港地产市场居于垄断地位的还是香港本地人。假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内地国有企业就完蛋了。香港维稳以后不用警察了，物业就能办到。只要发出一个威胁，参加反政府游行的住户，明年续约的时候涨租金，或者谁举报反政府的邻居，明年就降租金，自然“岁月静好”了。
地产商在香港的垄断也发展到了商业和电信等等行业，本身就是香港政治不透明，小圈子操作的后果。真正民意的代表没能进入政府、进入议会，起不到平衡利益团体的作用，它是香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增加政权的宪政民主程度，而不是让权力集中到更少数人操控的体制权贵手中，这叫本末倒置。要让“党企队”接替李嘉诚就更完蛋了，是让香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且完全是跟着中南海的指挥棒转，老百姓更成了案板上的肉。
李嘉诚被批斗，是北京嫌这些商人到底和自己还不是一条心，想用更嫡系的国有企业取而代之，从而引发矛盾的紧张。要消灭资本家的共产党、和香港地产商们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形成利益联盟，但到危急时刻分歧还是会暴露。共产党对有钱人既要钱、又要命的思路没有转变，这里的“要命”指的是让李嘉诚们去背锅，充当香港动乱的罪魁祸首，政府再以为民做主的光辉形象出现，惩治这批为富不仁的奸商。党除了让商人为党国出钱、出力、出影响，必要的时候还要扮演民间大使去游说外国，除了这些作用之外，关键时刻还要为党背锅。李嘉诚现在就成了被口诛笔伐的、搞乱香港的罪魁祸首。同理，那大陆失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马云、马化腾你会不会成了罪魁祸首？就是你们这些电商互联网巨头，冲击传统产业，制造了无数失业。不是党和政府创造就业不给力，是你们这些电商互联网巨头祸国殃民啊！
好了，这个故事还没完呢，我们继续讲。
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光靠向银行借钱和甩锅给商人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们要“去库存”，怎么去？好！你们不是有房了所以不买房吗？好！我现在征了你的土地、房屋，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房换房，而是直接给你钱，让你自己去房市上买，这个叫“棚改化”！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库存，二来可以腾出新土地，三来政府的补贴肯定不够买市面的房子，于是你要自己掏钱，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顺带盘剥你用过去十几年刚刚还完房贷后剩下的小积蓄，从而填补财政的一小部分财政空缺，暂时减缓一下国家的经济压力。
虽然棚改化奏效，但是也只能是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社会财富如果没有增长，长此以往，经济肯定是要被巨大的负债亏空压垮，国家彻底崩溃。用《让子弹飞》里的台词来讲就是：“鹅城的负税都已经收到一百多年以后了，百姓早就没钱了”。那怎么办？我党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科技上去了，生产力就提高，我们就能来钱。那问题是科技生产力在现阶段可以提高吗？或者说可以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独立吗？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话怎讲？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革新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推翻权威，换而言之就是认为我是的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大忌。
接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真的有什么科研成果最终也是被领导拿去了（我自己就是曾经的受害者），他抓着你的绩效，敢不给吗？换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那我图啥？对不起我不是白求恩，没有这么高尚。
再次，尤其是国企，上头要求每年都必须要有产出收益，科研项目进行同时必须保持GDP增长（科研研究本来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活，还要保增长，你在耍我吗），同期持平都属于重大经营事故。如果你是国企领导怎么办？你会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赌科研项目吗？肯定不会呀，赢了是国家的，输了都怪你决策不当，而且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没有成果的，谁傻谁搞科研呀！那怎么办？拿来主义呀！拿国外的科技成果过来咱们改头换面一下组装组装，产品就哗哗的产出，收入就哗哗的进账，GDP就蹭蹭往上涨，这才是上头喜闻乐见的，他们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有政绩就行了。
那么在这么一来原则上不准挑战权威，二来一旦挑战成功一没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夺取，三来不管创造是否成功都必须还要保增长的体制下，谁还有革新创造的动力？
但是有的朋友会说，不对呀，如果我们没有自主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么来的？我们可是厉害了我的国、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一生入华夏来世还做种花家的世界大国呀！
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囯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囯相对稳定，因此中囯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但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同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开始丧失，于是经济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嘻嘻，革命先烈们早就给我们点名了前进的路，“没有枪没有炮，我们从敌人手中抢，没有枪没有炮，就让敌人给我造”，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外企在华企业50％以上的股权必须由中方持有，而且外企必须无偿给中方提供一切专利技术。换而言之，我的技术是我的，你的技术也是我的，不给？呵呵，我可是有50%以上的决策权，这里我说了算。这还不算，中方还可以通过各个行政渠道控制市场的商品价格和市场准入（包括数量、品种、档次等），君不见，同样一罐进口奶粉，境外卖折合人民币268元，国内超市卖498元；通信行业也是如此，由于境内电信行业的垄断，同是移动的套餐，境外香港无限流量的套餐价格比内地还要划算，而且境内同等套餐的网速也比不上境外的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物价比我们便宜，工资还比我们高、福利也比我们好呢，用网友调侃的说法：我们可能是假的社会主义？手动滑稽），于是乎近年来又新兴了一个行业——海淘（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从2019年开始海淘将在中外两国同时征税，这也就意味着通过海淘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越来越困难了）！说起中外价格差距，汽车行业最明显了，很多在我国知名的品牌，比如奔驰宝马等在国外可能就只是辆出租车，不是国外的人多土豪，而是同一款车型在中外的价格可以相差一倍以上甚至更高。
原本这个“以子之资养吾之兵”的策略玩得挺溜的，虽然欧美日韩等国家难免有些不满，但按照以往的套路，我们买它几家波音飞机、送几只萌萌的大熊喵也就糊弄过去了，然而没想到天杀的，这回美国来了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疯子——特朗普。特朗普这家伙一点都不讲究绅士风度，一上来就要打贸易战，明知道中国没有自主科技，高精端科技环节薄弱，还直接封杀中兴的芯片供给，搞得一时半会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硬是把中国拉到谈判桌来。
贸易战中，美方的条件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其实总结起来也就无非三点：一、要求中方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不得对外来商品设置不合理的准入门槛和恶意操控市场价格（比如全球原油下跌但我们的油价却上涨，而且民众还被代表欢呼全民喜迎油价上涨，2018年9月，美国海湾石油在广州开业，同档次的92号汽油最低便宜了2.6元每升，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喜迎油价上涨”的爱国民众“怒斥美国拉低油价”，一定是“两桶油年年亏，这下我们干脆都去加美国油，全心全意亏美帝，彻底搞垮美帝！”就像2019年9月在中国开业的美国超市costco仅五个小时就抢购一空，被迫提前关门和限制购物人流，可见百姓都是务实的，关键时刻，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然而海湾石油低价出售的事情曝光没两天，就被匿名举报“不正当竞争”，然后美方资本家就不得不含泪加价剥削中国的老百姓，与此同时，在2018年9月30日，国内油价却实现第“十二涨”，时间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到了10月20日油价又继续上涨，直接突破了八元的关口）；二、中方不得操控外企的经营决策权；三、中方不得强迫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而且还一再强调这是中方在加入世贸作出过的承诺，是时候要求兑现了（中方代表给了个冷眼，喂喂喂，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然后就是什么“强制转让技术不算偷，大国崛起的事能算偷吗？”“然后就是什么新时代、大国梦”之类让人半懂不懂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好意思拿错孔乙己的脚本了，中方没有这么说过，只是说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类无关痛痒的话，期间两国领导人还就美军针对阿萨德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而准备发动空袭叙利亚的问题上友好的交流了意见）。很明显，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保障国有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我们一个条件都不能答应。
不答应怎么办？那就反击呀！于是针对美国一开始开出的两百亿罚单，我们这边也以罚单予以还击，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讲什么厉害了我的国，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之类的话了，我们要讲我们还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和他们第三世界的兄弟牢牢站在一起，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结盟不称霸。所以，我们的罚单也相对体现出中美的现实差距，只开出了三十五亿的罚单。当然，后来当美国的罚单加码开到两千亿（到2019年9月又再对3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对等的经济制裁措施可以使用了。
既然罚单没办法还击，那我们躲其锋芒，不和美国人斗，你惩罚的商品老子不进口你的行不行？后来一看，唔……还真的不行。比如大豆，中国由于国内的大豆产能不足，大豆几乎全靠进口，而进口的大豆几乎来源于美国，而且由于日常生活生产还真的离不开它，属于不可替代品（这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冒出个专家说从此中国人不吃大豆和大豆制品，改吃绿豆，后来这位教授在一片吐槽声中不知道哪里去了，也就再也没人提过这茬），我们不从美国进口，那就只能从欧洲和拉美进口，先不说欧洲拉美加上中国的产能都不足以满足内需，拉美和欧洲也不可能只向中方供应，而且明知中美打贸易战，这个时候更容易联合起来哄抬物价，而且由于欧洲和拉美产能也不足，于是必然从美国进口大豆再转售中国，换而言之，我们就变成用更高的价格进口从美国来的大豆。
因为大豆这件事，这里还出了个小插曲，因为美方出口的大豆宣称就是转基因农产品，只能用来榨油或者作为牲畜的饲料等二级生产用途，是绝对禁止直接给人食用的，然而在调查中却发现进口的大豆中只有少部分用于榨油或者作为饲料作为二级生产用途的原料，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直吃的都是禁止给人吃的转基因大豆，换而言之，这难道不是把人当成……（崔永元先生，请您先坐下，今天我们不讨论转基因的问题，所以还没到您发言的时间）。
这里就有些朋友可能想不明白，美国政府咋就这么笨，就不能学学中国，也限制外来商品的准入门槛和操控市场价格，强迫外企转让技术吗？或者也对国内不听话的企业采用“超限战”呀？干嘛非要搞什么贸易战。呃……我想一定是因为美国政府太怂了，连市场经济都不敢干预，也不敢得罪商户，要不然怎么显示美帝的虚伪呢？
那既然产品避不开罚单怎么办？嗯，很快英明的党又想到了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办法，你不是开征来自中国商品的关税嘛，行，我不从中国直接进口到你美国去，这会总可以了吧，于是央行识相的领会了中央的意思，增加了对内投资的利率，减少对外投资的利率，鼓励大家把生产基地设到国外，这个叫“产能走出去”，也叫“去产能”。以钢铁为例，中国的钢铁基地直接设在委内瑞拉，导致委内瑞拉的钢铁产能一时间严重过剩，于是美帝为了防止中方把产能转移出国外逃避关税惩罚，只能无差别的对世界上的国家同时开征惩罚性关税。
根据斗争理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按理由说，美国对各国同时开征关税，那么各国应该连合中方抵制美方才对，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原因是虽然外方尤其是欧日也和美方有着贸易摩擦，但都属于在贸易规则下的摩擦，而中美之间则是破坏规则和坚守规则之间的矛盾，中方在限制美国的商品准入门槛和操控美国商品价格、操控美企决策权、强迫转让专利技术以外，也同样针对其他的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
随着当局在破坏市场规则的道路上继续作死，美国课增的关税也越来越重，到了2019年7月底，美国已经针对5500亿商品加征10%至25%的关税，导致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市场，是的原本就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好吧，经济压力如此之大，原本就已经是不堪重负，但是上天似乎还不愿意就此罢休，在此基础上，老天爷又加了一块砝码——人口老龄化和新生儿负增长（老天爷：是谁自己搞计划生育来着？怪我咯？）。虽然已经全面放开二胎，但是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观念的转变，新生代的育龄青年似乎都没有太高的生育欲望，而由于普遍无法满足异性的需求，也担心被感情愚弄，越来越多的单身狗都畏惧恋爱，更不要说结婚生育了。于是乎“单身税”、“丁克罚款”、“不生二胎养老金不给发”的论调开始浮现，而且随着未富先老、新生不足的日益恶化，国民经济的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对于已经不堪重负的国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像是一本陈年泛黄历史书，上年没有时代没有年号，只是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大局为重”、“计划生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等等几行字，我看了老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整本书都写满了一行字“割韭菜，薅羊毛”。
小结一下：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开始滥发货币，光2018年初至2019年9月，就放水26万亿以上，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外汇紧张、物价飞涨、企业撤离、失业暴涨，所以目前大陆购买力下降的货币增加不叫国家富有，这在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滞胀。
好了我没忘记，这篇文章讲的是房价，我没有跑题，只是有些事情也必须如此才能讲明白，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房价上来了。由于热钱其实都是欠款而且随着货币贬值，钱不流通就越来越不值钱，但面对中美贸易战，对外投资越来越不景气，于是这个时候热钱只能内流，但是我们之前说了，由于国内没有自主创新产业，因此内流的钱为了保值只能去哪？去什么地方能让货币看起来保值而且国家不会让他堪塌的呢？没错，就是只能继续做大房市这个泡沫，继续哄抬房价，以对应货币的超速贬值，所以，中国的房价才会一直居高不下。当然也有朋友说为什么只能流入房市呀，P2P平台、校园贷、小额贷等等不是很流行吗？我只能说这些恶意借贷的高利贷平台由于受众不可控，一旦被钓鱼，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甚至还落下牢狱之灾，这个钱赚得不安稳也不长久，当然也不道德，起码炒房看起来比这个稍微道德一点。
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可以自行推导了，热钱内流导致房价高企，房价高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大家买不起银行的钱政府就还不上，为了还银行的钱国家就就继续印钱，流通的钱多了人民币就开始贬值，然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质量，物价继续飞涨，工资依然原地踏步，房地产为了保值和还贷，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房子……无限循环，直到崩盘。
之前有朋友问我，既然中国经济这么困难，那为什么还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呢？我们把债权都兑换出来了能不能减轻一点经济压力呢？要我说，这个想法挺好，但是也不是很现实，是的，美债放在美国里算钱，但是一旦拿出来了请问地球上现在有比美国更有货币信赖力的国家吗？欧元日元英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随着货币贬值，原本五百亿的债权取出来的购买力可能就只剩下三百亿了，过一段时间找不到好的融资窗口可能就贬值成一百亿，还不如放在美国和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吃点利息更可靠些。
说了这么多问题，总会要回到解决的方案上，否则就难免被一些杠精骂只会喊口号，有本事你去治国呀之类的，虽然我一直觉得我评价冷气机好不好，我不用自己学会造冷气机吧。不过，既然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诉求，我也就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由于字数限制，下文将在评论区发表，敬请谅解）
要回答房价何去何从，首先要先回答房价为何居高不下？
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此文很长、很长、很长，阅读前请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我国的房地产都没钱，那么钱从哪里来？没错！就是问银行借，那么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你，因为有担保，谁来做担保？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那么他们用什么来给银行做担保？用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做担保！（有朋友说国有资产不能直接提供担保，呵呵，没事，国家可以直接投资房地产企业，比如广西昆仑投资有限公司背后的出资人就是国资委，其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房子这么贵实际上能不能卖出去呢？答案是不能！有价无市！那么有的知友可能会说，不对呀，我老家的房子一预售就卖空了呀，对的，那么是谁在买？还是那群资本家在买，那么这么贵他们怎么买？问银行借！银行为什么要借？因为有担保。谁来做担保？地方政府和国企！他们拿什么做担保？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叫什么？炒房！
所以实际上房子并没有被真创造的社会财富给卖出去，那么银行的欠款要不要还？是要的！还不上怎么办？斩仓！也就是拍卖房产和担保财产！但是这可以吗？不行！为什么？
首先，房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价值，价格是被哄抬起来的，所以拍卖肯定远远无法抵扣银行的贷款。
接着，至于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能不能帮还上贷款呢？也不行！因为地方财政和国企原本就是靠卖房赚钱（因为买地的也是政府国企做的担保，所以卖地本身并不赚钱），房子卖不出去，政府也没钱偿还银行，确切的说，现在地方财政和国有资产不说本金，连银行利息都偿还不起了，就连我们的社保都已经亏空好几百亿了。截止2018年初，中国的总负债额已经超过了350%，换而言之，目前中国的经济泡沫为实际资产的3.5倍以上，远远高于“明斯基时刻”定义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风险的200%负债率的红线，最直接的例子比如2018年的镇江624镇压退伍军人事件，就因为财政紧张，连连退伍军人的基本社保都无法得到保障。
然后，地方财政无法偿还能不能强行拍卖政府和国企的财产？不能！因为政府没有资金就无法运转，就会动摇我党的统治根基。于是乎怎么办？中央、地方、国企、政府就坐在一起开会，商量银行要以国家大局为重，不得以银行私利而破坏安定繁荣的团结局面，建议银行暂缓地方财政的欠款，虽然是建议，但目前没有哪家银行不采纳的，比如2018年六月份举行的航海的股权担保处置协调会。
那么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因为投资方（开发商、政府、国企）除了要牟取暴利以外，还要偿还银行的高额利息。然而由于房子卖不出去，还不了款，银行罚息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为了偿还借款，房价也就越来越贵。
但是银行的钱也不是变出来的，如果还不上银行就要破产倒闭，同样会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破坏我们繁荣昌盛的大局。那怎么办！为什么说我党是英明的，这样的小问题可以难得到我党吗？没钱？简单！咱们印！于是乎2008年直接放水四万亿，然而此后每年都放上万亿，到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七千亿，2018年底又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新四万亿，2019年开年就降准放水八千亿，两会期间以建设交通基建为名直接放水16万亿，到了2019年9月6日，央行再次降准，释放9000亿，根据央行2019年7月12日公布的中国货币乘数均值已经达到6.22换算，换而言之，降准9000亿×6.22，相当于是又向市场放水5.5万亿（稍微解释一下货币的乘数效应：比如一家银行从央行那里拿回了更多的流动资金贷款100万给A公司，而A公司不可能立即把这笔钱花出去，而是根据需求慢慢花，那就可以把钱存入第二家银行，那相对于第二家银行，这笔钱就相当于新吸纳的存款，于是扣除一部分准备金，就可以将余额再次贷款给B公司。同样的操作在数家银行里流转，当初的100 万的流通量就发生了乘数效应。），与此同时，又对广西地方拨款一万亿，也就是说光2018至2019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局就合计放了水足足有26万亿以上，房市放了水，地方国企开发商等投资方自然就能还上一部分银行贷款，但问题是放水的钱是真的增长了社会财富吗？不是，不仅不是，而且由于放水太多，还进一步稀释了社会财富，因为放水，必然导致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货币贬值，果不其然，到了2019年8月初人民币就贬值破七，货币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百姓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只能要求收入更多的货币，于是乎导致近十几年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而由于实际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增长，于是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当局没有资金印钱怎么办？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打商人的主意。2019年1月份，网络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实现全额缴存。就是人们在支付宝账户上，通常会放些钱，作为未来网上购物的资金，这叫“备付金”。也就是人们存在支付宝账户上但没有事实进入流通的资金，其实就成了储蓄了。网络支付机构最保守的做法就是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躺着吃利息。更积极一些的做法，是用这些沉淀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短期借贷，拿去生利。而央行就说：不行，你们得把这些备付金百分百地存到央行指定的一个账户里接受监管。就是提高了这些网络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
提高准备金，就是回收流动性。这样做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限制你们这些网络公司用于放贷的资金，不去和银行业抢生意。二是从你这头回收流动性，转手就可以给银行释放流动性。东方证券一个推算，目前这些网络支付机构手上备付金的规模可能在11000多亿元，阿里的“支付宝”和腾讯的“财付通”占总数的90%以上。从你们手里回收了流动性，回头就给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给他们放水。相当于这上万亿元的流通性倒手给了银行，他们拿去放贷，产生的金融收益归他们了。大家明白这个操作了吧？这是在金融上对马云施加的限制。
还有在科研前沿领域、在资本领域，正在加速推动“央企+互联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2019年6月份见了马云，提出要实现大数据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就是让马云既出钱，也把大数据的应用成果让渡给央企，让阿里成为央企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同时充当央企的IT部门、研发部门、市场部门。央企逐渐把阿里有竞争力的部分给吸收。
对于企业而言，通货膨胀和当局施压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人工成本的提高，而且由于税率不变、货币贬值，所以实际上企业的税收负担是不断增加的，企业为了应付高额的赋税和生产成本，再按照原本的模式去生产肯定是无利可图，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在生产技术无法突飞猛进的前提下，为了获取和原本持平的经济利润，就只能走些旁门左道，于是货物欺诈、以次充好、货不对板的问题就出来了，但很明显经济下滑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收益也严重受损，于是原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通过吃拿卡要的蛋糕已经不能满足维持现状的需要，因此他们也就通过各种“超限战”手段（也就是挑刺找麻烦，什么卫生、消防、税务、食药监、工商都来查一轮，检测检验中心也不给你达标，反正就是让你企业没法开展生产，做不成生意，因为这些检查都是“合法合规”的，所以不能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职权这么干，而这种披着合法外衣干涉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就称之为“超限战”，乐天玛特就是死在超限战的手中），那企业怎么办？人家可是合法检查，手续齐全，依法依规，那只能乖乖的掏钱呗，企业掏钱意味着生产成本又进一步提高了，怎么办？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企业就只能进一步制假售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了别人的钱也不好意思再多过问，于是乎三聚氰胺、人造鸡蛋、鸿茅药酒、猪瘟等食品安全问题、假药假疫苗等药品安全问题就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所以你还会认为近年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偶发性的、少部分个别人的思想腐化导致的吗？）。这还不算，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声援，中国自15年至18年8月，已经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达到了1200亿美金（这1200亿美金往往不是直接作用于援助国的外包基建项目，而是打到援助国统治者的账户或者打到在援助国投资的党企，当中就肯定免不了当地统治者或者党企的雁过拔毛，所以真正落实到援助国百姓手里的钱还剩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光2018年就达到了600亿美金，还斥资百亿美金实现菲律宾的国立大学费用全免，而与此同时教育部却以国内资金紧张、国力不足为由拒绝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提议。
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工资又无法增长，于是乎各种996压榨员工的手段就越来越普遍了。但即便如此，企业也还是难以为继，企业大量倒闭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失业潮。星火记者联盟发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中国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计入“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农民共有12,928万，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实际就业人口。用适龄人口83,887万—实际就业人口64,675万=失业人口19,212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2019年的总人口仍然是13.9亿，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就业人口规模是7.76亿（其中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年龄人口仍然是9亿以上。这些数据与星火记者联盟测算失业数据时的2016年度基本数据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真实失业率仍然高达22%以上。
这个时候因为失业引发民愤怎么办？不怕！党国又拿起了阶级斗争的传统工具，把自己的锅甩给商人，以反送中批判李嘉诚为例（先补充一下反送中事件的背景：移送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必须无实质条件配合港共要求移交中共当局要求的疑犯，由于大陆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送中条例极容易成为内地当局侵犯人权的工具，前有四季酒店内的肖建华和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李波被跨境抓捕，后有红色背景的党媒《成报》老板谷卓恒因曝光内地高官贪腐而被红色通缉，因此反送中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宪政对抗专政、法治抵制人治的运动，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由于反送中运动的正义性，导致有230万香港同胞纷纷自发走向街头支持反送中运动，对于仅有700多万人的香港而言，230多万人相当于说，除了老弱病残和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基本上都参与了反送中运动，也体现了香港最主流的民意。反送中运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民众素质有差异也就在所难免，对于激进的抗争手段，我个人并不赞成，但这并不能成为改变反送中运动正义性的理由，但当局却不这么认为），说李嘉诚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李嘉诚旗下公司开发的“嘉湖山庄”，里面经营的小业主陷入困难，请求李嘉诚减轻和延缓其债务（我理解就是欠李嘉诚的租金），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严格按合同追债。你李嘉诚对欠你债的人都不网开一面，凭什么要求政府对激进青年网开一面。关于这件事的过程细节我不清楚，但中央政法委拿这事来怼李嘉诚，倒完全是网评员论战自由散漫联想，公权私权不分的风格。
李嘉诚和欠他债的小业主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民众和政府之间，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是商业契约。民众和政府的委托、受托关系是社会契约。当商业上的债务人陷入还债困难，希望债主（这里是李首富）减免债务、延期债务的时候，债主既无道德、也无法律上的义务接受他们的请求，债主要做的是经济损益上的考量，要是债务人有扭亏为盈的潜力，资质不错，延期债务之后还能把债还上，比现在逼债、他破产了大家都受损失要强，是可以考虑延期。但是如果债主自己也资金链吃紧，不收回债，自己向银行的贷款也还不上了，那就只有拉下脸催债。这是商业契约的处理方式。
而社会契约，政府是受民众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委托人的要求，受托人有听取的义务。香港政府算是市民的受托人吗？反正香港还有个特首的选举程序，林郑月娥自称也是服务于市民的。我说她与香港市民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相信林郑今天自己站在这里也不会否认。6月9日香港百万人大游行，委托人明确表达了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香港政府仍然强行要把修例草案送到立法会二读，这才有6月12日警民冲突的升级。现今之局势是受托人——政府，违拗委托人——民众而起的，李嘉诚说政府应该对激愤之下犯法的青年网开一面，其实算很和稀泥的说法。李嘉诚在履行个人商业契约上不网开一面，和政府在履行社会契约时，要听取民众的意见，这两件事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这个“中央政法委”把这些事一锅烩，混为一谈，显示出完全没有区分责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思维，就是一法盲言论。
但是李嘉诚被网评员们集火攻击，被贴上香港动乱罪魁祸首的标签，又是有些内情的。就是为了缓和香港的矛盾，政府想劫富济贫，从而引发政府和地产商之间的矛盾激化。港府和北京想把香港动乱的责任推给富豪：是因为他们囤地长期不开发，想坐地起价，等待土地增值赚尽最后一个铜板，才搞得香港贫富分化、大家对政府的怨气才这么大，借反送中这事爆发出来。
2019年港府在酝酿动用《收回土地条例》，以公共利益的理由收回地产商手中囤积未开发的土地，建廉租房、保障性住房。李嘉诚不想替政府的动乱背锅，又对利益受损有怨气，因此出来劝架，劝政府对青年“网开一面”。背后有这一番因缘。
北京和港府来一轮劫富济贫已经在部署中了，路透社在9月13号报了一条消息（路透社最近在报导香港形势内幕方面很引人注意）说有近百名中国最大型的国企高管近日齐聚深圳，参加一项会议。这些国企代表们承诺将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旅游业等重要行业，拉动就业、稳定金融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在动员党企队入场了。
从香港地产商手里收回土地，也是要有所补偿，资金从哪出？看来一个选项是收回土地的同时预售给内地的国有企业，他们来香港建屋。
但这并不真的是劫富济贫，是把财富从香港地产商手上转到内地国有企业手上。地产霸权虽然不好，但是在香港地产市场居于垄断地位的还是香港本地人。假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内地国有企业就完蛋了。香港维稳以后不用警察了，物业就能办到。只要发出一个威胁，参加反政府游行的住户，明年续约的时候涨租金，或者谁举报反政府的邻居，明年就降租金，自然“岁月静好”了。
地产商在香港的垄断也发展到了商业和电信等等行业，本身就是香港政治不透明，小圈子操作的后果。真正民意的代表没能进入政府、进入议会，起不到平衡利益团体的作用，它是香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增加政权的宪政民主程度，而不是让权力集中到更少数人操控的体制权贵手中，这叫本末倒置。要让“党企队”接替李嘉诚就更完蛋了，是让香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且完全是跟着中南海的指挥棒转，老百姓更成了案板上的肉。
李嘉诚被批斗，是北京嫌这些商人到底和自己还不是一条心，想用更嫡系的国有企业取而代之，从而引发矛盾的紧张。要消灭资本家的共产党、和香港地产商们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形成利益联盟，但到危急时刻分歧还是会暴露。共产党对有钱人既要钱、又要命的思路没有转变，这里的“要命”指的是让李嘉诚们去背锅，充当香港动乱的罪魁祸首，政府再以为民做主的光辉形象出现，惩治这批为富不仁的奸商。党除了让商人为党国出钱、出力、出影响，必要的时候还要扮演民间大使去游说外国，除了这些作用之外，关键时刻还要为党背锅。李嘉诚现在就成了被口诛笔伐的、搞乱香港的罪魁祸首。同理，那大陆失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马云、马化腾你会不会成了罪魁祸首？就是你们这些电商互联网巨头，冲击传统产业，制造了无数失业。不是党和政府创造就业不给力，是你们这些电商互联网巨头祸国殃民啊！
好了，这个故事还没完呢，我们继续讲。
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光靠向银行借钱和甩锅给商人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们要“去库存”，怎么去？好！你们不是有房了所以不买房吗？好！我现在征了你的土地、房屋，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房换房，而是直接给你钱，让你自己去房市上买，这个叫“棚改化”！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库存，二来可以腾出新土地，三来政府的补贴肯定不够买市面的房子，于是你要自己掏钱，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顺带盘剥你用过去十几年刚刚还完房贷后剩下的小积蓄，从而填补财政的一小部分财政空缺，暂时减缓一下国家的经济压力。
虽然棚改化奏效，但是也只能是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社会财富如果没有增长，长此以往，经济肯定是要被巨大的负债亏空压垮，国家彻底崩溃。用《让子弹飞》里的台词来讲就是：“鹅城的负税都已经收到一百多年以后了，百姓早就没钱了”。那怎么办？我党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科技上去了，生产力就提高，我们就能来钱。那问题是科技生产力在现阶段可以提高吗？或者说可以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独立吗？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话怎讲？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革新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推翻权威，换而言之就是认为我是的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大忌。
接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真的有什么科研成果最终也是被领导拿去了（我自己就是曾经的受害者），他抓着你的绩效，敢不给吗？换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那我图啥？对不起我不是白求恩，没有这么高尚。
再次，尤其是国企，上头要求每年都必须要有产出收益，科研项目进行同时必须保持GDP增长（科研研究本来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活，还要保增长，你在耍我吗），同期持平都属于重大经营事故。如果你是国企领导怎么办？你会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赌科研项目吗？肯定不会呀，赢了是国家的，输了都怪你决策不当，而且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没有成果的，谁傻谁搞科研呀！那怎么办？拿来主义呀！拿国外的科技成果过来咱们改头换面一下组装组装，产品就哗哗的产出，收入就哗哗的进账，GDP就蹭蹭往上涨，这才是上头喜闻乐见的，他们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有政绩就行了。
那么在这么一来原则上不准挑战权威，二来一旦挑战成功一没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夺取，三来不管创造是否成功都必须还要保增长的体制下，谁还有革新创造的动力？
但是有的朋友会说，不对呀，如果我们没有自主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么来的？我们可是厉害了我的国、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一生入华夏来世还做种花家的世界大国呀！
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囯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囯相对稳定，因此中囯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但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同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开始丧失，于是经济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嘻嘻，革命先烈们早就给我们点名了前进的路，“没有枪没有炮，我们从敌人手中抢，没有枪没有炮，就让敌人给我造”，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外企在华企业50％以上的股权必须由中方持有，而且外企必须无偿给中方提供一切专利技术。换而言之，我的技术是我的，你的技术也是我的，不给？呵呵，我可是有50%以上的决策权，这里我说了算。这还不算，中方还可以通过各个行政渠道控制市场的商品价格和市场准入（包括数量、品种、档次等），君不见，同样一罐进口奶粉，境外卖折合人民币268元，国内超市卖498元；通信行业也是如此，由于境内电信行业的垄断，同是移动的套餐，境外香港无限流量的套餐价格比内地还要划算，而且境内同等套餐的网速也比不上境外的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物价比我们便宜，工资还比我们高、福利也比我们好呢，用网友调侃的说法：我们可能是假的社会主义？手动滑稽），于是乎近年来又新兴了一个行业——海淘（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从2019年开始海淘将在中外两国同时征税，这也就意味着通过海淘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越来越困难了）！说起中外价格差距，汽车行业最明显了，很多在我国知名的品牌，比如奔驰宝马等在国外可能就只是辆出租车，不是国外的人多土豪，而是同一款车型在中外的价格可以相差一倍以上甚至更高。
原本这个“以子之资养吾之兵”的策略玩得挺溜的，虽然欧美日韩等国家难免有些不满，但按照以往的套路，我们买它几家波音飞机、送几只萌萌的大熊喵也就糊弄过去了，然而没想到天杀的，这回美国来了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疯子——特朗普。特朗普这家伙一点都不讲究绅士风度，一上来就要打贸易战，明知道中国没有自主科技，高精端科技环节薄弱，还直接封杀中兴的芯片供给，搞得一时半会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硬是把中国拉到谈判桌来。
贸易战中，美方的条件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其实总结起来也就无非三点：一、要求中方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不得对外来商品设置不合理的准入门槛和恶意操控市场价格（比如全球原油下跌但我们的油价却上涨，而且民众还被代表欢呼全民喜迎油价上涨，2018年9月，美国海湾石油在广州开业，同档次的92号汽油最低便宜了2.6元每升，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喜迎油价上涨”的爱国民众“怒斥美国拉低油价”，一定是“两桶油年年亏，这下我们干脆都去加美国油，全心全意亏美帝，彻底搞垮美帝！”就像2019年9月在中国开业的美国超市costco仅五个小时就抢购一空，被迫提前关门和限制购物人流，可见百姓都是务实的，关键时刻，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然而海湾石油低价出售的事情曝光没两天，就被匿名举报“不正当竞争”，然后美方资本家就不得不含泪加价剥削中国的老百姓，与此同时，在2018年9月30日，国内油价却实现第“十二涨”，时间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到了10月20日油价又继续上涨，直接突破了八元的关口）；二、中方不得操控外企的经营决策权；三、中方不得强迫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而且还一再强调这是中方在加入世贸作出过的承诺，是时候要求兑现了（中方代表给了个冷眼，喂喂喂，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然后就是什么“强制转让技术不算偷，大国崛起的事能算偷吗？”“然后就是什么新时代、大国梦”之类让人半懂不懂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好意思拿错孔乙己的脚本了，中方没有这么说过，只是说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类无关痛痒的话，期间两国领导人还就美军针对阿萨德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而准备发动空袭叙利亚的问题上友好的交流了意见）。很明显，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保障国有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我们一个条件都不能答应。
不答应怎么办？那就反击呀！于是针对美国一开始开出的两百亿罚单，我们这边也以罚单予以还击，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讲什么厉害了我的国，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之类的话了，我们要讲我们还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和他们第三世界的兄弟牢牢站在一起，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结盟不称霸。所以，我们的罚单也相对体现出中美的现实差距，只开出了三十五亿的罚单。当然，后来当美国的罚单加码开到两千亿（到2019年9月又再对3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对等的经济制裁措施可以使用了。
既然罚单没办法还击，那我们躲其锋芒，不和美国人斗，你惩罚的商品老子不进口你的行不行？后来一看，唔……还真的不行。比如大豆，中国由于国内的大豆产能不足，大豆几乎全靠进口，而进口的大豆几乎来源于美国，而且由于日常生活生产还真的离不开它，属于不可替代品（这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冒出个专家说从此中国人不吃大豆和大豆制品，改吃绿豆，后来这位教授在一片吐槽声中不知道哪里去了，也就再也没人提过这茬），我们不从美国进口，那就只能从欧洲和拉美进口，先不说欧洲拉美加上中国的产能都不足以满足内需，拉美和欧洲也不可能只向中方供应，而且明知中美打贸易战，这个时候更容易联合起来哄抬物价，而且由于欧洲和拉美产能也不足，于是必然从美国进口大豆再转售中国，换而言之，我们就变成用更高的价格进口从美国来的大豆。
因为大豆这件事，这里还出了个小插曲，因为美方出口的大豆宣称就是转基因农产品，只能用来榨油或者作为牲畜的饲料等二级生产用途，是绝对禁止直接给人食用的，然而在调查中却发现进口的大豆中只有少部分用于榨油或者作为饲料作为二级生产用途的原料，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直吃的都是禁止给人吃的转基因大豆，换而言之，这难道不是把人当成……（崔永元先生，请您先坐下，今天我们不讨论转基因的问题，所以还没到您发言的时间）。
这里就有些朋友可能想不明白，美国政府咋就这么笨，就不能学学中国，也限制外来商品的准入门槛和操控市场价格，强迫外企转让技术吗？或者也对国内不听话的企业采用“超限战”呀？干嘛非要搞什么贸易战。呃……我想一定是因为美国政府太怂了，连市场经济都不敢干预，也不敢得罪商户，要不然怎么显示美帝的虚伪呢？
那既然产品避不开罚单怎么办？嗯，很快英明的党又想到了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办法，你不是开征来自中国商品的关税嘛，行，我不从中国直接进口到你美国去，这会总可以了吧，于是央行识相的领会了中央的意思，增加了对内投资的利率，减少对外投资的利率，鼓励大家把生产基地设到国外，这个叫“产能走出去”，也叫“去产能”。以钢铁为例，中国的钢铁基地直接设在委内瑞拉，导致委内瑞拉的钢铁产能一时间严重过剩，于是美帝为了防止中方把产能转移出国外逃避关税惩罚，只能无差别的对世界上的国家同时开征惩罚性关税。
根据斗争理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按理由说，美国对各国同时开征关税，那么各国应该连合中方抵制美方才对，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原因是虽然外方尤其是欧日也和美方有着贸易摩擦，但都属于在贸易规则下的摩擦，而中美之间则是破坏规则和坚守规则之间的矛盾，中方在限制美国的商品准入门槛和操控美国商品价格、操控美企决策权、强迫转让专利技术以外，也同样针对其他的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
随着当局在破坏市场规则的道路上继续作死，美国课增的关税也越来越重，到了2019年7月底，美国已经针对5500亿商品加征10%至25%的关税，导致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市场，是的原本就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好吧，经济压力如此之大，原本就已经是不堪重负，但是上天似乎还不愿意就此罢休，在此基础上，老天爷又加了一块砝码——人口老龄化和新生儿负增长（老天爷：是谁自己搞计划生育来着？怪我咯？）。虽然已经全面放开二胎，但是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观念的转变，新生代的育龄青年似乎都没有太高的生育欲望，而由于普遍无法满足异性的需求，也担心被感情愚弄，越来越多的单身狗都畏惧恋爱，更不要说结婚生育了。于是乎“单身税”、“丁克罚款”、“不生二胎养老金不给发”的论调开始浮现，而且随着未富先老、新生不足的日益恶化，国民经济的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对于已经不堪重负的国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像是一本陈年泛黄历史书，上年没有时代没有年号，只是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大局为重”、“计划生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等等几行字，我看了老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整本书都写满了一行字“割韭菜，薅羊毛”。
小结一下：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开始滥发货币，光2018年初至2019年9月，就放水26万亿以上，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外汇紧张、物价飞涨、企业撤离、失业暴涨，所以目前大陆购买力下降的货币增加不叫国家富有，这在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滞胀。
好了我没忘记，这篇文章讲的是房价，我没有跑题，只是有些事情也必须如此才能讲明白，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房价上来了。由于热钱其实都是欠款而且随着货币贬值，钱不流通就越来越不值钱，但面对中美贸易战，对外投资越来越不景气，于是这个时候热钱只能内流，但是我们之前说了，由于国内没有自主创新产业，因此内流的钱为了保值只能去哪？去什么地方能让货币看起来保值而且国家不会让他堪塌的呢？没错，就是只能继续做大房市这个泡沫，继续哄抬房价，以对应货币的超速贬值，所以，中国的房价才会一直居高不下。当然也有朋友说为什么只能流入房市呀，P2P平台、校园贷、小额贷等等不是很流行吗？我只能说这些恶意借贷的高利贷平台由于受众不可控，一旦被钓鱼，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甚至还落下牢狱之灾，这个钱赚得不安稳也不长久，当然也不道德，起码炒房看起来比这个稍微道德一点。
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可以自行推导了，热钱内流导致房价高企，房价高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大家买不起银行的钱政府就还不上，为了还银行的钱国家就就继续印钱，流通的钱多了人民币就开始贬值，然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质量，物价继续飞涨，工资依然原地踏步，房地产为了保值和还贷，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房子……无限循环，直到崩盘。
之前有朋友问我，既然中国经济这么困难，那为什么还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呢？我们把债权都兑换出来了能不能减轻一点经济压力呢？要我说，这个想法挺好，但是也不是很现实，是的，美债放在美国里算钱，但是一旦拿出来了请问地球上现在有比美国更有货币信赖力的国家吗？欧元日元英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随着货币贬值，原本五百亿的债权取出来的购买力可能就只剩下三百亿了，过一段时间找不到好的融资窗口可能就贬值成一百亿，还不如放在美国和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吃点利息更可靠些。
说了这么多问题，总会要回到解决的方案上，否则就难免被一些杠精骂只会喊口号，有本事你去治国呀之类的，虽然我一直觉得我评价冷气机好不好，我不用自己学会造冷气机吧。不过，既然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诉求，我也就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由于字数限制，下文将在评论区发表，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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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把热钱都往房市里流，无非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没有地方可去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自主产业，过于依赖外来科技，处于生产链的底层，只能吃科技自主国家的残羹剩饭（比如亚洲的产业链，第一级是日本，第二级是韩国，第三级是台湾，第四级是东南亚，后来中国把东南亚挤掉了成为第四级，这个叫雁型模式，当然现在由于贸易战，不少企业又纷纷从大陆撤资转往越南等现代化改革更为深化的东南亚国家去了）。而我们没有自主产业是因为当前的公权力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垄断经营，而这些国有企业领导受限于行政化管理和员工出于对挑战权威的畏惧以及创新成果的内部分肥，难以实现制度创新，这个在上文已经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创新讲究自由的管理环境和允许对长远利润的追逐，而这些都只有在跳出体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私营企业中才有可能实现。
以韩国汽车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韩国汽车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来年的时间，就让韩国汽车在国际上与众多巨头一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私营企业出发点和国有企业不同，私企由于企业领导层和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冲突时，私企为了更好的取得市场竞争地位会更倾向于长远利益的发展，比如搞研发。由于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可以专心研发、闭门造车，当私企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不需要单方面依赖科技输入去维持国家的产业发展，甚至还可以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虽然有的愤青依然高喊抵制韩货，然而韩国汽车虽然在中国市场受到挫折，但在全球韩国汽车的总销量反而比过去还要好，最后韩国汽车没有受到制裁，倒是国内很多依靠韩企工作的国人倒了大霉，还要义正言辞地说是为国牺牲，国在卖你高房价的时候又为你牺牲了什么？再来就是抵制日货的，日本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早就不依赖品牌赚钱，而是做金融、高精端零部件、商社，日本一场大地震苹果电脑就停产了，包括我们的人民币用的都是日本的技术，怎么抵制？老祖宗都懂得师夷长技以自强，没有自己的自主科技，一味抵制排外只会不断落后，伤不到别人只会伤了自己，对不起，这个扯得有点远，说回房价）。
综上，简单总结一下，要避免高房价就要让钱流入健康的产业创新实业兴邦之上，而不是靠房地产的泡沫，而要实现产业创新实业兴邦，就要解除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垄断，允许民众自由发展创新，至于那些不健康的企业，不管是银行也好、房地产也好、国企也好，该死该被市场淘汰的就应该淘汰，半死不活的还不断吸取百姓的民脂民膏反而更加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有的朋友可能会质疑，如果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国有经济被国外企业所垄断，也就是所谓的“经济侵略”？我认为有“把外企等同外国”这样想法的朋友经济目光可能还停留在一战或者冷战思维。首先，现代外企并非只有一家企业，而是无数登记在国外的企业，外企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外企垄断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家外企可以垄断整个市场，尤其随着科技发展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比如十多年前还会有人认为微软通过家庭电脑垄断了互联网视窗平台，正如佳能胶卷曾经在拍摄行业只手遮天，谁能想象得到今天大家都不再主要依赖电脑上网，我们有智能手机，拍照也不用胶卷了，甚至数码相机也少用了，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先进的科技产物诞生，这都是传统产业的眼光所无法预料得到的；接着，在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专业化、精细化、分工化是现代工业的主要特征，美国的芯片、日本的车床、欧洲的设计、中国的组装，谁都离不开谁，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摆脱全球化经济而独立，而且这样不利于发展精细化的高精端科技，摆脱全球化反而落后而导致淘汰；最后，即使是外企，但企业资本也是全球化的，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就有来自一两百个国家的股东，美企的实际控股人也可能是华人，根本不存在美国或者美国人侵吞中国经济的说法。
然后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后那么还能保障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吗？如果不能，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变成被资本家操控被金主腐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问，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人类是否除了这两条道路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罢，其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走这条道而选择这条道路？还是为了尽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选择这条道路？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是有点大不违了，但真正的勇士就要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才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使我可能还不够勇。要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和现实情况说起。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代宪政国家很少会选择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又有没有朋友想过，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个结论本身，可能就是错的，而通过一个错误的结论反推原因肯定是无解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下面我尽量简单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我们先认识简单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了体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机关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活动，而又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生产资料拥有更多的资本家必然操控着经济，所以又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国家。
资本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拼命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整合，最终大资本家必然垄断经济，进而通过资本优势操控国家，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将民主政治变成了金主政治，侵犯其他阶级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所生活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面对问题光批判还不行，还必须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全世界深受资本主义毒害的时代，往往拨乱反正都是难免极端而且矫正过枉的，马克思的反思也是如此。私有制不是不对吗？不是不好吗？工人不是身处水深火嘛吗？好！那我就不要私有制，我搞公有制好了吧，于是构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既然不存在私有制，前提必然是要求物质精神都极其发达，人人按需分配，但是这对于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的近代社会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列宁提出了一个通过公有制建设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杠精们注意了，列宁提出的是要在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要建立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叫社会主义，不是说列宁发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国家是公共管理的机器，因此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活动，而且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国家就沦为资本家服务的统治工具。可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美好的，但历史证明这个空想是只会适得其反，为了避免私有制保障公有制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采取的有两种措施，一种是禁止私有制，计划经济，民众没有私人财产，按需分配。由于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没有私人财产，因此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资本家”产生的土壤，但因为没有私有财产，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大家都是按需分配吃国家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民众也就渐渐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水平自然一落千丈，现在这种经济模式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国家还会采用了。
自从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走了第二条道路，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在小宗商品和小农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但国家还是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核心产业，在政治方面为了避免“资本家”干政就由一群资历深厚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挑选合适的国家领导人。这个方案在当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而且像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开明领导人确实也比较为国家着想，不管有用没用，起码改革开放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避免中共步了苏共后尘。但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有垄断的核心产业，就必然是行政化管理，但这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讲究投入资金大、时间长，而且未必有成果，同时创新阶段几乎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对于国企领导来说，他的政绩和企业绩效挂钩，没有产出就意味没有绩效，也就没有政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愿意冒此风险搞科研创新，所以中国的核心产业往往只能搞搞制造组装，在生产链的底层，一旦国外断了我们的高精端科技链，比如中兴事件，我们就马上陷入产业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负责选贤任能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如果腐化了，谁来对之进行监督和制衡？事实上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基本上不可能制约他们的权力，他们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一方面很容易滥用人才选拔的权力，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蜕变为官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在选拔方面都是考虑红二代红三代的亲属，这就变成了寡头家族对政治统治的垄断，而且还会千方百计禁止其他人染指他们的核心权力圈，国家领导的选拔环境和范围比资本主义的金主政治还要差。有些考古癖的朋友曾对我说：“存在就是合理，历代皇朝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由此可知，虽然资本主义下的金主政治确实有不少的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杜绝资本家产生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还是由一群无产阶级领导代表专职负责选拔领导人的机制，得出社会效果反而比金主政治更差。反观宪政国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立法机关都是由最基层的民众选举产生，而且禁止企业的政治献金和设定选举募集资金的上限，比如奥巴马的选举经费就是由民众小额募捐构成的，避免资本家操控政治，川普更是靠自己竞选，也尽可能不受其他资本家大集团的操控。经济上，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国家适当的干预经济，比如建立起完善的劳工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大型企业更是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比如微软大股东比尔盖茨的股份稀释到仅4％，足见连个人影响企业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再通过企业操纵国家。
具体可以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首先，川普作为资本家竟然也要和其他大集团抗争才能上台，说明资本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所以某个资本家上台就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川普之所以能战胜众多财力更为雄厚的资本家，靠的就是民意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金主政治的社会里，没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光靠资本是行不通的。
最后，川普作为一个普通资本家（离福布斯排行榜前几位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上台，他一方面受到选民的监督，另一方面那些被他打垮的资本家肯定也想给他压力，换而言之，就算你一个资本家上台了，基于各种体制内、外的约束，如果得不到各个权力机关的支持，不能体现民众的利益，就算上了台能做的事也极为有限，不存在哪个资本家一上台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川普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现在还因为国内外的形势加上他自己对政治经验的缺乏而感到焦头烂额呢）。
综上，凡是越公平的选举规则，越有资本的人自然越是拥有天然优势的，这就像北大状元熊轩宇，父亲是外交家母亲是教师，又是北京人，这样的优势必然更容易让他上北大，但不能因此而说高考不合理，要废除，至少高考已经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指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那么对于现在讲究国家适度干预的宪政国家来说，已经不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应该属于“混合主义”。
有些朋友用统治阶级而非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形式来划分国家性质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宪政民主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分权和选票制衡，那么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宪政民主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宪政民主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故此，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混合主义时，只能根据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是过度干预经济还是国家不干预或者适度干预经济进行区分，而不能用统治阶级进行区分，是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中共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如果用统治阶级来区分国家性质的话，社会主义自始就是不存在的，而这又是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符合的。
退一步讲，资本家创造财富，也并非全然依靠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可以说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极为有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是把劳动者当成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那劳动过程中的财富增值，减去劳动报酬（工资），剩下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是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这当然不是事实，劳动力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劳动力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是相对充沛的、而资本是缺乏的。资本家的一项重要付出是风险，工人干一天挣一天的工资是没有风险的，而资本家的投资却有亏本的可能。风险本身就构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谁承担风险大、谁分享的收益多，你把风险价值折现，从利润里扣下去，咱们再来看有没有剩余价值，照这个算法就算有，那就剩不下多少了。
就在劳动一项要素里，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为财富增值做出最大贡献的，只是某一些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普通人的重复性生产劳动，那个发明了犁的人，比其后一百年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加在一起，为财富的增加做的贡献都更大。这话听起来广大草根会不高兴，但创造历史的从来就不是人民群众。
如果资本家发财了，有人告诉你：东家是把老家的祖产典当了，拿本钱来开厂，我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累是累一点，但吃得踏实、睡得安稳。但东家要是开厂做亏了，祖宗存的老本都没了，死了都不入祖坟，人家是天天吃饭也心慌、睡觉也睡不着，生意做发了，东家得大头，这事该不该？应该嘛。
我们天天下力干活，劳力不劳心。东家天天钻研怎么改进设备、提高效率，人家搞的是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我们厂的产出比另一家厂高，是因为东家改进了机器，所以我们厂赚的钱多，除了一部分钱给工人发红包，多数被东家拿走，该不该？当然该，那是靠别人的创新劳动才提高的竞争力、增加的收益，至于普通工人你在这家厂、和在另一家厂干的活没有差别，创造的价值没有差别。
综上，资本主义国家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结论本身就是存在质疑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借鉴社会主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转变为“混合主义”国家，经过实践经验，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知，这是一条比社会主义更适合宪政国家的道路，因此宪政国家自然也就没有走社会主义的必要。
虽然“混合主义”国家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混合主义对比起无论走平均主义的旧式社会主义还是走由无产阶级代表领导们操控国家核心产业和选拔领导人的新式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的正当权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总言之，资本主义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走混合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选择题。
那么没有走混合主义道路就是导致房价高企、民众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吗？我认为还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深挖一点。
国家无论选择走怎样的道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或者是混合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国家行为的体现，因此要尽可能保障国家方向的准确性，就必然要尽可能保障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否则一个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朝令夕改、倒行逆施，原本合理的方向就得不到坚持，不合理的方向就有可能被推行，当然也有可能是原本不合理的方向得不到调整，合理的方向得不到坚持。
由于国家行为由国家机关作出，因此国家机关的完善性决定了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国家行为必然左右民众的权利，所以国家机关的完善程度与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滥用公权力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程度成反比。要尽可能避免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就要对国家机关进行制衡和监督，也就是俗称的“把老虎关在笼子里”。
制衡和监督有且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上级领导指导下级、同级领导指导下级的机制条块分割层层监督，以司法机关为例，由于信不过各级法院，因此除了上级法院以外同级上头有反贪局监督，反贪局也是信不过的，于是后头还有政法委，但政法委也不是可靠的，于是后头还有纪委，但是后来发现纪委也出问题了，于是后头又增设了监察委，当然监察委还出问题怎么办？不怕后头还有党委。党委出错怎么办？不会，因为党委领导都是经过选贤任能的精英，早就脱离了低级趣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不可能犯错。
而虚伪腐朽的西方宪政国家由于不相信有不会犯错的人，假定人都是自私的、丑恶的，因此一般都是采取体制内分权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的机制防止国家滥用权力，至于孰好孰坏，我不评价，大家见仁见智了。
总的来说，不管选择哪种机制，世界上都没有任何一种制衡监督的机制尽善尽美，国家在选择制衡监督机制时应当考虑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选择一个尽可能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的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国家机关的设置制度同样不是在做一道是非题，而是在做选择题。
我所理解的国家强大，不在于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不在于经济上的财大气粗、不在于政治上的唯我独尊，而在于尽可能实现避免国家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努力保障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拥有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拥有尊严、拥有安全感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拿2018年10月中旬的股灾和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破7这两件事来说，不少人都有先见之明的意识到如果当局继续与民争利、垄断市场，这场灾难必然不可避免，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明知当局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你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事态往最坏的方向发展，所有人都将沦为当局的牺牲品，但你不仅不能在公众场合抱怨，而且还必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陪着笑脸把这场戏演下去。
当然，哪一种国家机关的设置机制更完善，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这就涉及到国家机关的具体职权、架构、组成、框架、产生、任期、连任、限制、褫夺、中央和地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这个细枝末叶的问题，一来过于琐碎，大家都不喜欢看，二来有很多原因不方便继续深挖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思考一下，我就写到这个层面好了。
最后来个全文总结吧，房价居高不下，其实只是一个众多社会矛盾显现出来的表象，本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设置制度上可能不够完善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要到国家机关的设置层面去反思，否则一切美好大国的构想终究只是南柯一梦。
以韩国汽车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韩国汽车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来年的时间，就让韩国汽车在国际上与众多巨头一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私营企业出发点和国有企业不同，私企由于企业领导层和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冲突时，私企为了更好的取得市场竞争地位会更倾向于长远利益的发展，比如搞研发。由于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可以专心研发、闭门造车，当私企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不需要单方面依赖科技输入去维持国家的产业发展，甚至还可以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虽然有的愤青依然高喊抵制韩货，然而韩国汽车虽然在中国市场受到挫折，但在全球韩国汽车的总销量反而比过去还要好，最后韩国汽车没有受到制裁，倒是国内很多依靠韩企工作的国人倒了大霉，还要义正言辞地说是为国牺牲，国在卖你高房价的时候又为你牺牲了什么？再来就是抵制日货的，日本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早就不依赖品牌赚钱，而是做金融、高精端零部件、商社，日本一场大地震苹果电脑就停产了，包括我们的人民币用的都是日本的技术，怎么抵制？老祖宗都懂得师夷长技以自强，没有自己的自主科技，一味抵制排外只会不断落后，伤不到别人只会伤了自己，对不起，这个扯得有点远，说回房价）。
综上，简单总结一下，要避免高房价就要让钱流入健康的产业创新实业兴邦之上，而不是靠房地产的泡沫，而要实现产业创新实业兴邦，就要解除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垄断，允许民众自由发展创新，至于那些不健康的企业，不管是银行也好、房地产也好、国企也好，该死该被市场淘汰的就应该淘汰，半死不活的还不断吸取百姓的民脂民膏反而更加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有的朋友可能会质疑，如果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国有经济被国外企业所垄断，也就是所谓的“经济侵略”？我认为有“把外企等同外国”这样想法的朋友经济目光可能还停留在一战或者冷战思维。首先，现代外企并非只有一家企业，而是无数登记在国外的企业，外企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外企垄断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家外企可以垄断整个市场，尤其随着科技发展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比如十多年前还会有人认为微软通过家庭电脑垄断了互联网视窗平台，正如佳能胶卷曾经在拍摄行业只手遮天，谁能想象得到今天大家都不再主要依赖电脑上网，我们有智能手机，拍照也不用胶卷了，甚至数码相机也少用了，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先进的科技产物诞生，这都是传统产业的眼光所无法预料得到的；接着，在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专业化、精细化、分工化是现代工业的主要特征，美国的芯片、日本的车床、欧洲的设计、中国的组装，谁都离不开谁，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摆脱全球化经济而独立，而且这样不利于发展精细化的高精端科技，摆脱全球化反而落后而导致淘汰；最后，即使是外企，但企业资本也是全球化的，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就有来自一两百个国家的股东，美企的实际控股人也可能是华人，根本不存在美国或者美国人侵吞中国经济的说法。
然后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后那么还能保障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吗？如果不能，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变成被资本家操控被金主腐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问，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人类是否除了这两条道路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罢，其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走这条道而选择这条道路？还是为了尽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选择这条道路？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是有点大不违了，但真正的勇士就要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才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使我可能还不够勇。要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和现实情况说起。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代宪政国家很少会选择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又有没有朋友想过，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个结论本身，可能就是错的，而通过一个错误的结论反推原因肯定是无解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下面我尽量简单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我们先认识简单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了体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机关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活动，而又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生产资料拥有更多的资本家必然操控着经济，所以又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国家。
资本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拼命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整合，最终大资本家必然垄断经济，进而通过资本优势操控国家，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将民主政治变成了金主政治，侵犯其他阶级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所生活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面对问题光批判还不行，还必须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全世界深受资本主义毒害的时代，往往拨乱反正都是难免极端而且矫正过枉的，马克思的反思也是如此。私有制不是不对吗？不是不好吗？工人不是身处水深火嘛吗？好！那我就不要私有制，我搞公有制好了吧，于是构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既然不存在私有制，前提必然是要求物质精神都极其发达，人人按需分配，但是这对于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的近代社会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列宁提出了一个通过公有制建设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杠精们注意了，列宁提出的是要在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要建立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叫社会主义，不是说列宁发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国家是公共管理的机器，因此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活动，而且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国家就沦为资本家服务的统治工具。可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美好的，但历史证明这个空想是只会适得其反，为了避免私有制保障公有制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采取的有两种措施，一种是禁止私有制，计划经济，民众没有私人财产，按需分配。由于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没有私人财产，因此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资本家”产生的土壤，但因为没有私有财产，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大家都是按需分配吃国家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民众也就渐渐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水平自然一落千丈，现在这种经济模式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国家还会采用了。
自从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走了第二条道路，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在小宗商品和小农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但国家还是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核心产业，在政治方面为了避免“资本家”干政就由一群资历深厚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挑选合适的国家领导人。这个方案在当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而且像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开明领导人确实也比较为国家着想，不管有用没用，起码改革开放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避免中共步了苏共后尘。但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有垄断的核心产业，就必然是行政化管理，但这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讲究投入资金大、时间长，而且未必有成果，同时创新阶段几乎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对于国企领导来说，他的政绩和企业绩效挂钩，没有产出就意味没有绩效，也就没有政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愿意冒此风险搞科研创新，所以中国的核心产业往往只能搞搞制造组装，在生产链的底层，一旦国外断了我们的高精端科技链，比如中兴事件，我们就马上陷入产业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负责选贤任能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如果腐化了，谁来对之进行监督和制衡？事实上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基本上不可能制约他们的权力，他们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一方面很容易滥用人才选拔的权力，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蜕变为官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在选拔方面都是考虑红二代红三代的亲属，这就变成了寡头家族对政治统治的垄断，而且还会千方百计禁止其他人染指他们的核心权力圈，国家领导的选拔环境和范围比资本主义的金主政治还要差。有些考古癖的朋友曾对我说：“存在就是合理，历代皇朝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由此可知，虽然资本主义下的金主政治确实有不少的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杜绝资本家产生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还是由一群无产阶级领导代表专职负责选拔领导人的机制，得出社会效果反而比金主政治更差。反观宪政国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立法机关都是由最基层的民众选举产生，而且禁止企业的政治献金和设定选举募集资金的上限，比如奥巴马的选举经费就是由民众小额募捐构成的，避免资本家操控政治，川普更是靠自己竞选，也尽可能不受其他资本家大集团的操控。经济上，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国家适当的干预经济，比如建立起完善的劳工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大型企业更是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比如微软大股东比尔盖茨的股份稀释到仅4％，足见连个人影响企业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再通过企业操纵国家。
具体可以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首先，川普作为资本家竟然也要和其他大集团抗争才能上台，说明资本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所以某个资本家上台就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川普之所以能战胜众多财力更为雄厚的资本家，靠的就是民意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金主政治的社会里，没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光靠资本是行不通的。
最后，川普作为一个普通资本家（离福布斯排行榜前几位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上台，他一方面受到选民的监督，另一方面那些被他打垮的资本家肯定也想给他压力，换而言之，就算你一个资本家上台了，基于各种体制内、外的约束，如果得不到各个权力机关的支持，不能体现民众的利益，就算上了台能做的事也极为有限，不存在哪个资本家一上台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川普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现在还因为国内外的形势加上他自己对政治经验的缺乏而感到焦头烂额呢）。
综上，凡是越公平的选举规则，越有资本的人自然越是拥有天然优势的，这就像北大状元熊轩宇，父亲是外交家母亲是教师，又是北京人，这样的优势必然更容易让他上北大，但不能因此而说高考不合理，要废除，至少高考已经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指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那么对于现在讲究国家适度干预的宪政国家来说，已经不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应该属于“混合主义”。
有些朋友用统治阶级而非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形式来划分国家性质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宪政民主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分权和选票制衡，那么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宪政民主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宪政民主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故此，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混合主义时，只能根据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是过度干预经济还是国家不干预或者适度干预经济进行区分，而不能用统治阶级进行区分，是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中共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如果用统治阶级来区分国家性质的话，社会主义自始就是不存在的，而这又是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符合的。
退一步讲，资本家创造财富，也并非全然依靠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可以说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极为有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是把劳动者当成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那劳动过程中的财富增值，减去劳动报酬（工资），剩下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是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这当然不是事实，劳动力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劳动力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是相对充沛的、而资本是缺乏的。资本家的一项重要付出是风险，工人干一天挣一天的工资是没有风险的，而资本家的投资却有亏本的可能。风险本身就构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谁承担风险大、谁分享的收益多，你把风险价值折现，从利润里扣下去，咱们再来看有没有剩余价值，照这个算法就算有，那就剩不下多少了。
就在劳动一项要素里，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为财富增值做出最大贡献的，只是某一些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普通人的重复性生产劳动，那个发明了犁的人，比其后一百年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加在一起，为财富的增加做的贡献都更大。这话听起来广大草根会不高兴，但创造历史的从来就不是人民群众。
如果资本家发财了，有人告诉你：东家是把老家的祖产典当了，拿本钱来开厂，我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累是累一点，但吃得踏实、睡得安稳。但东家要是开厂做亏了，祖宗存的老本都没了，死了都不入祖坟，人家是天天吃饭也心慌、睡觉也睡不着，生意做发了，东家得大头，这事该不该？应该嘛。
我们天天下力干活，劳力不劳心。东家天天钻研怎么改进设备、提高效率，人家搞的是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我们厂的产出比另一家厂高，是因为东家改进了机器，所以我们厂赚的钱多，除了一部分钱给工人发红包，多数被东家拿走，该不该？当然该，那是靠别人的创新劳动才提高的竞争力、增加的收益，至于普通工人你在这家厂、和在另一家厂干的活没有差别，创造的价值没有差别。
综上，资本主义国家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结论本身就是存在质疑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借鉴社会主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转变为“混合主义”国家，经过实践经验，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知，这是一条比社会主义更适合宪政国家的道路，因此宪政国家自然也就没有走社会主义的必要。
虽然“混合主义”国家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混合主义对比起无论走平均主义的旧式社会主义还是走由无产阶级代表领导们操控国家核心产业和选拔领导人的新式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的正当权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总言之，资本主义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走混合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选择题。
那么没有走混合主义道路就是导致房价高企、民众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吗？我认为还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深挖一点。
国家无论选择走怎样的道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或者是混合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国家行为的体现，因此要尽可能保障国家方向的准确性，就必然要尽可能保障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否则一个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朝令夕改、倒行逆施，原本合理的方向就得不到坚持，不合理的方向就有可能被推行，当然也有可能是原本不合理的方向得不到调整，合理的方向得不到坚持。
由于国家行为由国家机关作出，因此国家机关的完善性决定了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国家行为必然左右民众的权利，所以国家机关的完善程度与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滥用公权力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程度成反比。要尽可能避免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就要对国家机关进行制衡和监督，也就是俗称的“把老虎关在笼子里”。
制衡和监督有且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上级领导指导下级、同级领导指导下级的机制条块分割层层监督，以司法机关为例，由于信不过各级法院，因此除了上级法院以外同级上头有反贪局监督，反贪局也是信不过的，于是后头还有政法委，但政法委也不是可靠的，于是后头还有纪委，但是后来发现纪委也出问题了，于是后头又增设了监察委，当然监察委还出问题怎么办？不怕后头还有党委。党委出错怎么办？不会，因为党委领导都是经过选贤任能的精英，早就脱离了低级趣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不可能犯错。
而虚伪腐朽的西方宪政国家由于不相信有不会犯错的人，假定人都是自私的、丑恶的，因此一般都是采取体制内分权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的机制防止国家滥用权力，至于孰好孰坏，我不评价，大家见仁见智了。
总的来说，不管选择哪种机制，世界上都没有任何一种制衡监督的机制尽善尽美，国家在选择制衡监督机制时应当考虑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选择一个尽可能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的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国家机关的设置制度同样不是在做一道是非题，而是在做选择题。
我所理解的国家强大，不在于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不在于经济上的财大气粗、不在于政治上的唯我独尊，而在于尽可能实现避免国家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努力保障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拥有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拥有尊严、拥有安全感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拿2018年10月中旬的股灾和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破7这两件事来说，不少人都有先见之明的意识到如果当局继续与民争利、垄断市场，这场灾难必然不可避免，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明知当局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你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事态往最坏的方向发展，所有人都将沦为当局的牺牲品，但你不仅不能在公众场合抱怨，而且还必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陪着笑脸把这场戏演下去。
当然，哪一种国家机关的设置机制更完善，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这就涉及到国家机关的具体职权、架构、组成、框架、产生、任期、连任、限制、褫夺、中央和地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这个细枝末叶的问题，一来过于琐碎，大家都不喜欢看，二来有很多原因不方便继续深挖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思考一下，我就写到这个层面好了。
最后来个全文总结吧，房价居高不下，其实只是一个众多社会矛盾显现出来的表象，本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设置制度上可能不够完善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要到国家机关的设置层面去反思，否则一切美好大国的构想终究只是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