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天花板之西班牙被低估的一段历史

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我们是否有权征服?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的征服活动,特别是对印第安人的超经济剥削和强制基督教化,让许多教会内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他们多方上书,要求纠正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引发了一场西班牙宗教学术界关于欧洲殖民者与新世界土著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和神学大辩论。

萨拉曼卡大学出身的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的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强制皈依,并揭露殖民者委任监护下的土著人悲惨境遇。在他的影响下,1537年教宗保罗三世颁布《崇高的神(Sublimis Deus)》通谕,确立了印第安人作为理性人的地位,宣布他们有自由和财产权,也有接受基督教的权利,应以和平方式向他们宣讲。拉斯-卡萨斯还对1542年查理五世皇帝颁布《新法(Leyes Nuevas)》(全名《为国王陛下管理西印度及善待和保护印第安人之新法和条例(Leyes y ordenanzas nuevamente hechas por su Majestad para la gobernación de las Indias y buen tratamiento y conservación de los Indios》)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旨在结束美洲殖民者们对印第安人进行残酷经济剥削的委任监护制度。

在拉斯-卡萨斯和其他人的推动下,1550年,查理五世下令停止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进一步军事扩张,直到对上述问题做出最终裁决。皇帝召集了一个由知名学者和神学家组成的顾问团,听取双方意见。这场辩论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圣格雷戈里奥学院举行,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欧洲殖民者对土著人民的权利和待遇的道德辩论,辩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在新大陆居民的自然权利、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以及征服的合法性。辩证的主要参与者是拉斯-卡萨斯和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韦达,教宗代表萨尔瓦多·隆切里枢机主教主持了辩论。其他与会者还包括多明戈·德·索托、巴托洛梅·德·卡兰萨(费利佩二世的老师)和梅尔乔·卡诺,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中途退出,去意大利参加特伦托大公会议)。他们都是多明我会修士,这并不是巧合,在耶稣会兴起以前,西班牙大学的教席和学院主要就掌握在多明我会手中。

拉斯-卡萨斯认为,尽管有人祭和其他野蛮习俗,但美洲印第安人是自然秩序中的自由人,法律地位不应比欧洲殖民者低下,没有理由受到他们的征服和严酷管制。他的立场得到了君主集权派的支持,因为这符合君主想约束美洲殖民领主权力的意图。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塞普尔维达为首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们认为,以无辜者为祭品、吃人习俗以及其他此类 "反自然的罪行 "是不可接受的,应该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可能的手段加以制止,他的观点获得了从该制度中受益的殖民者和地主们的支持。

塞普尔维达的观点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和人文主义传统,声称某些印第安人的野蛮传统是对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塞普尔维达认为,文明人有义务惩罚偶像崇拜、鸡-奸和食人等恶习。必须发动战争,"以根除冒犯自然的罪行"。塞普尔维达为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提出了四个主要理由。首先,印第安人的自然、历史条件导致他们分崩离析,无法统治自己,西班牙人有责任充当主人,第二,西班牙人有权防止人吃人,因为这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罪行。第三,人祭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四,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对他们自己对西班牙人都很重要。他承认印第安人在本质上并不邪恶,但使他们变态的是他们的文化、环境,因此他说,文明征服 "野蛮 ",促使他们进化,从根本上具有道德内涵。需要注意的是,塞普尔维达为政治统治辩护,但反对奴隶制和剥夺财产。他说:“我不是说这些野蛮人应该被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不是说他们应该被降为奴隶,而是说他们应该接受基督徒的统治。”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庸俗理解,两者被混淆,使他在舆论上成为奴隶制的支持者。

拉斯-卡萨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造诣毫不逊色,他通过展示印第安人的文明证明了他们的理性:阿兹特克人的高超建筑足以证明塞普尔维达把他们与蜜蜂相提并论是不对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习俗也并不比旧世界的其他文明或西班牙的历史中发现的更残酷。不能因为彼此身处不同的文明阶段,就让西班牙人的征服获得天然正义性。传播基督教福音也不是西班牙人的义务,而是印第安人的权利。拉斯-卡萨斯指出,根据国际法,每个人都有义务防止无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还引用了圣奥古斯丁和金口约翰,他们都反对使用武力来使他人信奉基督教。

虽然双方都声称赢得了辩论,但没有明确的记录支持任何一种结论。拉斯-卡萨斯所期待的西班牙人殖民步伐的停止并没有发生,征服者如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等,在1550年代前半期继续在智利发动战争。1556年,西班牙人再次被允许扩大在新世界的领土,十年后,西班牙开始征服亚洲的菲律宾。相对的,塞普尔维达也没有看到《新法》中对殖民领主权力的限制被推翻。

尽管没有完全扭转局面,但拉斯-卡萨斯等人的努力在改善印第安人境遇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巩固了早期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用教会主导的传教区制度取代原来的委任监护制也是一项很大的突破:征服的速度被放慢了,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规范,即在理论上,只有宗教人士才被允许向处女地进军。一旦他们与原住民就定居的基础达成一致,军队才能随后进驻,然后再是平民。菲利佩二世1573年颁布的条例甚至禁止进一步的征服。在一个殖民帝国的概念中,这种顾虑在从历史上看,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唐·菲利佩,etc。致我们大洋彼岸的印度总督和各级官员,以及以任何方式涉及他们的所有其他人……在(西)印度,人们对土地和财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们对上帝和我们的服务以及自然人的福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因此,我们有义务制定以下命令……海上或陆地的发现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战争或征服,或帮助一个印第安人对付另一个印第安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原因与陆地上的人争执或战斗,不得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或损害,也不得违背他们的意愿拿走自己的任何东西,除非是为了赎买或出于自愿……”

由于英语世界在现代的强势,以及“黑色传奇”广泛而恶劣的影响,西班牙被深刻的妖魔化,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了,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就是其中一例。国际法的鼻祖是萨拉曼卡学派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教科书上的荷兰的格劳秀斯,是继承和发展了维多利亚的学说。而参与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的拉斯·卡萨斯、索托、卡兰萨等人也都是维多利亚的同门和学生,以正义为最高原则的他们甚至不承认亚历山大六世的划界通谕,认为罗马教宗无权帮西班牙瓜分世界,所以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场辩论背后的学术脉络,孕育了现代国际法。更重要的是,大辩论反映了16世纪的西班牙对道德和正义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几个世纪后才会在其他欧洲殖民国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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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8-28

8 个评论

感觉西班牙的政治和文化的全盛期几乎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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