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來自於一種思維缺陷』：淺談普通人的惡行和極權暴民的思維狀態（譯文分享，暨2022新年寄語）
譯者按：對於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來説，2021年比2020年疫情初起時更艱難，更黑暗，更壓抑。我在品蔥上常看到有人問，駁斥小粉紅喚醒身邊人爲何那麽難？爲什麽對普通小粉紅的恨會大過對趙家的恨？這個世界有公理嗎，還是一切都只是游戲各有各的玩法而已？共產黨的惡和普通中國人有關嗎？把中共和中國人綁在一起不就是共產黨的話術而已嗎？作爲一個普通人覺醒了更加痛苦，我該怎麽辦？不是勇者的反賊究竟有什麽用？等等等等。
2021年聖誕前夕，宋庚一老師被學生中的粉紅暴民舉報，隨後李田田老師又被當地政府部門迫害。由此上溯，一年來我在品蔥關注過的種種不平事，如彭帥曝光性侵後又被自由、歐金中被逼行凶後又被自殺、維吾爾人被迫害、抵制新疆棉的企業被大衆反制、拒絕洗腦的小孩被逼轉學、外國奧運選手被網暴、孟晚舟被英雄化……幾乎每一件不平事的背後，都有一群平時潛身縮首默默無聞，事發後卻因參與加害、維穩、詭辯洗白而走入我們視野的普通人（當然，很快又被我們遺忘）。這些普通人在彼時彼刻卻不免又成爲另一起事件的受害者——最近的一齣，便是西安的小粉紅陷入飢餓絕望。
以上所有的問題和現象都指向一個問題：普通人該怎麽做？而這個問題有更刺耳的内涵：如果最大的惡行正是普通人所為呢？
下面這篇短文探討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他們的思想狀態）在巨大的系統性惡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值歲末，這篇文章既像是為每一個人鳴響的警鐘，又像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努力的新年展望。本貼的標題，就是文中最觸動我的一句話：
重點（tl;dr）
新年寄語（即原文最後一段）：
以下是我翻譯的全文。文中的鏈接是我爲了科普或推薦原著添加的。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亦譯：漢娜·鄂蘭) 是一位猶太裔德國政治哲學家，她於 1933 年逃離德國，再於 1941 年逃離歐洲，在美國開始新的生活。
阿倫特逃脫了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命運。戰後，她試圖對那段瘋狂的歷史進行理性梳理。為了尋找答案，她於 1961 年到以色列參加了對納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的審判。艾希曼最終被定罪並被判處絞刑，罪名是危害人類罪，包括督導『最終解決方案』實施的各個部分。
在關於審判的報告中，阿倫特寫道，六名精神病專家已經證明艾希曼是「正常的」——且據説其中一名專家驚呼：「無論如何，艾希曼比檢查過他之後的我更正常」。而另一名專家則稱，艾希曼的整個心理面貌，包括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態度，「不僅正常，而且堪稱令人嚮往」。
「他們當然知道，認定艾希曼是個怪物會讓人們感到非常欣慰……然而，艾希曼帶給我們的震撼恰恰在於像他這樣的人太多了，很多人既不是變態，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非常的，令人恐懼的，極其正常」。來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的報告》<譯者注1>
如果最大的惡行是普通人所為呢？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在《古拉格群島》中描述了以下記憶：在戰勝納粹後，他作為一名高階士兵穿著制服被蘇聯人逮捕。在前往古拉格 (Gulag) 的路上，他樂於讓當時他認為比自己更低等的人背負沉重的行李。
索爾仁尼琴在反思他的生活時寫道：
「我從監獄歲月中帶出這段重要的經歷，我曾被它壓得幾近崩潰；一個人如何變得邪惡？如何變得善良？陶醉於年輕時的成功，我曾覺得自己無懈可擊，因此我很殘忍。在過剩的權力中，我曾是一個殺人犯，一個壓迫者。在我最邪惡的時刻，我曾確信我在行善，而且我的善還得到了充分的，系統性的佐證。而當我躺在監牢裏腐爛的稻草上的時候，我才感到了自己內心中第一次湧動的善。
漸漸地，我發現：區分善惡的這條線，既不穿過國家，也不穿過階級，也不穿過政黨——而是穿過每一個人的心靈——穿過所有人的心靈。這條線是會移動的。它在我們的內心中隨著歲月而搖擺。即使是在被邪惡淹沒的心中，也有一塊小小的橋頭堡裏保留著善。而即使是在最良善的人心中，仍然存在著……一個未被連根拔除的邪惡小角落。」
邪惡常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奇幻童話故事：一個來自在遙遠時空的人們，在遙遠的土地上，受到某種邪惡的外力侵害，最後由卡通化的反派和英雄來完成的故事。邪惡是（被描繪成）宏大且易於識別的存在；它有著一張特定的面容，有自己的生命。它當然不需要由完全正常的、看似善良的人來配合；我們也永遠不會淪落到那種未開化的程度讓邪惡通過我們重演。
（不幸的是）由於把邪惡想像成一個宏大的、黑暗的、具有生命的異域幽靈，我們離掌握理解它的能力更遠了。通過將人分為黑與白、善與惡、我們與他們，我們拒絕認識邪惡的真實本性，即，我們本性中的一部分。邪惡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當我們把邪惡看作一個遙遠的謎而不予理會，我們就關閉了從他人和我們自己身上看到它的能力。
如果邪惡是我們所有人的潛力，那麽觸發邪惡現身的因素是什麽？答案并非極端。事實正好相反。邪惡是普通的 (原文：Evil is ordinary) 。對此，阿倫特寫道：
「善可以是激進的；惡永遠不可能是激進的，它只可能是極端的，因爲惡既沒有深度，也不存在任何（專屬於）惡的維度——而這就是它的恐怖之處——邪惡可以像真菌一樣在地球表面蔓延，並摧毀整個世界。邪惡來自於一種思維缺陷。邪惡蔑視思想，因為思想一旦試圖與邪惡碰撞，辨析產生邪惡的前提和原則，思想就會因為在那裏什麽也找不到（空虛）而產生挫敗感。而這，就是邪惡的平庸性 (原文：the banality of evil)」。
人如果不思考，別人就可以把想法放進他們的腦子裡。如果最大的惡行是由喪失了思考能力的普通人犯下和完成的，那就會留下一個極易被宣傳洗腦填充的空隙。
漢娜·阿倫特說：「現代群衆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這種）宣傳的有效性。現代群衆不相信現實中自己經歷的任何可見事物；他們不相信所見所聞，只相信自己的想像。而想像則可以被任何在當下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事物所束縛。讓群眾信服的不是事實，也不是虛構的事實，而只是他們（自認爲）所屬的系統的一致性」。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阿倫特解釋了大眾被一個巨大的謊言催眠的概念：
「在成為一個日常的群體現象之前，輕信與玩世不恭（犬儒主義）的混合體一直是暴民心態的一個顯著特徵。在瞬息萬變又難以理解的世界裡，大眾已經達到了既輕信一切又什麽都不信、既認為一切皆有可能又認爲一切皆不真實的地步。
於是宣傳（洗腦）者們發現，他們的聽眾隨時準備相信最壞的情況，無論它聼上去是多麼荒謬；同時他們又對欺騙不是特別反感，因為他們認為反正一切陳述都是謊言。」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謊言當中，我們也知道這一點。但問題是，這個謊言的結局會不同嗎？
「當下的這波邪惡浪潮會波及到什麼程度？當下的這種現代極權主義會扎根多深？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取決於邪惡在普通人眼中有多麽正常。」
愿普通人能鼓足勇氣，自我覺醒，去尋找内心中善與惡的分界線，在看到邪惡時戳穿它，拒絕它——尤其是當我們在自己身上看到邪惡的時候。愿我們能駁斥強加於我們的假象，將它們的謬誤大白於天下，澄清被宣傳洗腦偷換的現實。如果歷史有助於預測未來，那我們的命運將取決於我們的個人選擇，道德信念，以及最重要的，思考能力。
（全文完）
作者：Kate Wand
標題：The Line Dividing Good & Evil: What if the greatest acts of evil are committed by ordinary people? (December 9, 2021).
原文：https://katewand.substack.com/p/the-line-dividing-good-and-evil
視頻：https://youtu.be/CWQ8iDizXlk
——
<譯者注1> 鏈接中的譯本及維基百科中文條目將此書名譯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我認爲不妥。所謂平庸的惡，是以平庸來形容一種惡。而 The Banality of Evil 中的平庸是名詞，是惡的一部分或一種屬性，即惡的平庸性、普通性。故我將之譯爲《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的報告》。作爲新年推薦書目，特此分享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一書之原版在亞馬遜上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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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古拉格：一部歷史》，一部警世之作（2013）https://cn.nytimes.com/books/20130422/cc22gulag/zh-hant/
老实说，中国还是很多善良的人的。 - 评论 by @HEHE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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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預祝蔥友們2022健康，快樂，平安！
2021年聖誕前夕，宋庚一老師被學生中的粉紅暴民舉報，隨後李田田老師又被當地政府部門迫害。由此上溯，一年來我在品蔥關注過的種種不平事，如彭帥曝光性侵後又被自由、歐金中被逼行凶後又被自殺、維吾爾人被迫害、抵制新疆棉的企業被大衆反制、拒絕洗腦的小孩被逼轉學、外國奧運選手被網暴、孟晚舟被英雄化……幾乎每一件不平事的背後，都有一群平時潛身縮首默默無聞，事發後卻因參與加害、維穩、詭辯洗白而走入我們視野的普通人（當然，很快又被我們遺忘）。這些普通人在彼時彼刻卻不免又成爲另一起事件的受害者——最近的一齣，便是西安的小粉紅陷入飢餓絕望。
以上所有的問題和現象都指向一個問題：普通人該怎麽做？而這個問題有更刺耳的内涵：如果最大的惡行正是普通人所為呢？
下面這篇短文探討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他們的思想狀態）在巨大的系統性惡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值歲末，這篇文章既像是為每一個人鳴響的警鐘，又像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努力的新年展望。本貼的標題，就是文中最觸動我的一句話：
Evil comes from a failure to think.
重點（tl;dr）
- 納粹惡魔艾希曼帶給我們的震撼——他是個正常人。（漢娜·阿倫特）
- 在我最邪惡的時刻，我曾確信我在行善，而且我的善還得到了充分的，系統性的佐證。（索爾仁尼琴）
- 邪惡是常被我們故意忽視的我們本性中的一部分。
- 讓群眾信服的既不是事實，也不是虛構的事實，而只是他們（自認爲）所屬的系統的一致性。（漢娜·阿倫特）
- 既輕信又玩世不恭，這是暴民心態的一個顯著特徵。（漢娜·阿倫特）
新年寄語（即原文最後一段）：
愿普通人能鼓足勇氣，自我覺醒，去尋找内心中善與惡的分界線，在看到邪惡時戳穿它，拒絕它————————尤其是當我們在自己身上看到邪惡的時候。愿我們能駁斥強加於我們的假象，將它們的謬誤大白於天下，澄清被宣傳洗腦偷換的現實。如果歷史有助於預測未來，那我們的命運將取決於我們的個人選擇，道德信念，以及最重要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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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審判的報告中，阿倫特寫道，六名精神病專家已經證明艾希曼是「正常的」——且據説其中一名專家驚呼：「無論如何，艾希曼比檢查過他之後的我更正常」。而另一名專家則稱，艾希曼的整個心理面貌，包括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態度，「不僅正常，而且堪稱令人嚮往」。
「他們當然知道，認定艾希曼是個怪物會讓人們感到非常欣慰……然而，艾希曼帶給我們的震撼恰恰在於像他這樣的人太多了，很多人既不是變態，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非常的，令人恐懼的，極其正常」。來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的報告》<譯者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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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在《古拉格群島》中描述了以下記憶：在戰勝納粹後，他作為一名高階士兵穿著制服被蘇聯人逮捕。在前往古拉格 (Gulag) 的路上，他樂於讓當時他認為比自己更低等的人背負沉重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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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常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奇幻童話故事：一個來自在遙遠時空的人們，在遙遠的土地上，受到某種邪惡的外力侵害，最後由卡通化的反派和英雄來完成的故事。邪惡是（被描繪成）宏大且易於識別的存在；它有著一張特定的面容，有自己的生命。它當然不需要由完全正常的、看似善良的人來配合；我們也永遠不會淪落到那種未開化的程度讓邪惡通過我們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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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阿倫特解釋了大眾被一個巨大的謊言催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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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謊言當中，我們也知道這一點。但問題是，這個謊言的結局會不同嗎？
「當下的這波邪惡浪潮會波及到什麼程度？當下的這種現代極權主義會扎根多深？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取決於邪惡在普通人眼中有多麽正常。」
愿普通人能鼓足勇氣，自我覺醒，去尋找内心中善與惡的分界線，在看到邪惡時戳穿它，拒絕它——尤其是當我們在自己身上看到邪惡的時候。愿我們能駁斥強加於我們的假象，將它們的謬誤大白於天下，澄清被宣傳洗腦偷換的現實。如果歷史有助於預測未來，那我們的命運將取決於我們的個人選擇，道德信念，以及最重要的，思考能力。
（全文完）
作者：Kate Wand
標題：The Line Dividing Good & Evil: What if the greatest acts of evil are committed by ordinary people? (December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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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https://youtu.be/CWQ8iDizXlk
——
<譯者注1> 鏈接中的譯本及維基百科中文條目將此書名譯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我認爲不妥。所謂平庸的惡，是以平庸來形容一種惡。而 The Banality of Evil 中的平庸是名詞，是惡的一部分或一種屬性，即惡的平庸性、普通性。故我將之譯爲《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的報告》。作爲新年推薦書目，特此分享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一書之原版在亞馬遜上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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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預祝蔥友們2022健康，快樂，平安！
29 个评论
>> 按立场论人品确实不好，但话说回来，既然靠谱的人不会盲目站立场，那么粉红，那种你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一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的傻X样，然后倒骂你被洗脑了被西化了，按照文章的说法这种人不就是邪恶的暴民嘛
同意。您的評論讓我想起了挺久以前寫的一篇回《大家是否有对粉红的仇恨大于对中共赵家仇恨的现象？》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54642
我那篇回答結合上面的文章，可以簡化成兩點：
一，粉紅的粉和飯圈的飯類似，都代表著一種從圈外看圈内的美顔效應，即自我洗腦的假象。粉紅和既得利益者之間的不同在於前者沒有掌握權力和既得利益。越是一無所有的普通粉紅，邊緣粉紅，越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動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自然會更加不負責任。再者，由於粉紅相對於趙家人的邊緣位置，它們必須更賣力與組織靠攏，甚至相互之間都要競爭誰更積極學「習」，誰更爲了所謂愛國而不惜一切，所以在思想、行爲和語言上會攀比誰更加極端。
二，極權統治者為了穩固權力，會先挑動爭鬥，然後出來扮演仲裁者和由亂入治的拯救者，順理成章地成爲被各方倚賴的獨裁者。共產黨口口聲聲說失去了它的領導中國會亂，爲此它一直都在播種混亂。在此過程中，小粉紅作爲國家暴力的幫兇扮演著告密者、挑事者、矛盾激化者、仇恨製造者，和文革紅衛兵如出一轍，就是混亂的種子。它們作惡的時候會自認爲是勇於鬥爭、無私奉獻、維護國家尊嚴和穩定，也就是索爾仁尼琴所說的，「在我最邪惡的時刻，我曾確信我在行善，而且我的善還得到了充分的，系統性的佐證」。王滬寧、胡叼盤、金國師等一批分到了肉湯的知識分子就是這些「佐證」的製造者。
如上，缺乏思考的動力和能力、極端化的行爲和語言、系統性地將行惡認作行善，再加上各種平庸和龐大的人數導致的從衆心態，當今中國的小粉紅確實是阿倫特「邪惡的平庸」理論在二十一世紀最好的實證之一（但符合上文的例子並不僅僅是小粉紅這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