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 政坛缺硬汉 港女真勇毅 心比男儿烈
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女性积极参与抗争，面对残酷打压依然勇往直前，因而得到当地舆论以至国际媒体的赞扬。运动早期，已经有文章形容“唔好话巾帼不让须眉，直头係令须眉汗颜”。后来的事情，多次印证了这句话。在几件大案里，女反贼大致上都顽强不屈，至于委曲求全的、信念动摇的、叫苦不迭的大多是男反贼。
初选案和6.4晚会案中，在庭上落泪的被告多数是男反贼。其中哭得最惨的是谭文豪，他的发言重点，就是很爱家人，为了保释，与家人团聚，可以向法官答应一切条件。杨岳桥也哭著哀叹自己由“妈妈的骄傲”变成“妈妈的担忧”，身为律师却沦落到在犯人栏发言。梁耀忠，虽然未有当众落泪，但自称是在支联会压力下才“不情愿”地参与集会，还要靠建制派写信求情。
本人原本还想著，谭文豪等人随后会为自己的“软弱”而致歉，重拾强硬姿态以挽回自己的政坛形象。结果呢？还是高估了他们。初选案47位被告（39男8女）之中︰宣布辞任区议员的，至少12人，都是男反贼。宣布辞任政团要职、退出政团以至解散政团的，至少16人，除了吴敏儿，都是男反贼。宣布退出政坛的，至少8人，还都是男反贼，包括谭文豪、杨岳桥。退出政坛是包括不再参加游行集会之类的，也就是说放弃抗争。8人其中之一的刘泽锋泄气地说“只想返回普通生活，从此不问政事”。
还押不久，即畏惧至此。
（两年后，初选案有31人认罪，其中27人是男士，有4人笃灰，都是男士）
身陷囹圄的刘颖匡、岑敖晖，虽未至于宣布退出政坛，但都透过公开信表示不解/不忿别人可以移民/享福而自己却要坐牢受苦，很难熬亦很迷惘，觉得自己被抛弃。
有人说男政治明星也有一些相对硬气的，这点本人并不否认，但除了古思尧从不认罪，他们基本遵循的原则是“认罪不认错”。 就本人所见，他们大多都透过律师请求轻判；也有个别者解聘律师，自行陈词的，但仍然在庭上哽咽；甚至有个别者否认某条控罪的，但又承认另一条控罪；亦有对牢狱之灾表示担忧和恐惧的；亦有未能保持斗志和信念的。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难处，但确实未能做到毫不妥协、抗争到底、慷慨就义，这点明显不如烈女邹幸彤、何桂蓝。
那些屈服/示弱/气馁的男政治明星，背景各有不同︰既有“已经上岸”的，也有出道不久的，既有成家的，也有单身的，既有传统泛民，也有本土派。
在港共的恐吓下，一个个反对派组织先后解散，未见有“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坚拒不从。身为政界“大佬”的李卓人、何俊仁都主张解散支联会。解散之前，一批男高层已经先后退出。留任的蔡耀昌为了避祸，不惜与邹幸彤割席，说“邹幸彤近期言行不代表支联会立场，甚至与支联会说法相反”。
蔡耀昌先有笃灰，后有割席。李宇轩也笃灰，出卖了黎智英。汤家骅、狄志远、郑松泰、林景楠先后投共。区诺轩、林景楠、钟锦麟、赵家贤又是笃灰。这几位都是大节有亏。
不光政界和社运界如此。《苹果》被查封，5人被捕，其中2位男高层张剑虹、罗伟光，为了保释，承诺退出《壹传媒》、不再参与媒体事务，又不再接受访谈、不再发表公开言论等。这就是说从此放弃监督责任，绝迹公众视线。
再看看女反贼是什么表现︰
何桂蓝上庭当日，尚有3位男反贼上庭，她是唯一没有哭泣的那位。她明言不会答应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还押以后又多次写公开信给香港人打气、分析形势和解释抗争的意义，也有轻松的谈天说地，却避谈自身苦况。
支联会高层之中，最硬气的还是邹幸彤。在港共的恐吓下，她是留任到最后的那一批人之一，唯独她仍然坚持到维园悼念六四，还事先张扬不会为了求情而承诺退出政团/政坛之类，并且已经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受访时，表示“喺香港坐监冇乜嘢”。在庭上，高呼“悼念六四无罪”，批评控罪“荒谬”。特别一说，邹幸彤也是律师，却不像杨岳桥那样自怜，还能运用法律知识自辩。还押期间，邹幸彤与何桂蓝一样，表示不会答应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又透过多次申请保释反复上庭曝光自辩作为抗争方式，又透过公开信表明反对解散支联会。
（补充︰身为法律界“大佬”的夏博义，则选择连夜出逃）
邹幸彤、何桂蓝都能轻松自若而有理有据地抗辩，在言词交锋中对当权者占上风。至今二人仍然否认所有控罪，是最有骨气的两位政治明星。何桂蓝在受审前，被法官要求不得自行求情，而要由律师代为求情，结果何桂蓝依然解聘律师，留下了这么一句陈词︰“这是对当日所有出现在维园的香港人的判刑。”邹幸彤则作出了长篇的陈词，事后用一句总结︰“妖，我才不会向刽子手求情！”二人刚烈至此。
烈女远不止何桂蓝、邹幸彤。袁嘉蔚在公开信中总是在鼓励别人，仅向探访者谈及自身苦况。梁凯晴直言不害怕牢狱生活，在囚车上以胜利手势表达对判刑的轻蔑。坐牢以后，在公开信中虽然提及自身苦况，但表示不值得花时间自怜，声称“永远不可能剥夺我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寄语香港人对社会不公要“保持愤怒”。她与袁嘉蔚一样在狱中继续抗争。初选案中最年轻的女反贼黄子悦，面对长时间的单独囚禁，仍然表现平静，与何桂蓝一样表示适应良好，不想别人担心。她身负暴动罪仍然选择留港，然后又因为初选案还押大半年。由始至终都没有展现过软弱一面。初选案以外，还有比黄子悦更年轻的女反贼黄沅琳，在大抓捕之后又在同路人劝阻下毅然选择“偏向虎山行”。
总体上女反贼对自身苦难比较淡然，态度亦坚决得多，耻于哭泣、求饶、叫苦、畏缩。
不光政治明星如此。湾仔军火库案，还押一年多的并且单独囚禁的女学生杨泳茹，在公开信中用上“当守的道，必修的行”来形容自己坐牢，“毫无怨恨地接受”，安慰大家 “不必为我伤心或担心” ，又反过来给其他手足打气。面对受审，很多男反贼为了轻判，纷纷求情，直言后悔甚至羞耻，像方志雄这样出生入死的壮汉也不例外，而杨泳茹虽然认罪，却有“不作任何请求轻判的表述”的气慨。除开政治明星不说，受审反贼之中，透过陈情信表明心志以示无悔的，杨泳茹是第一人。
（附︰本人对杨泳茹的公开信有感︰https://pincong.rocks/article/31859）
中大二号桥冲突案，另一女学生符凯晴，态度更是刚烈。她解聘律师，在公开信中说无意博取法官的怜悯，还在庭上直斥极权滥用法律打压人民，表示不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不认同法例和判决，不认错不认罪，用坚定的语气说出若要重判“悉随尊便”。1953年，卡斯特罗留下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自辩。本人就想过香港有没有反贼可以在庭上这样慷慨陈词？除开政治明星不说，第一个做到的，就是小妹妹符凯晴。她留下的著名自辩名曰“权威不代表正确”。
受审的反贼以男性居多，但他们之中堪比杨泳茹的屈指可数，堪比符凯晴的至今没有。特别一说，二人都是案中唯一的女被告，案中其余男被告都求情，甚至直言后悔。
时代广场冲突案，又出了一位堪比符凯晴的烈女，叫杨迎曦。她除了不认错不认罪不求情，亦不陈词，仅透过家人转载其公开信，以示不屑向法官说话。信中也是批评司法不公。同案男被告则求情。同日同样以激烈手段抗争的男子唐英杰、黄钧华，又是求情道歉并且直言后悔。
羊村绘本案，案中三位女被告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同样都不认错不认罪不求情并且都在庭上控诉当权者打压自由，又为其他反贼仗义执言。三人分别留下了名曰“言论自由的界线和代价”、“永远站在羊的一边”、“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的三篇精彩自辩。其他同样以言入罪的男反贼则或多或少都屈服示弱，包括谭得志、尹耀昇这样的名人。
冲击立法会案，女被告孙晓岚虽然认罪，但受审前公开表示"由始至终都没有为争取自由、公义、民主而后悔"。
湾仔暴动案，女被告林梓桥身负三罪，仅认一条轻罪。她不认错、不求情，解聘律师，在庭上为运动正名，又表明从来没有后悔。最后表示"未被捕之前有好多幸存者的內疚，但现在松了一口气，可以同其他因为热爱香港而企出嚟嘅手足，一齐承担呢个代价，係我荣幸"。
其实也有年轻男反贼敢向法官发表政治论述，但他们仍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以求轻判。硬气的女反贼那种豁出去的气魄，是硬气的男反贼所不及的。
难道同样被囚，女反贼吃的苦比较少吗？不，恰恰相反。就以最受关注的酷热问题来说︰众多女反贼被囚于罗湖，那是炎热日数特别多、夏天气温特别高（也是冬天气温特别低）的地方。女囚夏天仍然被要求穿加厚长裤，不能像男囚那样穿短裤。男囚在睡觉等时间还可以赤裸上身，女囚不可以。相比男囚，女囚上身多了胸罩（还是特别紧身的），下身又多了卫生巾，上身容易积汗，下身又容易发炎。明显是女反贼更苦。
（补充︰女囚囚室还多了个腥臭问题。）
但我们看到，还押期间纷纷透过公开信就囚室酷热问题诉苦和求救的，又清一色都是男政治明星。其中自称“非常捱得热”的谭凯邦，表示狱中酷热“超越人类极限”。据探访者反映，甫一见面，他便急著喊热。男囚尚且如此，女囚有多苦可想而知。后来惩教署在舆论压力下改善了男囚的待遇。女囚待遇依旧。
女反贼的态度更坚决的背后，是挺过了男反贼难以承受的酷刑。其中，符凯晴、杨迎曦、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林梓桥在受审前，都已经在囚室中挺过了两个炎夏。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特别一说，这些硬气的女反贼并非五大三粗，有几位还是所谓的“小花”，看上去更容易遭受狱中欺凌的一群。
就本人所见，2019年以来，同样面对被捕、受审、被囚等考验，女反贼总体上比男反贼更镇定更从容，更少表现出强烈的惊恐或悲伤，更少表现出自我怀疑、意志消沉，亦更少需要别人安慰，倒是更倾向于反过来安慰和鼓励别人。这还是针对被捕女性的性暴力丑闻不断的情况下，最著名疑似“被自杀”的事主是女性的情况下。那些看似娇弱的“小花”，面对一群防暴，依然反过来挺身保护反贼和市民。看到不少样貌娟好的年轻女反贼（很大比例是学生）都被捕，被捕时绝大部分都面无惧色。有前线女反贼受访时说过“不能因为怕被性侵而不出来”。对女性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依然吓不住她们。
见过女反贼各种受伤，其中没有求饶的，当众哭泣的也难得一见。这点也强于男反贼。何桂蓝在元朗7.21恐袭中的英勇事迹不必多说。梁翊婷在观塘被防暴暴打至大量出血兼猛喷胡椒喷剂，依然不肯示弱。将军澳8.20恐袭，一位女反贼被蓝丝持刀砍刺至重伤命危，她是因为舍身保护朋友而遇袭，出院后又继续上街参与抗争，还反过来给香港人打气。旺角平安夜恐袭，共有四人受伤，其中两位反过来给香港人打气的，又都是女反贼，其中一位又是见义勇为而遇袭。五人都没有一点自怜/求安慰的意思。有未成年的女反贼在街头被一群防暴弄伤再恐吓，依然敢当场怼回去。被押上车后才哭泣。就这样，依然为自己的“软弱”而致歉。
（补充︰后来选举制度“完善”了，梁翊婷却支持参选，这点值得批评）
女反贼勇敢坚毅刚强如此，让人敬佩不已。
再次强调，女反贼面对被捕、被囚更镇定更从容的背后，是更可能遭受性暴力以至被毀尸灭迹，美女尤其如此。女反贼自己对此也很清楚。看过台湾某社群平台，那里的网民同样谈到这点。他们表示美女被抓通常下场最惨，因此在世界各地发生这类社会事件，美女通常都是最能躲的一群，但在香港，美女被捕比例竟然如此之高。他们赞叹香港女生真的很勇敢。本人又留意到，很多上街抗争的年轻女反贼仍然衣著打扮如常，并没有刻意穿得保守或弄丑自己，可以说她们对性暴力无惧到轻蔑。
香港年轻女性本来就以公主病普遍而被人诟病，但反送中运动以来我们看到，年轻女反贼才是信念更坚定、更不怕苦也更不怕死的一群，更能做到“有泪不轻弹”、“威武不能屈”。在这方面，就连“捱过苦日子”并且“见过世面”的老一辈男反贼也给比下去。
对于政治明星，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她们勇于承担、不畏艰险。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 政治明星有名气有影响力又有民意基础，得到的支持比普通人多，肩负的责任也比普通人重，更不应该退缩和气馁。已过而立之年的男政治明星，人生经验也不是普通小伙子能比，如果表现还远不如十八廿二的女学生，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谭文豪害怕无法再见亲人而哭成泪人，之前却不见为手足受难而如此悲伤。杨岳桥当初对手足说“案底令人生更精彩”，但当轮到自己被囚，便哭著求饶。相比之下，何桂蓝、梁凯晴会为手足受难而流泪，自己被判囚则从容面对。
囚室酷热问题一直存在，2019至2020年也陆续有反贼被囚，但受关注不多。要到2021年，随著多位男政治明星被囚，经过他们反复公开表示难以忍受，这个问题才突然成为刻不容缓的人道危机。而在囚室受苦明显更深的女政治明星对此却平静得多。
同样被囚，在公开信中散播悲观情绪的、展现软弱一面的，几乎都是男政治明星。梁凯晴理解“墻外的人未必比我们好受”，刘颖匡却埋怨墻外的人“有什么理由离我们而去”。何桂蓝提醒大家不要把受难手足看成是“被动的受害者”，岑敖晖却哀叹自己沦为被人用完即弃的“condom”（其实同案受难的尚有多位政治明星）。
可以清楚看到，谁更在乎自己，谁更顾念手足也更顾全大局。
说到顾念手足，本人想起一位化名Michelle的女反贼。她曾经参与理大战役。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她表现得特别镇定。以下引用其部分发言︰
“肯定不后悔的。不能后悔，因为后悔就等于你承认自己错了。但是从始至今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而且身边太多的人都跟我一样了，比我优秀的人大有人在，有读到硕士、博士呀，也是被检控暴动呀什么呀。还有很多孩子，还在读中学的，他们如果被抓了，也是判暴动，也是留案底。我不介意我是陪他们的其中一个人。”
“我也觉得，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肯定你要争取一些东西，肯定不会一点代价都没有。只是这个代价暂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其他人帮你受了那个代价。像我们争取民主，然后有人死掉了。死的人恰好不是我而已。有人中枪了，恰好不是我而已。其他人已经帮我受了一些代价了，如果要让我受同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可以的。”
又想起另一位受访者，化名Cherry的女反贼，曾经在理大战役中协助手足逃离。她看到在场有些手足年纪比较小，就让他们先走。她当时差不多20岁。“预咗啦，最坏情况都预咗。 ”“暴动啰。 ”记者问她不怕吗，她答︰“我信天无绝人之路。”
牺牲是否值得，见仁见智，但既是手足，有祸同当，甚至自己先当，真是有情有义。某些男政治明星，你们看著那么多手足受难，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会轮到自己吗？他们帮你们受了代价，你们尚且可忍，轮到你们要陪他们，却呼天抢地、怀忧丧志。
政治明星代表选民去反抗强权，结果遭到打压便“只想返回普通生活，从此不问政事”。这种态度是只想“拎光环”，不能“赴港难”。实在有负众望。“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是指留下有用之身继续作战，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放弃抵抗。
所有反对派组织领导人之中，只有邹幸彤称得上“顶天立地”、“豪气干云”。她除了在囚期间仍然反对解散支联会以维护公民社会，又拒绝向当权者提交任何资料以维护支联会成员及支持者，表示“你们的恐吓，到我们为止。我们不会帮你们散播恐惧”。受审期间，又表示但凡支联会成员说过的话，“无论係咪出自我把口，我身为副主席愿意完全承担”。对比一下同为支联会高层的蔡耀昌，简直判若云泥。
把痛苦和重担留给自己，把关怀和希望送给别人。舍身忘己，义无反顾。这才是高尚情操。
有人推测那些屈服/示弱的男政治明星是被恐吓、被要胁、被虐待在先，但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他们才会遭受这些。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女政治明星的待遇会好一些。我们可以给选择屈服/示弱的反贼想出一堆身不由己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那些拒绝屈服/示弱的反贼身上，只不过后者强大的信念战胜了这些理由。如前所述，就本人所见，女反贼总体上没有那么容易当众哭泣，就算当众哭泣也明显更有节制一些，并且那些受伤后、出逃后、被起诉后表示有意轻生乃至试图轻生的反贼，都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不能归因于客观环境，的确就是心理素质的差异。
（顺便说句，本人看不见哪位有头有脸的反贼激励大家不要“楚囚对泣”。）
就算向当权者哀号乞怜，也很难指望当权者能“大发慈悲”。在众多案例中，法官都不接纳求情理由或保释条件。谭文豪、张剑虹等人如此屈辱地求饶，他们仍然不获保释。符凯晴，她毫不妥协，结果刑期是四年零十一个月，只比案中其余求情的男被告长两个月。同样毫不妥协的杨迎曦，刑期还没有案中另一位求情的男被告那么长。正如她在公开信中所说︰“向法庭求情的效果和意义都欠奉，将30多年的人生故事向法官呈交也是无用。事已至此，响法庭卖惨都无补于事”。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又是毫不妥协，结果刑期与案中其余求情的男被告相同。
上庭是宣示抗争理念、展现抗争意志的大好机会，可以表明自己不同于那些“走上歪路，做了坏事，后悔莫及”的犯罪分子，是为正义而战并且不怕坐牢。但面对受审，绝大部分反贼的反应不外乎认罪、认错、求情、当众哭泣。就本人所见，受审反贼之中，能做到完全不认罪不认错不求情也不当众哭泣不表示恐惧，并且在庭上或透过公开信据理力争、直斥不公的，暂时不过邹幸彤、何桂蓝、符凯晴、杨迎曦、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七人，俱为女士，如果算上几乎做到的林梓桥，就是八人。男士之中也只有古思尧几乎做到。
后来多看了几位KOL的网上频道和社交媒体。发现也有人比较过男女反贼的表现。
王岸然感叹这个年代香港有头有脸的男反贼太多都是畏缩的、易哭的、滑头的，就是少有刚烈的，比起有头有脸的女反贼尤其是邹幸彤、何桂蓝、袁嘉蔚差太远。他写下了一句话，“香江危难出烈女，政界论界缺猛男”。他又提到避居海外的政界论界人物大多都是男的，其中有的无案在身也自称“流亡”的，有的混不下去便急急回流的，以致被蓝丝耻笑。
（补充︰身为政坛“大佬”的李永达，一样连夜出逃，并且是以民主党副主席身分“弃军而逃”。）
另一位KOL“大肥”同样觉得香港女反贼总体上比男反贼勇敢。他数了一下有头有脸的女反贼，表示除了周庭，就找不到一个稍为软弱的。他同样赞叹邹幸彤、何桂蓝、袁嘉蔚等人无惧牢狱之灾，一副“谈笑用兵”的态度，表现出让人难以置信的坚毅和从容，堪比秋瑾，反过来让当权者颜面大失。
有人认为所有受难反贼都值得尊敬，反对作出这类比较。对此，这里引用赵思乐在社交媒体的两句话来回应︰“我觉得就算不说出来，我们应该面对自己内心的判断与比较：谁是在此危城之下，我更愿意用以自勉的榜样。”“因害怕比较的嫌疑而羞于认可坚定，是对坚定与勇气的不公，是忽视、是吝惜鼓励、是隐藏懦弱的内心。”
有人认为反贼受难如何应对纯属个人选择，不便评论。对此，本人会说，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条关乎形象、舆论和士气的战线。反贼屈服/示弱/气馁，就是承认了对方的打压果然很有威慑力和杀伤力，证明了自己的意志未够坚定顽强，还会被蓝丝传为笑柄及用作宣传，说什么“装可怜”、“贪生怕死”、“没有担当”，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事例越多，越能打击同路人的信心，越能助长对方的气焰。相反，反贼顽强不屈，则能振奋人心，挫对方锐气。如果这场运动最终胜利，过程中的难堪也许能淡化。但这场运动败局已定，能否败得更有尊严一些，显得尤其重要。
法庭，以至囚室，也是另类的“战场”。进入司法程序后，反贼仍然需要创造政治论述的空间，以此证明自己政治犯的属性，进而争夺话语权。如果放弃论述，那么便会被官方包装为纯粹的刑事案件。就算在庭上发表论述，但如果认罪，那么实际上也是认可官方对案情的论述。邹幸彤、何桂蓝都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利用仅有的空间以言词反复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人是运动中最出色的“战士”。
司法程序包括了求情，就是让反贼靠“卖惨”甚至自我否定来乞求轻判，从而让反贼留下了畏惧惩罚、悔不当初的形象，达到羞辱反贼的效果，并且通过反贼的自我否定，进而间接否定抗争本身。拒绝求情，其实就是拒绝被当权者羞辱，不稀罕当权者的怜悯，亦可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同时维护抗争的正当性。求情与否，是司法权力与抗争意志的较量。这就是为什么信念坚定的反贼会拒绝求情，为什么法官会因为杨迎曦拒绝求情而恼羞成怒。“烈士不毁节以求生”。
女反贼种种勇敢坚毅刚强的表现，不但在人格上值得称道，对运动亦有精神上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她们向我们证明了，在强权下仍然可以有所坚持，在苦难下仍然可以淡然处之，屈服/示弱/气馁/出逃并不是仅有的选择。
以下引用于谦的《石灰吟》。这是邹幸彤喜欢吟诵的一首诗。
千鎚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下再引用杨千嬅《勇》的歌词。撇除谈情说爱的部份，要表达女反贼的勇敢，倒是有几分贴切。部分歌词可以对应女反贼的事迹。
我也不是大无畏
我也不是不怕死
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
如何险要悬崖绝岭
为你亦当是平地
爱你不用合情理
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抓住你
一想到心仪的你
从来没有的力气
突然注入渐软的双臂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我也希望被怜爱
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
勋章你不留给我
仍然愿意撑下去
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跌下来再上去
就像是不倒翁
明明已是扑空
再尽全力补中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再没有支援
还是有这点英勇
渴望爱的人
全部爱得很英勇
需要说明一下，女反贼在这场运动的参与率很高，被捕人数接近三成是女性（在某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比例甚至超过四成），并且各个岗位都不乏女性的身影，因此不能说基数相差太大而没有可比性。从被捕人数及现场实拍中可见，前线女性比例通常都在两成以上。据亲历者描述，某些战场甚至达到四成左右。如果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场战争或战役，那么这个比例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进入2022年，运动已沉寂多时，大抓捕亦已告一段落。现在回顾总结，可以基本确定，总体上女反贼的责任感、气节和心理素质都更胜男反贼。
随著当地的报禁文禁语禁日益严酷，原本唾手可得的信息可能再难找到，反贼有迫切需要保存和整理抗争运动的点点滴滴。这也是本人的写作目的。
当然本文如果只是赞扬女反贼，会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说明女反贼的表现有多难能可贵。而且这类巾帼更胜须眉的事例并不少，见诸于不同场景，涉及不同身分的反贼，包括政治明星也是如此。本人对此甚感诧异，并且难以理解。女反贼背负的社会期待相对低，面对的处境则更艰难更凶险，为什么女反贼的态度反而明显更坚定？那些屈服/示弱/气馁/出逃的男政治明星，可有想过，其他受难的手足，绝大多数都比你们弱势？如果说“软弱”是人之常情，那么女反贼强大的意志又从何而来？留名后世的烈士大多数都是男性，“男儿/大丈夫当如何”的一些豪言壮语流传至今，运动中又有那么多硬气的女反贼，为什么始终很难反过来激励男反贼？
大家对反贼的屈服/示弱/气馁/出逃相当包容，但香港反贼圈子缺少硬汉，这点不应该讳言。时间到了2022年10月，符凯晴的英勇抗辩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本人当时想过，有了邹幸彤、何桂蓝、杨泳茹和符凯晴作为榜样，部份受审男反贼可能会纷纷拒绝求情、拒绝认罪并且表明心志、据理力争。一年多过去，终究还是没有发生。可惜。羊村绘本案，连出三位毫不妥协坚决抗辩的被告，都是女士，是运动以来所未有。几个月后，初选案，连出四位笃灰的被告，都是男士，同样是运动以来所未有。真是强烈的对比。
最后打岔一说，看2021年香港热门中文名字排行榜，凯晴在女生名字之中排第一，而上述提到的其中两位烈女，刚巧都名为凯晴，还刚巧都扬威于2021年。
（2023年快将结束，补充两点观察︰女反贼的认罪率比男反贼低；未见有男反贼比女反贼硬气的案件）
【因应烈女林梓桥的英勇抗辩，最后修改于2023年12月12日。倘若香港再有女反贼的勇烈事迹，本文还会更新。望管理员勿以挖坟视之。】
初选案和6.4晚会案中，在庭上落泪的被告多数是男反贼。其中哭得最惨的是谭文豪，他的发言重点，就是很爱家人，为了保释，与家人团聚，可以向法官答应一切条件。杨岳桥也哭著哀叹自己由“妈妈的骄傲”变成“妈妈的担忧”，身为律师却沦落到在犯人栏发言。梁耀忠，虽然未有当众落泪，但自称是在支联会压力下才“不情愿”地参与集会，还要靠建制派写信求情。
本人原本还想著，谭文豪等人随后会为自己的“软弱”而致歉，重拾强硬姿态以挽回自己的政坛形象。结果呢？还是高估了他们。初选案47位被告（39男8女）之中︰宣布辞任区议员的，至少12人，都是男反贼。宣布辞任政团要职、退出政团以至解散政团的，至少16人，除了吴敏儿，都是男反贼。宣布退出政坛的，至少8人，还都是男反贼，包括谭文豪、杨岳桥。退出政坛是包括不再参加游行集会之类的，也就是说放弃抗争。8人其中之一的刘泽锋泄气地说“只想返回普通生活，从此不问政事”。
还押不久，即畏惧至此。
（两年后，初选案有31人认罪，其中27人是男士，有4人笃灰，都是男士）
身陷囹圄的刘颖匡、岑敖晖，虽未至于宣布退出政坛，但都透过公开信表示不解/不忿别人可以移民/享福而自己却要坐牢受苦，很难熬亦很迷惘，觉得自己被抛弃。
有人说男政治明星也有一些相对硬气的，这点本人并不否认，但除了古思尧从不认罪，他们基本遵循的原则是“认罪不认错”。 就本人所见，他们大多都透过律师请求轻判；也有个别者解聘律师，自行陈词的，但仍然在庭上哽咽；甚至有个别者否认某条控罪的，但又承认另一条控罪；亦有对牢狱之灾表示担忧和恐惧的；亦有未能保持斗志和信念的。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难处，但确实未能做到毫不妥协、抗争到底、慷慨就义，这点明显不如烈女邹幸彤、何桂蓝。
那些屈服/示弱/气馁的男政治明星，背景各有不同︰既有“已经上岸”的，也有出道不久的，既有成家的，也有单身的，既有传统泛民，也有本土派。
在港共的恐吓下，一个个反对派组织先后解散，未见有“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坚拒不从。身为政界“大佬”的李卓人、何俊仁都主张解散支联会。解散之前，一批男高层已经先后退出。留任的蔡耀昌为了避祸，不惜与邹幸彤割席，说“邹幸彤近期言行不代表支联会立场，甚至与支联会说法相反”。
蔡耀昌先有笃灰，后有割席。李宇轩也笃灰，出卖了黎智英。汤家骅、狄志远、郑松泰、林景楠先后投共。区诺轩、林景楠、钟锦麟、赵家贤又是笃灰。这几位都是大节有亏。
不光政界和社运界如此。《苹果》被查封，5人被捕，其中2位男高层张剑虹、罗伟光，为了保释，承诺退出《壹传媒》、不再参与媒体事务，又不再接受访谈、不再发表公开言论等。这就是说从此放弃监督责任，绝迹公众视线。
再看看女反贼是什么表现︰
何桂蓝上庭当日，尚有3位男反贼上庭，她是唯一没有哭泣的那位。她明言不会答应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还押以后又多次写公开信给香港人打气、分析形势和解释抗争的意义，也有轻松的谈天说地，却避谈自身苦况。
支联会高层之中，最硬气的还是邹幸彤。在港共的恐吓下，她是留任到最后的那一批人之一，唯独她仍然坚持到维园悼念六四，还事先张扬不会为了求情而承诺退出政团/政坛之类，并且已经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受访时，表示“喺香港坐监冇乜嘢”。在庭上，高呼“悼念六四无罪”，批评控罪“荒谬”。特别一说，邹幸彤也是律师，却不像杨岳桥那样自怜，还能运用法律知识自辩。还押期间，邹幸彤与何桂蓝一样，表示不会答应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又透过多次申请保释反复上庭曝光自辩作为抗争方式，又透过公开信表明反对解散支联会。
（补充︰身为法律界“大佬”的夏博义，则选择连夜出逃）
邹幸彤、何桂蓝都能轻松自若而有理有据地抗辩，在言词交锋中对当权者占上风。至今二人仍然否认所有控罪，是最有骨气的两位政治明星。何桂蓝在受审前，被法官要求不得自行求情，而要由律师代为求情，结果何桂蓝依然解聘律师，留下了这么一句陈词︰“这是对当日所有出现在维园的香港人的判刑。”邹幸彤则作出了长篇的陈词，事后用一句总结︰“妖，我才不会向刽子手求情！”二人刚烈至此。
烈女远不止何桂蓝、邹幸彤。袁嘉蔚在公开信中总是在鼓励别人，仅向探访者谈及自身苦况。梁凯晴直言不害怕牢狱生活，在囚车上以胜利手势表达对判刑的轻蔑。坐牢以后，在公开信中虽然提及自身苦况，但表示不值得花时间自怜，声称“永远不可能剥夺我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寄语香港人对社会不公要“保持愤怒”。她与袁嘉蔚一样在狱中继续抗争。初选案中最年轻的女反贼黄子悦，面对长时间的单独囚禁，仍然表现平静，与何桂蓝一样表示适应良好，不想别人担心。她身负暴动罪仍然选择留港，然后又因为初选案还押大半年。由始至终都没有展现过软弱一面。初选案以外，还有比黄子悦更年轻的女反贼黄沅琳，在大抓捕之后又在同路人劝阻下毅然选择“偏向虎山行”。
总体上女反贼对自身苦难比较淡然，态度亦坚决得多，耻于哭泣、求饶、叫苦、畏缩。
不光政治明星如此。湾仔军火库案，还押一年多的并且单独囚禁的女学生杨泳茹，在公开信中用上“当守的道，必修的行”来形容自己坐牢，“毫无怨恨地接受”，安慰大家 “不必为我伤心或担心” ，又反过来给其他手足打气。面对受审，很多男反贼为了轻判，纷纷求情，直言后悔甚至羞耻，像方志雄这样出生入死的壮汉也不例外，而杨泳茹虽然认罪，却有“不作任何请求轻判的表述”的气慨。除开政治明星不说，受审反贼之中，透过陈情信表明心志以示无悔的，杨泳茹是第一人。
（附︰本人对杨泳茹的公开信有感︰https://pincong.rocks/article/31859）
中大二号桥冲突案，另一女学生符凯晴，态度更是刚烈。她解聘律师，在公开信中说无意博取法官的怜悯，还在庭上直斥极权滥用法律打压人民，表示不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不认同法例和判决，不认错不认罪，用坚定的语气说出若要重判“悉随尊便”。1953年，卡斯特罗留下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自辩。本人就想过香港有没有反贼可以在庭上这样慷慨陈词？除开政治明星不说，第一个做到的，就是小妹妹符凯晴。她留下的著名自辩名曰“权威不代表正确”。
受审的反贼以男性居多，但他们之中堪比杨泳茹的屈指可数，堪比符凯晴的至今没有。特别一说，二人都是案中唯一的女被告，案中其余男被告都求情，甚至直言后悔。
时代广场冲突案，又出了一位堪比符凯晴的烈女，叫杨迎曦。她除了不认错不认罪不求情，亦不陈词，仅透过家人转载其公开信，以示不屑向法官说话。信中也是批评司法不公。同案男被告则求情。同日同样以激烈手段抗争的男子唐英杰、黄钧华，又是求情道歉并且直言后悔。
羊村绘本案，案中三位女被告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同样都不认错不认罪不求情并且都在庭上控诉当权者打压自由，又为其他反贼仗义执言。三人分别留下了名曰“言论自由的界线和代价”、“永远站在羊的一边”、“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的三篇精彩自辩。其他同样以言入罪的男反贼则或多或少都屈服示弱，包括谭得志、尹耀昇这样的名人。
冲击立法会案，女被告孙晓岚虽然认罪，但受审前公开表示"由始至终都没有为争取自由、公义、民主而后悔"。
湾仔暴动案，女被告林梓桥身负三罪，仅认一条轻罪。她不认错、不求情，解聘律师，在庭上为运动正名，又表明从来没有后悔。最后表示"未被捕之前有好多幸存者的內疚，但现在松了一口气，可以同其他因为热爱香港而企出嚟嘅手足，一齐承担呢个代价，係我荣幸"。
其实也有年轻男反贼敢向法官发表政治论述，但他们仍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以求轻判。硬气的女反贼那种豁出去的气魄，是硬气的男反贼所不及的。
难道同样被囚，女反贼吃的苦比较少吗？不，恰恰相反。就以最受关注的酷热问题来说︰众多女反贼被囚于罗湖，那是炎热日数特别多、夏天气温特别高（也是冬天气温特别低）的地方。女囚夏天仍然被要求穿加厚长裤，不能像男囚那样穿短裤。男囚在睡觉等时间还可以赤裸上身，女囚不可以。相比男囚，女囚上身多了胸罩（还是特别紧身的），下身又多了卫生巾，上身容易积汗，下身又容易发炎。明显是女反贼更苦。
（补充︰女囚囚室还多了个腥臭问题。）
但我们看到，还押期间纷纷透过公开信就囚室酷热问题诉苦和求救的，又清一色都是男政治明星。其中自称“非常捱得热”的谭凯邦，表示狱中酷热“超越人类极限”。据探访者反映，甫一见面，他便急著喊热。男囚尚且如此，女囚有多苦可想而知。后来惩教署在舆论压力下改善了男囚的待遇。女囚待遇依旧。
女反贼的态度更坚决的背后，是挺过了男反贼难以承受的酷刑。其中，符凯晴、杨迎曦、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林梓桥在受审前，都已经在囚室中挺过了两个炎夏。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特别一说，这些硬气的女反贼并非五大三粗，有几位还是所谓的“小花”，看上去更容易遭受狱中欺凌的一群。
就本人所见，2019年以来，同样面对被捕、受审、被囚等考验，女反贼总体上比男反贼更镇定更从容，更少表现出强烈的惊恐或悲伤，更少表现出自我怀疑、意志消沉，亦更少需要别人安慰，倒是更倾向于反过来安慰和鼓励别人。这还是针对被捕女性的性暴力丑闻不断的情况下，最著名疑似“被自杀”的事主是女性的情况下。那些看似娇弱的“小花”，面对一群防暴，依然反过来挺身保护反贼和市民。看到不少样貌娟好的年轻女反贼（很大比例是学生）都被捕，被捕时绝大部分都面无惧色。有前线女反贼受访时说过“不能因为怕被性侵而不出来”。对女性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依然吓不住她们。
见过女反贼各种受伤，其中没有求饶的，当众哭泣的也难得一见。这点也强于男反贼。何桂蓝在元朗7.21恐袭中的英勇事迹不必多说。梁翊婷在观塘被防暴暴打至大量出血兼猛喷胡椒喷剂，依然不肯示弱。将军澳8.20恐袭，一位女反贼被蓝丝持刀砍刺至重伤命危，她是因为舍身保护朋友而遇袭，出院后又继续上街参与抗争，还反过来给香港人打气。旺角平安夜恐袭，共有四人受伤，其中两位反过来给香港人打气的，又都是女反贼，其中一位又是见义勇为而遇袭。五人都没有一点自怜/求安慰的意思。有未成年的女反贼在街头被一群防暴弄伤再恐吓，依然敢当场怼回去。被押上车后才哭泣。就这样，依然为自己的“软弱”而致歉。
（补充︰后来选举制度“完善”了，梁翊婷却支持参选，这点值得批评）
女反贼勇敢坚毅刚强如此，让人敬佩不已。
再次强调，女反贼面对被捕、被囚更镇定更从容的背后，是更可能遭受性暴力以至被毀尸灭迹，美女尤其如此。女反贼自己对此也很清楚。看过台湾某社群平台，那里的网民同样谈到这点。他们表示美女被抓通常下场最惨，因此在世界各地发生这类社会事件，美女通常都是最能躲的一群，但在香港，美女被捕比例竟然如此之高。他们赞叹香港女生真的很勇敢。本人又留意到，很多上街抗争的年轻女反贼仍然衣著打扮如常，并没有刻意穿得保守或弄丑自己，可以说她们对性暴力无惧到轻蔑。
香港年轻女性本来就以公主病普遍而被人诟病，但反送中运动以来我们看到，年轻女反贼才是信念更坚定、更不怕苦也更不怕死的一群，更能做到“有泪不轻弹”、“威武不能屈”。在这方面，就连“捱过苦日子”并且“见过世面”的老一辈男反贼也给比下去。
对于政治明星，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她们勇于承担、不畏艰险。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 政治明星有名气有影响力又有民意基础，得到的支持比普通人多，肩负的责任也比普通人重，更不应该退缩和气馁。已过而立之年的男政治明星，人生经验也不是普通小伙子能比，如果表现还远不如十八廿二的女学生，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谭文豪害怕无法再见亲人而哭成泪人，之前却不见为手足受难而如此悲伤。杨岳桥当初对手足说“案底令人生更精彩”，但当轮到自己被囚，便哭著求饶。相比之下，何桂蓝、梁凯晴会为手足受难而流泪，自己被判囚则从容面对。
囚室酷热问题一直存在，2019至2020年也陆续有反贼被囚，但受关注不多。要到2021年，随著多位男政治明星被囚，经过他们反复公开表示难以忍受，这个问题才突然成为刻不容缓的人道危机。而在囚室受苦明显更深的女政治明星对此却平静得多。
同样被囚，在公开信中散播悲观情绪的、展现软弱一面的，几乎都是男政治明星。梁凯晴理解“墻外的人未必比我们好受”，刘颖匡却埋怨墻外的人“有什么理由离我们而去”。何桂蓝提醒大家不要把受难手足看成是“被动的受害者”，岑敖晖却哀叹自己沦为被人用完即弃的“condom”（其实同案受难的尚有多位政治明星）。
可以清楚看到，谁更在乎自己，谁更顾念手足也更顾全大局。
说到顾念手足，本人想起一位化名Michelle的女反贼。她曾经参与理大战役。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她表现得特别镇定。以下引用其部分发言︰
“肯定不后悔的。不能后悔，因为后悔就等于你承认自己错了。但是从始至今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而且身边太多的人都跟我一样了，比我优秀的人大有人在，有读到硕士、博士呀，也是被检控暴动呀什么呀。还有很多孩子，还在读中学的，他们如果被抓了，也是判暴动，也是留案底。我不介意我是陪他们的其中一个人。”
“我也觉得，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肯定你要争取一些东西，肯定不会一点代价都没有。只是这个代价暂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其他人帮你受了那个代价。像我们争取民主，然后有人死掉了。死的人恰好不是我而已。有人中枪了，恰好不是我而已。其他人已经帮我受了一些代价了，如果要让我受同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可以的。”
又想起另一位受访者，化名Cherry的女反贼，曾经在理大战役中协助手足逃离。她看到在场有些手足年纪比较小，就让他们先走。她当时差不多20岁。“预咗啦，最坏情况都预咗。 ”“暴动啰。 ”记者问她不怕吗，她答︰“我信天无绝人之路。”
牺牲是否值得，见仁见智，但既是手足，有祸同当，甚至自己先当，真是有情有义。某些男政治明星，你们看著那么多手足受难，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会轮到自己吗？他们帮你们受了代价，你们尚且可忍，轮到你们要陪他们，却呼天抢地、怀忧丧志。
政治明星代表选民去反抗强权，结果遭到打压便“只想返回普通生活，从此不问政事”。这种态度是只想“拎光环”，不能“赴港难”。实在有负众望。“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是指留下有用之身继续作战，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放弃抵抗。
所有反对派组织领导人之中，只有邹幸彤称得上“顶天立地”、“豪气干云”。她除了在囚期间仍然反对解散支联会以维护公民社会，又拒绝向当权者提交任何资料以维护支联会成员及支持者，表示“你们的恐吓，到我们为止。我们不会帮你们散播恐惧”。受审期间，又表示但凡支联会成员说过的话，“无论係咪出自我把口，我身为副主席愿意完全承担”。对比一下同为支联会高层的蔡耀昌，简直判若云泥。
把痛苦和重担留给自己，把关怀和希望送给别人。舍身忘己，义无反顾。这才是高尚情操。
有人推测那些屈服/示弱的男政治明星是被恐吓、被要胁、被虐待在先，但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他们才会遭受这些。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女政治明星的待遇会好一些。我们可以给选择屈服/示弱的反贼想出一堆身不由己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那些拒绝屈服/示弱的反贼身上，只不过后者强大的信念战胜了这些理由。如前所述，就本人所见，女反贼总体上没有那么容易当众哭泣，就算当众哭泣也明显更有节制一些，并且那些受伤后、出逃后、被起诉后表示有意轻生乃至试图轻生的反贼，都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不能归因于客观环境，的确就是心理素质的差异。
（顺便说句，本人看不见哪位有头有脸的反贼激励大家不要“楚囚对泣”。）
就算向当权者哀号乞怜，也很难指望当权者能“大发慈悲”。在众多案例中，法官都不接纳求情理由或保释条件。谭文豪、张剑虹等人如此屈辱地求饶，他们仍然不获保释。符凯晴，她毫不妥协，结果刑期是四年零十一个月，只比案中其余求情的男被告长两个月。同样毫不妥协的杨迎曦，刑期还没有案中另一位求情的男被告那么长。正如她在公开信中所说︰“向法庭求情的效果和意义都欠奉，将30多年的人生故事向法官呈交也是无用。事已至此，响法庭卖惨都无补于事”。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又是毫不妥协，结果刑期与案中其余求情的男被告相同。
上庭是宣示抗争理念、展现抗争意志的大好机会，可以表明自己不同于那些“走上歪路，做了坏事，后悔莫及”的犯罪分子，是为正义而战并且不怕坐牢。但面对受审，绝大部分反贼的反应不外乎认罪、认错、求情、当众哭泣。就本人所见，受审反贼之中，能做到完全不认罪不认错不求情也不当众哭泣不表示恐惧，并且在庭上或透过公开信据理力争、直斥不公的，暂时不过邹幸彤、何桂蓝、符凯晴、杨迎曦、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七人，俱为女士，如果算上几乎做到的林梓桥，就是八人。男士之中也只有古思尧几乎做到。
后来多看了几位KOL的网上频道和社交媒体。发现也有人比较过男女反贼的表现。
王岸然感叹这个年代香港有头有脸的男反贼太多都是畏缩的、易哭的、滑头的，就是少有刚烈的，比起有头有脸的女反贼尤其是邹幸彤、何桂蓝、袁嘉蔚差太远。他写下了一句话，“香江危难出烈女，政界论界缺猛男”。他又提到避居海外的政界论界人物大多都是男的，其中有的无案在身也自称“流亡”的，有的混不下去便急急回流的，以致被蓝丝耻笑。
（补充︰身为政坛“大佬”的李永达，一样连夜出逃，并且是以民主党副主席身分“弃军而逃”。）
另一位KOL“大肥”同样觉得香港女反贼总体上比男反贼勇敢。他数了一下有头有脸的女反贼，表示除了周庭，就找不到一个稍为软弱的。他同样赞叹邹幸彤、何桂蓝、袁嘉蔚等人无惧牢狱之灾，一副“谈笑用兵”的态度，表现出让人难以置信的坚毅和从容，堪比秋瑾，反过来让当权者颜面大失。
有人认为所有受难反贼都值得尊敬，反对作出这类比较。对此，这里引用赵思乐在社交媒体的两句话来回应︰“我觉得就算不说出来，我们应该面对自己内心的判断与比较：谁是在此危城之下，我更愿意用以自勉的榜样。”“因害怕比较的嫌疑而羞于认可坚定，是对坚定与勇气的不公，是忽视、是吝惜鼓励、是隐藏懦弱的内心。”
有人认为反贼受难如何应对纯属个人选择，不便评论。对此，本人会说，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条关乎形象、舆论和士气的战线。反贼屈服/示弱/气馁，就是承认了对方的打压果然很有威慑力和杀伤力，证明了自己的意志未够坚定顽强，还会被蓝丝传为笑柄及用作宣传，说什么“装可怜”、“贪生怕死”、“没有担当”，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事例越多，越能打击同路人的信心，越能助长对方的气焰。相反，反贼顽强不屈，则能振奋人心，挫对方锐气。如果这场运动最终胜利，过程中的难堪也许能淡化。但这场运动败局已定，能否败得更有尊严一些，显得尤其重要。
法庭，以至囚室，也是另类的“战场”。进入司法程序后，反贼仍然需要创造政治论述的空间，以此证明自己政治犯的属性，进而争夺话语权。如果放弃论述，那么便会被官方包装为纯粹的刑事案件。就算在庭上发表论述，但如果认罪，那么实际上也是认可官方对案情的论述。邹幸彤、何桂蓝都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利用仅有的空间以言词反复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人是运动中最出色的“战士”。
司法程序包括了求情，就是让反贼靠“卖惨”甚至自我否定来乞求轻判，从而让反贼留下了畏惧惩罚、悔不当初的形象，达到羞辱反贼的效果，并且通过反贼的自我否定，进而间接否定抗争本身。拒绝求情，其实就是拒绝被当权者羞辱，不稀罕当权者的怜悯，亦可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同时维护抗争的正当性。求情与否，是司法权力与抗争意志的较量。这就是为什么信念坚定的反贼会拒绝求情，为什么法官会因为杨迎曦拒绝求情而恼羞成怒。“烈士不毁节以求生”。
女反贼种种勇敢坚毅刚强的表现，不但在人格上值得称道，对运动亦有精神上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她们向我们证明了，在强权下仍然可以有所坚持，在苦难下仍然可以淡然处之，屈服/示弱/气馁/出逃并不是仅有的选择。
以下引用于谦的《石灰吟》。这是邹幸彤喜欢吟诵的一首诗。
千鎚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下再引用杨千嬅《勇》的歌词。撇除谈情说爱的部份，要表达女反贼的勇敢，倒是有几分贴切。部分歌词可以对应女反贼的事迹。
我也不是大无畏
我也不是不怕死
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
如何险要悬崖绝岭
为你亦当是平地
爱你不用合情理
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抓住你
一想到心仪的你
从来没有的力气
突然注入渐软的双臂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我也希望被怜爱
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
勋章你不留给我
仍然愿意撑下去
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跌下来再上去
就像是不倒翁
明明已是扑空
再尽全力补中
旁人从不赞同
而情理也不容
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
如穷追一个梦
谁人如何激进
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沿途红灯再红
无人可挡我路
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
再没有支援
还是有这点英勇
渴望爱的人
全部爱得很英勇
需要说明一下，女反贼在这场运动的参与率很高，被捕人数接近三成是女性（在某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比例甚至超过四成），并且各个岗位都不乏女性的身影，因此不能说基数相差太大而没有可比性。从被捕人数及现场实拍中可见，前线女性比例通常都在两成以上。据亲历者描述，某些战场甚至达到四成左右。如果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场战争或战役，那么这个比例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进入2022年，运动已沉寂多时，大抓捕亦已告一段落。现在回顾总结，可以基本确定，总体上女反贼的责任感、气节和心理素质都更胜男反贼。
随著当地的报禁文禁语禁日益严酷，原本唾手可得的信息可能再难找到，反贼有迫切需要保存和整理抗争运动的点点滴滴。这也是本人的写作目的。
当然本文如果只是赞扬女反贼，会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说明女反贼的表现有多难能可贵。而且这类巾帼更胜须眉的事例并不少，见诸于不同场景，涉及不同身分的反贼，包括政治明星也是如此。本人对此甚感诧异，并且难以理解。女反贼背负的社会期待相对低，面对的处境则更艰难更凶险，为什么女反贼的态度反而明显更坚定？那些屈服/示弱/气馁/出逃的男政治明星，可有想过，其他受难的手足，绝大多数都比你们弱势？如果说“软弱”是人之常情，那么女反贼强大的意志又从何而来？留名后世的烈士大多数都是男性，“男儿/大丈夫当如何”的一些豪言壮语流传至今，运动中又有那么多硬气的女反贼，为什么始终很难反过来激励男反贼？
大家对反贼的屈服/示弱/气馁/出逃相当包容，但香港反贼圈子缺少硬汉，这点不应该讳言。时间到了2022年10月，符凯晴的英勇抗辩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本人当时想过，有了邹幸彤、何桂蓝、杨泳茹和符凯晴作为榜样，部份受审男反贼可能会纷纷拒绝求情、拒绝认罪并且表明心志、据理力争。一年多过去，终究还是没有发生。可惜。羊村绘本案，连出三位毫不妥协坚决抗辩的被告，都是女士，是运动以来所未有。几个月后，初选案，连出四位笃灰的被告，都是男士，同样是运动以来所未有。真是强烈的对比。
最后打岔一说，看2021年香港热门中文名字排行榜，凯晴在女生名字之中排第一，而上述提到的其中两位烈女，刚巧都名为凯晴，还刚巧都扬威于2021年。
（2023年快将结束，补充两点观察︰女反贼的认罪率比男反贼低；未见有男反贼比女反贼硬气的案件）
【因应烈女林梓桥的英勇抗辩，最后修改于2023年12月12日。倘若香港再有女反贼的勇烈事迹，本文还会更新。望管理员勿以挖坟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