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下为什么李克强成了弱势总理,受制体制和央地矛盾变迁是关键
昨天发的那篇简论温家宝的长篇被转移板块
链接传送门,可以直接点超链接:
☞ 《简介一下温家宝和他做的一些进步事情》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4717
里面附上了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的中篇传记下载地址(google drive),是非常有价值且分析相当精到的资料,对于正确理解这些人物有绝对有效的帮助,再推荐一次。我在这两个贴里写了那么多字,其实本意也是想分享一波资料的,毕竟人家作者的资料丰富程度和分析水平比我强多了。
以下是简单的一点思考,不一定观察准确。分别从他个人的局限和体制局限来谈:
1.
之前看到资料,李克强的同学说他西方经济学学得挺好,但为人比较书生气,加上团派的晋升“人人称团派,扮萌晋升快”,相对来说,他虽当过地方大员,但深入最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工作经历和行政能力略欠,加上他身体好像是一直不好。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确实缺了点闯劲。不过李克强也是在高层被排挤的人物,以前有许多海外新闻放风,在他第一任期结束说他只会做一任总理。
不过,李在总理任职期间之所以权威不足,有一部分原因应该不归咎于他,而是由于中共发展模式的转向。李的权力收缩,也是因经济优先战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到头了。国民思想意识教育重建成为中共发展的新的火车头,国务院系统不再是整个火车头前进的核心与总控台,导致总理权力与权威均开始衰退,因而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权全部牢牢掌握在习一人手中,党政不分大权总览,国务院权力也逐渐被“收归党有”。
朱时代,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的分化刚刚开始,地方利益集团尚在酝酿时期,中央政策可以通畅执行,加上他身兼着央行长可以勒令行长们收烂账让通胀落地,也是他之所以政令畅通的关键,当然也在于他性格的强势和身处半计划经济时代可令强权推行。分税制谈判只用了两个月,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地方利益格局不至于坐大到无法收拾。98-03年私有化高潮,国有资产管理局被关闭,6年国有资产监管空窗为权贵和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侵吞国资提供便利。如苏晓康所说:“朱镕基干的,其实跟「洋务」无关,乃是「家务事」,也是两条:第一,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如李鹏家族的电力、江泽民家族的电信、陈云家族的银行、周永康家族的石油等;第二,一九九三年中央与地方分税,瓜分「世界大工厂」的红利,中央拿大头,腐败骤起;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 产生这种现象的问题出在经济私有化之前应该先政治民主化,而非反其道而行之,总之依然是政治体制未改革带来的问题。
而到温时代,经过朱时代的变革,央地利益格局关系已逐渐进入恶性失控阶段,利益格局及代理集团已发育完成。胡温时代更是九常委分权,上有太上皇垂帘听政,最重要的宣传、政法、军队权力缺失,有时中央政策执行力无法贯彻地方利益,央地博弈、政出多门、条块分割,胡温几本完全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很多人都知道连地方大员陈良宇都敢对温拍桌,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唱反调。正因如此,温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强调党政分开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这很显然也是因为他身处经济运行第一线却总是宏观调控不动、层层受阻而对由政治体制局限带来的经济体制弊病丛生越发看得清楚。
2.
这种体制沉疴,因为习近平的拒绝改革,而只以反腐夺权治党治吏而非治国治民继续恶化,到李克强这里他实在没有像朱那样由邓指认的背景,又没有温那样比江泽民胡锦涛资历还老的中南海工作经验,习又是太子党,天然具有不同于技术官僚朱温等需要通过发展经济赢得执政合法性的权力,其接班权力来源与目标决定了他肯定会以削减李的权力来加强和巩固自己权力。
总而言之,李的弱势确实不全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而是多重原因导致的。关于现在热门的“习下李上”讨论,实话说我无法通过现在网络上寥寥的信息判断出什么,只是从现有资讯来看,我本人分析不出“习下成定论”的结论,李倒是有可能继续留下转任人大委员长。当然,我也理解诸位网友“习下李上”的想法。
不过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李上台了,我也不认为他上台之后中国就能回到十年前的路线,十年的破坏已经彻底剿灭了本来逐渐孕育中的公民社会,极权体制的刚性和惯性也致使独裁者一旦加足马力就必然导致深度的结构性的破坏,许多破坏是不可逆的。即使他下台,社会的弹性和凝聚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恢复到他上台前的状态。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尤其在极权/威权社会下,有关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的公民启蒙永远是大忌。
我这里再补充两段。
1. 很多人都认为学历高的中共领袖才能治理好国家,其实并非必然如此(这可不是在给习包子洗地),比如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中学毕业,这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并不妨碍他们非常会“自我学习”。
赵紫阳经济上的自修和敏锐是种天赋,是一个思想开放,注意学习善于吸收的人,他曾经至少三次提及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术语,可见在八十年代他就对科氏思想有些许了解。在中共体制下,“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或许在“玩政治的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面前,还得往后稍稍。
我之前在另一个帖子里说温家宝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之一,也是因为他天资条件更好,他不仅是那时少有的文革前的研究生毕业,而且他出生于教育世家,家族几代从事教育事业的就有十几位,祖父是民国教育家,一生从教40余年,还是创办普育私立女子小学的校长,以弘扬普育办学精神为己任,他少时的国学知识正是祖父和父亲传授,可以说温家宝是接受了部分民国时期教育的;并且他可以服务各种性格的总书记,我之前分享的那篇温的传记甚至说他是“江泽民在中南海的领路人”,连薄熙来他也可以合作并带他一起在海外商务谈判,可见他和各种人打交道及把握平衡、处理矛盾的能力很强。
如果读过上面提供的传记资料,加上从对这十年李克强执政期间所作所为的印象及各类新闻资讯中分析,很容易会发现他是胡锦涛的翻版,而不是第二个温家宝(胡:中庸,平庸,谨小慎微,思想保守,奉行“无过便是功”,二十年常委生涯和十年总书记,却连“核心”头衔都没拿到,领导一整个团派,却被江派打压地全无还手之力;温:敢想敢干,智商、情商、权谋、能力都是中共数一数二的,很想大有作为却受困于体制和权力不足,没有派系单打独斗,在群狼环伺中却能闯出一片天地)。
这里有一篇13年雅安地震李克强的处理和08川震温家宝的处理方式对比,也可以看出差距:《李克强为什么急于撤出四川》https://m.creaders.net/blog/d/146399
2.很多人总是喜欢说,能进入共匪集团特别爬到高位的一定是最邪恶的坏人,不见得必然如此,其实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最会做人的那些人”。胡平曾在一篇讨论胡、赵的文章中写道:
“既然说中共内部是负淘汰--用哈耶克的话叫最坏者当政,那怎么又会让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登上权力最高峰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文革导致的反弹所致。文革把共产制度的邪恶推向极端,搞得山穷水尽。物极必反,穷则思变。于是,朝野上下都不得不寻求变革。像胡、赵这类人,他们的宽厚与务实的品质,本来在党内是吃不开的,是不能挑大梁的,顶多可以用来低头拉车,不可用来抬头看路的,唯有在改革初期的特定情境下,这种品质才能大放异彩,这种人也才能有升到权力高峰的机会。”
“其实,不只是胡赵,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很多领域里的风云人物,以他们的性格、气质和思想倾向,要是放在前三十年或者后二十年,都不可能崭露头角...正是因为有了文革这场大灾难,然后又有了文革后政局的大翻盘。这些在党内长期被压到下面的人才可能一下子翻到了上面,昔日的边缘分子反而一度站在了舞台中心。极权主义必然会遭遇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则使得一批原本在体制内不那么吃得开的、比较开明比较宽厚的人显露身手,甚至占据要津。改革的深入势必触及到体制本身——要么是体制的终结与转型;要么是保守势力用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维护住体制,那必然是比较好的人出局。这就又回到了负淘汰,又回到了最坏者当政的窠臼。”
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这些人同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干部年轻化政策的获益者。尤其是温家宝,2002年张伟国在《何来看好温家宝的"共识"?》一文中,也认为在中共逆淘汰的人才机制中温家宝能够脱颖而出是个异数,认为他是“公务员式的政治家”,“他这样的人能够上台标志着中共从传统的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点击阅读文章《何来看好温家宝的共识》https://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2/07/200207160050.shtml。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抱有某种成见认为他们必须是多么多么邪恶才能上到那个位置,而往往是这个体制异化人,习近平曾经也是憨厚朴实人畜无害的形象,也是靠着这种形象才被人认为没有野心最终上位。之前看过一份资料,连他朋友都没想到他会被体制异化成这种权利熏心坏事干尽的魔鬼,一粘权力几乎可以六亲不认,完全逆他父亲的开明民族政策而行。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时代,能力才真正成为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而后随着邓小平逝世,邓通过“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建立起来的极权/威权体制便逐渐走向衰竭,“四化”干部选拔制度也日渐被边缘,这个政党血统论的本性又赤裸裸地彰显,红色后代又回来了,最终又治乱循环,回到了“最坏者当政的窠臼”。
这份没什么顺序随便写的短篇更多是在分析政治背景的各种框架,不是完全分析李本人。欢迎大家在我这个帖子里多讨论讨论李克强,但关于习下李上就请不要讨论了,首页已经有太多这类帖子。
链接传送门,可以直接点超链接:
☞ 《简介一下温家宝和他做的一些进步事情》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4717
里面附上了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的中篇传记下载地址(google drive),是非常有价值且分析相当精到的资料,对于正确理解这些人物有绝对有效的帮助,再推荐一次。我在这两个贴里写了那么多字,其实本意也是想分享一波资料的,毕竟人家作者的资料丰富程度和分析水平比我强多了。
以下是简单的一点思考,不一定观察准确。分别从他个人的局限和体制局限来谈:
1.
之前看到资料,李克强的同学说他西方经济学学得挺好,但为人比较书生气,加上团派的晋升“人人称团派,扮萌晋升快”,相对来说,他虽当过地方大员,但深入最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工作经历和行政能力略欠,加上他身体好像是一直不好。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确实缺了点闯劲。不过李克强也是在高层被排挤的人物,以前有许多海外新闻放风,在他第一任期结束说他只会做一任总理。
不过,李在总理任职期间之所以权威不足,有一部分原因应该不归咎于他,而是由于中共发展模式的转向。李的权力收缩,也是因经济优先战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到头了。国民思想意识教育重建成为中共发展的新的火车头,国务院系统不再是整个火车头前进的核心与总控台,导致总理权力与权威均开始衰退,因而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权全部牢牢掌握在习一人手中,党政不分大权总览,国务院权力也逐渐被“收归党有”。
朱时代,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的分化刚刚开始,地方利益集团尚在酝酿时期,中央政策可以通畅执行,加上他身兼着央行长可以勒令行长们收烂账让通胀落地,也是他之所以政令畅通的关键,当然也在于他性格的强势和身处半计划经济时代可令强权推行。分税制谈判只用了两个月,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地方利益格局不至于坐大到无法收拾。98-03年私有化高潮,国有资产管理局被关闭,6年国有资产监管空窗为权贵和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侵吞国资提供便利。如苏晓康所说:“朱镕基干的,其实跟「洋务」无关,乃是「家务事」,也是两条:第一,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如李鹏家族的电力、江泽民家族的电信、陈云家族的银行、周永康家族的石油等;第二,一九九三年中央与地方分税,瓜分「世界大工厂」的红利,中央拿大头,腐败骤起;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 产生这种现象的问题出在经济私有化之前应该先政治民主化,而非反其道而行之,总之依然是政治体制未改革带来的问题。
而到温时代,经过朱时代的变革,央地利益格局关系已逐渐进入恶性失控阶段,利益格局及代理集团已发育完成。胡温时代更是九常委分权,上有太上皇垂帘听政,最重要的宣传、政法、军队权力缺失,有时中央政策执行力无法贯彻地方利益,央地博弈、政出多门、条块分割,胡温几本完全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很多人都知道连地方大员陈良宇都敢对温拍桌,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唱反调。正因如此,温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强调党政分开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这很显然也是因为他身处经济运行第一线却总是宏观调控不动、层层受阻而对由政治体制局限带来的经济体制弊病丛生越发看得清楚。
2.
这种体制沉疴,因为习近平的拒绝改革,而只以反腐夺权治党治吏而非治国治民继续恶化,到李克强这里他实在没有像朱那样由邓指认的背景,又没有温那样比江泽民胡锦涛资历还老的中南海工作经验,习又是太子党,天然具有不同于技术官僚朱温等需要通过发展经济赢得执政合法性的权力,其接班权力来源与目标决定了他肯定会以削减李的权力来加强和巩固自己权力。
总而言之,李的弱势确实不全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而是多重原因导致的。关于现在热门的“习下李上”讨论,实话说我无法通过现在网络上寥寥的信息判断出什么,只是从现有资讯来看,我本人分析不出“习下成定论”的结论,李倒是有可能继续留下转任人大委员长。当然,我也理解诸位网友“习下李上”的想法。
不过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李上台了,我也不认为他上台之后中国就能回到十年前的路线,十年的破坏已经彻底剿灭了本来逐渐孕育中的公民社会,极权体制的刚性和惯性也致使独裁者一旦加足马力就必然导致深度的结构性的破坏,许多破坏是不可逆的。即使他下台,社会的弹性和凝聚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恢复到他上台前的状态。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尤其在极权/威权社会下,有关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的公民启蒙永远是大忌。
我这里再补充两段。
1. 很多人都认为学历高的中共领袖才能治理好国家,其实并非必然如此(这可不是在给习包子洗地),比如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中学毕业,这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并不妨碍他们非常会“自我学习”。
赵紫阳经济上的自修和敏锐是种天赋,是一个思想开放,注意学习善于吸收的人,他曾经至少三次提及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术语,可见在八十年代他就对科氏思想有些许了解。在中共体制下,“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或许在“玩政治的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面前,还得往后稍稍。
我之前在另一个帖子里说温家宝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之一,也是因为他天资条件更好,他不仅是那时少有的文革前的研究生毕业,而且他出生于教育世家,家族几代从事教育事业的就有十几位,祖父是民国教育家,一生从教40余年,还是创办普育私立女子小学的校长,以弘扬普育办学精神为己任,他少时的国学知识正是祖父和父亲传授,可以说温家宝是接受了部分民国时期教育的;并且他可以服务各种性格的总书记,我之前分享的那篇温的传记甚至说他是“江泽民在中南海的领路人”,连薄熙来他也可以合作并带他一起在海外商务谈判,可见他和各种人打交道及把握平衡、处理矛盾的能力很强。
如果读过上面提供的传记资料,加上从对这十年李克强执政期间所作所为的印象及各类新闻资讯中分析,很容易会发现他是胡锦涛的翻版,而不是第二个温家宝(胡:中庸,平庸,谨小慎微,思想保守,奉行“无过便是功”,二十年常委生涯和十年总书记,却连“核心”头衔都没拿到,领导一整个团派,却被江派打压地全无还手之力;温:敢想敢干,智商、情商、权谋、能力都是中共数一数二的,很想大有作为却受困于体制和权力不足,没有派系单打独斗,在群狼环伺中却能闯出一片天地)。
这里有一篇13年雅安地震李克强的处理和08川震温家宝的处理方式对比,也可以看出差距:《李克强为什么急于撤出四川》https://m.creaders.net/blog/d/146399
2.很多人总是喜欢说,能进入共匪集团特别爬到高位的一定是最邪恶的坏人,不见得必然如此,其实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最会做人的那些人”。胡平曾在一篇讨论胡、赵的文章中写道:
“既然说中共内部是负淘汰--用哈耶克的话叫最坏者当政,那怎么又会让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登上权力最高峰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文革导致的反弹所致。文革把共产制度的邪恶推向极端,搞得山穷水尽。物极必反,穷则思变。于是,朝野上下都不得不寻求变革。像胡、赵这类人,他们的宽厚与务实的品质,本来在党内是吃不开的,是不能挑大梁的,顶多可以用来低头拉车,不可用来抬头看路的,唯有在改革初期的特定情境下,这种品质才能大放异彩,这种人也才能有升到权力高峰的机会。”
“其实,不只是胡赵,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很多领域里的风云人物,以他们的性格、气质和思想倾向,要是放在前三十年或者后二十年,都不可能崭露头角...正是因为有了文革这场大灾难,然后又有了文革后政局的大翻盘。这些在党内长期被压到下面的人才可能一下子翻到了上面,昔日的边缘分子反而一度站在了舞台中心。极权主义必然会遭遇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则使得一批原本在体制内不那么吃得开的、比较开明比较宽厚的人显露身手,甚至占据要津。改革的深入势必触及到体制本身——要么是体制的终结与转型;要么是保守势力用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维护住体制,那必然是比较好的人出局。这就又回到了负淘汰,又回到了最坏者当政的窠臼。”
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这些人同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干部年轻化政策的获益者。尤其是温家宝,2002年张伟国在《何来看好温家宝的"共识"?》一文中,也认为在中共逆淘汰的人才机制中温家宝能够脱颖而出是个异数,认为他是“公务员式的政治家”,“他这样的人能够上台标志着中共从传统的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点击阅读文章《何来看好温家宝的共识》https://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2/07/200207160050.shtml。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抱有某种成见认为他们必须是多么多么邪恶才能上到那个位置,而往往是这个体制异化人,习近平曾经也是憨厚朴实人畜无害的形象,也是靠着这种形象才被人认为没有野心最终上位。之前看过一份资料,连他朋友都没想到他会被体制异化成这种权利熏心坏事干尽的魔鬼,一粘权力几乎可以六亲不认,完全逆他父亲的开明民族政策而行。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时代,能力才真正成为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而后随着邓小平逝世,邓通过“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建立起来的极权/威权体制便逐渐走向衰竭,“四化”干部选拔制度也日渐被边缘,这个政党血统论的本性又赤裸裸地彰显,红色后代又回来了,最终又治乱循环,回到了“最坏者当政的窠臼”。
这份没什么顺序随便写的短篇更多是在分析政治背景的各种框架,不是完全分析李本人。欢迎大家在我这个帖子里多讨论讨论李克强,但关于习下李上就请不要讨论了,首页已经有太多这类帖子。
32 个评论
>>前面说过防总这中和京津冀协调小组长三角协调小组大湾区协调小组一样,只是国务院的相关负责机构,但是国务...
98抗洪纪录片,里面亲口说江朱把分洪决策权“下放给了防总”。除非你认为官方纪录片是假的。
如果 1998 年长江中下游抗洪抢险失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改变如今的长江中下游乃至中国的命运?
作者:云舞空城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893616/answer/567823704
知乎这位作者是地理学大V,他这篇文章就是采用丰富资料论证温家宝如何做出不分洪的决策,他文章后面又提供他参考的书籍资料。
8月16日22时左右,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来到总指挥下榻处。
此时,沙市站的长江水位达到45.04米【9、11】。
他走进总指挥的房间,加入了与总指挥交谈的专家之列。
总指挥问副总工程师:你主张分洪还是不主张分洪?
答:不主张。
理由如下【7、10】:
1.第六次洪峰虽然很高,但缺乏流量支撑,超蓄的洪水量不大,44.67米以上超蓄6亿立方,45米以上才超蓄2.1亿立方。 2.水位超过45米的时间不会长,仅持续20个小时作用,洪峰将在17日8时左右出现,水位45.20米左右。超过45米以上水位将持续到18日2-8时,10时将退到45米以下。 3.第六次洪峰属于“尖瘦型洪水”,分洪对下游效果不明显,按5000立方米/秒持续,沙市最高水位下降0.2~0.23米,洪湖石首等地最多下降0.1-0.2米。 4.荆江分洪区可接纳54亿立方米的水,但本次洪峰形态特殊,45米以上仅仅超蓄2.1亿立方,分洪得不偿失。 5.今后几日无大到暴雨,17日8时以后,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的降水将歇,宜昌流量减小, 洪水只有峰没有量,后继无力,不能持久。 6.长江大堤刚刚完成修整,应该能在短时间承受45.2米的极限压力。7.隔河岩可以顶到204米,但不能超过。长江委的最终建议是,不分洪,扛过去。
长谈进行了近一小时,总指挥已有了定数。16日夜23时,总指挥召见了军区高级将领,表达了不分洪的意向,请部队迅速部署,严防死守。23时晚些时候,长江委副总工将刚刚接到的长江委主任正式书面意见传真件递交总指挥。17日零时前后,总指挥拿起了红色电话机,向上峰通报决策内容和决策过程,并得到了上峰的正式命令。17日1时30分,总指挥召见了省的二位主官,正式传达不炸堤、不开闸、不泄洪的决策,要求军民齐上阵,严防死守两昼夜。后来,下榻宾馆的一份手稿流传了出来,这是总指挥对二位省主官的原话记录稿【7】
———
“湖北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川东三峡区间下了一场大雨,清江流域下的这场雨,从昨天早晨8点至晚8点,下了15至20毫米,昨晚8点至今早6点,还有10毫米,累计25至35毫米,这样又形成了第六次洪峰,给湖北40多天来的防守带来新的困难。 昨天23点,沙市水位达到45.07米,流量51700立方米/秒,24点达到45.09米,超过了国家分洪的标准。我刚才没有急着找你们来,而找了有关方面的人士,把各方面的情况、数据了解分析了一下,现在看来有不利的条件,沙市水位上涨,预计今天早晨将达到45.20米至45.30米这个范围,沙市这样的水位对荆江大堤来讲,还不是太担心,最令人担心的是石首、监利和洪湖,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这些地方,尤其要防止出现重大险情,要充分预计到并做好认真准备。 根据几家气象预报,三峡区间、清江流域今早8点后降雨基本结束或明显减弱。按照洪峰到达沙市站44.67米计算,超20亿立方米。因此可以判断在沙市超45米以上水位大约将持续24小时,按照超44.67米计算,大约持续两天左右,说明上游来水并不算大,预计高峰值持续不会太长。洪峰属尖瘦型,估计洪峰到来后,持续2一3小时将逐渐减弱,隔河岩水库昨晚12点水位203.74米,入库流量6300立方米/秒,葛州坝电厂坚持5小时后削流,四川、重庆水库全部关死。这样在正常情况下,可通过严防死守渡过难关。 所以我现在找你们商量,能不能坚持严防死守,咬紧牙关,顶过去。因为即使分洪,对洪湖堤段险情稍有缓解,但作用不大。我临走时,‘上峰’交待,能不能考虑再看一下,坚持一下,慎重决策,坚守大堤。最重要的是弄清情况。我也找部队领导谈了。部队都表态一定严防死守。这样,地方能否也下决心,让群众全部上堤,也奋战两天,死守大堤,保住大堤;守住大堤,这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要加快分洪准备进度,拉警报,发通告,拉网式检查,不留一个群众,分洪的步骤、预案要搞好,检查每个环节,真正起到削峰的作用,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对严防死守大堤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我提出几点要求,重点是对3个地段石首、洪湖、监利:第一,全省紧急动员,奋战2天,打恶仗,打硬仗;第二,巡堤查险以地方为主,这两天要特别加强;第三,要组织专门力量,备足物料送到位以应抢险时用;第四,所有技术力量都要上岗,尤其是部队上去后,要给他们配备技术力量;第五,重要险段预案,主要是3个地段,尤其是洪湖段,要认真制定好。 以上5件事要立即下达死命令。”
1998年5至8月间,时任国家防总总指挥的他5次密集造访观音矶:5.29、7.6、8.8、8.13、8.17。第一次是抗洪斗争开始前的未雨绸缪;中间三次均是陪同上峰视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独自前往的最后一次具有格外的意义,那时的他身负使命,手握“核按钮”,刚刚作出硬扛洪水的决策,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几十年,落在他一人的肩头。帮他一起支撑起这副千钧重担的,是一位前地质工程师的专业素养,是众多气象科学家、水利科学家的学术担当,是军地上下的精诚团结,是军民一心的铜墙铁壁。8月17日7时,水位45.19米。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后,总指挥一行人赶赴沙市水文站了解水情。随后驱车前往下游30多公里外的铁牛矶险段,视察勉励抗洪军民。10时,返回沙市万寿塔公园的观音矶。
长江沙市站水位在那一刻达到有记载以来的最高值,45.22米,仅仅比副总工的预测高了两厘米。上午11时多,沙市水位开始逐渐回落,长江第六次洪峰顺利通过,为尖瘦洪峰;晚上20时,沙市水位已回落到45.10米;8月18日,沙市水位降至45米以下;8月19日,沙市水位降至44.67米以下,没有流量支撑的洪峰无力持久;长江委专家的判断一一应验,总指挥决策的科学性一一彰显。8月20日,埋设在北闸防淤堤里的炸药被拆除。至此,1998年抗洪中最危险的那几个日夜,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