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年来反智反科学简史与危害（中国反智简史姊妹篇）

从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行政领袖，到麦康奈尔、卢比奥、科鲁兹等国会要人，再到托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国右翼至极右翼保守势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种问题）、环境污染与治理、气候变化议题等诸多涉及科学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反智立场和举动，已经造成许多人因之患病、受灾和死亡，并将继续造成极大的灾祸。

作为全球最强大最先进国家的政要，其科学素养和对待疾病和灾害的态度，在21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只有声称有“托梦秘方”治疗艾滋病的冈比亚前总统贾梅可堪相比。

他们确实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利益，但是是狭隘的无德的利益。他们的存在没有促使不同价值观的美国人互相对照反思，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之所以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被这些既愚蠢又败坏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毁掉，恰恰在于政界、科学界、文教界进步人士对这些恶劣且疯狂行径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酿成极大损害。

这样的政治人物和势力，一百年前就不该再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但如今却成为美国执政者/掌握法柄者，这是世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灾殃。

（我在这文中提及很多次阴谋论者是右翼，并不是说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阴谋论，左翼也有许多反智主义者，1960-1970年代的美国左翼运动就包含很强的反智成分（当年左翼分子不仅反越战、反资本主义、反体制，同样也在蔑视和解构科学理性构建的权威。更根本上说，当年各国的左翼运动大多数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与否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关系不大，而与是否为建制派有重大相关。一般来说，在最近数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学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义者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