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价林则徐？他是不是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
《林则徐及其神话》 刘仲敬
林则徐早在鸦片问题论战爆发以前，就以能员著称。他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处理当地盛行的贸易和走私（如果两者还能清楚鉴别的话）问题，颇受上峰赏识。他积累的经验是：走私其实就是官吏和绅商的利益勾结，海盗贸易者是这些人的代理。前者只能恐吓，适可而止。后者必须打击，尽可能消灭。他辅佐张师诚，剿灭了海盗（其实更有可能是武装走私集团）蔡牵。皇帝感到满意，地方官绅不得不暂时收敛。他走后，走私活动死灰复燃，至少延续到严复的时代。林则徐后来在广州非常自信，就是因为早年的成功经验。做官，做的就是分寸。分寸只能通过经验获得，而寒门子弟却经常把读书看得太重。科举场的英雄做官经常失败，多半就输在这方面。林则徐不是神童型的人物，办过多年杂务，结果反而对他有利。
林则徐中进士后，在翰林院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他成功的时间之晚，本身已经证明他缺乏诗人和文学家的天赋，更适合从事实际工作。嘉庆二十五年的水灾威胁黄河、运河的安全，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和琦善第一次合作，相当迅速地解除了京师的隐患。道光十一年，新君再次命他治河。他在湖广、陕甘、云贵总督任内，都能给朝廷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他懂得怎样处理人事关系。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他知道怎样锯箭杆。在他所处的时代，拔箭头是不可能的和危险的，但他也不是尸位素餐之辈，不会放任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属于人事问题，解决以后就能迅速缓解各方的不满，当然不满很快就会重新产生，但他的练达已经造成了足够的效果。
仁、宣两朝的关注重点在于整顿吏治和财政，鸦片问题是财政问题的附属品。后世往往把鸦片问题特殊化，套用现代毒品贸易的想象，但在当时的大清和英国，这种观念都不存在。鸦片又名洋药，不能算是掩饰，而是本来如此。同一时期，英国的药店可以直接购买鸦片和鸦片酊。文豪德·昆西、柯勒律治、威尔基·科林斯都是鸦片迷，从来没有人称他们为西欧病夫。毒品的非法化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且总是落后于成瘾药物的出现。可卡因刚刚发明时，医学界曾经寄以厚望，犹如后来的放射疗法和糖皮质激素，仿佛能够包治百病。在危害性最终暴露以前，许多医生已经以身试药，包括弗洛伊德的一位同学。
鸦片在全世界非法化，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事情。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英国人其实是鸦片非法化的主要推动者。大清和民国之所以同意分阶段禁止鸦片，主要是因为英国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道光朝争论各方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税收方面。争论之所以无法解决，部分原因在于大家都建立了错误的因果联系。
朝廷错误地认为：白银流出和岁入不足是一回事，鸦片是白银流出的主要原因。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土地税收的征敛能力取决于吏治国家对民间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必然日益衰退。朝廷开支主要是军费和人事费用，随着战斗力的减退、士大夫集团的膨胀和腐败而不断恶化。两者在帝国体制内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朝廷在几次战败以后，从西方学到了征收商业岁入的技术，才摆脱了崇祯和历朝晚期君主无法应付的困境，将岁入增加到康乾之世闻所未闻的地步。然而在赫德以前，谁都没有能力改革财政。许乃济希望征收鸦片税，其实朝廷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技术。粤海关的账目一片混乱，勒索性开支已经使外商感到无法忍受，本来已经很低的关税却仍然稳定不了。
林则徐希望用人事手段禁绝鸦片，实际意义就是不需要运用现行体制之外的因素，当然更受欢迎。他使用了一系列道德论据，给后人造成了误解，以为他属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其实从他以前和以后的表现看，他始终是经世致用的实干家。他引用的道德修辞大抵是例行公事式的，缺乏对人对事的针对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你如果称英国上议员为“可敬的某某”，并不能代表你尊重他个人，因为所有贵族都适用于这样的敬语。同治朝的清流使用道德措辞，一般要参照攻击对象的个人特点。林则徐的作风不是这样的，道光朝的政治空气也不利于清流。他喜欢敲山震虎，却没有具体的攻击对象。
林则徐在争论中表现了太多的自信心，因为他觉得广东鸦片贩子不会比福建海盗可怕多少。反正大家都是走私弄钱，毛病还是出在幕后利益集团。问题解决不了，无非是因为主管领导缺乏责任心。他自己就是福建人，所以皇帝也相信他确实内行。他相信真正的病根就是广东官绅，但作为经验丰富的大臣，他无意将自己人赶尽杀绝，只想恐吓他们适可而止。走私贩子不是自己人，属于可以牺牲的对象。如果非要有人牺牲不可，他准备借这些人的头，正如他以前借蔡牵的头。如果谁都不能牺牲，他就没法做事了。而且，他对英商都是手下留情的。他懂得法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完全执行，即使是犯法的刁民，也要先施恩再执法。广东和福建的海盗都有许多接受招安，攻打其他海盗，最后安度晚年。
林则徐要求各国商人集体担保不再贩卖鸦片，否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这话说起来仿佛很可怕，其实意思就是既往不咎宽大处理，不让（他认为）隐藏在幕后的官绅难堪。帝国官场通常认为恫吓是威望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执行力的软弱是仁政的一部分。如何实现两者的经验性平衡，是考验老官僚手段的试金石。这一套把戏，大多数“大清通”是完全心里有数的，很痛快地表示接受。他们习惯于给新来的商人上课，教后者怎样通过适当渠道送礼，用大清官员听得懂的语言，做大家都有利可图的事情。如果没有外行搅局，事情很可能向以下的方向发展：皇帝发现林则徐办事得力，大大奖励他；林则徐的支持者觉得他应该升官；反对者希望他快点滚蛋；钦差大臣回朝以后，三令五申沦为具文。清英双方早在1820年代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冲突，结果以类似的方式不了了之。如果没有一系列阴差阳错，这次的事件同样很可能虎头蛇尾地收场。
这时的义律是一位屡遭挫败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对周围的环境很不满意。在乌烟瘴气的粤海，他的人品大概是所有出场人物当中最好的。从他后来信誓旦旦保证香港居民财产和习惯的做法看，他对英国式古老传统的道德优越性确实深信不疑。他一会儿要求英国人禁烟，一会儿要求大清尊重人权。双方都很讨厌他，他也没有理由希望任何一方太平无事。他早就知道威斯敏斯特不肯保护走私，但他可以打人权牌。他理直气壮地指出：每个人只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某人有没有走私，其他人怎么保证得了？大英臣民理应享有公正的审判，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不能搞野蛮的连坐。事情一旦演变成保护女王陛下臣民的人权问题，英国政府就不能不管了。在林则徐看来，这种要求纯属找茬。大清根本没有分辨不同夷人好坏的能力，之所以同意义律之流自封“领事”，就是希望“领事”发挥“夷目”的功能，替大清完成“外商社区保甲长”的任务。义律居然一脸无辜地问他“怎么保证得了”，已经证明自己尸位素餐了。
钦差大臣愤怒地责问义律：“你这个领事，到底领的是什么事？”意思就是：“谁走私，谁没有走私，难道不应该由你这个领事来调查清楚吗？你倒反过来问我？”何况，连坐是秦始皇以来始终没有动摇的极少数基本国策之一。大清如果发生治安问题、更不用说政治问题，一向都要求左邻右舍、更不用说三亲六戚集体负责。谁都没有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就你事儿多？林则徐决定绕过义律，直接联系维多利亚女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不讲道理。小官狐假虎威，无非想通过刁难办事人员，夸张自己的重要性，这种事他见得多了。他不是东林党那种只顾虚名、不在乎事情办成办不成的角色，坚信人事问题在哪儿都一样，在英国也不会例外。英国海军居然上门闹事，他实在忍无可忍。凭良心说，他已经很给这些刁民留面子了。然而刁民居然很懂闹事的门道，绕到他的辖区外扫他的面子。钦差大臣的权力秘诀就在于控制天子的耳目，控制地方事态发展反倒不太重要。
事情一旦闹大，林则徐就要倒霉。宣宗不大可能知道自己在打败仗，但肯定知道各地督抚都在向他要钱，理由都是筹备海防。这就足够了。皇帝之所以要禁烟，就是为了整理财政，节俭开支是重中之重。如果禁烟必须以增加军费为代价，那他又何必禁烟呢？林则徐夸下海口，说他对那些奸商的小聪明了若指掌，结果却把事情弄成这样，岂非欺罔君上？穆彰阿的看法就比较符合圣意：与其浪费时间和资源，防备这些寻衅闹事的走私贩子，不如给两个钱，打发他们赶紧滚蛋。不让皇上操心，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当然根据帝国的修辞习惯，他们也要把自己的动机拔高，重新解释为体恤和平居民和无知蛮夷的大仁大义之举，丝毫没有不负责任的意思，更不是出于恐惧。在最后一方面，皇帝很可能没有说谎，毕竟所有人都在欺骗他。这一套修辞术不大可能感动皇帝的臣民和继承者，却把泰戈尔感动得五体投地，觉得道光朝真是他鼓吹的东方道德模范。
英国人的文件送到大沽口，大清翻译家发挥了高度的觉悟。译文首先用大部分篇幅历数林则徐的残暴苛刻，有意无意地暗示他对儒家价值观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用一种哀怨的语调，要求给他们免遭秋后算账的保障（也就是国耻教育称之为割地赔款的那些内容）。即使现代的读者看完，也会觉得这些说法很像一群上访者的鸣冤叫屈。大明和大清皇帝都以天下共主自居，对蛮夷告御状的做法并不陌生，知道蛮夷闹事的原因往往出在官吏一方，赏罚分明就能防止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朝鲜、越南和浩罕都曾经控告辽东、广西和新疆地方官，使后者遭到皇帝的惩罚。英国人在大沽口既不杀人，也不抢劫，连走私贩子通常的买卖都不做，以异乎寻常的执拗坚持非要大清皇帝回覆不可。这类案件的关键就是罢免地方官，一方面给上访者出一口恶气，另一方面为中央调查人员的工作提供方便，因为只要纠纷制造者仍然在位，有关证人就不敢说真话了。皇帝一撤换林则徐，英国人就同意返回广州，更强化了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
林则徐下台后，首先在浙江协助裕谦备战。皇帝对他的做法完全清楚，默许就是以观后效的意思，可惜后效谈不上出色。琦善在广州拒绝做的事情，裕谦都做到了，然而结果还是大败。林则徐制造的大炮和船只已经过时三百年了，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年代无异于古董。蒋廷黼遗憾地说：因为林则徐及时下野，才留下了神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林则徐的计划已经在浙江付诸实施了，而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就是在浙江，清军主力也是在这里崩溃的。神话制造者之所以制造神话，是因为他们需要欺骗，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裕谦是林则徐的好朋友，在林则徐遭到控告时极力为他辩护，在军事方面对他言听计从，按说应该得到好评。然而结果恰好相反，因为这种赞美适足以暴露林则徐自以为是的荒谬，只有干脆忘记他，才能维护神话的完整性。林则徐从新疆返回后，继续在陕甘和云贵担任总督。他研究的西学不足以抵抗西方人，但足以镇压藏、回叛乱。文宗想借重他的战争经验，镇压太平军，但他已经一病不起。
林则徐神话比林则徐本人更重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神话就是经世之学可用，可惜断送在奸臣之手。胡林翼和左宗棠深受此说影响，功业相当可观，但同样只能用在内地。左宗棠总是看李鸿章不顺眼，部分原因在于：经世之学以圣贤之道为基础，而李鸿章招徕的洋务人才往往是功利之徒。盛宣怀就是功利之徒的典范，大清很大程度上就是亡在他手里的。他那种不留余地的理财方法，在招商局时期就已经招致物议，在保路运动时期就变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儒臣和儒将退出历史，这种神话渐渐褪色。后期神话主要是日本人的贡献，将他塑造成反英反帝的亚洲英雄。溥仪和汪兆铭的文化部门准备了大部分材料，略加修改后就构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大东亚共荣圈推崇的英雄人物跟后来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相似，包括林则徐和甘地。林则徐是东亚反英第一人，甘地是当代反英第一人。反面人物也非常相似，包括蒋介石集团和美帝。新京出版的通俗文学当中，《宋美龄艳史》、《蓝衣社秘史》、《虎门风云》之类作品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亚于《福昭创业记》之类“满洲爱国主义”题材文学。日本人的工作照例细致周密，以致后来的宣传家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依赖“满洲国”材料，仅次于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依赖汪兆铭政权的文宣材料。最后，林则徐终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神话人物，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家族世仇，早已没有人在乎真正的来龙去脉。
林则徐早在鸦片问题论战爆发以前，就以能员著称。他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处理当地盛行的贸易和走私（如果两者还能清楚鉴别的话）问题，颇受上峰赏识。他积累的经验是：走私其实就是官吏和绅商的利益勾结，海盗贸易者是这些人的代理。前者只能恐吓，适可而止。后者必须打击，尽可能消灭。他辅佐张师诚，剿灭了海盗（其实更有可能是武装走私集团）蔡牵。皇帝感到满意，地方官绅不得不暂时收敛。他走后，走私活动死灰复燃，至少延续到严复的时代。林则徐后来在广州非常自信，就是因为早年的成功经验。做官，做的就是分寸。分寸只能通过经验获得，而寒门子弟却经常把读书看得太重。科举场的英雄做官经常失败，多半就输在这方面。林则徐不是神童型的人物，办过多年杂务，结果反而对他有利。
林则徐中进士后，在翰林院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他成功的时间之晚，本身已经证明他缺乏诗人和文学家的天赋，更适合从事实际工作。嘉庆二十五年的水灾威胁黄河、运河的安全，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和琦善第一次合作，相当迅速地解除了京师的隐患。道光十一年，新君再次命他治河。他在湖广、陕甘、云贵总督任内，都能给朝廷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他懂得怎样处理人事关系。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他知道怎样锯箭杆。在他所处的时代，拔箭头是不可能的和危险的，但他也不是尸位素餐之辈，不会放任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属于人事问题，解决以后就能迅速缓解各方的不满，当然不满很快就会重新产生，但他的练达已经造成了足够的效果。
仁、宣两朝的关注重点在于整顿吏治和财政，鸦片问题是财政问题的附属品。后世往往把鸦片问题特殊化，套用现代毒品贸易的想象，但在当时的大清和英国，这种观念都不存在。鸦片又名洋药，不能算是掩饰，而是本来如此。同一时期，英国的药店可以直接购买鸦片和鸦片酊。文豪德·昆西、柯勒律治、威尔基·科林斯都是鸦片迷，从来没有人称他们为西欧病夫。毒品的非法化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且总是落后于成瘾药物的出现。可卡因刚刚发明时，医学界曾经寄以厚望，犹如后来的放射疗法和糖皮质激素，仿佛能够包治百病。在危害性最终暴露以前，许多医生已经以身试药，包括弗洛伊德的一位同学。
鸦片在全世界非法化，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事情。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英国人其实是鸦片非法化的主要推动者。大清和民国之所以同意分阶段禁止鸦片，主要是因为英国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道光朝争论各方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税收方面。争论之所以无法解决，部分原因在于大家都建立了错误的因果联系。
朝廷错误地认为：白银流出和岁入不足是一回事，鸦片是白银流出的主要原因。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土地税收的征敛能力取决于吏治国家对民间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必然日益衰退。朝廷开支主要是军费和人事费用，随着战斗力的减退、士大夫集团的膨胀和腐败而不断恶化。两者在帝国体制内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朝廷在几次战败以后，从西方学到了征收商业岁入的技术，才摆脱了崇祯和历朝晚期君主无法应付的困境，将岁入增加到康乾之世闻所未闻的地步。然而在赫德以前，谁都没有能力改革财政。许乃济希望征收鸦片税，其实朝廷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技术。粤海关的账目一片混乱，勒索性开支已经使外商感到无法忍受，本来已经很低的关税却仍然稳定不了。
林则徐希望用人事手段禁绝鸦片，实际意义就是不需要运用现行体制之外的因素，当然更受欢迎。他使用了一系列道德论据，给后人造成了误解，以为他属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其实从他以前和以后的表现看，他始终是经世致用的实干家。他引用的道德修辞大抵是例行公事式的，缺乏对人对事的针对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你如果称英国上议员为“可敬的某某”，并不能代表你尊重他个人，因为所有贵族都适用于这样的敬语。同治朝的清流使用道德措辞，一般要参照攻击对象的个人特点。林则徐的作风不是这样的，道光朝的政治空气也不利于清流。他喜欢敲山震虎，却没有具体的攻击对象。
林则徐在争论中表现了太多的自信心，因为他觉得广东鸦片贩子不会比福建海盗可怕多少。反正大家都是走私弄钱，毛病还是出在幕后利益集团。问题解决不了，无非是因为主管领导缺乏责任心。他自己就是福建人，所以皇帝也相信他确实内行。他相信真正的病根就是广东官绅，但作为经验丰富的大臣，他无意将自己人赶尽杀绝，只想恐吓他们适可而止。走私贩子不是自己人，属于可以牺牲的对象。如果非要有人牺牲不可，他准备借这些人的头，正如他以前借蔡牵的头。如果谁都不能牺牲，他就没法做事了。而且，他对英商都是手下留情的。他懂得法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完全执行，即使是犯法的刁民，也要先施恩再执法。广东和福建的海盗都有许多接受招安，攻打其他海盗，最后安度晚年。
林则徐要求各国商人集体担保不再贩卖鸦片，否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这话说起来仿佛很可怕，其实意思就是既往不咎宽大处理，不让（他认为）隐藏在幕后的官绅难堪。帝国官场通常认为恫吓是威望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执行力的软弱是仁政的一部分。如何实现两者的经验性平衡，是考验老官僚手段的试金石。这一套把戏，大多数“大清通”是完全心里有数的，很痛快地表示接受。他们习惯于给新来的商人上课，教后者怎样通过适当渠道送礼，用大清官员听得懂的语言，做大家都有利可图的事情。如果没有外行搅局，事情很可能向以下的方向发展：皇帝发现林则徐办事得力，大大奖励他；林则徐的支持者觉得他应该升官；反对者希望他快点滚蛋；钦差大臣回朝以后，三令五申沦为具文。清英双方早在1820年代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冲突，结果以类似的方式不了了之。如果没有一系列阴差阳错，这次的事件同样很可能虎头蛇尾地收场。
这时的义律是一位屡遭挫败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对周围的环境很不满意。在乌烟瘴气的粤海，他的人品大概是所有出场人物当中最好的。从他后来信誓旦旦保证香港居民财产和习惯的做法看，他对英国式古老传统的道德优越性确实深信不疑。他一会儿要求英国人禁烟，一会儿要求大清尊重人权。双方都很讨厌他，他也没有理由希望任何一方太平无事。他早就知道威斯敏斯特不肯保护走私，但他可以打人权牌。他理直气壮地指出：每个人只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某人有没有走私，其他人怎么保证得了？大英臣民理应享有公正的审判，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不能搞野蛮的连坐。事情一旦演变成保护女王陛下臣民的人权问题，英国政府就不能不管了。在林则徐看来，这种要求纯属找茬。大清根本没有分辨不同夷人好坏的能力，之所以同意义律之流自封“领事”，就是希望“领事”发挥“夷目”的功能，替大清完成“外商社区保甲长”的任务。义律居然一脸无辜地问他“怎么保证得了”，已经证明自己尸位素餐了。
钦差大臣愤怒地责问义律：“你这个领事，到底领的是什么事？”意思就是：“谁走私，谁没有走私，难道不应该由你这个领事来调查清楚吗？你倒反过来问我？”何况，连坐是秦始皇以来始终没有动摇的极少数基本国策之一。大清如果发生治安问题、更不用说政治问题，一向都要求左邻右舍、更不用说三亲六戚集体负责。谁都没有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就你事儿多？林则徐决定绕过义律，直接联系维多利亚女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不讲道理。小官狐假虎威，无非想通过刁难办事人员，夸张自己的重要性，这种事他见得多了。他不是东林党那种只顾虚名、不在乎事情办成办不成的角色，坚信人事问题在哪儿都一样，在英国也不会例外。英国海军居然上门闹事，他实在忍无可忍。凭良心说，他已经很给这些刁民留面子了。然而刁民居然很懂闹事的门道，绕到他的辖区外扫他的面子。钦差大臣的权力秘诀就在于控制天子的耳目，控制地方事态发展反倒不太重要。
事情一旦闹大，林则徐就要倒霉。宣宗不大可能知道自己在打败仗，但肯定知道各地督抚都在向他要钱，理由都是筹备海防。这就足够了。皇帝之所以要禁烟，就是为了整理财政，节俭开支是重中之重。如果禁烟必须以增加军费为代价，那他又何必禁烟呢？林则徐夸下海口，说他对那些奸商的小聪明了若指掌，结果却把事情弄成这样，岂非欺罔君上？穆彰阿的看法就比较符合圣意：与其浪费时间和资源，防备这些寻衅闹事的走私贩子，不如给两个钱，打发他们赶紧滚蛋。不让皇上操心，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当然根据帝国的修辞习惯，他们也要把自己的动机拔高，重新解释为体恤和平居民和无知蛮夷的大仁大义之举，丝毫没有不负责任的意思，更不是出于恐惧。在最后一方面，皇帝很可能没有说谎，毕竟所有人都在欺骗他。这一套修辞术不大可能感动皇帝的臣民和继承者，却把泰戈尔感动得五体投地，觉得道光朝真是他鼓吹的东方道德模范。
英国人的文件送到大沽口，大清翻译家发挥了高度的觉悟。译文首先用大部分篇幅历数林则徐的残暴苛刻，有意无意地暗示他对儒家价值观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用一种哀怨的语调，要求给他们免遭秋后算账的保障（也就是国耻教育称之为割地赔款的那些内容）。即使现代的读者看完，也会觉得这些说法很像一群上访者的鸣冤叫屈。大明和大清皇帝都以天下共主自居，对蛮夷告御状的做法并不陌生，知道蛮夷闹事的原因往往出在官吏一方，赏罚分明就能防止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朝鲜、越南和浩罕都曾经控告辽东、广西和新疆地方官，使后者遭到皇帝的惩罚。英国人在大沽口既不杀人，也不抢劫，连走私贩子通常的买卖都不做，以异乎寻常的执拗坚持非要大清皇帝回覆不可。这类案件的关键就是罢免地方官，一方面给上访者出一口恶气，另一方面为中央调查人员的工作提供方便，因为只要纠纷制造者仍然在位，有关证人就不敢说真话了。皇帝一撤换林则徐，英国人就同意返回广州，更强化了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
林则徐下台后，首先在浙江协助裕谦备战。皇帝对他的做法完全清楚，默许就是以观后效的意思，可惜后效谈不上出色。琦善在广州拒绝做的事情，裕谦都做到了，然而结果还是大败。林则徐制造的大炮和船只已经过时三百年了，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年代无异于古董。蒋廷黼遗憾地说：因为林则徐及时下野，才留下了神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林则徐的计划已经在浙江付诸实施了，而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就是在浙江，清军主力也是在这里崩溃的。神话制造者之所以制造神话，是因为他们需要欺骗，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裕谦是林则徐的好朋友，在林则徐遭到控告时极力为他辩护，在军事方面对他言听计从，按说应该得到好评。然而结果恰好相反，因为这种赞美适足以暴露林则徐自以为是的荒谬，只有干脆忘记他，才能维护神话的完整性。林则徐从新疆返回后，继续在陕甘和云贵担任总督。他研究的西学不足以抵抗西方人，但足以镇压藏、回叛乱。文宗想借重他的战争经验，镇压太平军，但他已经一病不起。
林则徐神话比林则徐本人更重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神话就是经世之学可用，可惜断送在奸臣之手。胡林翼和左宗棠深受此说影响，功业相当可观，但同样只能用在内地。左宗棠总是看李鸿章不顺眼，部分原因在于：经世之学以圣贤之道为基础，而李鸿章招徕的洋务人才往往是功利之徒。盛宣怀就是功利之徒的典范，大清很大程度上就是亡在他手里的。他那种不留余地的理财方法，在招商局时期就已经招致物议，在保路运动时期就变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儒臣和儒将退出历史，这种神话渐渐褪色。后期神话主要是日本人的贡献，将他塑造成反英反帝的亚洲英雄。溥仪和汪兆铭的文化部门准备了大部分材料，略加修改后就构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大东亚共荣圈推崇的英雄人物跟后来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相似，包括林则徐和甘地。林则徐是东亚反英第一人，甘地是当代反英第一人。反面人物也非常相似，包括蒋介石集团和美帝。新京出版的通俗文学当中，《宋美龄艳史》、《蓝衣社秘史》、《虎门风云》之类作品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亚于《福昭创业记》之类“满洲爱国主义”题材文学。日本人的工作照例细致周密，以致后来的宣传家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依赖“满洲国”材料，仅次于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依赖汪兆铭政权的文宣材料。最后，林则徐终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神话人物，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家族世仇，早已没有人在乎真正的来龙去脉。
一个典型的符合中共定义的民族英雄的符号，守海疆和新疆的军事人物，一辈子都鞠躬尽瘁为朝廷效力了。拿现在比较，活脱脱一个军内的大嘴巴，虽说军事上惨败，但败在我们火器不行，制度不行，等制度好了，接着和美国人干仗。换林到现在，还是这个德行。
论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那辈人加起来都不如徐继畬，徐作为朝廷大吏，居然看到了美国民主制的可取之处，为此还送了一块石碑给美国政府，赞美华盛顿是远胜陈胜吴广的伟人，是美国政府钦定的中美友好交往的起点。说实话我们这些反贼多亏了互联网带来启蒙，如果没有信息革命，怕是各个纯傻逼，宁愿当个炸弹人像塔利班那样为国献身了。徐的著作没有影响中国人，但所幸日本人完全按这个开放的路子走了下去。当然即便日本人，都差点走了不归路，美国人给了核弹才彻底醒悟。。所以我对中国人真的没什么大指望。。先别祸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辜人吧。
论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那辈人加起来都不如徐继畬，徐作为朝廷大吏，居然看到了美国民主制的可取之处，为此还送了一块石碑给美国政府，赞美华盛顿是远胜陈胜吴广的伟人，是美国政府钦定的中美友好交往的起点。说实话我们这些反贼多亏了互联网带来启蒙，如果没有信息革命，怕是各个纯傻逼，宁愿当个炸弹人像塔利班那样为国献身了。徐的著作没有影响中国人，但所幸日本人完全按这个开放的路子走了下去。当然即便日本人，都差点走了不归路，美国人给了核弹才彻底醒悟。。所以我对中国人真的没什么大指望。。先别祸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辜人吧。
是，他沒有把自己的兒女送去英國留學，也沒有把自己財產轉到列強去，是名副其實的戰狼。
至於中共這群一邊高喊仇美恨美、一邊讓子女移美留美的狼，只能算是吃裡扒外的黃鼠狼，稱不上是戰狼。
至於中共這群一邊高喊仇美恨美、一邊讓子女移美留美的狼，只能算是吃裡扒外的黃鼠狼，稱不上是戰狼。
上面劉仲敬先生的評論也還不錯，不過也能看到他從茅海建先生那裡汲取的觀點（對義律的評價）。茅先生提到在銷煙之前，道光帝和林則徐的共識就是鴉片必須杜絕，邊釁不可開。所以一個確立的前提是，林的行為是不可能以刺激軍事行動為目標，或者以激進風格為導向的，我認為這和今日的戰狼風格還是不同的。
具體到禁煙的行動上，他也是依照大清律行使一項正義的任務，唯一可以批判的地方是封閉商館47天，限制了鴉片商人的人身自由。整個事情的關鍵是中英之間的觀念衝突，“天朝”的觀念使得清政府完全沒有“交涉”的概念，而英國為了保持貿易利益（鴉片在1820年，最遲1823年以後，是中英印貿易最最最重要的環節）也不打算與你多費唇舌。
“實際上，道光與林則徐的共識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取締鴉片和和平根本不可能並存。”所以結論是，林則徐不是戰狼，他的行動並不過激。鴉片戰爭的悲劇是一個時代性的悲劇，對其中任何一個個體的批評都不足以為這個悲劇提供滿意的解釋。
具體到禁煙的行動上，他也是依照大清律行使一項正義的任務，唯一可以批判的地方是封閉商館47天，限制了鴉片商人的人身自由。整個事情的關鍵是中英之間的觀念衝突，“天朝”的觀念使得清政府完全沒有“交涉”的概念，而英國為了保持貿易利益（鴉片在1820年，最遲1823年以後，是中英印貿易最最最重要的環節）也不打算與你多費唇舌。
“實際上，道光與林則徐的共識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取締鴉片和和平根本不可能並存。”所以結論是，林則徐不是戰狼，他的行動並不過激。鴉片戰爭的悲劇是一個時代性的悲劇，對其中任何一個個體的批評都不足以為這個悲劇提供滿意的解釋。
当时把鸦片娱乐化的就是中国人。就算在英国，鸦片馆也都是中国人开的。到现在，如果你有留意，欧美的古装影视作品里，只要出现鸦片馆，里面都是扎辫子的中国人。
林则徐销烟的行为，基本就相当于学生家长跑到网吧砸电脑。
他们永远不会承认，或许自己有问题，或许孩子压根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也必须是，外部势力的阴谋。
林则徐销烟的行为，基本就相当于学生家长跑到网吧砸电脑。
他们永远不会承认，或许自己有问题，或许孩子压根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也必须是，外部势力的阴谋。
林则徐说过: "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於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其实就等於海关总署署长恨国人买洋奶粉不买蒙牛, 一把火烧掉港口的进口奶粉
其实就等於海关总署署长恨国人买洋奶粉不买蒙牛, 一把火烧掉港口的进口奶粉
清朝的加速师，如果品葱反贼要挂加速主义祖师爷的画像，可以考虑他。
他不光加速了鸦片战争，更是加速了满汉对于统治的分裂。没有他被清廷当作工具人，就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地方民团搞半独立的决心。
他不光加速了鸦片战争，更是加速了满汉对于统治的分裂。没有他被清廷当作工具人，就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地方民团搞半独立的决心。
如果戰狼這名詞能這樣用，那麼不就跟鷹派同一個意思？
至少從我的解讀上，戰狼並不一樣。戰狼是不切實地，以國家名譽而不是國家或人民利益為優先的行為與態度。而且，他們往往都有一個主使者。戰狼群都喜歡搞個人崇拜。
林則俆，至少在我的理解，並不是如此。他更像一個態度極強硬的鷹派。他強調富國強兵，堅持清朝司法在清朝土地有最高解釋權，用兵方面，也做得到堅守住虎門，似乎並不是只會吼叫的戰狼之輩。在國際關係上，他態度強硬而不圓滑，是個不成功的外交家。在戰略層面上缺乏考慮，也高估了清朝本身的實力。但如果因此把他形容為戰狼，可能貶低了他。
至少從我的解讀上，戰狼並不一樣。戰狼是不切實地，以國家名譽而不是國家或人民利益為優先的行為與態度。而且，他們往往都有一個主使者。戰狼群都喜歡搞個人崇拜。
林則俆，至少在我的理解，並不是如此。他更像一個態度極強硬的鷹派。他強調富國強兵，堅持清朝司法在清朝土地有最高解釋權，用兵方面，也做得到堅守住虎門，似乎並不是只會吼叫的戰狼之輩。在國際關係上，他態度強硬而不圓滑，是個不成功的外交家。在戰略層面上缺乏考慮，也高估了清朝本身的實力。但如果因此把他形容為戰狼，可能貶低了他。
前面网友已经说了林则徐还是挺幸运的，本来已被派去镇压太平天国，上任前就死掉了，结果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中共的宣传机构就彻底封杀曾国藩，尤其是关于曾国藩的影视作品一律不得上电视台。林则徐却被共产党宣传成了爱国主义的典型，要是他当初没死去上任........
林则徐是非法没收英国人的鸦片，文昭有一期是说他的，的确是战狼外交的前辈。
是不是战狼不知道，林则徐还是挺幸运的，被派去镇压太平天国，上任前被上帝收了，差点晚节不保。
从国家国度，鹰派可以嘴炮，但是如果脱离上级控制而做一些战狼行为，后果可以无穷。
强者如日军侵略在中国似乎一往无前，但最终导致无条件投降收场。
弱者如林则徐个人硝烟，最后鸦片战争。当然其中因素导致战争好多。但不考虑整个大局儿做的行为后果无穷。
强者如日军侵略在中国似乎一往无前，但最终导致无条件投降收场。
弱者如林则徐个人硝烟，最后鸦片战争。当然其中因素导致战争好多。但不考虑整个大局儿做的行为后果无穷。
题主，请认真学习道光皇帝在虎门销烟大会上的中央讲话，大会是国务院总理僧格林沁主持的，赵无极也在，广州将军苏察哈尔灿他爹因为贪赃枉法（没执过法就没有枉法，贪赃有啦。）被关进秦城监狱，苏灿被罚沿街乞讨，不得卖艺，赵无极打断了苏灿的六根，然后… 丐帮洪七公出现。
封杀《武状元苏乞儿》
封杀《武状元苏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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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研究梁家河文化和社会的极好样本
虽然生在福建这种外向经济地区, 但是精神上更接近梁家河
我觉得把他称作清朝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应该是某种梁家河文人的历史自觉。在他之前广州的地方官员对西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皇帝派他这样的南下干部去广州禁鸦片大概不是真是目的(因为白银外流之类的可以通过鸦片合法化和本地种植解决)
而是为了打击广州由于海外贸易带来的离心离德倾向
用今天中国人熟悉的"封城清零"类似的强硬手段和西方脱钩实现内循环即使不是他的主观目的也是梁家河教化的内在自觉
他提中国完成了一次"发展带来分裂, 从而倒车保持统一"的历史循环, 今天他的后人还在实现这种历史自觉
玩砸了被皇帝修理给他的评价还是挺中肯的: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这可可以套用在大多数之江新军身上
虽然生在福建这种外向经济地区, 但是精神上更接近梁家河
我觉得把他称作清朝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应该是某种梁家河文人的历史自觉。在他之前广州的地方官员对西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皇帝派他这样的南下干部去广州禁鸦片大概不是真是目的(因为白银外流之类的可以通过鸦片合法化和本地种植解决)
而是为了打击广州由于海外贸易带来的离心离德倾向
用今天中国人熟悉的"封城清零"类似的强硬手段和西方脱钩实现内循环即使不是他的主观目的也是梁家河教化的内在自觉
他提中国完成了一次"发展带来分裂, 从而倒车保持统一"的历史循环, 今天他的后人还在实现这种历史自觉
玩砸了被皇帝修理给他的评价还是挺中肯的: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这可可以套用在大多数之江新军身上
不是，林则徐禁烟何错之有？
战狼是那种光放屁不做事的，
林则徐正面和洋人对抗，并且开战了。
战狼是那种光放屁不做事的，
林则徐正面和洋人对抗，并且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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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危害国人生命的的鸦片这一点是正义，当然不算战狼外交。
若是共匪把比香烟身体伤害性成瘾性都更低的大麻合法化，或是把香烟也禁了，当然也算正义。
若是共匪把比香烟身体伤害性成瘾性都更低的大麻合法化，或是把香烟也禁了，当然也算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