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種愛上強姦犯的特性是什麼朝代開始形成的？

我之前也觉得这种病态的反应很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又有些区别。很早之前在知乎看到过一个相关的回答大致可以表达我的看法，一时找不到原答主了，不过摘录如下：

“……而是米兰昆德拉描述的“媚俗”。 米兰昆德拉的“媚俗”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

……为什么面对军训结束这样的场景，流泪是很多人的反应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军训就是吃苦，但这种吃苦是没有意义的，是被校方强制参与的。但人们对这种价值的虚无是恐惧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白白受苦，那样的打击太大了，并且这容易激起人们反抗的欲望，但反抗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打击。 
为了消解这种恐惧，人们回望自己经历的没有价值的苦难的时候，总是试图用一种感动的方式，来为这段苦难赋予一种崇高感，借此来安慰自我，逃避价值的虚无，消解自己反抗的欲望。”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头脑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砍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而历代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

大家覺得跟蘆笛闡述的這些有關嗎？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
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被强奸多了就变成这样了。
第一次被强奸，大量南迁。指的是十六国时期
第二次被强奸，尝试合作。指的是辽金元。
第三次被强奸，被推倒在墙边，自己把裤子脱了开始享受，指的满清入关。
第四次被强奸，这次已经不能叫强奸了。苦主已经满足不了自己了(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主动邀请别人来草自己。这次指共产党。

实际上这种例子也不是个例，埃及人在抵抗罗马人的时候打了很多仗，阿拉伯人来的时候抵抗了几年，法蒂玛来的时候开始享受。奥斯曼人来的时候直接躺平。

古已有之 最早的案例应该是汉族人民喜迎刘耀大军

再一次證明演化論罷了！
當戰亂發生時，當壓迫發生時，會有人起來反抗，也會有人遠離紛爭，反抗的人被殺死了，離開的人越跑越遠，就這樣一代一代過去，留在原地還能存活的，只有恭順與服從。
奴性，也是演化來的。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类都差不多，毕竟斯德哥尔摩也不是中国城市……

朱元璋开始的吧，宋朝的时候还很多民族气节的诗词，明朝反元的时候一种说法，江山打下来又换一种说法，这很危险，至少统治者已经出尔反尔，特别朱元璋还绑架刘邦说我们都是一样，更严重了，把几千年历史都搞臭了

一是地理封闭的原因，导致战乱没有地中海附近频繁。也就是说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朝代统一后的和平稳定期，这就导致人不需要弱肉强食，只需要安分守己就能活下去。这样基因筛选的都是一些聪明、温和、勤劳的地主有更多的后代。同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统治者用一种忠君思想洗脑。
但地中海附近不是，那里因为地理不封闭，各个民族始终不能保持长久和平，战乱会迫使有血性、勇敢的人获得更高的地位，而温顺的人无法在战乱的时代获得地位，也就导致基因筛选前一种人有更多的后代。同时地中海附近文化交流比较方便，到哪都可以坐船去，各种文化不断碰撞，可以相互比较讨论，很难被单一文化洗脑。
二是中国相比地中海文明，过早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不需要打猎，因此不需要那么勇敢、有血性，也不需要到处乱跑，基因筛选上要和晚进入农业社会的不一样。

现在封校的各地大学好像不少吧，只有零星很少的声音，我相信并不是学生费拉到极点，而是共匪的残酷管理已经到了极致

如果是中国的话，秦朝开始
但是我想讲，这种在强压下逆来顺受的性格是所有人种的人性底色。

斯坦福曾经做过一个著名实验，我大致简述一下如果有不太清晰地方还请指正。

实验类似“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提问”，一旦学生角色问题答错，就让充当老师角色的人电击他们,电压从小到大可以调节。
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充当老师角色，选样遍及不同阶级性别年龄，而学生以演员扮演。

实验开始后，就发现没有一个扮演“老师”的人在当拥有了电击眼前人的权力时，停下手中的控制扭，甚至有的人会选择把电压调到最高，兴奋的眼见着“学生”被电击。

除了这些小部分心甘情愿的施暴者，也存在一些看似良知未泯的人，他们在看到“学生”被电击时出现抽搐大喊之后，有人自己会祈求实验者停下来，但是实验者依然不断给他命令，让他电击，虽然这些人看到同类受苦时自己也会有坐立不安焦虑甚至有人把自己嘴唇咬出血的举动，可是，直到实验结束，都没有一个人，选择停下那个按钮，选择终止实验（而实验是可以志愿者提出不做，就结束的）

自暴秦灭亡诸夏以后，失去母国的顺民就变成了逆来顺受的费拉，尽管暴秦最终死在了诸夏英杰垂死的报复中，但是时代堕落，光辉不再的风潮，还是将项王如同小加图般味道的抵抗淹没在社会瓦解的洪流中。尽管如此，费拉真正被转化为暴秦所希望的原子人，还是在经历了多次文明重新输入，科举制对旧共同体的解构，专制帝国引发的社会崩溃后，直到明初才真正建立。
朱元璋对于诸夏的意义是空前的，废除宰相与直接管制算是真正对诸夏的遗产踢了最后一脚，在这之前的专制统治者虽然专制，但文明内部的遗存却还是不足以整个颠覆文明的价值观，诸夏的遗产经过几次重新输入与发明在乡间宗族仍有遗存。经历了朱元璋对文明的彻底颠倒，食人族也可以得到大位，可以说在社会全体方面完成了对旧秩序的瓦解。在明之后，诸夏的遗存就只能重新以小家庭为单位计算。外儒内法的社会逐渐走向自己生命的末期。
西方自海洋的输入为诸夏提供了新生，他使得之前文明就存在的蛮族式自由的定义大大扩大，部分诚实的儒生发现，三代之治的可能不一定只是幻想，而可以在地上真的实现，自由也不是野蛮的象征，恰恰代表了文明的新生。辛亥革命是伟大的，它让诸夏复兴的希望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短暂的民国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混乱，但是其留下的遗产足以为后人称颂。民国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富有希望的时代，如果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入侵，它是否能在东亚建立民主，不说一定，也是有很大的希望。
苏联和日本的入侵阻断了诸夏复兴与民主的可能，这当中的内因当然有许多，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在民主终于有希望在华夏建立时，它已经在其诞生地遭到巨大挑战，一战释放的超限战，造成的康米和纳粹在西方造成了巨大破坏，在华夏几乎势如破竹。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蒋介石为维护帝国所做的努力，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点，国民革命让革命领袖代替旧式的尽管腐败毕竟自由的国会，为苏联的入侵扫清了国际方面的障碍，日本的入侵，有让十八省自发秩序的膏血几乎损失殆尽。可以说在1945年，蒋介石是在统治着一个虚弱到极点的国家，却还在不切实际的做着世界四强的帝国梦，全然不顾人民的痛苦而为帝国的梦想头也不回的投入一切资源。
蒋介石当然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在抗战的苦难岁月在其他人都放弃时仍然坚信胜利的到来，可以说是一个坚强而富有责任心的领导人，其不厌其烦的政务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政治眼光极差，最终让他走上了注定毁灭的事业，可尽管如此其坚韧最终还是让其得以有在台湾的败退之地。
康米的入侵是毁灭性的，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真正在家庭层面第一次解构了社会，在大饥荒和文革的惨剧，让旧秩序最后的堡垒家庭也土崩瓦解，对于文明来说这样的打击是割裂性的。全球化的春风与西方的输入，让华夏的民众在物质上喘了一口气，但在组织上，在康米专制机器下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奴隶种植园经济，对家庭秩序的瓦解起来催化剂的作用，西方的输入由于康米的压制也局限在表层，尽管物质上有了巨大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提高，对组织的瓦解却是扬汤止沸。
现在，我们不仅面临这经济的瓦解，生育率暴跌也说明了传统家庭价值观在重压下的崩溃，同东欧的民主不同，诸夏的民主不仅要驱逐暴君，还要重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宏伟蓝图只是一个花盆，要想培育花朵，还要勇士深耕基层培育土壤，民德的改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畏威而不怀德的民众由空前的专制产生，专制退却后道德的重建却需要许多代才能完成。

我记得封城时BBC说中国人是一个被驯化了的民族，其实也不是什么玄乎其玄的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既然某一种动物可以被人类成功驯化，比如狗或者马，为什么人不可以，就像有些人怕蟑螂，有些怕蜘蛛，中国人怕谈政治，这都是进化时期的生存经验被写在基因里的，中国人几千年来被封建王朝驯化基因上有一些改变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