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年轻人参加共产党？

我谈一类为什么会参加共产党： “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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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中：中国有个李锐，还有一种“李锐现象”
中国有个叫李锐的人，是8级高干。在中共统治下的层级序列里，应该属于第二等级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于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甚至在许多场合公开贬损之：“小学水平”。
这就引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的热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李锐却安然无恙，甚至继续享受其高干待遇。即所谓“李锐现象”其故安在？
先说其人
综观李锐百余年漫长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早期是共产主义理论狂热的信仰者、共产主义实践积极的参与者。中期则成为共产主义队伍内斗的受害者；通过亲身体验与痛苦思考， 始对自己早年的信仰产生怀疑、动摇。晚年则彻底认清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质与虚伪、虚妄性，成为对这一理论坚定的批判者。
17岁的李锐，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考入武汉大学，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大好青春，却未能好好学习科学知识，而是醉心国事。
当其时也，抗战胜利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国民党腐败误国，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再次陷入迷茫。无数有识之士纷纷探寻出路,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何在？一时间，许多江湖术士纷纷粉墨登场，一个个信誓旦旦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毛泽东的声音最具有魅力和吸引力。他向农民许诺土地——耕者有其田；向工人许诺领导阶级的桂冠，向工商业者许诺继续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向知识界许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还向美国政府许诺：新中国必需向美国学习，以美国为榜样、为楷模，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毛泽东不愧是20世纪最天才的宣传家。他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阶层的诉求，对症下药， 投其所好。及时地、慷慨地开出大面额的支票（当然是乌托邦银行的，永远无法兑现）。于是乎国内外一片赞扬和喝彩。人人心花怒放， 个个如醉如痴。真的以为是活菩萨，是救世主。顶礼膜拜，焚香祈祷。
在为数众多的赞扬者、追随者中，就有这位李锐。
他联络8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地成立一个叫做“武汉临时支部”的组织，有模有样地举行“宣誓”仪式。后来竟被中共北京市委承认为共产党员。
这个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非法组织”很快就被当局抓捕。关押一周并写下“保证书”后即释放。不久就直奔被尊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道接受革命的洗礼。斯为李锐人生的第一部曲。
在这个所谓革命圣地里，本应该如鱼得水， 一展才华吧？但这种情况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迎来了刻骨铭心的“抢救运动”。在运动中，人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同时人人又必需“过关”，也都可能被他人揭发。一时间，检举与揭发齐飞，检讨与坦白纷呈。好不热闹!这就是李锐和李锐们所看到并亲身领教的“革命洗礼”。在这个“伟大的”洗礼冲击下，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了。但“革命”这个“门”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啊!只能接受、承受、忍受了。谁知道如此忍受仍然未能避免灾难临头。李锐被人诬告后，被抓进“保安处”。
“保安处”不是迎宾馆，是专门审查特务的机构。为了打出一个或几个特务而采取什么手段，什么体罚措施，凡是中国人都很清楚，不必细表。
据他自述：“延安6年的生活，特别是保安处一年多的日子（从1943年4月初直到1944年6月），对我的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说，延安这一年多被审查的经历只是初步考验的话，另一场更残酷的考验就是庐山会议后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期间差一点饿死。该书多处提及挨饿的经历。
绝大多数60岁以上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挨饿的那段人生经历吧？除非是高干家庭出身，普通老百姓家庭没有不挨饿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几千年来朝野共同信奉的天条，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必须担当、最起码的责任 ，是统治者合法性、合格与否不可逾越的底线。为此，凡是遇到天灾，饥民遍野时，统治者都必须大力救济， 开仓放粮。同时下诏罪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己诏”.把所有的罪责拦到自己身上，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祈祷上天饶恕等等。奇怪的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竟然悄悄地被人为地“虚无”了，在中学教科书里消失了，在公开宣传资料中不见了。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却仍然是“伟大领袖”，从来不写“罪己诏”，也就是说，从来不检讨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而且不许别人批评，甚至不许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否则就是“抹黑”， 就是“煽动”!如此霸道，真令人“仰天长啸，空悲切！”
由于对自己挨饿的经历刻骨铭心，同时对几千万饿死的饥民无限同情，李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追寻，终于看清楚当年自己所热情追求的目标和眼见的现实竟然是适得其反，南辕而北辙！他终于对这个主义、这个党，有了痛彻心扉的认识和评价。李锐既是这个党、这个主义的受害者，（通过受害，不能不进行认真的反思和彻底的清算），更是其理论上的批判者、道义上的谴责者。
这就是李锐的人生第二部曲。
在自述中李锐多次提到挨饿，甚至饿死的经历。的确，在那个人人挨饿的年代，中国人民平均死亡率特别高，尤其是作为阶级敌人的李锐和李锐们，死亡率更高。多少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多少功高爵显的文武官员，人人都未能幸免，一个个饿毙在劳改场所、劳教工地、最苦、最险、最脏的岗位上。而李锐竟然活下来了。这是奇迹吗？是偶然吗？
偶然中有着必然性！
首先是李锐的朋友们（特别是田家英）关心支援，其次是李锐自己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呢？
我忽然想起孟子的一段名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伐其身….”
在《孟子》这段名言面前，我曾经多次闭目沉思，多次反复质疑：未必吧？ 何以见得？ 有事实为证：多少人在上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之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甚至连个姓名都未能留下。更谈不到什么“天欲降大任”了。此其一；其二是： 相反，多少人并没有经历什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却能够凭借高贵的血统、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地接受“天降大任”。
说话要有根据。好，仅举一个例子：请看那位毛太孙：他既没有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 经历与战功，甚至没有摸过枪，却天上掉馅饼，成为一名将军。还有：他曾经公开宣扬： 反法西斯战争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共同领导取得胜利的。就凭着如此的历史学知识，竟然取得博士的头衔；而且就是历史学博士。此乃集荒谬、荒诞、荒唐之大成！
虽然孟子的这句话以及其中包含的规律性、因果关系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却适合于李锐这个特定的人物。
用《孟子》这段话来对照一下，李锐何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而终于活下来，无疑就是上天赋予“大任”，要他来承担、来完成。
由于“受害者”的特殊身份，由于几乎被饿死的惨痛经历，使得他对这个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体制有着切肤之痛，有着切身的体验和认识。因而他对这个理论、这个党、这个体制的批判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他的批判因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通过长期思考，反复验证。李锐得出的结论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这7个字里包含着千言万语，体现了人间的正道，体现了世界的大潮流，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人类发展的大方向！
到了晚年，这种批判愈来愈强烈，愈深刻。这，就是李锐人生的第三部曲。
李锐这个典型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出现一个新词儿，叫做“两头真”，许多老人纷纷自动站队， 进入这个行列里。其实“两头真”的说法就是“三部曲”的另一种表述。两者所指实际上相同，或相似，相近。第一个“真”就是人生第一段追求真理，为了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而且认为：共产党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参加党，参与党的事业，就是进步的表现。
但很快这种决心就被现实击得粉碎。为了自保求存，不得不把内心的不满和怀疑掩藏起来，“欲说还休”。于是说些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蒙混上面。上面也不是白痴，当然也知道你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内心如何？就很难说了。因而也似乎相信你。于是互相欺骗，把说假话作为生存的基本手段。否则就可能大难临头，甚至至人头落地。
经过长期的熏染和浸润，多少人都养成了“双重人格”，成为两面派。
李锐作为“受害者” 忍受煎熬。但他的性格决定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深刻地反思，苦苦追寻，从理论高度解释这种“异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终于明白了许多人仍然被蒙在鼓里的秘密。原来“红太阳竟然是这样升上去”的啊！
大彻大悟 这才有了此后作为“批判者”的资格。从《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纪》一直到近作《李锐口述往事》一本本鸿篇巨著，乃是一座座无形的纪念碑，也是一篇篇声讨旧体制的檄文。许多老人第二个“真”也正是追随李锐的笔锋纷纷去追寻真相，揭示真相。胆子再大一点的就要进一步追究责任者，撕下其庄严神圣的画皮，还他以真面目。因此，李锐的亲身经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具有代表性。
李锐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代表了许许多多具有类似经历者。例如李慎之、李普、韦君宜、何方、何家栋…..等等。这些人当年都属于社会精英，一个个被毛泽东忽悠得神魂颠倒，如痴如狂。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抛弃出国留学的灿烂前程，一个个如飞蛾投火， 投奔延安，投奔毛泽东的麾下。结果如何呢？大体与李锐相似。例如韦君宜在其《思痛录》里坦率地承认：要是早知道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短短 10几个字，却字字血泪！
作为“受害者”的李锐，同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十年来运动不断，斗争不息，整人不倦， 伤人无数、死人无数。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第一层级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在他的晚年，曾经沉痛地回顾说：我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邓朴方残缺的身体，内心的煎熬与反思不言而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诗句）
但是长期以来，作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顾全大局”邓公只能隐忍不发。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才将这种感情向几位重臣倾诉出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后令人不胜唏嘘！
除了邓小平，还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田家英、邓拓….这一长串受害者的名单还可以补充，开得很长很长。人们很自然要责问：一种主义，一个政党，一种体制，如果需要不断地伤害甚至吞噬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那么 这种体制，这种主义，这个党的正义性、合法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从人道主义精神来看，无疑是不可饶恕的。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更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批判者”的李锐， 和其他“两头真”的老人比起来，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其一是他曾经担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后来更被毛泽东欣赏并钦点担任兼职秘书。身居庙堂之高，参与机密，熟知内幕（甚至黑幕),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风云变幻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了然于胸。因而对许多事件有着其他人难以掌握的内情，观察问题自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和高度。“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最高峰”。
其二、李锐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这个身份更具有旁人不及的优势。在2004年也就是李锐88岁的时候，国内文化界颇具知名度的吴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最早提出所谓“李锐现象”。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即所谓“贵族民主”云云。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史无疑是一大贡献。吴思的答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无疑是一家之言。不过，是不是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呢？
以愚浅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就在李锐最后这个职务上。遥想当年，李锐平反复出，经陈云多次劝说终于接受了这个职务。陈云的初衷是要求他尽快组建青年干部局，尽快搜集材料，通过考察、筛选，建立“第三梯队”，以解决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燃眉之急。李锐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许许多多中、青年干部就是通过李锐及其助手们（包括闫淮、崔武年诸位）的考察、筛选才得以脱颖而出，有的甚至青云直上，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今天仍然在位的衮衮诸公，或者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但仍然具有某种程度发言权者， 有许多就是李锐这位“伯乐”所发现、所举荐的。饮水思源，因而对李锐一直心存感激甚至敬畏之心。历次党代会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或上书， 或留言。虽然李锐的言论和著作一直被认为“不合时宜”，甚至致使龙心不悦，也不能不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即使在维稳成为天字第一号工程的今天，在挥舞镇压大棒的时候，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字既包括爱情、情亲、友情， 当然也包括这种特殊关系所必然产生的特殊感情在内。结论是：非不为，实不忍也！于心不忍啊。
这， 恐怕就是“李锐现象”的根本原因吧？
由此可见李锐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李锐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许多著作都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也成为中国人民最珍贵、最稀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七个字无疑代表着几乎所有“批判者”的共同心声。
能够成为最坚定的批判者，能够成为广大“两头真”老人心目中的旗帜。这，恐怕正是“天欲将”的“大任”吧？能够承担这种“大任”也不枉当年被““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了。
正是因为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以至于在其临近生命的终点，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仰慕者、同情者纷纷寄来了发自内心的敬佩、敬仰、敬重之词！李锐之女南央女士把所有文章、诗词、对联等等全部收集起来，编印成书。该书收录了20多万字，作者却有120多位（仅仅是有名有姓的，还有例如几个《炎黄春秋》云南老读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部分同学、罗京生等许多未列名的作者群体尚未计入）。
总之，李锐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也是凄凄惨惨的一生，更是巍巍峨峨、高耸入云的一生。
古人云：“盖棺论定”。李锐尚未盖棺，却已论定。正如“一个老友的女儿谢小玲”诗云：李锐已入千秋史。
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价呢？最具有代表性的评价应该数朱正先生的敬联：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2019年之始，作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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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一生，年轻时希望救中国与水火，学习了解了共产主义，向往进步，然后加入了共产党，这是 一真。 中间饱受迫害。到了晚年，终于认清共产党的 真面目，回归初心，追求自由民主，批判当局，这是 一真。 从李锐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一类人，当初加入共产党的初心和现在批判共产党的初心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期盼救中国于水火，追求自由民主，追求进步。 

换而言之，今天你为什么批判反对共产党，把你传送回到那个时代，你自己也许因为同样的原因然后就加入共产党。

你姨刘仲敬讲过这个问题
五四左翼青年的末路


从前江南有一个小地主有几个钱，送他的儿子上了学。在上学之前，为了防止儿子捣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在本乡娶了一个贤惠得不得了、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媳妇，拴住他的心。然后他上了中学，又到苏州或者宁波那些地方去上了学，然后就接受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新闻记者传递给他的一些先进思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如果没有那个女学生倒也罢了，他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而认识了那个女学生，他顿时感到家里面的黄脸婆十分讨厌，于是坚持要跟那个女学生结婚。家里面的父老立刻就搬出本地的儒家长老来压他。而且全乡下的三姑六婆都一致表示，你搞来的那个女学生只是你的姨太太，我们都认识的这个既孝敬父母又和睦邻里、简直像是儒家女德班出来的标准好媳妇才是我们认识的张家大少爷媳妇。就算是你跟那个坏女人姘居了，我们也只认你在外面娶了一个姨太太。大媳妇的地位，我们铁定了，我们父老乡亲一致认为，李小姐绝对没错。你从无锡搞的那个王小姐，无论她是什么人，出身是什么，她只是一个狐狸精，我们顶多承认她是姨太太。于是该狐狸精自然而然对该男人十分不满意，说：“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家里面已经有了老婆，这算什么事情啊，你给我交待清楚。”然后他就在乡里面跟反动地主和被反动封建思想感染的广大父老乡亲做了一系列的斗争。由于他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嘴，而他的嘴依靠的只是一些上海报纸上的各种碎片化的言论，财权和其他权力全都掌握在那个万恶的地主老爷父亲手中，广大的贫下中农乡亲或者地主父老乡亲也全都不支持他，所以他狼狈地斗败了。于是他愤怒地带着他的女学生妻子跑到了上海，相信上海是自由民主的，是西方势力的天下，他在那里可以过上好日子，让那些土包子好好臊一臊。


然后他到了上海以后发现，在上海发财的是一批卖洗发水的商人。经过科学家研究，该洗发水用了以后的效果跟没有用完全相同，但是因为该洗发水商人很善于在报纸上登广告，而且在报纸上登广告的时候还放了一系列女明星的头像，所以他发财发得真不少。该商人对该进步青年说：“要不你帮我在广告部做事吧，我们这里就是有文化的人太少，你给我写广告如何？”该进步青年说：“什么？我这样先进的人怎么能给企业写广告呢？请看，我给你写一篇启蒙运动的雄文，你发表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事情。”该商人看了一遍以后说：“这篇文章我看过，它的内容99.99999999%是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申报上已经发表过的。你一定要写这个文章也可以，我是个好人，我不勉强任何人，我跟申报的编辑认识，我给他打个电话。”申报的编辑看了他的文章说：“算了，你写的文章跟胡适和鲁迅一模一样，而你的名声又没有胡适和鲁迅大。任何一篇扯淡的文章，哪怕是骂张三李四的文章，只要放上胡适和鲁迅的名字，都有人看。而放上你的名字谁来看呀？我爱莫能助，我的市场就这么大。”于是他跟他的王小姐也就只有住在阁楼里面，像江青同志在上海一样穷困潦倒。


于是，他通过切身的体验，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万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解放。然后通过他在地摊或其他什么进步书店里面看到的小册子，显然推翻封建主义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推翻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被瞿秋白翻译了以后又被张秋白、李秋白、王秋白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写成了小册子，然后被他看到了，他就去寻找组织。他像江青同志一样，在某一个罢工、闹事或者发传单的场合被一位党委书记发的传单抓住了。党委书记说：“你是一个有志于革命和进步的理想主义好青年，你在万恶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是过不了好日子的，我们送你到延安去培训。”然后就送他们俩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以后，组织对他们进行了研究和考察，决定把他的王小姐分配给经过长征过来、已经年过四十还没有媳妇的红军老干部，以便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作用。于是他顿时感到愤怒，说：“为什么延安也这样？延安不是完全平等的地方吗？”于是他就被抓进了学习班。康生同志派来的苏联老干部对他用苏联送来的先进技术严刑拷打，要他承认他是托派分子派来的间谍。如果不是托派派来的，那你就是国民党、满洲国或者日本人派来的。他熬不住打就招认了，招认以后准备第三天就要活埋。第二天，他的所有同伴都被活埋了，但是第三天他突然被放出来。领导干部告诉他：“组织是宽大无边的，只要肯认错，组织就可以任用你。前天我们得到消息，重庆和谈破裂了，党现在需要很多干部到白区去工作，所以党决定宽恕你们的罪恶，请你立功赎罪吧。”


他从地狱门口回来以后，就跟着解放军南下了，南下打跑了蒋介石，作为工作组成员回到了家乡。现在他是土改工作队的特派员了，心里想：“我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我说谁是恶霸谁就是恶霸，我说谁是反动派谁就是反动派，哈哈哈哈，你们三公六婆现在终于落到我手里面了，现在由我来划分阶级成分。当初说我的女人是姨太太的那些人，我统统给他们划分成为反动地主，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下去。当初说我自由恋爱是娶姨太太的那些三公六婆，当然还有那些一头花白胡子的私塾先生，统统给我抓进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然后让武装起来的民兵好好揍他一顿。打掉他十几颗牙齿以后，他就自然不敢开口闭口‘孔子先世如何如何，你们伤风败俗，你娶了一个光胳膊的女人来搞乱本地的风俗’。”现在他们那些反动派就要在这个特派员面前痛心忏悔：“我糊涂我糊涂，我本来是出身贫下中农，只是读了两本儒家的破书，一辈子也就是教一堆小学生，地主老财发的财从来没有我的份，做官也从来没有我的份，我是穷人呀，我怎么会糊涂油蒙了心，帮着地主阶级去传播封建伦理呢？幸好您特派员大仁大义，用毛泽东思想启蒙了我，让我意识到，啊，我是被剥削阶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讲什么孔子的破书了，我要打倒孔家店，用剩下的余生来传播毛泽东思想给群众。请看，特派员老爷，您能不能给我在公立学校保存一个教师的职位？要不然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在这个时代，他就像西南联大的费孝通和民盟的那些专家教授一样，顿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才是五四运动真正的继承者，民主和专政一点也不矛盾，确实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自由的好景不长，他一回城就该轮上反右运动了。然后一批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他老人家去延安的时候还在娘胎里面或者还在幼儿园里面的革命青年跳出来说：“你是右派，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只不过是写了一些传单和小册子而已，但是在那些不学无术、是在1950年才开始上学的革命青年看来，这已经够资格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然后他就被打倒了，就变成右派了。于是在仅仅时隔五年以后，他就住进了他自己不久以前当工作组组长的时候为那些儒家私塾先生准备的学习班、五七干校之类的地方。在那里为了彰显“组织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于是非常宝贵地藏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戴。然后就被红卫兵小将发现了，“哇！你也配戴毛主席像章？狠狠地揍一顿！”然后他就愤怒地说，“天呐！难道连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也要被你们剥夺吗？”他越表示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结果换来的只是挨了更多的揍。同样在牛棚里面被一起被关的那些儒家老太婆，日子倒好过得很多，因为她们已经承认她们是带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派，自己也认了，再也不想回到革命队伍里面了。既然已经自认是反动派了，红小将们也就懒得拷打了。而你这家伙不一样，你还要说你是革命的？你是革命的，难道毛主席犯了错误？不行，要狠狠地打，不打你怎么能认错呢？而人家，人家已经老实承认他就是孔门子弟，本来就是反动派，我们红小将也就用不着拷打、迫使他招认了。


终于熬到1978年以后他就突然被平反了，召回了北京城。然后国家为他补发了十几年工资，给予老干部的待遇，因为毕竟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然后他就像舒芜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一样一想，唉，我折腾了一辈子，看来还是得回归五四呀。这时候搞改革开放了，党中央派了一个代表访问美国，于是也包括他在内。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美国这个那个，“哇！汽车火车好先进呦”，他很快就变成一个改革开放的激烈追随者，强调改革开放是多么多么好。直到有朝一日他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去了美国的一个学校。这时候正是里根政府当政，当时美国正在打官司，说是公立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可不可以做祈祷的问题。里根的意思是说，当然可以了，你们是不信教，也不能干扰别的信教的人啊。然后他就看到这些基督教学生吃饭以前划了一个十字：“天父，感谢你赐我以每日的食粮。”于是他惊得吓了一跳：“啊？这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吗？我好不容易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终于认清了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的真相，来到了自由民主的灯塔国美国，然后看到你们居然是一帮愚昧的基督教徒，你们也在早请示晚汇报，我的心都碎了。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好不好，我不是一心来发财的，这样做怎么能行呢？哎呀哎呀哎呀。”


然后他回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两头真老干部。

很多事情不是党派的事。很简单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看国民党不爽，你为什么不入青年党或者民盟？当时这些政党的影响力也不小——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两个党后来成了花瓶就认为他们没辉煌过。
但是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最颠覆的。瞿秋白、胡也频和丁玲3P，这事放别的党约莫都是丑闻。
墙内的弱智苏粉有个谣言说“苏联主张民主，美国主张自由”，且不说美国本身就是民主国家，事实上共产党也经常打着自由的旗号招摇撞骗，只不过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异于常人。正常人眼中的自由是做事不受公权力干涉，共产党的自由是反道德。
当然，把这些人一棍子打死也不对，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有这样一个人，豪气干云，曾经参与组建过抗日义勇军。有一天他得到一个消息说一个才女欠了一屁股债，在旅馆里出不来，被老板威胁说要卖到妓院。他去看望了这个才女，一见钟情，把她救了出来。
好像普通的爱情故事？这才女当时怀孕快生了，孩子自然不是他的。
挺伟大的。这事我自问自己做不来。
后来他们相恋、一同走遍公园、一同写小说、一同拜鲁迅为师、一同结交大量左派文人，一同家暴。
家暴起因是男方出轨，以及嫉妒女友才华——这位女友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
你说这人没有正义感，肯定不对；你说他是个好人，那也说不过去。
再说说这位萧红。
她于辛亥革命的同年在黑龙江出生。按她自己的讲法全家上下只有祖父疼爱她——关于这一点我也见过一些对立观点，没考证过，姑且以本人说法（也是主流说法）为准——后来祖父去世了，在家里受尽冷眼，还被许配给一个渣男，为了逃离渣男，也为了继续上学，她逃婚了。
很显然，她没有经济来源，于是经过一系列变故之后她投奔了那个被逃婚的未婚夫，然后被始乱终弃。
这就很讽刺，虽然渣男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是明媒正娶嫁过去的，反而不会出这些事。
当然我不是说这就好，关键是她没得选，在“坏”和“更坏”里选择了更坏——她后来的人生一直伴随着这样的选择，几乎每次都选到更坏的选项。
这个要追究责任当然会追究到她的家庭。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原生家庭是相当劣质的，但依然好过没有。她的一系列行为动机都肇始于对家庭的不满。于是她的那些左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朋友说，来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反对这种劣质家庭。我们会消灭一切自组织。
于是她被家暴。
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来自于祖父的亲情和鲁迅的师生关系，而这两种关系都是共产党要消灭的对象。现代人对她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我却认为这是幸运——如果你读过她写的书，你就不难意识到她如果活到共产党建政后，下场必然比丁玲还惨——而丁玲被整是1955年的事，离文革还早呢。

我想，这两个人的经历就足以折射出当时的环境：旧的共同体摇摇欲坠，给个人造成的痛苦要比对他们的庇护更多。年轻人自然而然的会有改变环境的想法。共产党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恰恰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党都不敢给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拆毁最后仅存的共同体，令所有人都失去最后一点保护，结果就是把八层地狱变成十八层地狱。

4.26附加：
在政治上，正确的事情往往有个死穴，就是时间。错误的方法能够快速解决问题，但是会遗留更大的问题。你想要不留副作用就要一点点慢慢来，而年轻人最缺的就是耐心。

等到革命胜利了，一人一个女学生~打土豪，分田地，还能睡地主家小老婆~革命圣地延安的小树林，男女见面男的先问：“打不打游击？”，打就钻小树林~ 你想想这对底层屌丝饥渴的下半身有多大的吸引力？丰衣足食不说还能杀地主睡女人~ 特供什么的那就是激励你努力干的，商君之法罢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什么知识分子有为青年，还不是要你们跟我干的时候捧你们的话。那些人当年就像现在这些毕业之后去送外卖的大学生一样，国民政府阶级固化进不去，就只能投共。肃反什么的就是为了排除异己啊，不独裁哪来的效率最大化？枪杆出政权都明面上说了，中国人觉得这很合理。为什么能夺权？有资源啊，打下的土地大家分，个人靠功劳簿可以向上流动。一句话总结，萝卜加大棒，就这么简单~

因为和看起来就烂的要死的国民党比，当时的共产党至少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那个年代的国民党简单来说，你们如今批判共产党的地方，那时的国民党可以说都符合，而且国民党在很多地方上没你们想象的那么温和，战争时期疯狂抓壮丁 412清党几乎杀光了自己的基层 在江西的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运动 抗日战争时决花园口导致黄河大洪水 河南大饥荒时仍然四处抢掠粮食，台湾228规模的事件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几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上演过。以及胜利后的劫收大员刮地皮一样的贪污敛财 前方军官疯狂喝兵血克扣钱粮 法币恶性通胀 金圆券彻底击穿金融体系。更不用说国民党内部在退往台湾前可以说拒绝一切改革，完全依靠军队进行独裁统治，对反对者动辄镇压 抓捕 暗杀。考虑到国民党政府的执政已经做到了前无古人的下限，自然会有大批年轻人前去参加共产党

世界上十有八九的极端思想不是由知识分子想出就是受知识分子支持，像马恩列斯毛除了斯以外都是广义知识分子，还有伊斯兰世界塔利班，其意思就是学生，isis巴格达迪也是博士，还有极端白左比如那个法国要求废除父母改用双亲1双亲2的其实真同性恋对此也反映冷淡，关键这些知识分子一是一部分人过度自大，总认为自己的才是对的，另外一部分人有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被极端分子利用。

这是要看那个时代，是怎麽样的呀。

从现代的观点，会认为当时革命领袖的选择或信仰，让人有荒谬之感。那是因为今时今日，是一个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时代。所有参与世界贸易机制的国家，都从中收穫了财富、基础建设、医疗教育等水平的不等飞升。当然，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存在的。但这不代表人们愿意放弃这类发展政策－－以市场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快一个世纪之前，这个结论仍是未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是物理意义上造成大量伤亡，对于精神上的影响，也是重大的。此时，苏联的异军突起，夹带新兴的思潮，以其崭新的政策规划，吸引世界各地许多知识份子与领袖的注意。

这一股狂热的风潮，也吹往了困苦而落后、外敌环伺的中国。其中的有些人，看到了苏联的迅速崛起，并满怀热忱，希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匹人最先是一些憧憬苏联，渴望在中国实现同样革命与改革的知识份子。后来是一些希望将苏联模式在地化，更加实用主义的领袖。题主强调1930-1940这个期间，但我认为整件事情应该是长期性的累积，逐渐地影响共产党赢得在中国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什麽突发事件。

共产诸国的崩溃，以及中共独裁下对自由与权利的压迫，那都是后见之明了。

和美國現在有一大堆腦殘白左一個道理：年少輕狂，浪漫主義

美國有這樣一句話：三十歲之前不投民主黨是沒理想，三十歲之後不投共和黨是沒成熟

美國左翼民主黨和當時共產黨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喜歡假大空，口號喊得震天響，什麼平等博愛之類，年青人聽了血氣上湧，頭腦發熱。我們都知道平等博愛是理念，但問題是怎麼實現，不是你喊幾句就人間天堂了的，要那樣人類就不用搞了幾千年還這個鳥樣。不過這類口號政治一直有人信，因為人其實從來都沒變過。

靠的是欺骗和谎言，参见毛泽东当年在《新华日报》上言之凿凿的民主自由言论，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捍卫者，和独裁的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很遗憾，反对者最终成为比他所反对的还要可怕无数倍的魔王。

真到了延安发现苗头不对撰文表示异见的明眼人旋即被肉体消灭，参见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

就像当年苏联成立为什么吸引那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去学习，各国知识分子如此神往，真正看出端倪来的大概只有纪德，没去过延安就看穿共产党骗局的大概就是胡适、鲁迅。

有三种平等
1.口头上的平等
2.政治上的平等
3.经济上的平等
共产主义想实现第三点，但是最后中国走向第一点。
经济上的平等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为什么乞丐的儿子要饿死，富翁的儿子却可以大手大脚?
实现经济平等，同样的劳动时间同样的报酬，国家财富每个人平分，这的确是理想主义，在当时也吸引了很多人。
当然，最后变成空想。因为这不符合人性。有权力的人会握住权力千秋万代，枪在他们手里就会变成极权。

ㄧ因為遏制資本主義之惡的真正方法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也只是妥協的方法 
但沒比它更好的了


而這幫年輕人卻以為是方法是實行共產主義烏托邦
更愚蠢的是他們認為這世界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但事實是
這世界存在完美的悲劇

哪有那么多人参加。真有那么多人参加至于去陕北睡窑洞？真有那么多人参加还至于跟逢战必败的张学良乞求，还要推人家当总司令？
怎么说呢，说白了，你记忆里的共产党和早期共产党压根不是一回事。
早期共产党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政党组织，只不过由于苏联赢了而且势大，发展相对其他小党更快点。这跟共产党好压根没关系，纯粹它爹厉害。然后就拉拢了一些失势军阀（比如朱德）还有一些留学生（陈毅），这些人成为了苏联坚定的走狗鹰犬，甚至甘愿成为其侵华的总先锋。你说他们有什么信仰，不过是找个新主子罢了。朱德为什么非得下野才加共产党，还不是主子死了，自己在云南混不下去了。在这个阶段里，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境外势力罢了，而且成分极度复杂，什么人都有，大部分都是投机分子。但相对后来还算不复杂的，这个时候还算是个精英政党。也就是共产党官方一直讲的那个以右倾著名的陈独秀。其实右倾就是个帽子，当时的共产党就是个文人组织，就是个普通党派。陈独秀也是个普通人，觉得我就是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就是个精英党派，忍点，分杯羹就行了。因为他主子苏联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势力不算大，为什么能在国民党里担任那么多高官和军职？你们以为是自己很厉害是吗？错了，是孙中山为了跟咱苏联合作，才让你们来当门面以示诚意。真以为国民党离你们就活不下去了？
实际上共产党一直在倒果为因，说什么后来很多骨干加入自己党，所以之前就一直是自己党的人了。那都是笑话，拿叶剑英来说吧，他就是个国民党左派分子，只不过因为害怕被蒋介石清洗，所以投靠共产党保平安。
后面我专门开文章补充修正，总之共产党一直在撒谎，撒的他们自己都不是自己了。

只能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无知无能善恶不分认贼作父

本來我想是資訊流通不發達，導致他們比較容易受騙。但仔細想想，就算是現今資訊發達的牆外，也還是充滿著許多詭異的決定。小到購買明明很爛或者不需要的產品，大到市長，總統，甚至是宗教的選擇。大概就跟以前投給韓國瑜以及現在還相信柯文哲的人一樣吧？比如館長就很天真，很容易相信人，可能還要再被騙好幾次才能學會分辨。也滿像台灣相信妙天的信眾。台灣有不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非常相信妙天，好幾年前還在念大學的時候接觸過很多很優秀的大學生非常的虔誠，到現在還信的人也有。甚至有些信徒在事業上很成功，人生閱歷明明很豐富的也無法分辨，那麼容易看透的謊言，竟然還能極度虔誠。

某種層面而言，中國共產黨也算是一種邪教吧？

人心太脆弱，一旦弱點被戳中就難以抵抗。有時候是出於對欲望的渴求而背叛了自己；有時候只是太無助，沒有歸屬感的心靈需要寄託，一時的迷失選錯了依歸，又沒有足夠的內在心力或者外在實力迷途知返；最簡單的失誤是無知，然而很多人的失誤卻不是無知，純粹是出於人性的弱點。明明可以覺察，卻什麼都忽略了；明明聰明的足以分辨事實，卻緊緊抓著謊言不放，視為真理，奉為圭臬。這樣的荒唐，即便是在牆外也隨處可見，只不過對他人的迫害以及影響沒有牆內那麼的強烈。雖然無法暸解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但我認為人性都是差不多的。或許相同模式的失誤一直重複發生在我們週遭。

常看見很多大陸人心地很善良，他們期許自己有能力說服他人暸解共產黨的邪惡。我尊敬這樣的大陸人，認為他們很偉大，不會只專注在自己個人的福祉。但可能是我本性比較自私，不像這些人那麼關懷他人，在我看來人們有權力選擇任何我認為非常不好的選擇，哪怕是邪惡。也許這些都只是過程，有些人就是比較辛苦，得多走彎路才能體會。比如德國揹負著納粹歷史的黑鍋，反而更重視人權，更嚴謹的面對歧視可能發生的任何角落，確保在德國工作的外國人受到保護。甚至因為這麼沉重的歷史包袱，間接促使他們在某個特別的領域有著超越世界各國的進展，為人類帶來非常珍貴的禮物。也許今天中國的邪惡將在未來使中國成為無比美麗良善的國家，也許未來的人類會因為中國暫時恐怖的狀態，而獲得意外的驚喜。

 直接原因是中国人的素质低下，大量不能投靠英日帝国主义的人只能投靠共产国际。根本原因是东亚洼地自古以来，远离文明中心导致组织资源稀缺。

不要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 20世纪30-50年代，共产主义可是一门显学！不光中国这样，全世界都有共产主义热潮。放今天就像是白左一样，这是一种代表进步的思想。

有句港句，那时候和国民党比，共产党还真的看上去不错。

当年共产党是以开放党社、开放媒体自由、还政于民为号召
并且批斗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独裁政府、贪腐军阀、治理无能与阶级不公等负面信息
那时候对于国民党所领军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满的愤青非常的多，这些愤青当年的口号就是建立新中国打倒贪腐军阀，对于那年代的年轻人而言共产党像是未来发展趋势的灯塔一般
其实当年的年轻人是对未来有美好的梦想的，就如近期8964学运的学生一样希望改变中国除旧佈新

你现在怎么看共产党，当年人们就怎么看国民党～怪不得有人说屠龙勇者后来变成了恶龙

共产党当时是最先进的党派，现代化的党组织建设，扎根于群众当中，相比之下412清党后KMT更像封建会党，不过是买办和大地主们缝合怪，基层党组织被自己人屠杀殆尽，上层又是吃相难看，而且当时贯彻了党内民主的共产党是全中国最接近品葱定义的民主的党派。
当然现在这个后社会主义威权党派是怎么来的很清楚了，传统左翼没能找到有效对抗官僚的办法

在特定时期，专政和集权要比民主更加有战斗力。
延安整风已经把学术自由完全禁锢住了，知识分子还是sb一样的涌向精神圣地延安。而在所谓国统区，学生和知识分子游行、抗议却在削弱政府的统治。
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古人不欺我也。

“如果你在20岁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如果你在40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你就没有脑子。”
20世纪40年代，就是这样。
贫穷和战乱是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家产生的温床。
现在的全球年轻人可能以反共自由派为荣吧，包括港台和大陆的年轻人，很多发表反美言论的网友其实也潜意识里崇拜美国，世界潮流如此。现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哪个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宣传与统战是共产党的杀手锏。1949年之前共产党高呼打土豪分田地骗取农民欢心，举办读书会渗透知识分子；安排内奸在黄埔军校策反国民党将领。对外宣传向往民主自由，例如马歇尔访延安，各个在延安的外国记者、重庆谈判。痛骂国民党蒋介石，跪舔欧美自由民主。

早期的中共有圣徒苦行僧殉道者一般肃穆的魅力，国民党会抢老百姓的粮食甚至妻女。共产党从来不偷不抢，都是老百姓主动把牛羊宰杀送给他，儿子送去做警察军人做打手，女儿送去给人家做文工团，你还会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这就是共产党的厉害。

不是太强太好，全靠同行承托

国民党当时确实烂的不行，共产党也针对性地打出了建设民主多党政治的政治路线，从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的反对者，只是当时信息不流通，很多人没意识到共产主义和民主根本不是一路，等到意识到的时候，中共已经控制绝对的权力了。

共产党一开始确实有一帮人是为穷人打天下，如果你被欺负的很惨，突然有人来帮你一把，告诉你要伸张正义，让你和他走你愿不愿意呢？只是现在共产党完全变了

聽跑到大馬，新加坡的中國老難民講，國民黨時代強制徵兵，生產跟不上需求，沒飯吃，一家人就一條褲子穿，活都活不下去。軍隊經常來村子搶東西，官員卻一個個富的流油

反國民黨的共產黨在當時就是政治正確

不觉得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和你葱一天到晚念叨自由民主的人很像吗？他们说共产主义是社会解药，你葱人说自由民主是社会解药，然而没有什么理性建构的意识形态是社会解药，社会进步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和人的联合，在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改变可能不是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的欢呼，也可能是社会结构的崩塌和灾难的开始

       很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利益而已。为了自己的利益。

编程随想的博客。2014年7月2日
面对共产党——民国人文大师的众生相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4/07/artists-and-ccp.html?m=1

魏京生先生说得好, 他们当时的很多父辈的人参加共产党或者国民党, 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去的. 清朝垮了之后, 军阀割据, 民心思变, 当时各种潮流都有, 不同的思想泛滥(苏俄马列主义也是其中一种). 很多国人想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后来共产党夺得政权, 露出了本性, 很多人也后悔了啊. 这些后悔的人, 有些逃离大陆, 有些文革被批斗死, 有些活了下来, 有些成了高层老人, 没有被波及到
中共的成功和苏共一样, 离不开靠一切手段进行欺骗, 当然了1946年的六月停战令, 使得土共喘息, 苏共全面帮助中共, 后来中共翻盘. 后来国民党被打得节节败退,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好理解，ROC朝不争气，又在战争状态下，而且很多人真的想“救国”。不能说他们一开始就是邪恶的目的，这样偏离事实。

我看品葱大部分人如果穿越到过去，估计会选择加入共产党反对执政的国民党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414.html
秦晖教授的旧作节选：《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李泽厚先生称之为“救亡压倒启蒙”。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那时救亡和启蒙是一致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个性解放的话，那么当时最热衷于救亡的那些人往往也是最热衷于个性解放的人。但是如果救亡并不是压倒启蒙的话，那么救亡的确对启蒙有一种扭曲。也就是说救亡把启蒙、个性解放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小共同体而不是大共同体。这些人当时强调的个性解放和个人权力的伸张，主要不是针对国家、整体的束缚，而是针对小共同体尤其是家庭、家族的束缚。

　　“五四”运动中个性解放主义者要求人们摆脱的束缚主要是包办婚姻、家长制、族权、夫权。他们把这些作为个体摆脱整体的很明确的倾向提出来，然而这时他们反抗的矛头并不都只限于家庭。比如说晚清一直到“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封建皇权的批评同样是非常强烈的。其强烈程度并不亚于他们对族权的批判。但是，如果你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两种批判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在摆脱家庭和家族束缚的时候，他们绝不仅仅是摆脱家族、家庭内部某些首长个人的束缚，而是在摆脱一个整体的束缚。比如他们反对包办婚姻，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就不能忍受而如果体现家族意志就变得可以忍受了。中国人摆脱家庭控制、摆脱家族控制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他们在反对国家专制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观念。在反对皇权时，他们往往强调他们反对的是一家之专制，一族之专制，而假如是人民的专制似乎就是好的了。因此他们的个性解放在国家、民族的层次上不具有个性解放的特征，而只在小共同体的层次上有个性解放的特征。也就是说“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仅仅针对小共同体而不针对大共同体，它非常强烈地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的部分。
　　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 初，中国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中，人们痛感国力衰弱，都有强国意识。在这种意识遮蔽下人们对更大范围共同体的束缚就不是太敏感了。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种不好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正是在最激进的那一支中——这里的激进是个性解放上的激进，发展出了一种比传统社会对于个性的压抑更厉害的机制。对此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当时的反传统还不够彻底，80年代很多西化论者持这种主张；另一种正相反，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激进主义过分了，带来了革命，而革命 又带来了人民主权，从而造成对个性的进一步挤压。我认为，激进与不激进都是对传统而言的，但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第三个原因是，近代中国人接受的近代思潮主要来自西方思潮，而西方思潮是在西方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为解决他们的个性解放和个人权力伸张提出的原理。西方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西方社会的确是小共同体本位。西方在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组织并不太发达，按现在通行的说法，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他们那个时代仍是整体本位的时代，但是这个整体是各种各样的小共同体，也就是《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中写的共同体，书中没有用“小”，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所谓共同体就是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包括采邑、村社、行会、教区甚至家族血缘共同体。现代研究证明，大家族制度如果在西方中世纪并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普遍的话，那么与东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相比，它还是更常见的。它与其说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不如说是西方中世纪社会的特征。为了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市民与王权的联盟”这样一种现象。随着西方现代化，国家主义是和民主主义同时并生的两种价值取向，尤其到了两次大战之间，又恰恰是西方国家主义思潮：右的国家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和左的国家主义思潮——布尔什维主义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代。这种思潮反馈到中国，就使中国人更难对大共同体本位产生很到位的反思。

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加入，劝都劝不住

说到底没有一个合适的团体来带领反抗运动，共党在内战期间的“民主”言论可是连美国人都骗了，何况一群接受上千年独裁统治荼毒的人，现在之所以希望美国能带头把中共推翻，就是因为美国那一套起码能保证新政权是比共党民主的，不然即使把共产党推翻了，上去的大概率只是另外一个独裁政权，这片土地就是独裁政权的不断循环

如果你问的是过去，那么：共产党描绘了人间天堂的彼岸，它与尘世之间隔着血海。无数有志青年立志实现天堂，因此他们决定先入党实现那血海。

难讲，就像你在问远古人为什么从捡果子变成种庄稼一样。
无论你有多聪明未来的路永远都充满了战争迷雾，回头看看也只能隐约看清走过的路，至于为什么挑了这一条，也许是因为有人告诉你这条路的尽头有美丽的湖泊，为此他们需要一些精巧的证据。而事实上把时间拉长，人们似乎永远都在迷雾里乱撞，前面是沼泽我们就硬淌，前面是悬崖我们就掉头。大家只不过在不停的走着，没人知道未来是什么，就像没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

年轻嘛，都有装逼的欲望。
那年头加入中共，就和现在纹身，约炮差不多嘛，只要够酷

有为青年
拐带儿童——齐云
抄人作业——钱三强
吹逼能手——钱学森
胆小如蟑——俞启威
苏联间谍——李大钊
当真有为

共产党有宗教色彩。。画个共产主义美景，谁不心动。

过去科技不发达讯息流通不畅，延安吃相和卖相都比南京好，年轻人只能两害取其轻......再说正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就算是饮鸠止渴也有大把人愿意干。

已隐藏

不能怪他们，有些是真理想主义者。
现在。。找一个都难。想他们做共产主义者，先喂饱他们那大胃口

因为那时候选择少，“党”有别的选择?
国民党说得好听，是共党的弟弟，说得不好听，是共党的儿子。
国民党的爹是苏联，妈是共党，孙大炮是教母，蒋介石是阿姨。

年轻人要信什么党？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国民党是共党帮助成立的。

20世紀，整個世界範圍內都存在左翼思潮氾濫。具體到中國，清末到軍閥混戰到中日戰爭，連年的戰爭讓普通人的生活困難。貧富差距加大，導致了底層的不滿情緒。共產主義作為新生事物對左翼知識分子有很強的吸引力。在座諸位都痛恨共產黨，那是因為你見到了蘇聯的大清洗大飢荒，中共的大飢荒文革，紅色高棉。所以你知道了共產黨的邪惡。如果讓你生在那個年代，作為普通農民甚至知識分子，你也很可能被共產主義描繪的美好社會所蠱惑。

當時共產主義很潮啊，共產主義被認為是新時代的潮流，畢竟那時的歐洲美國依然在某些方面很保守，遠不如現在開放。

信息流通性问题，人们往往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真实黑暗的真面目而被谎言所斯骗而不知，还有就是中国国民政府不对共产主义思想加以管制导致国民政府统治区域泛滥成灾，以及国民政府腐败臃肿低效的管僚机构难以应对共产主义的不断各种渗透。最要命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区域内搞了土地改革，这对于国民政府统治区是不亚于核弹的爆击。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入党？
就是利益驱动下的投机嘛

别说什么那时候的共产党跟现在不一样
你以为坏事全是49年之后做的？

年轻人没钱，当然想共别人的产。老年人攒了一辈子的钱，当然不想被别人共产。

那时候没有自媒体，信息传播的不迅速。就比如现在就没几个人去叙利亚吧，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香港年轻人要反送中？

刮民黨能把富農逼投共我也是佩服。
當前回答字數不足20，是否回復為討論？

大部分都是在共区直接招的吧，主动跑延安的有几个

我问过身边入了党的朋友，他们说党员身份对他们来说相当于一张“免死金牌”，即使犯了错有这层身份处罚也比普通人轻微。当真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什么回事，你以为就你们知道，翻墙的党员多得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真的忠于党的，其实还有不少内幕消息还真靠那些党员透露的！

都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什么的，有几个人还信这种鬼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为了获得工作筹码，为了恰饭。

因为中国贵族留学生在法国成了贱民，论为无产阶级。共惨青年本来以为自己要去法国享乐，混蛋蔡元培没有做好善后。

中国的贫农何时入过精英们的法眼呢？毛润之把工人革命转化为农民革命，篡位后立即背叛了四万万人民。

大多数人无非是为了名利，要么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等等。

中国教科书里没有的原因包括苏联的金卢布。很多核心成员(邓小平聂荣臻等) 本身都是苏联招募培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干这个。

都是些民國廢清，人渣垃圾﹗要不看看他們在文革中的表演，都是賤骨頭。
滿口仁義道德，都是賊﹗是畜生﹗

有很多人說了共匪的欺騙性。
最初上井岡上在江西搞中華蘇維埃國的還可以說是上當。

但共匪在抗戰和勘亂戰爭中是怎麼壯大的﹖
經過了三十年代蘇區滅絕人性的殘酷鬥地主
綁架撕票搶掠財產，ab沒人性的迫害
把所謂的蘇區化成了人間地獄
結果這些人渣完全否認共匪的罪惡
把魔鬼裝扮成天使一樣
想做賊的人有一萬個道理
但殺人搶劫用再多的道理來包裝還是賊

就像邪教也有很多信众。。。
紫薯紫薯紫薯紫薯紫薯

年輕人普遍會趨向於激進，因爲年輕人有「證明自己」的需求而且經驗較少
中年或老年人已經沒有爭取的動機，加上已經有了年輕時爭取到的成果，風險就比較大
年輕人沒什麽成果，沒什麽好輸的自然就敢拼

很简单。因为当年就跟今天似的。 全国百姓过的日子猪狗不如。 资本家标满肥肠。 民间借贷高发。 但比今天要先进的是，民间声音广泛。 如果今天国内又形成了一个政党，说 以后房子免费， 工作终身制 60退休。 没有合同工，上学免费。 你说你作为蛋壳打工人，你有没有想法搞一搞。 尤其是可以合法的 操 地主家的女儿或者 打你的老板。 你搞不搞。

那你觉得为啥墙外国粪最多啊？一样的道理，支蝗觉得一个坏，就会去美化另一个

那些人基本都是文盲有什么个见识，什么大跃进，肥猪赛大象都能搞出来，共产主义自然更有迷幻，骗术超前

最近几年网络发达信息更透明，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选择加入ISIS？何况当年革命区相当于信息黑洞，流出信息只有喉舌新华日报和白左记者斯诺等人。

當時世界二次工業革命結束不久，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尖銳，有沒有什麼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同時出現了馬教頭子馬，恩這兩個傳銷大頭頭，用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望欺騙了大量無產者和一部分具有理想主義的現實資產所有者以及大量的投機份子以至於出現國際化的共產組織共產國際，這是當時世界大的環境就是這樣，至於當時的中國則是剛剛從半殖民地的封建專制統治轉到了軍閥割據以及後來的官僚資本專制統治的軍政府中來，大量的中國人幾乎全是文盲對於共產主義這種新思潮更是充滿好奇這是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正因為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為馬教在中國落地生根創造了土壤，至於為什麼當時中國那麽多年輕人參加共產黨，上面已經說過了，當時中國社會環境非常差，人口識字率低，江湖義氣重，政府極度腐敗，國家動亂，這時突然冒出一批打著為大家也就是號稱的人民做主，在借用民主，平等，等等一些口號進行包裝，在依靠暴力打倒幾個當時的地主這類的資產所有者，當然對於大量身在農村的中國青年具有非常大的引誘力了，其次馬教的很多理念不得不說非常深入人心，像共同富裕，之類的就算今天也還是有市場，只不過被共產黨自己把自己的金字招牌搞砸了而已，你在當時的中國你估計也會加入，其實共產黨的理論很多在當時幾乎是非常先進的，為什麼搞到現在就像垃圾一樣幾乎已經快被世界給拋棄了呢，共產黨自己把自己的理論踐踏，理論本身也有很大的缺陷最基本就是忽視了人類本性中最醜陋的一面趨利性，這也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看重的東西，所以綜合來看當時為什麼那麽多中國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說的通了，1，被共產黨自己的謊言所欺騙，主要包括一些當時的有點學問但是對共產黨瞭解不多的知識分子2有很大一部分出於江湖義氣誰幫我我幫誰干，主要以大量農村文盲青年為主還有混跡與社會的黑社會流氓組織早期共黨領導人之一的顧順章就是這類3，一部分機會主義者。這三類人構成了中共早期的革命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