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林徽因?

最近又看到了关于她的文章,突然产生了一些疑问,民国著名建筑家,文学家就不用再简介了吧,倒是好奇她为什么会在建政后还继续和梁待在国内,以她在国外的留学经历,及所处阶层应该更清楚中共的恶,去台湾或欧洲不是更吃香?然后设计国徽和纪念碑究竟是她主动还是有被胁迫的成分?各位对历史比较了解
葱油是怎么看的
不过还好没苟到67年,不然要么被红卫兵斗死要么就是给气死
Pullthetrigger 愚蠢是原罪
你在2022年用上帝视角看1960年的事,当然是透彻了,但是对于当时所有人来说,中共只不过是个刚成立10年的新新政权,2岁娃娃尿个床谁还能想那么多?就算是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政权在当时都是个新物种,是无数学生学者追逐的当红炸子鸡,林和梁绝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想到逃跑,在他们看来,中共和他们研究的古建筑没什么区别——毛病肯定多但修修补补就能好。
第三新索多玛 反对崇华媚外
当你理解不了一个人为什么和共产党走的那么近的时候,只要问问TA是否爱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上台之前自然是希望这个政府很好,

后来才图穷匕见

再加上她对建筑的热爱,这很为难啊。喜欢汽车的,可以开着MG跑路(Zora Arkus Duntov老婆)跑路了可以在把车出口嘛,但是喜欢建筑的,没办法搬走一个北平。喜欢船的,飞机的,都可以挪地方,建筑的特殊性,选择就少得多了
算一个当年的小粉红吧,不能说是没有上帝视角。清醒的人多着呢,胡适怎么都不留
梁漱溟也幫過共匪講話啊,但被周太監公開評判後,就再也不敢為農民代言人自居了,回家打太極打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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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身份显赫, 放到别的亚洲国家有成为政治世家出总统的潜力。

所以选择留在中国也算是一种长远投资, 毕竟共产党也就那么几十年, 那天完蛋了后代还可以出头。他们家和共产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站出来抵抗, 也不太亲热算是理想的做法。

共产党防止替代性制度颠覆自己, 我看还是忽视了这样的人
若即若离 狗不理包子
传得最广的当然是她堪比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据说金岳霖为了她终身不娶,徐志摩为了见她不幸坠机身亡,冰心嫉妒得写文章暗酸。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她的两个描述,一个是日军快到占领她当时所在的重庆,孩子说如果被抓怎么办,她说家门前有条河,无路可走可以投河;另一个是在力争保留北京古城楼无果,她眼神黯淡,说拆掉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伤心失望得病情加重。

是一位才貌双全的民国女子
搞建筑的民国前都是贱民,正好轮到这几位赶上好时候出个头,也不一定就比前人牛逼。别评价了,烦死了。那么多外国大神不去了解一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讨论一番这几个,有意思么。
他们解放前就回国了,在东北干的好好的,何况公婆都在北京,能跑?而且当时建议不要炮轰北京中共是采纳的,说明当时中共是笑脸
听高晓松先生说,她和一位姓金的发生过关系。而且还主动告诉了梁思成。梁思成也没生气……
願榮光重歸香港 殺賊!殺賊!殺賊!
林氏最後沒到日本終老,不單是她的遺憾,也是古典建築學的遺憾。如果她能到日本發展,那麼京都及奈良的正宗唐風建築,就夠她窮一生去研究欣賞了,哪用留在地獄鬼國浪費她的學問?

可見,盲目的民族主義及愛國熱情,真是不可救藥的絕症。建立世界公民的概念,對誰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为她没有和胡适这样的人交朋友,生在乱世,多结识一些有意义的人,破除个人思想禁锢,然后选择正确的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看看1949年钱穆先生笔下的几个文人: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其时共军已南至徐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同事许思远上海送行,谓,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发言,谓,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最在后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晓峰邀余参加。余谓,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统电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至。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钱穆《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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