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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專業詩人、業餘政客
汪兆銘是行將滅亡的華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階級最好的品質和最壞的弱點於一身。他出身名門，絕非李宗仁、閻錫山那種需要奮鬥才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小康之家。山陰汪氏自嘉慶年間入粵以來，政績和著述皆有可觀。他的曾祖父汪炌平定苗瑤叛亂的主要功臣，一面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聖武記》當中佔據了顯赫的地位，作品《史億》流傳至今。他的祖父汪雲是妙高書院的名師，「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為他作傳，稱他深得兩浙士大夫的愛戴：「及卒歸葬，多士送者數十里，有號泣不止者」。
他的父親汪琡是晚期詩界的名家，《省齋先生詩存》代表了他的詩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義寧陳氏(陳寅恪的家族)在其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江西詩派的特徵以文入詩、以哲化詩，極大地拓寬和深化了詩歌的傳統領域，但也把詩歌變成了文人化的遊戲，喪失了原初意義的詩。汪琡企圖跳出「尊唐」和「宗宋」的鬥爭框架，吸取漢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終於在兒子身上實現了。汪兆銘自幼嫻熟陶潛和陸游，感時傷懷，別開生面，一掃明人偽唐詩的空疏做作和清人偽宋詩的生硬晦澀，成長為民國詩界的擎天一柱。陳衍(石遺)稱汪兆銘和胡展堂為「粵東二妙」，「慨當以慷，不作一躲閃語」。
錢鐘書《題某氏集》，其實就是指汪兆銘。錢老為人一向圓滑機巧，這也是其中一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
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
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錢鐘書雖然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但他對汪兆銘的理解卻不及石遺老人原因。原因部分在於性格。陳石遺多少比較接近清末「老新黨」的傳統，習於慷慨悲歌、任俠使氣，模仿明末狂生和東瀛志士的風骨。錢鐘書卻是赫胥黎、蕭伯納的繼承人，以偶像破壞者(傳統信仰的操守的解構者和諷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於錢鐘書是更加專業的批評家，將傳統文論的「唐宋之爭」納入了西方文論的框架，樂此不疲，有進無退。這種框架不幸無法容納「古近之爭」，只好忽略「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問題。「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敏銳地把握了汪兆銘詩歌的沈鬱悲懷和慷慨情懷，卻完全誤解了他的師承。汪兆銘的文人氣太重，學不了詩經楚辭的天真質樸;志士氣太重，學不了郊寒島瘦的慘淡深密。阮嗣宗詠懷、陶淵明任俠的沈雄壯闊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的作品自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被逮口佔》：
啣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對照阮籍的兩首詠懷詩，胸襟格調一脈相承。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徵。鶗鴂發哀音。
素質游商聲。淒愴傷我心。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
《述懷》乃是汪兆銘不世出的傑作，不知為何反而不甚知名：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為，此情何所託。嗟余幼孤露，學殖苦磽確。蓼莪懷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墳塋，身欲棲岩壑。憂患來薄人，其勢疾如撲。一朝出門去，萬里驚寥落。感時積磊塊，頓欲忘疏略。鋒鋩未淬厲，持以試盤錯。蒼茫越關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蠻荒，寒雲蔽窮朔。山川氣淒愴，華採亦銷鑠。愀然不敢顧，俯仰有餘怍。遂令新亭淚，一灑已千斛。回頭望故鄉，中情自惕若。尚憶牽衣時，謬把歸期約。蕭條庭前樹，上有慈烏啄。孤姪襁褓中，視我眸灼灼。兒乎其已喻，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別，剩有夢魂噩。哀哉眾生病，欲救無良藥。歌哭亦徒爾，搔爬苦不著。針砭不見血，痿痺何由作。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漸離不可見，燕市成荒寞。悲風天際來，驚塵暗城郭。萬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恨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擢。大椎飛博浪，比戶十日索。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悠悠檻穽中，師友嗟已邈。我書如我師，對越凜矩矱。昨夜我師言，孺子頗不惡。但有一事劣，昧昧無由覺。如何習靜久，輒爾心躍躍。有如寒潭深，潛虯自騰轢。又如秋飈動，鷙鳥聳以愕。百感紛相乘，至道終隔膜。悚息聞師言，愧汗駭如濯。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哀樂過劇烈，精氣潛摧剝。餘生何足論，魂魄亦已弱。痌瘝耿在抱，涵泳歸衝漠。琅琅讀西銘，清響動寥廓。
這是陶公的心、陶公的口、陶公的敦厚，《和劉柴桑》的自然延續：「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相形之下，蘇軾的《和陶》就顯得太機智，太近代了。
《雜詩》從命題到風格都是陶公的寫照：「海堧多悲風，草木不易蕃。曠土終可惜，結搆成小園。種菜與鋤瓜，閉門學隱淪。古人或有然，此意匪我存。目欲去荒穢，手欲除荊榛。熟雲筋力衰，猶足任斧斤。有蘭生前庭，有菊榮東軒。有豆種南山，有桑植高原。桃李以為華，松柏以為根。秋風不能仇，春風不能恩。豁然披我襟，海天蕩無垠。」
不過，最貼切的對應反倒是陶公《擬古》的第四首：「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建安風骨、晉宋風流滲透了詩人汪兆銘的靈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詞當中，阮步兵和鮑參軍的心仍然透過朱彝尊和陳維菘的筆，頑強地流露自我。下面這三首詞作於他一生的最後階段，意高旨遠，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畢生只寫了這三首詩，只要華夏文化和華夏詩歌的傳統不致滅絕，任何忽略汪兆銘的文學史都會像忽略陶淵明的文學史一樣荒謬和不值一讀。
憶舊游落葉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流連意，奈驚飈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摵摵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虞美人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
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輓作天河一為洗神州。
滿江紅
驀地西風，吹起我亂愁千疊。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夢不堪關塞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猶熱。
煙斂處，鍾山赤;雨過後，秦淮碧。似哀江南賦，淚痕重濕。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從頭，無遺力。
這裡有《詠三良》的磊落胸懷：「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響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也有《高陽台》的一往情深：「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橫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系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遍雕闌，夢遍羅衾。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鐘情怕到相思路，盼長堤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難尋。「詩人對祖國懷著絕望的愛情，看清了自己的命運，仍然做出了庫爾提烏斯的選擇。
錢鐘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屬於業餘搞政治的詩人。他自幼有神童之稱，鄉試輕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舉突然取消，王漁洋、趙甌北的盛名倚馬可待。他改投東京法政大學，同樣以儒雅風流著稱。他似乎天賦超人一等，屬於錢鐘書描寫過的那種人：他們平時懶洋洋不太起勁，稍一動作就把陳寅恪那種勤勤懇懇用功的學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釗這種鬼混度日的社會活動家放在眼裡。他習慣了崇拜者的前呼後擁，並不喜歡政治的煩勞與骯臟。他仗著自幼養成、社會一直認可的自信心，覺得自己天生做什麼都是出類拔萃，覺得屈尊救國是一種自我犧牲，要不然同樣的時間精力不知道能夠寫出多少傑作。
民國清除老悖，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蔣介石、李宗仁如果不從政，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猶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學人，肯定技壓群雄。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這是有客觀依據的。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既無趣又勞累;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希望別人聽了他的高見以後，心悅誠服地鞠躬說：「汪先生的卓見果然高明，我輩定當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則問題，他很快就會喪失興趣。
他畢生從政，不是為「救國」、「救黨」而犧牲自己，就是為袍澤之義或任性賭氣。1910年，他刺攝政王以前，致書胡漢民說：「我今為薪，兄當為釜。」三十年後，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謀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實際上是貴族政治的特徵，在秦政以後越來越少見。儒家一面強調理想士大夫應該是「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無法阻止社會扁平化的趨勢，只有指望修身養性的力量。汪兆銘終生「為愛國而生」，在「吃愛國飯」的民國人物當中非常罕見，因此總是給人留下鶴立雞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懷疑他動機的純潔，也無法勸說他忌憚敵人的毀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並不是在1980年代才開始的，汪兆銘並不是不知道。問題在於他驕傲而自信，覺得任何人只要足夠聰明和愛國，肯定能夠理解他的動機，至於蠢人和壞人，他根本不屑於反駁。
如前所述，辛亥是雞鳴狗盜之徒發跡變泰的大好機會。汪兆銘以刺攝政王的大功，本來不難索取高官厚祿，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凱不願遷都南京，他振振有辭地爭辯。袁世凱不以為忤，反而有意招徠，他也拒絕了。他認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後就要返回自己的軌跡，再次出國留學，直到孫文遇到危難。早期國民黨人大多數都曾在某一個階段背棄孫文，他卻只有在孫文不需要幫助的時候才會離開。他是國民黨內有數的理論家，陪伴孫文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為孫文草擬遺囑、編輯遺稿。他有繼承孫文地位的極好機會，如果願意跟蘇聯人結盟的話，蔣介石和胡漢民都很難跟他競爭。他沒有這麼做，不要不是因為反對蘇聯，而是因為他缺乏耐心和覬覦的決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採取什麼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銘對蘇聯的觀感惡化，是在廣州暴動以後。他在四一二分共以後反對蔣介石，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團結蘇聯，甚至在共產國際試圖奪取兵權以後，仍然滿足於禮送出境，自以為很對得起後者，留下了以後相見的餘地。他和張發奎在廣東組織反蔣聯盟，以為共產黨只是蔣介石的敵人，跟他無冤無仇，因此允許後者自由活動。結果蘇聯領事館赤膊上陣，佔領廣州後大肆屠殺資本家。經此一役，幾乎所有國民黨左派都覺得共產黨不講道義。後來蔣介石推行聯蘇反日的政策，汪兆銘反而變成最堅決的反對者。蔣介石嘲笑他只是因為自己吃過虧，才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自己對所有迷途知返的叛徒一視同仁，無論李宗仁還是朱德。汪兆銘則認為蔣介石愚蠢而自私，為了享受全國領袖的威望，不惜出賣孫文的遺產。蔣介石為了敷衍他(而不是為了忌憚蘇聯)，才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但並不認真執行。汪兆銘覺得蔣介石不可救藥，終於徹底決裂。蔣介石到了抗戰後期，也開始抱怨蘇聯不講道義;到了台灣以後，又開始抱怨國軍遭到全面滲透。其實，這些滲透都是在他自己主持下完成的。
汪兆銘對蘇聯-日本-國民黨三角關係的看法並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當時的知識界普遍持有這種看法。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後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如果退守內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回來。汪兆銘承認他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裡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麼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幹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後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1927年以後的東亞變成了國際體系拒絕保護的地區，猶如今天的敘利亞，自然淪為僭主戰爭的戰場。然而對於中國(和敘利亞)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改朝換代的正常狀況。僅僅因為帝國主義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沒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國狀態。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國民黨沒有這樣的理由，因為北伐就是他們發動的。汪兆銘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恢復條約體系就是說國民政府不該存在，保存國民政府就逃不了國際協調瓦解的後果。他得不到免費午餐，只是出於對國民黨的情懷，不作最後一次救黨努力，心不能安。國民黨是孫文臨終托付給他的孤兒，因此他畢生擺脫不了白帝城情結。如果國民黨一定要自取滅亡，他至少要死在國民黨前面。他知道做革命黨就是要橫死的。遇刺以後子彈無法取出，醫生早已告訴他只能指望十年壽命。他的烈士情結重新燃燒起來，不因歲月而磨滅。烈士的命運就是柴薪的命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他的本分。重慶國民政府對他的毀謗，恰好就是他對大清的毀謗、廣州國民政府對北洋政府的毀謗，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銘覺得和談可以成功，因為日本人佔領內地的動機不比以色列佔領加沙的動機更多。問題在於東北。蔣介石無法奪回東北，又不肯像十九世紀的戰敗國一樣承認失敗，讓東北變成另一個台灣，於是就乞靈於類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手段，依靠違反戰爭規則的襲擊破壞來騷擾日本。日本於是在華北和東北之間建立隔離地帶，猶如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保護加利利的緩衝區，從《塘沽協定》到盧溝橋事變的一系列衝突都是因此而起，並不是日本貪圖貧困而且無法開發的中國內地。中國如果願意恪守停止襲擊騷擾的承諾，日本人根本無需以戰迫和，九一八策劃者石原甚至主張連緩衝區都放棄。然而蔣介石並不像汪兆銘想象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東北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東北，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東北的迅速發展，東北的向心力沒有增加，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東北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後的機會窗口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兆銘這樣的性格，自然不願意活到親眼看到結局來臨的時刻。
下面這幾首詩是明白人為汪兆銘和國民黨所做的悼詞。糊塗人則一如既往地充當犧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犧牲。
陳寅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幺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
錢仲聯
太息孫胡逝，艱危仗一人。
河山終復漢，志業邁椎秦。
神理資籌筆，先幾在徙薪。
雲霄垂萬古，八表共沾巾。
去國霾黃霧，魂歸降玉棺。
身先諸願盡，病為眾生殫。
填海心終切，回天事已難。
山頹我安仰，空有紙刳肝。
拯溺情難恝，甘心積眾誣。
五年憑赤手，百折奠黃圖。
憂國廑深抱，憐才到腐儒。
淮南雞犬感，無路向清都。
葉嘉瑩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
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汪兆銘——專業詩人、業餘政客
汪兆銘是行將滅亡的華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階級最好的品質和最壞的弱點於一身。他出身名門，絕非李宗仁、閻錫山那種需要奮鬥才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小康之家。山陰汪氏自嘉慶年間入粵以來，政績和著述皆有可觀。他的曾祖父汪炌平定苗瑤叛亂的主要功臣，一面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聖武記》當中佔據了顯赫的地位，作品《史億》流傳至今。他的祖父汪雲是妙高書院的名師，「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為他作傳，稱他深得兩浙士大夫的愛戴：「及卒歸葬，多士送者數十里，有號泣不止者」。
他的父親汪琡是晚期詩界的名家，《省齋先生詩存》代表了他的詩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義寧陳氏(陳寅恪的家族)在其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江西詩派的特徵以文入詩、以哲化詩，極大地拓寬和深化了詩歌的傳統領域，但也把詩歌變成了文人化的遊戲，喪失了原初意義的詩。汪琡企圖跳出「尊唐」和「宗宋」的鬥爭框架，吸取漢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終於在兒子身上實現了。汪兆銘自幼嫻熟陶潛和陸游，感時傷懷，別開生面，一掃明人偽唐詩的空疏做作和清人偽宋詩的生硬晦澀，成長為民國詩界的擎天一柱。陳衍(石遺)稱汪兆銘和胡展堂為「粵東二妙」，「慨當以慷，不作一躲閃語」。
錢鐘書《題某氏集》，其實就是指汪兆銘。錢老為人一向圓滑機巧，這也是其中一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
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
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錢鐘書雖然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但他對汪兆銘的理解卻不及石遺老人原因。原因部分在於性格。陳石遺多少比較接近清末「老新黨」的傳統，習於慷慨悲歌、任俠使氣，模仿明末狂生和東瀛志士的風骨。錢鐘書卻是赫胥黎、蕭伯納的繼承人，以偶像破壞者(傳統信仰的操守的解構者和諷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於錢鐘書是更加專業的批評家，將傳統文論的「唐宋之爭」納入了西方文論的框架，樂此不疲，有進無退。這種框架不幸無法容納「古近之爭」，只好忽略「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問題。「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敏銳地把握了汪兆銘詩歌的沈鬱悲懷和慷慨情懷，卻完全誤解了他的師承。汪兆銘的文人氣太重，學不了詩經楚辭的天真質樸;志士氣太重，學不了郊寒島瘦的慘淡深密。阮嗣宗詠懷、陶淵明任俠的沈雄壯闊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的作品自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被逮口佔》：
啣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對照阮籍的兩首詠懷詩，胸襟格調一脈相承。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徵。鶗鴂發哀音。
素質游商聲。淒愴傷我心。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
《述懷》乃是汪兆銘不世出的傑作，不知為何反而不甚知名：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為，此情何所託。嗟余幼孤露，學殖苦磽確。蓼莪懷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墳塋，身欲棲岩壑。憂患來薄人，其勢疾如撲。一朝出門去，萬里驚寥落。感時積磊塊，頓欲忘疏略。鋒鋩未淬厲，持以試盤錯。蒼茫越關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蠻荒，寒雲蔽窮朔。山川氣淒愴，華採亦銷鑠。愀然不敢顧，俯仰有餘怍。遂令新亭淚，一灑已千斛。回頭望故鄉，中情自惕若。尚憶牽衣時，謬把歸期約。蕭條庭前樹，上有慈烏啄。孤姪襁褓中，視我眸灼灼。兒乎其已喻，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別，剩有夢魂噩。哀哉眾生病，欲救無良藥。歌哭亦徒爾，搔爬苦不著。針砭不見血，痿痺何由作。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漸離不可見，燕市成荒寞。悲風天際來，驚塵暗城郭。萬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恨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擢。大椎飛博浪，比戶十日索。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悠悠檻穽中，師友嗟已邈。我書如我師，對越凜矩矱。昨夜我師言，孺子頗不惡。但有一事劣，昧昧無由覺。如何習靜久，輒爾心躍躍。有如寒潭深，潛虯自騰轢。又如秋飈動，鷙鳥聳以愕。百感紛相乘，至道終隔膜。悚息聞師言，愧汗駭如濯。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哀樂過劇烈，精氣潛摧剝。餘生何足論，魂魄亦已弱。痌瘝耿在抱，涵泳歸衝漠。琅琅讀西銘，清響動寥廓。
這是陶公的心、陶公的口、陶公的敦厚，《和劉柴桑》的自然延續：「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相形之下，蘇軾的《和陶》就顯得太機智，太近代了。
《雜詩》從命題到風格都是陶公的寫照：「海堧多悲風，草木不易蕃。曠土終可惜，結搆成小園。種菜與鋤瓜，閉門學隱淪。古人或有然，此意匪我存。目欲去荒穢，手欲除荊榛。熟雲筋力衰，猶足任斧斤。有蘭生前庭，有菊榮東軒。有豆種南山，有桑植高原。桃李以為華，松柏以為根。秋風不能仇，春風不能恩。豁然披我襟，海天蕩無垠。」
不過，最貼切的對應反倒是陶公《擬古》的第四首：「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建安風骨、晉宋風流滲透了詩人汪兆銘的靈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詞當中，阮步兵和鮑參軍的心仍然透過朱彝尊和陳維菘的筆，頑強地流露自我。下面這三首詞作於他一生的最後階段，意高旨遠，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畢生只寫了這三首詩，只要華夏文化和華夏詩歌的傳統不致滅絕，任何忽略汪兆銘的文學史都會像忽略陶淵明的文學史一樣荒謬和不值一讀。
憶舊游落葉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流連意，奈驚飈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摵摵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虞美人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
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輓作天河一為洗神州。
滿江紅
驀地西風，吹起我亂愁千疊。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夢不堪關塞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猶熱。
煙斂處，鍾山赤;雨過後，秦淮碧。似哀江南賦，淚痕重濕。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從頭，無遺力。
這裡有《詠三良》的磊落胸懷：「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響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也有《高陽台》的一往情深：「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橫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系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遍雕闌，夢遍羅衾。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鐘情怕到相思路，盼長堤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難尋。「詩人對祖國懷著絕望的愛情，看清了自己的命運，仍然做出了庫爾提烏斯的選擇。
錢鐘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屬於業餘搞政治的詩人。他自幼有神童之稱，鄉試輕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舉突然取消，王漁洋、趙甌北的盛名倚馬可待。他改投東京法政大學，同樣以儒雅風流著稱。他似乎天賦超人一等，屬於錢鐘書描寫過的那種人：他們平時懶洋洋不太起勁，稍一動作就把陳寅恪那種勤勤懇懇用功的學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釗這種鬼混度日的社會活動家放在眼裡。他習慣了崇拜者的前呼後擁，並不喜歡政治的煩勞與骯臟。他仗著自幼養成、社會一直認可的自信心，覺得自己天生做什麼都是出類拔萃，覺得屈尊救國是一種自我犧牲，要不然同樣的時間精力不知道能夠寫出多少傑作。
民國清除老悖，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蔣介石、李宗仁如果不從政，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猶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學人，肯定技壓群雄。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這是有客觀依據的。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既無趣又勞累;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希望別人聽了他的高見以後，心悅誠服地鞠躬說：「汪先生的卓見果然高明，我輩定當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則問題，他很快就會喪失興趣。
他畢生從政，不是為「救國」、「救黨」而犧牲自己，就是為袍澤之義或任性賭氣。1910年，他刺攝政王以前，致書胡漢民說：「我今為薪，兄當為釜。」三十年後，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謀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實際上是貴族政治的特徵，在秦政以後越來越少見。儒家一面強調理想士大夫應該是「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無法阻止社會扁平化的趨勢，只有指望修身養性的力量。汪兆銘終生「為愛國而生」，在「吃愛國飯」的民國人物當中非常罕見，因此總是給人留下鶴立雞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懷疑他動機的純潔，也無法勸說他忌憚敵人的毀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並不是在1980年代才開始的，汪兆銘並不是不知道。問題在於他驕傲而自信，覺得任何人只要足夠聰明和愛國，肯定能夠理解他的動機，至於蠢人和壞人，他根本不屑於反駁。
如前所述，辛亥是雞鳴狗盜之徒發跡變泰的大好機會。汪兆銘以刺攝政王的大功，本來不難索取高官厚祿，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凱不願遷都南京，他振振有辭地爭辯。袁世凱不以為忤，反而有意招徠，他也拒絕了。他認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後就要返回自己的軌跡，再次出國留學，直到孫文遇到危難。早期國民黨人大多數都曾在某一個階段背棄孫文，他卻只有在孫文不需要幫助的時候才會離開。他是國民黨內有數的理論家，陪伴孫文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為孫文草擬遺囑、編輯遺稿。他有繼承孫文地位的極好機會，如果願意跟蘇聯人結盟的話，蔣介石和胡漢民都很難跟他競爭。他沒有這麼做，不要不是因為反對蘇聯，而是因為他缺乏耐心和覬覦的決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採取什麼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銘對蘇聯的觀感惡化，是在廣州暴動以後。他在四一二分共以後反對蔣介石，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團結蘇聯，甚至在共產國際試圖奪取兵權以後，仍然滿足於禮送出境，自以為很對得起後者，留下了以後相見的餘地。他和張發奎在廣東組織反蔣聯盟，以為共產黨只是蔣介石的敵人，跟他無冤無仇，因此允許後者自由活動。結果蘇聯領事館赤膊上陣，佔領廣州後大肆屠殺資本家。經此一役，幾乎所有國民黨左派都覺得共產黨不講道義。後來蔣介石推行聯蘇反日的政策，汪兆銘反而變成最堅決的反對者。蔣介石嘲笑他只是因為自己吃過虧，才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自己對所有迷途知返的叛徒一視同仁，無論李宗仁還是朱德。汪兆銘則認為蔣介石愚蠢而自私，為了享受全國領袖的威望，不惜出賣孫文的遺產。蔣介石為了敷衍他(而不是為了忌憚蘇聯)，才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但並不認真執行。汪兆銘覺得蔣介石不可救藥，終於徹底決裂。蔣介石到了抗戰後期，也開始抱怨蘇聯不講道義;到了台灣以後，又開始抱怨國軍遭到全面滲透。其實，這些滲透都是在他自己主持下完成的。
汪兆銘對蘇聯-日本-國民黨三角關係的看法並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當時的知識界普遍持有這種看法。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後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如果退守內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回來。汪兆銘承認他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裡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麼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幹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後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1927年以後的東亞變成了國際體系拒絕保護的地區，猶如今天的敘利亞，自然淪為僭主戰爭的戰場。然而對於中國(和敘利亞)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改朝換代的正常狀況。僅僅因為帝國主義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沒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國狀態。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國民黨沒有這樣的理由，因為北伐就是他們發動的。汪兆銘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恢復條約體系就是說國民政府不該存在，保存國民政府就逃不了國際協調瓦解的後果。他得不到免費午餐，只是出於對國民黨的情懷，不作最後一次救黨努力，心不能安。國民黨是孫文臨終托付給他的孤兒，因此他畢生擺脫不了白帝城情結。如果國民黨一定要自取滅亡，他至少要死在國民黨前面。他知道做革命黨就是要橫死的。遇刺以後子彈無法取出，醫生早已告訴他只能指望十年壽命。他的烈士情結重新燃燒起來，不因歲月而磨滅。烈士的命運就是柴薪的命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他的本分。重慶國民政府對他的毀謗，恰好就是他對大清的毀謗、廣州國民政府對北洋政府的毀謗，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銘覺得和談可以成功，因為日本人佔領內地的動機不比以色列佔領加沙的動機更多。問題在於東北。蔣介石無法奪回東北，又不肯像十九世紀的戰敗國一樣承認失敗，讓東北變成另一個台灣，於是就乞靈於類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手段，依靠違反戰爭規則的襲擊破壞來騷擾日本。日本於是在華北和東北之間建立隔離地帶，猶如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保護加利利的緩衝區，從《塘沽協定》到盧溝橋事變的一系列衝突都是因此而起，並不是日本貪圖貧困而且無法開發的中國內地。中國如果願意恪守停止襲擊騷擾的承諾，日本人根本無需以戰迫和，九一八策劃者石原甚至主張連緩衝區都放棄。然而蔣介石並不像汪兆銘想象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東北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東北，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東北的迅速發展，東北的向心力沒有增加，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東北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後的機會窗口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兆銘這樣的性格，自然不願意活到親眼看到結局來臨的時刻。
下面這幾首詩是明白人為汪兆銘和國民黨所做的悼詞。糊塗人則一如既往地充當犧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犧牲。
陳寅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幺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
錢仲聯
太息孫胡逝，艱危仗一人。
河山終復漢，志業邁椎秦。
神理資籌筆，先幾在徙薪。
雲霄垂萬古，八表共沾巾。
去國霾黃霧，魂歸降玉棺。
身先諸願盡，病為眾生殫。
填海心終切，回天事已難。
山頹我安仰，空有紙刳肝。
拯溺情難恝，甘心積眾誣。
五年憑赤手，百折奠黃圖。
憂國廑深抱，憐才到腐儒。
淮南雞犬感，無路向清都。
葉嘉瑩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
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几年前读他的传记写过小记。。。彼时文笔稚嫩，文白冗杂，诸位见谅】
汪兆铭，字季新，以“精卫“为其笔名， 而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1】。私以为汪精卫之一生可以三阶段分之。其一为热血报国之阶段。当是时，汪先生以文章演讲闻名日本，人称“孙文之臂。而后，其归国行刺摄政王载沣，临行谓人曰：“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及事败被逮，亦慷慨陈词以赴死，所吟之诗，至今传诵【2】。然时肃亲王善耆主审此案，虽囚兆铭，却使其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衣物如常，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兆铭自称“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人为赴死而去，却得善待而不得死，心境几变，推想可知。善耆与其狱中论道，或让汪精卫深感其所为革命党与清廷，非正邪之争，而是政权之斗，汪其后之观念大变，盖始于此【3】。
其二为宁汉政争之阶段。世人皆谓中国近代史乃蒋毛之争，实则不然，国共两党党内之斗，其过程之惨烈，影响之深远，皆不亚于党外。如是，若非蒋之除汪精卫，胡汉明；毛之除王明，张国焘，斗刘少奇，周恩来，今日之中国亦将山河变色，恐远非此刻情状。于蒋毛个人而言，汪精卫，王明之流，亦或为其更为直接之威胁；是故二人亦皆先除党内异己，再谋党外之争。时汪于国民党内，权势远胜于蒋，孙文所托之《国父遗嘱》，亦出自兆铭手笔【4】，至孙文死后，自然跻身国民党党魁之位。然蒋时以军权逼政，挟清党之威，使汪几度下野，难掌大权。汪亦多次负气出走，或所托非效，愈发难于与蒋抗衡。宁汉之争，虽名为蒋反共，而汪“容共”【5】，实则为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争；而后与日本战和之争，亦多为二人权斗，而非“救国理念”之别。盖所谓政治斗争，大抵以权斗为实，即排除异己，自坐江山，却多冠以路线斗争之名，谓之曰“人心公理”，“民族大义”云云。观蒋介石之斗汪精卫，毛泽东之斗王明，斯大林之斗莫洛托夫，其皆所为个人权位，而少谋政党利益，更遑论国家荣辱，民族大义。而蒋之胜汪，毛之胜王，斯大林之除“托派”，皆为更铁腕，更不关心国家民族利益者获得胜利；是所谓政治斗争，往往让英雄垂暮，竖子成名，令人唏嘘。
其三为投日建政之阶段。所谓汪之投日，既有所谓政治上的走投无路，亦可谓不得以而为之。时中日相持，蒋理军务，而汪赴和谈。卢沟桥事变(日稱 華北事變)之后， 汪率队前往越南与日和谈，蒋亦默许。然时值日主和首相近卫文麿下野，军部主战派东条英机上台，以致和谈破裂。蒋随即趁汪离京，开除汪之党籍，并于派人于河内截杀汪代表团之成员，逼使汪投往日本。如上所言，汪之投日，为政争情势所迫，而非理念价值之别。汪于南京建政后，亦多有慨叹，尝谓其妻陈璧君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诚然，其亦深信所谓“曲线救国“之道：“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其主要论点为1）中国无力与日一战；2）其所组之南京政权可以最大程度保障日占区民众的利益；3）如果蒋抗战获胜，则可以名正言顺驱逐日寇；如若不能，汪之政权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中国人民。 然吾观之，纵使汪先生果真对日虚与委蛇，以其巨大的名望，仍极大的瓦解了抗日救国的民心，于此而言，“汉奸”之名也不过分。不过，至于此举是非究竟功过，就只可留等后人公断了。
【总的来说他的一生可以总结出两个道理，一是理想总会背现实带跑偏；二是乱世之中，秀才斗不过流氓】
【1】 此一用法在民国人物中并不鲜见，即不称人名，字，反以别号冠之。如孙文 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明德、载之，号逸仙、日新。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乃称孙中山。
【2】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于狱中
【3】“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
【4】 闻今日台湾立法院开议之前，仍每先诵读《国父遗嘱》，不知其出自“大汉奸”汪兆铭之手笔欤。盖人物臧否，卒难有定论，而文采章华，却可流芳百世。
【5】 实际上汪精卫出走武汉不久，即提出“分共”策略，并未与共党真正合作。以其所学所述，亦非认同中共理念之人。
汪兆铭，字季新，以“精卫“为其笔名， 而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1】。私以为汪精卫之一生可以三阶段分之。其一为热血报国之阶段。当是时，汪先生以文章演讲闻名日本，人称“孙文之臂。而后，其归国行刺摄政王载沣，临行谓人曰：“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及事败被逮，亦慷慨陈词以赴死，所吟之诗，至今传诵【2】。然时肃亲王善耆主审此案，虽囚兆铭，却使其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衣物如常，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兆铭自称“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人为赴死而去，却得善待而不得死，心境几变，推想可知。善耆与其狱中论道，或让汪精卫深感其所为革命党与清廷，非正邪之争，而是政权之斗，汪其后之观念大变，盖始于此【3】。
其二为宁汉政争之阶段。世人皆谓中国近代史乃蒋毛之争，实则不然，国共两党党内之斗，其过程之惨烈，影响之深远，皆不亚于党外。如是，若非蒋之除汪精卫，胡汉明；毛之除王明，张国焘，斗刘少奇，周恩来，今日之中国亦将山河变色，恐远非此刻情状。于蒋毛个人而言，汪精卫，王明之流，亦或为其更为直接之威胁；是故二人亦皆先除党内异己，再谋党外之争。时汪于国民党内，权势远胜于蒋，孙文所托之《国父遗嘱》，亦出自兆铭手笔【4】，至孙文死后，自然跻身国民党党魁之位。然蒋时以军权逼政，挟清党之威，使汪几度下野，难掌大权。汪亦多次负气出走，或所托非效，愈发难于与蒋抗衡。宁汉之争，虽名为蒋反共，而汪“容共”【5】，实则为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争；而后与日本战和之争，亦多为二人权斗，而非“救国理念”之别。盖所谓政治斗争，大抵以权斗为实，即排除异己，自坐江山，却多冠以路线斗争之名，谓之曰“人心公理”，“民族大义”云云。观蒋介石之斗汪精卫，毛泽东之斗王明，斯大林之斗莫洛托夫，其皆所为个人权位，而少谋政党利益，更遑论国家荣辱，民族大义。而蒋之胜汪，毛之胜王，斯大林之除“托派”，皆为更铁腕，更不关心国家民族利益者获得胜利；是所谓政治斗争，往往让英雄垂暮，竖子成名，令人唏嘘。
其三为投日建政之阶段。所谓汪之投日，既有所谓政治上的走投无路，亦可谓不得以而为之。时中日相持，蒋理军务，而汪赴和谈。卢沟桥事变(日稱 華北事變)之后， 汪率队前往越南与日和谈，蒋亦默许。然时值日主和首相近卫文麿下野，军部主战派东条英机上台，以致和谈破裂。蒋随即趁汪离京，开除汪之党籍，并于派人于河内截杀汪代表团之成员，逼使汪投往日本。如上所言，汪之投日，为政争情势所迫，而非理念价值之别。汪于南京建政后，亦多有慨叹，尝谓其妻陈璧君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诚然，其亦深信所谓“曲线救国“之道：“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其主要论点为1）中国无力与日一战；2）其所组之南京政权可以最大程度保障日占区民众的利益；3）如果蒋抗战获胜，则可以名正言顺驱逐日寇；如若不能，汪之政权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中国人民。 然吾观之，纵使汪先生果真对日虚与委蛇，以其巨大的名望，仍极大的瓦解了抗日救国的民心，于此而言，“汉奸”之名也不过分。不过，至于此举是非究竟功过，就只可留等后人公断了。
【总的来说他的一生可以总结出两个道理，一是理想总会背现实带跑偏；二是乱世之中，秀才斗不过流氓】
【1】 此一用法在民国人物中并不鲜见，即不称人名，字，反以别号冠之。如孙文 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明德、载之，号逸仙、日新。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乃称孙中山。
【2】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于狱中
【3】“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
【4】 闻今日台湾立法院开议之前，仍每先诵读《国父遗嘱》，不知其出自“大汉奸”汪兆铭之手笔欤。盖人物臧否，卒难有定论，而文采章华，却可流芳百世。
【5】 实际上汪精卫出走武汉不久，即提出“分共”策略，并未与共党真正合作。以其所学所述，亦非认同中共理念之人。
汪精衛政府的獨立度還是很高的，他投靠日本導致了日本統治體系下中國佔領區的較高自治權。
據所知，汪精衛對淪陷區還是有許多德政的，二號人物投日也是日本的一個負擔，因為汪精衛並非走投無路且有一定威望。所以也算押寶吧
據所知，汪精衛對淪陷區還是有許多德政的，二號人物投日也是日本的一個負擔，因為汪精衛並非走投無路且有一定威望。所以也算押寶吧
華夏史學哲學，大半亦在詩中，讀史可詳事理而未必知其心，讀詩可兼明情理。諸君講史實已頗詳，今不妨從文學入手，講他病重垂死、日本敗勢已現時作的絕筆，從中可看出他的心情與自評來。
汪精衛遺詩
心宇將滅萬事休
天涯無處不怨尤
縱有先輩嚐炎涼
諒無後人續春秋
大意：
意識將滅 萬事成空，
天涯海角 處處怨愁。
雖有先輩 嚐盡炎涼，
諒無後人 明斷是非。
諒是應該、大概的意思，又帶有惋惜、無奈。續春秋既是明斷是非，也是明白古人用心、沉冤昭雪、彰義懲奸、昭示天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後事的。以此詩為其一生評價，似亦公允。
順帶一提，亂世為政，始終殘酷，汪氏政府改善了不少平民的生活，也殺了很多排日義士，可參民國名醫陳存仁的回憶：
https://www.pincong.rocks/article/5077
謹白
諒是應該、大概的意思，又帶有惋惜、無奈。續春秋既是明斷是非，也是明白古人用心、沉冤昭雪、彰義懲奸、昭示天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後事的。以此詩為其一生評價，似亦公允。
順帶一提，亂世為政，始終殘酷，汪氏政府改善了不少平民的生活，也殺了很多排日義士，可參民國名醫陳存仁的回憶：
https://www.pincong.rocks/article/5077
謹白
虽然蒋和毛都是独裁者，但汪更是一个拥抱外部军国主义的恶贼加蠢贼。
好比一个不入流的台湾政客日本政客，对内试图用威权统治人民，对外舔中国大陆的纳菟小粉红。
现在小粉红那一套理论本质上就是军国主义恶臭思想，潜意识把日本台湾当敌人，骨子里蔑视日本人台湾人。
小粉红和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是所有热爱自由民主和平的人类之公敌，汪精卫之流的罪恶和愚蠢注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好比一个不入流的台湾政客日本政客，对内试图用威权统治人民，对外舔中国大陆的纳菟小粉红。
现在小粉红那一套理论本质上就是军国主义恶臭思想，潜意识把日本台湾当敌人，骨子里蔑视日本人台湾人。
小粉红和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是所有热爱自由民主和平的人类之公敌，汪精卫之流的罪恶和愚蠢注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研究不多，就引陳寅恪輓汪精衛的詩以供參考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地點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地點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别的不说，我只问他汪精卫怎么和76号特工组织撇清关系？怎么和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一系列谋杀暗杀绑架行动撇清关系？
统治后期完全跟着日本的指挥棒起舞，粮谷出荷，金属献纳可是一样没少过。
统治后期完全跟着日本的指挥棒起舞，粮谷出荷，金属献纳可是一样没少过。
独自以身犯险，秉着曲线救国的美好理想，在表面上跟日本达成了友好关系，极力保护伪政府底下的民众，没有积极破坏抗战力量也没有去招降国民党的好友。但是汪本身就有很高的名望和威望，使抗日局势更加混乱，同时他对蒋的怨恨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