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享】汉字简化的曲折过程与历史教训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LR-EUkSwpLHmM0sjVoYWtA
作者:严汣霖

笔者注:如果你对过程不感兴趣,或者对过程已经熟悉的话,请直接拉到下面看历史教训部分。


汉字简化的曲折往事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

(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

“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
  • (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
  • (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


关于“汉字简化”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

“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

(二)问题多多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简体字700个。该稿送审后,反馈回来的指示是:

“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文改会依据“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指示精神进行修改,但在具体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审后被驳回,理由是简化字数量太少——第一稿送审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第二稿只剩338个,被驳回也是情理中事。随后,文改会又通过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等手段,拟出了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

第三稿引起了社会各行业的普遍反对。对印刷部门而言,第三稿意味着他们需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全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

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对外公开。今天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试举几例:
  • (1)文改会曾定下不造新字的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比如,“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新字“(目了)”(左目右了)。
  • (2)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比如,“足迹”的“迹”,本该选用本体字“跡”,仅因“迹”字笔画略少,就弃“跡”不用。
  • (3)1500个常用字(以教育部当年所公布者为准),《草案》只简化了335个,这335个简化字,只占到《草案》简体字总数的22%。也就是说,《草案》中78%的简体字,并非常用字。由此可见其工作重心,已严重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衷。


(三)问题多多的《汉字简化方案》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该《方案》有两个问题:
  • (1)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
  • (2)收录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仓、齿、块、伞等,均是以前并不存在的新字。

这两类简体字,占到了《方案》简体字总量的31%。它们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两大不便:
  • (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语文教学遭遇了巨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将“搶”简化成“抢”,于是,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简体字“仓”,旧有的繁体字“倉”也不能丢,既增加了学习负担,也显出“倉”字的简化毫无意义。
  • (2)《方案》带动了民间自由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人们不清楚哪些是国家公布的简体字,哪些不是。”

为了纠正这种不便与混乱,1964年又编制了一份新的《简化字总表》。但《总表》却又带来了新的混乱。

比如,《总表》将“寧”简化成“宁”;但“宁”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读“zhu”,意指储藏财务的器具。为了区分,《总表》就生造了一个“宀一”(上宀下一),将“貯存”变成“贮存”;“佇立”变成“伫立”……
这种臆造词,有两大坏处:
  • (1)增加了民众识字的难度,在当时,只有亲手造它的专家能认得;
  • (2)破坏了汉字固有的体系,经此一番折腾,“贮”、“伫”等字,均已丧失了会意的功能。

再如,復、複、覆三个字,被《总表》一律简化成“复”,结果导致使用者无法区分“复国”一词,到底是指“复兴国家”,还是“倾覆国家”。为解决问题,《总表》只好在给不出任何道理的情况下,强行打补丁注解道:
“答覆、反覆的覆简化作复,覆盖、颠覆仍用覆。”

如此简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增加了文字的辨析难度,相当于给使用者设下了陷阱——再后来,这类因汉字简化而出现的陷阱,果然成了让无数学子头疼的“高考语文知识点”。

(四)昙花一现的“二简字”

《简化字总表》并不是汉字简化史的终点。1977年底,“二简字”横空出世。

所谓“二简字”,即《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推出的新简体字(《简化字总表》则称“一简字”)。新方案将590个一简字,再度简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从一简字到二简字,平均每字笔画从13.1笔降低到6.9笔。

与一简字相同,二简字也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早在1960年,一简字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已有指示要求:

“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个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改会恢复运作,开始尝试从大字报中“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5年,文改会整理出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审阅,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为什么(只)简化这么一点?”

与一简字不同,二简字主要是人为硬造,为简化而简化。推出之后,即遭到了学界一致的批评,讥讽其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1978年,内部通知要求教科书和报刊图书暂停使用二简字。但二简字的命运,与“汉字拼音化”捆绑在一起,定性上是后者的“过渡”,故虽有“暂停使用”的内部通知,二简字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85年,汉字拼音化被彻底放弃,“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随后,1986年,二简字《草案》被废止。但二简字仍在民众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印记,比如,户籍系统中“萧”姓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已难更改。同年,国家语委重新下发《简化字总表》,只在1964年《总表》的基础上调整了6个字。

汉字简化,至此遂告一段落。







三点很遗憾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汉字简化,有三点历史教训需要检讨。

(一)简化前,未确定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

全盘梳理,通过清查汉字的使用频率,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进行汉字简化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做好了这个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汉字亟需简化,哪些汉字没有必要改动;才能进一步有规律、有体系地进行简化。

遗憾的是,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受非学术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汉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汉字被大量简化的怪事。

很多常用汉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又都被简化(括号内是这些字的简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简化工作没有办法按照统一原则去处理。

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筛选出通用汉字的范围,会直接导致部分常用汉字被按甲种原则简化处理,另一部分常用汉字却没有得到处理,或者被按照乙种原则处理,进而造成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

比如:

(1)溝、構、購,按照“冓→勾”原则,被简化成沟、构、购。
(2)講,却另采“冓→井”原则,被简化成了讲。
(3)媾、篝等字,又完全不简化。

原本同属“冓”旁系列的这些汉字,简化后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了套。

(二)实施简化时,不重视类推原则

简体汉字,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将相同的繁体偏旁,一律替换为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早已出现的“约定俗成字”,这种办法往往会突破汉字的体例,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受“群众路线”影响,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高度重视后者(70年代的“二简字”,曾直接号召全民参与造字),类推简化的地位非常边缘——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已在全国范围流行的“约定俗成字”,并非不能用做简化字。但尽量不破坏文字的内在系统,是汉字简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面积采用“约定俗称自”、排斥类推简化的结果,是汉字的内在系统受到破坏,体例上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比如,很多汉字拥有相同的繁体部件,这些繁体部件,本可按照类推原则,用同一种简体部件替代。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去做,为了迁就各种地域性的民间书写习惯,原本相同的繁体部件,反被替换成了多种多样的简体部件。

试举几例:

(1)繁体部件“昜”,本可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昜”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楊→杨、陽→阳、傷→伤。

(2)繁体部件“登”,本也可以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登”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證→证、鄧→邓、燈→灯。另有一些字,繁体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简化(鐙→镫)。

(3)繁体字“盧”被简化成了卢,按照类推原则,瀘→泸、顱→颅,这种操作本来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爐和驢,却又被简化成了炉和驴。

(4)憶和億,已经按照类推原则,简化成了忆和亿,剩下的臆和噫,当年的学者们却又不简化了。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汉字固有的逻辑体例,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三)汉字简化应该重视学术意见

首先应该承认,不可能存在面面俱到——既不造新字、也能最大限度减少笔划、同时还完全不破坏汉字固有的造字体系——的完美简化方案。但上述种种弊端,仍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出现这些弊端,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汉字简化的初始目的,并非是规范字形,而是被定性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这给参与简化工作的学者造成了一种“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的普遍心态。

再如,汉字简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非学术意见的干扰。针对1952年《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指示,即未必妥当,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了汉字的演进规律,但却得到了很深的贯彻。

一种成熟的文字,会同时追求“书写的便利”与“表意的准确”。具体到汉字,前者表现在形体的简化,自唐宋而下,汉字在使用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后者表现为汉字数量的增加,比如,当“云”字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会另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以区别于“孔子云”的“云”。强行将水汽结合体之“雲”,与孔子云之“云”,一概简化为“云”,很容易造成词义上的困扰。

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谈及“子云笔札君卿舌”,曾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是很难被理解错的。

大规模的“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给汉语“表意的准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比如,面和麵(麺),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指脸部、脸面;后者指粮食磨成的粉。古人读《水浒传》,读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一段,可以很准确地知道,所谓“烧了面汤”,是指烧洗脸水;但今人来读,就很有可能把“烧了面汤”错解成煮面汤来吃。

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强行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

说起“適”,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拥有繁体部件“啇”,適→适,“適”被合并到了“适”里,“摘”字却原封不动,没有简化。这种体例混乱,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比比皆是。

学者周策纵曾批评过汉字简化的随意性。他提出了三点应该遵循的简化原则,很值得今人反思:

(1)当下流行的常用字,不适合用作其它字的简体字,否则简转繁时,容易混乱。“里”和“裡”就是一个典型。

(2)古字长期用作特定含义者,也不适合拿来做其它字的简体字。比如,“后”字早期指帝王(后土)、再演变指帝王之妻(后妃),就不应该再拿来做“後”的简体字,因为“先后”未必等同于“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后”。

(3)一个字不适宜同时充当多个字的简体字。比如,“发”同时作为“發”“髮”的简体字,曾导致全中国到处都是“理發店”,周策纵参观伪满皇宫时发现,溥仪的“理髮室”也曾被写成“理發室”。给“髮”另外安排一个简体字,并非难事。再如,“干”同时作为“乾”和“幹”的简体字,也很有问题,且不论“天乾”和“天干”的含义难以区分,“干”字变成多音字和多义词,也没有简省使用者的学习成本,相反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指出汉字简化存在的上述种种缺陷,并不是要否定“汉字简化”,也不是主张恢复使用繁体字——汉字简化是汉语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是想说:

语言文字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须慎之又慎,缺陷一旦造成,往往很难有弥补的机会。

回顾前人造成的缺陷、梳理过往留下的教训,是为了以后不再造成类似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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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9-12-11

2 个评论

漢字作為中華文化遺毒的最佳媒介就應該變成像拉丁文一樣的死語言,僅供考古研究之用
為了東亞大陸居民世世代代的福祉著想,未來的執政者應當全盤西化,使用英文之類的國際語言,或者因地制宜,根據當地方言創造新的字母語言才是一勞永逸、永絕後患的方法

語言的自發秩序:

根本沒有什麼漢語,只有方塊字速記的各國語言。一個速記符號,對應不止一個音節。由於古典時代類似假名的音讀口訣三世,已經不可能還原為口語了。台語是羅馬字拼寫的台灣白話字,英語是拉丁字拼寫的日耳曼白話字。最初的台英辭典是十九世紀末傳教士編的,比任何漢英辭典都早得多,五四運動的時候,台英辭典和台日辭典已經有幾十種了。國民黨為了壓制台語聖經,聲稱會編一部漢台對照版,結果什麼都沒有編出來。中國是假國,漢族是假民族,體現在每一個細節裡。

民族語言就是低俗和鄉土的意思,德語和英語在拉丁語面前也是鄉土方言。所以培根寫正經文章用拉丁語,消閒才用英語。如果羅馬天主教的拉丁語知識份子和啟蒙主義的法語知識份子勝利,就既不會有民族也不會有民主。民族和民主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側面,意思就是講方言土語的草根自己行使統治權和發言權。如果英國德國永遠由拉丁語羅馬帝國統治,會有民主嗎?用腳趾頭想想,也能明白。民族和民主都是解體的產物,白話文或民族語言是自發秩序在文化方面的體現,自由民主是自發秩序在政治方面的體現,上帝命令野草在割草機銹蝕的鐵片之間生長。

白話優於雅言的意思就是要自發秩序,不要人為設計,否則為什麼不用法語統一,代替拉丁語統一?傳教士為越南台灣閩粵吳越各國紀錄語言和翻譯聖經的白話字,才是馬丁路德的德語。五四知識份子的白話文是冒牌貨,不僅時間比台語晚兩代人,而且同樣必須消滅自發秩序,用科舉和公文推廣,內容單調貧乏,只能講官話,沒有私人生活的詞彙,可以說是語言文字的國家計委。

政治上的民族發明,是整體自發秩序的一部分。日本產生假名,滿韓引用維吾爾字母,都是自發秩序物滿則溢的外在表現。

你在英國推行拉丁字母,得到的是英語,在丹麥推行拉丁字母,得到的就不是英語。台語是傳教士在台灣推行羅馬字的結果,不是強迫教育的結果,字母是一個架子,架子上的藤蘿是土地裡面自己長的。漢文是一個盆景,盆景是外面買來的,跟土地沒有關係,即使只有盆景,土地自己產生的假名也會把盆景當架子用。

語言學管這種關係叫高語和低語,類似大傳統和小傳統、雅言和俗語、文言和白話。高語和低語的關係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德語在拉丁語面前是俗語,在愛沙尼亞語面前是雅言。英語在拉丁語面前是俗語,在加勒比語和他加祿語面前是雅言。語言和市場經濟一樣屬於不斷分支生長的自發秩序,生物學稱之為克雷德。方塊字這樣不能分支的純書面複製文字,屬於生物學意義的克隆。克隆生物是極少數,計劃經濟是失敗者,道理相同。克雷德的信息量是指數增長的,基因多樣性註定會淹沒單性繁殖的克隆體。

拾荒者的文字口袋:

晉語本來就是伊朗語的模糊翻譯,正如漢語其實是印歐和突厥各語言的速寫簡化紀錄。如果不用像日語一樣添用字母或索性改用字母,大部分信息都沒有辦法寫成書面形式。簡化猶可,模糊殺我。如果你用家庭主婦的廚房秤和尺子去做實驗,傻瓜憑游標卡尺就能讓你永遠達不到最精最高的幾層。

方塊字沒有神學、哲學、科學,只有實用技術和文學修辭,跟文字的最小單位精確度很有關係。南亞人在世界文明的地位高於東亞,跟印歐語言和哲學數學的特殊關係分不開。柏拉圖和康德如果用方塊字,是什麼都寫不出的。

漢字適合文學比喻和政治宣傳,也就是說說擅長抒情和胡攪蠻纏。漢字使用者是全人類最不講理的,比同為commie的俄國人差得多,比從小就用英語學數學的巴基斯坦人和馬來西亞人也差得多,窩老人家就算是漢字使用者當中最講理的了,定義和推理都比胡適余英時他們細密得多,但還是離開比喻就沒法解釋,根本不能跟斯賓諾莎霍布斯那種西塞羅和歐幾里得式的自動計算機相比。

日語現在有幾個漢字?除非專看古典文學,梁啟超那時可以筆談,現在就完全行不通了,一百年的自然演化就這麼大,只要不用政策強制,使用者為日常方便,用外來語字母或自己發明的符號填補方塊字表達不了的內容,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

漢字只是秩序窪地的拾荒者在不同時期,從不同上游文明垃圾桶裡撿來的破爛,存在窪地底部的乞食袋裡,內容全是上游文明在古代淘汰的東西。這事不同時懂歷史和考古的人,一般不會知道,這個效果就是中國主義者的政治手段,實際上從反方面找一個沒有西亞來源的地名人名都非常困難,例如延安是匈奴語的翻譯,成都的成和昆明也是內亞語言,近代的名詞衛生之類,大多數都是日本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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