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習近平為何迫害基督教?

習近平為何迫害基督教?
 
余杰 / 2015年9月7日
 
習近平上任之初,一些在華人教會中相當活躍的人物如梁燕城、趙曉等,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實際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薦充當習近平的御用宗教政策顧問。誰知,習近平執政一年多之後,浙江就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很多觀察家對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級官僚的邏輯是「維穩為第一要務」,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陞官發財」,而基督教畢竟不像新疆的伊斯蘭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那樣,與分離主義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當局通常不會主動拿基督教開刀。那麼,作為封疆大吏的夏寶龍(編按: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為何大動干戈地拆毀教堂、毆打信徒?這究竟出於怎樣一種執政思維?
熟悉浙江政壇的消息人士認為:浙江大範圍的迫害基督教運動,是夏寶龍迎合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取向、向其表達政治忠誠並為自己的仕途發展鋪路。二○一五年五月,中共召開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發表講話,論及宗教政策時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夏寶龍敏銳地捕捉到此信號,對浙江基督教的打擊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對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寶龍曾與習近平共事過,被習近平視為「習家軍」的當然成員。如果夏寶龍打擊基督教大獲成功,就擁有了一張價值連城的投名狀,極有可能被提拔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那麼,基督教成為其仕途飛黃騰達之犧牲品或墊腳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輪的宗教迫害選擇從浙江和溫州下手,跟當地基督教快速復興的勢態有關。香港學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會的新招:浙江省的「強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歷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於一八六六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聲稱是「全球最大華人教會」。無論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基督宗教在浙江城鄉有強大影響力,溫州更因為信徒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樹大招風,浙江教會邊成為習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試點」。

再者,浙江省是習近平曾主政之地,習近平在浙江安插了大量心腹,要動手比較容易。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順的三自教會,甚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門的地方幹部,有利習派人物清除政敵、統一政令。以溫州市為例,市委書記陳一新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的助手。在習近平最親近的十一個幕僚中,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浙江省長李強等六個人是其在浙江時的舊部,可見習近平與浙江關係之深厚。所以,浙江的地方官員一定要將浙江變得更加符合習近平的「審美趣味」。

然而,從法理上而論,浙江當局的「三改一拆」運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運動」,跟習近平標榜的「全面依法治國」背道而馳。該行動的法理依據《浙江省違法建築處置規定》並沒有經浙江省人大審議通過,同時並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向受影響者(包括三自教會)「徵求意見」。安德烈認為:「這種強硬而妄顧法治的打壓手段,充斥著習近平派系的風格。」

針對十架目標明確

那麼,已經四面樹敵、八方開戰的習近平,為甚麼突然掀起宗教迫害運動呢?

第一個原因,習近平缺乏安全感,敵視公民社會,將迅猛發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潛在的威脅,遂決定先下手為強。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與共產黨員的人數接近,基督教成為在共產黨控制之外的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據《紐約時報》報道,一份政府內部檔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眾影響戰略的一部份。這份浙江省政府檔聲稱,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線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文件寫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從屋頂移到建築立面上來」。可見,當局目標明確、計劃周密,絕非一時興起、誤傷無辜。

第二原因,習近平上臺的時候,中共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習近平到中國的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中尋求支援,將佛教、儒家、法家等「拿來」為我所用。與此同時,他發現基督教難以成為「馴服工具」。基督教來自西方,而在毛時代形成其精神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習近平,對來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懼,他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反西方。就連股市崩潰都要拉來「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作替罪羊,習近平當然不會認為基督教是可以馴化的。實際上,基督教確實與極權主義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個人不能奴役另一個人,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剝奪。既然基督教不能與共產專制制度「和諧並存」,習近平就不能容忍基督教與之爭奪民心,辣手打壓遂勢在必行,甚至連已經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會也要一併清除。

第三個原因,習近平要向毛澤東學習,不僅奴役十三億民眾的身體,更要控制十三億民眾的心靈。中國古代的皇帝從未將「政統」與「道統」統一於一身,皇帝在大部份時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統」的闡釋權。而近代以來的中國獨裁者中,惟一成功地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具備君王與祭司雙重身份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的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出現「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說法,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組「尊號」。這「四頂帽子」也是習近平最為期待的歷史定位。
歷史學家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爛熟於心,他一眼就看穿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時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國通過共產黨搞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一代代相傳。當然不會純粹是紅二代專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權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習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澤東第二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個最新趨向。」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辦法是使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但是,這種信念所固有的殘忍、專橫、暴虐和兇惡從來沒有如此有力地表現出來。」他迷戀個人崇拜、迷戀閱兵儀式,要享受萬名跪拜、萬國來朝的快感。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不擇手段地打壓基督教了:他不僅要當皇帝,還要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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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评论

fakkuass 新注册用户
其实基督教可以与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兼容,前提是有对神的信仰,中共引入的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那势必会把人抬高到神的位置,导致党的领袖变成“弥赛亚”,使党的组织变成“教会”,使敌对的阶级变成审判的对象,而审判的权力不再是神的,而是党的了,这种无神的共产主义才是将世界变成地狱的根本原因。
以色列同样具有共产主义的公社,但凭着对神的信仰,这样的公社不会变成极权主义的地狱。
马克思作为犹太人,他的共产理论其实也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同样是神的启示,只是他过于自大,认为人类不需要神来实现这种“乌托邦”,而仅凭人类自己。
这才是他的理论荒谬的地方。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有神的就是良性的,无神的,必然败坏。
前者变成赛博朋克,后者变成1984
这全看有没有对神的信仰。
他不是迫害基督教,他是迫害任何宗教,因为宗教会威胁到他的统治。
看看伊斯兰教,看看新疆、宁夏被搞成什么样了?直接关集中营进行劳教,美其名曰职业技能教育。
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清洗,全部只学汉语,把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全部抹杀,最后全部成为共产党的没有思想的奴隶,任他们宰割、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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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迎來了大瘟疫,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些都要應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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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凸=黄俄=慈禧
夏保龙=山东老干部=包衣
浙江教民=拜上帝教
除掉上帝教,赏赐黄马褂一件,入了旗以后就是自己人生死与共叻,反之任上帝教做大的必是养不熟的汉臣,等我大清丸后想投靠西方敌对势力的两面人叻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共产党禁止任何民众自治和集会,基本有也得在党的指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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