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地方中央相互甩锅模式拉开了中共亡党的序幕

“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

昨晚，白岩松连线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当被问及最近一段时间，以一种什么心态在工作时，马书记如上回答。

面对或将扩散的疫情，马书记的态度和决断多少有些“保守”，他表示自己没有早做决断，因而贻误了时机。

无独有偶，近日，新京报因那篇引发公众热议的论文，采访中国疾控中心（CDC）的副主任冯子健时，他坦诚，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CDC是 “保守的”“谨慎的”。
“保守”成了武汉市和CDC在面对疫情时，共同选择的应对态度，这是为何？

这其实不难理解，保守自然是出于谨慎，谨慎则是为了不出错。针对或能引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疫情控制问题，谨慎行事，遇到问题及时上报，程序正当，也是正常举措。

因此，中国疾控中心发现病例，研究病患情况，确定能不能“人传人”，进行保守地学术性评估、判断，继而根据实时的研究、调查结果，通过层层上报，然后行政部门根据相关报告作出决策，加以管控。这些合乎程序，本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据冯子健介绍，CDC相关数据的上报层级很多，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而且，传染病直报系统也并未启动。

问题就在于，这种层层上报，或者获得上级授权走正当程序，有可能就会错过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

马国强在昨晚的连线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称“12、13号，测温的那天，是否可以采取像23号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出行”“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外、输出到了国内”。
1月12、13号，春运刚开启，武汉市若能当机立断，无疑能大大降低管控疫情的难度。但是，时机已经错过，这才酿成了今日苦果。

实际上，层层上报、以求获得上级授权后再有所行动，是一种程序正确，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风险和责任的转移。
这种事事需要获得上级授权、走程序通报的行为，表面上是一种“保守”、“常规操作”，但这可能也是处在积极担当、主动
负责的“背面”。

此前，湖北红十字会在回应为何给仁爱医院分配如此多的口罩时，声称分配权不在我们这里。这种回应，很难让公众释疑，反而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避责。

实际上，与避责、保守的态度和做法相对，勇于担当、敢于任事才是应对这一非常时期、突发事件的“程序正当”。

在应对突发事件、有重大危机的公共事件时，如果还一味地想要通过走程序，通过上报、申请指示来做出具体行动。这很可能会贻误时机，进而误了大局。

事实上，钟南山院士说出“人传人”前，武汉市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马国强表示“到了1月12日、13日”“随着病例增加，特别是泰国曝出了第一例从武汉去的旅游的人，我们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的措施。”

只是，这些举措，相对于严峻的疫情传播形势，显得有些“温和”了。

现在看来，无论中国疾控中心抑或是武汉有关方面，或都因为持保守态度，追求所谓“程序”正当和结果无误，而贻误了最好时机。

这最终的结果，也对今后防疫做了警示：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大规模传染病，在苗头初现时，就得做好最坏预设，不能失去应有的警觉和危机意识去“保守”行事，在面对危机时，更要有勇于担当的意识与气魄。

眼下我们在举全国之力对抗这场疫情，相信“抗疫成功”也会是对全国上下抗疫努力的回应。希望在接下来的战“疫”中，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勇担当，敢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