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的起源及影响

说到一带一路的起源，恐怕很多人是想不到的。其起源，是要追述到中共的腐败上面去的。
    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由于其中的弯弯绕比较多，讲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本文比较长。
    先说说中共的腐败问题。这里举两个例子。
    某中共政府机构要搞一个小项目，任务下达到某研究所。而那个研究所把这个小项目又转包给了某私营企业。
    看起来好象没问题，但实际问题很大：该项目的预算是16万元，但到了那家私企手中的时候，就只剩5万元了！
    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就在于层层拨款上面。我推测，那个机构向研究所拨款的时候，就已经吃了回扣，比如16万变10万，吃了6万。而研究所又吃了5万的回扣，所以到那家私企手中的时候就只剩5万。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现象，我这里就讲一个常识，是关于中共的。
    如果中共的某机构打算全额给钱，那么一定是通过银行，“直接”划拨款项的，而不会进行层层拨款。比如军饷，比如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因为银行是有转帐记录的。
    反之，一旦款项拨付中出现层层拨款的现象，那就表明必然有“猫腻”。
    层层拨款当然也可以通过银行，但一定是要先转到其他帐户或取出来，然后再进行划拨的。这多一道手续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回扣。
    讲完常识，我们再回到那个小项目。
    由于16万变5万，这个项目后来黄了。原因也不难理解，金费只有那么一点点，私企还要赢利，那么就只能使劲压缩成本。使劲压缩成本的结果，就很难保证质量。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最后自然是黄了。
    可能有人要说，那个政府机构，还有那个研究所，这下子岂不是没法交代了？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这在中共内部根本就是常态，大家都习惯了。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重新立项让研究所做。研究所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另外再找一家私企。重新搞一遍就成了。
    当然，这第二次估计是要收敛一点了。毕竟，第一次不怕失败，“交学费”嘛，可以使劲捞。要是第二次再失败，难道又“交学费”？这就不好交代了。
    拿某官员的话来说，就是“捞钱可以，但不要太过分了！”
    当然，不要以为第二次就没人从中捞钱了，照样在捞，只是好点而已。
    然后，我要讲的第二个例子则涉及当年闹的很厉害的强拆。事情发生在成都市下属的县级市，邛崃市。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地质勘探。有勘探队在邛崃市下属的道佐乡发现了大型钾盐矿。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却为当地农民招来了灾。
    当时的市委书记是高志坚，具传跟周永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周永康曾经是四川省委书记，2007年当上了长老（政治局常委）。而打算包下钾盐矿的，就是周永康的侄子的企业。后台很明显。
    不知道是要讨好周永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高志坚使劲压缩农民的赔偿款：农田当然是按照农田的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的。但很不正常的是，甚至连房屋中间的庭院（院坝），依然也是这个标准。
    庭院当农田进行赔偿，农民兄弟们当然是很不满的。但想想中共的红色恐怖，大家也只能忍了。
    所以，大家就眼巴巴望着房子的赔偿。而实际赔偿标准是每平方米1620元。
    农田和庭院都只算是农田，然后房子是每平方米1620元，可想而知赔偿总金额是如何的低了。
    但请不要忘记，中共有一个特产，叫做“土地财政”。于是，“层层拨款”就粉墨登场了。
    周永康的侄子的企业给的是每平方米1620元。然后，邛崃市拨款到道佐乡，就只有每平方米530元了。而道佐乡再拨款到农民手中，就只剩下每平方米350元！
    虽然邛崃市政府意图隐瞒消息，但政府里面主要还是当地人，这消息自然是瞒不住的。道佐乡农民群情激愤！
    但这还没完。
    失去土地和家园之后，农民们还需要安置。而安置地点却彻底引爆了民愤。
    安置地点我本人没有去过，但有好事者特意跑去看过。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非常潮湿不说，还有很厚的淤泥。不能直接建房，而需要打很深的地基！
    为什么高志坚要那么做呢？因为好地方高书记要拿来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自然，农民就只能住破地方。那块淤泥地没人要，正好安置农民！
    群情激愤下，道佐乡农民组织起来，誓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但鉴于直接对抗政府风险很大，所以几个组织者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让女人们出面对付拆迁队！
    那男人们做什么呢？男人们做女人们的“坚强后盾”！
    老实说，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办法之后，我也是说不出话来。但后来考虑到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红色恐怖，我才意识到，那确实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事情可以参考江青的例子。
    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了解。说穿了，江青就是毛泽东手中的一杆枪，是用来清洗功臣的，其作用类似于胡惟庸之于朱元璋。
    当然，江青的水平明显不够，所以毛泽东还把林彪和周恩来当枪使。至于结果嘛，林彪和周恩来后来都死了，上位的则是华国锋。而华国锋大概率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虽然江青的水平明显不够，但她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她是个女人。一旦捅了娄子，毛泽东装模作样地批评一番之后，别人就不好再继续追究了。这就是女人在政治中的一个明显优势。
    而道佐乡农民的组织者利用的正是这一点：用女人们冲前面，一旦遭遇镇压，男人们就可以出面装模作样地批评一番“不懂事”的娘们，那么政府就不好冲女人们下重手。
    虽然说出来不太好听，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问题是，女人的战斗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进行武装。
    当年，毛泽东给江青配备的“武装”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本来还有陶铸的，但他拒绝同流合污，所以后来被毛泽东整死。再后来，因为毛泽东整陈伯达，康生感到非常寒心，就以身体健康的理由退出。于是毛泽东将康生换成了王鸿文。再加上江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四人帮”。
    顺便插一句，有传闻称，彭丽媛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江青。我倒希望她不是，请参考江青的结局！
    而道佐乡农民没有毛泽东那么奢华，女人们得到的武装则是：拆旧家具留下的带钉子的木棍、小石头、臭鸡蛋、烂菜叶，等等。一句话，都属于非致命“镇暴武器”。
    而另一边，高志坚选择的强拆日子，则是2008年9月底。选9月底的原因，则是因为马上就是“十一”，中共习惯性地要全面“堵嘴”。既然要全面“堵嘴”，那么道佐乡就算发生群体事件，自然也可以消于无形了。
    而拆迁队有200余人，是标准配置。什么标准配置呢？
    首先是有100来人的政府人员，包括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这些人员通常负责外围，如隔离视线，驱逐无关人员，还有就是负责录象。比如，钉子户和拆迁队发生冲突，录象回去之后，进行一番剪接，放出来的视频就只能看见钉子户打拆迁队，绝对看不到拆迁队打钉子户！
    其次是100来人的黑社会，是政府特意从外地招募来的。原因是在本地根本招不到人。即使是本地的黑社会，也干不出那种事情来。而黑社会的工作就是打人，以及把人扔出去！
    可能有的人不能理解，那么我讲一个我的某亲戚亲眼见的事情。在某次强拆中，他亲眼看见，拆迁队的黑社会把一个妇女打倒在地，然后拖着她的双手，背部摩擦地面，一直拖出去至少50米！
    中共一直说别人是黑社会。请问，谁，才是黑社会？
    最后，由于中共的强拆“烈度”过于“猛烈”，有时会出现伤亡，所以拆迁队还特别配备救护车和殡仪馆的车。为什么会有殡仪馆的车呢？如果打死人了，就直接拉去烧掉，不给受害者家属抬尸游街的机会！
    而且我必须强调，不是邛崃一地的拆迁队才那样，而是全国很多地方的拆迁队都是那种配置。所以，我才说这是“标准配置”。
    当200余人的拆迁队浩浩荡荡杀向道佐乡，准备包围钉子户的时候，他们却被早有准备的道佐乡娘子军反包围。而在娘子军的外围，则是支援她们的男人们。
    一开始，双方的争斗其实还在农民方面的几个组织者的预期之内：拆迁队固然强悍，但人少；娘子军固然人多，但战斗力差。所以，最初的争斗烈度其实是比较低的。
    但是，事情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为什么会失控呢？大约是因为有政府撑腰的缘故，有部分黑社会的动作开始变大了。而由于信息比较混乱，说法也比较多，所以我只好选择两个看起来在逻辑上比较可信的说法。
    一个说法是，某个黑社会把一个妇女推倒在地，然后还踩了她一脚。
    另一个说法是，某个黑社会起飞腿，直接踹脸，将一个妇女踹倒在地。
    不管是哪种说法，总之，就是黑社会做得相当过分！
    受害妇女的丈夫当场“喷发”，冲上去就跟黑社会打成一团。
    本来就群情激愤，然后又有人带头，于是，男人们一涌而上，围攻拆迁队。计划中的“女人冲前面”马上变成了“全民总动员”！
    老实说，这确实怪不得组织者，毕竟他们没经验，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搞失控其实很正常。更何况，过分的是黑社会，而不是农民。
    2000余人围攻200余人，结果如何，大家应当很容易想得到。拆迁队被打得抱头鼠窜！
    幸亏几个组织者还算冷静，努力呼吁、阻拦以让大家保持冷静。否则，当天绝对会打死人！
    事情闹大了，然后就该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出场了。他据说是周永康的人。
    李春城把双流县县委书记调去成都市当副市长，然后调高志坚去双流县当县委书记。
    双流的经济是远好于邛崃的。捅那么大的篓子，不仅没有受任何处分，居然还换了个肥缺，由此可见高志坚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正因为李春城此举，当地很快就有传言，称高志坚是周永康的私生子。
    最后，李春城调市政府副秘书长，郑和平去邛崃当市委书记，实际就是去替高志坚“擦屁股”。
    郑和平一到邛崃，就是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是抓了那几个组织者。
    软的一手是强令当地的银行给农民贷款。依据面积大小，分别给予2万到3万的贷款。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贷款是绝对不会有人还的。那其实就是补发的赔偿款。
    同时，郑和平也准备另外安置农民。这次预备安置到正常的土地上，而不是淤泥地。
    然后，令人捧腹的事情发生了：有消息传来，原本说好的大型钾盐矿，没了！
    到底是怎么没的，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没了。于是，当地又有传言称，那个出有大型钾盐矿报告的人，其实是周永康的政敌的人。政敌知道周永康爱捞这种好处，所以就设了个局。
    钾盐矿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局，我不知道。但既然钾盐矿都没了，自然就不用拆迁了，贷款也就不需要进行了。
    活脱脱的《官场现形记》！
    有了上述两个例子，我想大家应当对中共的“传统”腐败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吧。
    而腐败必然是有后果的，比如桥梁垮塌，公路开裂，建筑物倒塌，轮船沉没，列车出轨，等等，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中共的传统腐败很快就有了升级版本。“升级”的腐败虽然例子很多，但不巧的是，我掌握的消息全部都不全面，不适合用来举例。所以，我只能虚构一个例子，但相信大家都能够看懂。
    假设有一个项目，需要耗资1亿元。我必须强调，这个1亿元既包括成本，也包括正常的利润。
    按照前面讲述的传统腐败“方案”，情况大约应当是这样的：计算出来总耗资1亿元，那么预算就是1亿元。而第一次划拨就剩余5000万，第二次划拨到承包商还剩余2000万。用2000万建造1亿的项目，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而升级的腐败则不一样。计算需要1亿元，那么实际做出来的预算就是2亿元。第一次拨款之后，还剩余1亿，第二次拨款到承包商，则还剩5000万。
    可能有人要说，那还是不够啊。实际上“勉强”够。
    我这里以建造桥梁为例。
    实际上，设计桥梁其实是很复杂的。要考虑通过车辆的类型，要考虑车流量，还要考虑当地的地理环境，等等。但本文不是教大家搞桥梁设计，所以，我就将桥梁设计问题简化。
    假设要建造一座负载50吨的桥梁，也就是建成之后桥头上会立一个牌子，上面标明“50吨”字样的桥梁。
    正常情况下，设计师并不会真的按照50吨负载来进行设计，而是按照60吨，甚至更高的负载来进行设计。我这里假设按照60吨设计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每一次桥梁工程设计其实都是要留冗余的，因为可能存在超载，也可能遭遇一些极端情况，比如自然灾害。负责任的设计师都会这么干。总之把设计做“结实”点总是没错的。
    可能有人要说，这岂不是增加建造成本吗？确实会增加建造成本，但实际增加得非常少。原因与桥梁的特点有关。
    其实，桥梁承载的主要重量是自身的重量，车辆的重量是很少一部分。比如，负载50吨的桥梁，假设自重500吨，增加10吨的负载所付出的代价其实很小，就是从550吨增加到560吨而已。所以，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负责任的设计师都会把负载标准往上提。
    只要好好施工，好好维护，好好管理，桥梁用100年都没问题！
    可能有人要讲：那我怎么看到有15吨的桥在过30吨的车呢？现实当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比如，以前面提到的那座标注“50吨”，实际可以负载60吨的桥梁为例。如果硬要过100吨的车，那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种“过”，是有损害地过，而不是“安全”地过。
    正常情况下，负载最多60吨，加上桥梁自重500吨，那么总重量的上限其实是560吨。而一旦过100吨的车，那总重量就是600吨，超40吨。超载，必然会对桥梁造成损害，比如出现细微的裂纹什么的。虽然超载一次其实影响不大，但问题是，超载怎么可能只有一次呢？既然可以超载一次，那么自然可以超载无数次。日积月累下来，桥梁就会出现明显的开裂，成为危桥，那自然就不能用了。
    但必须强调，我上面讲的其实是正常施工的情况。当需要用5000万元建造1亿元的桥梁的时候，肯定是没法“正常”施工的！
    由于腐败严重，承包商实际拿到的钱是肯定不够用的，所以在拿到设计图纸之后，自己的“设计师”就会对原始设计进行“再设计”，其目的就是为了省钱。
    我这里以建造承重立柱为例，省钱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直径2米的立柱改成1.6米；减少30%的钢筋；将直径20毫米的钢筋换成16毫米的；给水泥中加入超标的砂；换低标号的水泥；换劣质钢筋。等等。总之，花样很多。
    最近，也是最有名的案例，就是那个被打的《经济参考报》记者所发现的问题：将橡胶弹性垫层换为严重不合格的“再生胶”仿制品。
    其实，要不是有记者发现，换了也就换了。这其实就是中共基建项目的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敢打记者的原因，因为里面的水很深，人家根本就不怕。大不了推几个农民工去背锅就是了。
    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彻底不报道了，且没有任何的后续处理。这水难道还不够深吗？
    当然，钱是省了，但质量自然就下来了。原本标注负载50吨，设计负载60吨的桥梁，最后很可能实际只有30吨的负载能力。
    可能有人要说，那岂不是很快就会垮？其实垮不了，至少暂时垮不了。
    负载30吨，再加上500吨的自重，最大允许总重就是530吨。如果过50吨的车，总重550吨，超20吨。而如果过70吨的超载车，总重也不过才570吨，超40吨。不可能有人愚蠢到在标注“50吨”的桥上过150吨的车。正是由于实际超得不多，所以虽然确实对桥梁有损害，但损害其实并不大。自然不可能很快垮塌。
    但问题是，经常超载，也就意味着不断的损害。这样的桥梁用不了10年，就得报废。这就是当前中国大陆的桥梁普遍是“短命鬼”的根本原因。
    但“短命鬼”工程对官员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很快又可以建造新的了。换言之，又可以捞钱了！
    如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碰巧是一辆超重的车，那自然好：就是这辆超重车的责任，桥是好桥。
    而如果碰巧桥垮塌的时候掉下去了一辆运输烟花爆竹的车，那当然更好了。就说是烟花爆竹炸垮了桥。
    但实际上呢，是桥梁垮塌导致运烟花爆竹的车坠落，坠落的撞击导致烟花爆竹发生爆炸，而不是烟花爆竹的爆炸炸垮了桥梁。成品烟花爆竹的爆炸威力通常很小，因为爆炸非常分散。因果关系被颠倒了！
    当然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超重车的，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运输烟花爆竹的车的。但桥梁依然可能垮塌，怎么办呢？那就推给自然灾害好了。
    四级的风可以吹成十级，年年都有的洪水可以吹成百年一遇的洪水，反正风和水都不会提出抗议。
    于是，中国大陆突然就变得“多灾多难”起来，仿佛遭遇了天谴！
    讲完部分中共腐败，接下来就该讲腐败是如何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了。
    说起来，一带一路其实跟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是没有渊源的。但因为确实又涉及到对外援助，所以我不得不多讲点，从毛泽东时期讲起。
    在毛泽东时期，那是勒紧裤带搞对外援助。本来就穷，还要从老百姓身上“剐油”来搞外援，自然老百姓的日子只可能更穷。
    而毛泽东搞外援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拉选票，另一个是输出“革命”，其实就是输出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输出极权主义。
    拉选票确实有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将中华民国赶出了联合国。
    但输出斯大林模式则彻底成了一个“大坑”。毛泽东输出斯大林模式，其实就是为了跟美国和苏联对抗，主要是美国。付出了很多，实际效果却不怎么样，因为中国大陆穷，且海军很差。
    这对全人类倒是一件好事。
    而改革开放之后，就不需要再那么干了。
    连打越共这种交“投名状”的事情都干出来了，中共怎么可能再去对抗美国？而对抗苏联只需要打越共，并且援助阿富汗的反苏武装就可以了。再说，搞改革开放的中共明显是反对斯大林模式的。自然，中共不会继续输出斯大林模式。
    而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了，自然不太需要继续大规模搞外援，维持基本状况就可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外援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外援规模大幅度缩水，且援助方式也改变了，不再是无偿援助，而是贷款。而贷款是要还的！
    而在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中共的腐败也在同步发生重大变化，由政治腐败向经济腐败转变。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时期没有腐败，这是绝对是错误的。毛泽东时期没有的是经济腐败，但政治腐败却相当严重。具体讲，就是那个时期的官员特别整人！
    所以当时有人感慨：毛泽东的官儿整人很厉害，邓小平的官儿捞钱很厉害，都厉害！
    虽然中共腐败的方式有很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受诟病的就是价格双轨制。
    权贵利用权力，拿批条到国营企业拿货，然后一倒手卖给别人，钱就到手了。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一批电视机，按照国家牌价是100万元。而实际的市场价格至少是150万元。就一张批条，一转手，50万元轻松到手。这就是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腐败。
    而价格双轨制，正是一带一路的“起点”！
    当然，价格双轨制要最终演变成为一带一路，中共的外援腐败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将外援腐败的整个演化过程大体分为六种形态。
    之所以用“形态”而不用“时期”或“阶段”，是因为在同一时间点很可能存在两、三种形态，且讲述形态的演化在逻辑上非常清晰。
    第一种外援腐败形态。
    这一形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价格双轨制引入对外援助当中。
    当时中国大陆的大型企业基本是国营企业，所以接外援生意的肯定是它们。
    既然接外援生意的肯定是国营企业，那么权贵们马上就想到了价格双轨制。
    权贵从国营企业以国家牌价拿货，但却以国际正常价格卖给外国人，其中的差价，就是权贵的利益。
    第二种外援腐败形态。
    很快，权贵们就不满足于仅仅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差价谋利益了，他们开始追求更多的利益。
    要如何谋更多的利益呢？这就涉及到对外援助的转变了。
    在过去，输出斯大林模式是政治任务，而拉选票也是，所以没人敢动那钱。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由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经到手，再加上要紧“贴”美国，其实中共对外援助的热情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只是维持。所以，情况也就从中共求别人，变成了别人求中共。于是，权贵们开始在里面打主意了。
    掌握了对外援助权力的权贵，就可以对外国官员讲：要贷款？可以，但必须按照我的意思来办。否则，不给贷款。
    具体来讲，就是权贵们已经不想仅仅是以国际正常价格来卖商品了，而是要以超高的价格来卖商品。
    比如，某批商品的出厂国家牌价换算成美元是100万美元，而国际正常销售价格是150万美元。如果靠价格双轨制，权贵能够获得50万美元的利益。但权贵不满意，而是要将成交价格提高到250万美元。要是不答应，那就不给贷款。
    但外国官员不是傻子，你那价值150万美元的东西，硬要卖250万，凭什么？
    所以，权贵们在强硬的同时，还需要好好做外国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权力的意义在哪里？现在你掌权，大家都敬着你。等将来你下去了，谁还记得你？有权就要用，有钱就要捞，否则，将来后悔就晚了。大家就应当一起发财嘛！那多出来的100万美元，我们双方平分。至于说还贷款的问题，那时候恐怕你都没有当了，钱也存进瑞士银行了。记住，欠债的不是你，而是贵国政府！
    很少有官员能够顶得住中共的银弹攻势，被拉下水是常态。
    而对口的外国官员通常是不能做最终决定的。这种决定通常需要由政府首脑来做。所以很显然，中共还需要把该国政府首脑一起拉下水。
    我之所以说“政府首脑”而不是说“国家元首”，是因为有些国家的国家元首只是礼仪性质，并不实际掌权。
    损公肥私，且个个贷款项目都涉及到政府首脑。中共权贵在祸害了中国人民之后，终于祸害到了外国人民头上。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国际价值150万美元的商品，结果硬卖了个250万美元，这就是个明显的漏洞。一般人或许不明白，但每一个国家必然是有明白人的。只要了解足够的信息，就能马上知道出了严重的腐败。
    当事国的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中共的对外援助项目大部分必然是缺乏透明度的，因为那是不能见光的。
    但是，保密并不一定保险。可能因为该国的开明人士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也可能是因为整个事情过于简单，开明人士一眼就能看穿。
    开明人士一但发现腐败，必然是要发声谴责的。这就令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很狼狈。
    为了避免如此的麻烦，所以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必然是要想方设法让开明人士“闭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既包括合法的手段，也包括不合法的手段，通常是不合法的。这本质上就是在打压言论自由。
    开明人士自然不甘心被打压，自然是要反抗。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将信息发到网络上。而较复杂的做法，则是将信息捅给强大、民主且舆论力量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比如欧盟国家，让这些强大的民主国家的舆论批评本国政府首脑，从而制止其腐败。
    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必然会对该国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很不利。这时候他们想的已经不是要让开明人士闭嘴了，而是要狠狠收拾开明人士。除了出一口恶气之外，更是要杀鸡儆猴：看到那个混蛋没有？以后哪个混蛋敢坏老子的好事，那就是下场！
    但开明人士不是傻子，即使是政府首脑，一般也是很难抓住对方把柄的。而要在没有明显把柄的情况下收拾开明人士，那么必然需要栽脏陷害，甚至是以一些“莫需有”的罪名来抓人。这就必然要破坏法治。
    先是腐败，然后是打压言论自由，接下来又是破坏法治，请问，这样的国家离专制主义还有多远呢？
    想当年，毛泽东搞“革命”输出，一直费力不讨好。不曾想，后来中共权贵们却在无意之中成功地在全世界输出专制主义，且过程还非常轻松。世事真是难料啊！
    正是从第二形态开始，中共的对外援助彻底变了味，变成了腐败的输出，打压言论自由的输出，破坏法治的输出，并最终转变成为专制主义的输出！
    只不过，虽然这第二形态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注意。
    毕竟，中国大陆当时的经济也不怎么行，搞对外援助也只是小打小闹，且基本上是对非洲等经济很不发达的地区进行的。这些国家发生政变甚至是内战，其实也不会引起多少国际舆论的关注。
    事实上，我怀疑中共自己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权贵们大力推动对外援助的目的就是为了捞钱。其余的事情，权贵们大概是忙不过来的。
    第三种外援腐败形态。
    第三形态其实很“微弱”，原因跟价格双轨制的取消有很大关系。
    价格双轨制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所以中国大陆逐步开始取消，并恢复市场定价。然后，大部分的国营企业就倒霉了。
    国营企业是个小社会，除了生产部门和管理部门，还包括很多其他的部门。比如厂办医院、厂办商店、厂办幼儿园、厂办小学、厂办中学、厂办食堂，甚至连苗圃也归企业管，因为厂区要搞绿化。从理论上讲，一个工人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可以不离开国营企业这个小社会。
    看起来，国营企业是很美的。但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负担太重，毕竟要养活一大堆非生产、非管理部门！
    而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时候，别看国营企业销售的商品是按照国家牌价，价格低廉。但我们更应当注意到，其购买的原材料价格同样符合国家牌价，更加低廉。
    正因为国家牌价压缩了原材料价格，所以哪怕销售的商品同样因为国家牌价的关系而销售价格低廉，其实际利润还是很丰厚的，自然能够养活那么多的非生产、非管理部门。
    但当价格双轨制取消之后，虽然商品销售价格随市场波动，但原材料也同样随市场波动，于是，国营企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生产同样的商品，原材料进价一样，产品销售价格一样，但私营企业能够活得很好，而国营企业却生存得非常艰难。原因就在负担上面。私营企业没有负担，而国营企业却负担很重！
    所以，当价格双轨制一取消，国营企业大部分开始摇摇欲坠，除了垄断行业。
    然后，很多国营企业发不起工资，以至于工人跑到政府门口去静坐、请愿。而工人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们是国营企业的工人，而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上级。企业发不起工资，政府不管，谁管？
    这让政府很头疼。搞到后来，就只能强逼当地的国营银行给国营企业贷款，发工资。
    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贷款是绝对无法收回去的。一次两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国营银行也不干了！
    国营银行不贷款了，那么国营企业的工人自然只能继续找政府。政府头疼无比。正因为如此，后来力主推动国企改制的，必然是政府。
    而取消价格双轨制自然影响到了中共的对外援助。
    按理说，既然国营企业活得那么艰难，中共就不应该继续进行外援了。但事实并不是那样。虽然确实继续缩减规模，但中共的对外援助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形态发生了变化。
    由于国营企业活得确实艰难，所以对外援助必然要向国营企业“倾斜”。那就是国营企业的商品的出厂价大幅度提高。
    还是以前面的例子来讲。
    在外援项目中，国营企业商品的出厂价格已经提高到了180万美元，比国际正常价格还贵，毕竟要“倾斜”嘛。外国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获得总共50万美元的回扣，这个是不能少的。而权贵“仅仅”只能获得20万美元。
    过去获利100万美元，后来却只能获得20万美元，那么，权贵们是不是就没有积极性了呢？并不是。因为当时权贵捞钱的大头是国营企业，但国营企业已经那个样子了，所以权贵们的“收益”自然也跟着下降了。20万美元虽然少，但总比没有强，所以权贵们也不嫌弃。
    当然，在广大国营企业活得艰难的时候，对外搞援助也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所以，第三形态确实存在，但也确实“微弱”。
    第四种外援腐败形态。
    国营企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主要推动方是政府。毕竟，国营企业工人三天两头跑政府门口静坐、请愿，那实在不成体统。于是，就有了国企改制，其实就是扔掉很多维持不下去的国营企业的包袱。
    国企改制的内容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请自行了解。我这里就只讲与本文有关的部分。
    很多国营企业最终彻底倒闭，但也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有些国营企业最终变成了私营企业。但转变过程“猫腻”很多。
    而一旦成为了私营企业，那么裁员就成为必然。原本上万人的国营企业，在成为私营企业之后员工总数必然不足千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国营企业的冗员有多么严重。
    但那还是指业务量没有减少的情况。由于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比较差，所以业务量减少是普遍现象。所以，上万人的国营企业，最终大部分变成了2、300人的私营企业！
    而那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倒是没有生存危机，但毕竟负担也很重，所以乘此机会也甩掉包袱，大量裁员，只保留生产部门和管理部门。
    然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营企业改制成了国有企业。
    但再如何改制，国有企业的活力依然是不如私营企业的，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制度。
    国企的老总本质上是官僚，而不是企业家。正是这种官僚“属性”，使得国企老总的行为更趋向于官僚。比如任人唯亲，比如贪污受贿。这必然会降低国企的生产力，并抬高制造成本。
    但国企又必然要面临私企的竞争。生产力低，制造成本高，其竞争力可想而知了。
    但国企还要自负盈亏，怎么办？那就只能利用私企来搞生产。具体来讲，就是大量购买私企的零部件，然后国企自己再组装，因为私企的零部件便宜。
    于是，搞着搞着，除非私企完全无法制造，又或者政府不允许私企制造，否则，国企的生产基本上依靠的是私企生产的零部件。最终，很多国企变成了纯粹的组装商。
    甚至，有个别的国企干脆变成了“贴牌”企业：从私企购买商品，贴上自己的商标，就变成了自己的商品。
    而国企的这一特点，又为新的腐败提供了平台。
    国企在外购零部件的时候，总是要出一些古怪。比如，某种零部件，一家价格是10元，另一家的价格是12元，而国企的采购部门坚持要购买12元的那种，理由是质量更好。
    但实际上呢，12元的那种与10元的在质量上是相当的，甚至还要略微差一点。但国企的采购部门就坚持说那种质量更好，一定要买。
    可能一些社会阅历比较丰富的读者朋友要说，那种12元的里面肯定包含了回扣。
    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那种10元的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回扣。如果不包含回扣，价格应当是8元。
    事实上，除非是私企，但凡中国大陆的机构、企业，采购价格必然是包含了回扣的。这已经是常态了，所有营销人员都知道。
    那么12元是如何搞出来的呢？原因就是背景。那家价格是10元的企业只是普通的私企，而另外那家价格是12元的私企有背景，比如高官或权贵。高官或权贵一打招呼，国企老总敢不买那种贵的么？毕竟，国企老总本质上是官僚，而不是企业家，得受高官或权贵管辖，至少是受影响。
    所以，那个12元，除了2元的回扣，还有2元的“孝敬”，是国企老总对高官或权贵的“孝敬”。
    结果，就是国企制造的商品的成本总是比私企的要高。
    但另一方面，消费者是现实的。消费者可不会管企业有没有背景。如果同样的东西，一种比另外一种贵，那么贵的那种肯定买不出去。所以，国企在销售上是肯定拼不过私企的。
    竞争拼不赢私企，那么国企要如何才能生存呢？答案就是主要依靠政府采购。
    比如一台电视机，市场销售价格是1000元，但政府采购的价格通常要高很多，比如2000元，甚至是3000元。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若干年前，某政府机构内部的一个项目组需要购买硬盘。当时市场价格在550元左右，而项目组实际的购买价格却高达1160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市场价格便宜得多，但该项目组却不得不在指定的机构那里购买。如果不在指定机构购买，就会被上级卡项目金费！
    这下大家应当懂，为什么1000元的电视机可以卖2000元甚至是3000元了吧？
    国企同样如此。国企的主要生存手段就是参与政府采购。而代价，就是必须购买一些贵得要死的零部件。比如，在政府采购项目中，前面所说的那个10元的零部件已经不只卖12元了，而是卖20元，甚至是30元！
    可能有人要说，明明以前卖12元，一下子就提高到20元、30元，一看就有“猫腻”。
    其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在帐本上换个型号就可以了。讲究点的还抛抛光，或者增加不值钱的镀层，做漂亮一点。不讲究的干脆就是一种东西，两个型号！
    当然，虽然利润的大头归了高官或权贵，但有人“吃肉”，自然就有人“喝汤”。“喝汤”的就是国企。靠着“喝汤”，国企照样能活得很滋润。
    这明显是一种新型的腐败。而其中的关键，一是政府采购的拨款金额，二是私营企业背后的高官或权贵的权力大小。
    为区别于“传统”的和“升级”的腐败，我称呼这种新型腐败为“新兴”的腐败。
    这种腐败最大的“优点”，就是隐蔽。一旦出事，倒霉的通常是政府采购人员。实在不行，还可以拿下国企的老总。但确实很难查到高官或权贵的头上，因为中间“隔”了个国企。
    为什么隔了个国企，就很难查到高官或权贵的头上呢？因为国企里面历来“猫腻”甚多。一家大型国企通常牵涉到好些权贵、高官，其中必然包含不同派系。如果硬要查国企，一不小心，就会带出“不该”查的“猫腻”，比如自己人，比如中立的派系。所以国企根本就是个马蜂窝，捅不得！
    看过我发表的《探讨恒大事件背后的“猫腻”》的读者可能要问，这国企跟私企难道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对权贵、高官来说，私企是“私家厕所”，而国企则是“公共厕所”。性质不一样，自然用途也不一样！
    正因为“公厕”的性质，所以如果案子牵涉到国企，通常调查人员就只查到国企老总那里。不能继续往下查了！
    可以说，在这种新兴的腐败中，国企就是个大“盾牌”。
    而这种新兴的腐败自然也扩散到了中共对外援助当中。
    可能有人要说，中共的对外援助不是已经很“微弱”了么？情况不一样了。拿中共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
    国企改制，中共对美国的若干承诺，再加上华尔街的一番鼓吹，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大陆加入WTO了。一加入WTO，那还不是商机无限？于是，中国大陆实现了经济腾飞。
    经济腾飞了，自然，中共的对外援助规模又开始扩大了。对外援助规模扩大，自然里面涉及到的腐败也改变了，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是以前面那个例子来讲。
    国际正常价值150万美元的东西，实际销售价格是25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是外国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的回扣，200万美元归中共的国企。
    但国企肯定是吃不下那200万美元的，必然是需要通过各种“采购”来将利益分配出去的。至于谁分得多，谁分得少，那就靠权力说话。总之，一分权力，一份收获！
    自然，权贵“吃肉”，国企“喝汤”，老规矩嘛。
    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大。于是，中共的“小弟”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因为贷款是需要还的。
    正因为贷款是需要还的，所以在国际上就会发生一些古怪事情。
    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开人权会议。一谈到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与会的各国代表总是分成两派：发达国家及少部分穷国的代表一致谴责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而穷国的大部分代表则会一致高度赞扬中国大陆的人权成就。
    如果让一个不明白人类政治的外星人来旁观，一定会得出中国大陆人权状况优良，而发达国家则力图打压中国大陆的结论。
    幸亏我不是外星人，而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且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是个什么鬼样子，我一清二楚：虽然中国大陆不是地球上人权状况最差的地方，但肯定是倒数的！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穷国的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呢？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接受了大量中共援助的穷国。150万美元的商品，换来250万美元的债务。本来就穷，还搞这种损公肥私的把戏，那如何还得了债呢？还不了债，那就必须在政治上妥协。中共“有事”，这种穷债务国就不得不去帮忙。比如，厚着脸皮盛赞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当然，等会儿投票表决的时候也一定要“跟上”，就是为了减免些债务。
    另一种，其实是没有接受中共援助的穷国。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共，其实就是非常羡慕那些欠中共债务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非常羡慕别人有大把捞钱的机会，所以主动凑上前去：中共，我可是支持你的，快点来收买我吧！
    虽然还没有达到明码标价的地步，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中共的价码，也不担心中共赖帐。只要中共赖帐一次，以后大家就不会投票支持它了。
    现在，大家应当知道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会议，为什么会开成那个样子了吧？
    这明显已经不完全是权贵的个人行为了，而是掺杂着国家行为。
    我过去一直比较疑惑：世界上有些国家，地不缺，人不缺，资源也不缺，但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穷呢？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就那种政治状况，确实该穷！
    但是，很快中共的目标就不仅限于人权会议了，甚至也不仅限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了。中共的目标开始扩展，比如资源，比如土地。
    出现扩展的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投票表决的次数有限。靠投票表决支持中共所能够减免的债务自然也有限。还有那么多债务，怎么还？
    于是，就有国企，其实是国企背后的权贵，开始打穷国的资源和土地的主意。
    比如，某国有铜矿资源，且因自身的腐败严重导致铜矿企业开不下去。偏偏该国又欠中共大量债务。于是，就有权贵想获得该铜矿。
    而铜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金属，所以中共自然想获得大量的铜矿。
    于是，在铜矿的问题上，权贵与中共达成了高度一致。
    而铜矿开采了之后还需要运出去，这就要依靠该国的某港口。但该港口基础设施很差，所以权贵还想投资建设港口。
    然后，中共又有了新想法。既然要投资建设港口，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停靠、维护战舰呢？
    于是，在港口的问题上，权贵与中共又一次达成了高度一致。
    所以，不管是权贵还是中共，都对接受援助的国家垂涎三尺。
    但这次，中共和权贵却碰了个钉子。原因也不复杂，这类事情太敏感了！
    想当年，很多前殖民地独立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将资源和土地收归国有。实际就是没收外国，主要是美、欧在殖民地的资本。而现在中共这么搞，那不是殖民主义复辟么？
    所以，虽然接受援助的国家的政府首脑其实是很愿意的，但确实不敢真的那么干。中共碰了个软钉子。
    硬逼别国还贷款当然也是可以的，但那样干的政治代价确实太大了，所以最终，欠债的那就继续欠着吧。
    正因为经常收不回贷款，所以那一时期中共虽然有钱，但实际的对外援助的规模其实比较有限。
    第五种外援腐败形态。
    习近平上台了。上台没多久，他就搞了个大规模的对外援助项目。
    不知道是为了隐瞒真实目的，还是为了硬“贴”古人，该项目取了个很长的名字，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让我想起了老佛爷的那个长长的尊号。跟裹脚布似的。好象当权者都有这么个奇怪的爱好。
    名字太长，用起来自然很不方便，所以干脆简称“一带一路”。
    由于简称古怪，所以在第一次看到宣传标语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在搞交通安全宣传，目的是让大家乘车的时候要扣安全带，因为大陆人一贯不扣安全带。当时我还认真想了想，然后把安全带给扣上。
    而说到一带一路的起源，中共肯定能讲一大堆理由，出本书都没问题。但一带一路的真实起源，其实就是腐败！
    前面已经讲过了，不管是政府采购，还是基建项目，权贵在其中都是有重大利益的。而具体的获利方式，分别是传统的、升级的和新兴的腐败。总之，都是腐败。权贵们通过这些腐败方式获取了大量的利益。
    虽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但是贪欲是无穷的，所以，权贵们还想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这里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不管是政府采购，还是基建项目，都是需要政府拨款的。但政府拨款不可能无限增长。当政府拨款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增长率就会变得非常缓慢，起码在权贵们的眼中如此，因为必须控制财政赤字。
    于是就有人想：中共的财政赤字没法大规模膨胀，那么外国政府呢？
    出现这种想法并不突兀，因为过去中共的对外援助其实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当时规模较小，所以影响不大而已。
    既然现在中共的财政赤字没法继续大规模膨胀了，那么就好好“努力”一番，让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大规模膨胀好了！
    而要让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大规模膨胀，也是有讲究的，那就是主要搞基建，而很少搞政府采购。
    为什么主要是搞基建呢？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以帮助大家理解。
    比如，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游玩。到饭点了，自然是要吃饭的。但吃什么呢？
    有人吃面条，12元一碗，管饱。面条的利润率其实是很高的，但因为总共就12元，哪怕是75%的利润，面馆老板从每个食客那里不过才赚9元钱。所以，面馆一定属于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
    有人吃套餐，50元一人。虽然套餐的利润大概也就50%的样子，但因为总价较高，老板可以从每个食客那里赚25元钱。
    还有人因为有钱，所以要吃大餐。大餐每人250元。大餐的利润率实际上又涨上去了，大概有60%的样子，所以老板可以从每个食客那里赚150元钱。
    如果把外国的政府采购比做“吃面条”的话，那么搞基建就是“吃大餐”。
    可能有人要说，那很多国家肯定是要“吃面条”的，因为便宜。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很多接受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是一定要“吃大餐”的。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在“餐厅”中有股份！
    具体来讲，那就是项目越大，“餐厅”从中捞得就越多。那么作为“股东”之一的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自然捞得就越多。
    至于由此形成的巨额债务，那就留给国家好了。
    于是，很多国家参加进一带一路项目。接下来，这些国家一个个地负债累累，而政府首脑和负责官员却一个个大捞特捞！
    自然，中共的权贵们也是个个大捞特捞。无他，在基建项目中，不仅有新兴的腐败在运作，同时还有升级的腐败在同步运作。能不大捞特捞么？
    正因为基建项目太多，所以中共才得了个“基建狂魔”的绰号。中共自己还得意洋洋。老实说，那真不是个褒义词，不知道中共还得意个啥？那根本就是个腐败的代名词！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基建项目的资金规模通常都很大，再加上各种腐败，那资金规模自然是更大了，通常是以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的。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那都是平常的。几百亿美元的项目也不少。而好几个参加几百亿美元项目的国家，其本身的GDP也不过才几千亿美元而已。如此规模的债务，请问，该怎么还？
    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形态。
    第六种外援腐败形态。
    在第六形态当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新殖民主义，比如卖矿山，比如卖港口。
    可能有人会奇怪，不是说因为殖民主义招人反感，中共碰了个软钉子吗？
    所以说，要“与时俱进”啊！
    怎么个与时俱进呢？我举一个成都发生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
    成都某高校，我就不提具体的名字了，知道的肯定知道，不知道的也没有必要知道。
    该校老校长大搞基础建设。除了某历史建筑，全校上下都给修了个遍，以至于有人戏称：等将来新校长上台，恐怕是连厕所都没得修了！
    后来，老校长退休，留下一个崭新的校园，以及，根本就不可能还得上的巨额债务！
    新任校长上台，那是气得要死。
    倒不是连厕所都没得修了，因为新房子照样可以拆，关键是欠债太多，没人愿意贷款了。不仅没人愿意贷款，而且老有债权人到学校“访问”：哎，我说某校长，债务都到期那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还啊？
    闹到后来，新校长把心也横，卖地。于是，他就把学校的一块家属区，给卖了！
    卖地得了钱，自然把债给还了。但还债之后还有节余，于是，新校长心思又开始活泛了：这不是又可以搞基建了么？
    于是，新校长以扩招为名，大修学生宿舍楼。修得倒是很漂亮，但也有不“漂亮”的，那就是学生的住宿费，大涨。
    另一个，我还听说，因为债已经还了，所以新校长又开始羡慕老校长，又去贷款，继续搞基建！
    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哭笑不得：原来，这些当校长的都是一个德行啊！
    讲完成都某高校的例子，再讲第六形态就简单了。
    习近平搞一带一路把腐败输出到全世界，自然有很多国家中招，因为政府首脑都忙着捞钱。等政府换届，下一任接着捞。
    于是，债务就积累到绝对还不了的地步了。
    正在这个当口，中共就提出要购买矿山和港口。
    在过去，这根本就是禁区，因为涉及殖民主义，根本就不能提。但现在呢？那么多债务根本就还不起，这事情看起来好象也没那么“刺眼”了啊。
    当然会有反对者的。对付反对者的方法也很简单：你说不能卖矿山，不能卖港口。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请问，你有什么办法来还债？只要你有办法还债，我绝对不卖矿山，绝对不卖港口！
    反对者有办法还债吗？肯定没有。这下就堵住了反对者的嘴。
    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堵上了反对者的嘴巴，剩余的事情就好办了。把矿山卖了，把港口卖了，这不就把债还上了？至于新殖民主义什么的？我什么都听不见！
    而还债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再搞点什么项目，哥几个就把钱给分了。
    分完钱之后，这不是还可以继续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吗？反正有资源，有土地！
    所以说，不仅成都某高校的校长是一个德行，其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其实也是一个德行。都不是什么好鸟！自然，中共也肯定不是。
    到这里，我已经讲完了中共外援腐败的总共六种形态。其中，第五、第六形态就属于一带一路范畴。
    而就当前而言，中共正同时实施至少三种形态。主要是第五、第六形态，但第四形态也确实存在。而且我推测，将来第四形态的分额很可能还会增加，因为美、欧已经对中国大陆树起了关税壁垒。那么多商品没有销路，那就往穷国卖好了，顺便权贵们也能捞一笔。
    至于将来中共还会不会搞出第七形态来呢？这还真不好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本身就诞生于中共腐败。由于诞生于腐败，所以哪怕包装得再如何完美，骨子里总归是腐败的。故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广，腐败也必将扩散向全世界，跟癌细胞似的！
    而一带一路也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新殖民主义。看看那些卖给中共的矿山，那些卖给中共的港口。
    总之，一带一路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有贪污腐败分子，以及污腐败分子的预备队，才会趋之若骛。
    好在，这个世界不只有一带一路。我们也应当同时注意到，总有一些国家不会参与其中，比如美国。
    事实上，G7的国家中，就只有一个意大利参与了，但后来又退出了。而西欧国家也基本上没有参与。
    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政府预算是要通过议会批准的。
    而真正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可不是政府的附庸，不是“橡皮图章”。所以议会跟政府对着干的事情是很常见的。
    偏偏一带一路项目都是见不的光的，不要说让议会批准了，光是将详细内容公布出来，马上就是轩然大波。不说别的，就那个高昂的报价，就能把议员给吓出心脏病来。这议会怎么可能批准呢？
    可能有人要说，那为什么意大利当初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呢？那么请容我反问一句，著名的黑手党是哪国的呢？到如今，意大利依然无法解决黑手党问题。没有政治上的腐败，黑手党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所以，虽然意大利确实属于G7集团，属于西方民主国家，但很可能是由于历史因素，其政治并不是很清明。
    当然，我也必须强调，虽然意大利政治不怎么清明，但那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而不是拿意大利跟中共比较。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事实上，意大利后来不是又退出一带一路项目了么？可见民主制度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正是通过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比较，我突然惊喜地发现，一带一路项目居然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新用途，那就是做国家政治状况的试金石：不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其实不一定就不腐败，因为那可能是由于美国人盯得紧的缘故；但参与的国家，则一定腐败，且腐败程度与参与程度成正比！

后记：
    说来有些好笑，我本来是没打算写这篇文章的。我就想看别人的文章。
    最初，因为见不得“大撒币”，所以在网络上找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找到了不少，主要是美国人写的。但结果令人失望：美国人确实提供了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的案例，也比较详细。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一带一路深层次的问题探讨很少，看来美国人也不太懂。说得夸张一点，美国人还不如我呢，当时的我。
    后来仔细一想，这其实很正常，毕竟文化不同。要求美国人理解中国的问题，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好歹美国人在收集了大量的案例之后，毫不客气地都发到了网络上。这还是很有用的。
    这让我就想到了第谷和开普勒。
    如果读者朋友是个天文爱好者，那么一定很熟悉这两位天文学家，特别是开普勒。开普勒最著名的贡献，就是总结出了开普勒定律，也叫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开普勒虽然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但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身体不好。具体讲，就是视力衰弱，双手残废。其原因是童年曾患过天花，虽然命保住了，但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限制了他天文观察的能力。
    既然如此，那么开普勒是如何研究出开普勒定律的呢？那就是利用别人的观察数据，特别是第谷对火星的观察数据。正是利用第谷的数据，开普勒分析总结出了开普勒定律。
    而当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掌握了大量的一带一路案例，并且发到了网络上，却又搞不明白其中的弯弯绕。
    于是我就想，既然美国人干了第谷的活，那么我能不能干开普勒的活呢？我决定尝试一下。
    尝试的结果是，可以。
    可能有人要说，我并没有实际举美国人提供的案例啊。
    其实，我已经参考了那些案例，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之所以不写，一个是因为网络上到处都有，另一个是因为品葱发文有篇幅限制，所以干脆没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六形态”来比对具体案例，自然就清楚某案例对应哪个形态了。
                                                  穿越时空的凝视
                                                  2025年01月02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