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鉗制
作者 林海
中共對於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從來沒有放棄過，只是現在的中國人對於眼前改革的表象所迷惑，認為改革開放是壹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向後倒車，今天我們來捋壹捋計劃經濟的前因後果。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向崩潰的邊緣，國內可用來分配的資源太少，效率低，同時外匯短缺，面對這樣的現狀，鄧小平和陳雲磋商把經濟開壹個窗口，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壹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開始實施的壹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主要目的吸收世界資源，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最大的好處挽回經濟，獲取資源，賺得外匯。
有幾個重要事實需要我們考慮的，第壹改革僅僅只是從經濟入手，政治體制保持不變，雖然黨政分開是當年鄧小平和美國談改革開放時候的承諾之壹，但是到1989年時候被證明是假的；第二把國企管轄的產品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不放開；第三保留五年計劃和發改委部門。這三個方面就是鄧小平和陳雲切磋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是為了隨時準備再次關上國門留的後手。由於時間的不確定性，所以保留著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五年計劃和發改委，而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國企保留著，就是考慮關門的時候，私企就算真垮了，也拖不垮中國。五年計劃是共產極權國家為實施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或者政府宏觀調控而編制的經濟計劃和方針，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而發改委前身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有著國務院“經濟內閣”角色，作用是行業規劃、產業政策、經濟運行調節等，也是典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特點。這些證據壹切都表明共產黨不是真心想徹底改革開放，等賺足了外匯和撈足了足夠的資源，依照局勢再次關門。
鄧小平曾經對於改革開放黨內各種質疑，特別回應 “改不好了大不了再改回來”，民眾對這句話不重視，認為只是說說而已，而陳雲是中國的計劃經濟的倡導者和堅定執行者，從來沒有認為計劃經濟有問題。
為了紅色江山永葆青春，鄧小平按照陳雲指示（將江山留給自己孩子們才放心），著手準備紅二代接江山。由於紅二代當時太小，不服眾，所以找了江澤民和胡錦濤臨時管理壹下，現在紅二代正處於接管最佳時期，面對的著內外交困，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和經濟下滑，關門是不二選擇。當然他們也不是臨時布局，而是從改開之際就全盤考慮。為了防止民眾在思想上被汙染，媒體統壹宣傳尤為顯得重要，中共的任何壹個口號和意識形態都是中央黨校研究出來並向社會進行普及。
中共趁著改開之際，賺取外匯是首要任務，為了賺取更多，中共不予余力加入世貿組織，明知道不會履行協議，但是也要在15年保護期裏吸取壹切外匯。過了保護期之後原型畢露，中共也明白不履行協議的後果就是貿易大門徐徐關上，而國家的經濟是壹個循環並彼此關聯的，出口企業的的破產，會導致其供應商、材料商、資源供應商連鎖反應。黨營企業掌握資源，國家為了穩定，替所有人買單。企業變相成為黨營企業的下屬，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回歸。不過吃飯人口眾多，不得不壓縮單位生活開支，以至於生活水平會下降。所謂的中產會消亡在這發生之前，因為大量失業會造成斷供，中產也回歸到底層。
中共的經濟從2007年就出現問題了，但是作為紅色江山代理人，並沒有紅二代責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外人，希望在位的時候多撈少罵，以至於經濟危機從2007年壹直拖到2017年。從2008年4萬億的投資刺激經濟，以及以後每壹輪刺激都是想掩蓋經濟下滑現象。而巨量的投資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最終會體現在生活物價上，生活物價增加會讓民眾最為感受，為了壓抑物價，同時避免流動資金對外匯沖擊，中共為多種方式回收大量流動資金，用宣傳吹風形式，讓百姓手中現金投入到房產、股市、各種金融理財等，壹輪輪進行收割。但隨著中美貿易戰越來越白日化和房產吸水效應越來越弱，巨量紙幣印刷最終導致通脹至死，物價將整體提高到民眾跪求政府出手對物價進行管控的程度，民眾心甘情願接受物資管制，這樣政府順理成章過渡到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時間應該在2022年左右。
1989年的屠殺，導致全世界對中共經濟改革持懷疑態度，特別是美國政府。中共為了表現出積極經濟改革信號，1992年著手設計、1993年準備並頒布、1994年實施的壹項財稅體制改革——分稅制改革，這是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制度及稅收結構進行的壹次較大規模的調整 ，標誌著中國的財政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邁出了實質性的壹步，但是在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分稅制改革成為歷史。
中共從改革開放回歸到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是壹個醞釀多年驚天計劃，對於中共來說穩定的政權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至於14億百姓就是壹群圈養的豬，隨時可以宰割。
說到農民就必須把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說壹說。共產黨建國之初為了聯合農民，承諾給農民土地。建國後延續解放區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1950年共產黨頒布《土地改革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壹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力。就這樣共產黨通過將從富人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窮人，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
然而短短幾年後，共產黨就想著把農民手上的私有土地收為國有，讓農民喪失生產資料，這樣農民必須依附共產黨，便於穩定的統治。1955年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強令各地整齊劃壹，必須在規定時間按規定模式完成農業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國97%的農戶自願或被迫加入了高級社，接著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運動。在這壹系列“運動”之中，農民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雙重強制下失去了剛分到手的土地，那張有著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證變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廢紙，當然也包括 1954年《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也成了狗屁法律。不僅如此，國家還通過了統購統銷制和城鄉二元分離的戶籍制度建立，將幾億被“集體化”了的農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狀況下經受著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無情的剝奪。土地集體所有是壹種有意識的政治安排，旨在消滅農民到手的土地所有權。
然而共產黨壹次又壹次的運動，造成大量人員餓死，在 “文革”十年之後，農民的生存已經成了問題。要穩定局勢，就必須保證土地的產出效率，那麽必須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土地的利用必須向私有方向轉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應聲而起。
土地承包經營是被學界稱為“第二次土改”，與農民的第二次“立約”。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開始，壹直到《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共產黨等於承認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民依靠土地難以致富，但是土地可以保障農民的就業和生存，農民仍然不願放棄自己承包經營的土地，原因是耕種土地雖無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無疑可以做到風險最小化。
改革開放之後農民的基本生活已經能滿足的情況下，結合著改革開放最終再次回歸計劃經濟的設想，共產黨又開始打起農民對土地經營權的主意，為了避免直接收回土地經營權引起社會動蕩，我們看看共產黨是如何實施他們的壹系列驚天計劃。
第壹步修改相關法律。2007年制定《物權法》將承包經營權定性為用益物權，但承包經營權的權能仍不完整，《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對承包經營權的桎梏仍未解除：轉讓受壹系列限制，不能抵押。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即對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從限制轉向鼓勵；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權能補足。 2014年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幹意見》，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2015年印發《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提出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經營權各自相對獨立。這為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抵押提供了有解釋力的理論和可操作的方案。隨著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逐步轉變為法律，農業用地盡管屬於集體所有，但各項權能會全部私有化。
第二步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工作。2008年10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時間跨度為10年，到2018年年底基本全國完成。這裏我們關心農民手上的二個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承包經營權證。宅基地是共產黨建國後為收回土地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為了避免吃相難看以及順利收回農田，允許農民留有自留地，也就是農村宅基地，屬於私有財產。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那只是緩招，最終是不能容忍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化，違背共產主義教義，另壹方面對於城市裏的工人來說也是最大不公平，因為工人沒有任何私有生產資料。確權後最終效果是承包經營權可以流轉和抵押貸款，宅基地使用權也可以抵押貸款。
第三步宣傳媒體鼓吹。如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土地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試點的指導意見》，讓農戶以土地經營權加入到龍頭企業、合作社的產業發展之中，為農戶如何用土地經營權入股指明了道路。重點詞是入股。
第四步未來局面走向。當土地經營權入股份制，農民相當於拿出自己的土地進行投資了，屬於投資行為，風險自擔。農民自己的土地是否能夠轉讓，需要由股東大會來決定，而不是單個投資入股的農民說了算，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這樣的話，村幹部所組織的股東聯合體將決定發展方向。當遇到上級政府需要占用土地時，結果是很顯然的即農民丟失了土地經營權，對於政府來說印錢買妳的股份真的不是壹個事。另外土地產出的農作物的價格壹直是政府指導價，所以贏利與否在於政府的調控。如果年年產量足，農作物單價低，分紅沒有幾個，農民會對於入股失望，這時候政府再用高價錢來買股份，農民壹般會同意這樣的交易，即使不同意也沒有說話權利，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股東決定股份買賣。
同樣未來的苦日子對於農民來說將手上的確權證件抵押是最終操作，農民將徹底失去了壹切。經過這些壹系列騷操作，共產黨由原來流氓形象變成了依法治理的形象，老百姓在所謂的公平交易中逐漸失去應有的權利，而且心服口服，讓共產黨平穩地收回土地生產資料，避免社會動蕩。
當然共產黨還是考慮農民失去生產資料後生活問題，他們從2012年就提出職業農民概念，這是壹種職業，如同職業工人壹個概念。經過培訓和進行分級考試，讓農民有上升通道，不至於對生活絕望，同是按技能拿等級工資，徹底讓農民為共產黨打工，共產黨成了最大的“地主”。可以說共產黨每布置的每壹步棋子背後都有深層用意，共產黨從未真真為百姓著想，對於共產黨來說，政權的穩定才是最高目的，而計劃經濟絕對是奴役百姓的最佳手段，讓百姓天天為壹口吃的辛勤忙碌著，無暇顧及生活以外的事，更想不到民主自由憲政。
保甲制度是宋朝時期開始帶有軍事管理的戶籍管理制度，是社會統治手段，以戶為基本單位，十戶為甲，十甲為保，由此建立起對全國的嚴密控制。而從建國後中共眼裏所有的人民都是潛在敵人，必須進行防範，要時時監控到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讓個體沙粒化而無法凝聚，這樣才能永固江山。以前的二元戶籍制度將人死死按在原地，沒有流動性，改革開放後戶籍制大大松綁，人們才有了相對遷徙的自由，那麽對於現在和未來，中共又是怎樣監控每個人呢？
中共按人群聚集地分兩類，壹類是城裏人，此類人員密集，監控難度較大；另壹類是農村人，人員單壹，監控相對容易。看看中共對此二類人如何悄悄實施他們惡毒的計劃。
在城市，他們將每壹個城市都劃分成壹個個“15分鐘生活圈”，即在15分鐘步行可達範圍內，配備有較為完善的養老、醫療、教育、商業、交通、文體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基本解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壹般在3平方公裏範圍左右。是中共在2016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中提出，並在“十三五”（2016-2020）規劃綱要中重點打造“15分鐘生活圈”。看似便民，實則是有目的將人員固定在壹定區域內活動，是壹種變異版本的戶籍制度。“15分鐘生活圈”只是圈定人員活動範圍，配套的措施是國內早已布置到位的社區網格化管理，由北京市2004年首先實踐的，就是運用數字化、信息化手段，實現市區聯動壹種城市管理新模式。它擁有13個小類的基礎數據平臺，其中特殊人群信息模塊（刑滿釋放人員、社區矯正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員、吸毒人員、艾滋病危險人員等）和治安信息模塊（值班室信息、巡防隊信息、紅袖標信息、案發情況）最為引人關註，可以說社區裏的每個人都貼上了標簽，每戶所對應的網格員對家族情況了如指掌，完美的升級了自1990年代以來已經衰落的用於監控每壹位公民的居委會，類似中國古代結合軍事管理和戶籍管理於壹體的保甲制度。網格化管理可以把每個小區內居民有效管理起來，而小區外道路等公共區域則由“天網工程”進行補缺。“天網工程”從 2005 年開始了建設到 2011 年底基本建設到了縣壹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系統，利用了人臉識別系統、行人步態識別系統、車牌識別系統、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能在監控鏡頭下極短時間內識別公民身份，到2020年全國各地的公共監控攝像頭數量將達到6.26億個，如此宏大的千億級工程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普通刑事案件，而是維穩。
在農村首先采取人員集中化管理，實行合村並居工程；其次實行“雪亮工程”，2015 年中共九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 設聯網應用的若幹意見》，“雪亮工程”開始向全國推廣，並提出2020 年基本實現 “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並在2018 年寫入中央壹號文件。其監控探頭主要布置在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以及村口位置，利用農村現有電視網絡，將視頻監控信息接入農戶家庭數字電視終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專群結合，進行實時監控。最後壹步實施 “農村廣播村村響”工程，於2014 年在9 個省市試點，並納入 “十三五”規劃中，明確要求在2020 年我國將初步建成中央、省、市、縣四級信息共享、分級負責、反應快捷、安全可靠的全國應急廣播體系。對於90年代中期就徹底癱瘓的農村廣播，中共花巨額建設，看似傻缺的行為，在未來閉關鎖國中啟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基層組織的輿論宣傳工具，特點速度快，不可選擇性（電視手機可選擇不看，但是廣播不得不聽）。對於人員因生活物資造成流動性，中共早已為準備回歸計劃經濟時而悄悄啟動的供銷合作社， 1995年布置，並在2018年已達95%鄉鎮覆蓋率，農村人未來購買壹切的生活物資均可以在村級供銷社買到，包括快遞、通信等增值服務，妳還有什麽理由出村級範圍呢？
上面介紹僅僅是中共對於個人監控在農村和城市間的布控，只是手段中的壹部分，中共還采取以下幾種辦法加強監控，力爭做到完美無暇。第壹推行社會信用體系，它是2014年發布《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獎懲機制全面啟用，對14億公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可怕之處通過獎懲方法進行信用分加減，懲罰如地鐵上進食或大聲播放音樂、對闖紅燈和橫穿馬路、生活垃圾未合理分類、冒用他人的公共交通證件、訂酒店不入住或預約餐廳餐位不出現、批評中共言論等等，而這些完全可以與監控系統完美結合在壹起；另壹方面獎勵如獻血、捐款、社區誌願者服務、舉報等。信用分高低影響個人招錄、任用、職稱評定、考核，子女教育、就業、住房保障、創業、遷移等，把毛時代對個人信息悄悄進行記錄的那套檔案制度進行完美升級，讓民眾在中共指定的行為模式下活動，讓每個人過的戰戰兢兢，不敢雷池半步。第二，公安系統早已悄悄建立每個人家族成員關系圖，並已大規模進行采集家族DNA血液，目的是以後讓家族成員之間在犯法時采取聯保連坐法，使其家族成員內部自動形成互相監督作用。第三未來的電子貨幣與IPV6結合，讓每個人都有壹個固定的IP，具有公民身份信息識別、上網唯壹性功能、限制電子貨幣使用範圍等等功能。
當中共閉關後，百姓會面臨“空中有監控、地面有巡邏、出城有卡口、社區有聯防”的全方位、立體式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壹下未來，如果A是中共重點看管對象，他的信用分很低，低到不能出15分鐘生活圈範圍(信用分高低決定每個人活動範圍，分數高可以出城，出省等)，壹旦出去，妳必須要躲過所有的監控系統，因為監控通過抓拍結合大數據可以立即判斷妳應該在什麽區域內，就算妳能進入到別的15分鐘生活圈裏用電子貨幣進行消費時，在支付的同時妳的信息已經傳到大數據庫裏，通過自動識別並進行警示，直接傳送到公安部門，甚至妳都不可以進行消費，因為妳的信用低，妳的電子貨幣使用範圍只能在本15分鐘生活圈內消費。去朋友家串門也不行，小區的門禁系統通過人臉識別系統就可以輕易發現妳應不應該出現在這裏，另外妳還要能躲過地面巡邏人員，因為妳是新面孔，他們會核查妳的身份信息。如果妳壹夜未歸，他的信息通過小區門禁警告系統第二天就反饋到社區，網格員立即上門核實情況，不得不承認大數據和互聯網讓中共有了續命的機會。通過今年“武漢肺炎”進行疫情防控實戰，有條不紊的完成各小區各村封堵以及人員行動軌跡通告，這些都是中共這麽多年來布置的立體監控系統，通過大數據+網格化、人工智能、雲計算等實現的初步戰果，讓中共更加相信自己多年的計劃是完美的，是有成果的，對其政權的穩定壹定會長期而穩定的。
所有的壹切都是中共有步驟有計劃的進行著，不知不覺中實施到位，為今後閉關鎖國做好了最有效的準備，壹付付枷鎖悄悄給國民戴上，讓國民完全生活在恐懼之中。
中共對於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從來沒有放棄過，只是現在的中國人對於眼前改革的表象所迷惑，認為改革開放是壹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向後倒車，今天我們來捋壹捋計劃經濟的前因後果。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向崩潰的邊緣，國內可用來分配的資源太少，效率低，同時外匯短缺，面對這樣的現狀，鄧小平和陳雲磋商把經濟開壹個窗口，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壹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開始實施的壹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主要目的吸收世界資源，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最大的好處挽回經濟，獲取資源，賺得外匯。
有幾個重要事實需要我們考慮的，第壹改革僅僅只是從經濟入手，政治體制保持不變，雖然黨政分開是當年鄧小平和美國談改革開放時候的承諾之壹，但是到1989年時候被證明是假的；第二把國企管轄的產品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不放開；第三保留五年計劃和發改委部門。這三個方面就是鄧小平和陳雲切磋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是為了隨時準備再次關上國門留的後手。由於時間的不確定性，所以保留著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五年計劃和發改委，而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國企保留著，就是考慮關門的時候，私企就算真垮了，也拖不垮中國。五年計劃是共產極權國家為實施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或者政府宏觀調控而編制的經濟計劃和方針，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而發改委前身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有著國務院“經濟內閣”角色，作用是行業規劃、產業政策、經濟運行調節等，也是典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特點。這些證據壹切都表明共產黨不是真心想徹底改革開放，等賺足了外匯和撈足了足夠的資源，依照局勢再次關門。
鄧小平曾經對於改革開放黨內各種質疑，特別回應 “改不好了大不了再改回來”，民眾對這句話不重視，認為只是說說而已，而陳雲是中國的計劃經濟的倡導者和堅定執行者，從來沒有認為計劃經濟有問題。
為了紅色江山永葆青春，鄧小平按照陳雲指示（將江山留給自己孩子們才放心），著手準備紅二代接江山。由於紅二代當時太小，不服眾，所以找了江澤民和胡錦濤臨時管理壹下，現在紅二代正處於接管最佳時期，面對的著內外交困，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和經濟下滑，關門是不二選擇。當然他們也不是臨時布局，而是從改開之際就全盤考慮。為了防止民眾在思想上被汙染，媒體統壹宣傳尤為顯得重要，中共的任何壹個口號和意識形態都是中央黨校研究出來並向社會進行普及。
中共趁著改開之際，賺取外匯是首要任務，為了賺取更多，中共不予余力加入世貿組織，明知道不會履行協議，但是也要在15年保護期裏吸取壹切外匯。過了保護期之後原型畢露，中共也明白不履行協議的後果就是貿易大門徐徐關上，而國家的經濟是壹個循環並彼此關聯的，出口企業的的破產，會導致其供應商、材料商、資源供應商連鎖反應。黨營企業掌握資源，國家為了穩定，替所有人買單。企業變相成為黨營企業的下屬，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回歸。不過吃飯人口眾多，不得不壓縮單位生活開支，以至於生活水平會下降。所謂的中產會消亡在這發生之前，因為大量失業會造成斷供，中產也回歸到底層。
中共的經濟從2007年就出現問題了，但是作為紅色江山代理人，並沒有紅二代責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外人，希望在位的時候多撈少罵，以至於經濟危機從2007年壹直拖到2017年。從2008年4萬億的投資刺激經濟，以及以後每壹輪刺激都是想掩蓋經濟下滑現象。而巨量的投資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最終會體現在生活物價上，生活物價增加會讓民眾最為感受，為了壓抑物價，同時避免流動資金對外匯沖擊，中共為多種方式回收大量流動資金，用宣傳吹風形式，讓百姓手中現金投入到房產、股市、各種金融理財等，壹輪輪進行收割。但隨著中美貿易戰越來越白日化和房產吸水效應越來越弱，巨量紙幣印刷最終導致通脹至死，物價將整體提高到民眾跪求政府出手對物價進行管控的程度，民眾心甘情願接受物資管制，這樣政府順理成章過渡到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時間應該在2022年左右。
1989年的屠殺，導致全世界對中共經濟改革持懷疑態度，特別是美國政府。中共為了表現出積極經濟改革信號，1992年著手設計、1993年準備並頒布、1994年實施的壹項財稅體制改革——分稅制改革，這是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制度及稅收結構進行的壹次較大規模的調整 ，標誌著中國的財政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邁出了實質性的壹步，但是在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分稅制改革成為歷史。
中共從改革開放回歸到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是壹個醞釀多年驚天計劃，對於中共來說穩定的政權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至於14億百姓就是壹群圈養的豬，隨時可以宰割。
說到農民就必須把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說壹說。共產黨建國之初為了聯合農民，承諾給農民土地。建國後延續解放區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1950年共產黨頒布《土地改革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壹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力。就這樣共產黨通過將從富人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窮人，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
然而短短幾年後，共產黨就想著把農民手上的私有土地收為國有，讓農民喪失生產資料，這樣農民必須依附共產黨，便於穩定的統治。1955年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強令各地整齊劃壹，必須在規定時間按規定模式完成農業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國97%的農戶自願或被迫加入了高級社，接著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運動。在這壹系列“運動”之中，農民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雙重強制下失去了剛分到手的土地，那張有著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證變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廢紙，當然也包括 1954年《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也成了狗屁法律。不僅如此，國家還通過了統購統銷制和城鄉二元分離的戶籍制度建立，將幾億被“集體化”了的農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狀況下經受著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無情的剝奪。土地集體所有是壹種有意識的政治安排，旨在消滅農民到手的土地所有權。
然而共產黨壹次又壹次的運動，造成大量人員餓死，在 “文革”十年之後，農民的生存已經成了問題。要穩定局勢，就必須保證土地的產出效率，那麽必須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土地的利用必須向私有方向轉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應聲而起。
土地承包經營是被學界稱為“第二次土改”，與農民的第二次“立約”。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開始，壹直到《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共產黨等於承認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民依靠土地難以致富，但是土地可以保障農民的就業和生存，農民仍然不願放棄自己承包經營的土地，原因是耕種土地雖無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無疑可以做到風險最小化。
改革開放之後農民的基本生活已經能滿足的情況下，結合著改革開放最終再次回歸計劃經濟的設想，共產黨又開始打起農民對土地經營權的主意，為了避免直接收回土地經營權引起社會動蕩，我們看看共產黨是如何實施他們的壹系列驚天計劃。
第壹步修改相關法律。2007年制定《物權法》將承包經營權定性為用益物權，但承包經營權的權能仍不完整，《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對承包經營權的桎梏仍未解除：轉讓受壹系列限制，不能抵押。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即對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從限制轉向鼓勵；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權能補足。 2014年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幹意見》，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2015年印發《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提出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經營權各自相對獨立。這為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抵押提供了有解釋力的理論和可操作的方案。隨著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逐步轉變為法律，農業用地盡管屬於集體所有，但各項權能會全部私有化。
第二步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工作。2008年10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時間跨度為10年，到2018年年底基本全國完成。這裏我們關心農民手上的二個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承包經營權證。宅基地是共產黨建國後為收回土地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為了避免吃相難看以及順利收回農田，允許農民留有自留地，也就是農村宅基地，屬於私有財產。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那只是緩招，最終是不能容忍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化，違背共產主義教義，另壹方面對於城市裏的工人來說也是最大不公平，因為工人沒有任何私有生產資料。確權後最終效果是承包經營權可以流轉和抵押貸款，宅基地使用權也可以抵押貸款。
第三步宣傳媒體鼓吹。如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土地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試點的指導意見》，讓農戶以土地經營權加入到龍頭企業、合作社的產業發展之中，為農戶如何用土地經營權入股指明了道路。重點詞是入股。
第四步未來局面走向。當土地經營權入股份制，農民相當於拿出自己的土地進行投資了，屬於投資行為，風險自擔。農民自己的土地是否能夠轉讓，需要由股東大會來決定，而不是單個投資入股的農民說了算，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這樣的話，村幹部所組織的股東聯合體將決定發展方向。當遇到上級政府需要占用土地時，結果是很顯然的即農民丟失了土地經營權，對於政府來說印錢買妳的股份真的不是壹個事。另外土地產出的農作物的價格壹直是政府指導價，所以贏利與否在於政府的調控。如果年年產量足，農作物單價低，分紅沒有幾個，農民會對於入股失望，這時候政府再用高價錢來買股份，農民壹般會同意這樣的交易，即使不同意也沒有說話權利，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股東決定股份買賣。
同樣未來的苦日子對於農民來說將手上的確權證件抵押是最終操作，農民將徹底失去了壹切。經過這些壹系列騷操作，共產黨由原來流氓形象變成了依法治理的形象，老百姓在所謂的公平交易中逐漸失去應有的權利，而且心服口服，讓共產黨平穩地收回土地生產資料，避免社會動蕩。
當然共產黨還是考慮農民失去生產資料後生活問題，他們從2012年就提出職業農民概念，這是壹種職業，如同職業工人壹個概念。經過培訓和進行分級考試，讓農民有上升通道，不至於對生活絕望，同是按技能拿等級工資，徹底讓農民為共產黨打工，共產黨成了最大的“地主”。可以說共產黨每布置的每壹步棋子背後都有深層用意，共產黨從未真真為百姓著想，對於共產黨來說，政權的穩定才是最高目的，而計劃經濟絕對是奴役百姓的最佳手段，讓百姓天天為壹口吃的辛勤忙碌著，無暇顧及生活以外的事，更想不到民主自由憲政。
保甲制度是宋朝時期開始帶有軍事管理的戶籍管理制度，是社會統治手段，以戶為基本單位，十戶為甲，十甲為保，由此建立起對全國的嚴密控制。而從建國後中共眼裏所有的人民都是潛在敵人，必須進行防範，要時時監控到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讓個體沙粒化而無法凝聚，這樣才能永固江山。以前的二元戶籍制度將人死死按在原地，沒有流動性，改革開放後戶籍制大大松綁，人們才有了相對遷徙的自由，那麽對於現在和未來，中共又是怎樣監控每個人呢？
中共按人群聚集地分兩類，壹類是城裏人，此類人員密集，監控難度較大；另壹類是農村人，人員單壹，監控相對容易。看看中共對此二類人如何悄悄實施他們惡毒的計劃。
在城市，他們將每壹個城市都劃分成壹個個“15分鐘生活圈”，即在15分鐘步行可達範圍內，配備有較為完善的養老、醫療、教育、商業、交通、文體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基本解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壹般在3平方公裏範圍左右。是中共在2016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中提出，並在“十三五”（2016-2020）規劃綱要中重點打造“15分鐘生活圈”。看似便民，實則是有目的將人員固定在壹定區域內活動，是壹種變異版本的戶籍制度。“15分鐘生活圈”只是圈定人員活動範圍，配套的措施是國內早已布置到位的社區網格化管理，由北京市2004年首先實踐的，就是運用數字化、信息化手段，實現市區聯動壹種城市管理新模式。它擁有13個小類的基礎數據平臺，其中特殊人群信息模塊（刑滿釋放人員、社區矯正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員、吸毒人員、艾滋病危險人員等）和治安信息模塊（值班室信息、巡防隊信息、紅袖標信息、案發情況）最為引人關註，可以說社區裏的每個人都貼上了標簽，每戶所對應的網格員對家族情況了如指掌，完美的升級了自1990年代以來已經衰落的用於監控每壹位公民的居委會，類似中國古代結合軍事管理和戶籍管理於壹體的保甲制度。網格化管理可以把每個小區內居民有效管理起來，而小區外道路等公共區域則由“天網工程”進行補缺。“天網工程”從 2005 年開始了建設到 2011 年底基本建設到了縣壹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系統，利用了人臉識別系統、行人步態識別系統、車牌識別系統、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能在監控鏡頭下極短時間內識別公民身份，到2020年全國各地的公共監控攝像頭數量將達到6.26億個，如此宏大的千億級工程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普通刑事案件，而是維穩。
在農村首先采取人員集中化管理，實行合村並居工程；其次實行“雪亮工程”，2015 年中共九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 設聯網應用的若幹意見》，“雪亮工程”開始向全國推廣，並提出2020 年基本實現 “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並在2018 年寫入中央壹號文件。其監控探頭主要布置在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以及村口位置，利用農村現有電視網絡，將視頻監控信息接入農戶家庭數字電視終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專群結合，進行實時監控。最後壹步實施 “農村廣播村村響”工程，於2014 年在9 個省市試點，並納入 “十三五”規劃中，明確要求在2020 年我國將初步建成中央、省、市、縣四級信息共享、分級負責、反應快捷、安全可靠的全國應急廣播體系。對於90年代中期就徹底癱瘓的農村廣播，中共花巨額建設，看似傻缺的行為，在未來閉關鎖國中啟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基層組織的輿論宣傳工具，特點速度快，不可選擇性（電視手機可選擇不看，但是廣播不得不聽）。對於人員因生活物資造成流動性，中共早已為準備回歸計劃經濟時而悄悄啟動的供銷合作社， 1995年布置，並在2018年已達95%鄉鎮覆蓋率，農村人未來購買壹切的生活物資均可以在村級供銷社買到，包括快遞、通信等增值服務，妳還有什麽理由出村級範圍呢？
上面介紹僅僅是中共對於個人監控在農村和城市間的布控，只是手段中的壹部分，中共還采取以下幾種辦法加強監控，力爭做到完美無暇。第壹推行社會信用體系，它是2014年發布《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獎懲機制全面啟用，對14億公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可怕之處通過獎懲方法進行信用分加減，懲罰如地鐵上進食或大聲播放音樂、對闖紅燈和橫穿馬路、生活垃圾未合理分類、冒用他人的公共交通證件、訂酒店不入住或預約餐廳餐位不出現、批評中共言論等等，而這些完全可以與監控系統完美結合在壹起；另壹方面獎勵如獻血、捐款、社區誌願者服務、舉報等。信用分高低影響個人招錄、任用、職稱評定、考核，子女教育、就業、住房保障、創業、遷移等，把毛時代對個人信息悄悄進行記錄的那套檔案制度進行完美升級，讓民眾在中共指定的行為模式下活動，讓每個人過的戰戰兢兢，不敢雷池半步。第二，公安系統早已悄悄建立每個人家族成員關系圖，並已大規模進行采集家族DNA血液，目的是以後讓家族成員之間在犯法時采取聯保連坐法，使其家族成員內部自動形成互相監督作用。第三未來的電子貨幣與IPV6結合，讓每個人都有壹個固定的IP，具有公民身份信息識別、上網唯壹性功能、限制電子貨幣使用範圍等等功能。
當中共閉關後，百姓會面臨“空中有監控、地面有巡邏、出城有卡口、社區有聯防”的全方位、立體式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壹下未來，如果A是中共重點看管對象，他的信用分很低，低到不能出15分鐘生活圈範圍(信用分高低決定每個人活動範圍，分數高可以出城，出省等)，壹旦出去，妳必須要躲過所有的監控系統，因為監控通過抓拍結合大數據可以立即判斷妳應該在什麽區域內，就算妳能進入到別的15分鐘生活圈裏用電子貨幣進行消費時，在支付的同時妳的信息已經傳到大數據庫裏，通過自動識別並進行警示，直接傳送到公安部門，甚至妳都不可以進行消費，因為妳的信用低，妳的電子貨幣使用範圍只能在本15分鐘生活圈內消費。去朋友家串門也不行，小區的門禁系統通過人臉識別系統就可以輕易發現妳應不應該出現在這裏，另外妳還要能躲過地面巡邏人員，因為妳是新面孔，他們會核查妳的身份信息。如果妳壹夜未歸，他的信息通過小區門禁警告系統第二天就反饋到社區，網格員立即上門核實情況，不得不承認大數據和互聯網讓中共有了續命的機會。通過今年“武漢肺炎”進行疫情防控實戰，有條不紊的完成各小區各村封堵以及人員行動軌跡通告，這些都是中共這麽多年來布置的立體監控系統，通過大數據+網格化、人工智能、雲計算等實現的初步戰果，讓中共更加相信自己多年的計劃是完美的，是有成果的，對其政權的穩定壹定會長期而穩定的。
所有的壹切都是中共有步驟有計劃的進行著，不知不覺中實施到位，為今後閉關鎖國做好了最有效的準備，壹付付枷鎖悄悄給國民戴上，讓國民完全生活在恐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