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成員的精神疾病

作者 中國網友

第三次憤青運動是指繼上世紀和義和團運動、紅衛兵運動之後,九十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而言,之所以將這三次歷史事件統壹歸為憤青運動範疇,即是因為它們有著極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約略的定義為:壹、強烈的反西方意識,迷信極權暴力;二、狂熱的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為旗幟;三、以青年為主流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有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四、有暴力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現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權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運動,不是憤青運動,不在討論之列。
我們也須對民族主義約定壹個範圍:民族通常是以語言體系為紐帶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語言是維系族群活動的首要資源,不同語言之間的族群因其民族歷史文化記憶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也不盡相同。說漢語的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也包括其他漢語系的少數民族,漢民族為絕大多數。說藏語的是以藏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藏民族占多數,也包括藏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蒙古語與突厥語系的民族主義以此類推。這裏所談的民族主義是漢語體系的漢民族為主體之民族主義,憤青運動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憤青現象不在討論之列。而此文所稱之“民族主義”也不是孫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指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的憤青式狂熱民族情緒,因為他們及社會上統稱之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但也非本題目之任務,亦不在討論之列。
壹、義和團運動 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史稱“拳亂”)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民族運動,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壹群不識字的農民和極端保守的滿清統治集團,但義和團從民間走向國家政治舞臺後,即以農民戰爭的方式來發起對外來民族的戰爭,是最終造成更大民族災難的起因,也深刻影響百年來的現代史。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壹些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為強國之策。但甲午戰敗後,中國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於朝廷和學者,底層民眾並未參與。而農民則認為西方的文化經濟侵略是中國社會衰落的根源,只有趕盡殺絕外國人,中國便天下太平。於是義和團以驅趕外國人為宗旨,向壹切外來的人和物發起猛烈攻擊,火燒天主教堂,殺害教士信徒,殺害享有特權的外交人員。義和團不是國防軍,其軍事組織是依自然村鎮上形成的“壇口”、“拳廠”或“紅燈照”壹類松散的民間拳團單位。迷信神仙法術,拳腳氣功。扒鐵路、砸郵局、砍電線桿子、殺傳教士、圍攻大使館時豪情萬丈,上了戰場,即刻發現刀槍不入的鐵布衫金鐘罩功夫不行了,各種神祇通通失靈了,連孫悟空也幫不上忙了,拳眾潰不成軍。慈喜太後等頑固派利用烏合之眾的義和團來向西方列強宣戰,力圖壹舉驅除洋人,義和團運動所以持續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數省。結果是滿清皇室西逃,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擊潰,後被滿清政府剿滅,中國簽訂屈辱條約,付出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南方由於張之洞、劉坤壹等地方官員強烈抵制,力主鎮壓,實行東南互保,拳眾未能南下。愛國主義最終以禍國殃民的結局收場,引來俄國侵略勢力,付出長久和慘重的代價。他們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賣了,雖然不堪回首,卻也為中華帝國最終打開國門,為接受西方文明創造了全民共識的局面,再無人以大刀長矛來藐視西方的堅船巨炮了,再無人對“中體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於是奮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實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這個層面上講,義和團運動之敗也是中國走向共和之契機。
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是當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憤青運動。他們也是壹群“憤怒的青年”,其憤青群體性特征極為明顯。假如沒有憤青的集體憤怒,毛澤東就難於將開展於文化界的鬥爭演進為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紅衛兵初起時全是在校大中學生,後來成份有些復雜,但總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眾力量。紅衛兵運動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不是將外國人全部拒之於國門之外,而是要打倒國內走資派,打倒美帝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理論,將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思想傳播於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這次運動更為激烈,遍及全國每壹個角落和每壹個人,是把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壹齊打倒,代之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受高層控制,紅衛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當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亂形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之後,紅衛兵隨即被當局驅離。紅衛兵的革命權力完全來源於最高層,雖有強大的組織力量,自身並無主導運動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紅衛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機發起暴動,趕走英國人,收回香港主權,但遭受中央壓制,只好偃旗息鼓,繼續在英國人統治下生活。
紅衛兵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結束,持續了近三年。紅衛兵幫助毛澤東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後,失去利用價值,免得再生事端,隨即將紅衛兵敲鑼打鼓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紅衛兵也全部變為插隊知青,等他們明白過來了,青春已經逝去,又可憐巴巴地加入爭取回城的大軍中去了。那時北京有名的紅衛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紅得發紫,也壹樣被趕出京城,監督勞動。文革仍在進行,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為被教育改造的對象,工人和軍隊上升為文革主力。紅衛兵如同打土豪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待土地合作化時,痞子運動的價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貧下中農為主力軍了。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憤青造反為先導,否則很難在極短時間內打亂原有秩序,搞掉劉少奇的龐大體系。劉的政府倒臺後,代之以組織紀律性強的軍隊和工人參與文革奪權,毛澤東才會掌握文革的絕對領導權。1966 年11月,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澤東表態支持,隨後的“壹月風暴”中,王洪文指揮“工總司”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令毛興奮不已。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對紅衛兵已是不耐煩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於是將工宣隊和軍宣隊派駐學校,監管學生,勿使之脫離軌道。工人群眾登上文革舞臺,作為烏合之眾的憤青自然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由於文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紅衛兵被趕到鄉下是唯壹化解麻煩的辦法。娃娃爛氣的紅衛兵運動煙消雲散,悲劇性收場,也被無情釘上了世界歷史的恥辱柱,成為反人類現象的典型。當時北京第壹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1]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爛現有的黨政系統,原有的統治機器指揮不靈了,必須借助組織化的群眾運動,讓青年學生帶頭打破舊格局,助其重建毛氏個人專制。所以,紅衛兵的活動能量完全來源於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壹人,允許其介入高層鬥爭,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級黨政官員發起攻擊,並大肆報復社會。當毛達到了目標,隨即切斷能量供應,他們的政治資源便立即枯竭了。紅衛兵大批鬥走資派、打砸搶、殺人害命直至武鬥流血,都表現得勇敢無比,毛主席壹聲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無人敢於反抗,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因為紅衛兵就是為保衛毛主席神聖地位而成立的,他們的“革命正義”完全出於毛的認可,對於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徹底執行,否則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為他們根本不具有現代權利意識,強烈的忠君意識也不允許有份外之想,所以才會以大肆踐踏公民權利的方式來渲瀉革命激情,體現忠君情懷。他們雖為熱血青年,其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完全來源於程式化的共產主義忠誠教育和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妄圖解放全人類是由於深信毛澤東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燈,其行為過於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們是在幼年就被洗腦的壹代人,心中充滿著忠君與仇恨意識。實際上,他們也處於被壓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應該是自己,待他們被無情地趕下農村時,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慮自身困境,於是把精力都轉移到回城的熱潮中了。但這種反思不是權利意義上的覺醒,無法做暴民,便立即顯現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與奴仆的雙重性格使紅衛兵運動無法轉向民權革命。這場運動是人類現代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毀滅運動,它比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及希特勒的燒書殺猶太人更為殘暴。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教授名人學者不計其數,破壞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不計其數,造成的無辜人命和社會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破壞的文物古跡不計其數,對中華文化史籍資料的毀滅性破壞亦不計其數……
表面上,紅衛兵運動體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太明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世界革命需統壹的階級陣線,民族主義勢必影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化。但實際上,列寧的蘇維埃帝國就是大斯拉夫主義聯盟,是為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擴張利益服務的,到了斯大林更是這樣,其他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毛澤東也壹樣,重建中華帝國的世界中心地位,當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輸出毛氏印記的紅色革命才行。所以,紅衛兵運動也是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憤青運動。
三、憤青運動 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是第三次憤青運動,其範圍不如紅衛兵運動廣闊,規模也較為零散,卻影響廣泛,成為當代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義運動。它煽動的民族狂熱曾引起數次中美和中日之間的外交沖突,也為西方社會所廣泛關註。雖然不以輸出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展示憤青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憤怒,卻也借用壹切重要機會乃至走出國門來展示其能量。例如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即以“紅海洋”式的視覺震撼來形成對西方民眾的強大心理壓力,西方人稱之為“紅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沖突。憤青運動有壹定的權力背景,上海憤青圍攻日本領事館時,警察為其開道,武警幫助憤青爬上領館墻頭,而不是發催淚彈或用棍棒驅趕之。在後來的諸多反美反日遊行,學生軍警統壹行動,公開的宣傳仍然說成是自發的,與政府無關。由於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當代憤青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體政治活動,官方也不允許憤青組織化,壹哄而起,壹轟而散,烏合之眾最為適合。
以憤青的文化層次而論,遠超過義和團的農民,也超出紅衛兵許多,不少人有高學歷職稱,或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但心理傳統壹脈相承,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當代憤青與以往的憤青有壹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其偽民意性,這是研究當代憤青運動時需要註意的。義和團能基本代表民意,因為那時的人們知識水平太低,資信落後,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於守舊,不可能找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正這是這種守舊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閉關鎖國的方式來純化中華,回到天朝帝國的老傳統中去,拳眾的暴虐與昏庸腐朽的清宮保守派壹樣表現出守舊愚昧。僅僅憑壹幫無知拳眾的海口,慈喜太後就敢向列強宣戰,表現出極端的愚昧。但無論是義和團還是滿清官員,本質上是愛國的,他們決不會以獲得壹張外國護照為榮,他不是在表演愛國。紅衛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正義感,雖然這些都是反人類的,是落後愚昧的。但紅衛兵的知識和眼界不支持他們在舉國顛狂的情勢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誤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視為普遍真理,同樣表現為守舊愚昧,也代表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當代憤青的人權認知超過紅衛兵許多,不是不懂民權政治,其逆時代的行為是故意所為,他們心靈深處既積聚集著恐懼,也積蓄著暴虐,是雙重性格所致。當代憤青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也是虛偽的,被人稱之為“愛國賊”,比賣國賊更可惡。因為賣國行為須面對道德拷問和歷史追問,賣國者通常身居高位,執掌國家權力,其行為自然要載入史籍,賣國行為多半不得已而為之,晚清政府的賣國行為都是戰敗所致。愛國賊是什麽也不管,是壹幫無絲毫道德約束的流氓無賴,其地位所限,也用不著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圍攻美日使館,夜裏趕快到使館排隊等簽證,更以千方百計弄到張美國綠卡為榮。他們的憤怒是選擇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們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技成果,進入現代生活,每天離不開電話電腦網絡,也離不開歐美電影,壹面卻大罵西方民主的虛偽,為專制唱贊歌,或小罵大幫忙。因為詛咒西方是安全的,不會引來政治風險,為體制服務又可獲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時,CCTV記者芮成鋼搶奪韓國記者的提問機會,不顧起碼的禮儀,向奧巴馬發難,聲稱自己代表亞洲人,也可以代表韓國人。而上壹年的G20峰會中,他聲稱代表全世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參加會議的官員,只是壹名新聞記者,僅能代表CCTV,連中國人也無權代表,卻顯示出強烈的霸權意識。CCTV何以連年派這等憤青出鏡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會議的中方代表不公開置疑?就是因為這種表演不過是借國際舞臺給國內觀眾看罷了,需要這種“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憤青用“愛國主義”這塊“金磚”,敲開榮譽金錢之門,也砸開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大門,這就是其本色!他們絕不會對身邊的專制憤怒,絕不敢對自己的上司發難,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哪怕權利受到嚴重侵擾。他們慣於忍受政治壓迫和雇主奴役,他們敢於挑戰外國元首是因為毫無風險,潛意識中對極權的恐懼是他們選擇憤怒的閾值,超過這個閾值,他們就退縮或轉向了。所以第三次憤青運動更多的帶有流氓文化的痞子運動特征,他們是標準的奴仆,沒有什麽革命正義感,也不管什麽人類自然正義與普世價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機發泄的成份更多些。當代憤青運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激情與獻身精神,義和團的上戰場不用說,紅衛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戰場受到拒絕後,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參加反美戰爭。也有不少人跑到緬甸,參加緬共的“解放”戰爭,後緬共失去外援,紛紛做鳥獸散,壹些割據武裝只好改種鴉片了。義和團排外是為保存國粹,雖然表現出來的是愚昧。紅衛兵的瘋狂也大多出於革命義憤,盡管這種義憤代表的是偽正義。而今的憤青很善於事前評估政治及法律風險,以高喊廉價口號來展示效忠式的愛國主義,他們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卻是媚外的,他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為急切。他們有時也需要人權,很會利用西方社會的自由制度在外國表演中國所喜歡的事,比如火炬傳遞中的紅色暴力傾向,可以作為向西方國家要價的籌碼。有時候也會容許有組織的反美示威,在媒體上宣傳為自發行為,這也是當代憤青運動偽民意性的壹個重要特征。
因此說,當代憤青的特點是極端反對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對長期關註中國人權的美國,美國於是成了憤青的頭號敵人。所以,他們絕不會為伊朗或朝鮮的人權問題上街,也不會為了自身的公民權利上街,否則就是不憤青運動而是民權運動了。他們的憤怒時刻參照官方態度,與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們也決不會為俄羅斯擊沈中國商船而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也不會對俄國政府壹次沒收銷毀中國商人20多億美元商品而發起網絡攻擊,更不會對俄國軍隊肆意扣捕中國船民而到俄國使館抗議。雖然俄羅斯帝國夢對中華帝國夢有制約作用,官方的憤怒取向決定著憤青運動的憤怒風向及政治風險。何以憤青如此地敵視美國呢?這也是長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雙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壹方面可以反美國為名發泄過剩的激情,揮灑仇恨怨怒。憤青缺乏現代人類社會具有的宗教情懷,由於共產主義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長期的洗腦教育,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贖精神,他們空虛的靈魂只能在界定的“愛國主義”範圍內發泄。於是毛澤東就成了心中的“上帝”,為憤青運動染上神聖的色彩,成為主宰靈魂及價值觀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政治參與。第三次憤青運動之所以斷斷續續折騰十幾年,正是由於其反民主性,是抵禦化解民眾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訴求的利器,越是將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誇張到極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能持續利用反西方的憤怒資源,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註意力從爭取公民權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來,憤青運動就越具有利用價值。以現代資迅渠道而言,憤青可以了解到他們想了解的壹切東西,卻不屑於了解。他們明知自由民主是時代潮流,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唯壹生活方式,卻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體行動來表演壹番,力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吸引眼球,不甘心其邊緣化地位。但他們除了被不時利用壹下外,並無更多的剩余價值,比如他們要求抵制日貨,圍攻家樂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眾支持,因為中國經濟的六七成是依賴出口的,礦產資源也大部來自國外,抵制外國貨無異於自殺。這時候,官方也會視情況實施壓制,免釀成蔓延之勢。憤青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國情,但出於表演推銷或發泄自己的目的,總是有在大庭廣眾下現身的強烈欲望,是憤青唯壹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但憤青搞得過了火,也會受到懲罰,上海日本領事館被砸,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幾個帶頭的,判刑了事,當了替罪羊。這顯然是象征性的,不會認真追究憤青的責任,與發生在西藏新疆的騷亂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窮追到底的。
第三次憤青運動不同於以往之處,還在於憤青善於利用現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網絡平臺表演民族主義,甚至以發動網上恐怖攻擊,除了黑客對自由網站攻擊,也攻擊壹些自由學者網頁。還有很多人是有關部門雇傭的打手,以每發壹貼獲取五角錢報酬為目的,履行引導輿論導向和壓制自由言論的任務,暗藏身份,多處註冊馬甲,在各網站論壇和個人博客發貼,具有地下工作性質,人稱“五毛黨”。[3] 這也是新時期的特殊表現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網上憤青為樣本,對其展開心理分析。

相關心理學簡述

憤青運動是既然是壹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普遍之規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義、崇尚極權暴力、強烈的忠君意識、青年人過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達等等。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憤青現象也表現出鮮明的心理學特點——病態心理。憤青的病態心理主要體現在偏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沒有病態的社會化偏見心理,就不會形成憤青運動。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說:“……對某些人來說,偏見是壹種生活方式,它似乎產生於他們的保護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們與自己周圍世界發生聯系的習慣方式的壹種反映,而不是壹種經過特定學習後而對某些特定團體產生反感的結果。……他們的許多態度常常形成壹種統壹的模式。首先,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隨著壹種美化他們自己團體的傾向,因此他們可以被稱作種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c)。而且,這壹種族中心主義常常與壹種嚴格而狹窄的社會——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關。這種保守主義決心堅持傳統的放任主義教條和傳統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對那些似平威脅這些價值的人。……這些廣泛偏見的的人們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專制主義的意見。他們不僅不能容忍與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們典型地向往壹種明確而嚴格規定的‘強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級社會體系。”[4] 這是用美國人為實驗樣本得出的結論,若用中國的憤青為樣本,更會深化這壹論證。(壹)

中國憤青的種族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漢民族沙文主義。中國近代的落後,使得中國人的傳統優越感遭遇挫折,歷史上總是中華為世界第壹,中國為世界中心,天朝舊夢破滅了,有如俄羅斯的大帝國迷夢破滅了壹樣,化為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傷痛。這個傷痛在不斷的回憶中強化,特別形成壹部分群體的仇恨心理,強化為頑固的群體偏見意識,或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有如不少俄國人依舊懷念斯大林的蘇維埃帝國,又紛紛興起斯大林崇拜,壹如當年斯大林的辦公室去掉列寧像而掛上彼得大帝的畫像、妄圖重圓俄羅斯民族的霸主之夢壹樣。[5] 中國人特別不能接受美國位居第壹的現實,認為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全球領導地位原本屬於中國的,而不應該歸於僅有幾百年短淺歷史的美國,對美國充滿著“羨恨交織”的情緒。世界雖然早已進入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時代,民眾福祉為立國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轉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中華帝國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燒。而傳統的集權思想使得中華掘起欲望更為迫切固執,集體主義思想又時刻強化著這種欲望。急於輸出中華的傳統價值觀——中華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須以集體主義來替代自由主義。憤青不渴望自由,不爭取民權,而是期望強勢領袖來帶領中國人走向世界,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取代美國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樣。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幹擾中國的國際動向都會化為新的民族仇恨,與歷史舊帳糾纏在壹起強化為凝聚民族主義的憤怒資源。憤青心態雖然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心理,卻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極端情緒的壹部分,憤青運動就是這種民族偏見心理在現實中的放大效應。偏見構成憤青或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驅動力。雖然這種欲望脫離現實太遠,但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註,必須不斷利用對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為燃料添加,持續夢囈般的幸福意識,憤青才會在烏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換來壹時之幸福感。
任何壹種特定偏見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層次決定著,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識的來源問題,也有知識的結構問題。有相似偏見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數效應就會擴大成群體的偏執狂癥。在權力背景下,會持續蔓延,泛濫成災,納粹及紅衛兵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壹點。中國是保守型社會,長期受奴化教育及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信息來源的單向度決定著教育的單向度,是灌輸性的,是機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產奴仆的同時也生產暴君。奴化教育生產奴仆,仇恨教育生產暴民,暴民中成為暴君的幾率極小,更多有暴虐心態的人只有變為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態下是被壓抑的,不容易找到發泄管道,由於憤青有政治意願,其強烈的政治參予欲望只能在群體性的政治運動中找到渲瀉機會,突發的政治事件就成為其誘因。但單向度的奴性教育決定了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則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為起點,這也是產生憤青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狂暴的人在群體中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是由其從眾心理決定的,即謂“羊群效應”。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這類政治運作是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幹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憤青運動幹擾到權力實施,其自身安全原則隨即達成共識,政治表演便宣告結束了。憤青運動的烏合性質,羊群效應,反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訴求,不會有完善的治國理論,不過是情緒發泄性狀,不過是供權貴玩用的工具而已。這也是憤青運動喪失理性的原因,更是當代憤青運動的典型特征。中國人受制於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學識的人不多,所以才會產生壹代又壹代的憤青,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原因無需多談,這裏主要從心理學上分析憤青現象。
由於偏見性格的形成,憤青的思維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為表述,力求給人不同尋常的另類印象,即使是學術研究,同樣能表現出固執的偏見心態,他們認為,只要能戰勝美國,可以不顧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約束,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價(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襲擊),可以用“西安以東不要了”的方式來與美國進行核決戰……戰爭叫囂是憤青抒發憤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他們嘴裏的中華掘起,實際上是受那種統治者權力與榮耀巔峰式的傳統願望驅使,充滿著中華帝王君臨天下的幻想,充斥著中國管理全世界的夢想。憤青的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壹種認死理式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並以此為判斷是非及正義的標準,凡是不符合這種標準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態對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相當程度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人身上已經具有條件反射的性質,成為集體非理性,可以隨時從潛意識層面被激發。”[6] 在對待壹些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就表現出這種漢化的民族主義,凡不順從者壹律視之為異族,大加撻罰。之所以不斷操控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大多表現為壹種狂熱的大眾情緒,烏合之狂熱是最廉價的政治資源,官方掌握全部鎮壓機器,烏合群體不會影響統治,遂使民族主義成為壹種集權手段,讓統治者永遠占據道義制高點,來對抗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風險,正如龐勒所說:“壹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它毫無邏輯關系的壹系列形象。”“專橫和偏執是壹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壹再表現出來。……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著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壹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7]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斷然拋棄紅衛兵,也緣於群眾運動的群體思維難於精確操控,烏合的群體遠不如正規的軍隊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烏合之眾只有短期利用價值,時間壹長,群體組織正統化,就會追求自身的權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來不利因素,成為統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數情況下會形成社會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確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輕易策動群體運動,除非象毛澤東那樣神明般的統治者。但烏合之眾永遠會有,就在於偏見心理的持續性。
憤青的生活態度也與眾不同,憤青是“憤怒的青年”之簡稱,這種簡稱未必準確(憤青壹詞已約定俗成,只能從俗,以便討論問題),因為憤青之憤怒與標準的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筆名為“怒不可遏”,卻總是寫馬屁文字,與憤怒到極點毫不相幹。他們什麽都能說,且不必對後果負責,可以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壹部科學專著,曾指導了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可以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虐待狂,讀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認真理論,那就上當了,其巴不得借此來展示其與眾不同。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貨壹樣,明知中國商品離不開日本市場,自己也未必會帶頭去做,卻非要發出荒唐叫囂,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發泄和表演而已。若從文化心理分析,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產品,中國的歷次憤青運動無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記,從肆意燒殺同胞的義和團到殘害同類的紅衛兵,再到當代憤青,莫不如此。他們對勝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殺迫害同類時才會表現得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在信息時代,暴力行為也會表現在網絡上,是憤青運動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的網絡社會裏,憤青的暴力行為更加肆意妄為,毫無節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為鮮明,雖然這種效忠式的表演並不能帶來多少個人現實利益,只是偏執已成頑癥,壹有機就會發作的。
這也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作用”,是壓抑的釋放和貫註的轉移,病態的偏見心理須轉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這與自戀有關,由自戀形成的自大偏執狂癥狀,只有能過移情作用來治療。憤青運動就是壓抑移情於街頭政治,偏見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也可以說,憤青運動是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卻絕非心理學意義上的治療過程。可惜的是,大多數人並不覺得他們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醫生。自戀平常是被壓抑的,偏執狂癥只有在發泄的移情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感,當這種發泄被權力階層利用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悲劇或災難就發生了,每每成為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不可能那麽多人同時心理病態吧?這也不奇怪,當文革中億萬人壹齊發狂的時候,總不能說這種全民心態是健康不帶偏執的,沒有心理問題的。當然很多人是出於政治宗教的狂熱,是黨文化的極端化現象,卻也有明顯的社會心理學特點,表現為癥候群的偏見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人類科學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壹,它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不僅是精神醫學方面,更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理論及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著深刻的影響。既然憤青群體有非理性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理論正好幫助我們打開憤青的心窗,透視其內心世界。我們在分析憤青之群體現象時,也有必要對憤青個體做分析,因為群體是由個體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麽,引入精神分析理論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對來自網絡的典型個例分析

我的個人博客裏,時常有憤青搗亂,有兩個極為狂妄的典型個例,極具心理分析價值。壹個是自稱為“思想家”的憤青,壹個是網名為“無字天書”的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爭論之激情;後者是純粹的流氓無賴,只會惡言惡語,謾罵攻擊,甚至采用網絡恐怖襲擊形式。這兩個樣本雖然不能涵蓋網絡憤青群體,卻可以代表相當壹部分憤青的社會心理和病態癥候,可以獲得深入了解之機會。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憤青運動的激化常常在網上形成,街頭運動也與網絡言論的趨同化密切相關。
壹位自稱是“思想家”(思想家樂園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憤青來我的博客(高生詩詞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銷其理論產品,開始時我還較為認真的回應他的觀點和問題,後來發現他並沒有起碼的學術精神,根本談不上是學者,思維邏輯混亂,表現出驚人的幼稚,卻對別人的話根本不聽,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無政治歷史和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知識層次過於淺薄,卻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類,改造世界,實際上他那點所謂的理論不過是前人扔掉的烏托邦之類的東西,且零散不成體系,也談不上有什麽“產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典的烏托邦理論,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知識也相當貧乏,西方經典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語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後語。但當我向他推薦壹些必讀的經典書籍和解釋壹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時,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顧,說我讀的那些書全是過時落後無用有害的,是被別人洗腦了,甚至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為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不知道孫中山有關共產主義的解釋,連天下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為落後的理論,聲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發現的,獲得了許多人的贊揚。壹個人有些自戀自大也不為過,有些標新立異的情結也不奇怪,但當妳發出善意勸告,表示不願與之繼續交流,其偏執狂的病態心理便發展極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惡意騷擾,不由得引起我的厭惡,讓他走開。但“思想家”執意不肯,死纏爛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則不依不繞,實際上就強迫我承認他的“救世理論”。這反倒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因為研究憤青現象正缺少壹個有代表性的網絡樣本,與憤青近距離接觸,雙方的情況有差距,難於獲其內心表露。上網壹般不露真實身份,有虛擬的遙遠空間,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覺,可以即時交談,容易讓對方摘掉人格面具,講出真話,更便於觀察其心理活動。“思想家”的前來,正好補上素材不足的空缺,這是難得之機會,因壹般泛泛而談的憤青不會將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但妳必須不斷刺激他的激情,使他總處於亢奮狀態,方可獲得真實的第壹手資料。這可能會激發其偏執狂癥,卻也只能這樣,因為他的偏執有著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們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為了從精神方面來探求憤青性格之成因,因為憤青並不占人群的大多數,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會成為憤青群體。只是中國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幾的人聚在壹起,場面就相當可觀,在網絡世界也壹樣。他們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現為自戀、炫耀、固執、偏狹、狂傲、冷酷、仇恨、殘暴等等,如果沒有相近的心理特點,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鬧事搗亂的,即使是“羊群效應”,也須有相近的心理認知傾向。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從憤青網站博客中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狂燥偏執情緒,諸如“烏有之鄉”壹類的網站。我們逐步分析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論,以找出其心理成因,這對於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心理,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分析說:“偏執狂(paranoia)是壹種慢性精神錯亂,在當今的精神病學的分類上占有壹種不確定的地位。……根據其內容的不同,偏執狂可區分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誇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心理時,往往產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認為自己是壹個特別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著說:“誇大狂是由力比多從對象貫註上撤回所導致的自我膨脹的真接後果——繼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嬰兒原初自戀的壹種回復。”根據弗氏理論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嬰幼兒的性發展期大致分為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等幾個階段,如果在此期間性本能的沖動受到不恰當的抑制,對將來的性格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負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諦普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也譯為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壹位殺父娶母的國王),肛門期可以形成肛門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錯傾向。伊諦普斯情結是戀母情結;肛門性格是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錯是與性愛對方的性方式錯亂,如同性戀或性虐戀等等倒錯性行為。我們從“思想家”的狂傲言論中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其伊諦普斯情結和肛門性格,已經發展到非常典型的階段。
壹、伊諦普斯情結與自戀 每個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嬰兒的吸吮母乳的動作,除了獲得營養,也有性方面的意義。嬰兒吃飽了還離不開乳頭,以至於含著奶嘴才能睡覺,在不斷的吸吮中感受到快樂——性的滿足。弗洛伊德說:“假定兒童沒有性生活——性興奮、性需要和某種滿足——而是在12歲至14歲之間突然獲得的,這與假定他們生來就沒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長出來壹樣是不可能的(與我們的觀察事實不符),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也同樣是荒謬的。青春期喚醒的只是生殖機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機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講:人類的性生活)”弗氏理論稱兒童的吸吮為“享樂性吸吮”,將這種快樂歸為嘴和唇區域的興奮,是為嬰兒的“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並把從吸吮中所獲得的快樂稱為性的快樂。從母親的乳房成為性本能的第壹個對象從這種單壹動作中,可以同時滿足兩種具有生命重大意義的需要,並成為其後性心理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教育比較保守,在兒童期的性教育幾乎是空白,伊諦普斯情結極易得到強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僅視為人的身心發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決定力量,而且還視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弗氏理論認為,性本能沖動(包括廣義的和狹義的)都是神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樣性本能沖動也為人類精神高度之文化藝術和社會發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伊諦普斯情結或自戀並不必然表現危害性,卻常常以壹種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也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論中就有著這種傾向,下面摘錄“思想家”語錄(標點及文字不妥處,為原文之誤,不予改正,其後同):
——知道中國人為什麽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唱歌頌祖國的歌嗎?因為中國人才真正當過家做過主,他們才會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系的那麽緊密,才會有主人翁的感覺和態度。
——我在單位曾是職工代表,我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會上妳可以暢所欲言為企業和國家做主,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企業和國家接受和采納。也只有在這樣的會上我才能體會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實從歷史上看,人民感覺幸福的時代並不是什麽民主的時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國俾斯麥和西特勒時代,人民為什麽那樣狂熱崇拜熱愛那些統治者們,(難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別人,反正我不覺得自己傻,但不傻並不等於就能當國家主席)發自內心的叩拜山呼著萬歲?
——我覺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麽多壞事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景仰和愛戴?這可能嗎?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事情?我和妳說了很多次了,毛時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個人做的.

這顯然也是壹種社會化了的伊諦普斯情結,雖然作為“母親”化身的祖國帶給中國人的常常是苦難,但戀母情結無疑是民族主義得以維系的紐帶,壹旦失去伊諦普斯情結,民族主義便難以聚攏人氣了。但祖國的內涵也會隨時勢變化,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於是在共產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祖國不是自己世居的國土,而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壹些在莫斯科長大的“紅孩子”至今仍然對蘇聯充滿祖國式的戀情和感激,喜歡唱蘇聯紅色歌曲,也是緣於這種伊諦普期情結。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被壓抑,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共產意識形態衰微之際,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便迅速激活,以大中華取代蘇維埃,便以社會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來作為稱雄全世界的動力資源,同時也是憤青運動的能量源泉。毛澤東是將共產革命從蘇聯祖國中心引向自己祖國中心的強勢領袖,盡管毛的無數次政治運動殘害了無數中國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興的精神教主神壇,在建造“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國君主地位時,也將中國人帶入了重溫中華帝國夢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號召力,是後世君主必須加以利用的道義資源。所以,持續不斷的“毛澤東熱”,證明中國人的蘇聯祖國意識已成功地轉化為漢民族主義了。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所鐘愛的事物美化,視崇愛對象的特性來女性化,或進壹步將之崇高化,即是“母親化”——賦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國滋養了人民,人們比之為母親,也可視作壹種樸實的情感。但伊諦普斯情結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變態感情,在為“母親”自豪的同時,也把對其弱點缺點的善意批評也視之為褻瀆,近似於壹種圖騰崇拜的狂熱。於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式的思維邏輯頓成政治定式,用於“慈母”之尊榮,壹切都是美好無瑕的。在領袖及黨權體制下,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自然將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也紛紛“慈母”化,主動為其隱去壹切醜惡,刻意忘卻真實的歷史,只要為了“母親”的榮譽,“兒女”做祭壇上的犧牲也行,哪怕這種犧牲再不可思議也應該無條件地投入和忍耐。“母親”擴大化的意圖在於神聖化,以“原罪”式的歸罪方法占據倫理邏輯的制高點,讓違規者自動歸為大逆不道的罪人、豬狗不如的敗類,受“良心”煎熬。憤青整天愛給發表真實意見者扣上“漢奸”、“賣國”的帽子,即出於此類“母親”神聖化的政治倫理。曾有憤青稱“毛主席是勞動人民的偉大慈母”,我諷刺說,妳們連性別也沒弄清楚,看見沒長胡子,就“偉大”呀、“慈母”呀,亂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發言資格!領導人越偉大,追隨者也越偉大,這種強加於人的政治邏輯,是自戀情結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強迫受眾接受其自戀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評,按自戀者的意圖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這種惡性自戀者,其潛意識中經常作偉人式的幻想,將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偉大,簡直等同於上帝了。這野蠻的惡性自戀是極端唯我的,讓人討厭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戀又是令讓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之類的口號泛濫,統治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政黨組織也就理所當然淩駕於臣民之上,淩駕於天地之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母”,成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戀,引導民族的自戀,文化的自戀,即是自大狂與自戀心態的社會化根源,而遠離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須指出,情青的伊諦普斯情結之實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強迫別人接受自家“聖母”之圖騰地位,蔑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權利,對弱小民族歧視壓制,壹切批評都斥之為“國內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行為。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中國將數萬面國旗運至國外,到處形成“紅海洋”的壯觀場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攝外國人,就是自戀型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火炬傳遞本來是為了傳播人類自由和平的奧運精神,卻搞成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擴張。常言道:“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如果美國人或韓國人將數百面星條旗或八卦旗舉到天安門來遊行,憤青壹定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種認死理式的民族主義正是漢民族日益缺乏寬容胸襟、缺乏現代民主意識的“民族性自戀”。當年納粹德國的民族自戀,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為種族優越性來對外擴張。弗洛姆分析道:
識別群體自戀遠沒有識別個人自戀那麽容易。假如有壹個人告訴別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們才是清潔的、聰明的、善的、體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骯臟的、愚昧的、不誠實、不負責任的。”然而,絕大多數人會以為,這個人壹定很粗魯,思想不正常,甚至有點精神錯亂。但是,如果壹個充滿幻想的演講者向廣大聽眾演講時,用國家(或者民族、宗教、政黨等)來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話,那麽,這個演講者會因對自己祖國和上帝的愛而贏得許多人的贊揚。但是,別的國家和宗教團體會因自己遭到蔑視而憎恨這壹次講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體中,每壹個人的自戀得到了誇張,並使這壹事實,即千百萬人贊同這樣的演說和聲明成為合理的事情。[9]
根據國際法理論,領土、人民和主權是構成獨立國家之三要素,現代普世價值觀認為主權在民,由民眾授權委托代理人組成契約型政府,實現國家主權,是為共和制度。是全體國民(納稅人)支撐著國家,人民的幸福源自於國民權利,不是受益於君主,他們只須感謝上帝就夠了,因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化身。美國人過感恩節,是為了感謝上帝,不是感謝民選的政治領袖。中國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來源於偉大英明的君主,得益於帶領人民奮鬥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萬歲”或“X書記辛苦了”之類口號,就是對君主或官員的感恩心態。在中國人看來,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對君主忠心高於壹切,因為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了,中華民族之偉大就在於此。忠君意識根深蒂固,即使是殘酷的暴政也會在幸福包裝下化為民族自豪感,對於特別禍國殃民的皇帝,無非是以革命手段換壹位新皇帝而已。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國家概念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國家應歸於壹人或壹黨,好皇帝或偉大革命領袖的標準是強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義復興。特別是國家處於重要時刻,壹切心懷置疑的人都是要消滅掉的,在此過程中的任何犧牲都是必須的。比如原子彈雖然是用來嚇唬人(核威懾)的東西,毛澤東為了搞原子彈,結果西方人壹個也沒嚇著,中國人倒先死掉了上千萬,毛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代價換取了二彈壹星,國人仍然視之為偉大的歷史功績,給中國人帶來了長久的幸福感。在強烈的忠君和集體主義意識下,中國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證君權,不要讓民權幹擾國事,認為民主會令國家壹盤散沙,人們吵來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違中華掘起之大業。毛澤東壹聲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可以下令200萬市民立即遷往農村勞動營,實行社會改造。證明集體主義是最能辦舉國大事的體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這是中華掘起的關鍵因素,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鄧小平嘲笑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牽制,吵來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國制度有優越性,領導人想開戰,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什麽樣的領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戰勝西方,將中國價值觀推向世界的強勢君主或鐵血領袖,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歷史新時代。毛大戰美帝國主義,到處輸出革命,花巨款資助暴力革命武裝,毛澤東思想是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寶庫,是民族自戀化為大眾情感的榮譽資源。但經濟改革又讓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來掀起的紅色文化風暴就代表了相當壹部分人的懷舊和不滿心態。
我們的“思想家”自戀情結也很強烈固執:
——我是壹名主張進步前進變革的真正左派。當然要當左派並非易事,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產生先進的願望和行為。
——中國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來拯救這麽多連活著為了什麽都不知道的人的靈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那麽就是好無價值的東西,是垃圾!妳願意捧著佛當寶貝,就請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個能耐!相反,我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壞人,自私自利者都變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個真正的美麗“桃園”,讓妳的佛看看究竟誰厲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個人人幸福的社會
那麽,“思想家”究竟有些什麽高明的救世理論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時說:
——他應該有兩個職業,壹個職業是壹名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如壹名從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定額,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忙於國家管理等其它職業或事情,但這些杯子的任務他是必須要完成的。而另壹個職業才是國家主席,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從事國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須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個杯子的定額。如此,他便成為壹名和人民壹體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說直接財富的生產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時的工作時間既足夠。剩下的非物質生產工作是不計報酬的。這點中國目前完全能夠做到。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豐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從事企業管理工作。那麽乙就可以上午從事美術或音樂作品創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這壹點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實現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的,分配上都是壹樣,生活品都是免費供給的。
全世界的國家成為壹個利益共同體,少了很多國事,國家的管理工作量會極大減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廢除了貨幣經濟,也就無須那麽多的金融財會商業人員等。不過要實現此目標還需要些時日,但已為期不遠了。總之,好處多多,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管理機關,政府工作會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會。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會等機關和人員。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業內專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謂理論不過是壹種永遠不可能變為現實的“永動機”設想,但置疑他理論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電動洗衣機"的研究改造發展者,相信將來妳們都會因此受益的,妳們會悔恨當初自己的自私狹隘眼光短淺,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會埋怨是老思想老書本坑害了妳們!到時候妳們會悔不當初,恨不得騸自己幾個嘴巴!
——新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解決人類之間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無它的選擇,人類別無出路.這就是新思想理論的價值所在!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總之,我覺得我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優的,在這個東西未出來之前存在很多舊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統方案發表以後,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對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為我在北京舉辦的幾次講座還沒有人提出反對過。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會逐漸轉變立場,站到真正絕對正義的立場上來,因為真正絕對正義的理論已經完成,相信不遠的將來,大家會慢慢理解掌握這壹思想理論,成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驅動力!
——的確有人很愚蠢!對什麽都不懂的妳來說,我真可以當妳的上帝了,因為妳什麽都不懂,只有我可以傳經給妳.
弗氏理論認為,成年人常將用於外界性對象的所有愛撫轉稱於自身,對於這種倒錯,是為“自戀”(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種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說:“……這種自戀可能是壹種普遍而原始的事態,有了這種事態,然後才會有對對象的愛(object-love)。並且,自戀也不必因此消失。實際上,從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發展史中,我們也應該記得,許多性本能壹開始就是在自己身體上尋求滿足——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自淫——這種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現實原則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性欲發生退化為基礎。這樣,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戀階段的性活動。”弗氏理論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說明人的社會行為中也受力比多的驅動,自戀也可擴大為對自身能力的迷戀,有這種傾向的人,對現實環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現出強烈利己主義傾向,所以,自戀也是對利己主義的力比多的補充,力比多作用於自身所致。而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正是這種倒錯行為的群體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國家化的層面。“思想家”以為自己如何高明,是緣於自戀而成的自大狂癥,他的歷史知識太少,現代知識也嚴重不足,習慣於閉門造車,對那些歐洲烏托邦經典理論家及毛澤東或波爾布特都失敗的功業,壹點也不懂,壹個幾同於白癡的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慚要做當代的人類“救世主”,足見其心理病態之深。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化,就形成了憤青群體的盲目自大的“中華帝國”情結。所以說,情青的民族主義即受此種狂妄自戀的心態驅使。
二、肛門性格 兒童在肛門期形成的性格。嬰兒總要渡過口唇期的,斷奶之後,用奶嘴或其他方式獲得滿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對嬰兒口唇習慣的不斷糾正,會剝奪嬰兒的快感,嬰兒自身智力的增長和環境評價使得依靠口唇獲得性快樂成為不能延續的事情。由於肛門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於是肛門便替代口唇成為兒童保持少受幹擾的性生活方式,其性樂趣亦在其中。當兒童沈溺於運用肛門的快樂之中時,對其排便行為過於嚴厲和不恰當訓練極易使兒童形成肛門性格,具體表現為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特征,影響到人格的形成。這壹階段也叫肛門受虐狂性階段,排便行為是壹種毀滅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訓練孩子排便時,孩子往往對父母產生對抗情緒,將排便行為變為試圖控制他人的行動。弗洛伊德認為,在肛門階段產生固著,就會形成肛門性格,如父母阻礙了肛門性欲的滿足,特別是由於入廁的訓練而產生的固著,就會產生肛門定向。兒童期性格的不正常發育,會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擴展為奴隸和奴隸主式的雙重社會群體性格。每個人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卻又會將自身壓力轉移到“食物鏈”的低端,享受奴隸主般的快樂。魯迅筆下的阿Q,既渴望別人崇拜(施虐),又屈從於別人(受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視情況而不斷轉換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無處發泄,便大罵起近處的小尼姑,小尼姑哭著跑遠了,阿Q也隨即陶醉他的“勝利”之中了。這即是肛門性格之典型,這雖是虛構的人物,卻也與今日之憤青心態無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幼兒期的家長雖然慈愛有加,但對孩子的過度期望,往往表現為嚴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辦法促使孩子盡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定時強制性排便訓練就是家長的重要訓練內容,幼兒在極度壓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習慣。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古人雖不懂幼兒期的心理學,卻十分明白幼兒教育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有這樣的評價,認為人是壹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所表現的行為類型,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行為主義理論創始人約翰·華生說:“給我壹個嬰兒和我需要培養他成長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雙手建造石塊或木頭的建築物。我可以讓他成為賊,歹徒,吸毒成癮的人。向著任壹方向塑造壹個人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盡的。”說明復雜行為是習得的,這如同出生在馬戲團的獅虎,經過訓練,可以再現出原本不屬於食肉動物天性的行為,乃至忘掉兇猛的本能。我們的社會與家庭壹樣,也習慣於培養聽話的順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嬰幼兒期的生活經驗是構成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大致影響人的壹生。可以說,肛門期對人生的影響極為重要。斷乳期太晚易產生伊諦普斯情結,肛門期的訓練不當會形成肛門性格。對弗洛伊德執反對態度的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義心理學也認為,那些沒有心理問題、神經癥或精神病傾向、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傑出偉大的人,“屬於不斷發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歲以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自我實現的人,因為只有不斷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觀察事物時較少用感情,用理性來判斷人和洞穿假象,遠遠超過普通人。自我實現的人的認識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歪曲。自我實現的人當中,表現出創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氣面對困境,不被習慣、文化和錯誤所壓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種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這些為標準,我們的社會出不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等大師,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自我實現的人畢竟也有人性之弱點,只是更接近完善罷了。
弗氏理論認為,在嬰兒時代,力比多集中於口腔,後來與排泄作用相聯系,然後集中於性器官。幼童有強烈的虐待與被虐待沖動,是自戀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會功能,卻是壓抑其反道德與反社會本能,是壹個由惡轉善的過程。對邪惡本能的壓抑,會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內心世界的道德審查者。如虐待癥轉型為慈愛,即所謂“反向作用”或“升華機制”,人的社會價值也就在這裏。但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僅憑家庭的訓練是不夠的,中國古代有儒學宗教化的教育,其意義即在這裏。除卻其專制的成分,總還是以慈愛和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說了。當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愛教育,難於拓展胸懷,將私情之愛上升到社會性的博愛層次。但現今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間,不承認普世價值觀,甚至處在善惡顛倒的環境裏。憤青沒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會是憤青,不會滑入流氓無賴壹族。所以說,幼兒期的不良性格也須有後天的社會約束,如果這種約束缺失,心中沒有“道德審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審查者”之標準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人性之惡就難以抑制了。憤青處在視宗教信仰為封建迷信的社會裏,有助於肛門性格向侵犯性格惡化,也使得在社會壓抑中積聚的怨氣無處傾泄,會隨意尋找可以肆意發泄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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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氏認為性格結構是壹個整體,包括彼此相互作用的三個主要成份,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個主要成份相互作用產生內驅力,支配著壹個人的所有行為。自我是介於本我、超我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中介物,起調節作用,是性格形成的主要成份。馬爾庫塞說:“現在,心理結構的主要層次被劃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廣泛的層次,這是無意識的領域、主要本能的領域。本我不受任何構成有意識的社會個體的形式和原則的束縛。它既不受時間的影響,也不為矛盾所困擾。它不知道‘任何價值、任何善惡、任何道德’。它並不想自我保存,因為它所追求的只是按照快樂原則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滿足。”“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協調、改變、組織和控制本我的本能沖動,以使其與現實的沖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壓抑那些與現實沖突的沖動,並通過改變其目標、延緩和轉移其滿足、改變其滿足方式,促使其與其他沖動相結合等方式,來使別的沖動與現實相‘壹致’”“在自我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另壹個心理‘實體’即超我。超我產生於嬰兒對父母的長期依賴;父母的影響依然是超我的核心。因此,在它成為現成道德和‘人們所謂的人生中的優秀品質’的有力代表之前,超我也受到壹些社會和文化的影響。”[11]
心理學家弗洛姆說:“生活在等級社會中的個體由於得不到人格尊重,因而難以養成平等的意識,也不可能產生對權勢者的真誠擁戴。然而外在的強制壓力又迫使這些懦弱的個體為了自我的生存而必須表現出對權威的服從。外在壓力下的服從與內心真實的反抗的交織造就了普遍的人格二重性(雙重人格):表面的謙恭、忍耐、服從和內心的憤恨、暴虐、反抗。”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弗洛伊德稱這種“虐待-被虐待”性格為“肛門性格”,弗洛姆認為這種性格者“同別人的關連方式是保持距離,控制,擯棄與囤積(‘囤積性格’),而癥候群的種種特征,則是這種性格的表現。”他又說:“肛門-囤積性格在同世界的關系中,只有壹途覺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這是因為他不能夠用愛與建設來同世界相關。”“肛門-囤積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們所描述的虐待癥有密切的關系,這有豐富的臨床資料作證;至於我們是用欲力學說來解釋肛門-囤積性格與虐待癥的關系,還是用人同世界的關連方式來解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凡是具有肛門-囤積性格的社會團體,也是展示出明顯的虐待癥。”“從社會的意義來說,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壹個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並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這樣的體制下,虐待的沖動和被虐待的沖動都可以獲得滿足。對於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會待以不屑;對於地位高的人,他卻會羨慕與懼怕。我們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表情就夠了:這壹刻,他如何批評他的部下,他怎麽樣皺眉頭;壹分鐘以後,他的表情和行為可能完全變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時間‘屬於’他的上司。”[12]
中國有著深遠的流氓文化,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並不以普遍正義為準則。流氓是非理性的暴虐者,其與社會的聯系是狼與羊的關系,且視情況而角色轉換。“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用以對付普通人,但流氓見官便會俯首稱臣,顯示出綿羊般的可愛。流氓的性格與性歧變中的虐戀(sadomasochism)也極其相似,並且是雙性的虐戀狂,既可以是施虐狂(Sadism),做主人;又可以是受虐狂(Masochism),當奴隸,要看對方的角色而論。普通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除了極個別人的反抗,壹般表現為順從性格。但政治流氓又不同,特別是武裝化的流氓,打家劫舍,占山為王,這是流氓文化的另壹個極端形態。在社會動亂的年代,易產生大量遊民,這就為有政治企圖的流氓提供了嘯聚山林的機會,成為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中國數個朝代是流氓政權。但和平年代並不減少流氓的數量,雖然當順民是首選,但流氓的雙性格也會利用機會來展示馴化流氓的不同色彩,憤青運動也可視為痞子運動或者暴民運動,也具有施虐與受虐的雙重人格。現在的中國基本處在和平時期,流氓不可能通過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來獲得成功,更多表現為社會的黑惡化和文化的痞子化。流氓文化進入社會各個層面,溶入歌頌主旋律的“大合唱”中,因而受到重視,這就比前些年王朔之流的痞子文學擁有了更多的擁躉。痞子文學影視充斥文化市場,表現市儈奸詐的趙本山小品竟堂而皇之的成為CCTV的連年重頭戲,說明痞子文化已經常態化和正統化了,與張藝謀的皇權影視和“阿裏郎”式的集體主義藝術壹同構成黨文化的壹部分,已為民眾所廣泛認同。山寨文化也是流氓文化的突出展示,假史學假國學猖獗,假貨遍地,假唱盛行,連國家級的國際盛會上也上演山寨醜劇。文化價值觀顛倒,道德標準倒錯,使中華文化遠離善良包容。流氓文化是個很大的話題,限於本文題目和篇幅,點到為止。
三、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癥 弗洛姆認為,惡性侵犯性格的發展趨勢為:肛門性格—→虐待癥性格—→戀屍癥性格,戀屍癥性格是肛門性格的惡性形式。戀屍癥最初指太平間的工作人員對屍體產生的壹種性需求行為,擴大為社會政治層面後,戀屍癥就擴展為喜歡屠殺毀滅的壹種嗜好。所以弗洛姆說:“無需說,嚴重戀屍性的人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是仇恨者,種族主義者,喜歡戰爭、流血與破壞的人。不但他們做了政治領袖後非常危險,而且他們是暴政領袖的特遣隊的儲備人員。他們會變成劊子手,恐怖分子,折磨人的人;沒有這些人,恐怖政權就永遠建立不起來。”在壹個心智不健全的社會裏,肛門性格很容易發展為惡性戀屍癥,形成崇尚暴力殺戮的社會群體,這在憤青的狂妄暴力言論中都會明顯地感受到戀屍癥特征。911是美國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但憤青對和平居民遭受的大屠殺,表現出異常的興奮,甚至是狂喜狀態。當壹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上街慶祝恐怖襲擊成功時,很多中國憤青也連夜上街慶祝,縱酒狂歡,與恐怖分子遙相呼應,似乎是在慶祝盛大的民族節日。是為當代史上民族心理最醜陋的表演,因為西方民眾視此為中國人的民族感情,視之為對自由價值觀的刻骨仇恨。這就是惡性侵犯性格發展到戀屍癥病態心理的極端化展示,已經徹底喪失了人類正常的悲憫之心,淪落為毫無人性的匪徒。我們再看看“思想家”語錄:
——西特勒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反下了侵害它國別人的錯誤,而現在又有哪個國家不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又有哪個國家不自私?
——說人家德國日本法西斯,而當今世界又有那壹個國家不法西斯?不為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
——我要說的是人幸福不幸福和民主獨裁並無直接關系。從很發達國家的歷史上看,恰恰是不民主的時代是發展最快速的時代。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弗洛姆在分析希特勒的惡性侵犯時,發現了希特勒的嚴重戀屍癥,他說:“希特勒要毀滅的是城市與人民。這個偉大的建築者,新的維也納、林茲、慕尼黑和柏林的熱忱計劃者,也就是要毀滅巴黎、夷平列寧格勒,最後要毀滅德國的人。……他毀滅城市與建築的瘋狂,最極端的表現是1944年9月,他的德國‘焦土命令’,在這個指令裏,他下令德國領土被敵人占領以前:……壹切可以維持生活的東西統統毀滅:食物分配記錄、婚姻檔案與住宅登記冊,銀行帳目。再若,食物供應應要毀滅、農田燒毀,牛羊殺光。炸彈所沒有摧毀的藝術品也不可再保留。紀念碑,宮殿,堡壘,教堂,戲院和歌劇院,壹概夷平。”希特勒的目的是讓德意誌民族與文化同他壹起毀滅,但納粹並不是每個人都與他壹樣徹底瘋狂,所以德國的焦土政策才未能實現。弗洛姆說,希特勒預算中最主要的屠殺對象是猶太人、波蘭人和俄國人。第二次大戰爆發,有系統的屠殺開始實施。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十分明白地告訴捷克外交部長契瓦可夫斯基說:“我們正要毀滅猶太人。他們再也不能像1918年9月9日那麽僥幸了。算帳的日子到了。希特勒消滅猶太人並沒有什麽明確理由,猶太人從未構成對德國的威脅,希特勒顯然是不喜歡誰,誰就應該被殺掉,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思想家”壹類的憤青崇拜希特勒,就是崇拜能毀滅世界的戰爭狂人,譽之為改變世界的偉人。他們極其崇尚鐵血統治,雖然偶爾也會戴上和平的面具,但骨子裏是冷血殘忍的。他們對大規模的毀滅熱情極高,對原子彈情有獨鐘,對獨裁者深懷敬佩,他們認為;為了獲得原子彈,死掉上千萬中國人也是十分正常的,這是對抗西方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歷史的真理。“思想家”又說:
——歷史是只認真理不認人的.歷史的潮流是滾滾向前的.所以我再說壹遍:誰都休想阻礙歷史的前進和發展.妳貶低毛,但如果妳看過真實的歷史就會知道,當初美國多少次威脅恐嚇中國要使用核武器,對中國實行核訛詐.如果沒有毛帶領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毛自己也同樣挨餓),交了那麽多鐵哥們,到最後備戰備荒庫存了那麽多的糧食,夠中國人吃三年的,把"兩彈壹星"搞上去恐怕中國早就成為廣島長崎第二了.
——妳以為毛是神嗎?沒有人民的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人民為什麽支持他?人民傻嗎?妳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是傻子嗎?不知道別人,反正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是不傻的!
——毛的確用槍桿子殺了很多想保守不合理不平等的壞人,
——從古至今,手中有真理的人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錢最後到有權。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妳的謬論我是壹句也不會聽的,毛的豐功偉績是前無古人的,這是人所共知,世人公認的,幾個小混混就想撼動大樹,那是自不量力,什麽時候妳能做的比毛好,再來這裏大放厥詞也不遲!人是不能欺騙別人的,妳可以欺騙壹下妳周圍的人試試,相信妳會知道什麽叫孤家寡人!
這是“思想家”對我所說的“大躍進中國餓死數千萬農民”以及“歷次政治運動殘害了數千萬人”的回復。他根本不願面對真實的歷史,滿腦子洗腦教科書知識,不知道正是由於美國不允許蘇聯對中國核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國才避免了核災難。“思想家”這類人自認為代表著中國人民,卻又極端仇恨人類,對數千萬同胞的無辜死亡無動於衷,對同樣是中國人的苦難持雙重標準,對毛澤東造成比歷次帝國主義侵略更大的苦難反而持欣賞態度,說明憤青的憤怒是選擇性的,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人類福祉,更非人命安全,所以才會認為大屠殺是豐功偉績。同時這類人又具有強烈的帝王欲望,有統馭萬民的幻想激情,渴望得到為所欲為的殺人權力。這種戀屍癥的人若統治國家或世界的話,人類社會壹定會變成無比血腥恐怖的地獄。越有偏執狂癥的人就越邪惡,越邪惡的人就越容易在集體主義原則下如魚得水,越能發揮出壓制善良的力量,並裹脅善良者棄善從惡。正如弗洛姆所說:
人的歷史是用鮮血寫成的。這是壹部不斷使暴力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人的意誌幾乎總是屈從於不變的勢力。僅僅是T·巴夏壹個人不就消滅了千百萬個亞美尼亞人麽?僅僅是希特勒壹個人不也消滅了千百萬猶太人麽?斯大林不是消滅了無數的政敵麽?這些人並不是孤軍奮戰;有許多人專為他們幹殺戮、拷問的勾當。幹這種勾當的人不僅出於自願,而且是為了得到樂趣。在殘酷的戰爭中,在謀殺和強奸中,在強者對弱者的無情剝削中,在麻木不仁、鐵石心腸地對待那些經受拷問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實中,我們不是到處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關系嗎?[13]
沒有壹大批崇尚血腥暴力的匪徒,暴君的惡行便不會書寫成無比血腥的大屠殺歷史。中國也是如此,靠了壹大批流氓惡棍,文革才得以轟轟烈烈地進行,這正是憤青運動的破壞性所在,他們毀滅人類正義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多麽的恐怖。這是有文化基礎的,他們多年受殘酷階級鬥爭和狂熱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願意了解西方,也不屑於公民權利,統統斥之為反動落後的價值觀,以中華帝國應該傲視全球及中華文化必須統領人類的狂妄心態來認識今日世界,並以此為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他們眼中的中國是中華帝國,他們眼中的文化是紅色文化,弘揚集權主義是他們解釋世界的唯壹標準,這就是憤青的民族主義,正在或者已經走向恐怖主義的“愛國主義”。憤青沒有不崇拜毛澤東的,學者胡平在分析崇毛熱心理時說:“現代暴君都穿有壹件理想主義的斑斕外衣,崇拜者總可從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確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裏:壹個人,如果他不把善惡之分列於首位,如果他不珍視自己也不珍視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對暴君的罪行沒有憤慨以及對暴政下犧牲者的苦難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輝煌成功弄得眼花繚亂,轉而向暴君認同,並從這種認同中自視高人壹等。”[14]
當年,毛澤東曾想讓蘇聯出頭與美國打壹場核戰爭,為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說中國死壹半人也不必在乎,世界死掉壹半人口也並不怕,過幾年又生出來了。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期間說:“要設想壹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壹,再多壹點,可能損失壹半……極而言之,死掉壹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15] 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領袖,竟然如此漠視人命,發出令共產主義世界都感到無比震驚的恐怖言論,居然受到中國人的喝彩及後世子孫的膜拜。在仇恨恐怖文化和集體主義熏陶下,在中華大帝國的激情驅使下,憤青崇尚強權的民族主義狂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憤青的潛意識裏,滅亡美國,消滅歐洲,統治亞洲,是中華掘起的先決條件,在這個重溫帝國舊夢的進程中,無論付出何種巨大的人命代價也在所不惜。所謂“西安以東不要了”式的核戰爭叫囂,就是這種心態的流露。百年以來,表現在憤青群體的自由意識及民權理念,沒有任何進步,較之晚清與民國初年相比,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了。在憤青眼裏,外國的民主制度是最壞的,亂七八糟的,壹切宗教也是罪惡的,是帝國主義的反華工具。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最好的,是強大和安全的保證,中國人是最幸福的,錯誤只是市場化造成的。“思想家”又說:
——盡管妳很羨慕美國人的選票,但對那張紙我是不屑的,因為在那樣的環境制度下我選誰都壹樣,甚至我選不出真正優秀的的好人。試想在狼窩裏是不能做羊的。所以不徹底改變社會,社會是不會產生真正優秀的人的,所以我會把那張選票撕的粉碎!
——妳以為美國社會是天堂嗎?不是的!那裏也是地獄,因為人不能平等,社會性會遭到破壞,人活這會感覺沒意義,
——我希望這個世界上的宗教越早消失越好,不要在世上坑害人類了!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世界最終壹定是屬於徹底唯物主義者們的,……沒有什麽問題能難住我們徹底唯物主義者的。
——歷史的確是由憤青們創造的。
——妳將來會知道中國人發明的標準和普世價值是什麽,是多麽的崇高偉大,是如何解決世界根本問題的,這才是壹個真正有思想有骨氣的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中可能存在著某種侵略的本能或自我毀滅的本能,也是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著愛與建設的力量,死的本能是求死的願望,當它向外表現時,就成為破壞、損害、征服的力量,它是仇恨的動機,表現為侵略的傾向。由於憤青在政治道德上的善惡標準是顛倒的,他們認同的理想社會是集體主義社會,是中央集權體制,他們希望民眾思想統壹,步調壹致,由權威強勢的領袖管治,在權力的幹預下,使社會的政治文化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他們不希望有不同的聲音,不希望社會太自由,更不容忍政治上的自由化,認為這是不利於中國掘起的,是壹條行不通的邪路。必須用極權暴力來對付西風東漸中的自由傾向,最大限度地幹預思想文化領域,用不斷加深的仇恨教育來聚籠民眾,是為了壹統化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個性氣質與從眾化心理 無疑,“思想家”表現的個性氣質是極為強烈的。氣質說是心理學上劃分的壹種個性心理特征,是壹個人較為固定化的心理活動的動力特征,它使壹個人的全部心理活動染上個獨特的個性色彩。最早提出氣質概念的是古希臘醫學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認為人的身體或個性緣於血液、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這四種液體的比例:血液過多會使人過分熱情或過分快活,粘液過多會使人冷漠或恬靜,黑膽汁過多會使人沮喪或憂郁,黃膽汁過多會使人具有攻擊性或急躁。後人繼承了氣質的體液說,通常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抑郁質四種類型。膽汁質的人心理過程迅速劇烈,易於激動,精力旺盛,熱情直率,缺乏準確性,易粗暴,具有外傾性特點。多血質的人思維靈活,活躍好動,註意力容易轉移,雖適應性強,但情感體驗不深入,也具有外傾性。粘液質的人考慮周全,註意力穩定,忍耐沈著,但思維靈活性較低,生氣不足,主要特點表現為內傾性。抑郁質的人善於觀察,具有高度敏感性,但行動遲緩孤僻,情感單調,不易喜形於色,也是內傾性。現實生活中,這四種類型極為典型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接近或近似於某種氣質類型,也有混合性的氣質特點。心理醫生發現,激素也是影響氣質的因素,如甲狀腺型、腎上腺型、副甲狀腺型和性腺機能亢進型等。激素水平受內分泌活動影響。還有高級神經活動類型說,是依據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創立的。
人的個性通常是穩定的,表現壹個人的心理面貌,個性傾向性是人的活動之基本動力,組成人的性格,定義為壹個所特有的行為形式。它包括需要、動機、興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觀,其中世界觀居於最高層次,制約著人的思想和整個心理活動,形成自我意識,在心理結構中居核心地位,是人們言論與行動的動力根源。個體的氣質和性格本身並不壹定決定倫理學上的優劣,無論何種性格均有積極和消極的壹面,只是積極和消極之比例不同,之參照作為整體的性格結構,性格才具有倫理學上的意義,這種心理分析才會上升到社會心理學層面。人的行為受個性影響,同時也受理性程度影響,人是理性的,否則便與動物無異。由於人們限於先天的心智結構與後天的知識儲備,以及有關信息獲取管道等原因,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備的,時常受理性之外的情緒、沖動等因素影響。偏執之個性叠加於外界刺激,便常常表現為理性不足或非理性的過激行為。個性氣質相似的人,從眾化心理也特別明顯,因為人是社會化的,社會對人們的影響是無從逃避的,這就有壹個心靈選擇的取向問題——世界觀。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唯物的,政治倫理是集體主義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現實地位。集體主義需要有強勢的領袖,俾斯麥或斯大林式的鐵血統治者,服從並投身於鐵血政治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時代雖然變了,但暴力統治心態不變,壹遇到政治危機反而會強化這種心態。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強化,所以即使十分年青的人,也有著極其固執的偏見心理。

現代工業社會,除卻政治上的原因,人們也日益淪為物質的奴隸。不光被資本家奴役,也被自己創造的物質環境所奴役。科技的進步,使人們更成為核武器的囚徒,缺少安全感正是這個社會的弊病,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人們心頭,為了獲得安全,只有通過擴充軍備來保證,陷入軍備競賽的怪圈。人們用高消費來證明生存價值,反過來又讓高消費囚困自己,人們壹生為了住好房子奮鬥當房奴,為了新奇消費當債奴,全然不是人在主宰物質社會,而是物質社會主宰人。人們通常不關心人類的異化與人性的解放,不關心心靈的修持,只關心自己物質欲望的滿足。這也是缺陷性格的壹個影響因素。另壹方面,總有壹些人不願意隨波逐流於物質世界,他們心中的英雄情結與魔鬼情結糾纏在壹起,其結果可能是“殘酷無情的領袖”,也可能是“奸滑狠惡的流氓”,沒有機會成為領袖,流氓就是英雄與魔鬼情結的結合物。這些人通常受“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天使在外面而魔鬼在家裏”,在不同的場合配帶吻合的面具,扮演壹定的社會角色,獲得社會認同。但由於其精神是受抑制的,壓制於不能見諸社會的“陰影”部分,人格陰影處於人格的最內層,是不能公之於眾的人格特征。陰影的防衛作用會將陰影投射到外界去,關註別人陰影和防衛自己的陰影,也可以將自己的陰影表演得很誇張。這種陰影的分裂狀態,就是兩面人的成因。不容易找到能量轉移的管道時,被壓抑的欲望被儲藏在潛意識中,也即是榮格心理學講的無意識。榮格認為,上帝意象在自我本原概念中顯而易見,個體在這壹過程中逐漸地從完全依賴於精神背景的狀態長成為具有堅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自我是無意識中解脫出來的壹個較為自由的領地,也是精神隱秘的黑洞,自我經常扮演自身的敵人。在現實中,兩者永遠存在:自身的至上權威和意識的妄自尊大。榮格說:“正象意識心理活動產生某種結果或產品壹樣,無意識活動也有產品,如夢和幻想。”當上帝意象無限膨脹,會遊於夢幻和現實之間,超越“更高級智力”,即超越了理智原則。個人的意象不具有集體含義,也不具有遠古特征,只表達個人的無意識與個人有限的意識狀況的內容。但原始意象總是集體的,至少對整個民族或時代是普遍的。所以榮格說:“原始意象是壹種記憶的沈澱,壹種銘刻,它由無數類似的過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壹種凝結或沈澱,因而是某種不斷發生的心理經驗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為壹種神話主題,它是永恒有效的,持續不斷地或是為某種心理經驗所喚醒,或是恰當地為某種心理經驗所程式化的表現。……處於永恒而普遍的性質中的原始意象就必然與普遍、持續的外部影響遙相呼應,因而就必然具有某種自然規律的特征。”[16] 原始意象是理念的初級階段,其心理功效的程度為個體的態度所決定,當力比多從外部客體中撤回而表現為內傾性時,是理智形成的過程。只有當理念被理智地掌握時,繼而引發情感,是思維的具體化。由於個性不可能使這種構成的情感與理念想壹致,原始意象壹再提供補償功力。這當然是有意義的,創造力和宗教情結就寄存於原始意象之中,個人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也有相互強化理念的作用。理念就內傾的態度而言是原動力,就外傾的態度而言是產品。無論內傾外傾都是正常的,走向極端才是變態的,外傾走向極端就是歇斯底裏了。柏拉圖認為,靈魂是理念。靈魂與無意識有關,也是無意識內容的人格化,或者說是無意識內容的化身,此時上帝的實質與靈魂同義。因為上帝寓於靈魂之中了,這種無意識呈現的意象形式,就會有真正的幸福感。如果靈魂中的上帝被撒旦置換了,惡壓倒了善,其原始意象之無意識或理念就壹定是無比邪惡的了。“思想家”的無知狂妄,其實就是靈魂中撒旦的上帝化,於是邪惡便包裝為神聖和正義了。
五、五毛型憤青 另壹個樣本是自稱為某師範碩士的憤青,其網名為“無字天書”(http://123liangxb126.blog.163.com),他的另壹博客是“罵盡天下西洋狗”(http://blog.163.com/123liangxb@126),下面是此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精選:
——躲在哪裏也比躲在西洋人後做西洋狗強!雜種!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看來是真的!中國的古語真的很精辟!二千年前的話就把——二千後西洋狗的形象描繪出來了~
——西洋狗從來就是咬人,咬人就滾蛋了的了,典型的壹條西洋奴才狗!
——妳和奴才沒有什麽兩樣,只不過是西洋狗吧了!壹條西洋犯跑到中國來叫,什麽世道啊!
——這就是西洋狗養大的奴才啊!這就是所謂西洋狗培養的“民主鬥士”啊。滿口臟話!所謂“鬥士”也就是這個水平與修養!
——西洋狗就是西洋狗,連資料都不敢留下!這就是妳們這種西洋狗的本性吧!
——妳們有自由,難道我就沒有自由嗎!妳們的思維就是如此吧。妳們的思維就是——妳們有的我們不能有。這是妳們的德性。狗的德性。西洋狗的德性!
——我昨天還沒看,今天仔細壹看,原來是這麽回事啊。西洋狗為了自己的利益,真是什麽陷害手段都能想得出了。我真的明白什麽是“莫須有”了!很可惜,繼續來吧。讓別人看看妳們這些西洋狗是如何對明知之人進行“莫須有”的迫害的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請註意:此人是拿了有關方面金錢到處發貼罵人的哦。他是華南師範大學漢語語言學院副教授,壹個落魄的人,壹個充滿反社會、反傳統的西洋狗!他的地址為:http://gsdzyx6950.blog.163.com/,號稱高生詩詞是壹個自稱“網絡民主人”的人!
——妳太擡高妳自己了!妳以為妳很重要嗎!妳只不過壹狗!有必要我來專門設博客嘛,自為了不起!
——以現代的方式就是,妳無賴,我比妳更無賴!對付瘋狂的人只能用瘋狂的方式。
——只要妳不道歉,我會繼續用妳教我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及“莫須有”等方式進行戰爭!
根據其上述表現,可以斷言此人就是典型的兩面人,“無字天書”博客扮演壹個和平知識分子形象,“罵盡天下西洋狗”是真實的人格陰影部分。當摘掉其“無字天書”的面具時,他的兩個博客便同時發出咒罵之聲,其流氓及五毛本性便展露出來了。他的人格陰影投射必須找到敵人,攻擊別人的陰影,如果沒有也會制造壹個,否則是無法渲瀉其惱怒的。但其攻擊的對象並不是別人的陰影,因為陰影是見不得陽光的,追求自由並非恥辱,不是人格陰影,也無須隱瞞。他為達到陰影的轉讓目的,來防衛自己的人格陰影,就只能對認定目標發動歇斯底裏的攻勢。他知道自由的代替是風險,便將別人的風險視為陰影,將自己的陰影正義化,因為專制正不是光彩的。這種陰影轉讓的輪番攻擊,善惡之顛倒,也會使自己的人格進入貶值循環。待狂熱減弱時,就會發現自己落入了自構的陰影陷阱之中,在強化影響的同時,人格也隨之貶值。人的人格陰影最初是無意識的,是集體的無意識,因為每個人都受這個“人”的約束。榮格說:“魔鬼是壹種陰影原型的變種,即人類不承認陰暗壹面的危險特征的變種。”集體陰影也是人類的壹種破壞性,亦是人類生活之壹部分,人們必須不斷地在天使與魔鬼的爭執中行進。我們不能光是期待著陽光明媚,光明與黑暗同在,歡樂與痛苦並列,生命與死亡共存。也就是說黑暗、痛苦和死亡是對陽光、歡樂與生命之否定,而更高的境界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佛學之中觀境界。每個人都會有陰影,其內容是個體的,但陰影是集體的,自身的陰影也是人類的陰影。這種現象在青年群體中更為明顯,團體英雄主義存在於陰影的充分發揮之中,超我幾乎無法與之抗衡。集體的無意識是人類生活之本質,需要避免的是那種集體性的陰影無限制的擴大,讓邪惡占主導地位。心理是自我調節的系統,正如榮格所說:“……但個體如果能緊緊抓住最後存留的壹點理智或保護好人類交往的關系,那麽在無意識中恰恰由於有意的理解發生混亂而產生壹種新的補償,它能受到意識的整合。”[17] 但補償的前提是“壹點理智”,喪失此條件,勢必滑向惡的深淵。認識自我,需要不斷地進行判斷,避免惡,也不能沈緬於善,中世紀基督教會的黑暗就是善之名義下的惡行。
“無字天書”也定是五毛無疑,“思想家”盡管死纏爛打,仍是壹來壹往,其歪理學說中也有許多“講理”成份。“無字天書”則全是標準的流氓語言,語無倫次,邏輯混亂,歇斯底裏,典型的潑皮無賴。並且用壹次群發上百條相同內容的流氓貼子,實行高頻率恐怖騷擾。並四處在別人博客張貼汙蔑性貼子,目的是造成強大的轟炸態勢,讓妳關博走人,同時獲取收入。這種憤青既無政治理想,也無政治熱情,更無文明人風度,其流氓行徑絕對是卸去面具的真情坦露。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要保留個人尊嚴和些許高雅,即使是虛擬的網絡社會,誰會壹張嘴就滿口噴糞呢?何況“罵盡天下西洋狗”,豈不連帶馬列老祖宗與之後世子孫包括他自己也罵盡了?但這就是流氓本色,不講理也用不著講理,“我是流氓我怕誰?!”便是這種人的生存方式。說明這種人心裏沒有愛只有恨,寧肯連祖宗帶自己壹起罵,大家同歸於盡,也要發泄胸中之恨,如同劫持客機撞向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這種仇恨不需要有特定的對象,內心已經被陰影覆蓋了,其本質是仇恨人類,自己不要文明,便仇恨文明世界,不能改變妳,就想毀滅妳。憤青知道,文明人是君子有規則,野蠻人是小人無規則,憤青的市場價值就在於不守規則,專占君子的便宜,正如山寨貨搶了正品貨的錢壹樣。當然是為了賺取壹貼五毛的酬勞,但若無陰暗心理,何以連最基本的人格也丟棄了,連其視為同校的“副教授”也破口大罵?自古道:欺師滅祖,神人共憤。老師屬於學生的長輩,無論今後學生居何等高位,也須在師長面前保持謙恭。既然認定別人是“副教授”,應立即止惡才是。即便傳統的專制社會中,也普遍遵循盜亦有道的原則,對於不相識的文化人也會有幾分敬重。五毛這種政治流氓自以為有了靠山,連“道”都不要了,更談不上要臉了。這便是肛門性格發展至惡性侵犯的鮮活樣本,憤青群體中最邪惡的壹類,是性格取向的絕對市場化(功利性)所致。“無字天書”對自由文明的刻骨仇恨,對強權的頂禮膜拜,除去經濟上的索取,也來自於內心世界的強烈的壓抑感,壹有機會壓抑感便不可遏止地噴發出來,化為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有如虐待狂的力比多轉移方式,受虐者越是忍耐各種痛苦,施虐者就越激發出“統治”欲望。流氓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流氓的成功在於“剝削性格”和“囤積性格”進入權力型市場,靠暴力獲取收益。“無字天書”利用自己的封閉博客來四處攻擊開放性博客,就可以看出其剝削和囤積型取向,其群發相同內容的短信,卻不能生產思想,也更證明他不是“生產性”的。也就沒有愛,真正的愛是植於生產性之中。恰如約拿被吞進鯨魚腹內,象征著由於缺乏人類之愛而給他帶來孤立和監禁的情景,但上帝拯救了他。“無字天書”是唯物狂徒,心中沒有上帝,也就不存在靈魂的救贖,只能壹步步走向道德的深淵(地獄)。同時他也是自戀型的人,但與“思想家”是不同類型的自戀狂,其狂妄無非是自戀轉化為自卑的甲胄,極度保守又極具攻擊性。正如弗洛姆所說:“對囤積性格的人來說,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脅太大時,他就力圖通過撤回或破壞來解決與他人的關系問題。”[18]
“無字天書”缺乏學識素養,因此對文化學者懷有深深的敵意,故意以虛張聲勢的高調來提升其話語霸權,以流氓手段來凸顯超人的強勢,再陶醉在施暴後的虛幻勝利之中。這種性格就是那種狂呼“死亡萬歲”口號般的戀屍癖特征,是希特勒毀滅壹切式的滿足感,其差別在於憤青五毛沒有殺人的機會和權力,只好用暴徒式的惡毒詛咒來模擬暴君行為了。“無字天書”這樣的憤青並非極個別的現象,許多大學裏都有學生監視教師的“信息員”制度,壹些教授在課堂上講了與主旋律不符的真話,隨後就有“信息員”向當校方告密,讓老師遭受懲處,也為自己的升遷儲備資本。這真是個令人毛骨聳然的政策,它顛覆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良知和廉恥觀念,即使自古最專制的年代,也決不會號召學生去告發老師,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有過父子反目和師生成仇的行為。而這種行為造成的道德淪喪,以使中華文化付出了民族性整體劣化的代價。在普遍追求物質的高度投機型社會裏,壹個毫無良知又無能力的人,才會甘心加入不恥於網絡的五毛壹族。網上對自由言論多有限制,獨對流氓言論網開壹面,這正是對網絡實行“和諧化”監控的需要,扔幾塊骨頭引來絕對貪婪自私的流氓,放出去亂咬。迫使自由言論消失,連個人的博客也不放過,自由學者再無言論園地。雖然我的博客是個人格律詩詞之創作交流,不設敏感話題討論,但五毛嗅覺極為靈敏,能在詩詞中發現“政治敵情”,便視之為戰鬥陣地,自然會不遺余力。討論詩文層次不夠,知識水平又太低,發動恐怖襲擊就是最省事的戰術。
這就是最為典型的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癥,表現為仇視人類,欣賞人類苦難,頌揚暴君,為專制狂呼。他們最渴望的社會是流氓可以為所欲為,最好能回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大屠殺年代,流氓上升為統治者,建立叢林法則支配的終極體系,享受君臨天下般的成就感。而目前中國社會的加速流氓化,在“狼奶”哺育下的幾代人中,已經形成普遍仇視人類普世文明的狼文化環境,促使更多肛門性格的憤青病癥惡化,向惡性侵犯發展,進而向惡性侵犯型的社會演進,也加速著民族性的異化和劣化。這類憤青對社會危害極大,正是中國人走向民權政治的頑固抵制勢力。這也是研究憤青運動及社會心理學的目的。

結語

窺壹斑而知全豹,通過對兩個網絡憤青樣本的簡略分析,便可知當代憤青的心理學特征,找到其遠離政治文明的社會心理基礎。何況每天電視網絡充斥著數不清的憤青言論和各種惡俗文化,單向度的新聞報道,早已呈泛濫之勢,人們根本無法回避這壹現象。這裏必須指出,具有惡性侵犯性格的憤青並不在多數,但往往具有壓倒性的話語優勢,有淹沒理性聲音的巨大能量。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火就源於痞子流氓的骨幹作用,平時在鄉村只是被邊緣化的極少數,特殊時刻卻能裹脅大批民眾,做出恐怖的階級屠殺暴行。這就是流氓運動的乘數效應,本身就是壹個集權過程,流氓意識在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借助於推手的杠桿作用,更會在大眾化的廣告效應下發散出雪崩般的破壞力。憤青運動是民權時代之逆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它阻礙著社會的自由化,是中國人必須越過的荊棘叢。也因為憤青是奴化教育的產品,幼兒期就生活在缺少博愛的環境裏,壓抑的環境下,不懂得人間關懷和自由權利,成年後自然缺少健全的心態和人格,因為僅憑家庭的親族之愛是不能取代人間關懷的。人間關懷是更高境界的情操,是帶有宗教信仰的靈魂修持,是支持人格修養和精神追求的基礎,成為內心的潛意識。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在於社會活動中的人性社會化,人類精神發展的終極目標本質上與宗教追求的終極真理是相同的,盡管各自的概念和方式不同,然其實質和經驗皆殊途同歸。自由人權原本是普世價值,並非西方專利,但在主旋律宣傳中,自由成為西方的代名詞,人權成了西方人的專利,在將自由思想妖魔化的同時,也將自身的民族性劣化,中國人成為不配享受自由權利的民族,因為中國人必須聚集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聽從統壹的號令,服從集體主義原則,憤青運動就是民族性劣化的溫度計。他們不做“西洋狗”,卻熱衷於當專制之犬,拒絕人類文明,仍然是“狗”式思維邏輯。所以,憤青運動是人類文明的異化現象,是人性惡化的展示,社會心理的畸形化表現,也是單向度社會中反對多向度語言的壓制因素,因此不具有任何權利意義上的價值,是畸形社會的助力,而不是矯正力量。從認知能力來分析,憤青也是社會犬儒化的產物,學者胡平說:“犬儒是不分善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有些犬儒還走得更遠。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儒本來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頭來只剩下了勢利。”[19] 憤青也是犬儒,犬儒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壹種避世型,壹種是憤世型,在暴力面前選擇避世,而憤青運動則是憤世型的痞子運動。犬儒病也是壹種心理病患,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癥”,[20] 是暴力管制下心理變態反應。人質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時,劫持者讓人質活下來,人質感激其活命之恩,便與劫持者的安危當成自己的安危,於是采取“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就把解救者視為敵人了。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恐虐,色孽,奸奇,纳苟,贪婪五毒俱全。
共匪成員是人類社會的禍害,共匪成員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敵人。
>>
希望帝皇快一點核平索多瑪吧
共匪成員的思維方式是極端的,共匪成員與自由世界水火不容。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恐虐,色孽,奸奇,纳苟,贪婪五毒俱全。


贪婪可以换成玛拉,支人确实是“我不好过那你也别想”的种
共產極權統治會讓部份被統治者心理畸形,共產極權統治會衍生出精神病患者。
看著文章,我也開始覺得自己心理變態了……怎麼辦……
共匪的支持者大多數都有精神疾病,只有少數屬於精緻利己的正常人。
呆呆在梁家河沼气池感染传染性躁郁症。天子幸运中招,变身超人,挑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一大批军、政裆猿是常人。常人不幸中招,一般来说是跳楼去见毛匪。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太惡劣了,容易產生促使中國人罹患精神疾病的社會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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