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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18-19世纪之间被思想家与政治家构建出来的概念,它支配了地球上一切的集体认同,它创造了现代文化。
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人给“民族”下过明确的定义,大众总是误把“人民”等同于“民族”。这个课题没有制造出它自己的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或涂尔干。“阶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被相当严密地论断过,但“民族”和“民族主义”则被忽视。
前述这些思想家大部分生活于新兴的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他们往往都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思考,不能从外部来审视它们。比如马克思,目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就臆断历史本质上是巨大的阶级斗争的超级叙事。其它大部分学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把过去想象为永恒的“民族兴衰更替”,众民族间的相互冲突密集而郑重地充斥于历史著作之中。新兴的民族国家自然鼓励并慷慨资助这类意象和写作,从而帮助强化了新的民族认同的结构。
“令历史学家极为绝望的是,人们每次改变了自己的习俗,却不能相应地改变词汇。”
——Marc Bloch
对“民族”的祛魅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对西方来说至少还需要五十年才能跳出窠臼,对东方来说就要更久了。
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人给“民族”下过明确的定义,大众总是误把“人民”等同于“民族”。这个课题没有制造出它自己的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或涂尔干。“阶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被相当严密地论断过,但“民族”和“民族主义”则被忽视。
前述这些思想家大部分生活于新兴的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他们往往都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思考,不能从外部来审视它们。比如马克思,目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就臆断历史本质上是巨大的阶级斗争的超级叙事。其它大部分学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把过去想象为永恒的“民族兴衰更替”,众民族间的相互冲突密集而郑重地充斥于历史著作之中。新兴的民族国家自然鼓励并慷慨资助这类意象和写作,从而帮助强化了新的民族认同的结构。
“令历史学家极为绝望的是,人们每次改变了自己的习俗,却不能相应地改变词汇。”
——Marc Bloch
对“民族”的祛魅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对西方来说至少还需要五十年才能跳出窠臼,对东方来说就要更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