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人禍的基本狀態
作者 中國網友
2015年8月27日 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8.12天津爆炸案
面對官方嚴密封鎖信息，就民眾而言，事故發生多日後：真實事故發生原因是謎，實際死傷人數是謎，所造成的汙染也是謎……
整理大陸網站資訊可以看到，第壹個報警的是壹位女士，家住海港城，她在樓上看到600米以外的地方有壹輛貨車著火，晚上10時50分她撥打119後，天津市消防局把出勤任務轉給了駐守在港區附近的“編外消防隊”（主要由農村青年組成、隸屬於天津港的打工者）。
據《南方周末》報導，隸屬於編外消防5隊壹名幸存的消防隊員向媒體披露說，他是第壹批前往火災現場，當時還沒有爆炸。據他介紹，第壹批投入的消防隊員人很多，“有壹百多”。 現場並無人告知他們有不能沾水的危險化學品。
該消防員說，大家按照正常途徑用水救火。 自己負責給前面的車供水。 “開始是壹個集裝箱，大概噴水10多分鐘，聽見啪啪啪響，然後集裝箱就亮了。先是壹個小爆炸，後來就出事了。”雖然離爆炸點還有壹點距離，但也什麽都看不見，最後他爬了出來。
官方報導只是含糊地說，瑞海公司的集裝箱中堆放電石。電石是碳化鈣（CaC2）的簡稱，遇水立即發生激烈反應，生成乙炔，並放出熱量。在危險貨物分類中，電石屬於最高壹級的遇濕易燃物品。
8月14日晚上9點，在爆炸後近48小時之際，親近習近平、王岐山陣營的胡舒立任總編的財新網，掀開天津政府掩蓋大量消防官兵死亡的黑幕，發表了題為〈 “編外消防隊”先入火場傷亡不明〉的報導，當時官方確認的21名死亡的消防官兵，都沒有包括這三支“編外消防隊”的死亡情況。 澎湃新聞采訪公安部消防局宣傳處處長雷進德也承認，第壹批救援的是“港務局碼頭的三個消防專職隊”，他們距離最近，屬於企業的專職隊。
有消防員發給同事的微信披露，“11個中隊，400多人，二次爆炸全體陣亡！國家報導17人遇難，這個XX的國度，……這個實話都不敢講的社會！領導吃屎！輿論不好講實話！這特麽是什麽社會！”據說現場殘肢不計其數，但這些都被官方抹掉了。
除了消防隊員，被天津政府刻意掩蓋的還有那位死裏逃生者提到的在建築工地上的數千農民工。
8月16日，中國正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孔智勇，推出壹組離港區事發地最近的壹大片簡易民工宿舍區和工棚爆炸前後的對比圖，並稱，“爆炸發生時這些建築物中是否有人居住，令外界擔憂”。有人看到這組對比圖說：“我是壹名建築工地的農民工，看到簡易房圖片我就知道，那些民工宿舍住著大量年富力強的工人，而且有的還拖家帶口，僅這些就可能超過政府公布的傷亡人數。”也有人證實，“那是我們社區三期的建築工人宿舍，每天施工，怎麽可能沒人。”他們是修建小學的民工，應該是住滿了的，並追問：“誰為他們發聲？”湖南的壹名女士表示，真的不敢想，瞬間就想哭。《海峽都市報》在爆炸事件第二天，曾在發送的手機新聞中提到：“事發地不到百米的建築工地，有2000多人居住的簡易木房已全部倒塌。”
關於這次災害的死亡人數，官方稱，截止8月17日上午9時：確定114人死亡（公安消防人員16人，天津港消防人員23人，民警5人，其他人員10人，未確認身分60人）；70人失蹤（公安消防人員8人，天津港消防人員56人，民警6人）；721人住院治療，危重癥25人，重癥33人。
據《南方都市報》14日報導，從事工程爆破30多年、現供職於武漢理工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築學院教授程康介紹，以國家標準算法《爆破安全規程》中的公式進行測算，在工程實踐中，1000噸TNT露天堆置爆炸，暫態產生的沖擊波可導致500米範圍內玻璃全部粉碎，而從現場傳回的視頻、新聞媒體報導情況來看，甚至在爆炸中心800米開外的建築物上玻璃也全部粉碎。按照百度資料顯示，如果將地震震級與TNT當量進行了換算，4級地震相當於1千噸TNT當量。
天津瑞海公司的危險品堆積場，怎麽能產生類似上千噸TNT的爆炸能力，在現場還造成壹個深不見底的巨大深坑呢？官方給出的化學物成分都是些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因而有網民質疑瑞海倉庫實為軍火庫，其爆炸威力更相當於50多枚戰斧式導彈同時引爆。
壹位有十年從業經驗的南方港口從業人員在《兔吧》刊文，分析了天津港口爆炸的資料，結合他自己的從業經驗，認定：軍品受熱爆炸或控制系統失效引起爆炸概率8成，危險品爆炸概率1.5成，普通貨物自燃0.5成。
消息人士對博聞社披露，出事化學品倉庫具有軍方因素。軍方保利集團在此倉庫也儲存大量危險物質。而保利集團原來就屬徐才厚、郭伯雄的天下，習近平拿下徐、郭，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清除徐、郭在軍中的同黨。故陰謀論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消息指，這次大爆炸的“主力”是保利公司儲存的爆炸品。保利的創辦人是已故軍頭王震的兒子王軍。
根據地圖定位顯示，距離爆炸事發地約600米有壹處社區，總戶數約5617戶。
據網易統計，全中國有1/3的化工專案與城為鄰。壹名曾經參與過多地石化專案的前中石化高管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舉例稱：“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區約200米；青島麗東化工與最近居民區約600米；寧波鎮海煉化，2萬多人口的生活區就在二、三百米外……”。
2006年，原中共國家環保總局曾組織了全國化工石化專案環境風險大排查。統計顯示，在排查的全部7555個專案中，布設於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區的2489個，占32.4％。但這個數字只局限2003年9月1日《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至排查時已批覆的擬建、在建和建成投產的化工石化類專案。
上述數字顯示，目前大陸全國至少還有2489個這樣的定時炸彈，隱藏在人口密集的地區，與民眾吃喝睡在壹起。
－－https://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uth/2015/08/30/166754.htm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的8.12天津爆炸案
2015年8月28日 天津大爆炸真相探秘（完整版）
8月12日的天津爆炸事件原因撲朔迷離，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是涉足其中的壹關鍵人物也被港媒證實。曾經主掌天津的張高麗，現在是政治局常委，為江派重量級人物。
目前天津市各部門均已得到“封口令”，與爆炸事件有關的壹切消息，均由天津市委宣傳部組織的發布會統壹發布，各部門不得擅自接受媒體采訪。
爆炸發生後，大陸官方報導的死亡人數不斷遭到外界的質疑，當時的爆炸死亡人數已達300人。海外媒體8月15日引述來自中共武警高層的消息顯示，武警消防從現場以及第壹線醫院得到的數字，截至15日中午，確認因大爆炸死亡已達1,400多人，失蹤700多人。消息人士表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現場防化部隊處理屍體的數字，以及遠離現場的醫院接收的不治身亡者的人數。
更令人震驚的是，海外媒體從接近中共高層的可靠人士處獲悉，當局內部有壹個數字，至少600多人消失得無蹤影，懷疑是在瞬間爆炸的超高溫及化學作用下被“蒸汽化”，即人間蒸發，但有關判斷不敢對外透露。有關此消息，目前無法核實。
天津爆炸事件後，中共中宣部要求大陸媒體統壹口徑。之後，社交媒體上的抨擊、質疑帖文也被迅速刪除。
如將時光倒轉回三年前的天津，可以見到依稀相像的往事。
2012年6月底，天津薊縣萊德商廈也曾發生重大火災，天津官方只報10人死亡，16人受傷，引起輿論嘩然；網絡上傳出至少200人死亡，此外還有385人死亡的說法，官方披露的數字，與現場民眾的感受相差懸殊。
當時有消息引述知情者的話說：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下禁言令，不但對本地媒體封口，甚至對中央喉舌媒體也設置人為障礙，阻止采訪。
此後沒多久，同年11月4日，天津薊縣繁華地區文昌街的森馬服飾專賣店突發火災，天津政府再起恐慌，仍是采用管控手法，不僅下令禁止采訪、傳播和議論此事，還在城區再次實行戒嚴。
無情的大火似乎總是纏繞天津，2013年3月4日，中共兩會期間，天津又壹次發生特大火災。天津市華苑產業區鑫茂科技園壹座20多層高的大廈被大火吞噬了整座樓體。然而，該消息再次被死死封鎖。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分析說，從這次天津市委處理爆炸事件的做法來看，似乎得到張高麗當年的“真傳”，市委書記在前九次新聞發布會上根本不露面，底下官員最初也以“不知道”、“不清楚”、“不掌握”來回應公眾的問題。
濱海迅猛的發展跟張高麗聯系在壹起，他從2007年開始擔任天津市委書記五年，中共官媒報導稱，雖然中國經濟在這個期間放緩，但是天津卻連續五年GDP增長16.5%。
據天津網友披露，張高麗之前的天津書記張立昌，把天津弄成了“城市農村化，街道鄉村化，領導沒文化，百姓很聽話！”
2007年5月，剛上任天津市委書記不久的張高麗即大力推動了濱海新區開發。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據悉，張高麗大力推動濱海新區開發卻留下了無數爛尾項目，砸下600億興建的濱海新區總部經濟的核心區──響螺灣商務區，被環球網形容“到處是空房如鬼城”，承擔開發建設的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已背負巨額債務，原天津泰達投資公司董事長劉惠文去年4月自殺。去年2月，中共副總理汪洋在國務院部委主要負責人會議上稱，天津市已欠下5萬多億債務，實際已破產，如今要追究也已經晚了。
張高麗90年代任深圳市委書記，把養女張曉燕嫁給李賢義的長子李聖潑。此後，李賢義壹躍成為縱橫玻璃工業、汽車配件、橡塑化工、太陽能光伏、建築材料、房地產、金融股票、信息科技、連鎖超市等眾多行業的紅頂商人，旗下玻璃工業規模全球第三，從窮小子變成“玻璃大王”。在200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李賢義以52.2億財富排名第118位。
張高麗2007年出任天津市委書記前，信義集團已經在2004年成立了信義玻璃天津分公司。隨著張主政天津，2007年1月設立信義玻璃天津基地，占地約9萬平方米。
這次天津大爆炸發生後，有很多傷員是被瞬間爆破的玻璃劃傷、刺傷的。壹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房地產行業內部人士告訴《海峽攝影時報》記者，這次爆炸暴露出了國內開發商在產品設計上的壹項“潛規則”。
他說，按照有關規定，2004年以後新建使用的住宅都必須使用安全玻璃。而德國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執行這項規定，“但是據我了解，很多開發商都不會真的使用安全玻璃，而是偷工減料繼續使用造價低廉的普通玻璃，甚至包括壹些樓盤宣傳的雙層玻璃、真空玻璃也都是假的。這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該內部人士稱，或許在天津爆炸案中，壹些玻璃受損的建築物建於2004年之前。但是作為2005年才被列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級新區的天津濱海新區，有理由相信，壹定有大量的樓宇建設方並沒有按要求合法合規地使用安全玻璃。
此外，張高麗還涉嫌利用濱海新區進行詐騙，涉及資金數千億。2009年，天津市出臺政策，對於在天津註冊的股權投資基金，在稅收、房租、人才落戶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各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落戶。
當年，在張高麗的呼籲倡導下，各路私募股權基金在天津全面開花，而從2010年初至2012年，有數十家公司被查封，給幾十萬家庭帶來災難。中國各地不斷有受害者到天津上訪、報案，甚至打出“張高麗還錢！”的口號。受害者透露，詐騙的贓款大部分被江澤民、周永康、張高麗壹夥斂去。
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天津公安隊伍腐敗成為市民熱議話題，天津有民謠：“窯子全是公安開，賭場打的警察牌。”天津網友說：“高麗書記讓天津的夜總會、洗浴中心、商務會所、商務KTV等成為了公安局三產。”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消息說，涉及大爆炸的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安監，它是由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濱海新區書記何立峰親自批發的，而何立峰的弟弟壹直在天津承建工程項目。
2014年10月12日，新華網微博發表署名“閻兆偉”的文章，文章標題為“江蘇‘老老虎’趙少麟為啥能在天津‘撲食’？”。文章說，隨著趙少麟被調查，有理由相信，趙少麟在天津編織的關系網也會被“破網”，中紀委在天津也能逮到“大老虎”。其實不只是在天津壹地，趙少麟的兒子在張高麗曾任省委書記的山東濟南也為非作歹、劣跡斑斑。
8月18日是天津爆炸“頭七”。下午3時許，官方發布消息，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有大陸網民在微博透露，楊在張高麗主政天津時很受張的重用，張壹手將楊從副市長提到市委常委。
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今年4月2日，曾與楊棟梁有過合作的吳振芳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公開報導顯示，2011年，楊棟梁以天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身份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副總經理吳振芳簽署“天津市引進液化天然氣及應用工程項目合作協議”。
2012年5月，楊棟梁出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隨即簽署《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的港口經營人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不需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
瑞海國際物流成立時間在2012年11月。此時，由楊棟梁簽署的《危險化學品許可證管理辦法》剛剛施行2個月。
瑞海國際2015年6月才擁有港口經營許可（津）港經證（ZC-543-03）號。
《南華早報》18日的報導稱，此處可能涉及壹個行政管理體制的漏洞，即擁有港口經營許可的瑞海國際，或可以逃過危化品存儲經營的審批。
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在瑞海國際前臺持股的，都是壹些“小螞蟻”。真正在背後操作的，第壹個人叫董社軒（又名董蒙蒙），其父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董培軍，據稱董培軍與已經落馬的原天津公安局長武長順關系密切。
壹位物流業人士說，最近三年，普通企業連第九類危險品都不允許做，但瑞海就這麽在各單位眼皮底下的壹塊地上硬是擠了進來，“沒學會爬，就開始走了”。
網絡壹篇《津門官場形勢分析》的文章，分析了瑞海國際背後的權力鏈。以下是幾節摘選：
“2013年1月2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給瑞海物流打開方便之門，批準了《關於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港口經營資質的批復》，‘同意規劃建設，允許幾類危險品⋯⋯’
“要知道，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可不是好打交道的主，瑞海物流能把它給攻下來，可見能量之大。連濱海新區副區長都抱怨，天津港是市管國企，但實際架子跟央企壹樣大。地方政府對天津港的實際控制力很弱，人事權也沒有，實際上管不了。
“瑞海國際不去辦理《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而去辦理《港口經營許可證》，這壹點就很微妙，這說明瑞海物流的人脈網能在交通運輸部門發揮作用。
“天津市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證實了這壹點，危化企業的安全生產許可由交通部部門發放。
“2013年5月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二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允許瑞海物流可以建設1.8萬平方米的危化品倉庫。
“2013年9月，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三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在它批復的壹份文件中聲明，瑞海物流危化品倉庫的工程安全預評價報告和安全條件論證報告基本符合國家和交通運輸部有關編制規定，根據專家組意見，同意備案。
“而天津環保部門也給瑞海物流第壹次開了綠燈。根據天津市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為瑞海物流出具的環評報告，‘該項目建設內容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選址符合地區總體發展規劃。施工期對環境的影響較小⋯⋯本項目建設具備環境可行性。’（編者註：資料顯示，這份報告落款日期為2013年5月24日。）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引用知情者的話稱，發生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不但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監管，甚至連環保部門置喙的可能性都沒有，因為它是由時任天津市政府高層親自批準的。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表示，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瑞海國際的成立到運營，涉及到天津交通委員會、天津發改委、天津安監局、環保局、公安局、海事局和天津海關等天津的地方政府部門和中央直屬機構。
爆炸發生後的第二天，8月13日05點07分，網上流傳出壹個帖子“‘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發貼稱：“江澤民報復習近平的決鬥階段！習近平奪去了軍火生意、走私汽車生意、資本市場生意、國有土地出賣生意——好吧，同歸於盡！
2015年8月12日夜晚，中共軍方在天津港即將運輸出售給海外的‘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www.epochtimes.com/gb/15/8/28/n4514485.htm
河南血禍 －－維基百科
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采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采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制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制品行業。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采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采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壹伸，露出青筋，壹伸壹拳，五十大元”；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
“單采血漿”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後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會將前壹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壹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
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壹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當時主政河南的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壹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臺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大量農村人口參與其中。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制藥所負責人，並聯系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采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發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丙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艾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艾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制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艾滋病。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
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壹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
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艾滋病第壹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艾滋病”，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
事件也導致了乙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乃至受到官方打壓。
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占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
當時主事河南的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禍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 胡佳等評論
在中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星期壹在鄭州召開前夕，河南當地的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出席會議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制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
北京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從事艾滋病義務活動。星期壹上午9點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這次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遞交了給吳儀副總理的信之後不久，便被鄭州警方帶走。
這封給吳儀副總理的公開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簽名。今年38歲的李喜閣是其中之壹。
李喜閣等10來人在警察趕到他們住處之前逃離。她對記者說，她1995年12月20號晚12點45分生第壹胎做剖腹產手術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說，她所在的寧陵縣城就有20多婦女因為剖腹產、子宮瘤、宮外孕、小產、大產或貧血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閣生大女兒時，不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兒也因感染艾滋病毒於去年8月13號死亡，年僅9歲。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動人士、婦產科專家高耀潔教授10年來為河南、為中國艾滋病毒攜帶者、為艾滋病患者、為艾滋孤兒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她說：“我從去年就發現壹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輸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壹，賣血的人那麽多，壹定有人輸血。第二，賣血的人不會賣壹次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有大約100萬，到2010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能會達到1千萬。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_胡佳等評論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就河南血禍六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縣農民賣血最狂熱的兩年。該縣有3000多口人的東湖村，1000多名青壯年為了擺脫貧困，爭先恐後去縣人民醫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賣血。抽800毫升血，經分離機分離後，收購其中的400毫升血漿，其余400毫升非血漿成份與多人混合後再回輸給賣血者，導致80%以上的賣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並感染丙肝病毒。他們賣壹次血扣除5元錢化驗費，可凈得45元。那時打壹天工才掙5元錢，靠賣血掙錢對急於致富的農民來說極具誘惑力。
當年28歲的李淑芝聽血站大夫講賣血有利健康，還能掙錢，從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賣血外，還到鄰近的兩個血站輪流賣，每天賣壹次，丈夫也是賣血大軍的壹員。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況下病亡。他們夫婦因響應政府號召賣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慘劇發生後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訪就打壓，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則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慘，他們覺得賣壹次血能毫不費力地拿到45元錢，比下地幹農活省勁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風險而樂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幾個先後因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對夫妻先後死去，5個兄弟的父母也因賣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這樣命喪黃泉。老五這對夫妻雖然有幸活下來了，但現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東湖村那幾年因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後在村裏竟找不到有力氣能擡棺材的年輕人。如果上訪，縣鄉就派人把妳抓回來訓斥，再上訪就拘留。
新蔡縣張大莊村已兒孫繞膝的老漢張從寬夫婦，從未想到兒子張軍旗1992年響應政府號召賣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時還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黃疸，不能像別人那樣外出打工給家掙錢了，更未料到的是還傳染給了妻子。張軍旗患病後因確診太晚，多年壹直當感冒發燒治療，積蓄花光了，於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後，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災，結果竟壹去不復返死在娘家，僅27歲就匆匆了此壹生。兒媳什麽時候死的，張老漢夫婦也說不清。死者給爺爺奶奶留下的則是難以承受的壹男壹女兩個艾滋孤兒。因為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二老未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飽嘗人間苦難。
與張老漢同村的農婦水秀英對我說：“我們村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賣血，為了致富，那幾年我和丈夫壹起去賣，雖然掙了壹點錢，結果把丈夫的命給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時瘦得走不動道，發高燒誰都不認識了， 35歲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氣無力，不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處裂縫，令壹貧如洗、守寡多年的農婦茫茫然看不到未來。
地處中原的文樓村民風淳樸。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風刮到上蔡縣後，因為離縣城近，縣人民醫院最先在文樓村壹農戶家辦起了血站，縣醫院血庫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長，有專人常駐村中，並備有血液分離機，隨來隨采。縣衛生局院內也有血站，文樓村的賣血者也常光顧。因為來錢容易，80%以上的青壯年都賣血，不賣血的是少數，1995年達到頂峰。2000年後文樓村在不到1000名賣血者中，被檢查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經出現明顯癥狀和並發癥，當時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衛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漿，但縣醫院在文樓村辦的血站竟把賣血者領到血站尼站長家偷著繼續采。
高耀潔從1996年起多次到文樓村。因進村次數多了，文樓村沒有不認識高耀潔的。在艾滋病泛濫成災政府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關愛時成了他們的貼心人。
著名艾滋病專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應他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在文樓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經檢測10人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為之震顫。後來又抽取140份血樣，陽性率達62%。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怪病就是艾滋病，與高耀潔的診斷和結論不謀而合。
為了證明艾滋病可防可控並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還將文樓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馬深義夫婦和他們的壹個孩子及另壹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漢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5天。
文樓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難忍和付不起醫藥費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農藥自殺。
2007年1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到艾滋病重災區文樓村視察時，當地艾滋病患者卻完全被當局軟禁起來，能與他直接見面的村民又都是由當地官員精心挑選被操控著，以繼續掩蓋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實情。
後楊村距離文樓村乘車僅10分鐘路程，賣血人數之多和賣血沸騰度之高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是高耀潔和桂希恩最先發現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現年48歲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歲就賣血，因抽血點就建在她家，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時壹天賣二三次。因為過量抽血，抽到昏過去的程度就達30多次。有時抽得心難受撲通倒下不認識人了，經點滴輸液，4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可是第二天又繼續賣。
王玲聽血站大夫說的“人血和井水壹樣，不管妳抽出多少，總是那樣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於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於2005年去世，25歲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兒子16歲就賣血，已於2004年故去，兒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於“血漿經濟”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幾家，聽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眾妖言，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
韓國發生“歲月號”沈船事件，總統道歉，總理辭職，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責任人至今既無人對此道歉，也無人為此辭職。
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對多年前發生的因輸入有艾滋病毒的汙血導致數百和數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給予了國家賠償，並追究責任人刑責。然而河南汙血案盡管比上述國家的災難嚴重得多，不僅未給予賠償和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反而反咬壹口，嫁禍於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2015年8月27日 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8.12天津爆炸案
面對官方嚴密封鎖信息，就民眾而言，事故發生多日後：真實事故發生原因是謎，實際死傷人數是謎，所造成的汙染也是謎……
整理大陸網站資訊可以看到，第壹個報警的是壹位女士，家住海港城，她在樓上看到600米以外的地方有壹輛貨車著火，晚上10時50分她撥打119後，天津市消防局把出勤任務轉給了駐守在港區附近的“編外消防隊”（主要由農村青年組成、隸屬於天津港的打工者）。
據《南方周末》報導，隸屬於編外消防5隊壹名幸存的消防隊員向媒體披露說，他是第壹批前往火災現場，當時還沒有爆炸。據他介紹，第壹批投入的消防隊員人很多，“有壹百多”。 現場並無人告知他們有不能沾水的危險化學品。
該消防員說，大家按照正常途徑用水救火。 自己負責給前面的車供水。 “開始是壹個集裝箱，大概噴水10多分鐘，聽見啪啪啪響，然後集裝箱就亮了。先是壹個小爆炸，後來就出事了。”雖然離爆炸點還有壹點距離，但也什麽都看不見，最後他爬了出來。
官方報導只是含糊地說，瑞海公司的集裝箱中堆放電石。電石是碳化鈣（CaC2）的簡稱，遇水立即發生激烈反應，生成乙炔，並放出熱量。在危險貨物分類中，電石屬於最高壹級的遇濕易燃物品。
8月14日晚上9點，在爆炸後近48小時之際，親近習近平、王岐山陣營的胡舒立任總編的財新網，掀開天津政府掩蓋大量消防官兵死亡的黑幕，發表了題為〈 “編外消防隊”先入火場傷亡不明〉的報導，當時官方確認的21名死亡的消防官兵，都沒有包括這三支“編外消防隊”的死亡情況。 澎湃新聞采訪公安部消防局宣傳處處長雷進德也承認，第壹批救援的是“港務局碼頭的三個消防專職隊”，他們距離最近，屬於企業的專職隊。
有消防員發給同事的微信披露，“11個中隊，400多人，二次爆炸全體陣亡！國家報導17人遇難，這個XX的國度，……這個實話都不敢講的社會！領導吃屎！輿論不好講實話！這特麽是什麽社會！”據說現場殘肢不計其數，但這些都被官方抹掉了。
除了消防隊員，被天津政府刻意掩蓋的還有那位死裏逃生者提到的在建築工地上的數千農民工。
8月16日，中國正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孔智勇，推出壹組離港區事發地最近的壹大片簡易民工宿舍區和工棚爆炸前後的對比圖，並稱，“爆炸發生時這些建築物中是否有人居住，令外界擔憂”。有人看到這組對比圖說：“我是壹名建築工地的農民工，看到簡易房圖片我就知道，那些民工宿舍住著大量年富力強的工人，而且有的還拖家帶口，僅這些就可能超過政府公布的傷亡人數。”也有人證實，“那是我們社區三期的建築工人宿舍，每天施工，怎麽可能沒人。”他們是修建小學的民工，應該是住滿了的，並追問：“誰為他們發聲？”湖南的壹名女士表示，真的不敢想，瞬間就想哭。《海峽都市報》在爆炸事件第二天，曾在發送的手機新聞中提到：“事發地不到百米的建築工地，有2000多人居住的簡易木房已全部倒塌。”
關於這次災害的死亡人數，官方稱，截止8月17日上午9時：確定114人死亡（公安消防人員16人，天津港消防人員23人，民警5人，其他人員10人，未確認身分60人）；70人失蹤（公安消防人員8人，天津港消防人員56人，民警6人）；721人住院治療，危重癥25人，重癥33人。
據《南方都市報》14日報導，從事工程爆破30多年、現供職於武漢理工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築學院教授程康介紹，以國家標準算法《爆破安全規程》中的公式進行測算，在工程實踐中，1000噸TNT露天堆置爆炸，暫態產生的沖擊波可導致500米範圍內玻璃全部粉碎，而從現場傳回的視頻、新聞媒體報導情況來看，甚至在爆炸中心800米開外的建築物上玻璃也全部粉碎。按照百度資料顯示，如果將地震震級與TNT當量進行了換算，4級地震相當於1千噸TNT當量。
天津瑞海公司的危險品堆積場，怎麽能產生類似上千噸TNT的爆炸能力，在現場還造成壹個深不見底的巨大深坑呢？官方給出的化學物成分都是些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因而有網民質疑瑞海倉庫實為軍火庫，其爆炸威力更相當於50多枚戰斧式導彈同時引爆。
壹位有十年從業經驗的南方港口從業人員在《兔吧》刊文，分析了天津港口爆炸的資料，結合他自己的從業經驗，認定：軍品受熱爆炸或控制系統失效引起爆炸概率8成，危險品爆炸概率1.5成，普通貨物自燃0.5成。
消息人士對博聞社披露，出事化學品倉庫具有軍方因素。軍方保利集團在此倉庫也儲存大量危險物質。而保利集團原來就屬徐才厚、郭伯雄的天下，習近平拿下徐、郭，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清除徐、郭在軍中的同黨。故陰謀論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消息指，這次大爆炸的“主力”是保利公司儲存的爆炸品。保利的創辦人是已故軍頭王震的兒子王軍。
根據地圖定位顯示，距離爆炸事發地約600米有壹處社區，總戶數約5617戶。
據網易統計，全中國有1/3的化工專案與城為鄰。壹名曾經參與過多地石化專案的前中石化高管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舉例稱：“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區約200米；青島麗東化工與最近居民區約600米；寧波鎮海煉化，2萬多人口的生活區就在二、三百米外……”。
2006年，原中共國家環保總局曾組織了全國化工石化專案環境風險大排查。統計顯示，在排查的全部7555個專案中，布設於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區的2489個，占32.4％。但這個數字只局限2003年9月1日《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至排查時已批覆的擬建、在建和建成投產的化工石化類專案。
上述數字顯示，目前大陸全國至少還有2489個這樣的定時炸彈，隱藏在人口密集的地區，與民眾吃喝睡在壹起。
－－https://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uth/2015/08/30/166754.htm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的8.12天津爆炸案
2015年8月28日 天津大爆炸真相探秘（完整版）
8月12日的天津爆炸事件原因撲朔迷離，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是涉足其中的壹關鍵人物也被港媒證實。曾經主掌天津的張高麗，現在是政治局常委，為江派重量級人物。
目前天津市各部門均已得到“封口令”，與爆炸事件有關的壹切消息，均由天津市委宣傳部組織的發布會統壹發布，各部門不得擅自接受媒體采訪。
爆炸發生後，大陸官方報導的死亡人數不斷遭到外界的質疑，當時的爆炸死亡人數已達300人。海外媒體8月15日引述來自中共武警高層的消息顯示，武警消防從現場以及第壹線醫院得到的數字，截至15日中午，確認因大爆炸死亡已達1,400多人，失蹤700多人。消息人士表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現場防化部隊處理屍體的數字，以及遠離現場的醫院接收的不治身亡者的人數。
更令人震驚的是，海外媒體從接近中共高層的可靠人士處獲悉，當局內部有壹個數字，至少600多人消失得無蹤影，懷疑是在瞬間爆炸的超高溫及化學作用下被“蒸汽化”，即人間蒸發，但有關判斷不敢對外透露。有關此消息，目前無法核實。
天津爆炸事件後，中共中宣部要求大陸媒體統壹口徑。之後，社交媒體上的抨擊、質疑帖文也被迅速刪除。
如將時光倒轉回三年前的天津，可以見到依稀相像的往事。
2012年6月底，天津薊縣萊德商廈也曾發生重大火災，天津官方只報10人死亡，16人受傷，引起輿論嘩然；網絡上傳出至少200人死亡，此外還有385人死亡的說法，官方披露的數字，與現場民眾的感受相差懸殊。
當時有消息引述知情者的話說：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下禁言令，不但對本地媒體封口，甚至對中央喉舌媒體也設置人為障礙，阻止采訪。
此後沒多久，同年11月4日，天津薊縣繁華地區文昌街的森馬服飾專賣店突發火災，天津政府再起恐慌，仍是采用管控手法，不僅下令禁止采訪、傳播和議論此事，還在城區再次實行戒嚴。
無情的大火似乎總是纏繞天津，2013年3月4日，中共兩會期間，天津又壹次發生特大火災。天津市華苑產業區鑫茂科技園壹座20多層高的大廈被大火吞噬了整座樓體。然而，該消息再次被死死封鎖。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分析說，從這次天津市委處理爆炸事件的做法來看，似乎得到張高麗當年的“真傳”，市委書記在前九次新聞發布會上根本不露面，底下官員最初也以“不知道”、“不清楚”、“不掌握”來回應公眾的問題。
濱海迅猛的發展跟張高麗聯系在壹起，他從2007年開始擔任天津市委書記五年，中共官媒報導稱，雖然中國經濟在這個期間放緩，但是天津卻連續五年GDP增長16.5%。
據天津網友披露，張高麗之前的天津書記張立昌，把天津弄成了“城市農村化，街道鄉村化，領導沒文化，百姓很聽話！”
2007年5月，剛上任天津市委書記不久的張高麗即大力推動了濱海新區開發。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據悉，張高麗大力推動濱海新區開發卻留下了無數爛尾項目，砸下600億興建的濱海新區總部經濟的核心區──響螺灣商務區，被環球網形容“到處是空房如鬼城”，承擔開發建設的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已背負巨額債務，原天津泰達投資公司董事長劉惠文去年4月自殺。去年2月，中共副總理汪洋在國務院部委主要負責人會議上稱，天津市已欠下5萬多億債務，實際已破產，如今要追究也已經晚了。
張高麗90年代任深圳市委書記，把養女張曉燕嫁給李賢義的長子李聖潑。此後，李賢義壹躍成為縱橫玻璃工業、汽車配件、橡塑化工、太陽能光伏、建築材料、房地產、金融股票、信息科技、連鎖超市等眾多行業的紅頂商人，旗下玻璃工業規模全球第三，從窮小子變成“玻璃大王”。在200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李賢義以52.2億財富排名第118位。
張高麗2007年出任天津市委書記前，信義集團已經在2004年成立了信義玻璃天津分公司。隨著張主政天津，2007年1月設立信義玻璃天津基地，占地約9萬平方米。
這次天津大爆炸發生後，有很多傷員是被瞬間爆破的玻璃劃傷、刺傷的。壹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房地產行業內部人士告訴《海峽攝影時報》記者，這次爆炸暴露出了國內開發商在產品設計上的壹項“潛規則”。
他說，按照有關規定，2004年以後新建使用的住宅都必須使用安全玻璃。而德國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執行這項規定，“但是據我了解，很多開發商都不會真的使用安全玻璃，而是偷工減料繼續使用造價低廉的普通玻璃，甚至包括壹些樓盤宣傳的雙層玻璃、真空玻璃也都是假的。這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該內部人士稱，或許在天津爆炸案中，壹些玻璃受損的建築物建於2004年之前。但是作為2005年才被列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級新區的天津濱海新區，有理由相信，壹定有大量的樓宇建設方並沒有按要求合法合規地使用安全玻璃。
此外，張高麗還涉嫌利用濱海新區進行詐騙，涉及資金數千億。2009年，天津市出臺政策，對於在天津註冊的股權投資基金，在稅收、房租、人才落戶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各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落戶。
當年，在張高麗的呼籲倡導下，各路私募股權基金在天津全面開花，而從2010年初至2012年，有數十家公司被查封，給幾十萬家庭帶來災難。中國各地不斷有受害者到天津上訪、報案，甚至打出“張高麗還錢！”的口號。受害者透露，詐騙的贓款大部分被江澤民、周永康、張高麗壹夥斂去。
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天津公安隊伍腐敗成為市民熱議話題，天津有民謠：“窯子全是公安開，賭場打的警察牌。”天津網友說：“高麗書記讓天津的夜總會、洗浴中心、商務會所、商務KTV等成為了公安局三產。”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消息說，涉及大爆炸的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安監，它是由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濱海新區書記何立峰親自批發的，而何立峰的弟弟壹直在天津承建工程項目。
2014年10月12日，新華網微博發表署名“閻兆偉”的文章，文章標題為“江蘇‘老老虎’趙少麟為啥能在天津‘撲食’？”。文章說，隨著趙少麟被調查，有理由相信，趙少麟在天津編織的關系網也會被“破網”，中紀委在天津也能逮到“大老虎”。其實不只是在天津壹地，趙少麟的兒子在張高麗曾任省委書記的山東濟南也為非作歹、劣跡斑斑。
8月18日是天津爆炸“頭七”。下午3時許，官方發布消息，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有大陸網民在微博透露，楊在張高麗主政天津時很受張的重用，張壹手將楊從副市長提到市委常委。
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今年4月2日，曾與楊棟梁有過合作的吳振芳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公開報導顯示，2011年，楊棟梁以天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身份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副總經理吳振芳簽署“天津市引進液化天然氣及應用工程項目合作協議”。
2012年5月，楊棟梁出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隨即簽署《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的港口經營人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不需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
瑞海國際物流成立時間在2012年11月。此時，由楊棟梁簽署的《危險化學品許可證管理辦法》剛剛施行2個月。
瑞海國際2015年6月才擁有港口經營許可（津）港經證（ZC-543-03）號。
《南華早報》18日的報導稱，此處可能涉及壹個行政管理體制的漏洞，即擁有港口經營許可的瑞海國際，或可以逃過危化品存儲經營的審批。
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在瑞海國際前臺持股的，都是壹些“小螞蟻”。真正在背後操作的，第壹個人叫董社軒（又名董蒙蒙），其父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董培軍，據稱董培軍與已經落馬的原天津公安局長武長順關系密切。
壹位物流業人士說，最近三年，普通企業連第九類危險品都不允許做，但瑞海就這麽在各單位眼皮底下的壹塊地上硬是擠了進來，“沒學會爬，就開始走了”。
網絡壹篇《津門官場形勢分析》的文章，分析了瑞海國際背後的權力鏈。以下是幾節摘選：
“2013年1月2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給瑞海物流打開方便之門，批準了《關於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港口經營資質的批復》，‘同意規劃建設，允許幾類危險品⋯⋯’
“要知道，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可不是好打交道的主，瑞海物流能把它給攻下來，可見能量之大。連濱海新區副區長都抱怨，天津港是市管國企，但實際架子跟央企壹樣大。地方政府對天津港的實際控制力很弱，人事權也沒有，實際上管不了。
“瑞海國際不去辦理《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而去辦理《港口經營許可證》，這壹點就很微妙，這說明瑞海物流的人脈網能在交通運輸部門發揮作用。
“天津市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證實了這壹點，危化企業的安全生產許可由交通部部門發放。
“2013年5月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二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允許瑞海物流可以建設1.8萬平方米的危化品倉庫。
“2013年9月，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三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在它批復的壹份文件中聲明，瑞海物流危化品倉庫的工程安全預評價報告和安全條件論證報告基本符合國家和交通運輸部有關編制規定，根據專家組意見，同意備案。
“而天津環保部門也給瑞海物流第壹次開了綠燈。根據天津市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為瑞海物流出具的環評報告，‘該項目建設內容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選址符合地區總體發展規劃。施工期對環境的影響較小⋯⋯本項目建設具備環境可行性。’（編者註：資料顯示，這份報告落款日期為2013年5月24日。）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引用知情者的話稱，發生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不但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監管，甚至連環保部門置喙的可能性都沒有，因為它是由時任天津市政府高層親自批準的。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表示，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瑞海國際的成立到運營，涉及到天津交通委員會、天津發改委、天津安監局、環保局、公安局、海事局和天津海關等天津的地方政府部門和中央直屬機構。
爆炸發生後的第二天，8月13日05點07分，網上流傳出壹個帖子“‘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發貼稱：“江澤民報復習近平的決鬥階段！習近平奪去了軍火生意、走私汽車生意、資本市場生意、國有土地出賣生意——好吧，同歸於盡！
2015年8月12日夜晚，中共軍方在天津港即將運輸出售給海外的‘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www.epochtimes.com/gb/15/8/28/n4514485.htm
河南血禍 －－維基百科
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采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采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制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制品行業。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采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采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壹伸，露出青筋，壹伸壹拳，五十大元”；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
“單采血漿”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後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會將前壹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壹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
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壹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當時主政河南的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壹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臺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大量農村人口參與其中。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制藥所負責人，並聯系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采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發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丙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艾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艾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制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艾滋病。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
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壹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
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艾滋病第壹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艾滋病”，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
事件也導致了乙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乃至受到官方打壓。
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占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
當時主事河南的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禍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 胡佳等評論
在中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星期壹在鄭州召開前夕，河南當地的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出席會議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制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
北京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從事艾滋病義務活動。星期壹上午9點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這次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遞交了給吳儀副總理的信之後不久，便被鄭州警方帶走。
這封給吳儀副總理的公開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簽名。今年38歲的李喜閣是其中之壹。
李喜閣等10來人在警察趕到他們住處之前逃離。她對記者說，她1995年12月20號晚12點45分生第壹胎做剖腹產手術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說，她所在的寧陵縣城就有20多婦女因為剖腹產、子宮瘤、宮外孕、小產、大產或貧血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閣生大女兒時，不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兒也因感染艾滋病毒於去年8月13號死亡，年僅9歲。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動人士、婦產科專家高耀潔教授10年來為河南、為中國艾滋病毒攜帶者、為艾滋病患者、為艾滋孤兒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她說：“我從去年就發現壹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輸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壹，賣血的人那麽多，壹定有人輸血。第二，賣血的人不會賣壹次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有大約100萬，到2010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能會達到1千萬。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_胡佳等評論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就河南血禍六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縣農民賣血最狂熱的兩年。該縣有3000多口人的東湖村，1000多名青壯年為了擺脫貧困，爭先恐後去縣人民醫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賣血。抽800毫升血，經分離機分離後，收購其中的400毫升血漿，其余400毫升非血漿成份與多人混合後再回輸給賣血者，導致80%以上的賣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並感染丙肝病毒。他們賣壹次血扣除5元錢化驗費，可凈得45元。那時打壹天工才掙5元錢，靠賣血掙錢對急於致富的農民來說極具誘惑力。
當年28歲的李淑芝聽血站大夫講賣血有利健康，還能掙錢，從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賣血外，還到鄰近的兩個血站輪流賣，每天賣壹次，丈夫也是賣血大軍的壹員。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況下病亡。他們夫婦因響應政府號召賣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慘劇發生後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訪就打壓，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則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慘，他們覺得賣壹次血能毫不費力地拿到45元錢，比下地幹農活省勁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風險而樂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幾個先後因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對夫妻先後死去，5個兄弟的父母也因賣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這樣命喪黃泉。老五這對夫妻雖然有幸活下來了，但現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東湖村那幾年因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後在村裏竟找不到有力氣能擡棺材的年輕人。如果上訪，縣鄉就派人把妳抓回來訓斥，再上訪就拘留。
新蔡縣張大莊村已兒孫繞膝的老漢張從寬夫婦，從未想到兒子張軍旗1992年響應政府號召賣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時還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黃疸，不能像別人那樣外出打工給家掙錢了，更未料到的是還傳染給了妻子。張軍旗患病後因確診太晚，多年壹直當感冒發燒治療，積蓄花光了，於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後，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災，結果竟壹去不復返死在娘家，僅27歲就匆匆了此壹生。兒媳什麽時候死的，張老漢夫婦也說不清。死者給爺爺奶奶留下的則是難以承受的壹男壹女兩個艾滋孤兒。因為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二老未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飽嘗人間苦難。
與張老漢同村的農婦水秀英對我說：“我們村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賣血，為了致富，那幾年我和丈夫壹起去賣，雖然掙了壹點錢，結果把丈夫的命給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時瘦得走不動道，發高燒誰都不認識了， 35歲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氣無力，不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處裂縫，令壹貧如洗、守寡多年的農婦茫茫然看不到未來。
地處中原的文樓村民風淳樸。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風刮到上蔡縣後，因為離縣城近，縣人民醫院最先在文樓村壹農戶家辦起了血站，縣醫院血庫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長，有專人常駐村中，並備有血液分離機，隨來隨采。縣衛生局院內也有血站，文樓村的賣血者也常光顧。因為來錢容易，80%以上的青壯年都賣血，不賣血的是少數，1995年達到頂峰。2000年後文樓村在不到1000名賣血者中，被檢查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經出現明顯癥狀和並發癥，當時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衛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漿，但縣醫院在文樓村辦的血站竟把賣血者領到血站尼站長家偷著繼續采。
高耀潔從1996年起多次到文樓村。因進村次數多了，文樓村沒有不認識高耀潔的。在艾滋病泛濫成災政府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關愛時成了他們的貼心人。
著名艾滋病專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應他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在文樓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經檢測10人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為之震顫。後來又抽取140份血樣，陽性率達62%。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怪病就是艾滋病，與高耀潔的診斷和結論不謀而合。
為了證明艾滋病可防可控並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還將文樓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馬深義夫婦和他們的壹個孩子及另壹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漢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5天。
文樓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難忍和付不起醫藥費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農藥自殺。
2007年1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到艾滋病重災區文樓村視察時，當地艾滋病患者卻完全被當局軟禁起來，能與他直接見面的村民又都是由當地官員精心挑選被操控著，以繼續掩蓋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實情。
後楊村距離文樓村乘車僅10分鐘路程，賣血人數之多和賣血沸騰度之高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是高耀潔和桂希恩最先發現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現年48歲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歲就賣血，因抽血點就建在她家，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時壹天賣二三次。因為過量抽血，抽到昏過去的程度就達30多次。有時抽得心難受撲通倒下不認識人了，經點滴輸液，4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可是第二天又繼續賣。
王玲聽血站大夫說的“人血和井水壹樣，不管妳抽出多少，總是那樣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於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於2005年去世，25歲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兒子16歲就賣血，已於2004年故去，兒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於“血漿經濟”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幾家，聽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眾妖言，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
韓國發生“歲月號”沈船事件，總統道歉，總理辭職，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責任人至今既無人對此道歉，也無人為此辭職。
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對多年前發生的因輸入有艾滋病毒的汙血導致數百和數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給予了國家賠償，並追究責任人刑責。然而河南汙血案盡管比上述國家的災難嚴重得多，不僅未給予賠償和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反而反咬壹口，嫁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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