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社會的極權統治
作者 解顏
絕對權力中的文化
可以從近代文學的高峰“四才子書”來觀察權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
《三國演義》是組織權力之爭的史詩。個人性格的各種展示，如關羽的忠、張飛的莽、趙雲的義、諸葛亮的智謀，其終極目的都是服務於組織權力。權力的主要形式是肉體權力。普通將士是英雄們刀下的瓜菜：“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滸》中，英雄好漢們靠著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平民百姓，而他們又被朝廷的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只好落草為寇。然後他們組織起來，於是矛盾轉化為聚義廳中的小組織與朝廷的大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最後，小組織被大組織的靈魂權力 – “忠義” – 吸收消化於無形。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處濫用其肉體權力，終被如來佛的無邊權力降伏。唐僧與悟空的關系本質上是權力關系，靠兩種形式來維持：恐懼感（緊箍咒）和忠孝倫理（師徒之名分）。它們分別屬於肉體權力和靈魂權力。中國數千年的皇權秩序靠的也正是權力的這兩種表現形式。
《紅樓夢》寫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輕人對家族權力結構的反抗。主人公賈寶玉雖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權力結構的掌門人賈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對權力結構也毫發無傷。權力結構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抱著為他好的善意來限制他的意願。在更大的尺度上，賈府的家族權力在朝廷的政權權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書中的權力關系都是絕對權力，其中的下遊者只有兩種命運：服從或滅亡。這幾本書自問世以來，直到現在都影響巨大。由此可見，從古到今，中國人離開權力便無法思維。
在古代兩種主要的治世理論中，法家的嚴刑峻法是上遊者對下遊者的絕對權力，而儒家的仁政雖然給下遊者多壹些的自由度，但其權力結構同樣是上尊下卑、下遊者不能“犯上作亂”的絕對權力。何為“犯”、何為“亂”都是上遊者定義的。兩種理論同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無法逾越的不平等，而決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戰的勝者的肉體權力。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社會倫理，“三綱五常” 中的“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幾個關系把宏觀尺度的君臣關系與微觀尺度的家庭關系不動聲色地聯系起來：如果孝親是天經地義，那麽忠君也是天經地義。三種關系的本質是壹樣的，都定義了上遊者對下遊者的靈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權力是來自於社會秩序、傳統和文化，而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當代中國社會，三綱的說法雖然早已進了博物館，其實際影響仍然遍及每個角落。父母對孩子的絕對權力和丈夫對妻子的絕對權力在農村依然普遍，而政權中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比古時更甚：每個體制中人都精於頌聖文章；反對的聲音不僅微乎其微，並且得不到多數大眾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從四德”中的“三從”確立了社會對女性的絕對權力。但女性的服從並非心甘情願，其權力欲也不因為社會環境的壓制而泯滅。壹旦得到機會，她們就會把手中的壹點權力用到極致。在宮廷戲如《甄嬛傳》中，後宮佳麗們的兩個感情主旋律與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懼感和權力欲。她們發泄權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敗者、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自己的愉悅。
在民間，相應的說法是“最毒婦人心”。
絕對權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門學生運動接近尾聲。身心俱疲的學生領袖柴玲在對西方記者金培力的錄影訪談中哭訴：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壹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奸細。……（問：妳們有感覺嗎，就是說有學生叛徒？）絕對有感覺，而且我們有證據。”……“我是總指揮，我壹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12】
天安門運動是大學生對政府的絕對權力的反抗，而其領袖人物“壹再要求”掌握對指揮運動的絕對權力，而其要求也聽起來似乎合理：她的組織太不純潔；她要用她的絕對權力來清理門戶、給她的組織以強大的行動力。
柴玲的“壹再要求這個權力”與毛澤東的延安整風有相同的心理動機：因為敵強我弱，所以只有將權力集於壹身，我們才有勝算。這是操縱型權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絕食書》中呼喊的口號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為學生領袖短短十幾天之後，在如山的現實挑戰面前，她的訴求只剩下了權力。
劉曉波後來評論，廣場上的學生領袖“有的只是對權力的饑渴”。這是因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們從書上看來、從別人嘴裏聽來的抽象概念，而權力才是真正浸透於他們血液中的價值。這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結果。
中國人在幼年接受的來自父母和學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權型教育。這已經在拙作《小鎮的權力與教育》中討論過。【13】孩子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他們的意願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學校裏，多數孩子都沒有與老師平等的地位，其學習也不是開放式的探索未知、創造知識的過程。尤其是文史類科目，孩子只能記憶，不能提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準探究的禁區。
禁區的存在是權力的宣示，它們類似於圈養牲畜的電網。牲畜在被電擊、或看到同伴被電擊之後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從此老實下來，不敢越雷池壹步。各種禁區的環伺給孩子的下意識裏刻下的印象是：權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東西。
普遍而言，中國父母是盡責的父母，他們有壹個常見的說法是“壹切為了孩子”。而這些付出的背後有壹個條件：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意願；或者說，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權力。父母與孩子之間平等講道理的時候很少；他們之間的關系幾乎是純粹的權力關系。這就是孩子在價值觀形成時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說：“威權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它給孩子壹個權力的榜樣、告訴他權力帶來快樂。它使得每個孩子都變得統治欲極強、野心勃勃、極其虛榮。”【10】
孩子在威權型教育之下成長起來時，他們看到的榜樣是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他們開始學會討父母歡心、向老師獻媚、與同學爭寵、爭班幹部職位、為學習名次斤斤計較。這些都是謀取權力的練習。在老師和父母的鼓勵之下，孩子把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現。
阿德勒認為，研究兒童的心理活動對理解成年人的行為方式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以令人震驚的確定性證明了，壹個人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其心理活動的規律未發生任何變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現象的某些言語表達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他實現其終極人生目的的基本動力和手段都沒有變化。”【10】
羅素指出問題的另壹個方面：“威權型教育在培養暴君型的人的同時也培養奴才型的人，因為這種教育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只有壹種可能：壹方發令，另壹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權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懼感。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同時具有暴君和奴才兩種特質：在下遊者面前顯出權力欲，是暴君；在上遊者面前顯出恐懼感，是奴才。
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態度其實有相同的心理基礎。兩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敵人的結果：敵人弱小時使出權力欲，敵人強大時顯出恐懼感。這就是叢林法則。
絕對權力之下的誠實
在這壹節和下壹節中，我討論人被權力欲駕馭時另外兩種價值觀的生存狀態：誠實和同情心。
1958年，華夏大地上發生的壹件大事是大煉鋼鐵：
“毛澤東明確指出：‘發展鋼鐵工業壹定要搞好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於是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7月底，用於煉鋼的勞動力有幾十萬人，8月底，增至幾百萬人，9月上旬，增至2000萬人，9月底，猛增至5000萬人。……10月底，全國煉鋼勞動力增至6000多萬人，年底時則達到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和間接的支援，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了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六分之壹。
“這麽多的人，當然都不是進了鋼鐵廠，而是在農村‘大煉鋼鐵’，在田間地頭建小土爐、小高爐，即用磚塊、石頭加上泥巴、石灰，壘砌起來的類似於做飯用的土爐子。……農民們餓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幹苦幹，煉出了無數的含硫量極大、無法使用的土鐵和廢渣。”【14】
這樣在現在看起來頗為荒唐的場面，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有上億人直接參與其中，可謂是壹道奇異的風景線。
試將各方參與者的動機做壹分析：
（1）大躍進的精神領袖毛澤東不甘心只當壹個窮國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趕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領袖被權力欲障目，其它的壹切都看不見了。
（2）多數官員急於向上遊者獻媚。獻媚的動機同樣是權力欲，為了保住現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權力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權力欲。
（3）少數誠實的官員們看到公開反對大躍進的彭德懷等人被清洗，出於恐懼不敢再多言。在出於恐懼感的求生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求生。
（4）掌握了煉鋼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煉鋼專家們 – 同樣是出於恐懼感而不敢說出真相。
在這場上億人出演的荒誕大戲中，被權力欲驅使的人不需要誠實，而被恐懼感驅使的人不敢誠實。
所謂誠實，是對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實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確鑿證據的、已經發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實和真相背後的內在關聯。真理不只是理論家的玩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礎；壹個人與社會打交道時需要有能力分辨對方所言的真偽；循著錯誤的路徑就達不到目的地；畫餅不能真的充饑。任何人想要生存都離不開真理，這就是真理的價值。
自由貿易的雙方需要真幣。壹方使用假幣的貿易不可能長久，壹方隨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長久。現代文明社會所謂的契約精神就是以雙方交流中的誠實、誠信為基準的人際關系，而它只能建立在雙方都自由的平等關系之中。
當壹方對另壹方有絕對權力時，權力欲和恐懼感就成為比誠實更重要的價值，而上遊者和下遊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約精神的動力。上遊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維持絕對權力，就要讓自己顯得絕對正確。而下遊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阿克頓勛爵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名言可以理解為：有了權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絕對權力，就絕對不需要真理。當壹個市場中流通的貨幣多半是假幣，腐敗是必然結果。
共產黨建政後，知識分子為權力擁有者做了許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壹是錢學森在1958年的《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論證的每壹步從普通人的常識看起來都是正確的，只在壹個環節上有壹個內行人才能看出來的問題：錢先生“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實際上，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過5%，通常只有1-2%。
由於錢先生的大科學家的崇高地位，官員和大眾都相信錢先生的計算是科學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內行科學家們被恐懼感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敢指出錢先生的伎倆。
錢先生這樣的文章與通常意義上的學術作品的區別是，前者的結論在下筆之前已經確定，其終極目的是迎合上遊者的歡心，作者只需要考慮在哪個環節上做手腳就可以使得其理論看起來像真理。後者是開放的探索：作者承認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見之上；最後得出的發現可能會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會把上遊者和下遊者的地位拉平。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絕對權力歡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壹百周年），憲政學者張千帆在北大法學院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主題演講時，這樣評論絕對權力、恐懼感和真理之間的關系：“專制的維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懼基礎上的，專制淫威使每個人都變成在自己的職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專制教育體制從來壓制獨立思考和信仰，用壹套並不高貴的謊言教唆兒童說謊，讓人從小就不敢面對事實、質疑正統、堅持真理。”【15】
絕對權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適說：“妳看壹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壹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小孩子和女人是社會中的弱者。胡適考察的前兩件事是壹個社會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關註自己的意願，也關註他人的意願、且願意幫助他人實現他們的意願。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謂的“社會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兩句中國俗語顯示了同情心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地位：“無毒不丈夫”和“婦人之仁”。兩句話說的都是：同情心是權力之路上的攔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淪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軍對新疆準噶爾部落的數十萬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據魏源《聖武記》記載：“…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狝之，窮奇渾沌、梼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幹戶，此外數千裏間無瓦剌壹氈帳。”
“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就是種族滅絕。
滅掉準噶爾部後，舉朝上下稱頌乾隆皇帝聖明，“盛世”之說由此開始在朝野流行。
後世的譚嗣同對這壹事件卻憤然評論道：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
噍類即劫後尚存的人。譚嗣同這話的意思是：幸好中國的兵力不強。假如中國的海軍強如英法、陸軍強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專制的禍害將越發不可思議，那些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就都會是準噶爾的下場，哪裏還能有活口留下來？
譚嗣同的義憤是出於他對那些被滅絕者的同情心。顧名思義，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來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離自己的理解力越遠，產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數人都有對自己親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對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壹些，對異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譚嗣同的時代，對被誅殺的邊疆少數民族的同情心是鳳毛麟角。
魯迅在給青年的回信中寫：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壹點犧牲，是不算壹回事的。”
魯迅的“苦痛”是由於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權力欲遮蔽了壹切，同情心沒有地位。
陳憲輝的《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記載：“倉促入朝的誌願軍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穿著單衣，餓著肚子，大批凍餓死亡。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之役，誌願軍凍傷人數高達達三萬，其中四千人凍死。誌願軍第二十七軍戰士鄒士勇多年後回憶說，他所在的部隊在死鷹嶺發現第二十軍壹個擔負阻擊任務的連隊，穿著單衣褲、單膠鞋，全體凍死在冰雪掩體中。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致誌司和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報告，嚴寒和饑餓給九兵團帶來的巨大損失，第27軍80師242團第5連除壹名掉隊者和壹個通訊員外全體凍死在陣地上。在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說明補給線隨修隨炸，部隊遇到糧、彈、鞋、油、鹽供應的嚴重困難，請求止步三八線，休整三個月。毛澤東復電拒絕說：‘我軍必須越過三十八度線。’”【16】
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的地位。
共產黨中國的第壹任總理周恩來留給大眾的最後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讓他在私下保護了許多人免受迫害。但後來的許多歷史資料顯示周對毛澤東的每壹條迫害指令的執行可謂是不遺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註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換句話說，同情心在周的價值觀中有壹席之地，但不及恐懼感和求生欲來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越嚴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國每壹次改朝換代時的血流成河都可以歸結為大眾在兵荒馬亂之年的恐懼感的上升和隨之而來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為主導情緒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狂熱支持，正是由於兵荒馬亂之年大眾同情心的缺失。
絕對權力中的文化
可以從近代文學的高峰“四才子書”來觀察權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
《三國演義》是組織權力之爭的史詩。個人性格的各種展示，如關羽的忠、張飛的莽、趙雲的義、諸葛亮的智謀，其終極目的都是服務於組織權力。權力的主要形式是肉體權力。普通將士是英雄們刀下的瓜菜：“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滸》中，英雄好漢們靠著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平民百姓，而他們又被朝廷的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只好落草為寇。然後他們組織起來，於是矛盾轉化為聚義廳中的小組織與朝廷的大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最後，小組織被大組織的靈魂權力 – “忠義” – 吸收消化於無形。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處濫用其肉體權力，終被如來佛的無邊權力降伏。唐僧與悟空的關系本質上是權力關系，靠兩種形式來維持：恐懼感（緊箍咒）和忠孝倫理（師徒之名分）。它們分別屬於肉體權力和靈魂權力。中國數千年的皇權秩序靠的也正是權力的這兩種表現形式。
《紅樓夢》寫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輕人對家族權力結構的反抗。主人公賈寶玉雖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權力結構的掌門人賈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對權力結構也毫發無傷。權力結構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抱著為他好的善意來限制他的意願。在更大的尺度上，賈府的家族權力在朝廷的政權權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書中的權力關系都是絕對權力，其中的下遊者只有兩種命運：服從或滅亡。這幾本書自問世以來，直到現在都影響巨大。由此可見，從古到今，中國人離開權力便無法思維。
在古代兩種主要的治世理論中，法家的嚴刑峻法是上遊者對下遊者的絕對權力，而儒家的仁政雖然給下遊者多壹些的自由度，但其權力結構同樣是上尊下卑、下遊者不能“犯上作亂”的絕對權力。何為“犯”、何為“亂”都是上遊者定義的。兩種理論同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無法逾越的不平等，而決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戰的勝者的肉體權力。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社會倫理，“三綱五常” 中的“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幾個關系把宏觀尺度的君臣關系與微觀尺度的家庭關系不動聲色地聯系起來：如果孝親是天經地義，那麽忠君也是天經地義。三種關系的本質是壹樣的，都定義了上遊者對下遊者的靈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權力是來自於社會秩序、傳統和文化，而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當代中國社會，三綱的說法雖然早已進了博物館，其實際影響仍然遍及每個角落。父母對孩子的絕對權力和丈夫對妻子的絕對權力在農村依然普遍，而政權中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比古時更甚：每個體制中人都精於頌聖文章；反對的聲音不僅微乎其微，並且得不到多數大眾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從四德”中的“三從”確立了社會對女性的絕對權力。但女性的服從並非心甘情願，其權力欲也不因為社會環境的壓制而泯滅。壹旦得到機會，她們就會把手中的壹點權力用到極致。在宮廷戲如《甄嬛傳》中，後宮佳麗們的兩個感情主旋律與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懼感和權力欲。她們發泄權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敗者、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自己的愉悅。
在民間，相應的說法是“最毒婦人心”。
絕對權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門學生運動接近尾聲。身心俱疲的學生領袖柴玲在對西方記者金培力的錄影訪談中哭訴：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壹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奸細。……（問：妳們有感覺嗎，就是說有學生叛徒？）絕對有感覺，而且我們有證據。”……“我是總指揮，我壹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12】
天安門運動是大學生對政府的絕對權力的反抗，而其領袖人物“壹再要求”掌握對指揮運動的絕對權力，而其要求也聽起來似乎合理：她的組織太不純潔；她要用她的絕對權力來清理門戶、給她的組織以強大的行動力。
柴玲的“壹再要求這個權力”與毛澤東的延安整風有相同的心理動機：因為敵強我弱，所以只有將權力集於壹身，我們才有勝算。這是操縱型權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絕食書》中呼喊的口號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為學生領袖短短十幾天之後，在如山的現實挑戰面前，她的訴求只剩下了權力。
劉曉波後來評論，廣場上的學生領袖“有的只是對權力的饑渴”。這是因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們從書上看來、從別人嘴裏聽來的抽象概念，而權力才是真正浸透於他們血液中的價值。這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結果。
中國人在幼年接受的來自父母和學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權型教育。這已經在拙作《小鎮的權力與教育》中討論過。【13】孩子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他們的意願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學校裏，多數孩子都沒有與老師平等的地位，其學習也不是開放式的探索未知、創造知識的過程。尤其是文史類科目，孩子只能記憶，不能提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準探究的禁區。
禁區的存在是權力的宣示，它們類似於圈養牲畜的電網。牲畜在被電擊、或看到同伴被電擊之後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從此老實下來，不敢越雷池壹步。各種禁區的環伺給孩子的下意識裏刻下的印象是：權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東西。
普遍而言，中國父母是盡責的父母，他們有壹個常見的說法是“壹切為了孩子”。而這些付出的背後有壹個條件：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意願；或者說，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權力。父母與孩子之間平等講道理的時候很少；他們之間的關系幾乎是純粹的權力關系。這就是孩子在價值觀形成時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說：“威權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它給孩子壹個權力的榜樣、告訴他權力帶來快樂。它使得每個孩子都變得統治欲極強、野心勃勃、極其虛榮。”【10】
孩子在威權型教育之下成長起來時，他們看到的榜樣是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他們開始學會討父母歡心、向老師獻媚、與同學爭寵、爭班幹部職位、為學習名次斤斤計較。這些都是謀取權力的練習。在老師和父母的鼓勵之下，孩子把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現。
阿德勒認為，研究兒童的心理活動對理解成年人的行為方式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以令人震驚的確定性證明了，壹個人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其心理活動的規律未發生任何變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現象的某些言語表達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他實現其終極人生目的的基本動力和手段都沒有變化。”【10】
羅素指出問題的另壹個方面：“威權型教育在培養暴君型的人的同時也培養奴才型的人，因為這種教育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只有壹種可能：壹方發令，另壹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權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懼感。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同時具有暴君和奴才兩種特質：在下遊者面前顯出權力欲，是暴君；在上遊者面前顯出恐懼感，是奴才。
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態度其實有相同的心理基礎。兩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敵人的結果：敵人弱小時使出權力欲，敵人強大時顯出恐懼感。這就是叢林法則。
絕對權力之下的誠實
在這壹節和下壹節中，我討論人被權力欲駕馭時另外兩種價值觀的生存狀態：誠實和同情心。
1958年，華夏大地上發生的壹件大事是大煉鋼鐵：
“毛澤東明確指出：‘發展鋼鐵工業壹定要搞好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於是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7月底，用於煉鋼的勞動力有幾十萬人，8月底，增至幾百萬人，9月上旬，增至2000萬人，9月底，猛增至5000萬人。……10月底，全國煉鋼勞動力增至6000多萬人，年底時則達到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和間接的支援，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了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六分之壹。
“這麽多的人，當然都不是進了鋼鐵廠，而是在農村‘大煉鋼鐵’，在田間地頭建小土爐、小高爐，即用磚塊、石頭加上泥巴、石灰，壘砌起來的類似於做飯用的土爐子。……農民們餓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幹苦幹，煉出了無數的含硫量極大、無法使用的土鐵和廢渣。”【14】
這樣在現在看起來頗為荒唐的場面，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有上億人直接參與其中，可謂是壹道奇異的風景線。
試將各方參與者的動機做壹分析：
（1）大躍進的精神領袖毛澤東不甘心只當壹個窮國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趕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領袖被權力欲障目，其它的壹切都看不見了。
（2）多數官員急於向上遊者獻媚。獻媚的動機同樣是權力欲，為了保住現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權力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權力欲。
（3）少數誠實的官員們看到公開反對大躍進的彭德懷等人被清洗，出於恐懼不敢再多言。在出於恐懼感的求生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求生。
（4）掌握了煉鋼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煉鋼專家們 – 同樣是出於恐懼感而不敢說出真相。
在這場上億人出演的荒誕大戲中，被權力欲驅使的人不需要誠實，而被恐懼感驅使的人不敢誠實。
所謂誠實，是對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實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確鑿證據的、已經發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實和真相背後的內在關聯。真理不只是理論家的玩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礎；壹個人與社會打交道時需要有能力分辨對方所言的真偽；循著錯誤的路徑就達不到目的地；畫餅不能真的充饑。任何人想要生存都離不開真理，這就是真理的價值。
自由貿易的雙方需要真幣。壹方使用假幣的貿易不可能長久，壹方隨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長久。現代文明社會所謂的契約精神就是以雙方交流中的誠實、誠信為基準的人際關系，而它只能建立在雙方都自由的平等關系之中。
當壹方對另壹方有絕對權力時，權力欲和恐懼感就成為比誠實更重要的價值，而上遊者和下遊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約精神的動力。上遊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維持絕對權力，就要讓自己顯得絕對正確。而下遊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阿克頓勛爵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名言可以理解為：有了權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絕對權力，就絕對不需要真理。當壹個市場中流通的貨幣多半是假幣，腐敗是必然結果。
共產黨建政後，知識分子為權力擁有者做了許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壹是錢學森在1958年的《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論證的每壹步從普通人的常識看起來都是正確的，只在壹個環節上有壹個內行人才能看出來的問題：錢先生“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實際上，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過5%，通常只有1-2%。
由於錢先生的大科學家的崇高地位，官員和大眾都相信錢先生的計算是科學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內行科學家們被恐懼感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敢指出錢先生的伎倆。
錢先生這樣的文章與通常意義上的學術作品的區別是，前者的結論在下筆之前已經確定，其終極目的是迎合上遊者的歡心，作者只需要考慮在哪個環節上做手腳就可以使得其理論看起來像真理。後者是開放的探索：作者承認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見之上；最後得出的發現可能會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會把上遊者和下遊者的地位拉平。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絕對權力歡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壹百周年），憲政學者張千帆在北大法學院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主題演講時，這樣評論絕對權力、恐懼感和真理之間的關系：“專制的維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懼基礎上的，專制淫威使每個人都變成在自己的職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專制教育體制從來壓制獨立思考和信仰，用壹套並不高貴的謊言教唆兒童說謊，讓人從小就不敢面對事實、質疑正統、堅持真理。”【15】
絕對權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適說：“妳看壹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壹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小孩子和女人是社會中的弱者。胡適考察的前兩件事是壹個社會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關註自己的意願，也關註他人的意願、且願意幫助他人實現他們的意願。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謂的“社會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兩句中國俗語顯示了同情心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地位：“無毒不丈夫”和“婦人之仁”。兩句話說的都是：同情心是權力之路上的攔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淪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軍對新疆準噶爾部落的數十萬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據魏源《聖武記》記載：“…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狝之，窮奇渾沌、梼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幹戶，此外數千裏間無瓦剌壹氈帳。”
“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就是種族滅絕。
滅掉準噶爾部後，舉朝上下稱頌乾隆皇帝聖明，“盛世”之說由此開始在朝野流行。
後世的譚嗣同對這壹事件卻憤然評論道：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
噍類即劫後尚存的人。譚嗣同這話的意思是：幸好中國的兵力不強。假如中國的海軍強如英法、陸軍強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專制的禍害將越發不可思議，那些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就都會是準噶爾的下場，哪裏還能有活口留下來？
譚嗣同的義憤是出於他對那些被滅絕者的同情心。顧名思義，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來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離自己的理解力越遠，產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數人都有對自己親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對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壹些，對異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譚嗣同的時代，對被誅殺的邊疆少數民族的同情心是鳳毛麟角。
魯迅在給青年的回信中寫：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壹點犧牲，是不算壹回事的。”
魯迅的“苦痛”是由於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權力欲遮蔽了壹切，同情心沒有地位。
陳憲輝的《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記載：“倉促入朝的誌願軍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穿著單衣，餓著肚子，大批凍餓死亡。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之役，誌願軍凍傷人數高達達三萬，其中四千人凍死。誌願軍第二十七軍戰士鄒士勇多年後回憶說，他所在的部隊在死鷹嶺發現第二十軍壹個擔負阻擊任務的連隊，穿著單衣褲、單膠鞋，全體凍死在冰雪掩體中。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致誌司和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報告，嚴寒和饑餓給九兵團帶來的巨大損失，第27軍80師242團第5連除壹名掉隊者和壹個通訊員外全體凍死在陣地上。在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說明補給線隨修隨炸，部隊遇到糧、彈、鞋、油、鹽供應的嚴重困難，請求止步三八線，休整三個月。毛澤東復電拒絕說：‘我軍必須越過三十八度線。’”【16】
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的地位。
共產黨中國的第壹任總理周恩來留給大眾的最後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讓他在私下保護了許多人免受迫害。但後來的許多歷史資料顯示周對毛澤東的每壹條迫害指令的執行可謂是不遺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註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換句話說，同情心在周的價值觀中有壹席之地，但不及恐懼感和求生欲來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越嚴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國每壹次改朝換代時的血流成河都可以歸結為大眾在兵荒馬亂之年的恐懼感的上升和隨之而來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為主導情緒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狂熱支持，正是由於兵荒馬亂之年大眾同情心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