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社會的極權文化
作者 解顏
絕對權力的生命周期
歷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從著名的“康乾盛世”轉向衰敗的轉折點是乾隆後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壹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壹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壹二也，此壹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壹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17】
可以說，政權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敗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絕對權力。雖然乾隆智力體力過人，且勤勉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國只靠壹個人殫精竭慮，其他所有人都各懷鬼胎，其活力從何而來。他的壹個重大失誤是為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而對知識分子發起的從身體到靈魂的鎮壓：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壹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壹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讀書人的立誌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壹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壹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壹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壹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壹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裏相關。”【17】
這樣的景象是垂直權力結構的普遍演化規律。領袖的高度獨斷導致權力結構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們本是學識壹流的人中龍鳳，但壹旦依附於這樣的權力結構，他們就失去了自由。他們的所有理想和見識都無處安放，他們與這個權力結構的關系變成寄生蟲與宿主的關系。於是他們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都用來服務於壹個目的：從宿主那裏攝取最多的營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腐敗是對失去的自由的補償，是尋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嘗試。
在壹個垂直權力結構中，除了最高獨裁者自己，無人對它以主人翁意識相待。
乾隆六十年，誌得意滿的乾隆皇帝宣布將皇位傳給愛子，自己退位為太上皇。清朝歷史上，皇權的繼承幾乎每次都是腥風血雨，這壹次是最和平的權力交接。雖然退位，乾隆把嘉慶看作小學徒，把大事的決定權仍然操在自己手裏。《饑餓的盛世》記載了年輕的嘉慶皇帝在太上皇那裏謹小慎微的情狀：
“（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壹不轉矚”。【17】
對於聽慣了萬民稱頌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願就是大清國數億臣民的意願，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現代民主國家，總統和首相是選民的雇員，所以權力交接不會有這樣的難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難以割舍的感情，也沒有戀棧的能力。
年輕的嘉慶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側時心裏有壹絲恐懼。他的幾個兄弟已經因為皇位繼承之事被父皇貶黜、嚇死。他的對策是“韜光養晦”、小心隱藏自己的心機。他與太上皇的對話不是平等、誠實、通向真理、雙方都有所收獲的交流討論。
古語說：“理不辯不明”，這說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辯論中出現的。這不適用與嘉慶與乾隆的對話。
毛澤東在考察其繼任者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的時候、鄧小平在考察其繼位者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的時候，這樣的畫面也不斷重現。最終，善於“上皇喜則亦喜”的成為令萬人欣羨的繼承大統者。
雖然權力移交的過程和結果讓乾隆頗為滿意，這沒能阻擋清王朝的加速衰敗。從嘉慶年間開始，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的興起給清王朝以重創。在太平天國暴動中，有數千萬人喪生，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內戰。
魯迅有過對中國歷史上王朝更叠的兩個狀態的著名論斷：【18】
“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兵荒馬亂之年老百姓在恐懼感中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壹面，但又屬於無論那壹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壹個壹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驚魂甫定的老百姓為帶給他們安定生活的強權感恩戴德的年代：“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壹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這幾段話可作如下解讀：
首先，民眾的社會地位是奴隸，在戰時和治時都沒有他們的發言權。因為政權沒有將他們當國家的主人看待，他們也沒有對政權的主人翁意識，也不會自發奮起保衛政權。
其次，民眾的思維水平也是奴隸。“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因為民眾缺乏獨立判斷和行動力，有壹股風過來他們就為之傾倒，這是中國無休止的王朝暴力更叠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壹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這段話可以說是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準確預言。雖然皇帝稱號消失了，中國的王朝更叠循環還在繼續。
權力欲的壓制與仇恨的爆發
清廷遭受的致命壹擊來自於革命黨人，而對革命黨人影響最大的著作非鄒容的《革命軍》莫屬：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緒論）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為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為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壹。”（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壹生之魄力，以驅除淩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奸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汙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結論）
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權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手段來試圖達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結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滿族人稱為“遊牧賤族”、“賊滿人”，後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奮人心的呼召，而接著的下壹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則是冷血的種族滅絕。通過種族滅絕來試圖達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與邪、真與假、是與非交融混雜的文風在中國的革命文字中隨處可見。作者的價值空間被權力欲充滿時，也就沒有了辨別真相、探究真理的動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實：漢人對滿人的“豢養”不是出於“深仁厚澤”，而是出於對滿人的肉體權力的恐懼感。
鄒容著《革命軍》時只有18歲，其思維的不成熟尚可原諒。而不可思議的是此書“風行海內外，重印20余次，銷量達110余萬冊，居清末革命書刊之首位。”【19】以當時大眾的識字率，這樣的銷量可謂驚人。
兩百多年來，在清廷的絕對權力壓迫之下，大眾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終於從強者變為弱者之時，大眾的自卑感也被鄒容對奴隸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喚醒了。
鄒容的動機和做法與柴玲的相去不遠：鄒容說滿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們是動物、非人，可以當動物壹樣殺戮處置；柴玲把跟她意見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們聽來的口號，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根本沒有交集。權力才是他們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動大眾情緒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人分成我與非我，然後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變得簡單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滅了他們就消滅了世間的所有罪惡。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義的光環，千百萬大眾心中蟄伏的權力欲被點燃了。
二十世紀初，號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人與號召溫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體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革命黨人多勢眾，而改良派雖有梁啟超這樣的天縱之才支撐也無法抵擋，最終狼狽敗下陣來。
《革命軍》面世八年後，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前，這本書“在大部分湖北新軍士兵的枕頭下，都能找到。他們人手壹本，在操練之余互相學習。”【20】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動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義後，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殺滿人狂潮，“在種族殺戮最慘烈的廣州，長沙，武漢、杭州、西安等地，隨處可見被砍下的滿人人頭，壹些村鎮的井甚至被滿人頭顱填滿，然後再把各村的桶裝滿。”【16】
殺戮滿人並不是由於弱者有了勇氣面對強者，而是高高在上兩個多世紀的強者忽然變為弱者，於是“墻倒眾人推”。懦夫們的權力欲久被壓抑，壹朝領到了合法殺人執照，可以盡情釋放對弱者的惡毒。
鄒容發表《革命軍》的二十世紀初年，清廷已搖搖欲墜，許多滿人已經失去特權成為平民，滿漢矛盾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武昌起義到清廷遜位的幾個月的軍事行動之中幾乎沒有流血，說明當時清廷對中國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壹方面，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後參照西方體制奮起改革：“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開啟了五個大改革，影響深遠。壹是教育改革，廢除科舉，建立了新式的教育體系。二是司法改革，廢除中國傳統的中華法系，移植大陸法系。三是經濟制度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對外開放。因而二十世紀上半葉，除了戰爭時期，整個經濟都處於高速發展狀態。四是預備立憲，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開始組建現代外交機關，與各國平等相處。”【21】
而革命黨人挾漢人對滿人的仇恨，對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塗炭的和平轉型的努力視而不見。驅使革命黨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動機是他們的權力欲。他們要中國按照他們的意願運轉。這是魯迅說的“革命巨子”的價值觀。對黎民生靈塗炭的同情心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
考究後來的國共兩黨都奉為圭臬的革命壹詞，可以發現其歷史是權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權力欲來挑戰他人的權力欲的思維貫穿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王朝輪回。秦暉總結了歷史學家葛劍雄的中國古代人口研究結果，從中可見每次改朝換代時的慘烈：
“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壹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壹到五分之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壹階段更大。……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後的仇殺滿人比起毛澤東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殺戮又是小巫見大巫。“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23】
未來的某壹天，在中共失去權力之時，清末漢人對滿人、解放後農民對地主那樣的仇恨發泄還會以某種面目在中國大地上重現。這不是什麽值得慶賀的事。
2011年，張千帆在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演講時，長篇痛斥當今專制政體的殘暴和腐敗及其對國民道德良知的侵蝕。演講進行到十五分鐘時，第壹次被學生的掌聲打斷，當張先生講到這句話：“壹個槍桿子裏出來的政權，只有靠槍桿子來維持，最終也只有靠槍桿子才能改變。”【15】
絕對權力的生命周期
歷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從著名的“康乾盛世”轉向衰敗的轉折點是乾隆後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壹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壹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壹二也，此壹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壹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17】
可以說，政權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敗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絕對權力。雖然乾隆智力體力過人，且勤勉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國只靠壹個人殫精竭慮，其他所有人都各懷鬼胎，其活力從何而來。他的壹個重大失誤是為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而對知識分子發起的從身體到靈魂的鎮壓：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壹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壹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讀書人的立誌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壹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壹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壹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壹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壹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裏相關。”【17】
這樣的景象是垂直權力結構的普遍演化規律。領袖的高度獨斷導致權力結構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們本是學識壹流的人中龍鳳，但壹旦依附於這樣的權力結構，他們就失去了自由。他們的所有理想和見識都無處安放，他們與這個權力結構的關系變成寄生蟲與宿主的關系。於是他們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都用來服務於壹個目的：從宿主那裏攝取最多的營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腐敗是對失去的自由的補償，是尋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嘗試。
在壹個垂直權力結構中，除了最高獨裁者自己，無人對它以主人翁意識相待。
乾隆六十年，誌得意滿的乾隆皇帝宣布將皇位傳給愛子，自己退位為太上皇。清朝歷史上，皇權的繼承幾乎每次都是腥風血雨，這壹次是最和平的權力交接。雖然退位，乾隆把嘉慶看作小學徒，把大事的決定權仍然操在自己手裏。《饑餓的盛世》記載了年輕的嘉慶皇帝在太上皇那裏謹小慎微的情狀：
“（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壹不轉矚”。【17】
對於聽慣了萬民稱頌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願就是大清國數億臣民的意願，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現代民主國家，總統和首相是選民的雇員，所以權力交接不會有這樣的難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難以割舍的感情，也沒有戀棧的能力。
年輕的嘉慶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側時心裏有壹絲恐懼。他的幾個兄弟已經因為皇位繼承之事被父皇貶黜、嚇死。他的對策是“韜光養晦”、小心隱藏自己的心機。他與太上皇的對話不是平等、誠實、通向真理、雙方都有所收獲的交流討論。
古語說：“理不辯不明”，這說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辯論中出現的。這不適用與嘉慶與乾隆的對話。
毛澤東在考察其繼任者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的時候、鄧小平在考察其繼位者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的時候，這樣的畫面也不斷重現。最終，善於“上皇喜則亦喜”的成為令萬人欣羨的繼承大統者。
雖然權力移交的過程和結果讓乾隆頗為滿意，這沒能阻擋清王朝的加速衰敗。從嘉慶年間開始，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的興起給清王朝以重創。在太平天國暴動中，有數千萬人喪生，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內戰。
魯迅有過對中國歷史上王朝更叠的兩個狀態的著名論斷：【18】
“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兵荒馬亂之年老百姓在恐懼感中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壹面，但又屬於無論那壹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壹個壹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驚魂甫定的老百姓為帶給他們安定生活的強權感恩戴德的年代：“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壹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這幾段話可作如下解讀：
首先，民眾的社會地位是奴隸，在戰時和治時都沒有他們的發言權。因為政權沒有將他們當國家的主人看待，他們也沒有對政權的主人翁意識，也不會自發奮起保衛政權。
其次，民眾的思維水平也是奴隸。“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因為民眾缺乏獨立判斷和行動力，有壹股風過來他們就為之傾倒，這是中國無休止的王朝暴力更叠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壹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這段話可以說是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準確預言。雖然皇帝稱號消失了，中國的王朝更叠循環還在繼續。
權力欲的壓制與仇恨的爆發
清廷遭受的致命壹擊來自於革命黨人，而對革命黨人影響最大的著作非鄒容的《革命軍》莫屬：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緒論）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為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為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壹。”（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壹生之魄力，以驅除淩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奸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汙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結論）
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權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手段來試圖達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結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滿族人稱為“遊牧賤族”、“賊滿人”，後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奮人心的呼召，而接著的下壹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則是冷血的種族滅絕。通過種族滅絕來試圖達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與邪、真與假、是與非交融混雜的文風在中國的革命文字中隨處可見。作者的價值空間被權力欲充滿時，也就沒有了辨別真相、探究真理的動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實：漢人對滿人的“豢養”不是出於“深仁厚澤”，而是出於對滿人的肉體權力的恐懼感。
鄒容著《革命軍》時只有18歲，其思維的不成熟尚可原諒。而不可思議的是此書“風行海內外，重印20余次，銷量達110余萬冊，居清末革命書刊之首位。”【19】以當時大眾的識字率，這樣的銷量可謂驚人。
兩百多年來，在清廷的絕對權力壓迫之下，大眾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終於從強者變為弱者之時，大眾的自卑感也被鄒容對奴隸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喚醒了。
鄒容的動機和做法與柴玲的相去不遠：鄒容說滿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們是動物、非人，可以當動物壹樣殺戮處置；柴玲把跟她意見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們聽來的口號，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根本沒有交集。權力才是他們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動大眾情緒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人分成我與非我，然後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變得簡單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滅了他們就消滅了世間的所有罪惡。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義的光環，千百萬大眾心中蟄伏的權力欲被點燃了。
二十世紀初，號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人與號召溫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體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革命黨人多勢眾，而改良派雖有梁啟超這樣的天縱之才支撐也無法抵擋，最終狼狽敗下陣來。
《革命軍》面世八年後，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前，這本書“在大部分湖北新軍士兵的枕頭下，都能找到。他們人手壹本，在操練之余互相學習。”【20】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動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義後，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殺滿人狂潮，“在種族殺戮最慘烈的廣州，長沙，武漢、杭州、西安等地，隨處可見被砍下的滿人人頭，壹些村鎮的井甚至被滿人頭顱填滿，然後再把各村的桶裝滿。”【16】
殺戮滿人並不是由於弱者有了勇氣面對強者，而是高高在上兩個多世紀的強者忽然變為弱者，於是“墻倒眾人推”。懦夫們的權力欲久被壓抑，壹朝領到了合法殺人執照，可以盡情釋放對弱者的惡毒。
鄒容發表《革命軍》的二十世紀初年，清廷已搖搖欲墜，許多滿人已經失去特權成為平民，滿漢矛盾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武昌起義到清廷遜位的幾個月的軍事行動之中幾乎沒有流血，說明當時清廷對中國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壹方面，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後參照西方體制奮起改革：“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開啟了五個大改革，影響深遠。壹是教育改革，廢除科舉，建立了新式的教育體系。二是司法改革，廢除中國傳統的中華法系，移植大陸法系。三是經濟制度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對外開放。因而二十世紀上半葉，除了戰爭時期，整個經濟都處於高速發展狀態。四是預備立憲，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開始組建現代外交機關，與各國平等相處。”【21】
而革命黨人挾漢人對滿人的仇恨，對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塗炭的和平轉型的努力視而不見。驅使革命黨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動機是他們的權力欲。他們要中國按照他們的意願運轉。這是魯迅說的“革命巨子”的價值觀。對黎民生靈塗炭的同情心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
考究後來的國共兩黨都奉為圭臬的革命壹詞，可以發現其歷史是權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權力欲來挑戰他人的權力欲的思維貫穿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王朝輪回。秦暉總結了歷史學家葛劍雄的中國古代人口研究結果，從中可見每次改朝換代時的慘烈：
“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壹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壹到五分之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壹階段更大。……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後的仇殺滿人比起毛澤東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殺戮又是小巫見大巫。“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23】
未來的某壹天，在中共失去權力之時，清末漢人對滿人、解放後農民對地主那樣的仇恨發泄還會以某種面目在中國大地上重現。這不是什麽值得慶賀的事。
2011年，張千帆在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演講時，長篇痛斥當今專制政體的殘暴和腐敗及其對國民道德良知的侵蝕。演講進行到十五分鐘時，第壹次被學生的掌聲打斷，當張先生講到這句話：“壹個槍桿子裏出來的政權，只有靠槍桿子來維持，最終也只有靠槍桿子才能改變。”【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