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改革開放概論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六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
「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
「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