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大饑荒概論 共產極權統治與大饑荒之間的關係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統購大剝削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統購事件的見證人薄壹波說：“正如陳雲同誌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134人。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壹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征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壹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1650人受株連，1503 人被捕（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鉆雞窩，抱磨盤、拔胡子。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災難性合作化
自從1956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20多年肚子。 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當時全國已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裏，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裏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壹個縣餓死10個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 毛澤東在1955年9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快馬加鞭，比毛設想的還要快，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結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147萬擔，豬減少了350萬頭，大牲畜減少了100多萬頭。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 。1956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了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當年7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 7 個區、 20 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 16 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擡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 5% 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 20% ，為全國之冠。仙居縣的事態最嚴重，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壹轟而散，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91%退到了19%”。 為鎮壓農潮，當局在 1957 年藉反右運動之勢在農村采取行動，廣東省壹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兩千余人。而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當局在該縣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臨汝縣近6千人鬧退社，15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采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8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被捕入獄。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壹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2/3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壹“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1957年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5800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誌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華社記者戴煌采訪了他的蘇北故鄉後說：“看看鎮內外鄉親過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顫了！對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他們固然‘望洋心嘆’，就是對自己血汗澆灌出來的許多東西，他們似乎也無權享受——養雞者吃不上雞蛋，養豬者吃不上豬肉，種棉花的壹年沒有幾尺布票，種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幾小兩油。還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體……”。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原來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裏的部分村鎮幹部已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小學同學：他掌握了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強迫壹些過路的老百姓必須搭乘，並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過客趕上岸，將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還白用了許多小工。壹個幫他家代工的農民因要求吃了午飯再幹，就被他當眾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勢毆打無辜；他自己借權力而“尋花問柳”，壹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 戴煌問：在四鄉八鎮這樣的“新惡霸”有多少？回答是：“說不清”。人們舉例說，鄰近壹個鄉，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自合作化以後，忽然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的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頭上刮去的？……來告狀的鄉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百裏外的鄰縣，揭露的事實更加觸目驚心。他大聲疾呼“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壹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1957年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產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壹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大躍進大破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2月2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國人民公布了這壹目標。這年冬季，全國各地發動冬季農業生產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壹再縮短，後來壹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煉鋼鐵等。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535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070萬噸鋼。由於鋼鐵廠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號召全民煉鋼鐵，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品，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壹次大難。2200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幹旱；1958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幹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幹旱。又過了20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壹場大雨降臨9/10為山地的四川，沒有了森林，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樹。
兩千多年前專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築起了壹道萬裏長城；大煉鋼鐵則毀去了無數綠色長城！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湖南古丈縣1935年桐油產量曾達350萬斤，1960年卻只有25萬斤，因桐樹被砍了。廣西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余的林木也所剩無幾。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丟荒，成了兔子窩。 當時全國各地壹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跡”。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1926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年，當地的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壹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掃而光。 柳州地委規定石龍縣要建起3000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縣委決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磚修爐，拆梁檁門窗燒爐。社員們家裏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頂“破壞大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當年大約拆毀民房8000多間。 1958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瓦倍。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缽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毛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1984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毛澤東親自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 李銳回憶：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幹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1958年2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的期限，搞了個全民參加的剿滅麻雀烏鴉的全國會戰。 1958年4月19日，北京開始大規模捕殺麻雀，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40萬只。平均起來，每25個人合作奮戰1天，消滅麻雀1只。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1958年12月13日這壹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這種做法導致了水稻減產，因為鳥類是害蟲的天敵。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生物學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殺戮。1959年7月10日廬山會議上，毛咆哮說：“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
浮誇風與打人瘋
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農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壹碗壹筷歸個人，壹草壹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壹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浮誇風。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個田地裏，放出衛星——稻谷畝產3萬6千斤。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帶了壹大批科學家、專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經考察證實，3萬6是真的，他們回京後寫了報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壹塊田裏，放出了畝產6萬斤的“衛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壹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壹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壹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113萬余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 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在這謊言齊放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征購量隨產量走，1958年的征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15億斤。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毛澤東認為糧食太多，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面積9千萬畝，加上減收和征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 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來就打，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中央黨校的楊獻珍說：“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借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征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等死。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5-6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人中，應該勞教的僅44人，占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辦食堂招大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毛驢上食堂，壹天忙吃兩頓飯”。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
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從1958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 江澤民老家的江都縣，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38400多人。 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當時村裏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裏的人，貪汙、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莊的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司務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炊事員。” 按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壹年人均糧食消費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有人利用職權占更多的資源，使許多人餓死。1961年3月，各地開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四川餓死1億2千萬
1959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5000億斤，而59－61年實際產量分別為3400、2870、2950億斤，這三年實產平均比1957年減產827.6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征購糧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億斤。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 中央政府卻認為饑荒是階級敵人搗亂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59年7月5日毛澤東給征糧的幹部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壹步。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 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仁壽縣餓死了20萬人。自古從不曾被饑饉光顧成都平原的灌縣也餓死了四萬多人。 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100余斤。結果38000農民餓死，差不多1/4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壹生產隊共82戶491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壹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竈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裏強制節余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 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牟牟’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壹撮泥壹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沈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沈，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妳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盡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竈臺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竈，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壹聲，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壹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壹人搶壹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只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壹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壹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200萬。1959年四川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汙、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7990人，占到會幹部的73.3%。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汙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62.6%。 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1958年轉公社時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個居住20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缽邊撬著壹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壹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有的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麽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麽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滎經縣，三年饑荒中，餓死3.4萬多人（官方縣誌所記），幾乎占全縣人口的半數。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裏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經死了。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屍走肉，除了饑餓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經死了。如榮經縣縣委書記說：該縣人口死了壹半，有壹個村子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壹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壹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李銳：從壹個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手段惡劣（見反“右傾”壹節），大量說真話的幹部遭迫害，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城鎮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 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真實的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每七個四川人就死壹個！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壹個就是廖伯康，另壹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河南熬人油當肥料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1961年9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 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屍體裏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江蘇省委向林彪匯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時，林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種罪惡。這種罪惡泛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毛和他的戰友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壹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壹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聚家並屯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壹個縣為壹個團，壹個公社為壹個營，壹個村莊為壹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臺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兒童壹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壹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壹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跺。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壹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壹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裏找出壹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在“少年營”裏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 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麽多，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麽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裏壹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那時壹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壹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壹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壹看，骨頭被咬折了。人比牛馬還賤。 河南挨門逐戶搜查“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無所不至的村幹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壹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壹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 在“反瞞產”過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氣氛說：“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地區“壹時間成了壹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發連頭皮壹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縣委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40余農民，親自打死4人；壹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壹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整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動手打人者占93%。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糧，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大面積餓死人，發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縣不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反映情況，說那是反對基層黨組織，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公共食堂、反社會主義。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設法查出來。有壹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說好象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並“消滅外流”。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慘案”。 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縣委第壹書記梁德柱動手打人；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發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這個婦女拉死；全縣先後餓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淒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陽縣五裏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裏餓死了。 潢川縣有壹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妳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十七個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壹個二十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壹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壹只羊，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壹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息縣餓死十萬人，有639個村子死絕。 有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口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發拔掉。以致有些人壹聽到開會，首先把頭發剃光。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110個民兵， 打殘11人，打死6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他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四歲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固始縣白果沖水庫、 百裏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 被扣飯6822人，被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裏罰站)1686人，被拳打腳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另有4972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6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隊去了200多精壯勞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百多個。 固始縣90萬人口，官方記載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2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壹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中。 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餵牛的趙振堂把牛料偷吃了個精光，土山大隊壹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時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陶鑄在信陽地區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別山區壹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壹次擺了二十四個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 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竈，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幹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竈，壹天三幹；幹事竈，二稀壹幹，大隊壹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十二個大隊幹部，用了四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八千斤，貪汙4785元。 1960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百無聊賴餓死在滑縣。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河南全省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1998年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執政時姐姐將他接走，逃到香港與美國，成為壹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的饑荒中餓死。
湖北——餓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萬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壹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壹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示範“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餓死、病死七八萬人，浮腫、幹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壹位當事者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麻城縣委第壹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說：“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斤壹兩也不準少。少了壹兩，黨籍幹籍壹齊拿。妳不拿糧食，我就拿妳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蘄春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壹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年1月，壹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壹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壹些地方提前壹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壹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年洪湖縣壹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壹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統購大剝削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統購事件的見證人薄壹波說：“正如陳雲同誌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134人。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壹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征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壹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1650人受株連，1503 人被捕（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鉆雞窩，抱磨盤、拔胡子。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災難性合作化
自從1956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20多年肚子。 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當時全國已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裏，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裏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壹個縣餓死10個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 毛澤東在1955年9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快馬加鞭，比毛設想的還要快，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結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147萬擔，豬減少了350萬頭，大牲畜減少了100多萬頭。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 。1956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了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當年7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 7 個區、 20 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 16 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擡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 5% 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 20% ，為全國之冠。仙居縣的事態最嚴重，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壹轟而散，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91%退到了19%”。 為鎮壓農潮，當局在 1957 年藉反右運動之勢在農村采取行動，廣東省壹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兩千余人。而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當局在該縣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臨汝縣近6千人鬧退社，15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采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8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被捕入獄。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壹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2/3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壹“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1957年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5800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誌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華社記者戴煌采訪了他的蘇北故鄉後說：“看看鎮內外鄉親過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顫了！對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他們固然‘望洋心嘆’，就是對自己血汗澆灌出來的許多東西，他們似乎也無權享受——養雞者吃不上雞蛋，養豬者吃不上豬肉，種棉花的壹年沒有幾尺布票，種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幾小兩油。還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體……”。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原來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裏的部分村鎮幹部已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小學同學：他掌握了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強迫壹些過路的老百姓必須搭乘，並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過客趕上岸，將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還白用了許多小工。壹個幫他家代工的農民因要求吃了午飯再幹，就被他當眾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勢毆打無辜；他自己借權力而“尋花問柳”，壹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 戴煌問：在四鄉八鎮這樣的“新惡霸”有多少？回答是：“說不清”。人們舉例說，鄰近壹個鄉，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自合作化以後，忽然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的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頭上刮去的？……來告狀的鄉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百裏外的鄰縣，揭露的事實更加觸目驚心。他大聲疾呼“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壹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1957年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產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壹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大躍進大破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2月2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國人民公布了這壹目標。這年冬季，全國各地發動冬季農業生產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壹再縮短，後來壹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煉鋼鐵等。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535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070萬噸鋼。由於鋼鐵廠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號召全民煉鋼鐵，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品，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壹次大難。2200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幹旱；1958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幹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幹旱。又過了20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壹場大雨降臨9/10為山地的四川，沒有了森林，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樹。
兩千多年前專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築起了壹道萬裏長城；大煉鋼鐵則毀去了無數綠色長城！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湖南古丈縣1935年桐油產量曾達350萬斤，1960年卻只有25萬斤，因桐樹被砍了。廣西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余的林木也所剩無幾。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丟荒，成了兔子窩。 當時全國各地壹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跡”。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1926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年，當地的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壹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掃而光。 柳州地委規定石龍縣要建起3000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縣委決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磚修爐，拆梁檁門窗燒爐。社員們家裏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頂“破壞大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當年大約拆毀民房8000多間。 1958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瓦倍。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缽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毛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1984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毛澤東親自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 李銳回憶：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幹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1958年2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的期限，搞了個全民參加的剿滅麻雀烏鴉的全國會戰。 1958年4月19日，北京開始大規模捕殺麻雀，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40萬只。平均起來，每25個人合作奮戰1天，消滅麻雀1只。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1958年12月13日這壹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這種做法導致了水稻減產，因為鳥類是害蟲的天敵。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生物學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殺戮。1959年7月10日廬山會議上，毛咆哮說：“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
浮誇風與打人瘋
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農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壹碗壹筷歸個人，壹草壹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壹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浮誇風。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個田地裏，放出衛星——稻谷畝產3萬6千斤。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帶了壹大批科學家、專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經考察證實，3萬6是真的，他們回京後寫了報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壹塊田裏，放出了畝產6萬斤的“衛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壹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壹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壹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113萬余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 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在這謊言齊放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征購量隨產量走，1958年的征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15億斤。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毛澤東認為糧食太多，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面積9千萬畝，加上減收和征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 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來就打，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中央黨校的楊獻珍說：“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借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征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等死。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5-6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人中，應該勞教的僅44人，占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辦食堂招大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毛驢上食堂，壹天忙吃兩頓飯”。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
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從1958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 江澤民老家的江都縣，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38400多人。 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當時村裏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裏的人，貪汙、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莊的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司務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炊事員。” 按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壹年人均糧食消費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有人利用職權占更多的資源，使許多人餓死。1961年3月，各地開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四川餓死1億2千萬
1959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5000億斤，而59－61年實際產量分別為3400、2870、2950億斤，這三年實產平均比1957年減產827.6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征購糧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億斤。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 中央政府卻認為饑荒是階級敵人搗亂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59年7月5日毛澤東給征糧的幹部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壹步。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 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仁壽縣餓死了20萬人。自古從不曾被饑饉光顧成都平原的灌縣也餓死了四萬多人。 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100余斤。結果38000農民餓死，差不多1/4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壹生產隊共82戶491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壹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竈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裏強制節余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 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牟牟’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壹撮泥壹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沈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沈，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妳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盡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竈臺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竈，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壹聲，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壹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壹人搶壹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只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壹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壹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200萬。1959年四川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汙、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7990人，占到會幹部的73.3%。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汙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62.6%。 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1958年轉公社時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個居住20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缽邊撬著壹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壹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有的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麽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麽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滎經縣，三年饑荒中，餓死3.4萬多人（官方縣誌所記），幾乎占全縣人口的半數。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裏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經死了。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屍走肉，除了饑餓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經死了。如榮經縣縣委書記說：該縣人口死了壹半，有壹個村子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壹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壹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李銳：從壹個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手段惡劣（見反“右傾”壹節），大量說真話的幹部遭迫害，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城鎮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 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真實的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每七個四川人就死壹個！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壹個就是廖伯康，另壹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河南熬人油當肥料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1961年9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 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屍體裏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江蘇省委向林彪匯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時，林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種罪惡。這種罪惡泛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毛和他的戰友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壹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壹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聚家並屯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壹個縣為壹個團，壹個公社為壹個營，壹個村莊為壹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臺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兒童壹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壹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壹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跺。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壹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壹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裏找出壹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在“少年營”裏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 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麽多，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麽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裏壹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那時壹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壹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壹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壹看，骨頭被咬折了。人比牛馬還賤。 河南挨門逐戶搜查“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無所不至的村幹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壹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壹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 在“反瞞產”過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氣氛說：“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地區“壹時間成了壹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發連頭皮壹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縣委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40余農民，親自打死4人；壹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壹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整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動手打人者占93%。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糧，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大面積餓死人，發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縣不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反映情況，說那是反對基層黨組織，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公共食堂、反社會主義。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設法查出來。有壹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說好象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並“消滅外流”。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慘案”。 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縣委第壹書記梁德柱動手打人；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發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這個婦女拉死；全縣先後餓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淒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陽縣五裏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裏餓死了。 潢川縣有壹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妳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十七個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壹個二十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壹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壹只羊，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壹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息縣餓死十萬人，有639個村子死絕。 有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口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發拔掉。以致有些人壹聽到開會，首先把頭發剃光。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110個民兵， 打殘11人，打死6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他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四歲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固始縣白果沖水庫、 百裏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 被扣飯6822人，被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裏罰站)1686人，被拳打腳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另有4972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6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隊去了200多精壯勞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百多個。 固始縣90萬人口，官方記載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2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壹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中。 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餵牛的趙振堂把牛料偷吃了個精光，土山大隊壹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時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陶鑄在信陽地區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別山區壹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壹次擺了二十四個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 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竈，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幹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竈，壹天三幹；幹事竈，二稀壹幹，大隊壹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十二個大隊幹部，用了四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八千斤，貪汙4785元。 1960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百無聊賴餓死在滑縣。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河南全省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1998年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執政時姐姐將他接走，逃到香港與美國，成為壹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的饑荒中餓死。
湖北——餓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萬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壹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壹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示範“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餓死、病死七八萬人，浮腫、幹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壹位當事者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麻城縣委第壹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說：“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斤壹兩也不準少。少了壹兩，黨籍幹籍壹齊拿。妳不拿糧食，我就拿妳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蘄春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壹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年1月，壹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壹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壹些地方提前壹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壹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年洪湖縣壹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壹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