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經濟概論 中共成員對社會財富的掠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2012年11 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壹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壹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十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 億美元，難以想像。」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 [1] 是《紐約時報》繼10 月25 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 [2] 壹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 億美元的骯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 [3] 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4]
1 、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壹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壹就是「反官倒」，靶子就 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壹部分仍按計劃 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準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 是把準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 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 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 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壹律不準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 [5] 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壹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2011年，就有58 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 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 [6]
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壹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 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壹大批富豪。據報導，2009年中國壹萬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1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 億元。其中最富的三千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6963億，平均每戶5.7億。 [7] 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壹個類型。
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 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 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壹家兩制」，即壹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 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
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 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 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壹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 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 [8]
下落至今不明。
李鵬家族利用「家國壹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 的資本等於零。」 [9]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幹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恆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 [10] 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 亞媒體披露。 [11]
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 資獲取暴利。」 [12] 例如，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 ％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鎔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 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誌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 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壹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2 、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 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壹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 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份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 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 [13] 涉及將近2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五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
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 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 月3 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 ），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 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
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
[14] 5 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 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15]
在全球4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 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壹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
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 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壹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 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16] 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440多萬到5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 月22 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 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17]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壹文。 [18] 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 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壹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壹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壹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 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
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壹部分」，結論是，「四千貪官捲走五百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 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徵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 月27 日，梅新育發表博文〈四千貪官捲走五百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六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 ，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 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十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 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19]
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在共產黨極權國家，上壹代領袖死去或屆滿，繼任者不由民選，而是由高層經過密室策劃指定任命。因此，在共產黨國家有「接班人」這個詞彙，而接班人的遴選過 程往往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矛盾觸發點。
2012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期屆滿，新領導人習近平接任。圍繞權力交接曾發生的激烈鬥爭綿延至今，矛盾觸發點是「薄熙來謀位」，結局則是勝利者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的政 治清洗。如今，距離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已時過五年，這場清洗的餘波至今還波瀾不斷。
1 、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黨內程序
習、薄二人的權力鬥爭，其實只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接班危機」中的壹例。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 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蘇聯、中國都經歷了這壹過程。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壹個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 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壹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
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 屬如果與新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比如毛澤東去世後，其親信汪東興就與葉劍英、華國鋒聯手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等壹幫親信，並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名將他們投入牢獄。因此，新領導 人上任以後，必須奪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新領導人如果不願意當卸任領導人的傀儡，或者已經感覺到高層有人有不軌企圖，就必須盡快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掌控軍 隊、警察、情報部門的高層官員。
這壹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制度根源，構成了習近平上任前後高層權力鬥爭的基本背景。最後，習近平從挖掘軍隊、警察、特務這三個系統負責人的腐敗罪行入手，剝奪了他們的職務，奪得政治監控機器的控制權，鞏固 了自己的權位。
薄熙來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與習近平壹爭，緣於他與習近平擁有共同的「身分代碼」，即紅二代。習近平當上「接班人」，是場政治長跑，起跑時間始於30 多年前。當時中共元老陳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從「太子黨 」當中培養未來的接班人，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這種接班模式是蘇共模式和北韓模式的結合：
既通過黨內高層協商推選出繼任者，又在選拔接班人時考慮血緣原則，以「太子黨」人物為優先。在鄧小平時代，由於紅 二代還比較年輕，資歷尚淺，所以不得不選擇富有經驗的中年官員，如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同時，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當時只有30 來歲的若幹「太子黨」成員到基層黨政機關「鍛鍊」，積攢資歷以備提拔。在這壹背景下，習近平（鄧小平時代的中央 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之子）和劉源（毛澤東時代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之子）以及薄熙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壹波之子）開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目標的政治馬拉松長跑。
中共元老要在太子黨中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史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 傳的是陳雲那句「自己的孩子可靠」。可能有人因這句話未載入官史，而以為這是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承傳觀的虛構，其實不然，這是有文字可考的歷史。
何維淩1978—1989年曾是活躍於京城政治圈的重要人物，是鄧小平長公子鄧樸方的好友，因有 這種特殊身分，他在中國政界高層與以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為核心的青壯年改革派之間，起過溝通的橋梁作用。
1989年以後，他在鄧樸方的保護之下被迫避禍美國，1991年在去墨西哥的途中因車禍去世，其遺稿經友人整 理後在香港出版。作為中國改革初期京城政治的親歷者，他在手稿中留下不少珍貴史料。關於太子黨接班，何維淩如此描述：
在鄧小平拍板，中共中央定下培養「第三梯隊的重要決策之後，太子黨的理論家呼籲，太子黨要爭取主動，力求主動接班，其法有三 ：
壹曰油滴擴散性，二曰攀龍附鳳法，三曰借雞下蛋法」。
「油滴擴散法，是各自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壹官半職。壹般由壹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尾隨跟上，逐步向四方擴散；當四散的油滴越漫越大，逐漸連成壹片，遂形成強大政治勢力。」這壹辦法的實踐者有習近平與劉源。
「攀龍附鳳法，是某太子黨重要人物，以自己的背景，兌現為權力，位居要津，主管壹方，借此延攬各方人才，或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太子黨系的壹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何維淩舉的例子是：使 用這壹方法獲得最大成功的是陳雲的兒子陳元，他於1982年前後出任北京西城區區委書記，周圍曾聚集了不少人才，壹時之間很是熱鬧了壹番。鄧樸方、胡德平也採取類似方法，各有地盤。陳元仕途後來遇阻，是在1988 年北京市委委員換屆的差額選舉中落選，從此轉任金融系統官員。
「借雞下蛋法，是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供職，或借某高官為背景，或借某高官衙門為基地，以推行其政治主張，並漸獲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策。」何維淩指出，當時有相當壹 部分中央壹級的負責人的秘書來自太子黨。 [20]
參加「第三梯隊」到地方任職這壹馬拉松政治長跑的太子黨「選手」並不多，因為「參賽選手」要過好幾關。高幹子弟要從政，首先就得拿到大學文憑，否則，因不符合「知識化」這壹標準，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學學歷這壹關上。
1977年中國恢復「文革」時期取消的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並沒有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那麼多腐敗，大學也沒
開始賣文憑，結果許多高幹子弟因為未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不得不放棄升官的夢想。 其次，鄧小平還規定了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即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紅二代們大多以其高貴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這壹點決定了從基層逐級升遷的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大多數紅二代 寧可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總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從而避免在鄉土味十足的基層官員面前放下「高貴的身段」。紅二代們都知道，假如在「長跑」中的任何壹個環節遇到障礙，仕途便可能中斷。因此， 當時願意通過到基層「鍛鍊」熬資格的紅二代人數非常少，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便是劉源、薄熙來、習近平這三位。
劉源的仕途是高開低走。劉從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之後，1982年從河南新鄉縣七裏營公社副主任開始起跑，短短六年之間歷任新鄉縣副 縣長、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但1992年劉源的仕途像河流急拐了壹道彎，轉任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後的升遷就在武警與軍界內部穿梭，再也未 回地方。壹個沒有軍事經歷的人從地方官改變成到警界、軍隊任職，等於是為其仕途設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謎。
2 、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劉源淡出政壇之後，在政治馬拉松長跑的跑道上只剩下兩個選手，習近平和薄熙來。習近平行事低調， 薄熙來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198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央書記處工作兩年，於1984年從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起步，到1993年成為遼寧省大連市市長，並以 城市建設為政績亮點，成為中國當時最炫目的政治明星。但從2001年當上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以後，其仕途那種鼓滿風帆前進的勢頭停滯，有傳聞認為，薄與遼寧省地方勢力、尤其是老省委書記聞世震矛盾甚多。薄於20 04年改任商務部長，直至2007年調至重慶任市委書記，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與同年進入中央並任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相比，已經輸了關鍵壹步。
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畢業。1982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壹職轉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從1985 年開始，此後的任職經歷主要在福建。按何維淩的說法，習先在中央軍委耿飆那裡任秘書，是「借雞下蛋」，因「第三梯隊」之說，及時改走「油滴擴散」之路。他與前兩位不同的是，習近平從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伊始，就 兼任寧德軍分區第壹書記；此後隨其行政職務的升遷，兼任的軍隊職務也壹直節節升高。從2003年開始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黨委第壹書記；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壹書記， 同年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中央黨校校長。
從上述三位「太子」的從政經歷可看到：父輩餘蔭起了極大作用。
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壹整套民主推薦、組織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壹級級臺階往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 這三位的升遷不會如此之快。如果他們在基層「鍛鍊」時，被黨內幹部的「民主推薦」這壹關卡住了，仕途也不會順暢。所以，元老們壹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盡快熬夠級別。「太子」如果「親民 」，早早熬夠資格，那是皆大歡喜，下邊的親信官員也算是對老上級有了交代。
習、薄二人在基層熬級別時，由於為人不同，風評也有很大差別。
薄熙來從任大連市長開始，就喜歡在媒體露面，渲染政績，還時有醜聞纏身。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站負責 人姜維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體上揭露其醜聞而被誣入獄服刑五年。習近平則絕少在媒體露面，低調實幹，在非常複雜、大案叠出的福建省竟然能夠保全自己，其風評與薄相較有不小差別。到2007年，薄至重慶任職，只當 了政治局委員，習至上海任職，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兩個「太子黨」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至此已優劣盡顯。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都清楚：從職位安排上看，習近平是作為第五代領導核心加以「培養」的，儲君大位隱然在望，薄熙來卻望塵莫及。
不甘爭位失敗的薄熙來在習近平獲得最高權力之前，曾經掙紮了壹番，試圖獲得國家主席之類的位置，且當時的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的負責人都站在薄熙來壹邊，最後這幾個對習近平的最高權力構成威脅的高層官員，如中共中央軍委副 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國家安全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全部遭到清洗。由於陳雲的兒子陳元和劉少奇之子劉源曾經支持過薄熙來，習近平上臺之後，時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的陳元最先被安排退休，2015年底 習近平又讓劉源從軍界退休； [21] 捲入周永康案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胡錦濤的親信）被逮捕，其弟令完成攜帶機密文件潛逃美國， [22] 為美國情報界送上壹大厚禮。
回望當年，應該說，20 世紀80 年代是中共執政以來對本黨、國家與人民最負責任的壹段時期。選拔幹部的這兩套規則，在當時還確實使不少不合資格的高幹子女無法進入各層級的關鍵崗位，壹批起自底層的平民幹部得到升遷。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 人就是這樣進入仕途，逐級上升。江澤民退休之後，鄧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錦濤等順利接班，獲得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壹片讚美聲，稱讚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進步，已經成功地解決了權力交接問題。但2010年以來，中共發生的高層 權力鬥爭讓世界再壹次看到，中共這種「血緣＋黨內程序」的方式仍然無法擺脫共產黨獨裁政治的「接班危機」。
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接任中共最高掌門已歷五年。這五年當中，他通過逐步清洗的方式，把黨務、國務、軍隊、 宣傳等所有決策權都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政治局常委會則變成了他的執行班底，不再具有集體決策權。因此，有人批評習近平實行獨裁；還有人說，習近平是要與紅二代共執朝綱，保護紅色家族的紅色江山。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 腳。
1 、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中共的政治體制就是獨裁政治，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即媒體稱謂的「九龍治水」）的統治模式，都沒改變中共 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壹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壹人或壹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學術界根據當時的現實，將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 世紀60 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獨裁政體以其政治實踐 昭告世界，這類政體嚴重侵害和違背民眾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因而逐漸被人類社會拋棄。
在所有共產黨國家裡，領導模式只有兩種，或是集體領導，或是個人威權。無論是採行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威權，都涉及到壹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實 行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提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個人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權力的核心部門（軍 隊、情報機構）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江澤民時期，中共政治局有5 —7 名常委，分管這些權力部門；胡錦濤時期，共有9 名政治局常委分管各權力部門，即「九龍治水」的寡頭共治模式。
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模式向來都是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像鐘擺壹樣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機的，也不完全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願決定。從「鐘擺」的擺動過程中可以發現壹個規律，那就是，壹個共產黨政權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採用哪壹種領導模式 ，到了什麼時候又換成另壹種，主要取決於當局的政治經濟需要。
那麼，習近平時代是否意味著紅二代再度輝煌？習近平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挽救中共政權，維持紅色江山，但他並沒要與紅二代共掌朝綱。
「紅二代」這個集體名詞並不代表壹個政治派別，而是壹種身分代碼。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差異很大，少數人甚至尖銳對立。其境遇也天差地別，有的經商，家財萬貫；而大多數人只是中低階層公務員，只有少數人官至將軍、廳局及副部級以上。從年齡上看，紅二代大多出生於20 世紀40 年代後期與50 年代前期。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其實不是習近平時代，而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這20 餘年才是紅色家族建立家國壹體利益輸送機制大發其財的年代。從江澤民上臺開始，中央部委、大型國有企業、軍隊裡的紅二 代大都穩步升遷；在金融界和商界也有大批紅二代掌控著稀缺資源，發了大財。當習近平這位年近60 歲的紅二代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其他紅二代卻因年齡到線，或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習近平正在推行軍隊體制改革，試圖建立與美軍體制類似的軍政、軍令業務分 立的軍隊管理體制。中國陸軍現役高級將領中有27 位紅二代，據最新報導 ，除壹人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役。 [23]
退休的紅二代們在權力體系內已經沒有位置，不可能再與習近平共掌朝綱。
必須指出的是，紅色家族成員的身分使不少人免受政治打擊。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壹直戮力集權。但他在處理權力鬥爭的對手時，還是遵循「內外有別」的身分制原則。對於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來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獄後與周永康有勾連的令計劃等，習近平毫 不手軟；但對於如何「安置」當年與薄熙來結盟的紅二代，他只能採取圍棋的「削勢」策略，壹步壹步且走且看，對位階較高的紅二代，習近平在他們退休之後安排閑職榮養，比如陳元從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之職退休後任全國政 協副主席；劉源以軍中上將之銜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退休後被安排至全國人大財經委任副主任。這種懷柔手段，有利於穩定紅色家族，贏得他們的政治支持。
2 、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從習近平的收權策略來看，政府的文官系統是最容易收 拾之地，也最早完成省部級大換血，「刀把子」系統中的三把「刀子」之壹──公安系統──的整頓，也相對容易壹些，因為孟建柱原來就在政法系統，習近平任北京奧運會領導小組組長時，孟出任副組長，與習建立了良好的關 係，習近平借助孟掌控了公安系統。軍隊與情報系統的換血則相對困難。到2017年，習近平的軍隊體制改革已經完成上層管理體制的改造（被稱為「脖子以上的軍改」），而集團軍以下的軍改正在實施（被稱為「脖子以下的 軍改」），大約五年內完成。從高層軍隊管理體制來看，軍改的主要結果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那種軍隊系統自我管理、腐敗盛行的體制，被改造成「軍政」和「軍令」分立的架構，由習近平直接控制的新體制。 [24] 軍方的情報系統則以改變政出多門為核心，原來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壹向都染指軍隊情報工作，經過軍隊總部改革，軍情工作現在全部歸到壹個部門，並由軍委主席直接領導。
新的軍情部門將官任命將比現有軍隊將官任命更為嚴格，團以上級別的官員調 整都要報軍委主席批準，以利於軍委集中統壹領導。 [25]
情報系統壹直掌握在江澤民時期的重臣曾慶紅手中，習近平有所忌憚，遲遲未動手。迫使習近平動手的原因是2017年在美國發生的「郭文貴爆料事件」。
這年三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沈默，宣稱自己掌握中共高層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四．壹九斷播事件」擴大其影響，確實讓世界看到習近平未能有效掌控情報系統。北京最初 確有將近壹個月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鎮定下來，6 月27 日，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
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壹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手段跨境執法，這被廣泛解讀為中共情報機構的壹次歷史性擴權；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 ，法案做了較為廣泛的規定。此前十餘天，北京正式宣布國安體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 國安部改名為國家情報總局，對外專職反間諜及搜集情報，不介入內政；2. 防止地方政府幹預和利用，淪為對內維穩與政治鬥爭的工具；3. 大幅裁撤國安系統人員，將其併入公安國保系統；4. 國安系統將成為對外的尖刀，人事垂直於中央。 [26]
按北京的公開說法，對政法和情治系統的改革重組，是為了克服胡、溫時代的弊端。當時這些「刀把子」機構臃腫，政出多門，不僅低效 ，而且淪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為國家利益奮鬥，而是為私人利益拼殺，公安、國安壹些官員甚至參加到周永康的政變集團，威脅到執政黨的安危，加之「馬建和張越、郭文貴等人的利益鏈條及罪案即顯示，因國安力量 的介入，使得這條國安、政府、政法、資本等因素組成的利益鏈，越發得以在諸多隱秘領域便宜行事」。 [27] 為了將「刀把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習近平被迫提前將政法系和情治系徹底打散重組，從機構到人事都進行改組， 中國情治系統歸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這個由習近平親自控制的國安委超越部門利益，在決策、設計、諮詢、協調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廣泛認為是其主要職責。未來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國安委將位於「金字塔尖」，其下 的各類安全部門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經此壹役，習近平將三大「刀把子」收歸己手，全由自己親自統率，如此壹來，無人可以挑戰其權威。
從黨政軍情系統內部任職情況來看，紅二代們雖然由於年屆退休都已不在其位，但黨國對紅二代的蔭蔽猶在 。習近平與紅二代們有壹條共同底線，即保住共產黨政權，即他們所說的「紅色江山」。因為社會底層對紅色家族與貪官汙吏的仇恨切齒之聲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政治清算、經濟清算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他們的財富與身家性 命全繫於「紅色江山」的安危。2017年5 月23 日，即「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不久，中央特科、中共隱蔽戰線（即中共情報界）元老的後裔即「諜二代」，特地舉辦了「紀念中共隱蔽戰線90週年」大會，這是中共建政以來「諜二代」首次大團聚，主題 是紀念「秘密戰線」的國家英雄，但其實是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 [28]
在情報系統暗戰習近平的關鍵時刻，紅二代中的「諜二代」對習近平的支持，說明紅色權貴集團意識到自身與中共政權同休戚的命運。
十九大前夕正式結束「老領導」幹政
「老領導」成為2017年度熱詞，與郭文貴始自3 月的海外「爆料」多少有點關係。這場隨心所欲、虛多實少的爆料活動，被不少海外民運人士看作中國快速實現民主化的契機。
因此，在8 —9 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之前，不少人預測，2017年北戴河會議將起大風波，因為這是十九大之前「老領導」們對習近平與王岐山進行阻擊戰的最後壹次機會。但事實卻說明，「老領導」們在北戴河的「最後狙擊戰」中失利，甚至可能根本就沒發 生過所謂「最後狙擊戰」。大外宣王牌多維新聞網在北戴河會議期間發表了三篇文章，加上該網將壹篇2015年的舊文〈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幹政陰影將散〉重新置於重要位置，突出壹個主題：習近平的老領導政策。這 家總部現在北京、被視為由習近平控制的中文媒體，點名批評了江澤民的「老人幹政」。
1 、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
將四篇文章綜合閱讀，可以理出以下梗概：
半年以前，多維新聞網刊登了壹篇文章，〈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幹 政陰影將散〉。 [29] 該文明確提出，習近平對「老領導」採取了十五字方針，即「尊重其貢獻、警惕其影響、控制其待遇」。此文介紹，所謂的「尊重其貢獻」，是指逢年過節時有看望，在打擊「老領導」的重要部下（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時 ，會與江澤民、胡錦濤商量，但這屬於「尊重」，而不是「遵從」、「聽命」；所謂「警惕其影響」，即「完全不接受」「『政治元老』幹政的舊況」；所謂「控制其待遇」，指2015年11 月30 日中共政治局通過的文件，該文件限制了「『黨、國領導人』的 有關待遇，要求退下來的『領導人』要及時騰退辦公用房，不能超標配備車輛、超規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輕車簡從，赴外地休假要壓縮時間，實行嚴格報批制度等」。
這篇文章特別點出了實行這「十五字方針」的原因，即「這些老領導壹個個樹大根深、 人脈廣泛，門生故吏眾多，繼任者往往也就送上順水人情」，如今這壹「中共特色」要改改了，對「政治元老」，生活待遇上要適當收緊，而在「政治決策」層面，「強勢」的習近平不能接受元老幹政。
中共的元老幹政，是毛澤東死後形成的。毛死前指定華 國鋒繼任，華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後聽任宣傳機器的吹捧，壹時之間似乎能穩穩繼承毛的權威。
但是，黨內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多位大佬聯手，終於把華國鋒擠下了臺，形成了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人的集體領導。這新壹代領導人畢竟年逾古稀，不耐 事煩，且需要改弦更張，有所變更，於是便啟用胡耀邦、趙紫陽等壹批中年官員，在壹線處理繁雜事務，老人不再「親政」，表面上也設立了退休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幹政的空間。哪怕元老們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也不參與具體 的政策討論，但重要人事決策仍需他們提名或首肯。所謂「八老」，是指鄧小平、陳雲、彭真、薄壹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八位中共建政參與者，其中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在1992—1993年相繼過世後，宋 任窮、萬裏、習仲勳替補進「八老」當中。概言之，1980—199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擁有淩駕於中共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上的權力。
多維另壹篇文章這樣總結「八老幹政」這段歷史：「中南海在1980年代後將『元老』固化在中共的政 治詞語中──因為彼時的鄧小平需要依託『黨內的老同誌』，把毛澤東主政時代集於元首壹身的權力分化到『黨的領導集體』手中。同時，時任中共十二屆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年紀尚輕』，還需『扶上馬再送壹程 』，由此形成了元老治國的政治格局。」 [30]
胡耀邦、趙紫陽無力擺脫「老人幹政」的關鍵原因是：他們雖然坐了中共總書記大位，手中卻無軍權，「槍桿子」是「老人幹政」真正的制度保障。正是在這樣的高層架構下，退而不休的元老們得以繼續幹政，並以「黨內退休老人」的身分，先後罷黜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又把「六四」後偏向陳雲系的總書記江澤民逼回了鄧小平路線。但江澤民卻待機而動，借助曾慶紅的謀劃，趁鄧小平晚年體衰年邁，除掉了代鄧小平掌控 軍隊的楊尚昆。鄧小平死後，江澤民通過提拔壹批軍內高層，逐步掌控了軍隊。到90 年代中期，鄧時代的元老，即著名的「八老」陸續辭世，江澤民終於擺脫了「老人幹政」。
等鄧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接任時，「老人幹政」再度重演，只是 這壹回的主角由鄧小平為核心的「八老」換成了江澤民及其背後的曾慶紅，胡錦濤執政十年，江澤民也品嘗到了當年鄧小平的威風。在胡錦濤領導之下的中共朝廷，江澤民提拔的人馬遍布要津，胡錦濤用人行政，處處受其掣肘。 更重要的是，江澤民雖辭去黨職、政職，卻保留軍委主席這壹權位達兩年之久。待到江澤民辭去軍職之時，軍內江系將領們已經自成氣候，胡錦濤對軍隊只能聽之任之，做個名義上的最高軍事統帥。
2 、批判「老人幹政」：點名江澤民
正當各方期盼「老領導」再振雄風，擊垮習近平，剪除王岐山之時，多維網從8 月14 日開始連載三篇文章，將矛頭直指江澤民：〈江胡音容難覓，「老人幹政」如何退出〉（8 月14 日），不但重申習近平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而且在標題和文章 中直接點江澤民之名，以此表示這「十五字方針」針對中央最高層元老。不僅如此，文章還指出：「在中共十八大後落馬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其實都是已退休的政壇元老。如果得以平安落地，亦有可能作出『幹政』之舉。
」多維網文章如此大膽犀利，已足證江澤民的「老人幹政」被習近平拒絕。 [31]
8 月15 日，多維網再次發文，以〈從八老議政到胡錦濤裸退，解讀中共元老政治〉為題，明文批評江澤民：「江澤民的『送壹程』則壹直被外界批評為是典型的『老人幹政 』。江澤民『幹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高層借口要請示『老領導』，不聽代表胡錦濤奔赴災區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揮。這種尷尬現象的背後，是江澤民留任軍委主 席兩年的影響，以及壹直到中共十八大後才撤銷的『江澤民辦公室』的長期存在，對於胡錦濤發揮領導權的掣肘。……江澤民的『幹政』，是在政局穩定的局面下，對權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沒有放手的權力，對中共政壇高層人事安排做除了不應該出現的幹預，還掣肘了當時的中共在任領導集體。」 [32]
習近平允許官媒這樣做，當然不是為胡錦濤當年的「兒皇帝」處境抱不平，而是另有用意。多維網8 月15 日的文章點出了問題的關鍵：
「今日中國政治已經基本擺脫了『元老 政治』的束縛，……『元老政治』確實有其負面影響」，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也許「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見』，但是絕對不應該再有『老人幹政』現象的出現。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間可能還會出現元老們的身影，但是他們 更多的是象徵中共的團結和尊老，而非對政治大勢的影響。」 [33]
江澤民遇到官媒點名批評，不但標誌著這位「老領導」已餘威失盡，而且意味著以江澤民為依託的若幹其他「老領導」如曾慶紅等，亦處於勢力衰頹狀態。即便「老領導」們今後在中共的 會議上登臺，也主要是扮演「高層團結」的「花瓶」。對此，期盼「老領導」們還能「說上話」的官員們則不免失望了。
最妙的是，多維網還於8 月15 日發表壹篇〈從倒薄周到挺法制，如何看待元老壓艙石作用〉，通過褒揚宋平與2015年去世的喬石對 現任中共領導的支持，闡明了兩個要點：1. 宋平與喬石在中共十八大後給予現任最高層相當有力的政治支撐，適度控制自己對「黨中央的政治建議」，還勸說其他政治元老避開紅線。2. 喬石1998年以年齡原因離休，是因中共黨內政治勢力與其對抗時用 年齡劃線，逼迫喬石退休。 [34] 提出這點，皆因本屆常委中年齡超線的人中，有壹位需要留任；提及當年江、曾針對喬石的「陰謀」，當然帶有警告之意。
外宣王牌多維在十九大之前有意放出上述信息，再次強調習近平針對「老領導」們的「十五字方針 」：對於越紅線的元老，要警惕、控制；對於宋平與喬石這樣為現任領導站臺、加持的元老，要尊重。這是從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喉舌媒體第壹次對正常卸任總書記發出公開責難，說明江、曾大勢已去，習近平花了整整五年時 間，終於名至實歸地成為中共掌門人。
與此同時，「毛鄧習」與「習近平思想」這壹提法在中國官方媒體上頻頻出現， [35] 熟知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人都清楚，這種「政治斷代」是立規矩的大事，它強調習近平是毛澤東開創的紅色江山，以及鄧小平開創 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直接繼承人，並非紅二代出身的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將從中共歷史上「消失」。由是觀之，批判江、胡時期政治失當的文章在美國多維新聞網上出現並非偶然。
共產黨國家壹旦告別了傳統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轉型（transition）的道路。所謂轉型，指的是經濟自由化（即經濟轉型，包括私有化和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即政治轉型）。從1989年到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政權只剩 下北朝鮮仍然保持原狀，其他國家或是完成了轉型，或是正在轉型途中。縱觀這些國家的轉型道路，可以發現，經濟轉型相對容易，而政治轉型則比較艱難，前蘇聯陣營的共產黨國家大都是在民主化的同時實行經濟轉型，而中國 在推動經濟轉型的同時卻堅決拒絕政治轉型。
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2012年11 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壹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壹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十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 億美元，難以想像。」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 [1] 是《紐約時報》繼10 月25 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 [2] 壹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 億美元的骯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 [3] 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4]
1 、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壹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壹就是「反官倒」，靶子就 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壹部分仍按計劃 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準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 是把準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 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 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 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壹律不準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 [5] 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壹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2011年，就有58 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 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 [6]
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壹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 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壹大批富豪。據報導，2009年中國壹萬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1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 億元。其中最富的三千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6963億，平均每戶5.7億。 [7] 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壹個類型。
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 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 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壹家兩制」，即壹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 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
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 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 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壹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 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 [8]
下落至今不明。
李鵬家族利用「家國壹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 的資本等於零。」 [9]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幹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恆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 [10] 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 亞媒體披露。 [11]
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 資獲取暴利。」 [12] 例如，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 ％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鎔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 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誌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 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壹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2 、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 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壹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 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份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 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 [13] 涉及將近2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五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
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 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 月3 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 ），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 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
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
[14] 5 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 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15]
在全球4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 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壹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
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 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壹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 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16] 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440多萬到5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 月22 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 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17]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壹文。 [18] 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 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壹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壹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壹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 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
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壹部分」，結論是，「四千貪官捲走五百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 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徵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 月27 日，梅新育發表博文〈四千貪官捲走五百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六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 ，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 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十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 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19]
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在共產黨極權國家，上壹代領袖死去或屆滿，繼任者不由民選，而是由高層經過密室策劃指定任命。因此，在共產黨國家有「接班人」這個詞彙，而接班人的遴選過 程往往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矛盾觸發點。
2012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期屆滿，新領導人習近平接任。圍繞權力交接曾發生的激烈鬥爭綿延至今，矛盾觸發點是「薄熙來謀位」，結局則是勝利者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的政 治清洗。如今，距離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已時過五年，這場清洗的餘波至今還波瀾不斷。
1 、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黨內程序
習、薄二人的權力鬥爭，其實只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接班危機」中的壹例。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 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蘇聯、中國都經歷了這壹過程。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壹個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 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壹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
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 屬如果與新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比如毛澤東去世後，其親信汪東興就與葉劍英、華國鋒聯手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等壹幫親信，並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名將他們投入牢獄。因此，新領導 人上任以後，必須奪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新領導人如果不願意當卸任領導人的傀儡，或者已經感覺到高層有人有不軌企圖，就必須盡快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掌控軍 隊、警察、情報部門的高層官員。
這壹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制度根源，構成了習近平上任前後高層權力鬥爭的基本背景。最後，習近平從挖掘軍隊、警察、特務這三個系統負責人的腐敗罪行入手，剝奪了他們的職務，奪得政治監控機器的控制權，鞏固 了自己的權位。
薄熙來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與習近平壹爭，緣於他與習近平擁有共同的「身分代碼」，即紅二代。習近平當上「接班人」，是場政治長跑，起跑時間始於30 多年前。當時中共元老陳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從「太子黨 」當中培養未來的接班人，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這種接班模式是蘇共模式和北韓模式的結合：
既通過黨內高層協商推選出繼任者，又在選拔接班人時考慮血緣原則，以「太子黨」人物為優先。在鄧小平時代，由於紅 二代還比較年輕，資歷尚淺，所以不得不選擇富有經驗的中年官員，如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同時，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當時只有30 來歲的若幹「太子黨」成員到基層黨政機關「鍛鍊」，積攢資歷以備提拔。在這壹背景下，習近平（鄧小平時代的中央 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之子）和劉源（毛澤東時代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之子）以及薄熙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壹波之子）開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目標的政治馬拉松長跑。
中共元老要在太子黨中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史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 傳的是陳雲那句「自己的孩子可靠」。可能有人因這句話未載入官史，而以為這是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承傳觀的虛構，其實不然，這是有文字可考的歷史。
何維淩1978—1989年曾是活躍於京城政治圈的重要人物，是鄧小平長公子鄧樸方的好友，因有 這種特殊身分，他在中國政界高層與以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為核心的青壯年改革派之間，起過溝通的橋梁作用。
1989年以後，他在鄧樸方的保護之下被迫避禍美國，1991年在去墨西哥的途中因車禍去世，其遺稿經友人整 理後在香港出版。作為中國改革初期京城政治的親歷者，他在手稿中留下不少珍貴史料。關於太子黨接班，何維淩如此描述：
在鄧小平拍板，中共中央定下培養「第三梯隊的重要決策之後，太子黨的理論家呼籲，太子黨要爭取主動，力求主動接班，其法有三 ：
壹曰油滴擴散性，二曰攀龍附鳳法，三曰借雞下蛋法」。
「油滴擴散法，是各自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壹官半職。壹般由壹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尾隨跟上，逐步向四方擴散；當四散的油滴越漫越大，逐漸連成壹片，遂形成強大政治勢力。」這壹辦法的實踐者有習近平與劉源。
「攀龍附鳳法，是某太子黨重要人物，以自己的背景，兌現為權力，位居要津，主管壹方，借此延攬各方人才，或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太子黨系的壹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何維淩舉的例子是：使 用這壹方法獲得最大成功的是陳雲的兒子陳元，他於1982年前後出任北京西城區區委書記，周圍曾聚集了不少人才，壹時之間很是熱鬧了壹番。鄧樸方、胡德平也採取類似方法，各有地盤。陳元仕途後來遇阻，是在1988 年北京市委委員換屆的差額選舉中落選，從此轉任金融系統官員。
「借雞下蛋法，是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供職，或借某高官為背景，或借某高官衙門為基地，以推行其政治主張，並漸獲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策。」何維淩指出，當時有相當壹 部分中央壹級的負責人的秘書來自太子黨。 [20]
參加「第三梯隊」到地方任職這壹馬拉松政治長跑的太子黨「選手」並不多，因為「參賽選手」要過好幾關。高幹子弟要從政，首先就得拿到大學文憑，否則，因不符合「知識化」這壹標準，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學學歷這壹關上。
1977年中國恢復「文革」時期取消的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並沒有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那麼多腐敗，大學也沒
開始賣文憑，結果許多高幹子弟因為未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不得不放棄升官的夢想。 其次，鄧小平還規定了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即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紅二代們大多以其高貴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這壹點決定了從基層逐級升遷的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大多數紅二代 寧可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總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從而避免在鄉土味十足的基層官員面前放下「高貴的身段」。紅二代們都知道，假如在「長跑」中的任何壹個環節遇到障礙，仕途便可能中斷。因此， 當時願意通過到基層「鍛鍊」熬資格的紅二代人數非常少，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便是劉源、薄熙來、習近平這三位。
劉源的仕途是高開低走。劉從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之後，1982年從河南新鄉縣七裏營公社副主任開始起跑，短短六年之間歷任新鄉縣副 縣長、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但1992年劉源的仕途像河流急拐了壹道彎，轉任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後的升遷就在武警與軍界內部穿梭，再也未 回地方。壹個沒有軍事經歷的人從地方官改變成到警界、軍隊任職，等於是為其仕途設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謎。
2 、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劉源淡出政壇之後，在政治馬拉松長跑的跑道上只剩下兩個選手，習近平和薄熙來。習近平行事低調， 薄熙來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198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央書記處工作兩年，於1984年從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起步，到1993年成為遼寧省大連市市長，並以 城市建設為政績亮點，成為中國當時最炫目的政治明星。但從2001年當上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以後，其仕途那種鼓滿風帆前進的勢頭停滯，有傳聞認為，薄與遼寧省地方勢力、尤其是老省委書記聞世震矛盾甚多。薄於20 04年改任商務部長，直至2007年調至重慶任市委書記，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與同年進入中央並任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相比，已經輸了關鍵壹步。
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畢業。1982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壹職轉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從1985 年開始，此後的任職經歷主要在福建。按何維淩的說法，習先在中央軍委耿飆那裡任秘書，是「借雞下蛋」，因「第三梯隊」之說，及時改走「油滴擴散」之路。他與前兩位不同的是，習近平從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伊始，就 兼任寧德軍分區第壹書記；此後隨其行政職務的升遷，兼任的軍隊職務也壹直節節升高。從2003年開始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黨委第壹書記；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壹書記， 同年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中央黨校校長。
從上述三位「太子」的從政經歷可看到：父輩餘蔭起了極大作用。
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壹整套民主推薦、組織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壹級級臺階往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 這三位的升遷不會如此之快。如果他們在基層「鍛鍊」時，被黨內幹部的「民主推薦」這壹關卡住了，仕途也不會順暢。所以，元老們壹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盡快熬夠級別。「太子」如果「親民 」，早早熬夠資格，那是皆大歡喜，下邊的親信官員也算是對老上級有了交代。
習、薄二人在基層熬級別時，由於為人不同，風評也有很大差別。
薄熙來從任大連市長開始，就喜歡在媒體露面，渲染政績，還時有醜聞纏身。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站負責 人姜維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體上揭露其醜聞而被誣入獄服刑五年。習近平則絕少在媒體露面，低調實幹，在非常複雜、大案叠出的福建省竟然能夠保全自己，其風評與薄相較有不小差別。到2007年，薄至重慶任職，只當 了政治局委員，習至上海任職，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兩個「太子黨」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至此已優劣盡顯。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都清楚：從職位安排上看，習近平是作為第五代領導核心加以「培養」的，儲君大位隱然在望，薄熙來卻望塵莫及。
不甘爭位失敗的薄熙來在習近平獲得最高權力之前，曾經掙紮了壹番，試圖獲得國家主席之類的位置，且當時的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的負責人都站在薄熙來壹邊，最後這幾個對習近平的最高權力構成威脅的高層官員，如中共中央軍委副 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國家安全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全部遭到清洗。由於陳雲的兒子陳元和劉少奇之子劉源曾經支持過薄熙來，習近平上臺之後，時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的陳元最先被安排退休，2015年底 習近平又讓劉源從軍界退休； [21] 捲入周永康案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胡錦濤的親信）被逮捕，其弟令完成攜帶機密文件潛逃美國， [22] 為美國情報界送上壹大厚禮。
回望當年，應該說，20 世紀80 年代是中共執政以來對本黨、國家與人民最負責任的壹段時期。選拔幹部的這兩套規則，在當時還確實使不少不合資格的高幹子女無法進入各層級的關鍵崗位，壹批起自底層的平民幹部得到升遷。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 人就是這樣進入仕途，逐級上升。江澤民退休之後，鄧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錦濤等順利接班，獲得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壹片讚美聲，稱讚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進步，已經成功地解決了權力交接問題。但2010年以來，中共發生的高層 權力鬥爭讓世界再壹次看到，中共這種「血緣＋黨內程序」的方式仍然無法擺脫共產黨獨裁政治的「接班危機」。
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接任中共最高掌門已歷五年。這五年當中，他通過逐步清洗的方式，把黨務、國務、軍隊、 宣傳等所有決策權都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政治局常委會則變成了他的執行班底，不再具有集體決策權。因此，有人批評習近平實行獨裁；還有人說，習近平是要與紅二代共執朝綱，保護紅色家族的紅色江山。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 腳。
1 、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中共的政治體制就是獨裁政治，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即媒體稱謂的「九龍治水」）的統治模式，都沒改變中共 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壹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壹人或壹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學術界根據當時的現實，將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 世紀60 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獨裁政體以其政治實踐 昭告世界，這類政體嚴重侵害和違背民眾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因而逐漸被人類社會拋棄。
在所有共產黨國家裡，領導模式只有兩種，或是集體領導，或是個人威權。無論是採行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威權，都涉及到壹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實 行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提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個人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權力的核心部門（軍 隊、情報機構）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江澤民時期，中共政治局有5 —7 名常委，分管這些權力部門；胡錦濤時期，共有9 名政治局常委分管各權力部門，即「九龍治水」的寡頭共治模式。
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模式向來都是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像鐘擺壹樣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機的，也不完全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願決定。從「鐘擺」的擺動過程中可以發現壹個規律，那就是，壹個共產黨政權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採用哪壹種領導模式 ，到了什麼時候又換成另壹種，主要取決於當局的政治經濟需要。
那麼，習近平時代是否意味著紅二代再度輝煌？習近平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挽救中共政權，維持紅色江山，但他並沒要與紅二代共掌朝綱。
「紅二代」這個集體名詞並不代表壹個政治派別，而是壹種身分代碼。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差異很大，少數人甚至尖銳對立。其境遇也天差地別，有的經商，家財萬貫；而大多數人只是中低階層公務員，只有少數人官至將軍、廳局及副部級以上。從年齡上看，紅二代大多出生於20 世紀40 年代後期與50 年代前期。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其實不是習近平時代，而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這20 餘年才是紅色家族建立家國壹體利益輸送機制大發其財的年代。從江澤民上臺開始，中央部委、大型國有企業、軍隊裡的紅二 代大都穩步升遷；在金融界和商界也有大批紅二代掌控著稀缺資源，發了大財。當習近平這位年近60 歲的紅二代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其他紅二代卻因年齡到線，或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習近平正在推行軍隊體制改革，試圖建立與美軍體制類似的軍政、軍令業務分 立的軍隊管理體制。中國陸軍現役高級將領中有27 位紅二代，據最新報導 ，除壹人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役。 [23]
退休的紅二代們在權力體系內已經沒有位置，不可能再與習近平共掌朝綱。
必須指出的是，紅色家族成員的身分使不少人免受政治打擊。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壹直戮力集權。但他在處理權力鬥爭的對手時，還是遵循「內外有別」的身分制原則。對於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來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獄後與周永康有勾連的令計劃等，習近平毫 不手軟；但對於如何「安置」當年與薄熙來結盟的紅二代，他只能採取圍棋的「削勢」策略，壹步壹步且走且看，對位階較高的紅二代，習近平在他們退休之後安排閑職榮養，比如陳元從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之職退休後任全國政 協副主席；劉源以軍中上將之銜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退休後被安排至全國人大財經委任副主任。這種懷柔手段，有利於穩定紅色家族，贏得他們的政治支持。
2 、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從習近平的收權策略來看，政府的文官系統是最容易收 拾之地，也最早完成省部級大換血，「刀把子」系統中的三把「刀子」之壹──公安系統──的整頓，也相對容易壹些，因為孟建柱原來就在政法系統，習近平任北京奧運會領導小組組長時，孟出任副組長，與習建立了良好的關 係，習近平借助孟掌控了公安系統。軍隊與情報系統的換血則相對困難。到2017年，習近平的軍隊體制改革已經完成上層管理體制的改造（被稱為「脖子以上的軍改」），而集團軍以下的軍改正在實施（被稱為「脖子以下的 軍改」），大約五年內完成。從高層軍隊管理體制來看，軍改的主要結果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那種軍隊系統自我管理、腐敗盛行的體制，被改造成「軍政」和「軍令」分立的架構，由習近平直接控制的新體制。 [24] 軍方的情報系統則以改變政出多門為核心，原來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壹向都染指軍隊情報工作，經過軍隊總部改革，軍情工作現在全部歸到壹個部門，並由軍委主席直接領導。
新的軍情部門將官任命將比現有軍隊將官任命更為嚴格，團以上級別的官員調 整都要報軍委主席批準，以利於軍委集中統壹領導。 [25]
情報系統壹直掌握在江澤民時期的重臣曾慶紅手中，習近平有所忌憚，遲遲未動手。迫使習近平動手的原因是2017年在美國發生的「郭文貴爆料事件」。
這年三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沈默，宣稱自己掌握中共高層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四．壹九斷播事件」擴大其影響，確實讓世界看到習近平未能有效掌控情報系統。北京最初 確有將近壹個月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鎮定下來，6 月27 日，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
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壹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手段跨境執法，這被廣泛解讀為中共情報機構的壹次歷史性擴權；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 ，法案做了較為廣泛的規定。此前十餘天，北京正式宣布國安體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 國安部改名為國家情報總局，對外專職反間諜及搜集情報，不介入內政；2. 防止地方政府幹預和利用，淪為對內維穩與政治鬥爭的工具；3. 大幅裁撤國安系統人員，將其併入公安國保系統；4. 國安系統將成為對外的尖刀，人事垂直於中央。 [26]
按北京的公開說法，對政法和情治系統的改革重組，是為了克服胡、溫時代的弊端。當時這些「刀把子」機構臃腫，政出多門，不僅低效 ，而且淪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為國家利益奮鬥，而是為私人利益拼殺，公安、國安壹些官員甚至參加到周永康的政變集團，威脅到執政黨的安危，加之「馬建和張越、郭文貴等人的利益鏈條及罪案即顯示，因國安力量 的介入，使得這條國安、政府、政法、資本等因素組成的利益鏈，越發得以在諸多隱秘領域便宜行事」。 [27] 為了將「刀把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習近平被迫提前將政法系和情治系徹底打散重組，從機構到人事都進行改組， 中國情治系統歸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這個由習近平親自控制的國安委超越部門利益，在決策、設計、諮詢、協調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廣泛認為是其主要職責。未來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國安委將位於「金字塔尖」，其下 的各類安全部門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經此壹役，習近平將三大「刀把子」收歸己手，全由自己親自統率，如此壹來，無人可以挑戰其權威。
從黨政軍情系統內部任職情況來看，紅二代們雖然由於年屆退休都已不在其位，但黨國對紅二代的蔭蔽猶在 。習近平與紅二代們有壹條共同底線，即保住共產黨政權，即他們所說的「紅色江山」。因為社會底層對紅色家族與貪官汙吏的仇恨切齒之聲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政治清算、經濟清算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他們的財富與身家性 命全繫於「紅色江山」的安危。2017年5 月23 日，即「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不久，中央特科、中共隱蔽戰線（即中共情報界）元老的後裔即「諜二代」，特地舉辦了「紀念中共隱蔽戰線90週年」大會，這是中共建政以來「諜二代」首次大團聚，主題 是紀念「秘密戰線」的國家英雄，但其實是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 [28]
在情報系統暗戰習近平的關鍵時刻，紅二代中的「諜二代」對習近平的支持，說明紅色權貴集團意識到自身與中共政權同休戚的命運。
十九大前夕正式結束「老領導」幹政
「老領導」成為2017年度熱詞，與郭文貴始自3 月的海外「爆料」多少有點關係。這場隨心所欲、虛多實少的爆料活動，被不少海外民運人士看作中國快速實現民主化的契機。
因此，在8 —9 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之前，不少人預測，2017年北戴河會議將起大風波，因為這是十九大之前「老領導」們對習近平與王岐山進行阻擊戰的最後壹次機會。但事實卻說明，「老領導」們在北戴河的「最後狙擊戰」中失利，甚至可能根本就沒發 生過所謂「最後狙擊戰」。大外宣王牌多維新聞網在北戴河會議期間發表了三篇文章，加上該網將壹篇2015年的舊文〈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幹政陰影將散〉重新置於重要位置，突出壹個主題：習近平的老領導政策。這 家總部現在北京、被視為由習近平控制的中文媒體，點名批評了江澤民的「老人幹政」。
1 、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
將四篇文章綜合閱讀，可以理出以下梗概：
半年以前，多維新聞網刊登了壹篇文章，〈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幹 政陰影將散〉。 [29] 該文明確提出，習近平對「老領導」採取了十五字方針，即「尊重其貢獻、警惕其影響、控制其待遇」。此文介紹，所謂的「尊重其貢獻」，是指逢年過節時有看望，在打擊「老領導」的重要部下（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時 ，會與江澤民、胡錦濤商量，但這屬於「尊重」，而不是「遵從」、「聽命」；所謂「警惕其影響」，即「完全不接受」「『政治元老』幹政的舊況」；所謂「控制其待遇」，指2015年11 月30 日中共政治局通過的文件，該文件限制了「『黨、國領導人』的 有關待遇，要求退下來的『領導人』要及時騰退辦公用房，不能超標配備車輛、超規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輕車簡從，赴外地休假要壓縮時間，實行嚴格報批制度等」。
這篇文章特別點出了實行這「十五字方針」的原因，即「這些老領導壹個個樹大根深、 人脈廣泛，門生故吏眾多，繼任者往往也就送上順水人情」，如今這壹「中共特色」要改改了，對「政治元老」，生活待遇上要適當收緊，而在「政治決策」層面，「強勢」的習近平不能接受元老幹政。
中共的元老幹政，是毛澤東死後形成的。毛死前指定華 國鋒繼任，華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後聽任宣傳機器的吹捧，壹時之間似乎能穩穩繼承毛的權威。
但是，黨內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多位大佬聯手，終於把華國鋒擠下了臺，形成了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人的集體領導。這新壹代領導人畢竟年逾古稀，不耐 事煩，且需要改弦更張，有所變更，於是便啟用胡耀邦、趙紫陽等壹批中年官員，在壹線處理繁雜事務，老人不再「親政」，表面上也設立了退休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幹政的空間。哪怕元老們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也不參與具體 的政策討論，但重要人事決策仍需他們提名或首肯。所謂「八老」，是指鄧小平、陳雲、彭真、薄壹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八位中共建政參與者，其中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在1992—1993年相繼過世後，宋 任窮、萬裏、習仲勳替補進「八老」當中。概言之，1980—199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擁有淩駕於中共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上的權力。
多維另壹篇文章這樣總結「八老幹政」這段歷史：「中南海在1980年代後將『元老』固化在中共的政 治詞語中──因為彼時的鄧小平需要依託『黨內的老同誌』，把毛澤東主政時代集於元首壹身的權力分化到『黨的領導集體』手中。同時，時任中共十二屆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年紀尚輕』，還需『扶上馬再送壹程 』，由此形成了元老治國的政治格局。」 [30]
胡耀邦、趙紫陽無力擺脫「老人幹政」的關鍵原因是：他們雖然坐了中共總書記大位，手中卻無軍權，「槍桿子」是「老人幹政」真正的制度保障。正是在這樣的高層架構下，退而不休的元老們得以繼續幹政，並以「黨內退休老人」的身分，先後罷黜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又把「六四」後偏向陳雲系的總書記江澤民逼回了鄧小平路線。但江澤民卻待機而動，借助曾慶紅的謀劃，趁鄧小平晚年體衰年邁，除掉了代鄧小平掌控 軍隊的楊尚昆。鄧小平死後，江澤民通過提拔壹批軍內高層，逐步掌控了軍隊。到90 年代中期，鄧時代的元老，即著名的「八老」陸續辭世，江澤民終於擺脫了「老人幹政」。
等鄧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接任時，「老人幹政」再度重演，只是 這壹回的主角由鄧小平為核心的「八老」換成了江澤民及其背後的曾慶紅，胡錦濤執政十年，江澤民也品嘗到了當年鄧小平的威風。在胡錦濤領導之下的中共朝廷，江澤民提拔的人馬遍布要津，胡錦濤用人行政，處處受其掣肘。 更重要的是，江澤民雖辭去黨職、政職，卻保留軍委主席這壹權位達兩年之久。待到江澤民辭去軍職之時，軍內江系將領們已經自成氣候，胡錦濤對軍隊只能聽之任之，做個名義上的最高軍事統帥。
2 、批判「老人幹政」：點名江澤民
正當各方期盼「老領導」再振雄風，擊垮習近平，剪除王岐山之時，多維網從8 月14 日開始連載三篇文章，將矛頭直指江澤民：〈江胡音容難覓，「老人幹政」如何退出〉（8 月14 日），不但重申習近平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而且在標題和文章 中直接點江澤民之名，以此表示這「十五字方針」針對中央最高層元老。不僅如此，文章還指出：「在中共十八大後落馬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其實都是已退休的政壇元老。如果得以平安落地，亦有可能作出『幹政』之舉。
」多維網文章如此大膽犀利，已足證江澤民的「老人幹政」被習近平拒絕。 [31]
8 月15 日，多維網再次發文，以〈從八老議政到胡錦濤裸退，解讀中共元老政治〉為題，明文批評江澤民：「江澤民的『送壹程』則壹直被外界批評為是典型的『老人幹政 』。江澤民『幹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高層借口要請示『老領導』，不聽代表胡錦濤奔赴災區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揮。這種尷尬現象的背後，是江澤民留任軍委主 席兩年的影響，以及壹直到中共十八大後才撤銷的『江澤民辦公室』的長期存在，對於胡錦濤發揮領導權的掣肘。……江澤民的『幹政』，是在政局穩定的局面下，對權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沒有放手的權力，對中共政壇高層人事安排做除了不應該出現的幹預，還掣肘了當時的中共在任領導集體。」 [32]
習近平允許官媒這樣做，當然不是為胡錦濤當年的「兒皇帝」處境抱不平，而是另有用意。多維網8 月15 日的文章點出了問題的關鍵：
「今日中國政治已經基本擺脫了『元老 政治』的束縛，……『元老政治』確實有其負面影響」，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也許「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見』，但是絕對不應該再有『老人幹政』現象的出現。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間可能還會出現元老們的身影，但是他們 更多的是象徵中共的團結和尊老，而非對政治大勢的影響。」 [33]
江澤民遇到官媒點名批評，不但標誌著這位「老領導」已餘威失盡，而且意味著以江澤民為依託的若幹其他「老領導」如曾慶紅等，亦處於勢力衰頹狀態。即便「老領導」們今後在中共的 會議上登臺，也主要是扮演「高層團結」的「花瓶」。對此，期盼「老領導」們還能「說上話」的官員們則不免失望了。
最妙的是，多維網還於8 月15 日發表壹篇〈從倒薄周到挺法制，如何看待元老壓艙石作用〉，通過褒揚宋平與2015年去世的喬石對 現任中共領導的支持，闡明了兩個要點：1. 宋平與喬石在中共十八大後給予現任最高層相當有力的政治支撐，適度控制自己對「黨中央的政治建議」，還勸說其他政治元老避開紅線。2. 喬石1998年以年齡原因離休，是因中共黨內政治勢力與其對抗時用 年齡劃線，逼迫喬石退休。 [34] 提出這點，皆因本屆常委中年齡超線的人中，有壹位需要留任；提及當年江、曾針對喬石的「陰謀」，當然帶有警告之意。
外宣王牌多維在十九大之前有意放出上述信息，再次強調習近平針對「老領導」們的「十五字方針 」：對於越紅線的元老，要警惕、控制；對於宋平與喬石這樣為現任領導站臺、加持的元老，要尊重。這是從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喉舌媒體第壹次對正常卸任總書記發出公開責難，說明江、曾大勢已去，習近平花了整整五年時 間，終於名至實歸地成為中共掌門人。
與此同時，「毛鄧習」與「習近平思想」這壹提法在中國官方媒體上頻頻出現， [35] 熟知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人都清楚，這種「政治斷代」是立規矩的大事，它強調習近平是毛澤東開創的紅色江山，以及鄧小平開創 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直接繼承人，並非紅二代出身的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將從中共歷史上「消失」。由是觀之，批判江、胡時期政治失當的文章在美國多維新聞網上出現並非偶然。
共產黨國家壹旦告別了傳統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轉型（transition）的道路。所謂轉型，指的是經濟自由化（即經濟轉型，包括私有化和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即政治轉型）。從1989年到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政權只剩 下北朝鮮仍然保持原狀，其他國家或是完成了轉型，或是正在轉型途中。縱觀這些國家的轉型道路，可以發現，經濟轉型相對容易，而政治轉型則比較艱難，前蘇聯陣營的共產黨國家大都是在民主化的同時實行經濟轉型，而中國 在推動經濟轉型的同時卻堅決拒絕政治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