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農民的生存危機
作者 中國網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分析 二零零一年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壹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壹年，勞動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妳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壹村民談起貪官汙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壹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汙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壹，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淮征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壹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壹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妳不給他面子，他不給妳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壹個好例子。作者訪問壹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墻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裏？』他的答復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什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壹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妳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妳。妳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妳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壹點。」有壹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面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麽貴賓。壹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麽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壹的標淮，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系與禮數上大做文章。妳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妳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壹縣想出壹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麽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麽菜，喝甚麽酒，抽甚麽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麽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復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麽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壹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系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壹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汙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饑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壹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汙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壹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壹省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但說實在的，我連壹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裏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個壹個的關系網絡。壹人貪贓，往往牽動壹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壹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壹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壹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壹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壹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妳，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壹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就不動；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壹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壹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壹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沈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壹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征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壹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壹切負面報導，壹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壹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壹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壹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麽？」（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壹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壹些言必希臘的知識分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妳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壹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壹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壹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壹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惡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壹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壹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壹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壹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余臺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體化時期建立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裏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壹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極端，就是把壹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壹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麽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壹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壹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壹級壹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壹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癥』。其實，最大的後遺癥就在於，村集體壹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壹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麽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壹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淮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壹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余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它經濟部門吸收。這是壹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壹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壹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證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壹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夥、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壹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夥」（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壹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壹個政府；相反，它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淩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妳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幹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回避。
沒有民主所以中國農民無法富裕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壹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壹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壹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壹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壹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占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麽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麽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麽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麽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它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它因素壹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註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壹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壹代知識分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證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壹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壹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壹條河渠，壹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壹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壹戶引用玉米良種，那壹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壹戶的田裏，明天那壹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壹戶田裏。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中國南方農民的農業生活 二零零二年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沖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壹個貧窮縣──孝昌縣的壹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了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壹年內“湖北重稅逼死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壹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壹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壹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壹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壹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壹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壹個蓄水池養鴨，汙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幹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幹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回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壹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余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壹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壹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壹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板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壹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壹個人燒草，壹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熏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壹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壹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壹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系。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壹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壹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壹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持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壹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壹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麽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壹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壹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壹婦人，已有壹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壹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數據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計算機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壹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壹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壹個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壹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壹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學，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麽大差異。
約有壹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壹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壹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壹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壹名40余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壹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癥重病，就要坐車近壹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壹家私人診所。壹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藥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壹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壹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裏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壹個當老板。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壹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它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證。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壹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雇用其它農民當佃工，20-30元壹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余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壹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壹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壹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壹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余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占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藥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壹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農忙的一天 二零零二年
農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農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們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來，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去幹農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剛起床是5點鐘，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刷牙洗臉，再把牛牽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頭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著綠油油的草。放了一個小時就回家了，差不多6點半左右，就開始做飯，先炒了一碗黃瓜，再一碗是蘿蔔。菜炒好了就開始煮飯，我們家是燒稻草和麥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極少數人家才能燒煤氣（罐裝石油氣）。做好飯就7點過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媽喊回來吃飯，之間我掃一掃地，他們回來之後，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開始吃飯，爸媽他們很快吃完了，就拿著農具回到田裡幹活了，鋤地、施肥、溉水到田裡、插秧。弟弟吃完飯就去上學了，而我還要洗碗，之後才能去上學，快8點鐘了，到學校8點過5分，有很多同學都已在認真地讀書，我也回到座位上，剛讀了一會兒書，老師就來上課了，時間是8點40時。上午4節課，上完就12點整。回到家12點過10分，有些同學離校遠就在學校蒸飯吃。
我回家還得做飯給爸媽吃，炒了兩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媽吃飯，大約下午1點30分左右，爸媽稍坐了一會又出去幹活了。我們下午有兩節課，依然做完家務才去上課，到學校2點過15分，回到家是4點過10分左右，就趕忙去田裡幫爸媽插秧，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家。媽媽要做飯給我們吃，我們洗澡。大約9點多他們都去睡覺了，而我還要寫作業，到10點多鐘才能睡覺。這天真的是最農忙的一天。
王大成一戶交多少稅？
在1999年湖北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印製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上，列出了王大成（化名）一戶10口，分田12畝所需負擔的稅費（以人民幣計算，下同。1港元約兌1.05人民幣）：
（1）國家稅費：465（農業稅：436，基本水費：29）
（2）三提五統
A.村提留：358（公積金：110，公益金：84，管理費：164）
B.鄉（鎮）統籌：358（教育附加費：241，計劃生育費：20，民兵訓練費：18，民政優撫費：38，民辦交通費：41）
（3）經批準集資：202
（4）承擔勞務：90個
（5）據實徵收項目：297（農業特產稅：99，畜禽防疫費：24，預提共同生產費：174）
共：1680元
王大成交稅後剩下多少錢？
農民一年到晚辛勤耕耘，交了各項稅費後，就只剩下僅足維持來年生存的口糧，以下的例子以一戶10口，分了12畝責任田，計算他們在2000年的收支狀況。
（1）該戶共有3個勞動力，其餘的在學或外出打工，或是老人。12畝田一年可種6畝小麥，12畝稻榖。
A.每畝麥田所需的種子及肥料（不需農葯）共82元。
畝產400斤（1斤等於半公斤），市場價為0.45元/斤，即180元/畝，6畝麥田的淨收入：（180-82）元x6=588元
B.每畝稻田所需種子，肥料及農葯共106元
畝產1000斤，市場價為0.42元/斤，即420元/畝
12畝稻田的淨收入：（420-106）元x12=3768元
全年種責任田的收入是：588元+3768元=4356元
（2）該年度實收稅費為2500元，即為責任田收入的57.4%！
（3）交了稅費後，只剩下1856元，約相當於4420斤稻榖。
而每名成年人每年所需口糧約為1000斤稻榖。（一般農民是不會賣口糧的，以上用錢計算，是要方便運算及比較。）
（4）該戶當年有3人外出打工。就算他們留在村裏種田，也可能只多種幾畝小麥，不足以糊口，所以青壯年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維持生存。
除了責任田外，農民也分得一些荒地（旱地）來種花生、油菜炸油，和種些青菜，也會養雞和豬，但主要都是自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分析 二零零一年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壹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壹年，勞動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妳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壹村民談起貪官汙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壹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汙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壹，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淮征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壹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壹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妳不給他面子，他不給妳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壹個好例子。作者訪問壹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墻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裏？』他的答復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什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壹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妳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妳。妳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妳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壹點。」有壹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面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麽貴賓。壹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麽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壹的標淮，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系與禮數上大做文章。妳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妳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壹縣想出壹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麽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麽菜，喝甚麽酒，抽甚麽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麽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復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麽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壹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系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壹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汙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饑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壹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汙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壹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壹省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但說實在的，我連壹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裏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個壹個的關系網絡。壹人貪贓，往往牽動壹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壹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壹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壹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壹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壹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妳，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壹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就不動；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壹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壹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壹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沈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壹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征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壹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壹切負面報導，壹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壹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壹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壹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麽？」（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壹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壹些言必希臘的知識分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妳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壹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壹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壹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壹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惡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壹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壹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壹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壹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余臺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體化時期建立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裏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壹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極端，就是把壹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壹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麽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壹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壹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壹級壹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壹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癥』。其實，最大的後遺癥就在於，村集體壹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壹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麽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壹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淮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壹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余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它經濟部門吸收。這是壹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壹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壹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證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壹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夥、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壹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夥」（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壹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壹個政府；相反，它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淩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妳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幹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回避。
沒有民主所以中國農民無法富裕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壹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壹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壹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壹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壹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占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麽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麽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麽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麽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它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它因素壹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註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壹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壹代知識分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證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壹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壹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壹條河渠，壹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壹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壹戶引用玉米良種，那壹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壹戶的田裏，明天那壹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壹戶田裏。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中國南方農民的農業生活 二零零二年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沖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壹個貧窮縣──孝昌縣的壹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了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壹年內“湖北重稅逼死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壹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壹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壹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壹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壹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壹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壹個蓄水池養鴨，汙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幹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幹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回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壹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余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壹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壹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壹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板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壹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壹個人燒草，壹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熏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壹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壹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壹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系。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壹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壹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壹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持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壹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壹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麽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壹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壹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壹婦人，已有壹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壹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數據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計算機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壹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壹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壹個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壹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壹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學，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麽大差異。
約有壹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壹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壹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壹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壹名40余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壹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癥重病，就要坐車近壹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壹家私人診所。壹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藥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壹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壹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裏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壹個當老板。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壹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它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證。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壹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雇用其它農民當佃工，20-30元壹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余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壹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壹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壹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壹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余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占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藥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壹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農忙的一天 二零零二年
農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農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們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來，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去幹農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剛起床是5點鐘，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刷牙洗臉，再把牛牽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頭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著綠油油的草。放了一個小時就回家了，差不多6點半左右，就開始做飯，先炒了一碗黃瓜，再一碗是蘿蔔。菜炒好了就開始煮飯，我們家是燒稻草和麥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極少數人家才能燒煤氣（罐裝石油氣）。做好飯就7點過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媽喊回來吃飯，之間我掃一掃地，他們回來之後，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開始吃飯，爸媽他們很快吃完了，就拿著農具回到田裡幹活了，鋤地、施肥、溉水到田裡、插秧。弟弟吃完飯就去上學了，而我還要洗碗，之後才能去上學，快8點鐘了，到學校8點過5分，有很多同學都已在認真地讀書，我也回到座位上，剛讀了一會兒書，老師就來上課了，時間是8點40時。上午4節課，上完就12點整。回到家12點過10分，有些同學離校遠就在學校蒸飯吃。
我回家還得做飯給爸媽吃，炒了兩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媽吃飯，大約下午1點30分左右，爸媽稍坐了一會又出去幹活了。我們下午有兩節課，依然做完家務才去上課，到學校2點過15分，回到家是4點過10分左右，就趕忙去田裡幫爸媽插秧，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家。媽媽要做飯給我們吃，我們洗澡。大約9點多他們都去睡覺了，而我還要寫作業，到10點多鐘才能睡覺。這天真的是最農忙的一天。
王大成一戶交多少稅？
在1999年湖北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印製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上，列出了王大成（化名）一戶10口，分田12畝所需負擔的稅費（以人民幣計算，下同。1港元約兌1.05人民幣）：
（1）國家稅費：465（農業稅：436，基本水費：29）
（2）三提五統
A.村提留：358（公積金：110，公益金：84，管理費：164）
B.鄉（鎮）統籌：358（教育附加費：241，計劃生育費：20，民兵訓練費：18，民政優撫費：38，民辦交通費：41）
（3）經批準集資：202
（4）承擔勞務：90個
（5）據實徵收項目：297（農業特產稅：99，畜禽防疫費：24，預提共同生產費：174）
共：1680元
王大成交稅後剩下多少錢？
農民一年到晚辛勤耕耘，交了各項稅費後，就只剩下僅足維持來年生存的口糧，以下的例子以一戶10口，分了12畝責任田，計算他們在2000年的收支狀況。
（1）該戶共有3個勞動力，其餘的在學或外出打工，或是老人。12畝田一年可種6畝小麥，12畝稻榖。
A.每畝麥田所需的種子及肥料（不需農葯）共82元。
畝產400斤（1斤等於半公斤），市場價為0.45元/斤，即180元/畝，6畝麥田的淨收入：（180-82）元x6=588元
B.每畝稻田所需種子，肥料及農葯共106元
畝產1000斤，市場價為0.42元/斤，即420元/畝
12畝稻田的淨收入：（420-106）元x12=3768元
全年種責任田的收入是：588元+3768元=4356元
（2）該年度實收稅費為2500元，即為責任田收入的57.4%！
（3）交了稅費後，只剩下1856元，約相當於4420斤稻榖。
而每名成年人每年所需口糧約為1000斤稻榖。（一般農民是不會賣口糧的，以上用錢計算，是要方便運算及比較。）
（4）該戶當年有3人外出打工。就算他們留在村裏種田，也可能只多種幾畝小麥，不足以糊口，所以青壯年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維持生存。
除了責任田外，農民也分得一些荒地（旱地）來種花生、油菜炸油，和種些青菜，也會養雞和豬，但主要都是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