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國農民講述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壓迫 二零零一年

在中國，壹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後，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壹個農村孩子進城的壹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壹萬塊錢買壹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像是壹種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壹定的投資拿到的藍印戶口本也屬於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種社會進步。但這壹買壹賣也直接體現了壹種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甚麽要買賣壹種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甚麽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壹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電視臺的壹個節目裏有壹天誇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壹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並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對於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確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種種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體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極範疇。壹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並且有壹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體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征，中國農民占人口約80％的這壹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那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甚麽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壹再對於城市居民的各種優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徒”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徒。這壹由先進到落後的倒退過程，有其它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黨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後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擡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機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作為壹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甚麽我會是農民。為甚麽我不生在壹個市民的家庭？為甚麽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壹切和城鎮孩子壹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後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裏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於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裏沒有了壹個農民，但憑著壹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壹個農民的女兒，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壹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題。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裏，幹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幹城市居民不願意幹的壹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裏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裏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壹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證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並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於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幹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驚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優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多年了農民們是怎?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們為那麽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松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趕回農村”已經成為壹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秘訣，招工時壹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壹定不包括農民閑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壹種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後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裏通行。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年有甚麽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壹場飛來的橫禍，那麽出生在壹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農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與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體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裏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其它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種限制農民遷徒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在每壹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
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壹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種抱憾和壹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離。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壹個農民的後代而斷絕了與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壹點還是有壹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壹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沖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於壹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優勢的獲得者，對於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壹步關註和對壹種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觸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壹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壹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壹個城市居民的女兒結婚，他是壹個中國的“於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裏打著“把農民趕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幹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種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適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與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個國家為壹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種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壹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裏，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壹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揮、平均反射在每壹個人身上的。只要壹個社會中有明顯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麽這種不公正的意識終有壹天是會發揮在其它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裏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壹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種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妳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壹切非權利階層……。
斯賓賽的話包含的樸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懷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體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體的體會。盡管這種共產主義情懷不是來自於馬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壹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蕩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壹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兇殺案例也許為這種思想可以做壹個解釋。壹個 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壹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壹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後來他隨著年老體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幾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後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裏打工，可是老板不給工錢，並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後，他到壹個市場逛遊，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種報復行為很吃驚，以為他神經錯亂，為甚麽不去報復那個老板，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復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板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咨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氣？我看答案幾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它的出路。盡管殺人是萬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復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復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壹種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看著這樣由於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壹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裏就會少壹個罪犯，社會就少了壹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思考我們的種種落後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甚麽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壹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復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於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壹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體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驚奇，妳也不用驚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壹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壹家人，當哪壹個人生而不平等地與我們生活在壹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優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與他們平分社會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壹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好長時間了。
在這裏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壹句口號：“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麽，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裏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妳個人距離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壹些。
有人說，壹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那麽壹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妳用壹種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妳還會有壹些新的發現。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後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壹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體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種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壹批多達兩千萬的知識青年中沒有壹個“變異”，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裏，妳都會看到壹些人因為偶然的機遇認識到壹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裏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註意那裏發生的壹切。最近的壹個例子是壹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萬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壹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裏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壹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麽辦？可能也有人做了甚麽，但既沒有觸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壹種引人註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很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種平等精神哪裏去了呢？

三農弊端的社會根源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壹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增收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農村、農民征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镕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它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壹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壹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摘錄）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所說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壹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稱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壹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註、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壹國兩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占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壹年在城裏凈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壹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壹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它所有的鄉鎮壹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裏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壹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裏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壹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壹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沈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汙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麽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盡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復復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壹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雇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沈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榨、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榨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裏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便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沖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家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壹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為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壹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壹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盡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為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裏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種悲慘結果，為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為「像孤兒壹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陜西省靖邊縣。壹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壹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為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壹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布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壹村壹校，現在被調整為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它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壹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盡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壹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它的口號式說法壹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壹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復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布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壹切都將會「原地踏步」，以至變本加厲地發展，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實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盡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