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升专”的问题
3. 竭泽而渔的苏维埃宪制
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的实验，给人类的宪制演化留下了两大遗产：干部-群众社会和特务政治。前者消灭和吞食了城市资本主义社会和乡村宗族社会，给苏联发明的超经济剥削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工人和农民解除了失业和夺佃的威胁，得到了强制劳动和军事管理的保障；后者替代了吏治国家的科举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解决了干部集团的管理技术和退出机制问题。干部解除了落第和败选的威胁，得到了处决和监视的“保障”。
远东苏维埃宪制面临的政治问题主要是群众和士兵的逃亡 115 ，因为苏区的边界没有像苏联一样关闭。经济问题主要是战争开支和行政开支有增无减，苏联的援助和土豪的财产都难以填补亏空。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涸泽而渔 116 ，人力的枯竭和物力的枯竭其实只是苏维埃宪制的不同侧面。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队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 117 。
“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 118
苏维埃宪制取消了政治和社会的区别，也就取消了希腊和日耳曼意义上的政治人，将残余的生物人简化为干部-群众-人民公敌三层次。干部在人口当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下降、公敌人口迅速上升。“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 119 江西省苏维埃的报告说：“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 120 “过去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私打土豪，私自开支。有些地方区政府一个月用到一万元，乡政府用到几千元之多。下级埋伏短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财政收支也不照系统，少先队、独立团、游击队、以及过境红军都可以自由地向当地政府提款，政府也不拒绝。这样必然就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把大部分财政用到无用之地。” 121
“财政来源，专靠于土豪， 后就专靠打富农。可是浪费过度，土豪富农均已打尽。于是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一时间连贫农只要有少量现金余存储蓄的都打起来了……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玉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122 富庶的赣南支持不了五年时间，贫瘠的海南连五个月都支持不了。琼崖特委从“屠杀土豪劣绅，根本上推翻其政权（1927年9月）” 123 和“要彻底铲除封建基础，杀戮土劣地主，没收一切土地，不交租，不还债，政权归农会（1927年10月）” 124 开始，以“现计（1927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东路收入约共六千余元，均系没收反动派财产得来”和“在可靠的乐会、万宁两县，反动派的财产几乎没收清光，不能再筹，各县又只勉强自给，所靠者只有陵水一县”结束，原因无非是“内战时期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和绑票资本家”和“资本家反动派有了经验，加以防备，因此我们的经济就感到极端的困难”。 125
私人财产转化为国有财产以后，该发生的事情自然会发生。国有财产的经营者利用专政赋予的垄断权，为自己牟利 126 。阶级斗争的托辞，无法掩饰抢劫和贪婪的现实 127 。所谓理想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不幸只存在于文宣部门事后制造的楚门世界中。
苏维埃政权挤干境内的橘子，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1932年6月、10 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 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三期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三百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五元计算，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至二百万人左右。” 128 波尔布特在高棉的业绩，相形之下不免逊色。纸币同样在1932年开始发行，强制收兑了苏区残余的贵金属，然后像列宁的卢布一样迅速破产。“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为二百万元。至1934年10月中旬，发行总数竟高达八百万元。” 129 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苏维埃政权照例归咎于资产阶级的破坏。1932年的《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第八条规定：“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者，以破坏苏维埃革命战争罪论处。”1934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以死刑。”《红色中华》在 1933年第106期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金融犯）特别是奸商、地主、富农，从速捕禁、罚款，以至没收、枪决。” 130 1933年，远东局领导米夫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地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 131
这种现象并不是张闻天个人的失误，也不限于中央苏区一地。苏维埃所到之处，社会无不残破。有产阶级的消失非但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反而使他们赤裸裸地面对专政机构的勒索。列宁主义者汲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出了儒家士绅和旧式军阀所能想象的程度。苏区像挤干的橘子一样，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残羹剩饭。壮丁、财富和粮食，全都落入党的手中 132 。革命初期尚称殷实，有大批土豪可打， 133 不出五年就残破不堪，只剩下嗷嗷待哺的老弱病残 134 。
-《远东的线索》第三章 第四节
那些学生为什么闹呢，因为“本升专”妨碍他们考公考研了，也就是说妨碍他们当干部/学术官僚了。好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么多干部或潜在干部，劳动人口却大量减少，不斗行吗？
至于指望这些学生闹革命从而改变中国…
呃，那为什么不指望明清士大夫为了争夺官职而掀起的党争或者早期中共肃反ab团和廷安整风呢？如果那些都不行的话，这些学生只会更不靠谱。
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的实验，给人类的宪制演化留下了两大遗产：干部-群众社会和特务政治。前者消灭和吞食了城市资本主义社会和乡村宗族社会，给苏联发明的超经济剥削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工人和农民解除了失业和夺佃的威胁，得到了强制劳动和军事管理的保障；后者替代了吏治国家的科举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解决了干部集团的管理技术和退出机制问题。干部解除了落第和败选的威胁，得到了处决和监视的“保障”。
远东苏维埃宪制面临的政治问题主要是群众和士兵的逃亡 115 ，因为苏区的边界没有像苏联一样关闭。经济问题主要是战争开支和行政开支有增无减，苏联的援助和土豪的财产都难以填补亏空。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涸泽而渔 116 ，人力的枯竭和物力的枯竭其实只是苏维埃宪制的不同侧面。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队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 117 。
“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 118
苏维埃宪制取消了政治和社会的区别，也就取消了希腊和日耳曼意义上的政治人，将残余的生物人简化为干部-群众-人民公敌三层次。干部在人口当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下降、公敌人口迅速上升。“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 119 江西省苏维埃的报告说：“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 120 “过去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私打土豪，私自开支。有些地方区政府一个月用到一万元，乡政府用到几千元之多。下级埋伏短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财政收支也不照系统，少先队、独立团、游击队、以及过境红军都可以自由地向当地政府提款，政府也不拒绝。这样必然就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把大部分财政用到无用之地。” 121
“财政来源，专靠于土豪， 后就专靠打富农。可是浪费过度，土豪富农均已打尽。于是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一时间连贫农只要有少量现金余存储蓄的都打起来了……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玉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122 富庶的赣南支持不了五年时间，贫瘠的海南连五个月都支持不了。琼崖特委从“屠杀土豪劣绅，根本上推翻其政权（1927年9月）” 123 和“要彻底铲除封建基础，杀戮土劣地主，没收一切土地，不交租，不还债，政权归农会（1927年10月）” 124 开始，以“现计（1927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东路收入约共六千余元，均系没收反动派财产得来”和“在可靠的乐会、万宁两县，反动派的财产几乎没收清光，不能再筹，各县又只勉强自给，所靠者只有陵水一县”结束，原因无非是“内战时期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和绑票资本家”和“资本家反动派有了经验，加以防备，因此我们的经济就感到极端的困难”。 125
私人财产转化为国有财产以后，该发生的事情自然会发生。国有财产的经营者利用专政赋予的垄断权，为自己牟利 126 。阶级斗争的托辞，无法掩饰抢劫和贪婪的现实 127 。所谓理想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不幸只存在于文宣部门事后制造的楚门世界中。
苏维埃政权挤干境内的橘子，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1932年6月、10 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 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三期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三百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五元计算，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至二百万人左右。” 128 波尔布特在高棉的业绩，相形之下不免逊色。纸币同样在1932年开始发行，强制收兑了苏区残余的贵金属，然后像列宁的卢布一样迅速破产。“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为二百万元。至1934年10月中旬，发行总数竟高达八百万元。” 129 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苏维埃政权照例归咎于资产阶级的破坏。1932年的《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第八条规定：“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者，以破坏苏维埃革命战争罪论处。”1934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以死刑。”《红色中华》在 1933年第106期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金融犯）特别是奸商、地主、富农，从速捕禁、罚款，以至没收、枪决。” 130 1933年，远东局领导米夫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地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 131
这种现象并不是张闻天个人的失误，也不限于中央苏区一地。苏维埃所到之处，社会无不残破。有产阶级的消失非但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反而使他们赤裸裸地面对专政机构的勒索。列宁主义者汲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出了儒家士绅和旧式军阀所能想象的程度。苏区像挤干的橘子一样，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残羹剩饭。壮丁、财富和粮食，全都落入党的手中 132 。革命初期尚称殷实，有大批土豪可打， 133 不出五年就残破不堪，只剩下嗷嗷待哺的老弱病残 134 。
-《远东的线索》第三章 第四节
那些学生为什么闹呢，因为“本升专”妨碍他们考公考研了，也就是说妨碍他们当干部/学术官僚了。好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么多干部或潜在干部，劳动人口却大量减少，不斗行吗？
至于指望这些学生闹革命从而改变中国…
呃，那为什么不指望明清士大夫为了争夺官职而掀起的党争或者早期中共肃反ab团和廷安整风呢？如果那些都不行的话，这些学生只会更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