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这一篇也曾发在宏迪，属于自我搬运）
有鉴于一些友人对我的经历感兴趣，因此在此分享一下我的自述文件。
已经将所有的具体日期、地点等信息删去。（但补注了 Day XX 来提供一种相对上的时间观念。）有些特别容易锁定的经历也完全删去了（就一段，文中有用斜体字标出——所有在文中用斜体字标出的都是补进去的解释文字）。其他一些看起来比较啰嗦的地方也略有删减（但没有意思上的丢失。）
该自述文件系使用 DeepL 翻译而成（原文为英文），除非特别难以理解的翻译错误（比如某一处不知道为什么「温家宝」三个字突然乱入，而且取代了原本的「习近平」，这就是 AI 犯病了……我全文都没有提到温啊……因此这种错误我会修正的，还有馒头突然变成了「曼陀罗」），不然均保留机翻原本（以免留下过多文本指纹）（有很多小错误比如「凭空消失」变成了「消失在空气中」，还好没有变成经典的「稀薄的空气」）。该自述文件并非最终提交给内政部的版本（最终版本几乎是由律师重组的，因为要遵循某种格式，不能像写故事一样写），因此能力通天的晶哥也请不必做反翻译然后去检索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DeepL 的翻译能力真的很强，比如那些文件的名称什么的，我都没有事后修改，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全对的（偶尔有几个有个别字词的差异，比如应该是「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像「认罪认罚具结书」，我原文用的是「Declaration on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the Punishments」，DeepL 竟能还原得如此正确，想必其语料库很厉害了。
个人资料
我的名字叫🞨🞨🞨。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我于 ×××× 年 ×× 月 ×× 日星期🞨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20×× 年从🞨🞨🞨🞨🞨🞨🞨 (××××) 毕业，获得🞨🞨🞨🞨🞨🞨，我来到🞨🞨🞨🞨，在🞨🞨🞨🞨🞨🞨🞨租了房子。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开始兼职做自由译者，这份工作在我搬到🞨🞨后一直保留着。……（删去一部分工作履历。）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第一次审讯（第一部分）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早上 9 点左右，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四名警察——两名穿制服的，两名穿便服的——敲开了我们的门，声称是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借口是检查我们的户籍信息。一旦门被打开，他们就冲了进来。在核对了我的身份后，其中一名警察将一张纸唰地放在我眼前，说：「这是搜查令。我们现在将依法对你的家进行搜查。」
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搜查。相反，他们站在那里，其中一个人开始大声地、反复地询问我：「你在互联网上发了什么？」
说实话，我在此时的困惑多于惊愕。「我发了什么？」我只能困惑地重复他的问题。
「你知道得很清楚！」
但我没有。而且后来发现，他们也没有「非常了解」它。
我过去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
不幸的是，我以前也有一些「对抗」警察的经历。201× 年 ×× 月中旬，当我还在读高三——中国大陆大学前的最后一年中学教育时，我被四名警察审问，原因是我在推特上发表了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推文，并出现在🞨🞨的「茉莉花散步」聚集点。(我甚至还采取了线下行动，在我的家乡🞨🞨街头宣传刘晓波的事迹，拿着一张在打印店印出来的刘晓波的大海报——很难想象这种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事实上，我严重怀疑今天是否有打印店敢于印制这样的海报）。审讯持续了大约七个小时，但警察很好；他们没有像近年来经常做的那样强迫我做书面忏悔声明。我们以和平的方式交换了意见，我所要做的就是在审讯记录上签字，用他们的话说，「帮我们一个忙，删除相关的推文」，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
然后在 201× 年 ×× 月，……（这一段非常容易暴露信息，无论怎么处理敏感词都不行，因此全文删除）……，就在几个月后，……（同样原因完全隐去）。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紧张，我也说不清。当时我感到很困惑，因为我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任何宣传。后来，当🞨🞨的警察告诉我，我的案子直接来自公安部时，这种疑惑至今仍困扰着我。
然后在 201× 年底，尽管我已经搬到🞨🞨 × 年多了，但同一个警察再次呼叫给我，试图说服我删除另一条推文，其中我用「共匪」一词来描述 1925 年烧毁《北京晨报》的亲共暴徒——这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起初，我拒绝这样做，认为我有权利写我想写的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他随后威胁说要联系我当地的警察官员。考虑到这可能会拖累或给我们的女房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让步了，删除了它。
哦，又是推特！这可能会给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一个印象，认为我一定是一个拥有数万名追随者的推特名人，并时不时地被引用和转发。
但我不是。我谁也不是。是的，我有一个 Twitter 账户，但只有 ×× 多个追随者，而且只关注了大约同样数量的人。我在 20×× 年 ×× 月 ×× 日星期🞨 （注：一个 10 多年前的时间点） 创建了我的 Twitter 账户，并一直使用到现在。我用它来发布我的琐碎想法和一些日常笔记；它的功能是作为我独白的地方，而不是与他人互动。考虑到中国大陆人在表达意见时面临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因此在 2019 年底将我的推特账户改为私人（「保护」）。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第一次审讯（第二部分）
然而，来到我公寓的警察似乎并不同意这一点。
「拿出你们的手机！」其中一名警官命令道。
我们按他说的做了。当警察发现她根本没有张贴任何东西时，我女朋友的手机很快就被归还了。
由于发现没有明显的「反中国共产党」的推文，警察命令我们和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起回到当地警察局做进一步调查。
第一天的审讯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在审讯室里，几名警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仔细查看了我的推文，并问我各种问题，如「这条推文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等等。然而，他们不确定哪条推文「触发」了。(触发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只是在窃窃私语中反复使用「触发」这个词）。
在第一次审讯中，警察坚持认为我使用「共匪」一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侮辱。我辩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只在评论一些西方左翼政党时使用这个词。我向他们解释，我不会用这个词来指代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左翼政党。但警察不接受我的解释。尽管他们完全可以从我的推文内容中了解到我根本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人使用『共匪』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共匪』被『捆绑』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贬义词」。「那是你的理解，不是我的。」我反驳道。「那不是我的理解，那是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东西！让我做个搜索来证明一下。」然后这位警官拿出他的手机，在百度（一个在中国大陆主要使用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共匪」这个词。尴尬的是，搜索引擎没有返回任何结果，这位警官尴尬地笑了笑，放弃了这个话题。
警察还询问了我的信仰和想法。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意志保守主义者，认为小政府、较少的监管（甚至是「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会对人民有益，尤其是对下层社会有益。然后我告诉他们，在个人层面上，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最厌恶集体主义，主张消极自由，厌恶那些在年轻人中日益流行的左翼言论。因此，我从心底里确实是一个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人。「如果你们要对我说教，可以省点力气，」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的反共信念在很小的时候就确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那时我宁可跳墙来上学，也不愿在门口被检查红领巾佩戴。」但我也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对我如此大惊小怪，以及为什么我对他们这次的行动感到困惑不解。我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任何宣传，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关注或评论中国大陆的政治或时事了。「我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我也不能加入逐日强大的左翼异议人士。因此，我不可能去关心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而且，毕竟这是一个个人账户，是我自己的隐私，只发布了一些个人和日常生活相关的言论。」
关于我的信仰和思想的进一步解释
我并没有在反共产主义信仰方面对他们撒谎，我想对任何正在阅读这份声明的人非常诚实和清楚地说明，像所有在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一样，如朝鲜、古巴或委内瑞拉（或任何历史上的政权，如所谓「苏联」下的俄罗斯或乌克兰），我极度厌恶那些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洗脑叙述和宣传。每当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人权危机就会爆发，个人权利被剥夺，政治恐怖爆发，迫害普遍，大规模的贫困和苦难随之而来。这在历史上已被反复证明。无论左派如何努力伪造他们的过去，美化他们的思想，作为一个有家人和亲戚从大饥荒和这个政权前几十年所有那些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大陆人（有些甚至不幸没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给人民带来的所有苦难和人道主义灾难，我听到并不断听到，读到并不断读到，亲眼看到或亲自遭受并不断看到和遭受。不管这些邪恶的思想如今会把自己改头换面成什么样子，或者他们会穿上什么新的「衣服」来掩盖他们邪恶的核心，我都会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唾弃这些魔鬼。
然而，在我不是活动家这一点上，我也没有说谎。我给他们的理由也是真实的，我作为一个人几乎不能取得什么成就，但作为一个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我不能加入左倾的异见团体，宣传他们的左派价值观。人们甚至在几年前都不会想到——而且相当讽刺的是，现在中国大陆与中共斗争最激烈的人主要是左派。因此，中国大陆的许多右派人士都退回到他们的书籍和个人生活中，包括我。我相信我可以作为一个自由译者过着平静的生活，做一个诚实和不屈的人，紧紧抓住我所珍视的价值，不做妥协，也不说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然而，红色恐怖正在卷土重来——不是匆匆忙忙，而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压制言论自由的政策可以追溯到 2013/14 年。但我认为，2015 年夏天对民权律师的大规模抓捕（被称为「709 镇压」）是一个转折点。(这次大规模抓捕的影响有多大？我有个故事要讲——我在看守所遇到的一个不识字的渔民，他住在边疆的海边，竟然隐约知道这个事件。他不是什么活动家，而关于这次镇压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又是被严格封锁的。但连他自己都知道，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我知道几年前，全国有很多律师被抓，因为政府不希望他们为你这样的人辩护，但他们却不听。」）就在那年秋天，印在红布上的宣传标语再次出现，像病毒一样在街上传播。(有些甚至可能挂在居民区。)然后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周强，他在 2017 年初无耻地声称，宪政和司法独立是西方的「邪路」。习近平在第二年强化了这一说法，向人民宣扬他们应该「向西方司法独立的错误思想亮剑」。就在同一年，宪法被修改，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继续执政。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就开始消失。2017 年末，有第一例报道称，人们可能因在推特上发表「不当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最长拘留 15 天或罚款）。这种迫害做法在 2019 年更加严重，据报道，这些发推特的行为开始引发监禁而不是行政拘留。2020 年情况恶化，估计全国各地发生了一千多起像我这样的案件。2021 年，这种红色恐怖已经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对主流宣传的最轻微的「不和谐」都会导致至少六个月的监禁。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至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
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我在当天（Day 1）×× 点左右被释放，但没有带走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警方解释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一旦完成适当的程序，他们就会归还这些东西。
但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从未被归还。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是我「回来」了，到了警察局，进行第二次审讯。这一次，他们开着警车来接我，而且都穿着制服。在彻底检查了我发布的每一条推文后，这一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一张小纸片上预先写好了问题，并打印了我的推文截图。
警方声称在我发布的所有 ×,××× （一个近万的数字）多条推文中发现了 ×× （一个连 30 都不到的数字）条「不当」的推文，其中我被指控使用了习近平的绰号，如 Winnie 和包子，「不恰当地说习近平是笨蛋，因此像木偶一样被王沪宁操纵」。我肯定地说，所有这些推文确实是我自己发布的，是我思想的真实反映。虽然关于「使用习近平的绰号」的指控，我辩称我只是用这些绰号来指代一些时间节点，我并不打算侮辱或构成对他的诽谤。至于推文中称「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大陆的法治状况严重恶化」，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给出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来证明这是事实，现实情况要糟糕得多。然而，警察却搞笑地争辩说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并坚持认为我因此不能对此类话题发表意见。(「你是法律学生吗？你彻底了解了法律吗？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对法治的话题发表评论！」警察说）。警察还有很多荒唐的指责，我都一一反驳或解释给他们听。「毕竟，这些是我的个人意见」。我告诉他们，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发表它们，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
该局的警察部分同意我的最后一点——一旦审讯结束，他们让我在前厅等待，「我们会咨询我们的上司，然后给你一个行政处罚」。
我等了大约三个小时。然而，等待我的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另一次审讯，这次是在刑事审讯室。
🞨🞨区公安分局局长在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亲自来到派出所，指示那里的民警，不要对我的案件进行行政处罚，而必须按刑事犯罪处理。「因为这个案子是上级来的。」他告诉他们。
第三次审讯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警察只是将前两次的记录合并为一份刑事审讯记录。我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因为我在网上发表了与中国党和政治制度有关的各种「不当言论」，「侮辱」了国家领导人。尽管根据中国大陆《刑法》第 293 条，要犯「寻衅滋事」罪，必须「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造成该场所严重混乱」。显然，警方认为，在一个私人推特账户发布的全部 ×,××× 多条（占比不超过 0.×%）的 ×× 条「不当推文」，完全没有人回复、转发或喜欢，已经「造成公共场所的严重混乱」。即使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不承认言论自由为基本人权的地方，这件事的荒谬性也是无法掩盖的。尽管如此，一旦得出结论，剩下要做的就是完成程序。
这些手续继续进行，我被带回我的公寓，以确定「犯罪现场」—在我被铐住胳膊和手铐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指着我的书桌和我的床——警察估计我通常会在那里发布推文。第二天（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4），我被带去进行一些身体检查和其他冗长但必要的程序，涉及到当地刑事侦查大队和数字调查组的合作。次日上午（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我被转移到🞨🞨办案中心，办理最后的看守所预备手续，在《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当天我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根据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只有「有强烈犯罪嫌疑的人，在各地多次作案或者结伙作案的，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可以延长到 30 日」，但我在被刑事拘留的当天，马上就收到了《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将我的拘留期限（正式逮捕我之前）延长到 30 日。这早已成为中国大陆的典型做法。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延长拘留期限的通知（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得到通知），无论案件是否真的那么复杂。
我仍然保留着《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因为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允许我保留副本的文件。
从「隔离所」到看守所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大约 ××:××，经过 × 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被转移到🞨🞨拘留所，该拘留所当时是由🞨🞨市看守所管理的一个独立的「隔离所」，🞨🞨市看守所也就是我最终被转移到的地方。这个所谓的「隔离所」是所有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被拘留的罪犯首先被送往的地方。我被分配到一楼的 ××× 室，那里已经有大约 20 名在押人员。牢房里的在押人员人数并不固定，任何晚上都可能有新的在押人员进来，而一些幸运的人可能会在「取保候审」制度下被保释出来。(后者极为罕见）。
只要你在一楼，你就远远没有可能被转到🞨🞨看守所。你必须等待被「提升」到二楼，从那里开始，你所在的牢房将被视为「密封」，现在你可能至少要等两个星期才能被转移。一个人被困在地面层牢房的时间各不相同，我所知道的最长时间约为 1.5 个月，因此他在转到🞨🞨看守所之前被「隔离」了两个多月。
然而，这种所谓的「隔离」远不是真正的医疗隔离，而是恰恰相反。经常有 20 多人挤在为 15 人设计的牢房里，肮脏的被子和垫子被随意重复使用。每个人都共用一个小塑料盆，从地上的大盆里舀水喝。每个在押人员都有一个一次性面罩，除了睡觉时间，其他时间都要戴着。无论你在那里呆多久，都不会有新的口罩可以更换。一个人只能得到一个一次性口罩，但在整个「隔离」期间，你都要被迫戴着它。经过几周的强制佩戴，为一次性使用而设计的口罩会变黑变黄，起毛，并发出恶臭。有些甚至可能会出现带子断裂的情况。然而无论如何，你必须让它留在你的脸上。在这个「隔离中心」，你不允许洗漱，在你被转到🞨🞨看守所之前，你只有一套衣服可以穿，在那里又经历了两轮「隔离」，等待衣服出现在订货单上。
我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21）被「升格」到二楼的 ××× 室，并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6）被转到🞨🞨看守所。到达🞨🞨看守所后，我先被分配到 ×-×× 号牢房进行「隔离」，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2），我被重新分配到 ×-×× 号牢房进行新一轮的「隔离」（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每周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73），我终于被分配到 ×-×× 牢房，在那里一直呆到出所的前一天。在出所的前一天，我因某种形式上的原因最后一次被转到 ×-×× 牢房。
挣扎着与辩护律师见面
在看守所的每间牢房内，墙上都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印有我们在看守所享有的 12 条权利，同时还有我们必须遵守的 12 条规则。他们说，在过去，这 12 条权利和 12 条规则都需要每个在押人员记住并背诵。然而，到我被拘留时，只要求背诵 12 条规则。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权利正是他们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权利，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
以「在押人员的权利和责任」的第 5 和第 6 条为例。
第 5 条。看守所及时将上诉、申诉、控告、检举和聘请辩护律师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不得扣留、拖延或销毁。
第 6 条。在押人员有权依法与亲属、律师或其他辩护人通信和会面。
材料要及时转发？不可能。除了你的上诉请求，他们根本不会代表你递送任何东西。因此，你甚至不能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假设外面没有人碰巧是你的「直系亲属」（法律要求）为你聘请律师，那么你就没有辩护律师，直到整个程序的最后，控方会在开庭前突然为你指定一名「法律援助」律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案件被认为是重罪，可能导致严重的惩罚。
但是，即使你有幸在外面有律师，看守所的警察也会想方设法阻止你与律师的会面。尽管在目前情况下，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几乎无能为力，但他们仍然是你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渠道。(至于通过信件通信的权利？ 只是一个梦想！）首先，他们告诉你，你「被隔离」了，因此不允许见面。其次，在「隔离」几个月后，你会被告知，由于「传染问题」，看守所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让你和你的律师见面，尽管所谓的「见面」是通过远程语音电话安排的（你在会议室拿着电话的一头，你的律师在看守所的另一栋楼里拿着另一头，距离很远，你根本无法看到你的律师）。最后，当他们重新开放这些会议时（在许多勇敢的律师在外面激烈抗议后），你的律师将不得不先进行预约，然后等待通知。有时，他们会在你会面日的前一天晚上通知你的律师，你的律师需要带上 PCR 测试报告以及证明「在过去 15 天内没有出过城」的文件。如果你的律师不能满足会议的要求，会议将被取消。有时，即使你的律师预订了会议，从那时起就在仔细计算日期，并一直准备所需的文件，以备他们突然来电，但你的律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被通知，预订的会议仍因「预订人数过多」而被取消，「非常欢迎他们在其他时间重新预订」。
不被允许与我的律师见面是我在这整个事件中最大的折磨。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黑匣子里，完全没有来自外界的信息通过。而每一天，每一刻，你都不知道你还要在这个「黑盒子」里忍受多久。……（删去一部分比较个人化的内容。）
我终于在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89）见到了我的律师。在整个期间，我总共见了我的律师四次，分别约 50 分钟（Day 89）、25 分钟（Day 115）、15 分钟（Day 127）和 10 分钟（Day 184），每次我出去和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都被脱掉，被搜身（还有肛门）。与律师见面时，你不应该带任何材料。(又是一项被剥夺的权利！)这太荒谬了，既然我甚至不能真正面对面地看到我的律师，我可以通过这些语音电话会议传递什么材料？(除了最后一次，前三次都是用上述的语音电话方式「见面」的。不过，最后一次，他们升级了设备；因此，我们可以进行视频通话，只是时间限制缩减为 10 分钟）。
但 10 分钟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讨论如何在法庭上为我辩护。我们知道这样做只是徒劳的行为，因此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我将认罪以换取较短的刑期。我利用这些宝贵的会议来获取信息，走出「黑箱」。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后，我的大部分忧虑被清除了，接下来的拘留生活立即变得相对轻松。
论看守所对人权的践踏
除了与律师见面的权利外，其他权利，最主要的是基本人权，在看守所根本上被滥用。
以医疗护理为例。在墙上，写着「第1条。在押人员在被拘留时应接受身体检查；如果在押人员生病，应及时提供医疗服务。」而实际上，值班医生只在周一、周三、周四和周五的上午在牢房的走廊上巡视一次。而当他来到每个牢房门口时，只有一个指定的在押人员可以代表整个牢房走到门口去要药吃。这个「指定的人」往往是牢房里排名第二的恶霸。到了这个发药时间，每个牢房只能要到不超过四种药片，每种不超过四个人的一次性剂量。(但他每天只来不到一次！）发的药是最便宜的，如土霉素（用于任何炎症性疾病）或苯巴比妥（用于止痛）。而且囚犯们不允许私自存放备用药片，尽管我们都这样做了。我们只能用看守所里卖的脏卫生纸把药片包起来，藏在某个角落或缝隙里。即便如此，药品还是经常短缺，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病痛，等待着疾病的消逝。
真正的磨难将从你身患重病需要医生时开始。你可能首先会被牢房里的恶霸（通常是指定的「牢头」）或排名第二的恶霸（通常是指定的「守纪人」）阻挠，因为他们是有权力叫医生的人，你需要说服他们你是真的病得很严重。我曾经在那里的日子里发过一次严重的烧，由于我一生都有鼻炎，我的症状比普通人要严重得多。不断分泌的粘液和痰液一直堵塞着我的呼吸道，使我无法躺下，更不用说睡觉了。因此，我不得不连续四天整夜站在两个指定的站班点之一。(注：「站班」是看守所的一种形式，每间六人以上的牢房都要有在押人员轮流站在牢房的两头当「站班员」，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实权和职责，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第五天，我的右眼球充满了血丝，已经有了病毒感染的明显迹象。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引起了值班医生的注意，让他带我出去检查（当然，这让牢头霸气十足，责怪我忘记了自己，越权了）。然后给我开了一些静脉注射液（我多次询问名称，医生却坚持不告诉我是什么药），然后被负责我牢房的警察带到静脉注射室打点滴，持续三天。
但与「隔离」中心的情况相比，这已经好得多了。在「隔离」中心，我们应该因为呼叫给警察寻求医疗服务而受到惩罚。我记得一个叫「Ｗ🞨🞨」的在押人员，他有哮喘病，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有一次，症状很严重，他觉得不能再忍受了，只好呼叫求救。警察来了，对他非常无礼，非常不耐烦地问他如果不治疗是否真的会死。Ｗ，当时患有严重的窒息症，不满地回答警察：「那就让我死在这里吧！」。警察立即大发雷霆；他们把Ｗ某带了出来，殴打他，并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把他完全束缚起来。
在押人员的家人通常最关心的是一个问题——食物。看守所里提供的食物显然不怎么样，汤里经常有沙子和其他各种污物。但这不会是主要问题，因为你可以买东西吃——那是如果你外面的家人会在你的账户上存钱。但是，即使你没有钱买额外的食物，🞨🞨看守所提供的食物也比🞨🞨拘留所提供的食物好得多（🞨🞨拘留所在我们最初被拘留时是作为「隔离所」）。在🞨🞨，早上和下午四点左右只有一个馒头，配有正好三片腌制的辣根或黄瓜片（递给我们吃的时候经常变酸）；中午会有一碗咸汤饭；并且不可以购买食物。在🞨🞨看守所，水汤已经变成了更浓的汤，每天有两次，是在中午和下午。馒头并不限于人均一个，上午提供的腌制萝卜条是绝对的美味，我甚至到现在都记得。因此，我想说，虽然这些食物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东西，但也是相当可以接受的。看守所里额外出售的食物也不怎么样，经常有食品安全问题，而且价格比外面的价格要高很多，甚至翻倍。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看守所的警察会故意指定牢房的恶霸来负责牢房。一个「特权」阶层随之出现，尽管没有多少特权可供争夺。如果你是一个被任命为「牢头」或「纪律监督员」的牢头，或者你的家人找到了与负责官员的特殊「联系」（这通常意味着贿赂和腐败），你唯一能得到的特权就是在板上有更大的空间睡觉，或者免除夜班的守卫职责。然而，由于牢房里的犯人几乎总是严重超载，更宽的空间意味着一切。一个普通尺寸的牢房（长约 7.5 米，宽约 5.5 米）最初是为容纳 16 名囚犯而设计的；后来，它被重新调整为 22 人。然而现在，通常男牢房最多可容纳 30 至 33 人，女牢房最多可容纳 45 人。(我不否认有好的时候，我的牢房里只有 24 名囚犯。但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板会非常拥挤，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睡在地上，这将被视为一种「奖励」而不是惩罚，因为你可以占用更多的空间。如果木板被塞到最大，睡在上面的人只能侧身而睡，甚至整晚都不能翻身。
另一个可能引起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体罚或在押人员是否会在看守所受到酷刑。事实上，现在警察不太可能打你，尽管这种事情仍然发生。(大多数体罚是在看守所外发生的，由警察在审讯时进行。)不，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宁愿用一些不太费力的方式来折磨你。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我的狱友的故事，他叫王🞨🞨。
论与王🞨🞨的相识
在这里，我想提到一个人。他叫王🞨🞨，196× 年 × 月 × 日星期🞨出生，是一位系统科学的知识分子和机械设计的工程师。他因「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判处 30 个月监禁。他是一个真正反对中共政权的斗士，曾多次到北京抗议。北京警方只对他进行了四次 7 至 15 天的行政处罚，而🞨🞨当地法院却根据他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忽视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将他判处监禁。他从未向政权屈服，甚至在看守所里也一直坚持斗争。他义无反顾地争取上诉权；他合法地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然而，等待他的是大量的酷刑手段。王某经常被戴上全副甲胄，连接手铐和脚镣的链条被打了好几个结（以减少长度），以确保他只能在上身向前弯曲的情况下移动，就像做一个深鞠躬。这种情况每次都可能持续数周（通常是一到三周）。他不得不戴着这些仪器睡觉，即使是痛风引起的关节积液也不能获得警察的同情而被提前解开枷锁。有时，他甚至会被限制成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几乎不能移动的姿势，然后被固定在木板上的镣铐上，时间往往是几天到一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能上厕所，只能在其他犯人的帮助下在木板上大小便。但王某有坚强的意志，有时他仍会尝试喊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会给他注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几天的严重肌肉无力。通常情况下，在被注射了那种东西之后，人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来形成任何句子。
我是在被分配到 ×-×× 号牢房时认识王的。他很快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因为他们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能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用正式的代词来称呼别人，说话时很谦虚。他告诉我，他刚被拘留时体重为 85 公斤。但当我看到他时，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遭受了所有的折磨，他看起来极其瘦弱，老态龙钟，头发稀疏灰白，眉毛几乎发白。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和证据，说明写在墙上的几乎每一项权利是如何被侵犯的。然而，这将使这份声明读起来过于乏味。
关于我的案件进展情况
回到我的案子上。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44），大约 11 点，我收到了逮捕令，比 37 天的时限晚了 6 天，但文件上一切正常。在文件上，发出逮捕令的日期是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6）。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67），我收到了《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还有一份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我的文件（具体名称我记不清了）。后一份文件是错误地发给我的，不应该由我来阅读，内容如下。“……犯罪嫌疑人多次在网上发表涉及中国党和政治制度的各类言论，侮辱国家领导人，情节严重，因此犯罪嫌疑人依法具有社会危险性。」那么，这一次，我在私人推文上的独白被认为是「危害社会」，那么！
而前者应该是由我（「嫌疑人」）填写的，并在签发逮捕令之前寄回当地检察院。毕竟，检方在考虑是否批准逮捕时，应考虑到嫌疑人的意见。显然，他们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时间机器，把我的意见送回了过去。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07），两名检察官来到看守所，正式通知我，我的案卷已经移交给他们进行「审查起诉」，这个时期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99）开始，通常不超过一个月。该通知再次晚了六天，因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该通知需要在「收到案件档案后三天内」发出（第 34 条）。然而，在起诉书上，我收到这份通知的日期被「纠正」为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99），这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我们被严格禁止在发给我们签字的任何文件上写日期。但我总是无视这一禁令，坚持必须签署日期，但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无耻地伪造文件上的每一个细节，使其看起来合法，但他们却懒得纠正一个小小的错字（他们把 ‘Twitter’ 错写成 ‘Witter’），这个错字从最初的逮捕令请求文件到最后的判决书一直都存在。
当天，我与检察官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被口头告知对我的建议刑期为 ×× 个月。这应该是一种形式，需要我的辩护律师在场。这在《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检察官告诉我，我的律师「联系不上」，因此他们请一位他们认识的律师「帮助」我的律师签字。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整个事件中的荒谬和违规行为无处不在。我只想尽快结束。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44），大约 15:30，我收到了起诉书，以及来自法院的其他文件，通知我案件档案随后被移交给他们。然而，起诉书上的签发日期是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12）。这一次，它比 3 天的限制晚了 29 天。起诉书的内容主要是抄袭公安机关提供的文件，其中有错别字，推特账号信息被混淆，记录错误的日期也没有得到纠正。文本中的这些错误将一直延续到最终的判决书中。
在收到起诉书后，我耐心地等待着法庭的审理。然而，正如我的律师后来所透露的那样，我的案件的庭审在最终发生之前被取消了两次。在我们第四次见面时，我的律师告诉我，庭审原定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42）举行，但被取消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然后在 ×× 月重新安排，但又再次被取消。我终于在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92）去了「虚拟法庭」。当我坐在看守所的审讯室里时，法院的庭审是通过互联网在我面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进行的。
庭审只持续了不到 15 分钟，10 天后，即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203），判决书就到了。这一次，文件终于及时到达，没有拖延。
余波
在我获释🞨个月后，🞨🞨警方再次联系我，要求我删除我的推特账户，尽管我从去年🞨月起就没有登录过该账户。我拒绝了，并对他们撒谎说，我已经为该账户设置了 2FA 验证，用于该账户的电话号码被谷歌收回，因为这是一个谷歌语音号码，如果六个月不使用就会被收回。「因此，我无法登录。」我告诉他。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电话里的警察无奈地让步，告诉我当地社区的警察（当时我和父母住在🞨🞨）可能很快就会找到我，「我只是给你一个善意的建议，你的案子来自公安部，不删除你的推文账号迟早会给你带来麻烦。」那位警官说。
我对他的说法相当怀疑，仍然想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低调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引起一个高级机关的如此关注。
然而，他是对的。🞨周后，2021 年 ×× 月 ×× 日星期🞨，我被传唤到当地警察局，并被一名国内安全警察审问，原因正是这个案件。国保警官重新审问了我一些案件的细节，并警告我，我现在是他们的「重点监控对象」。然后他试图让我写一份悔过书，并在其中写上我将拥护中共。我告诉他，这绝对不可能。但他对我说，他必须要有可以交给上级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写一份声明，声明我将遵守法律。「这很简单，」我告诉他，「因为我一直是个守法的人。」然而，他并没有坚持要求我必须删除我的推特账户。
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大陆并寻求庇护？
是的，我被释放了，然而感觉更像是转到了一个更大的监狱，而不是重获自由。审查制度和大规模监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除此以外，信息封锁（主要是审查和封锁互联网上的外国网站）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也在大流行之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随时就会消失。「寻衅滋事」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用来镇压任何敢于对他们的宣传说一句「不和谐」的话的臭名昭著的罪行名称。近年来，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报道了很多案例，但与这些知名的活动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人不为人知。因为我们不是选择做活动家，而中共却不会放过我们。
2021 年 ×× 月，我的一个名叫Ｓ🞨🞨的狱友被释放。他被认定犯有「寻衅滋事罪」，理由与我完全相同。他更不幸，因为他所有的推文都只是转发的推文，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账户设置为私人账户。因此，那些被指控的「不当推文」不仅没有转发、喜欢或收藏，而且他还确保了他的账户完全没有追随者。但他却被判处 ×× 个月的监禁——这比我的监禁多 ×× 个月。
在我和Ｓ🞨🞨的案例中，两个推特账户都是私人账户；两个账户的粉丝都非常少，甚至没有，而且完全是个人账户，完全没有成为反中共的推特名人的意图。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仍然被反复骚扰，最后被关进监狱。更多的苦难被带到了Ｓ某身上。他去年 ×× 岁，在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担任自动化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 × 岁的儿子。然而，他的这种幸福生活却因为在一个绝对私人的账户中转发推文而被打破了！
据估计，仅在过去的 2020 年，就有约一千人因政治原因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这是我的估计，大赦国际最近给出的估计数字是去年 2 月以来的 5,511 例）。而这只是中国大陆对异见人士的基本惩罚水平。除此之外，还有「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妨害公务」，这两个罪名正是为王🞨🞨等人和其他温和的上访者准备的。事实上，有许多女性「罪犯」被指控犯有后一种罪行；然而，她们所做的只是和平请愿，恳求政府重新审查她们被侵犯的权利。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农民。我记得在看守所里一直可以听见一个女犯人用最悲惨、最嘶哑的声音反复地、断断续续地哭喊着：「冤枉！冤枉！……我是被冤枉的！被冤枉了！……」她在不哭喊的时候一定是像王🞨🞨一样被打了镇静剂，然而药效一过，她又会哭喊，声音更加嘶哑，更加疲惫。
再往上走，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其他《国家安全法》规定的犯罪名称。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法》规定的罪行，根据法律，他们可能会被拘留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长达 6 个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在整个刑事程序中被拒绝与他们的律师见面。换句话说，他们可能被「合法」地消失在空气中。
目前中国大陆迫害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的情况很严重，非常严重，而且还在一天天恶化。(请原谅我反复使用「严重」一词来强调。）国际媒体一直在关注维吾尔族人和香港人，这很好。但是，主要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可能比香港人的情况严重得多，但却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指责西方媒体，只是想指出，如果情况真的很严重，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严重，那么异见人士的声音可能就没有机会「传出去」。太多的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毫无头绪。如果这份声明不能安全地呈现在你面前，那么没有人能告诉你，在 2020 年，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看守所里（🞨🞨还有其他看守所），在我见到的不超过 50 个犯人中，有Ｓ🞨🞨、Ｚ🞨🞨博士和我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王🞨🞨被认定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罪行。（Ｚ博士是🞨🞨🞨🞨大学的一名计算机科学讲师；他仅仅因为一条提到彭丽媛——习近平的妻子——的背景的推文而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不到 50 人中就有 4 名政治犯！这是很难得的。整个🞨🞨看守所关押了约 3,000 人，更不用说🞨🞨的其他看守所和监狱了，而🞨🞨只占中国大陆总人口的 0.×% 左右。
自从我被释放后，不，自从我还在看守所里，我就想逃离中国大陆，申请庇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上面提到的逐日恶化的情况，以及对再次被关进监狱的恐惧，由于我不是「初犯」，所以很可能会有更长的刑期。尽管我对监狱生活有很强的韧性，但没有人能抵抗时间。这是一种恐惧，国内安全部警官在 ×× 月份对我进行的「善意提醒」，即我是一个「重点监控对象」，使这种恐惧更加强烈。
这是一种恐惧，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每天的新闻中反复提醒自己。有一个名为 ‘SpeechFreedomCN’（中文名：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特账户，自 2019 年以来一直在收集公开报道的言论犯罪案件。他们的收集在今年 4 月达到了 2,000 个案例。然而，这只是公开报道的案件，其来源是可以找到的。我估计任何人都能从这个收集到的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过去和现在用来将异见者投入监狱的理由中收集到嘲笑和荒谬。现在，你是否是一个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真正的活动家都已经在监狱里了）。而且你不需要发表一些反对中共的严厉言论就能成为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案件的荒谬性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安全区」可以躲藏，你不能再为换取自己的安全而做出让步。基于中国大陆言论自由领域不断恶化的形势和不断飙升的言论犯罪案件，像我这样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的人，有了上面提到的过去的经历，在中国大陆生活就不再安全了。如果我选择继续生活在那里，我每天都会面临被进一步政治迫害的恐惧。
这是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恐惧——差不多整整 ×× 年前，我的母亲Ｌ🞨🞨被警察带走，审讯了将近 24 小时。然后她被指控加入一个在互联网上写文章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团伙。幸运的是，她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因为她加入该「团伙」（「民主论坛」，后来合并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一部分）只有几个月，而且只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
然而，她确实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因为她对这些事业非常投入。她甚至辞去了当地🞨🞨🞨🞨的职务，完全沉浸在这些写作中。然而，讽刺的是，进监狱的不是她而是我，尽管我没有写任何文章。我所做的只是尽力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在 Twitter 上发推特，看 YouTube 视频，使用 Gmail 和维基百科，并在需要时自由发表政治言论。我不是在要求特权；相反，我已经做出了妥协——我把我的推特账户变成了私人账户。但正如我所说，如今他们连一个私下里「不和谐」的声音都无法忍受。
现在，这种对被进一步迫害的恐惧又蔓延到了我的家庭。例如，我的母亲，自从我被释放后，每次听到或看到警车，都会吓得目瞪口呆，生怕警车又要把我带走。
我想起近🞨🞨年前，我母亲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她被带走之前，她买了一整套《昆虫学纪念册》，并告诉我父亲，如果她要入狱，就把这些书送进去。而我却没有这样的雅兴，只告诉我的女朋友给我寄一些字典，毕竟我是个翻译。但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声称，由于大流行病，你不能把任何东西送进看守所。后来，甚至连已经在看守所里的字典也被列为「违禁物品」，因为有一个犯人被发现在字典上写了一本日记。这不禁让我想，为什么这个政权如此脆弱，竟然会害怕人们在看守所里看字典。
离开中国大陆的诸多困难
然而，要离开中国大陆是很困难的。
障碍从一开始就出现在获取护照时。我以前从未获得过护照（因为我从未打算离开）。而获得护照成为我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
最近，该政权不愿意签发护照，并实施了许多限制措施，阻止人们获得护照。早在2月份，我就被告知，「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公民才能申请他们的护照。」当地出入境管理局的办事员说。什么是「最紧急」的情况呢？我问道。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能适用于我——我没有紧急的商务会议要在国外参加；我没有最近去世的国外直系亲属；我没有任何必须在国外治疗的疾病；我也不是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学生。「这些限制什么时候能取消？」「不知道。」他们回答说。「我不打算出去；我只是想获得我的护照；它只是一种像身份证一样的身份证明文件。此外，外面有一场大流行病；谁宁愿出去呢？」我试图说服办事员。「如果我们发给你们护照，你们会想办法溜出去；你估计我不知道吗？」书记员回答道。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站豆瓣上，有一些关于如何申请护照的讨论。事实证明，即使某人确实有这些「合格的紧急情况」，他们的申请也可能被拒绝，甚至更不合理的是被机场拦下。但是我确实在豆瓣上学到了一个绕过这些限制的方法，那就是声称你需要护照来参加 CFA 考试。我马上使用了这个借口，并非常幸运地在 ×× 月成功获得了护照。我听说这个漏洞很快就被处理了，一些报道回来称，当他们用这种方法获得护照时，官员会告诉他们，他们只能获得护照号码来填写 CFA 考试的申请表，而不会发放实体护照，或者他们必须在考试结束后将护照退回给 BEEA。最近，一些报道称，在一些省份，随着官方公告的发布，发放护照的工作被彻底中止了。
我确实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是在🞨🞨被迫害的，而公安警察的数据库在各省之间并不共享，这是他们系统中的一个漏洞，使我能够在我出生的🞨🞨获得护照，因为出入境管理局是公安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当地的国内安全局警察确实知道我的情况，并在我获释后因同一案件重新审讯过我。但幸运的是，他们也没有与当地公安警察共享数据库。
但下一步是另一个障碍，我必须申请签证。我知道在🞨🞨方面，寻求庇护者可能不需要签证，但在中国大陆方面，在国际出发前会检查签证和合格的理由。去年有一则报道（我暂时找不到来源，抱歉），说的是一对老夫妇去美国看他们当时正在生孩子的女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但仍然被上海机场的办事人员阻挠，纠缠了两个多小时，试图阻止他们离开中国。
如果这听起来够荒唐，那么由各种匿名消息来源分享的以下经历已经交叉验证了一个更可怕的现状——希望离开该国的中国大陆公民现在将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检查、搜查，并作为潜在的叛逃者在边境管制中被询问。
有一个 ID 为 @×××××××××××× 的 Twitter 用户在这里分享了他逃离中国大陆并在🞨🞨寻求庇护的惊险经历：……（更新：这条推文已被删除，但如果用谷歌搜索这个链接地址，可以找到几个备份）；其中他声称被审问了大约两个小时，问了各种详细问题，包括他为什么要离开，他在🞨🞨会做什么，他离开前的工作是什么（此时，边检的警察已经向他当地的警察核实了他说的每个细节），以及他何时会回来。他甚至不得不在警察面前订购一张回程票，以说服他们他会回来。
早在今年 ×× 月初，就有另一位 Reddit 用户匿名分享了他的经历。在帖子中，他提供了另一个可怕的细节，即在你办理登机手续之前，你的行李，包括你的电脑和手机中的内容，将被警察搜查。在这个故事中，警察甚至质疑这个人，为什么他的手机看起来如此可疑的干净，说「你这个年龄的人的手机不应该如此干净」。
上述第一个推特消息人士还表示，当他被警察询问时，他也目睹了几个人被拒绝离开而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声称，所有这些被拒绝的不幸的人都是想持旅游签证离开。
最近，即使在那些内容不断被审查的中国大陆网站上，也有关于这种事情的讨论。在豆瓣的一些帖子中，有报道说现在连工人签证都有可能被拒绝离开。
现在中国大陆公民如果想持旅游签证或观光签证离开，在边防检查时被拒绝离开的几率很高，而想持商务签证或工人签证离开的人被拒绝的几率较低（但还是有机会的）。而如果你幸运地没有被直接拒绝，审问和搜查环节仍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危险步骤。9 月，有报道称，有活动人士在离开前就被边检带走了。
因此，由于上述信息，我不得不寻求获得访问签证、商务签证或工人签证以外的签证。于是，学习签证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如上述消息来源所声称的那样，学习签证是「比较安全的」，被立即拒绝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在离开中国大陆时可能会受到较少的询问。他们阻止自己的公民离开确实很荒谬，然而谁又能和这个专制政权讲道理呢。
我不得不申请一个硕士课程来申请学生签证。请原谅我这样做，因为确实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我安全离开中国大陆。几个月前，我开始学习申请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学习过程。我终于设法获得了我需要的所有文件——我再次为这样做真诚地道歉——在 2021 年 ×× 月 ×× 日星期🞨的早上，我登上了前往🞨🞨的火车。从那里我登上了飞往🞨🞨的飞机，然后是另一架飞机，前往🞨🞨。我很幸运，我在🞨🞨机场的询问和搜查环节中幸存下来。部分原因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部分原因是我使用了一些小技巧——我把所有能证明我过去受迫害经历的文件放在档案盒里，同时我把所有其他需要检查的文件放在里面。我把这个档案盒拿在手里，反复地把文件抽出来又放回去。因此，这个档案盒躲过了搜查。
补充说明：× 月 × 日或者 ×× 月 ×× 日均不能代表这个数字到底是一位数还是两位数，实际上，我本来是想全部都用 ×× 月 ×× 日的，没想到处理过程中有些错误，导致出现了个别的 × 月 × 日，其实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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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追注：
没想到 DeepL 还会自动给你加料。比如「不到 50 人中就有 4 名政治犯！这是很难得的。」这句，我就琢磨着我写的啥让它翻译成了「这是很难得的」，结果回去一看原文，根本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是 DeepL 自己加进去的……。
已经将所有的具体日期、地点等信息删去。（但补注了 Day XX 来提供一种相对上的时间观念。）有些特别容易锁定的经历也完全删去了（就一段，文中有用斜体字标出——所有在文中用斜体字标出的都是补进去的解释文字）。其他一些看起来比较啰嗦的地方也略有删减（但没有意思上的丢失。）
该自述文件系使用 DeepL 翻译而成（原文为英文），除非特别难以理解的翻译错误（比如某一处不知道为什么「温家宝」三个字突然乱入，而且取代了原本的「习近平」，这就是 AI 犯病了……我全文都没有提到温啊……因此这种错误我会修正的，还有馒头突然变成了「曼陀罗」），不然均保留机翻原本（以免留下过多文本指纹）（有很多小错误比如「凭空消失」变成了「消失在空气中」，还好没有变成经典的「稀薄的空气」）。该自述文件并非最终提交给内政部的版本（最终版本几乎是由律师重组的，因为要遵循某种格式，不能像写故事一样写），因此能力通天的晶哥也请不必做反翻译然后去检索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DeepL 的翻译能力真的很强，比如那些文件的名称什么的，我都没有事后修改，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全对的（偶尔有几个有个别字词的差异，比如应该是「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像「认罪认罚具结书」，我原文用的是「Declaration on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the Punishments」，DeepL 竟能还原得如此正确，想必其语料库很厉害了。
个人资料
我的名字叫🞨🞨🞨。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我于 ×××× 年 ×× 月 ×× 日星期🞨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20×× 年从🞨🞨🞨🞨🞨🞨🞨 (××××) 毕业，获得🞨🞨🞨🞨🞨🞨，我来到🞨🞨🞨🞨，在🞨🞨🞨🞨🞨🞨🞨租了房子。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开始兼职做自由译者，这份工作在我搬到🞨🞨后一直保留着。……（删去一部分工作履历。）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第一次审讯（第一部分）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早上 9 点左右，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四名警察——两名穿制服的，两名穿便服的——敲开了我们的门，声称是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借口是检查我们的户籍信息。一旦门被打开，他们就冲了进来。在核对了我的身份后，其中一名警察将一张纸唰地放在我眼前，说：「这是搜查令。我们现在将依法对你的家进行搜查。」
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搜查。相反，他们站在那里，其中一个人开始大声地、反复地询问我：「你在互联网上发了什么？」
说实话，我在此时的困惑多于惊愕。「我发了什么？」我只能困惑地重复他的问题。
「你知道得很清楚！」
但我没有。而且后来发现，他们也没有「非常了解」它。
我过去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
不幸的是，我以前也有一些「对抗」警察的经历。201× 年 ×× 月中旬，当我还在读高三——中国大陆大学前的最后一年中学教育时，我被四名警察审问，原因是我在推特上发表了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推文，并出现在🞨🞨的「茉莉花散步」聚集点。(我甚至还采取了线下行动，在我的家乡🞨🞨街头宣传刘晓波的事迹，拿着一张在打印店印出来的刘晓波的大海报——很难想象这种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事实上，我严重怀疑今天是否有打印店敢于印制这样的海报）。审讯持续了大约七个小时，但警察很好；他们没有像近年来经常做的那样强迫我做书面忏悔声明。我们以和平的方式交换了意见，我所要做的就是在审讯记录上签字，用他们的话说，「帮我们一个忙，删除相关的推文」，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
然后在 201× 年 ×× 月，……（这一段非常容易暴露信息，无论怎么处理敏感词都不行，因此全文删除）……，就在几个月后，……（同样原因完全隐去）。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紧张，我也说不清。当时我感到很困惑，因为我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任何宣传。后来，当🞨🞨的警察告诉我，我的案子直接来自公安部时，这种疑惑至今仍困扰着我。
然后在 201× 年底，尽管我已经搬到🞨🞨 × 年多了，但同一个警察再次呼叫给我，试图说服我删除另一条推文，其中我用「共匪」一词来描述 1925 年烧毁《北京晨报》的亲共暴徒——这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起初，我拒绝这样做，认为我有权利写我想写的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他随后威胁说要联系我当地的警察官员。考虑到这可能会拖累或给我们的女房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让步了，删除了它。
哦，又是推特！这可能会给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一个印象，认为我一定是一个拥有数万名追随者的推特名人，并时不时地被引用和转发。
但我不是。我谁也不是。是的，我有一个 Twitter 账户，但只有 ×× 多个追随者，而且只关注了大约同样数量的人。我在 20×× 年 ×× 月 ×× 日星期🞨 （注：一个 10 多年前的时间点） 创建了我的 Twitter 账户，并一直使用到现在。我用它来发布我的琐碎想法和一些日常笔记；它的功能是作为我独白的地方，而不是与他人互动。考虑到中国大陆人在表达意见时面临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因此在 2019 年底将我的推特账户改为私人（「保护」）。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第一次审讯（第二部分）
然而，来到我公寓的警察似乎并不同意这一点。
「拿出你们的手机！」其中一名警官命令道。
我们按他说的做了。当警察发现她根本没有张贴任何东西时，我女朋友的手机很快就被归还了。
由于发现没有明显的「反中国共产党」的推文，警察命令我们和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起回到当地警察局做进一步调查。
第一天的审讯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在审讯室里，几名警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仔细查看了我的推文，并问我各种问题，如「这条推文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等等。然而，他们不确定哪条推文「触发」了。(触发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只是在窃窃私语中反复使用「触发」这个词）。
在第一次审讯中，警察坚持认为我使用「共匪」一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侮辱。我辩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只在评论一些西方左翼政党时使用这个词。我向他们解释，我不会用这个词来指代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左翼政党。但警察不接受我的解释。尽管他们完全可以从我的推文内容中了解到我根本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人使用『共匪』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共匪』被『捆绑』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贬义词」。「那是你的理解，不是我的。」我反驳道。「那不是我的理解，那是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东西！让我做个搜索来证明一下。」然后这位警官拿出他的手机，在百度（一个在中国大陆主要使用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共匪」这个词。尴尬的是，搜索引擎没有返回任何结果，这位警官尴尬地笑了笑，放弃了这个话题。
警察还询问了我的信仰和想法。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意志保守主义者，认为小政府、较少的监管（甚至是「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会对人民有益，尤其是对下层社会有益。然后我告诉他们，在个人层面上，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最厌恶集体主义，主张消极自由，厌恶那些在年轻人中日益流行的左翼言论。因此，我从心底里确实是一个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人。「如果你们要对我说教，可以省点力气，」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的反共信念在很小的时候就确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那时我宁可跳墙来上学，也不愿在门口被检查红领巾佩戴。」但我也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对我如此大惊小怪，以及为什么我对他们这次的行动感到困惑不解。我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任何宣传，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关注或评论中国大陆的政治或时事了。「我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我也不能加入逐日强大的左翼异议人士。因此，我不可能去关心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而且，毕竟这是一个个人账户，是我自己的隐私，只发布了一些个人和日常生活相关的言论。」
关于我的信仰和思想的进一步解释
我并没有在反共产主义信仰方面对他们撒谎，我想对任何正在阅读这份声明的人非常诚实和清楚地说明，像所有在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一样，如朝鲜、古巴或委内瑞拉（或任何历史上的政权，如所谓「苏联」下的俄罗斯或乌克兰），我极度厌恶那些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洗脑叙述和宣传。每当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人权危机就会爆发，个人权利被剥夺，政治恐怖爆发，迫害普遍，大规模的贫困和苦难随之而来。这在历史上已被反复证明。无论左派如何努力伪造他们的过去，美化他们的思想，作为一个有家人和亲戚从大饥荒和这个政权前几十年所有那些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大陆人（有些甚至不幸没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给人民带来的所有苦难和人道主义灾难，我听到并不断听到，读到并不断读到，亲眼看到或亲自遭受并不断看到和遭受。不管这些邪恶的思想如今会把自己改头换面成什么样子，或者他们会穿上什么新的「衣服」来掩盖他们邪恶的核心，我都会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唾弃这些魔鬼。
然而，在我不是活动家这一点上，我也没有说谎。我给他们的理由也是真实的，我作为一个人几乎不能取得什么成就，但作为一个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我不能加入左倾的异见团体，宣传他们的左派价值观。人们甚至在几年前都不会想到——而且相当讽刺的是，现在中国大陆与中共斗争最激烈的人主要是左派。因此，中国大陆的许多右派人士都退回到他们的书籍和个人生活中，包括我。我相信我可以作为一个自由译者过着平静的生活，做一个诚实和不屈的人，紧紧抓住我所珍视的价值，不做妥协，也不说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然而，红色恐怖正在卷土重来——不是匆匆忙忙，而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压制言论自由的政策可以追溯到 2013/14 年。但我认为，2015 年夏天对民权律师的大规模抓捕（被称为「709 镇压」）是一个转折点。(这次大规模抓捕的影响有多大？我有个故事要讲——我在看守所遇到的一个不识字的渔民，他住在边疆的海边，竟然隐约知道这个事件。他不是什么活动家，而关于这次镇压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又是被严格封锁的。但连他自己都知道，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我知道几年前，全国有很多律师被抓，因为政府不希望他们为你这样的人辩护，但他们却不听。」）就在那年秋天，印在红布上的宣传标语再次出现，像病毒一样在街上传播。(有些甚至可能挂在居民区。)然后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周强，他在 2017 年初无耻地声称，宪政和司法独立是西方的「邪路」。习近平在第二年强化了这一说法，向人民宣扬他们应该「向西方司法独立的错误思想亮剑」。就在同一年，宪法被修改，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继续执政。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就开始消失。2017 年末，有第一例报道称，人们可能因在推特上发表「不当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最长拘留 15 天或罚款）。这种迫害做法在 2019 年更加严重，据报道，这些发推特的行为开始引发监禁而不是行政拘留。2020 年情况恶化，估计全国各地发生了一千多起像我这样的案件。2021 年，这种红色恐怖已经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对主流宣传的最轻微的「不和谐」都会导致至少六个月的监禁。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至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
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我在当天（Day 1）×× 点左右被释放，但没有带走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警方解释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一旦完成适当的程序，他们就会归还这些东西。
但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从未被归还。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是我「回来」了，到了警察局，进行第二次审讯。这一次，他们开着警车来接我，而且都穿着制服。在彻底检查了我发布的每一条推文后，这一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一张小纸片上预先写好了问题，并打印了我的推文截图。
警方声称在我发布的所有 ×,××× （一个近万的数字）多条推文中发现了 ×× （一个连 30 都不到的数字）条「不当」的推文，其中我被指控使用了习近平的绰号，如 Winnie 和包子，「不恰当地说习近平是笨蛋，因此像木偶一样被王沪宁操纵」。我肯定地说，所有这些推文确实是我自己发布的，是我思想的真实反映。虽然关于「使用习近平的绰号」的指控，我辩称我只是用这些绰号来指代一些时间节点，我并不打算侮辱或构成对他的诽谤。至于推文中称「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大陆的法治状况严重恶化」，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给出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来证明这是事实，现实情况要糟糕得多。然而，警察却搞笑地争辩说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并坚持认为我因此不能对此类话题发表意见。(「你是法律学生吗？你彻底了解了法律吗？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对法治的话题发表评论！」警察说）。警察还有很多荒唐的指责，我都一一反驳或解释给他们听。「毕竟，这些是我的个人意见」。我告诉他们，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发表它们，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
该局的警察部分同意我的最后一点——一旦审讯结束，他们让我在前厅等待，「我们会咨询我们的上司，然后给你一个行政处罚」。
我等了大约三个小时。然而，等待我的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另一次审讯，这次是在刑事审讯室。
🞨🞨区公安分局局长在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亲自来到派出所，指示那里的民警，不要对我的案件进行行政处罚，而必须按刑事犯罪处理。「因为这个案子是上级来的。」他告诉他们。
第三次审讯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警察只是将前两次的记录合并为一份刑事审讯记录。我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因为我在网上发表了与中国党和政治制度有关的各种「不当言论」，「侮辱」了国家领导人。尽管根据中国大陆《刑法》第 293 条，要犯「寻衅滋事」罪，必须「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造成该场所严重混乱」。显然，警方认为，在一个私人推特账户发布的全部 ×,××× 多条（占比不超过 0.×%）的 ×× 条「不当推文」，完全没有人回复、转发或喜欢，已经「造成公共场所的严重混乱」。即使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不承认言论自由为基本人权的地方，这件事的荒谬性也是无法掩盖的。尽管如此，一旦得出结论，剩下要做的就是完成程序。
这些手续继续进行，我被带回我的公寓，以确定「犯罪现场」—在我被铐住胳膊和手铐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指着我的书桌和我的床——警察估计我通常会在那里发布推文。第二天（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4），我被带去进行一些身体检查和其他冗长但必要的程序，涉及到当地刑事侦查大队和数字调查组的合作。次日上午（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我被转移到🞨🞨办案中心，办理最后的看守所预备手续，在《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当天我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根据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只有「有强烈犯罪嫌疑的人，在各地多次作案或者结伙作案的，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可以延长到 30 日」，但我在被刑事拘留的当天，马上就收到了《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将我的拘留期限（正式逮捕我之前）延长到 30 日。这早已成为中国大陆的典型做法。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延长拘留期限的通知（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得到通知），无论案件是否真的那么复杂。
我仍然保留着《变更刑事拘留期限通知书》，因为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允许我保留副本的文件。
从「隔离所」到看守所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大约 ××:××，经过 × 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被转移到🞨🞨拘留所，该拘留所当时是由🞨🞨市看守所管理的一个独立的「隔离所」，🞨🞨市看守所也就是我最终被转移到的地方。这个所谓的「隔离所」是所有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被拘留的罪犯首先被送往的地方。我被分配到一楼的 ××× 室，那里已经有大约 20 名在押人员。牢房里的在押人员人数并不固定，任何晚上都可能有新的在押人员进来，而一些幸运的人可能会在「取保候审」制度下被保释出来。(后者极为罕见）。
只要你在一楼，你就远远没有可能被转到🞨🞨看守所。你必须等待被「提升」到二楼，从那里开始，你所在的牢房将被视为「密封」，现在你可能至少要等两个星期才能被转移。一个人被困在地面层牢房的时间各不相同，我所知道的最长时间约为 1.5 个月，因此他在转到🞨🞨看守所之前被「隔离」了两个多月。
然而，这种所谓的「隔离」远不是真正的医疗隔离，而是恰恰相反。经常有 20 多人挤在为 15 人设计的牢房里，肮脏的被子和垫子被随意重复使用。每个人都共用一个小塑料盆，从地上的大盆里舀水喝。每个在押人员都有一个一次性面罩，除了睡觉时间，其他时间都要戴着。无论你在那里呆多久，都不会有新的口罩可以更换。一个人只能得到一个一次性口罩，但在整个「隔离」期间，你都要被迫戴着它。经过几周的强制佩戴，为一次性使用而设计的口罩会变黑变黄，起毛，并发出恶臭。有些甚至可能会出现带子断裂的情况。然而无论如何，你必须让它留在你的脸上。在这个「隔离中心」，你不允许洗漱，在你被转到🞨🞨看守所之前，你只有一套衣服可以穿，在那里又经历了两轮「隔离」，等待衣服出现在订货单上。
我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21）被「升格」到二楼的 ××× 室，并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6）被转到🞨🞨看守所。到达🞨🞨看守所后，我先被分配到 ×-×× 号牢房进行「隔离」，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52），我被重新分配到 ×-×× 号牢房进行新一轮的「隔离」（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每周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73），我终于被分配到 ×-×× 牢房，在那里一直呆到出所的前一天。在出所的前一天，我因某种形式上的原因最后一次被转到 ×-×× 牢房。
挣扎着与辩护律师见面
在看守所的每间牢房内，墙上都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印有我们在看守所享有的 12 条权利，同时还有我们必须遵守的 12 条规则。他们说，在过去，这 12 条权利和 12 条规则都需要每个在押人员记住并背诵。然而，到我被拘留时，只要求背诵 12 条规则。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权利正是他们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权利，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
以「在押人员的权利和责任」的第 5 和第 6 条为例。
第 5 条。看守所及时将上诉、申诉、控告、检举和聘请辩护律师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不得扣留、拖延或销毁。
第 6 条。在押人员有权依法与亲属、律师或其他辩护人通信和会面。
材料要及时转发？不可能。除了你的上诉请求，他们根本不会代表你递送任何东西。因此，你甚至不能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假设外面没有人碰巧是你的「直系亲属」（法律要求）为你聘请律师，那么你就没有辩护律师，直到整个程序的最后，控方会在开庭前突然为你指定一名「法律援助」律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案件被认为是重罪，可能导致严重的惩罚。
但是，即使你有幸在外面有律师，看守所的警察也会想方设法阻止你与律师的会面。尽管在目前情况下，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几乎无能为力，但他们仍然是你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渠道。(至于通过信件通信的权利？ 只是一个梦想！）首先，他们告诉你，你「被隔离」了，因此不允许见面。其次，在「隔离」几个月后，你会被告知，由于「传染问题」，看守所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让你和你的律师见面，尽管所谓的「见面」是通过远程语音电话安排的（你在会议室拿着电话的一头，你的律师在看守所的另一栋楼里拿着另一头，距离很远，你根本无法看到你的律师）。最后，当他们重新开放这些会议时（在许多勇敢的律师在外面激烈抗议后），你的律师将不得不先进行预约，然后等待通知。有时，他们会在你会面日的前一天晚上通知你的律师，你的律师需要带上 PCR 测试报告以及证明「在过去 15 天内没有出过城」的文件。如果你的律师不能满足会议的要求，会议将被取消。有时，即使你的律师预订了会议，从那时起就在仔细计算日期，并一直准备所需的文件，以备他们突然来电，但你的律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被通知，预订的会议仍因「预订人数过多」而被取消，「非常欢迎他们在其他时间重新预订」。
不被允许与我的律师见面是我在这整个事件中最大的折磨。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黑匣子里，完全没有来自外界的信息通过。而每一天，每一刻，你都不知道你还要在这个「黑盒子」里忍受多久。……（删去一部分比较个人化的内容。）
我终于在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89）见到了我的律师。在整个期间，我总共见了我的律师四次，分别约 50 分钟（Day 89）、25 分钟（Day 115）、15 分钟（Day 127）和 10 分钟（Day 184），每次我出去和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都被脱掉，被搜身（还有肛门）。与律师见面时，你不应该带任何材料。(又是一项被剥夺的权利！)这太荒谬了，既然我甚至不能真正面对面地看到我的律师，我可以通过这些语音电话会议传递什么材料？(除了最后一次，前三次都是用上述的语音电话方式「见面」的。不过，最后一次，他们升级了设备；因此，我们可以进行视频通话，只是时间限制缩减为 10 分钟）。
但 10 分钟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讨论如何在法庭上为我辩护。我们知道这样做只是徒劳的行为，因此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我将认罪以换取较短的刑期。我利用这些宝贵的会议来获取信息，走出「黑箱」。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后，我的大部分忧虑被清除了，接下来的拘留生活立即变得相对轻松。
论看守所对人权的践踏
除了与律师见面的权利外，其他权利，最主要的是基本人权，在看守所根本上被滥用。
以医疗护理为例。在墙上，写着「第1条。在押人员在被拘留时应接受身体检查；如果在押人员生病，应及时提供医疗服务。」而实际上，值班医生只在周一、周三、周四和周五的上午在牢房的走廊上巡视一次。而当他来到每个牢房门口时，只有一个指定的在押人员可以代表整个牢房走到门口去要药吃。这个「指定的人」往往是牢房里排名第二的恶霸。到了这个发药时间，每个牢房只能要到不超过四种药片，每种不超过四个人的一次性剂量。(但他每天只来不到一次！）发的药是最便宜的，如土霉素（用于任何炎症性疾病）或苯巴比妥（用于止痛）。而且囚犯们不允许私自存放备用药片，尽管我们都这样做了。我们只能用看守所里卖的脏卫生纸把药片包起来，藏在某个角落或缝隙里。即便如此，药品还是经常短缺，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病痛，等待着疾病的消逝。
真正的磨难将从你身患重病需要医生时开始。你可能首先会被牢房里的恶霸（通常是指定的「牢头」）或排名第二的恶霸（通常是指定的「守纪人」）阻挠，因为他们是有权力叫医生的人，你需要说服他们你是真的病得很严重。我曾经在那里的日子里发过一次严重的烧，由于我一生都有鼻炎，我的症状比普通人要严重得多。不断分泌的粘液和痰液一直堵塞着我的呼吸道，使我无法躺下，更不用说睡觉了。因此，我不得不连续四天整夜站在两个指定的站班点之一。(注：「站班」是看守所的一种形式，每间六人以上的牢房都要有在押人员轮流站在牢房的两头当「站班员」，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实权和职责，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第五天，我的右眼球充满了血丝，已经有了病毒感染的明显迹象。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引起了值班医生的注意，让他带我出去检查（当然，这让牢头霸气十足，责怪我忘记了自己，越权了）。然后给我开了一些静脉注射液（我多次询问名称，医生却坚持不告诉我是什么药），然后被负责我牢房的警察带到静脉注射室打点滴，持续三天。
但与「隔离」中心的情况相比，这已经好得多了。在「隔离」中心，我们应该因为呼叫给警察寻求医疗服务而受到惩罚。我记得一个叫「Ｗ🞨🞨」的在押人员，他有哮喘病，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有一次，症状很严重，他觉得不能再忍受了，只好呼叫求救。警察来了，对他非常无礼，非常不耐烦地问他如果不治疗是否真的会死。Ｗ，当时患有严重的窒息症，不满地回答警察：「那就让我死在这里吧！」。警察立即大发雷霆；他们把Ｗ某带了出来，殴打他，并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把他完全束缚起来。
在押人员的家人通常最关心的是一个问题——食物。看守所里提供的食物显然不怎么样，汤里经常有沙子和其他各种污物。但这不会是主要问题，因为你可以买东西吃——那是如果你外面的家人会在你的账户上存钱。但是，即使你没有钱买额外的食物，🞨🞨看守所提供的食物也比🞨🞨拘留所提供的食物好得多（🞨🞨拘留所在我们最初被拘留时是作为「隔离所」）。在🞨🞨，早上和下午四点左右只有一个馒头，配有正好三片腌制的辣根或黄瓜片（递给我们吃的时候经常变酸）；中午会有一碗咸汤饭；并且不可以购买食物。在🞨🞨看守所，水汤已经变成了更浓的汤，每天有两次，是在中午和下午。馒头并不限于人均一个，上午提供的腌制萝卜条是绝对的美味，我甚至到现在都记得。因此，我想说，虽然这些食物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东西，但也是相当可以接受的。看守所里额外出售的食物也不怎么样，经常有食品安全问题，而且价格比外面的价格要高很多，甚至翻倍。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看守所的警察会故意指定牢房的恶霸来负责牢房。一个「特权」阶层随之出现，尽管没有多少特权可供争夺。如果你是一个被任命为「牢头」或「纪律监督员」的牢头，或者你的家人找到了与负责官员的特殊「联系」（这通常意味着贿赂和腐败），你唯一能得到的特权就是在板上有更大的空间睡觉，或者免除夜班的守卫职责。然而，由于牢房里的犯人几乎总是严重超载，更宽的空间意味着一切。一个普通尺寸的牢房（长约 7.5 米，宽约 5.5 米）最初是为容纳 16 名囚犯而设计的；后来，它被重新调整为 22 人。然而现在，通常男牢房最多可容纳 30 至 33 人，女牢房最多可容纳 45 人。(我不否认有好的时候，我的牢房里只有 24 名囚犯。但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板会非常拥挤，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睡在地上，这将被视为一种「奖励」而不是惩罚，因为你可以占用更多的空间。如果木板被塞到最大，睡在上面的人只能侧身而睡，甚至整晚都不能翻身。
另一个可能引起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体罚或在押人员是否会在看守所受到酷刑。事实上，现在警察不太可能打你，尽管这种事情仍然发生。(大多数体罚是在看守所外发生的，由警察在审讯时进行。)不，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宁愿用一些不太费力的方式来折磨你。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我的狱友的故事，他叫王🞨🞨。
论与王🞨🞨的相识
在这里，我想提到一个人。他叫王🞨🞨，196× 年 × 月 × 日星期🞨出生，是一位系统科学的知识分子和机械设计的工程师。他因「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判处 30 个月监禁。他是一个真正反对中共政权的斗士，曾多次到北京抗议。北京警方只对他进行了四次 7 至 15 天的行政处罚，而🞨🞨当地法院却根据他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忽视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将他判处监禁。他从未向政权屈服，甚至在看守所里也一直坚持斗争。他义无反顾地争取上诉权；他合法地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然而，等待他的是大量的酷刑手段。王某经常被戴上全副甲胄，连接手铐和脚镣的链条被打了好几个结（以减少长度），以确保他只能在上身向前弯曲的情况下移动，就像做一个深鞠躬。这种情况每次都可能持续数周（通常是一到三周）。他不得不戴着这些仪器睡觉，即使是痛风引起的关节积液也不能获得警察的同情而被提前解开枷锁。有时，他甚至会被限制成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几乎不能移动的姿势，然后被固定在木板上的镣铐上，时间往往是几天到一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能上厕所，只能在其他犯人的帮助下在木板上大小便。但王某有坚强的意志，有时他仍会尝试喊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会给他注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几天的严重肌肉无力。通常情况下，在被注射了那种东西之后，人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来形成任何句子。
我是在被分配到 ×-×× 号牢房时认识王的。他很快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因为他们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能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用正式的代词来称呼别人，说话时很谦虚。他告诉我，他刚被拘留时体重为 85 公斤。但当我看到他时，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遭受了所有的折磨，他看起来极其瘦弱，老态龙钟，头发稀疏灰白，眉毛几乎发白。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和证据，说明写在墙上的几乎每一项权利是如何被侵犯的。然而，这将使这份声明读起来过于乏味。
关于我的案件进展情况
回到我的案子上。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44），大约 11 点，我收到了逮捕令，比 37 天的时限晚了 6 天，但文件上一切正常。在文件上，发出逮捕令的日期是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36）。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67），我收到了《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还有一份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我的文件（具体名称我记不清了）。后一份文件是错误地发给我的，不应该由我来阅读，内容如下。“……犯罪嫌疑人多次在网上发表涉及中国党和政治制度的各类言论，侮辱国家领导人，情节严重，因此犯罪嫌疑人依法具有社会危险性。」那么，这一次，我在私人推文上的独白被认为是「危害社会」，那么！
而前者应该是由我（「嫌疑人」）填写的，并在签发逮捕令之前寄回当地检察院。毕竟，检方在考虑是否批准逮捕时，应考虑到嫌疑人的意见。显然，他们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时间机器，把我的意见送回了过去。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07），两名检察官来到看守所，正式通知我，我的案卷已经移交给他们进行「审查起诉」，这个时期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99）开始，通常不超过一个月。该通知再次晚了六天，因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该通知需要在「收到案件档案后三天内」发出（第 34 条）。然而，在起诉书上，我收到这份通知的日期被「纠正」为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99），这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我们被严格禁止在发给我们签字的任何文件上写日期。但我总是无视这一禁令，坚持必须签署日期，但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无耻地伪造文件上的每一个细节，使其看起来合法，但他们却懒得纠正一个小小的错字（他们把 ‘Twitter’ 错写成 ‘Witter’），这个错字从最初的逮捕令请求文件到最后的判决书一直都存在。
当天，我与检察官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被口头告知对我的建议刑期为 ×× 个月。这应该是一种形式，需要我的辩护律师在场。这在《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检察官告诉我，我的律师「联系不上」，因此他们请一位他们认识的律师「帮助」我的律师签字。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整个事件中的荒谬和违规行为无处不在。我只想尽快结束。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44），大约 15:30，我收到了起诉书，以及来自法院的其他文件，通知我案件档案随后被移交给他们。然而，起诉书上的签发日期是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12）。这一次，它比 3 天的限制晚了 29 天。起诉书的内容主要是抄袭公安机关提供的文件，其中有错别字，推特账号信息被混淆，记录错误的日期也没有得到纠正。文本中的这些错误将一直延续到最终的判决书中。
在收到起诉书后，我耐心地等待着法庭的审理。然而，正如我的律师后来所透露的那样，我的案件的庭审在最终发生之前被取消了两次。在我们第四次见面时，我的律师告诉我，庭审原定于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42）举行，但被取消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然后在 ×× 月重新安排，但又再次被取消。我终于在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192）去了「虚拟法庭」。当我坐在看守所的审讯室里时，法院的庭审是通过互联网在我面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进行的。
庭审只持续了不到 15 分钟，10 天后，即 2020 年 ×× 月 ×× 日星期🞨（Day 203），判决书就到了。这一次，文件终于及时到达，没有拖延。
余波
在我获释🞨个月后，🞨🞨警方再次联系我，要求我删除我的推特账户，尽管我从去年🞨月起就没有登录过该账户。我拒绝了，并对他们撒谎说，我已经为该账户设置了 2FA 验证，用于该账户的电话号码被谷歌收回，因为这是一个谷歌语音号码，如果六个月不使用就会被收回。「因此，我无法登录。」我告诉他。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电话里的警察无奈地让步，告诉我当地社区的警察（当时我和父母住在🞨🞨）可能很快就会找到我，「我只是给你一个善意的建议，你的案子来自公安部，不删除你的推文账号迟早会给你带来麻烦。」那位警官说。
我对他的说法相当怀疑，仍然想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低调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引起一个高级机关的如此关注。
然而，他是对的。🞨周后，2021 年 ×× 月 ×× 日星期🞨，我被传唤到当地警察局，并被一名国内安全警察审问，原因正是这个案件。国保警官重新审问了我一些案件的细节，并警告我，我现在是他们的「重点监控对象」。然后他试图让我写一份悔过书，并在其中写上我将拥护中共。我告诉他，这绝对不可能。但他对我说，他必须要有可以交给上级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写一份声明，声明我将遵守法律。「这很简单，」我告诉他，「因为我一直是个守法的人。」然而，他并没有坚持要求我必须删除我的推特账户。
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大陆并寻求庇护？
是的，我被释放了，然而感觉更像是转到了一个更大的监狱，而不是重获自由。审查制度和大规模监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除此以外，信息封锁（主要是审查和封锁互联网上的外国网站）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也在大流行之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随时就会消失。「寻衅滋事」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用来镇压任何敢于对他们的宣传说一句「不和谐」的话的臭名昭著的罪行名称。近年来，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报道了很多案例，但与这些知名的活动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人不为人知。因为我们不是选择做活动家，而中共却不会放过我们。
2021 年 ×× 月，我的一个名叫Ｓ🞨🞨的狱友被释放。他被认定犯有「寻衅滋事罪」，理由与我完全相同。他更不幸，因为他所有的推文都只是转发的推文，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账户设置为私人账户。因此，那些被指控的「不当推文」不仅没有转发、喜欢或收藏，而且他还确保了他的账户完全没有追随者。但他却被判处 ×× 个月的监禁——这比我的监禁多 ×× 个月。
在我和Ｓ🞨🞨的案例中，两个推特账户都是私人账户；两个账户的粉丝都非常少，甚至没有，而且完全是个人账户，完全没有成为反中共的推特名人的意图。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仍然被反复骚扰，最后被关进监狱。更多的苦难被带到了Ｓ某身上。他去年 ×× 岁，在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担任自动化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 × 岁的儿子。然而，他的这种幸福生活却因为在一个绝对私人的账户中转发推文而被打破了！
据估计，仅在过去的 2020 年，就有约一千人因政治原因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这是我的估计，大赦国际最近给出的估计数字是去年 2 月以来的 5,511 例）。而这只是中国大陆对异见人士的基本惩罚水平。除此之外，还有「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妨害公务」，这两个罪名正是为王🞨🞨等人和其他温和的上访者准备的。事实上，有许多女性「罪犯」被指控犯有后一种罪行；然而，她们所做的只是和平请愿，恳求政府重新审查她们被侵犯的权利。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农民。我记得在看守所里一直可以听见一个女犯人用最悲惨、最嘶哑的声音反复地、断断续续地哭喊着：「冤枉！冤枉！……我是被冤枉的！被冤枉了！……」她在不哭喊的时候一定是像王🞨🞨一样被打了镇静剂，然而药效一过，她又会哭喊，声音更加嘶哑，更加疲惫。
再往上走，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其他《国家安全法》规定的犯罪名称。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法》规定的罪行，根据法律，他们可能会被拘留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长达 6 个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在整个刑事程序中被拒绝与他们的律师见面。换句话说，他们可能被「合法」地消失在空气中。
目前中国大陆迫害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的情况很严重，非常严重，而且还在一天天恶化。(请原谅我反复使用「严重」一词来强调。）国际媒体一直在关注维吾尔族人和香港人，这很好。但是，主要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可能比香港人的情况严重得多，但却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指责西方媒体，只是想指出，如果情况真的很严重，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严重，那么异见人士的声音可能就没有机会「传出去」。太多的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毫无头绪。如果这份声明不能安全地呈现在你面前，那么没有人能告诉你，在 2020 年，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看守所里（🞨🞨还有其他看守所），在我见到的不超过 50 个犯人中，有Ｓ🞨🞨、Ｚ🞨🞨博士和我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王🞨🞨被认定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罪行。（Ｚ博士是🞨🞨🞨🞨大学的一名计算机科学讲师；他仅仅因为一条提到彭丽媛——习近平的妻子——的背景的推文而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不到 50 人中就有 4 名政治犯！这是很难得的。整个🞨🞨看守所关押了约 3,000 人，更不用说🞨🞨的其他看守所和监狱了，而🞨🞨只占中国大陆总人口的 0.×% 左右。
自从我被释放后，不，自从我还在看守所里，我就想逃离中国大陆，申请庇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上面提到的逐日恶化的情况，以及对再次被关进监狱的恐惧，由于我不是「初犯」，所以很可能会有更长的刑期。尽管我对监狱生活有很强的韧性，但没有人能抵抗时间。这是一种恐惧，国内安全部警官在 ×× 月份对我进行的「善意提醒」，即我是一个「重点监控对象」，使这种恐惧更加强烈。
这是一种恐惧，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每天的新闻中反复提醒自己。有一个名为 ‘SpeechFreedomCN’（中文名：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特账户，自 2019 年以来一直在收集公开报道的言论犯罪案件。他们的收集在今年 4 月达到了 2,000 个案例。然而，这只是公开报道的案件，其来源是可以找到的。我估计任何人都能从这个收集到的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过去和现在用来将异见者投入监狱的理由中收集到嘲笑和荒谬。现在，你是否是一个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真正的活动家都已经在监狱里了）。而且你不需要发表一些反对中共的严厉言论就能成为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案件的荒谬性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安全区」可以躲藏，你不能再为换取自己的安全而做出让步。基于中国大陆言论自由领域不断恶化的形势和不断飙升的言论犯罪案件，像我这样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的人，有了上面提到的过去的经历，在中国大陆生活就不再安全了。如果我选择继续生活在那里，我每天都会面临被进一步政治迫害的恐惧。
这是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恐惧——差不多整整 ×× 年前，我的母亲Ｌ🞨🞨被警察带走，审讯了将近 24 小时。然后她被指控加入一个在互联网上写文章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团伙。幸运的是，她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因为她加入该「团伙」（「民主论坛」，后来合并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一部分）只有几个月，而且只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
然而，她确实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因为她对这些事业非常投入。她甚至辞去了当地🞨🞨🞨🞨的职务，完全沉浸在这些写作中。然而，讽刺的是，进监狱的不是她而是我，尽管我没有写任何文章。我所做的只是尽力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在 Twitter 上发推特，看 YouTube 视频，使用 Gmail 和维基百科，并在需要时自由发表政治言论。我不是在要求特权；相反，我已经做出了妥协——我把我的推特账户变成了私人账户。但正如我所说，如今他们连一个私下里「不和谐」的声音都无法忍受。
现在，这种对被进一步迫害的恐惧又蔓延到了我的家庭。例如，我的母亲，自从我被释放后，每次听到或看到警车，都会吓得目瞪口呆，生怕警车又要把我带走。
我想起近🞨🞨年前，我母亲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她被带走之前，她买了一整套《昆虫学纪念册》，并告诉我父亲，如果她要入狱，就把这些书送进去。而我却没有这样的雅兴，只告诉我的女朋友给我寄一些字典，毕竟我是个翻译。但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声称，由于大流行病，你不能把任何东西送进看守所。后来，甚至连已经在看守所里的字典也被列为「违禁物品」，因为有一个犯人被发现在字典上写了一本日记。这不禁让我想，为什么这个政权如此脆弱，竟然会害怕人们在看守所里看字典。
离开中国大陆的诸多困难
然而，要离开中国大陆是很困难的。
障碍从一开始就出现在获取护照时。我以前从未获得过护照（因为我从未打算离开）。而获得护照成为我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
最近，该政权不愿意签发护照，并实施了许多限制措施，阻止人们获得护照。早在2月份，我就被告知，「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公民才能申请他们的护照。」当地出入境管理局的办事员说。什么是「最紧急」的情况呢？我问道。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能适用于我——我没有紧急的商务会议要在国外参加；我没有最近去世的国外直系亲属；我没有任何必须在国外治疗的疾病；我也不是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学生。「这些限制什么时候能取消？」「不知道。」他们回答说。「我不打算出去；我只是想获得我的护照；它只是一种像身份证一样的身份证明文件。此外，外面有一场大流行病；谁宁愿出去呢？」我试图说服办事员。「如果我们发给你们护照，你们会想办法溜出去；你估计我不知道吗？」书记员回答道。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站豆瓣上，有一些关于如何申请护照的讨论。事实证明，即使某人确实有这些「合格的紧急情况」，他们的申请也可能被拒绝，甚至更不合理的是被机场拦下。但是我确实在豆瓣上学到了一个绕过这些限制的方法，那就是声称你需要护照来参加 CFA 考试。我马上使用了这个借口，并非常幸运地在 ×× 月成功获得了护照。我听说这个漏洞很快就被处理了，一些报道回来称，当他们用这种方法获得护照时，官员会告诉他们，他们只能获得护照号码来填写 CFA 考试的申请表，而不会发放实体护照，或者他们必须在考试结束后将护照退回给 BEEA。最近，一些报道称，在一些省份，随着官方公告的发布，发放护照的工作被彻底中止了。
我确实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是在🞨🞨被迫害的，而公安警察的数据库在各省之间并不共享，这是他们系统中的一个漏洞，使我能够在我出生的🞨🞨获得护照，因为出入境管理局是公安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当地的国内安全局警察确实知道我的情况，并在我获释后因同一案件重新审讯过我。但幸运的是，他们也没有与当地公安警察共享数据库。
但下一步是另一个障碍，我必须申请签证。我知道在🞨🞨方面，寻求庇护者可能不需要签证，但在中国大陆方面，在国际出发前会检查签证和合格的理由。去年有一则报道（我暂时找不到来源，抱歉），说的是一对老夫妇去美国看他们当时正在生孩子的女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但仍然被上海机场的办事人员阻挠，纠缠了两个多小时，试图阻止他们离开中国。
如果这听起来够荒唐，那么由各种匿名消息来源分享的以下经历已经交叉验证了一个更可怕的现状——希望离开该国的中国大陆公民现在将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检查、搜查，并作为潜在的叛逃者在边境管制中被询问。
有一个 ID 为 @×××××××××××× 的 Twitter 用户在这里分享了他逃离中国大陆并在🞨🞨寻求庇护的惊险经历：……（更新：这条推文已被删除，但如果用谷歌搜索这个链接地址，可以找到几个备份）；其中他声称被审问了大约两个小时，问了各种详细问题，包括他为什么要离开，他在🞨🞨会做什么，他离开前的工作是什么（此时，边检的警察已经向他当地的警察核实了他说的每个细节），以及他何时会回来。他甚至不得不在警察面前订购一张回程票，以说服他们他会回来。
早在今年 ×× 月初，就有另一位 Reddit 用户匿名分享了他的经历。在帖子中，他提供了另一个可怕的细节，即在你办理登机手续之前，你的行李，包括你的电脑和手机中的内容，将被警察搜查。在这个故事中，警察甚至质疑这个人，为什么他的手机看起来如此可疑的干净，说「你这个年龄的人的手机不应该如此干净」。
上述第一个推特消息人士还表示，当他被警察询问时，他也目睹了几个人被拒绝离开而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声称，所有这些被拒绝的不幸的人都是想持旅游签证离开。
最近，即使在那些内容不断被审查的中国大陆网站上，也有关于这种事情的讨论。在豆瓣的一些帖子中，有报道说现在连工人签证都有可能被拒绝离开。
现在中国大陆公民如果想持旅游签证或观光签证离开，在边防检查时被拒绝离开的几率很高，而想持商务签证或工人签证离开的人被拒绝的几率较低（但还是有机会的）。而如果你幸运地没有被直接拒绝，审问和搜查环节仍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危险步骤。9 月，有报道称，有活动人士在离开前就被边检带走了。
因此，由于上述信息，我不得不寻求获得访问签证、商务签证或工人签证以外的签证。于是，学习签证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如上述消息来源所声称的那样，学习签证是「比较安全的」，被立即拒绝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在离开中国大陆时可能会受到较少的询问。他们阻止自己的公民离开确实很荒谬，然而谁又能和这个专制政权讲道理呢。
我不得不申请一个硕士课程来申请学生签证。请原谅我这样做，因为确实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我安全离开中国大陆。几个月前，我开始学习申请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学习过程。我终于设法获得了我需要的所有文件——我再次为这样做真诚地道歉——在 2021 年 ×× 月 ×× 日星期🞨的早上，我登上了前往🞨🞨的火车。从那里我登上了飞往🞨🞨的飞机，然后是另一架飞机，前往🞨🞨。我很幸运，我在🞨🞨机场的询问和搜查环节中幸存下来。部分原因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部分原因是我使用了一些小技巧——我把所有能证明我过去受迫害经历的文件放在档案盒里，同时我把所有其他需要检查的文件放在里面。我把这个档案盒拿在手里，反复地把文件抽出来又放回去。因此，这个档案盒躲过了搜查。
补充说明：× 月 × 日或者 ×× 月 ×× 日均不能代表这个数字到底是一位数还是两位数，实际上，我本来是想全部都用 ×× 月 ×× 日的，没想到处理过程中有些错误，导致出现了个别的 × 月 × 日，其实没有区别的。
——————
一天后追注：
没想到 DeepL 还会自动给你加料。比如「不到 50 人中就有 4 名政治犯！这是很难得的。」这句，我就琢磨着我写的啥让它翻译成了「这是很难得的」，结果回去一看原文，根本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是 DeepL 自己加进去的……。
33 个评论
感謝分享經歷
除了再次感嘆在沒人權的國家
人民是如何辛苦外
這種法律環境下
要當個律師且對得起自己法律素養與職業良知
也太困難了……
除了再次感嘆在沒人權的國家
人民是如何辛苦外
這種法律環境下
要當個律師且對得起自己法律素養與職業良知
也太困難了……
感謝分享。愿您在自由世界的生活幸福美滿平安喜樂。
他們怎麼知道那個推特帳戶的真人是你？
>> 他們怎麼知道那個推特帳戶的真人是你？
因为我不觉得面对警察时需要抵赖，那个账户就是我的，我既然敢说，就敢认。
但是，假如你觉得巧妙的抵赖方法就能蒙混过去，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甚至遇到过一个因其早已删除的推特账号推文而入狱的。就是说，当这个人被警察传唤调查的时候，涉案的推特号已经删除了大半年了。
也就是说，即便是被删除的账号，警察依旧能够知道是谁的（那个账号确实是他的），再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的警察说这账号是你的，你不认，有用吗？
我们这些案子都是直接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从公安部下达的，也就是说是全中国大陆统一有某个特殊部门先侦察好，然后统一交给地方去处理的（虽然提请批捕的文书上依旧会写成「××分局的网警在工作中发现」）。我在自述中也提到了这点，即便是地方警察觉得没什么大事，想帮你化解，也化解不了。更不必说你想自己蒙混过去了。这属于一次「拉清单」，攒了不知道多久，因此甚至出现了账户都删了还能定位到个人的情况。
>> 因为我不觉得面对警察时需要抵赖，那个账户就是我的，我既然敢说，就敢认。但是，假如你觉得巧妙的抵...
然則，推特有可能跟中共合作，不時提供中国異見人士的用戶資料。就算網絡供應商有你瀏覽推特的記錄，也不應該精確到可以鎖定特定帳戶吧。
相同经历，我是1967年11月2日斿水去HK的，这行动改变了我全部人生！
>> 然則，推特有可能跟中共合作，不時提供中国異見人士的用戶資料。就算網絡供應商有你瀏覽推特的記錄，...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一直以来像编程随想那样上网的人，确实不是那么容易锁定到个人。但大部分人都不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感觉自己没有在网络上说过什么「太出格」的话的人，并非「专业键政人士」的人。
再就是，锁定到具体个人的操作是有一个集中组织在做，做完了确定好之后直接拉清单给基层警察去抓人，因此基层警察都没有反驳的权利。这个组织技术可能更好一些，但也比较慢，就像我说的，我见过推号都已经删掉大半年还被抓的。这种基层警察取证就很困难，这个高层组织只负责确定谁要抓，但不负责提供证据，还得基层警察自己取证，于是我见过的这位就被反复要求录口供，全以口供佐证。
感谢分享。向您致敬。您拥有了不起的勇气和智慧。请问您逃离中国后在外国申请庇护成功了吗？
>> 感谢分享。向您致敬。您拥有了不起的勇气和智慧。请问您逃离中国后在外国申请庇护成功了吗？
刚逃出来，离走完程序还远着呢。走程序要好几年。因此奉劝各位千万不要觉得 asylum 很好玩没事就去申请一个玩玩。除非真的有必要寻求保护，不然不推荐走 asylum 这条路。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庇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自己的故事，而不是我在长岛见到的那些什么声称自己是计划生育受害者但只有口供，而且矛盾百出的人。
虽然非常感谢作者分享人生经历，也喜欢庇护早日成功，但就个人做法来说，如果不能联系到律师或者使馆（如果是外国人），还是应该早日认罪争取获得自由。之后可以选择原谅他，或者学习杨佳走来世路线。总之和平抗争毫无意义，含冤枉喊上十年，打一针也能让你闭嘴。
虽然非常感谢作者分享人生经历，也喜欢庇护早日成功，但就个人做法来说，如果不能联系到律师或者使馆（如果是外国人），还是应该早日认罪争取获得自由。之后可以选择原谅他，或者学习杨佳走来世路线。总之和平抗争毫无意义，含冤枉喊上十年，打一针也能让你闭嘴。
>>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庇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自己的故事，而不是我在长岛见到的那些什么声称自己...
哈哈，我带出来的证据文件才多呢。总共 6 件文件的原件都带出来了（包括文中提到的〈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已经因为只能保存在裤兜里被揉搓得不成样子了），并且都进行了翻译，作为证据文件提交了上去。还有当时警察去我家抓我的视频，由于家里有安装监控，因此也作为证据文件提交了上去。
一开始的自述文件写了近百页，律师说你写太多了，都快成写自传了。还有，写那么多别人的事干什么，都删掉（最初的原文里有更多小细节，包括过程中的这些警察们其实都挺反习的一些小细节），于是才形成了这篇，但律师还是不满意，最后经过他的重构，就只剩十来页了。
>> 哈哈，我带出来的证据文件才多呢。总共 6 件文件的原件都带出来了（包括文中提到的〈变更羁押期限...
光写庇护材料不是不行的，你先得出国，然后再去申请庇护，这就比较困难了。
毕竟政治庇护制度很大程度上属于benevolence,你不能指望各国政府往上倾注太多的友善。
>> 光写庇护材料不是不行的，你先得出国，然后再去申请庇护，这就比较困难了。毕竟政治庇护制度很大程度...
我已经润了啊。所谓的「带出来」的意思就是带着这些证据离境。
p.s.: 文章的最后一段也写了离境的经历啊。
>> 哈哈，我带出来的证据文件才多呢。总共 6 件文件的原件都带出来了（包括文中提到的〈变更羁押期限...
材料来之不易，可以考虑安定和安全之后写本书，需要匿名就写成小说，隐去所有细节，否则列出原始材料。
一个书号好像是几百美金，不是很贵。在亚马逊上虚拟出版就好，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一下。
太长，细节太多，太啰嗦。这应该是没有经过律师的版本，否则只能说这个律师的专业性一般。
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以及不同国家程序有不同，但通常是先写一个简要说明，立案开庭后由法官（移民局官员）询问细节，那些细节才是判断案件的关键点。
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以及不同国家程序有不同，但通常是先写一个简要说明，立案开庭后由法官（移民局官员）询问细节，那些细节才是判断案件的关键点。
>> 不要用华人律师或指定的公派免费律师。
其实我都不想找律师。然而证据翻译件必须由 legal representative 提交（尽管其实仍然还是我翻译的版本，只不过相当于让法律援助律师去帮忙认证了一下），没办法才用了法律援助律师。
不用法律援助是不可能的。近万镑的代理费没人负的起，或者说，你也拿不出来，因为中国大陆不允许你拿出这么多钱来。
>> 不要用华人律师或指定的公派免费律师。
至于华人律师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我一开始也是想着不用华人律师的。因此托我一个在国内的律师朋友联系了一个在英国的本土人律师朋友找这方面的材料。然后那个英国的律师（她本人并非移民方面的）给了一个检索门户，可以检索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做这方面案子的律所。经过条件筛选之下筛出了三家律所，其中查完资料后综合之下挑出来的最好的一家（这家的专长就是 asylum），联系上了之后，对方还是给排了两个华人律师来负责这个案子。（律所方面的考量就是，什么族裔的客户就让什么族裔的律师去接，这样他们能够最为了解，因此如果是阿拉伯人可能就给派阿拉伯裔的律师了。这个律所还是小有规模的，在这边也挺有名的，Google Maps 上评分也蛮高的，就姑且信之吧。）
感謝分享，祝以後一切順利。
樓主加油!
樓主加油!
>> 感謝分享，祝以後一切順利。樓主加油!
谢谢。
>> 至于华人律师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一开始也是想着不用华人律师的。因此托我一个在国内的律师朋友联系...
我曾认识一个前中国法律工作者，在欧陆某国申请政治庇护，自认为法律思想是不分国界的，自己准备了所有材料，只跟援助律师聊过一次并与其争论自己材料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因为他自己清楚援助律师都是什么性质，每年必须完成援助任务而已，占用时间且没有收入没有声誉。等了2年半，开庭4次，拒绝，驱逐出境+2年欧盟入境禁令。2年后又出来，换了个国家，自己花钱找本地最贵的律师，连翻译都自费换了3次只因其普通话不标准而怀疑其专业性，装傻逼，律师问什么说什么，还问律师应该怎么编更好。开庭一次通过，连政庇都不是，直接是宣言难民。
都沦落到庇护了还相信华人援助律师，只能祝你好运了。当然，没钱也没办法。
>> 我曾认识一个前中国法律工作者，在欧陆某国申请政治庇护，自认为法律思想是不分国界的，自己准备了所...
> 还问律师应该怎么编更好
这事我不能接受的，我只能接受陈述事实且只有事实。律师有暗示我往一些方面写得严重一点，我坚定地拒绝了。
> 开庭一次通过，连政庇都不是，直接是宣言难民。
完全没看懂这句话，可能是不同国家的流程不一样吧。在我这里是先 screening interview, 然后填 PIQ 表，然后等 substantive interview, 然后等 first decision, 如果 first decision 不过再上诉。
另外在这边也没有所谓的「政治庇护」一说，所有人都是在 claim asylum (无论原因是否是政治的), 最后的结果是：活得 refugee status, 获得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获得其他形式的 leave (这个统计表上看不出是啥), 自愿有条件离境（这个没在近几年的统计中见过）或者就是被拒。
话说 2 年半能出四次庭（假设欧陆在首次上诉前也至少要有两次 interview 的话）这效率已经很厉害了。在这边有的人等了五年还没等来 substantive interview.
>> > 还问律师应该怎么编更好这事我不能接受的，我只能接受陈述事实且只有事实。律师有暗示我往一些方...
那个国家符合宣言的难民是第一等级，因其他原因需要庇护是第二等级，第一次给予的居留年限不同，续期的要求也不同。但二者侧重点不同，需要专业律师指导如何有针对性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看来你认为自己准备很充分，并对自己的故事有很有信心，那就祝你好运吧。
>> 那个国家符合宣言的难民是第一等级，因其他原因需要庇护是第二等级，第一次给予的居留年限不同，续期...
好吧，这边就 refugee 和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两种。而且后续路线几乎一致（只有极其细微的差别，但对于普通守法者且无出境需求的就几乎没有差别了）。
哪有什么充分不充分，对于一个需要数年才能获得 first decision 还只有 8% 的通过率的地方来说，其实就是躺下来等罢了。
>> 对我们这些正常留学或者工作移民的人来说，已经很神奇了。可能因为假政治避难看的太多，见到你这种真...
假庇护的也把我们害惨了。现在人家一见是中国人先在心里写个「不相信」。而且那么多报难民的，报了拿了 immigration bail 就跑，导致他们的案子堆积在哪里我们也要往后排队。去年一年就处理了36个中国大陆的避难申请，而截至今年九月底，在等候处理的来自中国大陆的避难申请就已经破2000了。要是一年还是36个不知道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就算速度提高10倍，也差不多要等四五年……